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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
&&&&内容提要：投资公司于19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后来在美国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第一家真正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产生于1934年，其核心人物为宋子文。本文分析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二战前的投资经营活动，认为在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还分析了战后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蜕变原因。关键词：投资公司战前中国中国建设银公司 &&&&一、中外投资公司的产生与发展 &&&&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是专门经营投资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与资本的企业，它的主要作用是联络资金使用者和资金供给者，为发行者和投资者创造机会，使发行者能够筹集到资金，同时也使投资者能够投放资金，双方最终取得最佳的金融效益。从理论上说，投资公司的主要产品是财务建议和金融能力，它既不生产任何产品，也不出售任何商品，但是正因为它是有效分配和交换资金的中介渠道，因此它能够左右从事这一工作的所有企业。投资公司与一般商业银行的重要区别是，后者的业务主要是存贷款，而前者的活动则主要是在通过包销证券获得差价和佣金，为投资者和筹资者融通资金，它是从商业银行中分离和发展出来的，有着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① &&&&――――――――――&&&&①有关投资公司的定义参考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李申等合译：《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定东、谢安峰编著：《投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投资公司大约于19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美国出现类似这一性质的公司虽然时间较晚，但其发展的速度却极为迅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860年的j.P摩根公司。摩根公司是美国重要的银行持股公司，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银行公司之一。公司成立之初只是一家专门买卖外汇的个人经营的办事处。其后公司业务不断发展，主要经营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业务，并通过持股和参与董事会等方式，逐步控制了美国及其海外许多大企业和金融组织。根据1933年美国的银行法，摩根公司改为商业银行，将原来经营的投资业务交付给摩根斯坦利公司，并同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公司、纽约的摩根一斯坦利公司、巴黎的摩根公司和伦敦的摩根一格伦费尔公司密切联系，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性垄断集团。 &&&&中国最早出现的类似企业是外国资本的投资公司。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各国列强更是加快对中国资本输出的速度，以投资中国铁路、矿山为目的的投资公司便应运而生，1898年，以英资汇丰银行(Hongkong& Shanghai Banking Co.，)与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Ltd)合资设立的中英银公司(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投资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伦敦，另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分公司。公司成立后，即凭借特权，通过贷款、购料和包办建筑工程等手段，取得了对京沈、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的监督权和管理权。中英银公司还以资助另一家英资福公司(PekinSyndicate，Ltd)的形式，间接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投资，在华势力急剧扩张，成为所谓“洋行之王”。 &&&&民国成立之后，随着华资金融业的发展，业内也不断有人设想创办投资公司。1920年，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即曾计划联合几家资本较大的银行合组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一一中华银公司，专门代募国家债票和公司债款，不做零碎生意。它拟效法中英银公司的模式，资本只作垫款之用，如有合适的投资对象，如欲参与某条铁路的兴建或某个企业的创办，即可临时由各银行组织共同经募债票，这样既可在较短时间内凑成巨额资金，亦能在相当程度上代替部分外资。然而最终还是由于华资实力有限，无法发挥预期作用。①其后，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即所谓“北四行”)在上海成立“四行储蓄会”各存基本储金二十五万元，其经营目标乃是以优惠的利息和红利来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然后再将其投放到国内的工商企业中。当时四行曾与美国芝加哥大陆银行洽谈，计划双方合组一个中美信托公司，草案已经签订，双方各投资二百五十万美元，资本不须巨额，但双方皆具无限集资能力，若遇一新兴企业具有创办潜质，一经公司审核通过，双方即可发行股票，或另筹公司债及资金。1930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代表四行委派刘景山等人前往美国正式商定成立公司事宜，然而此时正遇到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许多银行和企业破产倒闭，芝加哥大陆银行也受到严重打击，对成立公司之事犹豫不决，所谓中美信托公司之设想最终化为泡影。②与此同时，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也曾计划组织一个持股公司来控制其经营的各个企业，进而再对外扩充投资。他甚至已经拟具了“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公司最后还是无法注册成立，刘鸿生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③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由宋子文亲自创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China Development FinanceCorporation)却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标，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投资公司”。④ &&&&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洪葭管、张继凤：《近代金融业与沿海经济发展》，载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②刘景山：《刘景山自撰回忆录》(三)，载《传记文学》第29卷第5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286―289页；中册，第21―23页。&&&&④这句话是宋子文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报告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经过时所说的。他的原话是：“为解决上述两项问题(即引进外资和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笔者诖).本人经本党同志及银行界友好之赞助，发起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成为吾国第一家真正投资公司。”宋子文报告全文见《大公报》(天津)，、20日。 &&&&二、宋子文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背景与目的 &&&&宋子文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念头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与他的学历经历、特别是同当时国内外局势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由于宋子文曾经受到全面而系统的西方现代化教育，又具有从事企业与金融的实践经验，多年来主管全国财政的理财体会使他深深地感觉到，国家艰窘的财政状况必须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积极吸引外资方可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之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日趋明显的侵略野心，宋子文更加坚定了他依靠欧美、抵御日本的信念，而1933年的欧美之行正是其实现自己理念的一个重要机会。 &&&&1933年4月至8月，宋子文以出席于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为名，开始了他上任之后一次重要的欧美之行。出访期间，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订了价值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同时亦向英、法等国提出成立一个“类似国际银行团的国际合作机构”，以便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意见和资金，其成员包括欧美各重要工业国，中国也是当然代表，但却明确表示排除日本在外。①宋子文出访欧美的努力因日本朝野的竭力阻挠而未能取得成果。 &&&&宋子文回国后不久，由于外交政策与理财方针与中枢发生严重分歧而辞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政坛上的失意却令其另辟他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决计弃官就商，且具做‘中国摩根’意愿”。②在著名财政专家、曾任国联副秘书长的让.蒙内(jearlMonnet)的协助之下，经过很短时间的筹备，中国建设银公司便在上海宣布成立了。③ &&&&日，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上海汉口路7号召开公司发起人会议。在宋子文等公司发起人看来，以往中国各种经济建设计划由于范围太广，又限于目前的组织状态，没有哪一个机关可以胜任，必须联络其他机关共同合作，或是依赖社会公众的投资方可达到目的；而中国正是缺少这样一个金融机构，才坐失许多机会与利益。因此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联合各个金融机构，“以便我国各银行及其他公司之合作及相互担任投资事业，并代理发行公司债与研究、调查各项范围较大之新事业计划”，同时公司还“可为各银行或其他公司管理其较为呆滞之投资事业，盖此类投资一经整理，或可渐使活动而达到公众投资之目的”。更重要的则是，公司“可代理发起银行与其他公司为发行机关，如遇有需要长期投资之事业者，可代为发行债券，允在中国市上发行，逐渐推销于欧美各国”。因此，“本公司成立后不独能引起中外投资之互助与联络，且可使外人趋向于中国实业之投资，盖无论外国各银行实业家及投资家，且于本公司为扶助本国各项实业之唯一机关，均采于委托本公司为代理或代表，而谋华人为共同之投资，本公司并可为中外金融界切实联络与合作之机关”。④多年以后，宋子文在回忆他发起创立建设银公司的目的时说，“当时本人所注意之问题有二：第一，如何能在国人可以接受之条件，鼓励大量外资之输入，及如何获取外国技术管理之协助；第二为如何促进国内资本市场之发展。”在他看来，若“缺此二者，我国工业必不能有大建树之发展”。⑤ &&&&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为国币一千万元，绝大部分资本来自于中央、中国、交通以及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十多家商业银行，只有少部分为个人投资。⑥根据《中国建设银公司章程》⑦第十一条规定，“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同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公私各 &&&&__________________&&&&①关于宋子文访问欧美的经过可以参阅拙文《1933年的中美棉麦借款》，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寻求西方援助的尝试――评宋子文1933年的欧美之行》，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7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②这句话是宋子文亲口对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说的，见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③有关公司创立的经过可参阅拙文&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官僚与财阀结合的一个实例)，载(改革)1999年第2期；又收入张仲礼等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④《创议设立中国(建设)银公司缘起》，载上海档案馆主办《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6期，第19页。&&&&⑤《宋子文向中常会报告中银公司经营经过》，《大公报》(天津)，日，第l版。&&&&⑥拙文《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的演变》，《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对公司原始股份的占有情形及其日后股份的转移曾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可参见。&&&&⑦《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共七章三十九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本文所引档案如无特别说明，均藏自该馆，下略)藏，中央银行档案：396(2)/9。 &&&&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务为业务之范围”，由此可知公司经营的范围极为广泛，后来公司在其所拟的开业广告中就将“业务要目”归纳为四句话，即“扶持公私企业，发展农工商业，代办投资管理，经营信托事业”。①公司成立后，即围绕这些方针开展各项投资活动。 &&&&三、战前公司的主要投资经营活动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之初计划设立秘书、设计和统计等三处。据公司协理刘景山后来回忆，银公司成立之后开展的业务范围大致包括以下几项：一、创办大中型企业；二、代客户筹集中外资金，发行股票、债券；三、代购国外材料及各种设备；四、代客户设计生产计划，组织公司；五、代中外客户组织输出、输入贸易；六、代客户重新整理不健全但有前途的企业。②由此我们可以将公司战前的投资经营活动归纳为以下几项。 &&&&(一)进军证券市场，代理政府和公司发行债券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埠和远东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发源地，建设银公司成立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企图开辟和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并进而入主上海证券交易所。据宋子文所说，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之后即与证券交易所商议有关健全国内资本市场之事宜，经过多番交涉，最后证券交易所同意将半数股票让售给银公司，并由银公司负责改组内部组织，以此扩大影响，使得有地位的公司企业乐于将其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同时还商请银公司出面，同有关金融机构接洽，对经纪人予以贷款。本来这些计划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最后却终因抗战的突然爆发而中断。③ &&&&由于公司的股东不是政府内主管财政经济的高官，就是国内金融业的巨擘大亨，因此公司与政府间一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公司多次经手承办政府发行印花税。1934年11月，银公司即代理财政部以九二折独家全数发售卷烟印花税3 000万元，其中绝大部分以九三折交各股东银行代募。④1937年2月初，财政部又与银公司续订卷烟印花税借款6 000万元，九二付款，财政部则以印花、卷烟以及酒等税收作为担保，分17个月偿还。⑤ &&&&1936年8月，上海永安公司由于资金短缺出现财政危机，尽管公司采取各种办法，以低价抛售纱布，压缩库存，并向花旗等外国银行作短期抵押贷款，但都无法摆脱困境。最后还是由建设银公司出面，经双方协商，决定仿照欧美等国通行办法，将零星短期价务合并重组，发行公司债500万元，以永安公司、永安纱厂第三厂及杨树浦仓库的资产作为抵押，由银公司按票面9.15折全部承购，再以9.45折公开募集，年息七厘，十年归还。银公司接手承募後很快即将公司债券全部售罄，并在交易所登记，正式开盘交易，流通于市场。⑥银公司自然从中获利甚厚，宋子文更是趁机以极低的价格强行购人永安公司的股份，⑦但另一方面，公司债的发行确实为永安公司解救了燃眉之急。 &&&&――――――――――――――――――――――&&&&①中国建设银公司档案：289/287。&&&&②刘景山：《刘景山自撰回忆录》(四)，载《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12月。&&&&③《申报》日。&&&&④《本公司二十四年下半年度营业报告书》(1936年)，中国国货银行档案：403(2)/56。&&&&⑤天津《益世报》日；又见Parks M.Coblc，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 ord Nationalist Governm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第220页。&&&&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131页；《中国建设银公司报告》(1936年度)，中国银行档案：397(2)/314。&&&&⑦《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与改造》，第131―132页。 &&&&此外，建设银公司还为地方招募公债。如1936年11月，银公司即应青岛市之邀，代该市招募为扩充自来水等公众事业而发行的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于短期内得到金融界的合作，所有款项，悉数募足。①1936年7月“两广事件”解决后，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调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该公司的势力亦随之南下，曾专为广东的黄埔港开埠募集过一批美金公债。① &&&&(二)引进外资.投资铁路宋子文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最初目的就是希望以公司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导向，将外资引入中国，共同投资兴建国内的实业，其中成效最显著的就是铁路方面的投资与建设。公司成立后不久即与中英银公司合作，与铁道部签订完成沪杭甬铁路借款合约，借款总额110万英镑由双方共同承担，按八八折发行，用以偿还旧欠及垫款以及完成包括钱塘江大桥在内的全线工程。③而与法国银团合作共同投资兴建的成渝铁路更是战前建设银公司引进外资的最大成绩，为了达成引进外资的目的，建设银公司特别联合铁道部及所在地方政府共同成立川黔铁路公司，为引进外资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即以“商办形式”签约，改变了以往借款必须由政府出面、并以铁路收入担保等旧习，从而杜绝了外国财团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铁路这一沿袭已久的疑难问题。④此外，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还参与德国的奥托.华尔夫(Otto Wolff)公司投资兴建浙赣铁路的计划，并与汇丰银行、中英银公司洽商广梅、浦襄铁路借款的谈判。⑤然而正当借款协议签订之际，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上述所有协议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 &&&&(三)参股控股.直接经营企业建设银公司成立初期还参与国内企业的投资，但到了1937年前后，公司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即由一般性的商业融资变为以参股控股为手段，进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最终达到掌握和控制企业的目的。其间特别是通过参股，将原建设委员会属下的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及铁路改变为扬子电气公司和淮南矿路公司最为典型。 &&&&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以及淮南煤矿是建设委员会苦心经营多年、并投人大量资金的国有企业，不论是资金或设备，还是收入或产量，这几个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都名列前矛，实为建设委员会投资工业的成功范例。然而1937年初，建设委员会突然以发展实业需要巨额资金、而国家一时难以筹集为由，建议“为发展建设委员会主办之电矿事业，拟具招收商股办法，以提高社会投资”，并委托中国建设银公司代为招收商股。该办法获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照准，并奉国府指令遵照暨由行政院通令各关系部会查照办理。很快建设银公司便筹集了全部商股，扬子电气公司与淮南矿路公司即告成立。新公司资本各为一千万元国币，其中建设委员会只拥有20%的股份，其余均为商股，而建设银公司手中所掌握的股份最多(48.75%)，完全控制了公司的经营权。⑥ &&&&――――――――――――――――――――&&&&①《中国建设银公司报告》(1936年度)，中国银行档案：397(2)/314。&&&&②《申报》日。&&&&③《完成沪杭甬铁路六厘金镑借款合同》全文收自《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0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6页。&&&&④关于成渝铁路借款及川黔铁路公司成立经过可参见拙文《引进外资的新模式及其特点――以成渝铁路借款为例》，载上海档案馆主办《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4期。&&&&⑤参见张公权：《抗战前后中国铁路建设的奋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73―80页。&&&&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建设委员会档案：23―04，23―2；有关建设银公司参股扬子、淮南二公司之详情，还可参阅拙文《扬子电气、淮南矿路公司的创立与国有企业私营化》，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类似这一经营模式的还有建设银公司与建设委员会、陕西省政府三方共同投资，合作经营西京电厂，资本共计100万元，建设委员会与陕府各33.5万元，银公司33万元，公司的董事会由三方共同派员出任。①1937年6月，建设银公司还利用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财政出现危机、经营发生困难之际，以增加资本的方式，对公司进行改组。其方法是，旧股折半，并增招新股，而增招的新股中将近四分之三为银公司填补的。②建设银公司就是利用这些方法，以较少的资本操纵和控制较多的资本，从而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推动生产与资本的迅速集中。 &&&&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为了逐步达到统制经济的目的，曾有计划地成立一批专业公司，主要是采用官商合办、共同人股的方式，并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出面，企图以此来控制全国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各个领域。这一计划正与建设银公司的设想不谋而合，因此银公司当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配合，其间成立的中国棉业公司、中国木业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川黔铁路公司等就是其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专业公司。 &&&&除此之外，建设银公司还充当中介，以银团贷款的角色为国内企业筹措款项，这些投资大都是用于发展能源和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如南昌水电厂、武昌水电厂、庐山电气交通公司、咸阳酒精厂以及扩充首都电话计划等等。 &&&&四、经营方针的改变及其原因 &&&&中国建设银公司自正式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不过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但所取得的效益则极为显著，同时这也是公司历史上业绩发展最为辉煌、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据公司《战时业务概况报告书》所称，战前公司“对于国内工、矿、路、电事业之经营无不竭力以赴，藉应各处之需要，其荦荦大者，为扬子电气公司之首都与戚墅堰两电厂、淮南铁路与煤矿、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江南铁路、川黔公司之成渝铁路、广梅铁路、中国棉业公司、中国木业公司、中国矿业公司、西京电厂、南昌水电公司、庐山升降电车及咸阳酒精厂”等十余家工矿企业，工矿业投资总金额为14 808 420元，金融业投资为港币100 000元及100 000法郎，此外各附属事业之企业投资尚未计算在内。③与此同时，公司的业绩也取得了惊人的效益，根据公司公布的战前历年营业报告书记载，1934年度(公司开业仅半年)公司纯益为587 558.69元，1935年度为1 211 997.73元，1936年度更上升到1 914 531.62元。④ &&&&――――――――――――――――&&&&①建设委员会档案：46/562。&&&&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建设委员会档案：23―25―15，1―1；2。&&&&③《中国建设银公司战时业务概况报告书》(日)，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档案：401/121。&&&&④中国银行档案：397(2)1314。 &&&&抗战期间，建设银公司曾接受政府的委托，积极联络国内外资本，兴建铁路和煤矿，如吸收法国资本，修建南(宁)镇(南关)、叙(府)昆(明)铁路；与国内资本合作，共同创办中湘、建川煤矿。但总的来讲，抗战爆发后建设银公司的经营方向就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公司更是改变了其成立时吸引外资、共同投资国内实业的初衷，而变为一个依仗政府权力、官商勾结、利用特权、牟取暴利的机构。 &&&&中国建设银公司经营方向的转移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同国际国内大形势有关，也与公司性质的改变密切相联，值得深入进行分析。 &&&&抗战胜利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法在华势力亦大受打击，唯有美国对华投资迅速增长，然而此时原以吸引外资为导向的建设银公司的作用已不重要，美国完全可以以其实力掌握和控制对华投资的规模与数量。更重要的则是，战后美国对华的主要投资者已不是私人资本而是美国政府，而且投资也是采取间接投资(诸如种种借款与援助)的方式来进行，因此有无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工业投资公司的中介作用也就无关紧要了。 &&&&与此同时，国内的局势也发生重大变化。银公司成立时国家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势力还不是很强，公司股东中只有中央银行算得上完全是国家资本；但随着国家以发行官股控制中国、交通：：：行，又以解救金融危机为名，将中国通商、四明和中国实业三家银行改为官商合办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金融实行统制。抗战爆发后更以四行二局一库的模式完成了对全国的金融统制，此时原先建设银公司可以经营的业务就大大缩小了。譬如抗战前公司原有准备以占有一半股份来达到控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计划，待到胜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市时已时移势转，建设银公司已无法置喙，而改由国家资本的三行(中国、交通、农民)和二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手操办了。 &&&&公司经营方针的演变也与创办人身份的改变有关。前文已提及，宋子文创办建设银公司时正是他刚刚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部长之时，此时宋虽然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等职，但毕竟已离开了权力中心。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又重新步向中枢，先是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前往美国寻求援助，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抗战胜利前夕又升任行政院代院长(1944年12月)、院长(1945年5月)，走上其一生政坛的最高峰。宋子文为了避嫌。于抗战胜利后以“公务繁忙”为由，相继辞去了建设银公司执行董事以及扬子电气、淮南矿路、汉口既济三家公司董事长的职务，①在这之后不久，宋子文因战后推行的财政方针出现失误而引发“黄金风潮”，遭到朝野上下猛烈的抨击，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尽管他仍占有公司的相当股份，但他的去职对于公司的经营势必还是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公司经营的内容发生变化也与公司性质的转变有关。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时其股份绝大部分为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所有，属于个人投资极少，公司的成立实际上是政府寻求外援、实行中外财政合作的一个重要产物，自然以投资国内企业为要务。随着公司内股份的占有情形发生重大的转变，特别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原来国家银行所拥有的股份以极低廉的价格转移到私人手中，国有银行所占有的股份从一半以上下降到只有5%。②公司的性质发生变化。公司的经营方针自然也会随之而改变。 &&&&――――――――――――――――――――&&&&①资源委员会档案：28/23203。&&&&②有关公司股份的转移详情可参阅前引拙文《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的转移》，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建设银公司高级职员当公司1949年被新政权接管时亦承认：“本公司成立之初，其股份大部分属于当地各国家银行及商业银行，私人股份甚少。其后时日变迁，原有股份渐多转移，私人股份亦渐次增多。”见《暂拟中国建设银公司清理计划草案》(日)，中国建设银公司档案：289(2)/24。 &&&&然而公司经营方针的改变最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与政府的政策演变有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一改战时实施的统制经济模式，推行的是鼓励输入的外贸政策和开放外汇市场的金融政策。这一政策的特点是进口管制极松、外汇管理极滥以及“钉住制’’外汇汇率极低，导致的后果就是经营进口贸易极为有利，一时间在上海等大商埠经营进出口的商行趋之若鹜，呈现出一派畸形繁荣的景象。中国建设银公司自然不会放弃这一牟利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公司内的股东不是政府主管财经政策的高官，就是具有巨大经济实力的金融大亨，他们依靠与政府间的那种密切联系，利用战时与外国财团建立起的良好关系，抢先登陆，担任外国商品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从事经营汽车、无线电和各种奢侈品的进口业务；后来当政府采用“输人限制配额”制、强力管制外汇时，这些豪门资本却仍可依仗特权、套取外汇，牟取暴利，终引起世人极大不满。就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也联名提出动议，认为像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业公司这类“官办商行”“皆有利用特权、结购巨额外汇、输人大量奢侈品情事，致普通商人难与争衡，外商并因此屡提抗议”，而且“此类‘官办商行’又大抵为官僚资本之企业机构，其间不乏贪官污吏之财产，尽为搜括民脂民膏之所得”，因此要求有关部门“澈查此类‘官办商行’之账目，一旦发现其有“勾结贪官污吏之确凿事实者，应即封闭其公司、没收其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①不久，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公开刊登扬子、孚中和建设银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依仗特权结购外汇的消息，②更加激起国人的愤慨，遭到民众的唾弃。 &&&&中国建设银公司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背景的投资公司发展到官商结合的“官办商行”这一演变过程说明，任何一个企业或机构，哪怕它最初创办的动机是良好的，其经营活动确实也曾发挥过促进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旦公司的决策人将个人牟取暴利的意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依仗权势，损公肥私，以权谋私，那么最终一定会走向历史的反面。 &&&&――――――――――――――――――&&&&①见《黄宇人等一百零三名中执委员临时动议》(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档案：6.3/89。&&&&②《中央日报》日，第4版。 &&&&(作者：郑会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