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力量解说词（三）
第7集：各领风骚
1951年美国人爱德华兹.戴明在日本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质量管理奖。戴明是二战后传授公司经营之法的众多美国专家之一，30年后他一举成名。1980年6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请戴明去做电视访谈，题目是：如果日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节目播出后轰动全国。此时的日本公司已经从一个学习者变为势不可挡的赶赴者，全世界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就在戴明来到日本的1951年，日本商人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土地，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作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当时，也许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松下幸之助此言的深意，直到日本公司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益和利益的新来源，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从江户时代开始，大阪就是日本的商业中心，最繁华的地方叫船场，那里的商人在日本是出了名的精明。16岁的松下幸之助就在大阪电灯公司作学徒，他从船场商人那里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理念，“当时船场商人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三方得利，意思是说，做买卖要让买方得利、卖方得利、还要社会得利，挣钱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持续地挣钱，这一点让松下幸之助受益匪浅。”
1918年，23岁的松下幸之助，在反复思考后决心像父亲教诲的那样：要以商立身。他从已经干出点成绩的电灯公司辞职，创办了一家生产插座和电风扇底盘的小公司，并用自己的姓氏命名。松下幸之助创业的年代正值日本公司蓬勃发展时期，一批日后逐鹿全球的公司开始草创，同一年，丰田佐吉创办丰田东京自动纺织社，15年后，这家纺织公司设立了汽车部，田中制造所和东京电气此时已经营得十分红火，二十年后，他们合并成了日本最大的电机公司东芝，同样在大阪起步的夏普公司正凭借创始人早川德治在1915年发明的自动铅笔而得以扩张，从一个电气修理车间起立的日利公司，也在1915年时成功制造了7000瓦的水力涡轮机。不过，仅仅在50年前，日本人还钱然不知公司为何物？
从欧洲引入这一新鲜事物的是被称为日本现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他不仅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还写了一本书介绍股份公司创办之法的指导书。
1872年，大阪府发布公告，明确要求民众缔结会社、商社，应熟读涩泽荣一撰写的《立会约则》。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6年，日本各类公司的总数达到4596家，其中股份制公司占半数以上，伴随着公司数量的增长，来自欧美的现代观念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日本。
日本开国之初，横滨港对外开放，一位前来观察的英国记者在报告中写道；日本人非常懒惰，这么懒惰的国家，经济是不会发展的！这让日本人很气愤，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很勤劳。“为什么有这样的报道呢？恐怕是因为在此之前，日本人做事总是比较随意，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做事，但是现代工厂的工作方式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好规定的工作，到点才能离开。”
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迟到一词随之出现在近代日语中，在文明开化之风的扫荡下，日本人剪短头发、换上西服，跳起了西洋舞，建起了西式一条街，但是，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官尊民卑和重士轻商的思想基础，却非轻易能够改变。涩泽荣一逐渐发现，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结不在于是否学会了股份制的样式，而在于如何改变阻碍公司发展的社会文化。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在涩泽荣一进行实业开拓之际，福泽谕吉则创办了一所学校来传播经济思想。日本常说：公司在庆应。这所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在开办之初，设有文学、理财、法律三个科系，把理财也就是经济作为科学之一。福泽谕吉的这一做法和他此前的著作一样，大大震动了日本社会。“福泽谕吉的著作《》，第一版卖出了22万本，当时的日本国民中，每16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读过这本书的第一版。”
《劝学篇》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位思想家教给日本人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可以凌驾在别人头上，也没有人生活在别人身下，“只有每个公民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立国和使个人独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很多方式能够帮助立国，但福泽强调必须重视经济。”因为福泽谕吉成天把经济挂在嘴边，士大夫们嘲笑他是卖福泽的谕吉，但他本人却毫不介意，还第一个走上大学讲台去讲授经济学。在他的影响下，庆应大学的毕业生都多不愿从政、而愿从商。
不过，极力主张引入新文化的福泽谕吉并非一个简单的拿来主义者，“福泽最重要的思想是尽管西洋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绍和接纳，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自身的特点作为根本，只是把西洋的东西借来使用是不行的。”
1910年3月16日，从事实业20余载的涩泽荣一迎来了70寿辰，他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是一位企业家送来的一幅画，画作中的4件作品寓意了他一生的追求：象征武士道精神的武士刀、代表西洋文化的绅士帽、意指商业活动的算盘、修习伦理道德的《论语》。受此启发，沼泽荣一开始撰写著作《论语与算盘》，数十年的政商经验告诉他要改变轻商贱利和权力本位的风气，必须在日本传统的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
“沼泽荣一有趣的地方是：他说如果突然要求学习近代化的知识、学习英语，人们会无法接受，他主张通过大家都容易理解的，通过在当时一些有过教养的人都知道的《论语》和算盘来学习。”
沼泽荣一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
“这是现代版的《论语》，阐述了作为经营者必须具有的观念，从福泽谕吉和沼泽荣一开始，人们有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追求金钱的同时，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谐就很危险了，这正是沼泽荣一著作的主要观点。”
1916年《论语与算盘》一书出版，每本只卖一日元，人人争相阅读，作为日本企业界的圣经。到松下逹之助创业的1918年，公司已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支柱，此时正值明治维新50周年。
运来天地皆同力。某种意义上掌握权力的组织者一直是社会流文化的决定者和引导者，“明治政府已经建立了现代化的各种制度，奠定了经济活动的基础，比如关于合同的理念、所有权的问题，关于这些都分布了法律，也制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银行制度，可以说这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日本《公司法》出台的1890年，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宪法》强调了天皇的绝对权力，但也赋予了民众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规定：日本臣民其所有不受侵害，在保护所有权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对产权做出调整，很早就将经营不善的官办企业委托给私人经营。同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使得封建特权逐渐崩溃，等级制度日益瓦解，“不只是封建道德，也可以有新的生活方式，西洋文化的根本是个人主义，强调尊重个人，这种观念在明治以后逐渐被人们所理解。”
1931年，沼泽荣一逝世，皇室成员和政府高官都来为这位企业家送行。商人在日本已不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而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中坚。在最初的碰撞之后，日本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新文化，公司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阳光、空气和水土。
20世纪30年代，一代新的企业家继承了沼泽荣一的精神衣钵。1932年5月5日，松下幸之助将168名员工全部召集起来，激动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刚刚发现的公司使命。“我们如果能像算来水管那样不停的生产，当然价格就会降低，产品就会变得便宜，人们会方便，生活会更美好，社会会更富裕，这是松下电器公司所有员工生存的意义，也是公司的社会使命。”
松下幸之助把宣布算来水经营哲学的日子定为公司的创业纪念日。将1932年称为命知创业元年，他认为，过去经商的15年只是胚胎期，今后的250年才是达成使命的关键阶段。放在第一位的目标，不是股东利益，而是回报社会和国家。松下提出的这种使命感，和松下幸之提出的公益即私利的观点一脉相承，内里充满了东方文化的家国气质。
“从根本上来说，欧美注重个人主义，股东是一个一个的个人，经营者也只是考虑自己、考虑个人的升迁，而日本人认为只要公司壮大了，自己也会变强。把个人的命运和公司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最大的不同。这想亚洲也是这样，大概也是一样的”，“这知道，有一些文化，但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有一些则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管理体系中的薪酬制度都会映射出文化中的那些因素。”
献身国家，忠诚、勇气和自我牺牲。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现代企业，公司因此而被独特的日本面孔。美国学者傅高义认为，在日本对应当为集体利益携手合作的认同，仍然保留在所有的公司之中。这个社会所有的组织与个人都拥有国家的目的而造成共同努力的渴望。
员工喜欢以公司的名字为自己命名，称自己为松下人，丰田人等等，他们将这种强烈的归属称为“忠”，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就象是一个更大的家。员工需要这个家，社会文化需要这个家，这是对人类千年传承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延续。经营者则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努力让家庭保持和睦、团结和秩序，让家庭成员分享幸福，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松下公司始创的终身雇佣制的年功序列制被广为使用，几乎成为日本企业的象征。
“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逐渐建立了这样的观念，公司不是股东的，也不是经营者的，而是公司职员的，这是日本企业文化最大的特点。”
第8集：创新先锋
1947年12月16日美国新泽西州默里山，物理学家们如同往常一样又一次开始实验，他们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2年，就在这一天，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露出曙光，深谙甘苦的科学家斟酌良久，给这个新发明的起了一个名字——晶体管。
许多年后，晶体管带动的半导体产业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产值，成为现代的核心。默里山被认为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祥地。而这一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科技成就是由一家公司创造的！
晶体管诞生的贝尔实验室，当时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研发部门。它的前身是贝尔电话公司，如今它属于阿尔卡特一朗讯公司。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70年代，被经济学家认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160种主要创新中80%以上都是由公司完成的。今天，全世界70%的专利和三分之二的研究开发经费出自跨国公司。2006财年，美国政府的研发预算为1320亿美元，美国公司的研发预算则达到了2000亿美元。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这是世界上是现在最早的一瓶阿司匹林，距今已有111年的历史。1899年，它诞生在德国拜耳公司，那是一家刚经营了30多年的颜料企业，从诞生起就有做实验的传统，“最初，弗里德里希.拜耳和弗里德里希.维斯考特都是自己做实验的，比如，在家里的厨房，而系统规模的研发出现在20年之后，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起工业实验室”，阿司匹林被后人称为：世纪之药。
在拜耳公司的产品销量榜上多年一直位列前十。这些不断从公司实验室中走出的新产品，不仅仅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更是在向世人宣告:公司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角。
“在公司成为研发主体之前，科技发明主要是由少数杰出人士完成的，他们在大学、学院或者工作室工作，大都是由个体做出发明，然后努力将这些发明推入市场”。
。一个发明催生一个公司的方式，在欧美各国十分普遍。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取代荷兰，不仅仅是发明和科学活动的增加有关，也不仅仅与纺织、钢铁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关，而是与生产、投资及市场的新组织方式有关。诺斯所说的新组织，就是将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公司。
“工业革命最初是由个人创新引导的，但是，为了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利润和投资就需要公司、需要雇佣人员，签订合同等等，因此我们就有了公司。”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指出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认为将科学应有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也许正因为社会的这一普遍意识，各国政府很早就开始把发明变成财产。专利法保护的是个人的发明权，而个人却借助公司平台组织资源，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利署上了公司的名字。
当科技创新日益显示出创造利润的能力后，公司对财富的追逐就直接变成了对技术发明的热爱。19世纪中后期，德国大公司们率先设立工业实验室，并在化学和电气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美国则总在不断地把旧大陆的经验放大。1900年众通用电气开始，美国公司大步加入研发者的行列。“公司的崛起意味着研究与开发第一次开始系统化，公司取代了个人实验室，然后宣布我们将从收入中拿出15%来尝试我们的新想法，即使今年没有任何收益也没关系，我们将用十年的收入。”
二百多年绵延壮大的杜邦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家，它从自主研发中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1928年时，已涉足化工、汽车等多个领域的杜邦，开始实施一项新计划，“他们决定启动一个只做研究，纯科学的基础研究项目。他们请来了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莱士.卡罗瑟斯博士”，卡罗瑟斯博士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建造新的实验室，二是研究课题不受限制，三是提高工资，年薪从哈佛教授的35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杜邦公司照单全收。卡罗瑟斯从此开始了他形容为像煤矿工人那样的工业奴役生活，虽然辛苦，他却感到很愉快，他说：没有人过问我如何安排时间？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一切就由自己决定。最令卡罗瑟斯高兴的是研究资金简直没有限制，“1936年他们确认了一种特殊的分子，一种可以成为尼龙的分子——尼龙66，后来它被投入商业开发，在1939年研制出了商业产品。那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时期，那是一个由基础科学产生新发明并诞生了新产品的例子，”这个新发明，花了杜邦公司2700万美元和卡罗瑟斯博士7年的功夫，因为它实质上开启了高分子化学的基础研究，不过，与它随后带来的财富相比，一切都是值得的！在纽约世博会上，尼龙袜的初次露面被引起了巨大轰动。作为降落伞的材料，尼龙在随后的二战中更是声名大噪。“这是美国企业承担创新使命的开端，并且开始认识到：公司不仅通过生产创造价值，而且还可以通过改进产品创造附加价值。”
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个让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早已有了答案。一连串的经典案例不断表明：公司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
这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生产链：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交由西方电气生产，产品由贝尔系统运营商销售，并按一定比例付给贝尔实验室专利使用费，以保证研发经费。如此循环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迅猛扩张，“我们公司以创新为荣，我们有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追求创新的数量，还追求颠覆性创新。”
贝尔实验室先后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它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1934年开始，贝尔实验室的文件中频繁出现一个新名词：R&D ——研究与开发。在这里，10%左右的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90%的进行技术开发。因为总裁尤厄特认为：电信业不同于传统工业，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晶体管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由价值驱动的团体，他们的价值观是我能不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来保证对创新的追逐，所以我们能拥有最好的品牌。”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
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报告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科学事业，同时又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保障自由探索精神的必要。让政府意志和科学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给创新提供了空间。
“（美国政府）一方面是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从事技术研究，不但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而且不干预大学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使得企业在技术当中具有更大的动力。”
二战后，世界科技正处在一个革新不断的时刻。DNA掀起了生物学革命，高分子化学带来了材料的革命，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突飞猛进。50年代时，半导体成为美国企业的主导技术产品，随着世界逐渐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科技竞赛的疆场上，公司再一次成为决战的先锋！
正当贝尔实验室将晶体管视为公司绝密时，远东的日本人很快嗅到了它的味道。一些敏锐的小公司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刚成立不久的索尼就是其中之一。
盛田昭夫一直上梦想着做出便携式收音机，但只有晶体管才能收音机做得那么小。种种努力加上机缘，1953年10月，盛田昭夫飞往纽约，前去签署技术引进的协议，很快，盛田昭夫的合作伙伴井深大就拿到了美国寄回的合约复印件，但是，当他去通产省办理支付协议款项所需要的资金时，负责分配外汇的部门领导却大为光火，“二战后，日本的经产省拥有的权力非常大，比如当时进口需要外汇，外汇分配给哪个企业是民通产省为中心来决定的，再比如，设备投资的资金由哪个企业使用，通产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因为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就擅自签署合同，井深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愤怒的官员平静下来。
1955年1月，索尼生产出了晶体管收音机的雏形，研究中有着出色表现的江崎玲於奈还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位公司出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美国公司却在一个月前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放到了市场。如果通产省是一点许可的话，也许发明权就归索尼了，为此，盛田昭夫一直心存懊恼。
这一时期，很多美国公司靠美苏争霸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军方订单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日本公司已经打起了民用电子产品的主意。欧洲人曾经嘲笑日本是一个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这样形容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尼康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
“日本的企业在制造产品方面，还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在开发集成电路上，政府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协助，走向了新的方向。”
第9集：本土雄心
公元1759年，清乾隆20年，一份御状递到了皇帝的龙书案上，告状的是一位中文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他声称：因为中国商人的欠款问题，本国公班衙派我上京师申冤。这是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最早涉及公司事务的中国官方记载之一。公班衙，就是西方公司一词的音译，但公司到底是什么？在经济总量足以傲视全球的康乾盛世，没有人太关心这个问题。
100多年后，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薛福成的这句话，并非只对那时的中国有意义，当时，欧美各工业国以其先进的经济制度称雄于世，每一个想要富和强的国家，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长长的岁月里，一次次彷徨、苦闷、试验和修正后，崭新的中国和中国公司终于找到了独具特色的市场之路。
《本土雄心》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自1842年成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后，这里就成了各国公司在华的竞技场，直到被迫开埠40年后的1882年，一家中国公司终于打破了外商对航运业的垄断，这就是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刚十年的轮船招商局已在海外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年利润在160万两白银以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用战争打开国门后，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本国公司的力量。
19世纪80年代，也正是世界公司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英国的大量个体工商业完成了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据统计，1877年到1887年的十年间，注册的股份公司共有15165[家，在当时两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美国和德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尤其是美国，一批大型公司已然孕育。在亚洲，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让公司制度首次登陆东方，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开端，从它开始引进了先进的新的生产力，它先是从创办军用工业开始，到1872年又开始创办民用企业。”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在1882年的《申报》上，招商局原值100两的股票已升至253两，其余公司股份也纷纷上涨，但是，一个体制难题渐露端倪。招商局在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了官督商办的理念，这份公司章程的起草者盛宣怀，后来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国营公司的创办。他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官督商办意味着清政府对民间力量是防而不是放，不信任市场规则，而信任官老爷的道德。
“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头上顶着一位婆婆，企业难以在商言商。1883年。轮船招商局上书朝廷要求官股到期退出，完全实行民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私人股东被迫撤股，盛宣怀身兼官方督办和商方总办入主公司。
“民间的企业活动和民营公司跟专制政府，它存在着一定的天然矛盾性，当然它这种专制统治与民间的经济利益，它不仅仅限于是公司，它跟整个的民间利益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天然的矛盾性。因为在专制的制度下，特别是在皇权的专制主义的制度下，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都是朝廷的，都是统治者的。”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8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根据清末民初时期的记录，政府举办的企业并不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经营管理大型企业的经验，一部分原因在于尚未厘清一些基本规则，不清楚政府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当时所有这些都非常混乱，这使得他们很难成功。”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作为盛宣怀的好友和多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建者郑观应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一是重商，他主张商握四民之钢，就是把商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第二个思想就是商战思想，他主张跟外国进行商战，主要的观点他说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应该要全由工商业者来主导企业的发展，这是他后期的想法，就是说，尽可能要摆脱官府对企业的控制。”
伴随着甲午风云，郑观应的观点震动朝野，郑氏之书人人争阅，一印再印不敷需求。
甲午之败是对晚清官商体制的一次明白无疑的宣判，而此时的中国的民营公司又是否能走上前台呢？就在《盛世危言》风行的1894年，大清帝国新科状元张謇，作出了弃官从商的决定，人们都说张状元疯了，张謇自己也将此举为舍身喂虎，十数年艰辛之后，大生纱厂成功亮相，张謇没有重蹈招商局的覆辙，大生的官股只分红利不干涉实务，公司有了自主空间。一生创办了180多个企业的张謇成为那里中国民间创业的一个代表。
据统计，1910年时，正式注册的民营公司大约410家，与官办企业的比例为4：1，正好与洋务运动时期掉了个。就在这年6月，清政府不得不将招商局交给民间机构打理，经营不力加上官府高额摊派，公司的净亏损已达数10万两白银，但问题的根本还不大于经营，没有必须的市场环境，恐怕谁都没有本事让公司起死回生、长治久安。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是一个机制，为了使供给和需求正常运转，我们必须有法规，有法治国家，有一切可以使供给和需求达成价格的必要条件，这样的机制才能构成市场。”
1910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大清朝并非没有律法，1904年时清政府已颁布《钦定大清商律》，但是，帝制下的《公司律》形同虚设。“他（梁）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违法自违法，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所以他就非常尖锐地说：今日之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公司发展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人们逐渐认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改革政府的机会。令人感叹的是民间入股经营的川汉、粤汉铁路被强行收归国有而引发的保路运动，成为压垮政权有最后一根稻草。
1901年，随着武昌城里骤然而起的枪炮声，千年帝制成为历史的尘埃。
1914年，中国无锡的商人荣宗敬兴奋地点燃了爆竹，庆祝自己在上海的第三家面粉厂成立，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家在东南亚和欧洲市场大获收益，3年后，已拥有10个工厂，一昼夜可出面粉4.2万袋，这位面粉大王还同时进军纺织业，在衣、食两大民生产业中攻城掠地。荣氏公司是当时民营资本扩张的成功典范，在军阀混战不断的年代里，中国企业家的努力可算是卓有成效，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中国公司获得了很多新的机遇，许多活跃起来，开展了糖类、火柴、棉花等轻工业商品的贸易，上海发展迅速，还有苏州、镇江、通州等地，长江以北地区以及后来的天津，尽管当时政府力量有限，法律也不健全，中国的资产阶级却蓬勃兴起。”然而，这一轮的公司热，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27年荣宗敬一夜之间成了国民政府通缉的对象，在无锡的家产也被没收，罪名是领队军阀孙传芳，荣氏兄弟只好认购了50万元债券才算勉强过关。
1930年，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国民政府仅用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就收走了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股东的亏损都由个人承担。“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之前的北洋政府、清朝政府一样，于1929年颁布了一部《公司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再次颁布了一部法律，一方面，这些法律为公司奠定了稳定合法的基础，可以按照西方国家那种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扩大公司规模，另一方面，公司仍处于高度管控中。”
在高度控制的经济体系中，自由的竞争不复存在，自由的市场难觅其踪。国民政府这种办公司的想法和做法与晚清如出一辙，初衷都是为了强国，结果却都事与愿违。也许，从一个个民营公司蒙难时起，同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当官僚资本逐渐走向权力顶峰，私卻和贪婪最终摧毁了政权本身，“因为都把官僚资本作为一个和国民党政权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标志物的时候，那么官僚资本它所造成的，无论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民心上的，这些负面的作用，最后都要国民党政权来予以承担。”
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经一次次战争、动荡、民族危亡，当最基本的安宁都无法维系，甚至国家主权都不能得到维护的时候，当救亡成为首要命题的时候，失去了生存土壤的中国公司不得不再次沉寂。
1978年，招商局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迎来了它的105岁寿诞，但眼前的一切却不容乐观。1950年时招商局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刚刚创业，只有两条小船，到1978年，包玉刚已经拥有一支2000万吨的船队，并获得了世界船王的声誉，招商局一条船都没有了，主要业务是向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落后的并不只是招商局一家，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根本看不见中国公司的踪影。
1949年，结束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动荡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终于拥有了立足的基础，一个主权完整的新国家，此时出现在舞台中央的是国营工厂，它们的动作方式是执行国家计划。
“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军工企业，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历史角度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第10集：地球无疆
如果不是广袤的海外市场的召唤，也许现代公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地中海孕育、从大西洋出发，公司的诞生就是为了远渡重洋，世界上很多个地方都被那个热衷于征服与掠夺的早期跨国公司拿来取作名号，因为这个不光彩的起步。跨国公司似乎一直不得人心，它曾被视作侵略的工具，引发了众根深蒂固的恐惧，但是。400多年来，公司却从未改变向外的姿势，天灾或是战火、政治鸿沟或是文化差异，都不能阻挡这与生俱来的冲动。
公司向往每一个市场、奔赴每个市场、连接每个市场，近几十年来，它以前所未有的样态和一如既往的力量，穿越民族国家的疆域边界，扫除建立世界市场的障碍，今天，当我们从公司的角度来观察世界时，全球版图可以有另外的线条来勾勒。国与国的竞争，人与人的关系者可以重新定义。
《地球无疆》
１００年前，欧莱雅只是化学家尤金·许勒尔走街串巷、向美容师推销的一种染发剂。100年时间里，它一步步走出了巴黎的街道，今天，欧莱雅在全球共有６５家分公司，旗下２３个品牌在３３个国家都有销售。
　“欧莱雅90%以上的营业收入是来自发源地法国之外，50%以上来自欧洲之外”。
英国《经济学人》）
“因为本土市场狭小，德国公司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出口，不断尝试开发国外的市场。”
胜家公司的总裁伯恩后来解释道：之所以去海外建厂，是因为南北战争后，美元汇价的上升和美国国内工资的上涨。
未来学家）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的冷战结束了。冷战结束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说：过去妨碍出现全球市场，这样一种政治的结构被打破了”。
1991年英国物理学家伯纳斯.李创造了万维网，多年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网络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最先提出了‘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这个词是我创造的。20年前我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完全没有预料到，竟然会有这么多国际化的大公司出现。”（大前研一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
1993年1月，IBM公司弥漫着一片悲愤，董事长兼CEO离任退休，留下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蓝色巨人，这家全球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连年亏损已高达160亿美元，公司股份一再下跌，在媒体眼中IBM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1993年4月1日，51岁的郭士纳接管公司，将IBM从硬件生产商，转型为服务型提供商，让大象重新起舞，9年后，50岁的彭明盛接替郭士纳，IBM完成了全新蜕变。
&&“我们的董事长彭明盛，刚刚到IBM上任时，就预见到世界性的商业机遇，是世界市场市场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整体，这是网络时代的到来决定的，因此，他意识到，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降临先机。如果我们要在这方面取得先机，只要技术支持，IBM就要先将自己进行全球整合，我们称之为全球整合企业。”
2006年6月，彭明盛在美国（外交）杂志上，高呼跨国公司已经过时，全球整合企业时代正在到来。通过全球整合，IBM在世界各地的数据中心，从155全减少到6个，&财务系统从１６０００个减少到４１００个，采购中心从３００个减少到３个。这里是位于纽约州的IBM全球总部，公司的全球支付中心远在万里，全球支付中心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上海，它和深圳的全球采购中心、吉隆坡的全球财务中心、马尼拉的全球人力资源中心、布里斯班的全球客户服务中心以及设在中国、瑞士、日本、印度等六个国家的研发中心，共同组成了ＩＢＭ的核心。
&&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这个大变局中，谁能勇敢地加入竞争，谁就有可能占据先机。
就在IBM向全球公司转型的时候，北欧的一家公司也走在了命运的拐点上。
1991年伊始，诺基亚公司陷入危机，这个拥有众多产业门类的荷兰百年老字号濒临破产边缘，然而，仅仅用了10年时间，它就成为年销售额超过300亿欧元的世界知名企业。诺基亚的骄人业绩，不仅仅得益于技术领先和产业聚焦策略。1993年，荷兰政府宣布取消对公司的持股限制，诺基亚由此而获得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契机。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到2007年时，诺基亚的股权结构中荷兰只占了9%，它不再属于荷兰，但却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因为诺基亚的成功，荷兰连续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开放的国家和公司得以相互成全。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反思。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皮埃尔·道克斯&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公司，历史性的机遇都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用卫星和计算机系统管理１４个国家的６６００多家商场和数万家供应商，沃尔玛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了全球采购。&电脑公司和物流公司合作的订单式生产、配送，不仅创造了零库存的商业模式，更让消费者真正变成产品的主人。
&&在网络世界里，买卖双方不再需要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电子商务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几千年来做生意的方式。
“全球竞争对消费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来自全世界的生产者都在竞争，看看谁能把产品卖给像你和我这样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就是消费者。”（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
“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改变，不平等的关系正在转成更加对等的关系，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研究项目和更多的技术注入东道国。产品的价格也更加合理。”
全球竞争，降低了整个人类的交易成本，公司触角最大程度地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于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无数个普通人获得了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可能。
当搜索引擎让我们对地球上每时每刻
2006年5月，可口可乐迎来其神秘配方120岁的生日。据说120年来，掌握配方的不超过10人，但是，生日的烛火刚刚熄灭，这份神秘配方就陷入了严重的安全危机。2006年8月，印度最高法院要求可口可乐公司要么公开配方，要么停止销售，原因是印度科学和环境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可口可乐部分软饮料中杀虫剂的成份含量严重超标。这并不是可口可乐第一次在印度遇到麻烦，早在1958年可口可乐公司就进入了印度市场。苦心经营近20年后，它却不得不选择全面撤出。
“当时印度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要求跨国公司将其股份减少到50%以下，跨国公司认为这很不合理，于是有一些公司决定撤离印度，可口可乐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在全球拥有400家企业、在跨国经营史上写下过辉煌履历的可口可乐公司，这几乎可以算作一次滑铁卢。
“实际上，我们在亚洲的业务早在1925年，从菲律宾就开始了，1929年时，我们最大的国际市场是上海，我们跨国经营的时间已经相当长。很可能在跨国公司这个词出现之前就开始了。”
可口可乐和印度之间的恩恩怨怨绝非偶然或者个案。作为一个外来者，跨国公司遭遇的尴尬也并不单单发生在亚洲。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经济逐渐复苏，但与此同时，美国公司在欧洲控制了50%的半导体产业、80%的计算机和95%集成电路生产，为此，不少欧洲国家担心在技术上沦为美国的附庸。
“跨国公司进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带来关于竞争游戏规则的变化，它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经济结构。在彻底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的同时，当然也会遇到抵制，比如你提到的欧洲的情况，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抵制活动。”
跨国并购也风起云涌。1998年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戴姆勒－奔驰和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宣布合并，12年后，克莱斯勒又被收到意大利的菲来特集团麾下。昔日的大佬们忙于为21世纪投子布局，同时，一股新的力量也在悄然而快速地成长。
“我想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30年里，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印度公司发展成为超级巨型公司。那时，你就会看到这些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中端市场作为消费市场的重要性，我认为，贸易将连接起整个世界。”
在中国南方，一个年经的挑战者格外引人瞩目。迈瑞公司成立于1991年，十余年后，它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产品销售到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资金实力比，它远不如那些著名的对手通用电气、飞利浦、东芝和西门子，但它的持续创新能力却令人刮目相看，被美国研究者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中国公司之一。
“我们每年将我们销售收入的10%，投入当年的研发，这比我们国际上很多大的竞争对手要高，他们只有7%，有的只有6%，也远远高于我们国内的竞争对手，但是，你从它取得的成果来看，我们一般的一个产品的研发投入3年就能把所有的投入的资金全部收回。”
“这个世界不再需要通过模仿碰巧成为全球企业的公司，世界需要的是创新！需要那些可以为其他地区带来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无论这样的公司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此，不要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公司走向国际化要带着他人不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东西。”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惟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技术，公司已经开始上演全球化时代的变形记。
1988年，张明正和伙伴们用5000美元在美国洛杉矶创办了趋势科技公司，以电脑杀毒软件起家逐渐在网络防毒软件领域成为全球第一。让人们感兴趣的这是一家列母国公司。
“你用人种来分，那我会跟你讲，我是属于中国人的公司；那如果说，你今天问我的财务，那我会跟你说，我是日本的公司；那如果说，CEO住在哪里，我会跟你讲是美国公司。”（趋势科技公司副总裁张伟钦）
要对抗超越国界的病毒，就有了超越国界的公司。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趋势科技提供了关于未来公司的一种新趋势！
“我们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我用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来创造出最好的智慧！”（趋势科技公司副总裁张伟钦）
这是来自爱尔兰的民间舞蹈《大河之舞》，表演者来自近10个国家，他们配合默契、精彩纷呈！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着某个角色，台词甚至剧目并不雷同，但没有人能演独角戏。
1999年11月30日，大约5万名工会会员、宗教人士、环保主义者和土著人走上西雅图街头，抗议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最终迫使正在举行的世贸组织中断，时至今日，反对的声音始终没有消失过，站在不同的立场，人们表达着不同层面的担忧。
“跨国公司和母国之间，存在着技术流失，就业下降等方面的矛盾”。“我们的公司变得越来越强大，某种程度上说比政府更加强大，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全球化意味着开放了疆土，但实际上扩大了贫富差距”，“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个全球化市场，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全球化的调控制度”，“我觉得世界不是大同的，不应该变得大同，世界的风景应该变得更加多样化。”
也许，对于一次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对于急速到来、并还在继续到来的新世纪，任何斩钉截铁的判断都显得轻浮无力，公司将继续与人类社会同生共长，无论未来是福是祸，世界都将共同面对！公司将伴随着人类下一段未知的旅程，无论世界沉寂或是喧嚣，公司自有它独特的生命逻辑。
“我觉得将来，国际性的企业会超越国家，它们将牵引着国家向前发展”，“如果公司或是组织想成为未来世界的一部分，就不能仅仅重复过去”，“除非公司能继续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否则就会是昙花一现”，“我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青年人如何理解公司息息相关”，“公司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除了他们，别人谁还能解决呢？”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机会、合作、分歧种种复杂境地中的公司，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财富、权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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