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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大院里的那些事儿
　　 中国论文网 /1/view-270458.htm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老家河北省故城县小屯公社当过近两年（年）的“半脱产”――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简称农技站）的技术员。人民公社如今已经成了历史，但我在公社院里那两年经历的许多事，却使我至今难忘。 　　 　　“半脱产”撑着半边天 　　 　　“半脱产”，顾名思义，就是一部分时间脱离原来的生产劳动或工作，去从事其他活动。计划经济时期，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上边布置的样样工作都需要公社抓落实，可公社的在编干部最多不过10来人，单靠他们根本忙不过来。所以，那时各公社都有一批这样的“半脱产”人员，如农业技术员、水利助理员、民政助理员、粮食助理员、治安协理员、农民夜校辅导员、通讯报道员、广播员等，号称“八大员”。这些人都是在村里选调上来的，有的原是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有的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他们在公社机关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名义上是“半脱产”，实际上常年在公社机关工作，生产队的劳动基本参加不了；号称公社干部，实际身份仍是农民，不在公社干部编制序列，仍在生产队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公社对这些人实行的是聘用制，有责无权，说用就用，说不用随时走人。 　　小屯公社是个总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公社，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八大员”一样不少，加上享受同样待遇的电工、炊事员等，“半脱产”人员占到公社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半还多。“半脱产”们自知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低微，经常自嘲是“公社的滴滴答”，意思是像个小水珠，位卑人轻、无足轻重。 　　话虽这么说，“半脱产”在公社的作用却不可小觑。 首先，他们确实都承担着与自己职务相对应的一摊子事情。比如我们农技站，负责落实“八字宪法”，与此有关的所有事情包括良种繁育、农药化肥采购、农机具改造等，就都由我们去跑去抓。再是公社抓中心工作离不开他们。上边布置的中心工作很多，一个接一个，比如从生产角度讲，没开春就要抓备耕，春天一到就要抓春耕春种，夏天来了抓夏收夏种夏管和夏粮征购；秋天来了抓秋收秋种秋管和秋粮征购，秋天一过则要抓养猪积肥和打井挖渠、改造盐碱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从政治角度讲，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一年四季都要搞运动。对这些中心工作，公社抓落实的方法，除去把村干部们集中到公社开会部署检查外，最主要的是要靠一个村一个村地下去跑。全公社18个生产大队、几十个生产队，方圆几十平方公里，公社在编脱产干部最多时也不超过10个人，除去留在机关值班的、身体不好的和带小孩行动不便的女同志，能下乡的最多六七人。就这六七个人，也常常因为有人有这事那事脱不开身。这种情况下，“半脱产” 就成了公社下乡抓工作的“常任”。村里的干部不能天天见到公社脱产干部，却能天天见到“半脱产”。还有，公社机关凡需跑腿的事更离不开他们。那时候通信手段落后，不要说没有手机、传真、电子邮件等，就连电话都少得可怜。我们全公社包括各大队、生产队和社直单位，就只公社机关有一部需要县里总机转的手摇电话，公社机关只要有需要和村干部发生联系的大事小情，比如通知村干部到公社开会、谈事情，向村干部传达不需要开会传达的事项，到村里了解某项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等，都靠派人下去“面对面”。派谁去？“半脱产”是当然的主力。事情多的时候，一个半天可能就要往下跑两三次。 　　 “半脱产”有时还能起到脱产干部起不到的作用。那时侯，上边布置的事有许多脱离下边实际，背离群众意愿，村里千方百计推脱敷衍甚至自行其是、另搞一套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落实种植计划，上级强调坚持“以粮为纲”，确保计划确定的粮食种植面积，而群众则希望适当多种点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以解决日常生活所需，并明里暗里按自己的意图办。再如落实 “八字宪法”，虽然也讲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可上级布置下来，却常常对每一项都规定得很具体，包括一亩地下多少种，施多少肥，浇几水，锄几遍，以及保持多大的行距和株距等，并且要求不折不扣照着干，下边根本没有多少自主权。由此，公社干部下乡抓工作，与村干部发生矛盾和摩擦便不可避免， “顶牛” 的情况常有发生。脱产干部特别是公社领导下乡，一般都要带一名“半脱产”。“半脱产”们土生土长，与村里的干部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思想容易沟通，事情好说好办。遇到这种情况，常常可以起些缓和、调解甚至化解矛盾的作用。有一年春天，我和一位公社领导到一个村下乡，了解到这个村 “擅自”扩种了10 来亩棉花，这位公社领导很生气，要求村里立即改正，毁棉种粮。村干部很犟，说棉花已经出了芽，毁掉太可惜，这块地又适合种棉花，坚持不改，和公社领导争论没结果，就蹲在地上只顾抽烟不再说话。这位领导气得没办法，临走撂下一句狠话，说限两天内改正，不改就撤职！两天后领导派我去，一看，一棵棉花苗都没动，回来汇报后领导令我再去，我又去了两趟，说无论如何不能和公社顶下去，不然我没法交差。这位村干部和我时任大队会计的二哥关系不错，关系越说越近乎，最后答应看在我们哥儿俩的面子上，改种一部分。 　　 　　常往下跑，又是奉公社领导之命办事，有时还难免狐假虎威，俨然是公社的钦差大臣。所以，群众看我们这些“半脱产”，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技术员”、“协理员”之类的概念，不过是公社大院里的几个跑腿的罢了。时间一长，一些干部群众见到我们，干脆就半是玩笑半是讽刺地直呼我们“腿子”，好像我们根本就没有姓名似的。 　　“半脱产”也有自己的苦恼。最大的苦恼是家里的事顾不上。特别是那些结婚成家又在家里起顶梁柱作用的“半脱产”，天天在公社里跑，家里老人、孩子有病有灾顾不上照顾，自家的自留地没时间侍弄，常常恨不得把自己分成两半。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忙完公社的事，抽空儿就往家跑，有时晚上回去忙半夜，早晨再早早赶回公社来上班，常常一身疲惫打不起精神。和我同在农技站工作的一位年轻技术员，是个独生子，由于家里孩子小，老人身体又不好，往家里跑得比较多，公社有活动常常迟到，工作人员开会时经常打瞌睡。时间一长，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睡误局长”，意思是常睡觉、常误事、糊弄局。弄得这位同志很没面子，后来干脆辞职不干了。 　　 　　院里经常空荡荡 　　 　　说起来，公社院里各类人员加在一起有20多人，但因为院里的人们常下乡，机关通常只留办公室一个管行政的女秘书，外加一个女广播员值班。所以，如果不是开会或雨雪天气，偌大个公社院子里白天常唱空城计，空荡荡、冷清清的。 　　公社机关人员下乡，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分工包片。脱产干部和“半脱产”混合编组，每组两个人，由脱产干部带队，分包几个村，平时下乡抓工作重点也是这几个村。二是驻村蹲点。也是每两个人为一组，由脱产干部带队，吃住在村里，同时兼顾片上的工作。三是临时调用。遇有临时任务或突击性工作，打破常规，统一调配人员，按需使用力量。 　　无论哪种形式的下乡，公社干部们都很自觉，只要机关没有压手的事，一般都是撂下饭碗就走，一走就是半天或一天。一是责任使然，二是离家近的，事办完了还可以忙里偷闲回家处理点私事。“半脱产”们都愿意跟脱产干部特别是几位书记下去。一是比较省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什么难题，反正都有领导在前边顶着，用不着“半脱产”操心、担多少责任。二是可以学点东西。做农村工作，学问很多，不讲原则和大道理不行，光会讲原则和大道理也不行。公社领导都有长期做基层工作的经验。跟他们下去，能增长见识，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三是比较受尊重。特别是遇到“顶牛”的事，村干部一般都会给领导面子，可以避免我们单独下去碰到这种局面时的尴尬。有时还可以沾领导的光，在村干部家蹭顿饭吃。
　　我在公社那两年，跟领导下乡比较多的是党委书记王全功和副书记王丙武。我在公社的主要工作是写材料。王全功和王丙武分别是公社的一、二把手。他们让我跟着下乡，主要目的是让我多了解一些全面情况，写讲话和报告时好用。再是给县委办公室写简报，给县广播站写稿子，好让县里能了解小屯公社的情况，听到小屯公社的声音。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每年冬春两季跟两位书记下去整顿瘫痪半瘫痪班子。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些村干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撂挑子”（就是辞职不干工作）。村干部特别是大队主要领导干部撂了挑子，村里的事情没人管，这个村的各项工作立时就会陷于瘫痪。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最令公社领导们伤脑筋的事。公社党委的几位书记、副书记到村里去给“撂挑子”的干部做思想工作，常常早出晚归，很是劳神费力。碰上“难剃的头”，一次不行，往往要连着跑几次。他们把自行车随便支在村干部的院子里，盘腿坐到村干部家的土炕上，一边用茶碗喝着白开水，一边听村干部诉说他们工作中的苦衷，就像到村干部家串亲戚一样。书记们对村里和干部家里的情况、干部的思想情况都很了解，做工作很少讲什么大道理，往往是针对实际问题帮着村干部作作分析、想想办法，心对心地沟通沟通，思想问题就解决了。遇有两次三番、苦口婆舌说不通的情况，弄得领导下不来台，这时候的领导往往就会拿出硬的一套，连说带骂不再听村干部申辩。记得1973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我跟王全功给一个“撂挑子”的大队支部书记做工作，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个支部书记工作一直不错，撂挑子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中得罪了人，家里的柴火垛被人点火烧了，他感到很气恼，觉得费力不落好，还不如当个社员心静，于是躺倒不干。王全功已经和他谈过一次，这次已是二次登门。但他连说带劝做了多半天工作，连如何解决烧柴问题都替他想了，就是怎么都说不通，气得王全功脸色都变了。只见他“咚”的一声把茶碗往桌子上一?，从炕上出溜下来就开口骂了起来：“你他娘的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连这点委屈都受不了？当干部的谁没一肚子委屈，有点委屈就撂挑子，还要你这个党员干什么！没点出息！晚上不走了，准备饭！”晚饭还真就在这位支部书记家吃的。吃饭时王全功没再提工作的事，只是家常里短、东拉西扯。结果，第二天这位支部书记就主动跑到公社找王全功，尽管又诉了半天苦，却压根没再提撂挑子的事。 　　院里比较热闹的时候一般是在吃饭时。尽管公社干部们工资普遍不高，每月四五十块钱的居多，家里又都是农村的，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很清苦，但平时下乡，却极少有在下边白吃白喝的事，一般都是赶回公社机关吃饭。偶尔在村里吃顿饭，一般也是在社员家吃派饭，并按规定交伙食费：一天交1斤粮票4角钱；分成三顿，则是早2两、1角，中午和晚上各4两、1角5分。有时盛情难却被村干部邀到自家，最好的饭食也就是烙饼、擀面条、炒茄子、拌黄瓜什么的，从不喝酒，村干部也从不到公家报销。至于驻村蹲点，由于需要较长时间在村里吃住，那就更要到社员家里轮流吃派饭了。公社机关有个小食堂，从公社书记到“半脱产”都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吃多少交多少钱和粮票。天暖的时候，吃饭都蹲在食堂外边的空地上；天冷的时候，则大都集中到会议室。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或交流些工作上的事情，就像一个大家庭。 　　下村吃派饭最怕赶在春天。不少社员家里的口粮，本来就有缺口，春天青黄不接，更是一年中最困难的时候。因此，这个时候社员们大都不愿意有下村干部吃派饭。1973年春，我曾跟副书记王丙武在二屯村住了两个月。这个村紧挨南运河，不缺水，在我们公社属于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但春天照样缺粮。王丙武在公社党委分管组织、宣传、武装、工青妇等多项工作，哪里能在村里长待？多数情况下是我一个人待在村里。一个人到社员家里吃派饭，总不如两个人做伴吃着踏实，特别是听说派饭的人家比较困难，往往就不敢吃饱。常在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在食堂买几个馒头或窝头，放在驻地的屋子里，好在饿了的时候点补点补。这个村里有我一个中学同班同学，我们在他家吃派饭没有拘束，最能吃饱，但伙食费照交不误。 　　在公社工作，最离不了的是自行车。公社院里的干部无论好赖，每人都有一辆。凤凰、飞鸽、永久、金鹿、红旗、燕山，什么牌子的都有，还有自己用铁管和零部件组装的、没有牌子的“黑老虎”。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好牌子的自行车，一般都是先尽着公社领导和脱产干部，其次才是半脱产。我那辆天津产的红旗牌加重自行车，就是到公社后才解决的，那辆车子一直陪伴我离开公社。不下乡的时候，自行车大都随便支放在各自的办公室门前，不记得有过自行车被盗的情况。 　　 　　带“大”字的活动很热闹 　　 　　在“大办农业”的口号下，公社里的许多活动都离不开一个“大”字，比如大搞春季生产运动，大搞“三夏”、“三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大搞养猪积肥等等。与此相适应，一些带“大”字的工作方式便应运而生，如开万人大会以营造声势、搞生产大联查以促进高潮等。每当这个时候，都是院里最热闹的时候。 　　公社的万人大会，每年至少要开四五次。其中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生产动员大会、“三秋”（秋收、秋种、秋管）生产动员大会、冬季生产动员大会，以及传达重要文件、进行批判斗争之类的大会等，是必开的。全公社连刚出生的婴儿在内，总人口不过9000多人，每次都号称“万人大会”，连公社领导都觉得名不副实，但既为搞动员、轰形势，人总是说得越多越好。 　　每次开万人大会，都要“双管齐下”下通知。一是把公社院里的工作人员全部派下去，一个村一个村地跑，逐村把开会的通知当面告知大队干部；一是利用公社广播站一遍又一遍反复播送公社通知，通过入村到户的小喇叭把开会的要求直接告知群众。就是这样，到开会的时候，能到会场的也常常超不过两三千人。开大会可以不出工还照记工分，按说多召集点人不成问题，关键是许多人对开这样的会不感兴趣，宁可躲在自己家里干点私活，也不愿意跑几里路来公社耗工夫。 　　万人大会的会场就在公社机关门前的空地上。这时候，先到的干部群众常到院里找熟人聊天、要水喝、找烟抽，院子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就像赶集一样。由于开会人的总也到不齐，开会的时间总是往后一拖再拖。好不容易会开起来了，维持会场秩序又常让公社干部们伤脑筋。刚开始的时候还像那么回事儿，没什么人走动，也没什么人说话，越是往后就越没法维持。拉家常侃大山的，互相调侃说笑话的，几个小伙子对着姑娘们挤眉弄眼品头评足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把个大会场分成了一堆一伙的小会场。这还不算，有些人借口出去方便，一走便再也不见踪影，串亲戚的、到供销社买东西的、溜号回家的，都有，把个原本还算整齐的会场变得稀稀拉拉，不像个样子。“半脱产”们每次开会都被责成负责维持秩序，但都是三里五村的熟乡亲，说轻了对方和你嬉皮笑脸不当回事，说重了无形当中得罪人，所以只要不闹大乱子，便都得过且过。一次，相临两个村的几个小伙子，不知因为什么，竟然说着说着吵了起来，继而动起了拳头，旁边的人纷纷劝架，周围的人“呼”地全都站起来看热闹，搅得会议无法进行，公社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只好亲自出面，把这几个人强行带离会场才算了事。 　　最热闹的时候还有大联查。大联查，就是公社把各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针对某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如春耕春种、夏收夏管等）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如平整土地、养猪积肥等）的开展情况，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拉网式检查。联查有时安排一天，上午几个村，下午几个村；有时安排半天，分两片同时进行。无论哪种形式，都由公社主要领导带队，参加联查的人员都要先到公社集中，然后统一行动。几十辆自行车乱哄哄在公社院里集中，又一窝蜂拥出公社，一溜烟儿疾驶在乡间土路上，扬起阵阵灰尘，就像电影上的敌后武工队。
　　大联查事前都通知，对联查的内容包括检查的项目、出工的人数以及营造的声势等，都有明确要求。因此，不甘落后的各大队事前都有精心准备。这时候，凡联查队伍要经过的地方，肯定都是出工人数最多、红旗招展最红火、活干得最“出彩”的地方。只是多数情况下，联查队伍都是一闪而过，并不认真看究竟。往往是走在最前头的公社领导停下车子看一看、问一问，其他人只是跟在后边看热闹。有时前边的已经下了车，后边的还没跟上来；前边的已经走远了，后边的还什么都没看到。等到联查队伍一过，干活的人们立即放松，或原地休息或干脆收工散伙。 　　每次联查结束都要搞总结。总结有时在公社，有时就在最后一个村的地头上。先是让大家讨论，再是公社领导讲话。讨论只有人说好没有人说坏，明明知道许多地方在造假，但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说破。公社领导的讲话倒是触及些问题，但也不过是哪里出工人数不够多、声势造得不够大等等。 　　院里有的活动虽然不带“大”字，但也很热闹。比如每年夏秋两季的粮食核产征购会，由于公社的估产和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往往跟下边的实际产量（其中，也确有故意低估和瞒产的）和认购数量存在差距，这样的会常常伴随着争吵。公社领导说你这个大队或生产队的亩产至少有多少、应交多少，大队或生产队的干部则坚持说亩产没那么高、交不了那么多，由此就常常形成僵局。上级布置的征购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大伤脑筋的公社领导为了落实上级任务，有时不得不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谁答应了征购任务，谁回家；谁不答应谁到会议室外边去想，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说回家。会议室外的南墙根下，有时一蹲就是几个甚至十几个人，到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让吃饭。这些人最终拧不过公社领导，担不起“抗粮抗税”的罪名，只好自己先软下来，或真或假表示“想通了”、“接受征购任务”，事情这才作罢。也有极个别的始终“想不通”，公社领导也只好做“另案”处理。这样的会议表面上很热闹，往往一开始就开得很沉闷、很压抑，而且常常开成马拉松。 　　 　　通宵给书记写讲话稿 　　 　　公社让我当农技员，实际上主要是看我在写作方面有点特长。因此，我名义上是农业技术员（后又改任农民夜校辅导员和政治理论辅导员），实际上平时主要是管些文字材料方面的事情。 　　公社的文字材料任务不多也不少，主要有三大项：一是公社领导（主要是党委书记）的讲话稿；二是公社党委需要上报的总结、报告；三是通讯报道。党委的总结、报告，一般由党委秘书亲自写，其他两项则由我来写，开始党委秘书对书记的讲话稿还看一看、把把关，后来干脆就让我直接送党委书记审定。 　　只要开大会，公社书记必作“重要讲话”。公社书记王全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一位工农干部，没上过几年学，文化水平不高，不要说自己写不了讲话稿，就连常用字也认不全。所以，给他写讲话稿，他每次都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句子要通顺，字要规范、工整，尤其不能有“难认的字”；有“难认的字”，要在括弧中注上“好认的字”，以免读错字让人笑话；二是稿子不能太短，至少要能讲一个小时左右，否则，好不容易把全公社的人集中起来了，三言两语就散会不好。除此之外，文法、修辞方面没什么讲究，当然，该讲的内容不能漏。为了落实书记对稿子的两条要求，每次草稿写完，我都要工工整整再抄一遍，从不敢有半点儿苟且；该注的“好认的字”都在“难认的字”后边加括弧一笔一画注清楚。 　　我虽然高中毕业又喜欢写作，但对写领导讲话稿却缺乏锻炼，尤其是开始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请教原来在公社做过这项工作的同志，他告诉了我一个诀窍，就是参考县里领导的相关讲话，照葫芦画瓢。他说：反正县里的部署要求不能走样，公社也讲不出什么新东西，出不了什么新招，这样写既保险又省事。照葫芦画瓢，就是县里领导讲几部分就写几部分，文章的框架结构甚至包括各部分的标题都大体不变；内容上除去把讲话对象由面向全县改为面向全公社、把全县的情况改换成本公社的情况外，其他的如重要意义、措施要求等，基本照抄照转。第一次我就试着这么写了，结果大获成功。书记看后很满意，连声称赞“不错不错”，只是嘱咐我以后要注意随时掌握全公社的情况，免得需要时手里抓不到东西。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以后再写起书记讲话来就顺当多了。当然，练上几次，“画功”熟了，我也试着做过一些改进，比如对各部分的标题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稍作些改动，结合本公社实际时尽量把内容写得更充实一些，照抄的内容也适当做些文字上的调整等等。但即使这样，抄还是主要的。 　　写讲话稿很占工夫，所以每当遇有这方面的任务，公社书记总要向党委秘书明确交代：“这两天就不要让树峰下乡了。”我为此逃脱了不少外出跑腿的事情。由于白天公社大院太乱，经常有人来来往往,说不定哪会儿有人敲你的门，有事没事到你屋里坐一会儿，还说不定那会儿有脱产干部临时抓差，让你去办这样那样的杂事，所以，我一般都是白天看材料，晚上写稿子。由于一有任务，往往时间很紧，所以晚上写常常一写就是半夜甚至一夜。我和民政助理员赵俊侠住一个屋。赵俊侠是位复员军人，性格内向但对人非常忠厚，我们俩相处很好。我写材料，他总是坐在一边陪我，往往我写多长时间他陪我多长时间，有时实在瞌睡难耐睡下了，醒来后继续陪我。他陪我时很少说话，只是在一边默默地抽烟、喝水、看点报纸杂志什么的，并且不失时机地给我倒水、卷烟。我在村里干活儿时就学会了抽烟，不过那时只是偶尔抽着玩玩儿而已，真正抽起来是到公社工作以后，"助纣为虐"者就是这位民政助理员。他烟瘾很大，几乎是一支接一支，抽得手指头都发深黄色。买不起烟卷，抽烟主要靠自己卷，原料是烟叶加蓖麻叶或芝麻叶。赵的办公桌抽屉里从来不断由这些原料调配好的烟丝。他不但培养了我的烟瘾，还教会了我卷烟。卷烟多数情况下用废稿纸，有时用报纸。用报纸卷的烟，经常抽着抽着就燃起了火苗。我们俩的床褥上，有不少烟屑烧出的大大小小的窟窿。 　　晚上写东西最怕停电。公社院里的照明靠的是一台柴油发电机，发电机一旦出故障，院子里便一片黑暗。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每个人的屋里都同时配有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和几根蜡烛。停电的时候，在别人是求之不得，因为停了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了，特别是那些结了婚的，不管发电机是否能修好、何时修好，一看停电很快便溜之大吉；在我则不行，我得赶快点上煤油灯或蜡烛接着干。黑咕隆咚的院子里，我的屋子是少有亮灯光的屋子之一。晚上加班没有加班费，也没有夜餐之说，年轻人消化功能又好，饿着肚子写材料是常有的事。 　　 　　大热天关紧门窗睡觉 　　 　　 这话听起来让人纳闷：那时候没有电扇没有空调，大热天怎么会关紧门窗睡觉呢？那不是犯傻、自找苦吃吗？可那确是事实。 　　公社党委最多时有八九名委员：1名书记，3名副书记，还有党委秘书、组织宣传干事、水利干事、武装部长等。开始，虽然工作中也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认识的摩擦，但表现在我们这些“外人”面前，党委一班人关系融洽，基本上还是能合作共事的。我们无论干什么、和谁接触，都没有什么顾虑。不知怎的，后来分歧和矛盾似乎逐渐多了起来，再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公开化的程度，党委开会经常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党委开会大多安排在晚上。夏天的夜晚，屋里闷热难耐。会议即使在屋里开也大开着门窗，有时干脆就在院子里。公社的院子不大，中间一条砖砌的甬道，左边两排、右边3排共20多间平房，平时要找谁只要站在院子里大声一喊，全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到。党委委员们开会时一旦因为分歧和矛盾发生争论，常常由于控制不住情绪而形成争吵。争吵时双方都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高声大嗓，慷慨陈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陡然使整个公社院子里增添了许多不安的气氛。
　　开始，人们并没有把党委开会时的争吵放在心里，讨论工作嘛，自然是要各抒己见，很正常。但渐渐地便变得格外警觉和小心起来，因为不断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传到耳朵里，比如谁谁瞧不起谁谁、谁谁和谁谁合不来、谁谁和谁谁是一派等；又发现有的人常在背后嘀嘀咕咕，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亲亲疏疏的不正常现象；党委秘书还专门召集“半脱产”开会强调纪律：对院里的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能犯自由主义。院里的人们特别是“半脱产”们，都希望自己能在公社干下去或者有机会能转正、上学什么的，谁也不愿意把自己搅进党委班子的矛盾中去，更不愿意自己成为哪一派，于是就采取了尽可能避而远之的办法。每听说党委晚上开会，要么找个借口回家，要么把自己的门窗紧紧地关起来，任凭党委开会如何争吵都充耳不闻。 　　但即使这样，有的还是难逃被殃及的厄运。我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我跟党委书记王全功、副书记王丙武下乡多一点儿，还经常给他们写材料，便被某些人看做是他们的人。这种遭遇，使我感到十分的苦闷和委屈。我觉得下乡也好写材料也好，都是领导的安排，都是做的公社工作，并不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人？但我有苦没处说，只能变得处处更加谨小慎微。工作上，不管是哪个领导交办的，我都积极去做，特别是对和两位书记关系不融洽的领导交办的，我更注意尽量做得更主动更好一些，至少让他们挑不出毛病。交往中，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出我与两位书记有过从甚密的现象。除去工作上的正常接触，我很少主动到他们屋里去；偶尔去一次，也尽量不让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看到，就像作贼似的。“半脱产”的生命是脆弱的，我家又是红不红黑不黑的上中农成分，不管哪位领导想收拾你，你都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我不愿意丢失那份得来不易的工作，我还想着进步呢。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过得非常累。 　　公社院里的那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我始终都没搞清楚。有人说是因为派性。文革初期全县从上到下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脱产干部们大多或明或暗地派有所属。这种派性斗争延续到了在大联合基础上成立的公社革委会和公社党委，有人把派性带进了领导班子并把派性观点和工作上的正常分歧搅和在一起，把正常变成了不正常。也有人说跟个别人的思想品质有关。有人唯我独革、唯我独尊，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容不得别人有不同意见，所以才加剧了矛盾。在我看来，恐怕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主要还是第一种。文革造成的派性裂痕太深了，有派性，班子就难得安宁。 　　公社院里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到1973年我上大学离开时还在继续。据说情况发生根本变化是在这年10月以后。那时，我已经上学来到石家庄。公社里有同事给我来信，说那位喜欢拉帮结派、挑头闹事的党委成员凭借职权，以承诺保送公社女广播员上大学为诱饵，对其多次进行猥亵调戏，并趁一天夜里机关人少的时候把这位女广播员强奸了，结果锒铛入狱，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制裁。县委借此对公社党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认真的思想作风整顿，以前那种开会就争吵不休的不正常状况才得以扭转。 　　 　　我的人生之路从那里转弯儿 　　 　　在那个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村生活十分艰苦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祈望自己能有朝一日跳出农门而吃上旱涝保收的公家饭。我也不例外。当时公社“半脱产”要改变自己的身份，主要有3条路可走，一是转正，二是招工，三是上大学。而这3条路于我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家庭出身。 　　我们家土改时定的是中农，“四清”运动中被提升为上中农。上中农介于贫下中农和“黑五类”之间，按说属于团结对象，但在强调农村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政策下，这样的家庭出身，实际上在上学、招工、参军等问题上始终都被看做是不合格的政治条件。年我曾连续两年报名参军，由于家庭成分不是贫下中农，都在第一关便被刷了下来，连到公社“目测”的资格都没有。1971年秋季河北衡水师范学校（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因为在海河工程中的良好表现而被公社党委列入推荐对象。全公社只1个指标，要求按1∶3推荐，分出甲、乙、丙3个等次，排在甲等的优先录取，公社党委把我排在了甲等。我满以为这下十拿九稳了，连公社分管水利工作的副书记都和我谈了话，要我做好工作（海河账目）交接，结果却没有去成。据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到县里告状，说公社党委不讲原则，不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县有关部门怕犯“原则性错误”，怕担责任，便舍甲取乙，录取了1名贫下中农出身的青年。 　　文革开始时我已是高中二年级，是骤然发生的文革风暴使我和千千万万青年学生一样失去了近在咫尺的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对于上大学我始终有着很强烈的愿望。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特别是那次上学落选使我受打击很大。我感到连个中专都上不了，上大学更是难以企及的奢望。我几乎完全丧失了上大学的信心。因此，在1972年大中专学校再次招生时，我虽然已到公社工作，不仅没有报名，甚至连想都没敢想。 　　但公社党委的领导们特别是书记王全功、副书记王丙武和李宝荣等，却从未放弃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他们多次劝导鼓励我不要灰心，说公社领导不会忘记每一个年轻人的进步，也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以后机会还多得是。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只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领导会努力给你们创造条件。为了提高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公社党委专门派我到衡水地委党校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学习培训，使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等马列著作。为了使我在公社院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不受牵累、站稳脚跟，他们一再告诫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尤其不要卷进任何一方的矛盾纠纷。他们还不止一次给我们村的党支部打招呼，希望他们也关注我的进步和前途问题。 　　我们村的干部党员实际上对青年人的家庭出身并不是看得很重，村里搞学习搞运动，组织生产突击队、骨干民兵战备团等，他们从来都没拿我当外人。特别是我上海河当民工多次得到公社带队干部的肯定和赞许，对我更是高看了一眼。村党支部早就把我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并讨论过我的入党问题，只是由于怕上边批不准，一直没敢上报。后来他们看到公社党委的领导对我印象不错又很关照，才于1972年1月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上报公社党委审批。 　　吸收一个上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党，不仅当时在全公社尚无先例，就是在全县也没听说过。因此，公社党委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一天，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王丙武专门把我叫到他屋里对我说，你的入党问题几位书记已经沟通过了，觉得基本条件可以，但还是不要着急，缓一缓再说。你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情绪上不要受影响。他还再次强调了我需要注意的问题。我明白“缓一缓再说”的意思就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验、考察。所以自那以后，我对工作更积极，处事更谨慎，但也没有更特殊的表现。 　　我的党员资格是在支部上报半年多以后，即在1972年的8月才被公社党委正式批准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事事讲阶级出身的年代，吸收一个上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党，可以想象出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后来听说在公社党委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有的党委委员虽然也承认我已具备条件，但思想上仍存有疑虑，建议再慎重一点。但多数人赞成，认为经过海河工作和公社工作几年的考验，我是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的，不应该把我这样的青年关在党的大门之外。最后党委书记王全功“一锤定音”，他说：“吸收这样的青年人入党，符合党的政策，也是我们党的事业的需要，我看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党委集体负责，首先是我负责。” 　　从一个上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使我顿感多年来笼罩在头上的家庭出身的阴霾一扫而光，更为我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1973年秋季大中专院校招收第三批工农兵学员，公社党委再次把我列为重点推荐对象。由于我已是一名党员，家庭出身不再成为障碍；又由于那年增加了文化考试，我以中学阶段扎实的学习基础，考出了全县第一的好成绩，所以尽管中间受到了“四人帮”制造的“白卷风波”的严重干扰，仍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师范大学学习，圆了我多年未圆的大学梦。 　　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在公社经历的那些事已成为历史的一瞬。但我每当回顾这30 多年来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所取得的进步，我都由衷地感念那段经历所给予我的锻炼，尤其由衷地感念那几位已经逝去的老领导。他们在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青年人的真情爱护和倾力培养，特别是在我的入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政策观念和胆识魄力，不仅成为我永难忘却的感动，而且成了我一笔很好的得以终生享用的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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