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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管理 内部防盗商业秘密商业间谍 个人信息 知识产权公共关系舆情控制 危机公关涉黑防范防黑社会 网络打手商务消费购物安全 娱乐安全企业治安偷盗防范 治安事件出行安全车驾安全 商旅安全 身家安全少儿安全 居家安全 食品安全 医疗安全 网恋安全 ·媒体：危机公关失败 三亚市委书记的歉白道了三亚旅游刚刚经受了一场近乎崩盘的危机，包括住宿、餐饮、购物、出行在内的旅游产业链的每个环节在春节假期同时出险，实为整体商业环境出现了系统性的“病变”，绝非简单的“软环境”问题。
有旅游文化学者认为，从消费的角度讲，三亚危机是价格欺诈、价格扭曲、价格歧视；从旅游市场角度讲，地方政府监管低效；从城市管理角度讲，三亚的公共管理水平亟待快速转型和升级。
回顾这场目前已升级到3.0版本的三亚危机，从罗迪微博在网上热传之际，三亚当地政府便积极在网上进行回应解释，随后又是调查又是开发布会，甚至连市委书记都出来表示道歉。反应不可谓不快，行动不可谓不及时，但“零投诉”门、“操作失误”门、“媒体叫板”门等一系列不当言行，却让这场危机公关行动到了完全失败的边缘。
“零投诉”门
1月28日，罗迪微博在网上热传，“三道菜4000元”引发网民热议。次日下午，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官方微博连发3条，回应了此次“春节宰客”事件。由于其回应的内容存在争议，每条微博都遭到大量网民嘲笑、质疑。
第1条微博：节后上班第一天，发现新浪微博《在三亚吃海鲜被宰，引发热议》，跟帖人数至中午三万多人。这条微博引起三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批示：要迅速深入调查，决不容忍欺客宰客现象影响三亚，影响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形象。
第2条微博：三亚市工商和物价部门迅速行动，紧急召开了专题会议，联系微博作者罗迪，并通过罗迪找到了高先生（罗迪不是亲历者，高先生才是）和那家海鲜店。已勒令该店停业整顿，调查组已进店调查取证和处理。三亚对欺客宰客行为，决不姑息，严罚不贷。
第3条微博：今年春节黄金周在食品卫生、诚信经营等方面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注：零投诉），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
中国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王生升：“零投诉”不等于没问题。随便在网上搜搜，游客在三亚被宰的经历，何止几箩筐？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三亚政府的话语体系明显打着自我开脱的烙印。消费者你自网上哼哼，我却置之不理，以某种掩耳盗铃之态发官腔官调，某些官员的公关素养可见一斑，公关危机的爆发也就咎由自取了。
伟达公关高级副总裁孙玉红：三亚政府与公众完全不在一个语言体系内沟通。否则，在一片讨伐声中三亚官方微博怎么会发布零投诉的公告？只能说明三亚的官方微博仍旧被三亚当成了发布红头文件的平台，只是冷冰冰地发布公告而已，无视消费者的存在。三亚还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服务型的城市，政府的思维还不具备一个旅游型城市的政府应该具有的服务型思维方式。
“操作失误”门
1月31日，三亚市新闻办主任孙苏向公众道歉，指出“零投诉”此句系操作失误，表述不清。本意是“春节期间三亚海鲜排档、水果零投诉”。其官方微博向网民道歉：“上一条微博表述有误，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敬请广大网友见谅。”
孙表示：“该官方微博系三亚市新闻办负责运营，新生事物，此前并未有操作经验，以后会多加学习，并向网友道歉。”
中国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王生升：在之后的回应中，我们看到了“因表述失误致歉”，致歉难掩三亚旅游业乱象，怎一个“失误”了却？立马行动，查处问题所在，给受伤害的游客一个说法才是硬道理。公关沟通中，站在弱势一方，表达同情、给以关怀、献上爱心最是暖人心的做法。同时，体现解决问题的执行力，将化解更多愤怒和质疑。对三亚官方接下来的做法，我们尚需观察。
伟达公关高级副总裁孙玉红：在危机处理中我们一直说“舆论法庭不同于司法法庭”，“零投诉”这种错误又一次被重复。更何况，难道三亚市政府真的自信到认为三亚没有任何服务问题吗？这种把消费者放在对立面的做法和心态是危机处理中的大忌。
这显然迅速点燃了微博上本已沸腾的不满情绪。不管后来三亚市政府在发布会上态度如何谦卑，消费者都不买账了。
城市危机处理虽然和企业危机处理很相似，但公众对城市管理者的期望值比企业管理者更高，因此危机处理的难度更大。由于你是政府，公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期待显然要高于一个上市公司，有理由要求政府诚信、透明、为公众服务。因此城市管理者更需要严格执行“关注与诚实、迅速处理、后续整改措施”的原则。
“追责”门和“叫板”门
1月31日， 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春节黄金周旅游接待工作媒体通报会，通报近期备受关注的游客春节期间在三亚被宰事件的进展情况。通报称，微博反映春节期间三亚海鲜排档“宰客”的事件，目前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案件查办工作存在很大的困难。
三亚市工商局要求，发微博反映此事的罗迪和微博中提及的消费者高先生迅速与三亚市工商局联系，为案件查办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新闻发布会上，有关官员同时还表示，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
次日，当地媒体头版头条点名：说三亚宰客的网友站出来。
燕赵都市报：可以理解，媒体头版头条让叫罗迪的网友站出来，本意是恳请当事人出面合作协助调查——可结合当地官方“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来看，更像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恐吓”了。仿佛这个叫罗迪的网友坏了三亚的形象，官方和媒体同仇敌忾让这个网友站出来，然后追究他的责任。一边说“恳请当事人出面合作”，一边又说“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如此表达，哪里有“恳请”的诚意，纯粹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
新浪微博用户@今天阳光灿烂_Tony：又是一个失误的危机公关。这不是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抱怨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三亚政府不但不道歉，去整改这个行业，反而准备拿出公权力找个“造谣者”出来，就是你真的认定了一个“造谣者”又如何，有人相信你吗？
新浪微博用户@柳里人：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府，既要谦虚接受人们的赞扬，更要谦卑地接受人们的批评，谨慎、客观地解决人们反映的问题，而不是以“恶意攻击”给人扣帽子。要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要知道游客是可以用脚来投票的。
“市委书记道歉”门
三亚市委书记就宰客事件向公众道歉，表示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虚心接受批评，努力向国内外优秀旅游目的地学习，实实在在做好市场监管，真正把三亚打造成高品质的度假家园。
燕赵都市报：市委书记的道歉，本能部分挽回损失的形象，可有关部门纯属多余的一句“对三亚恶意攻击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将市委书记的道歉效应抵消得一干二净，让人感觉当地官方一边在以道歉作秀，一边却把公众的批评和质疑当成了敌人，出言恫吓。
南方都市报：三亚的宰客行为是否真如市委书记的“正式道歉”中所言，仅限于“今年春节期间”，是否依然是所谓“个别”现象？大前提打了埋伏之后的歉意，可能已然埋下了卷土重来的隐患。
“签字就不算宰客”门
当天，三亚市工商、物价部门执法人员在检查当地某些海鲜店春节期间高价出售海鲜食品时表示，顾客投诉的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物价太高了，而顾客只要在点菜单上认可签字了，一般就被认定为合理消费，不算宰客。
南方都市报：签了字就你情我愿，不再是宰客？如此刻意规避责任的说法，已然连最起码的民事合同规则都径自无视，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这些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置于脑后。
广州日报：“天价账单”的宰客行径很明显，可为何当地工商局却抛出“签字不算宰客”的荒唐逻辑？公众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权力对当地经商者的一种护短？因为即便消费者签字了，也存在着被胁迫、被隐瞒的情形。
·尚未结束的控诉——“三亚宰客门”追踪报道持续了近一周的“三亚宰客门”事件似乎并没有终止的意思。继《国际旅游岛商报》2月1日的一篇报道《罗迪和高先生，三亚请你们站出来》，网友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媒体的“高姿态”让众多网友无法接受。同日上午10点，三亚市委市政府举行媒体见面会，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对2012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反映的海鲜排档、出租车及个别景区“宰客”现象表示歉意。
不过，事件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扭转。
尚未结束的控诉
似乎为了回应早前三亚工商局因无确切证据很难从严执法一说，2月1日网友“黑人光辉”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高达9000多元的海鲜账单。据南海网消息，2月2日上午，位于三亚湾路的海岛渔村餐厅的老板之一已承认此事。该店股东之一张荣伟表示，“物价局的价格贴了，点菜的时候也经过他们同意，最后发到网上"搞"我们，我们生意怎么做?”
目前，三亚市物价、工商等部门已介入调查，该店已经停业。三亚市物价局新闻发言人陈金波表示，将会根据调查的情况，会同工商等部门依照规定给出具体的事件处理意见，事件进展也会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
而同样是2月2日，网友夜莫嫣发布微博，称与爸爸在三亚市凯丰大酒店社区凯丰花园被10多名保安殴打。据悉，三亚市公安局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海鲜档主的“明规则”
自1月28日罗迪先生的那一条微博开始，各种有关三亚宰客的控诉席卷而来。百度百科甚至因此成立新的词条“三亚宰客门”。而事件的主角三亚海鲜档档主也开始向媒体爆料，称海鲜档宰客在三亚几乎是“明规则”，不宰客的海鲜店甚至会被同行排斥。据《广州日报》报道，因的哥、导游要收取回扣，海鲜价格也被抬高，回扣率高达40%，不宰客的海鲜店反倒会被同行视为“异类”，甚至被排斥。也有导游称，假日三亚客房价格高还因为这些房间到游客手中前通常要加几次价，三亚本地一些旅行社和炒房者假日前会通过囤房来牟利。
尽管政府有各种明文规定，不过貌似只是一纸空文。2月2日，三亚市物价局在其官网上公布了《三亚市海鲜品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按照规定，海鲜排档餐饮业经营者海鲜品的购进价格在不高于社会平均批发参考价格10%的幅度内确定。若发现海鲜排档不按最高销售价格标价，可拨打电话向物价部门投诉。
当地人的思考
在一个名为海南人的网上家园“阳光岛”网站上，众多海南网友在反思此次三亚危机。对于此次三亚政府的危机公关处理能力，众多网友表示并不满意。
网友“长寿村夫”表示，“三亚方面应该狠狠处罚用实际行动抹黑三亚的两类“害群之马”，一类是宰客的奸商，一类是因不作为或乱作为而火上浇油引发轰动“三亚宰客门”事件的个别官员；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广大对三亚旅游环境提出质疑的网民与游客！”
网友“一笑了之 ”则表示，应该“一手抓"危机公关"治标，及时遏制事态恶性发展；一手抓"法治"治本，正本清源地彻底解决问题！”
·三亚、丽江旅游宰客不断 凸显旅游与文化两张皮网友罗迪晒出的一张就餐账单引发了一场三亚旅游信任危机，一时间，“拒绝宰客”成为最火的微话题。媒体随后报道，云南丽江等旅游景点也频频现身“宰客榜”，夺人眼球的新闻挺多，如丽江“艳遇女”实为酒托，又如7名游客在厦门海鲜排档点了五菜一汤，其中只有三个为海鲜，竟收到了一张9560元的天价菜单，这些无不让人感到“宰客”之道绝非三亚“专利”。
一定程度上，三亚只是一个“典型”，毋庸讳言，推开三亚宰客门，呈现的是全国不少地方旅游市场存在多年的宰客潜规则与宰客利益链。这潜规则要落到实处，靠的是导游、出租车司机、商户等一条龙“服务”，在完成“宰”这个目标之前，要经由“骗”“拐”“诱”“蒙”“坑”“吓”“虐”等一系列“工序”，其间不少“工序”涉嫌经济诈骗与暴力抢掠，奇怪的是宰客之风就是能畅行大江南北。
说说我自己的一次被宰经历，虽然受害不深，但或许能说明某方面问题。几年前一家人去某著名景区游玩，租了一只小船，没想到船驶出不一会儿，划船的船娘就开始兜售她的茶水，普通茶20元一杯，“好茶”得50元一杯，用的也就是一次性塑料杯，我要拒绝的话怕这一路她一不高兴，不知要把我们带去哪儿，人在江湖船上漂呀，奈何，只能要了一杯茶。而在游完景点往回走时，她的船又划得出奇地慢，后来才明白，原来她是为了让这只船撑到两个小时多几分钟，哪怕是只多1分钟，那样的话游船中心又可多收50元钱。我想不明白的是，她是如何从这50元中分一杯羹的。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很多地方发展旅游经济的思路，以至于会为一个“李白故里”争得面红耳赤，连地方工商局都要凑热闹来做裁判。所谓“文化”，当然是地方的传统优秀文化，大而言之，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某一组成部分。比如丽江古城，是被联合国所承认的获称“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个保存着东巴象形文字、东巴教、纳西古乐的古城，这个环列着手工建造的土木结构房屋、随处可见小桥流水的古城，其纳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讲义气重信用”。可旅游经济一唱戏，却让人有了“不去丽江的三大理由”，无论是“一杯鸡尾酒80元，丽江待客不‘温柔’”，还是“司机无证营运，旅游行程被耽误”，还是“酒吧‘被艳遇’，四倍高价敲竹杠”，都与“讲义气重信用”背道而驰，这旅游“文化”弘扬的还是丽江的优秀传统文化吗？
说到底，文化是重“道”重“义”的，旅游经济是重“利”重“势”的。两者之间当然有平衡点，而掌握着制衡权力、能让旅游与文化得以和谐交融发展的，当然是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很多旅游景区的地方民族是以热情待客著称的，绝不是以善于“宰客”臭名远扬的。要把旅游与文化得以统一，而不是割裂成两张皮，需要地方施政者长远的眼光、超凡的智慧与似水明净的善心。
·要找出压垮“宰客门”的最后一根稻草苏州游客丁先生称在厦门一家海鲜排挡点了5菜1汤，其中只有三样海鲜，结账时达9560元。丁先生报警后，在警方协调下，店方退回3500元。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老板称点菜员是临时工，已被辞退。(2月5日《海峡导报》)
三亚或许应该感谢厦门，因为沸沸扬扬的“三亚宰客门”事件正在愈演愈烈，有关部门别说行动，光是回应，就足以忙得焦头烂额。从零投诉到签字不算宰客，三亚“宰客门”事件被推上舆论高峰，可就在此时，“厦门宰客门”事件喧嚣而至，舆论关注的阵地迅速转移，厦门成为众矢之的，而三亚的关注，却远没有之前那么多，大有向不了了之方向发展的趋势。
看到这“厦门宰客门”，公众应该可以明白，为何三亚当时的回应“签字不算宰客”能引发那么大的舆论关注了。当你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异地消费时，当你看到离奇菜单时，你本想当时就争议一下，以示维权，也很想拒绝付款签字，可看到周边蠢蠢欲动的人群时，难免有些担忧，为免皮肉之苦，自然只好先“逃为上策”，继而通过网络或联系警方，再对自身的权利进行维护。而感同身受的弱势地位，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如同“待宰的羔羊”，这是引发共鸣与关注的力量源泉。
遗憾的是，又一起“宰客门”，这次的危机公关学，同样是如此经不起考量——宰人的是临时工，目前已经被辞退。每个人看了，皆会“会心一笑”。“临时工”的神通广大，我们早已知道，如果这“厦门宰客门”中点菜员是“临时工”，那么收银员总有常识吧？为何不阻止呢？难不成收银员，也是“临时工”？更何况，一个点菜员，自身又拿不到钱，又有什么必要去“宰客”呢？显然，这逻辑上很难成立，也让你我费解。
这“厦门宰客门”事件，临时工又唱了主角，而当事的海鲜店，也已停业整顿，似乎事件就此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实则不然，出问题了，停业整顿本应有之义，而“临时工”事件，仍有待肃清，仅凭自说自话，很难形成现实的公信力，回馈公众质疑。当真相尚未抵达时，辞退临时工，不是一个完美的句号，而是一个反思与反省的逗号。
何以，旅游风景胜地，总是“宰客”不断，成为公众心中难以回去的痛？又为何，消费者显得如此无力，面对天价账单，只能先付款后曝光，甚至连曝光的勇气也没有？面对接二连三的“宰客门”，要怎样才能渐渐关上……这，或许是每一个人心中皆存在的疑惑，的确，每个旅游过的人，都对“宰客时”自身的弱势感同身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是遭遇过被宰的经历的，这些经历，只有金钱多少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差异。
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那么我们必须呼吁关上“宰客门”。当辞退临时工这样的公关都出来时，我们发现，“宰客者”的公关学，其实也在不断地与消费者的博弈中发展。面对“宰客门”，有时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发现一起，严查一起，甚至进行“行业禁入”，不信这起不到任何的震慑效应？此时，最为关键的是，决策者能否有这样治理的勇气与决心？在有关部门充当保护伞的暧昧传闻中，如何找出压垮宰客门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摆在眼前最为迫切的难题。三亚“宰客门”事件：情感和姿态比数据更重要网络时代的政府危机应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讲究应对技巧，还应该转变应对观念。应对恰当便能解除危机，获得理解，甚至收获口碑;应对不恰当舆情状况可能雪上加霜。政府形象的修复，公信力的增值，依赖于优质的危机公关能力，透过三亚市政府应对游客被宰事件可以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不足，亟需改善。
宰客现象升级为事件
司空见惯的宰客现象何以升级为网络事件，并受到传统媒体社论的“眷顾”，三亚游客被宰事件危机应对值得深思。按照经验，类似的宰客现象并非孤例，全国各地的旅游陷阱不计其数，尽管三亚具备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尚不足以到墙倒众人推的地步。该事件所引发的恶劣影响不是基于人们对三亚这座城市的偏见，而是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在危机应对过程中的表述失当。在1月29日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回应中，其中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年春节黄金周在食品卫生、诚信经营等方面三亚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并得出“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的结论。
微博发起的调查显示，有72%(2282人)的游客在三亚遭遇过宰客行为。民间普遍的叫苦与官方的自我感觉良好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官方发布回应微博后，事件随即升温，截止1月31日中午，三亚市政府的第一条回应微博评论达13000多条，转发近两万次。舆论的强烈反响主要基于对回应客观性的质疑，“接到投诉”与宰客现象是否存在没有必然联系，民众对此事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现象本身，期待的是政府致力于解决问题，三亚方面避重就轻，用冰冷的数字来搪塞，甚至是回避民众的诉求，不仅不能应对危机，反而激发了民众的反感情绪。
危机应对：情感和姿态比数据更重要
资深媒体人周明华在微博中评论三亚方面的危机应对，称“这样的政府回应，几乎让所有阅者大跌眼镜，颇似公开撩拨被宰游客的神经，让他们继续为‘被宰之行’闷闷不乐。”并表示“如此固执地抛出‘零投诉’结论，只能进一步拉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就应对技巧而言，此次三亚方面的舆情应对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未能将解决问题放在危机应对的第一位，在首条回应微博中，不仅表述不当，而且将“零投诉”表述放在最为靠前的位置。
总结微博传播的规律发现，为了追求较大的传播效果，在撰写微博过程中，应当秉持“观点先行”的策略，即应当尽快亮出观点，方便与受众互动交流，当然，这不仅对传播观点、辐射影响作用重大，对负面信息的传播同样如此。三亚方面在危机应对中没有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迫切表功，表现出的对数据的饥渴，不仅未能缓解民众的消极情绪，反而引发了舆论的反弹。然而，无论是官民互动还是普通网友间的日常交流，都需要一定的情感润滑剂，以化解彼此在距离上的疏远和人际关系上的隔膜，冰冷的数据不能拉近官民的距离，危机应对过程中，原本据于守势的公权力一方，更应该重视情感表达，以显示其谦卑姿态。
危机应对须革新对话观念
危机应对技巧失当与互动观念陈旧并行不悖。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在论及此次三亚的危机应对时提到以下几点缺陷：1、因果逻辑不清：“没有接到一个投诉、举报电话，说明整个旅游市场秩序稳定、良好”;2、事实掌握不明：据某网友微博反映“投诉电话没人接”;3、内部统计信息未共享、未调查研究，新闻发言草率、表态混乱;4、微博发言拟文官腔官僚。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则认为，此次三亚危机应对暴露出两个问题，1、急于发布信息，未能全面调查事实;2、急于引导舆论，未给公众情绪宣泄以足够时间。
网络上的官民互动不同于传统文件式的上传下达，浸淫于互联网中的民众，早已完成了对权力的解构，官僚气息不经意间的流露，敷衍搪塞的任何企图，都能引发网民的质疑与批评。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官方只有在表达严谨、客观的基础上，放下姿态，诚恳交流，方能化解危机，收获理解。·安徽老板迷上传销 把家里人都骗到了嘉兴在很多人看来，传销的“发财模式”就是相互欺骗。但仍有人对传销趋之若鹜，甚至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昨晚，一名安徽小伙子发现自己被哥哥欺骗了后，赶紧向嘉兴警方求助。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小伙子的不少家人都入了传销组织。
这名小伙子来自安徽无为，家境很不错，哥哥是个老板，有一辆广本轿车。但是过年之前，小伙子的哥哥来了嘉兴后就变了一个人，不断对家人说在嘉兴找到了便捷的生财之道，并让家人来嘉兴投奔他。小伙子的哥哥平时在家里很有威信，因此小伙子的嫂子、两个侄子、嫂子的姐妹、嫂子姐妹的家人等，都来了嘉兴。
小伙子哪里知道，哥哥所谓的生财之道，其实就是做传销。
1月31日，小伙子风尘仆仆地赶到嘉兴时，才发现情况很不对劲，怎么家人都在学习如何待人的课程？而且口号喊得震天响，说一年要赚1000万元。给大家上课的就是自己的哥哥，吃的是南瓜，睡的是大通铺。不但如此，哥哥还让他缴纳会费3000多元。
昨晚，眼见问题比较严重，小伙子就找借口跑了出来，然后直奔东栅派出所，向民警寻求帮助。
很快，民警就在嘉城绿都的两处出租房内找到了小伙子的哥、嫂等人。小伙子的哥、嫂恼羞成怒，不断怪小伙子多事，并坚称自己不是搞传销，而是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他们不肯说。
说到动情处，小伙子突然跪下求哥哥。随后，民警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后来，小伙子的哥哥答应带家人离开嘉兴。·高压打击下电信诈骗正处蛰伏状态“您好，我能骗你点钱吗？”
龙年央视春晚，一个以公安民警卧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为主题的小品《天网恢恢》，在给广大观众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反电信诈骗普法课。“不要给老百姓找trouble(麻烦)”等剧中台词，更是成了今年走红的网络流行语。
公安部刑事犯罪侦查局侵财犯罪侦查处处长王丰今天对《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电信诈骗犯罪正处于蛰伏状态。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近期没有较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发生。
诈骗变种层出不穷
王丰用“防不胜防”描述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狡猾。
据他介绍，电信诈骗最先从台湾兴起，号称社会一大公害。近年来，逐渐向大陆以及东南亚渗透，并呈蔓延之势。受害群众被骗金额少至几百上千，多则几十上百万元，最多的竟达2000万元之巨。
“剧本不断升级，手段不断翻新。”王丰说，电信诈骗犯罪的一大特点是诈骗分子处心积虑炮制新骗术，不断催生变种，从初级形态的“猜猜我是谁”到谎称中奖，再到冒充公检法机关领取涉案财物、传票，电信诈骗犯罪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由于今年火车票全面推广网络购票，这一新生事物很快就被诈骗分子瞄上。春节前夕，北京警方发布预警，春节前后可能会有新的电信诈骗手法出现，同时，因火车票实行网络购票带来的诈骗案件可能高发。
不仅如此，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也是煞费苦心。电信诈骗大多实施跨国犯罪，窝点在东南亚和台湾的主要诈骗中国大陆人，而窝点在大陆的则主要诈骗台湾人。同时，不少诈骗集团实行企业化运作，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剧本设计、话务、取现……各个环节严密配合。几十上百万元的资金到账后，诈骗分子几小时内就能分散到几百个分账号，并套现走人。
跨境抓捕成果空前
2011年，大陆警方、台湾警方联手东南亚等国家地区警方接连破获两起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涉案金额之大、人员之多、地区之广前所未有。在“9·28”电信诈骗案中，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828人，涉案金额高达2.2亿元人民币。
尤为瞩目的是，在这些案件中，经公安部协调，我警方派出专案组奔赴东南亚各国实施抓捕。数百名大陆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后，随即被押解回国。跨国抓捕的力度和决心，对犯罪分子构成了极大震慑，也有力地说明：只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不管犯罪分子逃到哪里，我国警方都有能力把他们抓获归案！
接连破获的跨境电信诈骗大案，也清晰地暴露出电信业务运营管理方面的漏洞。
诈骗分子之所以屡屡得逞，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受害人对诈骗分子使用的“官方”电话深信不疑。犯罪分子只要花很少的费用，就可以通过非法电信运营商开通VOIP网络电话，绑定任何一个电话号码，让这个号码显示在接电话人的电话上，还可以任意修改。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黄祖跃此前对媒体表示：一些非法电信运营商为虎作伥，成为犯罪团伙的帮凶。
重点打击上游犯罪
“打击上游犯罪将成为警方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重点。”王丰说，在这方面，加强与电信、金融行业机构以及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打击合力至为关键，这也是公安部下一步重点努力方向。
在打击非法电信服务商方面，公安部将加强与工信部等相关部门的合作，严厉打击为电信诈骗提供服务平台的经营者，从而切断国际端口和“任意显”技术。
如何落实银行卡、手机卡实名制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又一难题。王丰介绍，一些电信诈骗团伙拥有银行卡、手机卡达上万个，由此催生专门的“开卡公司”为其提供服务。因此，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电信运营服务商在为客户开立账户时，如何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确保申请人开户资料真实、完整、合规，以及如何对嫌疑账号进行监管，需要相关部门在广泛沟通的基础上方能达成。
“公安机关也将继续加强与台湾地区、东南亚等国家警方的情报共享和执法合作，一旦发现跨境诈骗团伙窝点就采取措施，及时打掉。”王丰说。·不少旅客乱丢火车票 手机5秒就能解密二维码信息近日，网上广为流传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二维码识别软件，就能把火车票二维码信息读取出来。
昨日，记者证实了这个信息。
一位姓王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记者用智能手机下载了一个简单的二维码识别软件，再配合手机摄像头，对着火车票右下角的黑色正方形，不到5秒就把王同学车票上的身份证号读了出来。
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旅客,不要随手扔火车票，或者把车票上印着姓名的部分撕掉就算了，也许这些小小的细节，就会让你的身份信息给泄露了，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不少旅客乱丢火车票
2月3日，记者随机采访了近10名市民，他们对火车票大多是事后丢掉，对于火车票的信息，都不太关心。
“过一段时间会丢掉，当时不会丢。”刘小姐说。
“出差就留下报账,自己坐火车的就丢掉呀。”张小姐说出了大部分市民处理火车票的方式。
实名制火车票面上，有乘客姓名、身份证号码相关信息，丢掉后不怕信息泄露吗？“实名火车票身份证号隐去4位，别人捡到我的车票，最多只能知道我的名字而已。”刘小姐并不知道，实名制火车票的“安全漏洞”。
其实，实名制火车票上，右下角有一个黑斑点组成的正方形，这叫二维码，里面隐藏着乘车人的身份证号码、火车票号。
5秒就能解密二维码信息
用一部手机，一个软件，就能识别实名制火车票上的二维码信息吗？
3日，记者体验了一次，不到5秒就解密了车票上的信息。
当天，记者用的是一部智能手机，先下载安装二维码解码的免费软件。
接着，启动二维码软件，对准一张“南宁至武昌的1628次” 列车票右下角的正方形。
在手机的二维码取景器窗口距离车票约10cm高处取景，此时，软件会自动对焦，拍摄，不到5秒，手机屏幕上就会自动显示黑斑点正方形里面的信息。这信息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包括身份证号码、火车票号。
就这样十分轻松地把火车票二维码里面的信息解密了，乘客的信息随即泄露了。
撕碎再扔掉，报销时用笔涂掉二维码
火车票出现这样的缺陷，铁道部门是否有改进计划？乘客如何应对呢？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目前针对用二维码软件就能解读出火车票乘客信息的问题，暂时没有相关改进的方法。
不过工作人员提醒，乘客到达目的地后，不要随意丢弃曾用过的实名制火车票，一旦实名制火车票的信息被不法分子盗用，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觉得曾用过的火车票没有用途，在将其丢掉之前，最好把火车票右下方的正方形二维码撕碎；如果要用实名制火车票进行报销，可以用笔涂掉二维码，这样处理，可以确保自己的信息不外泄。
为啥会泄密
1.火车票右下角的方形二维码里，记录了购票人完整的身份证号等信息。
2.目前国内大部分使用的二维码只有一种算法，并且已经被复制和破解。
3.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有可能对旅客进行电信诈骗、骗办信用卡、手机卡等犯罪活动。
啥叫二维码
二维码是由一个二维码矩阵图形和一个二维码号组成。二维码可容纳多达1850个大写字母、2710个数字或500多个汉字。二维码可以存储网址、文本、邮箱、电话、个人名片及地理坐标等各类信息。
二维码在日本和韩国应用广泛，普及度达到96%以上，中国已经逐渐流行，目前主要应用于火车票、地铁广告、报纸广告、软件下载、购物凭证、食品标签及票务防伪。·三无业男子以合作开发土地为名诈骗开发商千万冒充汇丰公司、汇银集团的名义，暗示在中央有关系，三名无业人员以合作开发土地的名义诈骗了开发商1000万元。近日，一中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三人有期徒刑12年至无期徒刑。
虚构背景，骗签协议
金某、戴某是北京吉天实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
据他们称，最初经人介绍认识了“萧军”，当时萧军递上了一张名片自称是汇丰富源（香港）投资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CEO，以及汇银集团的董事长。
一中院判决书显示，“萧军”正是本案62岁被告人肖永革，他的两名同伙分别是44岁的刘国增、62岁的徐立成，当时刘国增、徐立成自我介绍的身份分别是汇银集团中国总代理及执行董事、集团董事等。
但事实上三名被告人都只有初中文化，案发前都没有工作，刘国增还多次因盗窃、敲诈、故意伤害案件入狱。
据金某称，当时接触一段时间后三人不断暗示“萧军”在中央内有很深的背景，而他们的公司在美国、香港都有分支机构，还向其提供了一张汇银集团的资金证明，于是他才打消顾虑与三人签订了合同。
签订合同后骗“疏通费”
按照合同约定，汇银集团分别出资31.5亿、31亿美元用于购买昌平区小汤山镇大汤山村一块2300亩的土地和后期建设，而金某负责租赁土地并办理工商注册等事宜，日后金某可以拿到20%的股份。
据金某称，合同签订后三人便以汇银集团出资需要从香港招商银行汇过来，而汇款则需要行长签字为名，提出要钱打点关系，先后三次骗取金某1000万元。事后，金某没有等来汇款。
案件材料显示，这些钱都被三人用于了买房买车。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三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肖永革无期徒刑、刘国增有期徒刑14年、徐立成有期徒刑12年。·要警惕外国知识产权人的“苦肉计”“苦肉计”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运用最成功的例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周瑜打黄盖”。现在这个计谋被很多外国知识产权人用得很好，说明孙子兵法在国外传播得不错。
在最近山东高院和北京高院分别受理的韩国晓星公司诉国内某氨纶生产企业侵犯商业秘密案和美国超导公司诉国内某风电制造企业侵犯商业秘密案中，“苦肉计”被韩国公司和美国公司都用得很好。根据笔者搜集的两案材料，两案的故事情节十分雷同，如出一辙。原被告对薄公堂前均是多年的合作伙伴，由于国内企业通过引进、吸收、消化逐步掌握了核心科技并不再依赖外国公司的技术，致使双反的合作不再延续，外国公司不甘心就此失去中国公司这个财神爷，遂指责中国合作伙伴盗窃其商业秘密。为了把这出戏唱好，唱得真实博人同情，都使出了“苦肉计”。那就是先在国外起诉其前员工，指控他们因受到其中国合作伙伴的唆使和利诱，非法窃取了公司的核心商业秘密并将其卖给了中国合作伙伴。在这些发生在国外的刑事案件中，我们看到这两个并无任何前科的前员工均非常配合法庭的讯问和调查并自认有罪，而且在其证词中也都反复提及是公司的中国合作伙伴唆使他们这么做的。而判决结果也都是重打轻放，被韩国公司指控的“金”姓员工甚至一天监狱没坐，判完后就跑到中国来了。如果事实真像外国公司所指控的那样，这两个员工给各自公司造成的损失高达数亿美元，外国法院又岂能如此轻判了事。因此事实真相是这两人不过是扮演了黄盖的角色而已。
戳穿外国权利人的这个把戏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终将大白。笔者想说的是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案子中悟出点什么东西。
首先，知识产权不仅是民事权利，更是竞争利器。我们的企业在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和维护好自己的知识产权的同时，应该学会用好这把竞争利器，也要学会防范他人利用此利器进行的伤害。
其次，不要迷信外国司法的公正和独立，要知道很多国家是有辩诉交易的。只要是交易，条件合适就会有人做。在此更要提醒中国的司法机关不要迷信外国公司的判决，更不要受到辩诉交易中被告人的供述的影响，否则就会像曹操那样上当。
再次，中国公司在面临这样的诉讼时，切不可像政府部门发言人那样回避和防范媒体，而是要积极与媒体沟通，及时驳斥外方的不实指责。中国企业要建立起法律危机公关的意识，公关做好了，诉讼输了也不打紧。公关做不好，诉讼赢了，公司也声名狼藉了。
最后，希望中国的媒体在看到外国人告中国人侵权时，不要自己先自怯了，潜意识就认为中国人是小偷。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已经拥有了和国外巨头抗衡的技术和经济实力。也正因为如此，外国人从以前明目张胆指责我们是小偷，现在也不得不改用“苦肉计”来栽赃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男子伙同快递员中关村骗货 涉嫌合同诈骗被起诉京报网讯 辞职快递员王某被控伙同无业男子霍某，在中关村骗货，被海淀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
霍某今年24岁，是个无业游民。2011年5月中旬，他遇到了一家物流公司的快递员王某。聊天中，王某提起自己刚和老板吵完架，而且老板还扣了他的工资，他不准备干了，并说要把物流公司给他配的三轮车卖掉。霍某对王某提议，“从中关村骗点货卖，然后赚的钱平分”。
霍某说自己在中关村熟人太多，负责在QQ上聊天，让王某给对方打电话和接货。
霍某首先圈定了一家科技公司老板李某的QQ号，加他之后商定要10台台式机和2台笔记本，并指定王某工作的物流公司，让李某把电脑送下楼，并将王某的电话告诉李某，称他就是物流公司的员工。随后，王某从李某手中接了货，拉给霍某。霍某将这些电脑卖了2.3万元，分给王某1万元。而苦等霍某付款的李某随后便发现霍某和快递员王某的手机已关机，物流公司告诉他，员工王某已于几天前辞职。
此后，霍某和王某又用同样的方式共骗取4家公司价值9.7万元的财物。·湖北用工缺口达60万：武汉富士康招聘盛况未现2月2日，农历正月十一，位于武汉市阅马场的起点人力资源市场内，一场数百家企业参加的招聘会刚刚结束。
市场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型企业设立的招聘专区尚未清场，但除了三三两两的应聘者在四处打探公司待遇以外，市场的工作人员相比之要更多一些。
在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这家人力资源市场，从业者感到目前企业的招聘形势颇为严峻。
在市场驻点招聘的武汉富士康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由于今年有新项目进驻，“我们今年春季预计要招7000名新员工，底薪标准也从去年的1350元/月提高到1550元/月，现在招聘正在进行中。”
与往年一样，武汉富士康在各大火车站及人力资源市场都打出了招聘的海报，但像往年那种大巴专线来运送应聘者的“盛况”，目前还没有出现。
缺工的远不止富士康一家。为了赶在3月底之前招满800名普工，以完成企业今年新增的几亿元订单，武汉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甚至向媒体发出了求助信。
起点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经理唐文杰告诉记者，刚过完年，湖北的大型企业和工业园就开始启动节后招聘，包括武汉富士康、海尔、TCL(微博)等工业园，都在这里设立招聘席位，但来这里找工作的应聘者，相比往年却少了很多。
春节过后，以“春风行动”名义进行的招工大战，正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在劳务输出大省湖北，这种是走还是留的艰难抉择，表现更为突出。
据湖北省就业局预计，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省用工缺口达50万-60万。就业局负责人表示，在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各地新设的产业园和工业园增多，县域经济发展和新投产的生产线刺激了本地用工需求的增长。
而另一方面，尚未完成“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也亟待返乡的劳工能再次回流，以填补企业的用工需求。
据广东省人社厅预计，珠三角地区节后短期缺工人数近100万，占珠三角务工人员总数的5%；而北京市在大多数岗位薪资提高10%~30%的情况下，仍有近10万个岗位在等待回城劳工。
季节性用工荒重现？
在与阅马场相隔不远的丁字桥纳杰人才广场，市场门口摆放的几十台电脑前，数十位应聘者正在填写简历资料。一位工作人员正在高声叫卖一份印有企业招聘信息的报纸，却少有人问津。
这里是湖北最大的人才市场。湖北纳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徐舜告诉记者，从正月初七开始，这里每天都有招聘会在进行，来这里招聘的企业，招聘需求覆盖了各个层次的人才市场。
根据纳杰人才数据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春节之后，该中心已经举办了4场招聘会，其中累计进场招聘企业1019家，提供就业岗位32586个，而进场求职者只有18658名。
“春节假期刚过，找工作的人都还没有出来。”徐舜说，这几天进场招聘的企业提供了3万多个岗位，而应聘者则不到2万人。
应聘者少于预期，让企业负责招聘的人员大为焦急。但从业者对于是否出现“用工荒”的问题，却表现的颇为谨慎。
“我不认为现在的用工荒是劳工短缺造成的，这个可以用数据说话。”从事了八年人才市场工作的徐舜，拿出了纳杰人才数据研究中心对去年武汉人才市场的统计数据。
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应聘者有34.39万人，而近11.6万家企业提供的岗位数为25.37万个。
“从去年总体的数据分析看，企业招工的需求和求职者应聘的需求，两边都比较旺盛，所以我认为用工荒目前只是一个季节性的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劳工短缺。”徐舜表示。
但在一些县域企业的老板看来，眼下工人难聘，却是实实在在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仙桃市飞翔无纺布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云祥向记者表示，他的企业自正月初八复工以来，来上班的人尚未到齐，需要再招聘约200名一线普工。
“我们的招聘信息已经挂出去了，但是现在情况不理想，招不到人。”赵云祥分析，除了节后很多人还没开始找工作以外，大城市生活环境对年轻人的吸引，也是企业招工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仙桃市经信委副主任周正平告诉记者，今年节后仙桃市用工缺口预计达3万人，这些缺口大部分都是因为因企业扩产或者新项目落地而带来的。“熬过这段时间，或许会好转一些。”唐文杰感叹到，“很多企业这两年都在扩产，对普工和技工的需求一年比一年旺盛，但应聘者大多都还是处在一种观望的态度。”唐文杰说。
一位家在孝感的应聘者告诉记者，“来这里先看看有没有好的机会，如果待遇都不好的话，就留在家乡县城里做事算了。”多年在外打工的他解释道，县城里也有工厂在招聘。
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
在目前宏观经济形势逐步降温的背景下，季节性用工荒的出现，成为企业与劳工博弈的契机。
“工人当然都想找到工资高、福利好的企业，企业也想用最少的钱找到最好的人，这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徐舜表示，目前选择从沿海地区回来就业的人数，正在逐步增多，除了中部与沿海地区的薪酬差距逐步缩小以外，产业转移带来的中部大量的产能，也是劳工留守原籍的一个原因。
根据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1年三年间，湖北省农民工在省内务工的比例分别为40%、43%和47%，其中2011年人数达550万人。
“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原来到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可能选择留在本地，因此东部地区的用工形势也会很严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简新华分析，虽然东部地区进行战略性产业转移，其自身产业技术含量也在提高，相比之下缺的是技术工种。
简新华认为，在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由过热向降温发展的过程中，国内劳动力在原有的基数上，总体仍然是供过于求。而目前所产生的用工荒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然解决。
来自武汉市人社局就2012年武汉市就业形势分析的报告，印证了简新华的这一观点。
根据预计，2012年武汉市需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32万以上，但同期武汉市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预计不超过20万个，岗位缺口超过12万，就业环境依然严峻。
“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农民工就业问题，需要政府站在全局上来通盘考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表示，目前的用工荒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用工荒，而农民工处于弱势一方，因此更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关注。
“政府要考虑目前企业技术升级换代的需求，也要考虑因劳动力基数大造成的就业问题。”李迎生说。·张默吸毒被拘 张国立危机公关被赞迅速有效据央视新闻频道报道，近日，北京市公安局对外证实，青年演员张默因吸毒被依法行政拘留。张默将被行政拘留13天，目前他已被送入拘留场所执行。
31日晚网络盛传知名导演、演员张国立之子张默涉嫌吸毒被北京警方抓获。后顺义公安局证实证实此事，并已依法对张默行政拘留十三日，现张默与参与吸毒的同伴宫某已被送至拘留场所。而张国立也在1号凌晨2点左右向媒体发布道歉声明，他心力交瘁地为儿子犯下的错误向众人道歉，恳请公众再次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消息一出便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感慨张默劣迹斑斑的同时，也对张国立抱以同情，“挺喜欢张国立的演技的。张默吸大麻了，顿时控制不住联想起他爸(张国立)的心情。”
另有网友称赞张国立反应迅速，在张默吸毒丑闻还未大范围向公众扩散时，就发表声明诚恳道歉，让外界把对张默的指责转为对“一个心力交瘁父亲”的同情，有网友评论道，“公关危机处理得多给力啊!纸媒明明第二天都准备登张默吸毒的事，结果现在大版面是张国立道歉。” ·骗车险案大增 汽修和保险人员勾结是主因去年，海淀法院受理的诈骗机动车保险的案件增长了近一倍，经过调研法院发现，汽修人员和保险人员之间的不正当利益导致他们勾结犯罪。
去年海淀法院共受理诈骗机动车保险案件28件，比前年增长了近一倍。犯罪分子大多结伙犯罪，以汽修人员和保险人员勾结犯罪的最多，比重超过6成，其次是车主单独犯罪。
除了骗保免费修车，赚差价“拼缝”成为犯罪的主要目的。于是犯罪分子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扩大车损或虚增维修项目和报价，使保险赔偿金远高于实际修车费；或以次充好、以旧换新、虚开维修发票、虚增定损数额，给客户修车的同时瓜分差价和个人回扣。
另外，因为车辆配件和维修价格较高、仿冒的次品配件多、获利也多，奔驰、奥迪、本田等高中档轿车成了主要的作案目标。
另外，有些司机隐瞒醉酒驾车的事故原因骗车险的犯罪案件也突增，比前年翻了一倍。这类案件中，司机往往深夜醉酒驾车发生单方事故，为免费修车虚报事故时间和原因或找人冒充司机报案。
法院建议，完善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监管和人员管理，规范保险职员与修理单位职工的交往行为，加强现场勘查、定损和理赔审查工作以及重视对汽车修理单位及员工的审查和监管。·团伙组建公司电视推荐股票诈骗千万元一伙年轻人为了实现发财梦，组建公司在电视上推荐股票。他们自称公司有数十亿元资金，可拉升股票，并掌握大量内幕信息。这些噱头，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170多人“入会”，缴纳会费。自2009年4月到2010年4月，以陈金、曹冰婷为首的诈骗团伙共诈骗股民资金1000多万元。
由于此案涉案金额巨大、案情复杂，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起诉后，截至目前该区法院已先后四次开庭审理。
相信电视荐股，一股民蚀财62万
2009年8月初的一天，股民程某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推荐股票的节目。一男子自称是证券专家，正在分析股票走势。电视节目中打出的字幕留下一电话号码。这个“专家”称，若股民发短信与他“互动”，有可能获赠“涨停股”。程某当时炒股失利，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对方发了一条咨询短信。
第二天，一名女子给程某打来电话，自称是成都恒利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又称福州金算盘公司)的员工。她介绍说，电视上那个荐股节目，是她所在公司搞的。“我们公司有几十亿元资金，可以拉升股票，并掌握大量内幕信息。我们打算送你一只涨停股。10万元能涨成20万元、20万元能涨成40万元……”程某听后很高兴。不过，该女子提出一个要求，要程某先交2万元入会费。程某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并向对方指定的个人账户打款2万元。
随后，对方推荐程某买了一只股票。但程某购买的这只股票不涨反跌。他打电话过去咨询，对方的答复是，要想股票涨得快，必须先缴费成为高端客户。程某按照要求又打过去24万元，不过，那只股票的表现还是没多大“长进”。程某慌了，急忙再问原因。对方安慰他，既然前两次效果不好，公司推荐他参与创业板专案，由他来操纵股票。按照对方要求，程某又打款36万元。可是，那只股票还是一直在跌。程某怀疑其中有诈，打电话质疑。对方发现露馅，马上换掉电话，中断了联系。
荐股公司改头换面，员工身份信息全是假的
据了解，在这起案件中，幕后老板是30岁的陈金，她的老乡、25岁的曹冰婷是其雇请的总监。别看这两名女子年龄不大，但想法不少。经查，陈金等人成立的公司，用的都不是真实信息，公司员工的身份也是假的。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陈金出资先后成立了成都搜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恒利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新盈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又称山东新盈利公司)、云南速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又称云南财富通公司)，在福州、济南租赁房屋作为办公地点，开展“业务”。
公司不断改头换面，转移地点。如重庆新盈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在重庆市江北区，网站服务器在江苏，开展“业务”的地点却在山东。不仅如此，公司注册时用的也是别人的信息。陈金一般不抛头露面，大多数员工没见过她的真面目，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其他员工，每个人也有假名。如赖成斌，冒名董文浩；陈炜杰，冒名陈伟；孟习习，冒名孟迪……
据查，这伙人开展“业务”的流程是：媒体造势，承诺“送”股票，但股民要发送信息或拨打电话———短信系统自动获取客户联系方式，公司将客户联系方式派发给业务员———业务员联系客户，拉拢入会，要客户缴纳“会费”———对入会人员，提供咨询、下载软件等服务———跟踪回访，推荐“升级”，但客户要继续缴纳“升级”费用———完成“升级”手续，提供升级服务。
为了达到让员工“努力工作”的目的，陈金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陈金公司的“专业老师”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了让他们把业务做大做强，陈金规定员工可以根据股民所缴费用提成，提成比例根据金额多少不等，最多的可以提到12%。公司还经常开表彰会，给员工打气。业务量大的员工可被评为“首席操盘手”，戴上大红花上台受表彰，并得到不菲的奖金。
此外，陈金公司还请专家给心理压力大的员工解压。由于公司所开展的“业务”不断被人质疑，不断被人投诉和举报，员工们压力很大，有的甚至不辞而别。对此，陈金等人请来心理专家，帮员工排解心理压力。为何以诈骗罪起诉？
陈金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江北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为何起诉罪名会发生变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办案检察官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认真分析证据后发现，从表面上看，陈金的公司与被害人签订了一份“炒股软件销售合同”，给人一种貌似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但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及涉案公司工作流程看，均能够充分证明涉案公司利用虚构事实的方式，以收取入会费等为名实施诈骗，并非真正的销售炒股软件。他们所称的软件，也只是在网上免费下载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买卖行为。如果涉案公司真的是销售炒股软件，完全没必要冒用他人身份在异地办理工商执照，且冒用他人遗失的身份证在银行开设个人银行账户，不断变换公司名称和地点。
此外，陈金公司的业务员谎称有主力资金拉升股票、有专门的股票分析师带股民操作股票，并以收取入会费等为名骗取股民钱财。这是精心编造谎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经营。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陈金公司在收取所谓入会费后，为掩人耳目，给被害人提供一份买卖炒股软件的协议，更说明了作案手段隐蔽、狡猾，善于伪装，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诈骗股民钱财的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其作案方式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宁波市企业商务安全协会 - 每周商情报告 2012第5期总39期400服务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