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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ICP备号-1小狗看世界
来源:_bookdoc_
　　　　
　　在孩提时代，我经常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翻看书桌上的文稿。他是一位数学家，经常在方格纸上用铅笔整齐地记下一行行数字和图表。我常坐在椅子的边上，困惑和好奇地端详每页文稿。这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首先，那时候他为了这些看上去杂乱而且令人费解的东西付出不少辛劳和代价。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不明白自己挚爱的人竟然每天绞尽脑汁做这种事情，而他脑子里究竟想些什么我茫然不知。
　　实际上，这就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心理学家所称的他心（Other minds）问题。一岁大的孩童认为倘若他们喜欢“金鱼”饼干的话，妈妈和爸爸就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他们尚未领会到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存在差异。认识到妈妈和爸爸不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是人类发育阶段的重大认知转折点之一。（为什么一个两岁大的孩子会令人感到如此惊讶呢？因为她在有条不紊地试验这种迷恋，对她而言令其感到快乐的、全新的念头，实际上未必会给她的父母带来快乐。）蹒跚学步的孩童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有别这个发现感到着迷，事实上作为成年人，我们亦从未失去对期冀一窥他人内心的迷恋。当在一个社交场合遇到一位医生时，我们最先想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所关切的不是诸如“你在干吗？”这种与医生有关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意味着他整天都得与病人待在一起了。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儿感觉好像有位医生，因为我们断定这儿的气氛有些异样，与整天坐在电脑前或者在学校教书以及销售汽车迥然不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对他人内心世界的好奇，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之一，而驱使我此时此刻奋笔疾书的，也源于同样的冲动。　　《小狗看世界》一书中所有只言片语，都来自我从1996年开始一直为其撰稿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字里行间。那段时间，我写的文章难以胜数，这些都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心仪之作。我将这些文章归为三类。第一部分是在心里萦绕许久不吐不快的，我喜欢称之为一展微才-不是爱因斯坦、温斯顿·丘吉尔和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叱咤风云的雄才巨匠，而是像以卖自动播放机“Chop-O-Matic”而发迹的罗恩·波佩尔（Ron Popeil）和因“她能不能？只有她的吹风机知道。”这句话而名噪一时的雪莉·波利考夫（Shirley Polykoff）这些芸芸众生。在第二部分，则对我们对人们作出的预言流露出好奇。我们怎么知道某人是否糟糕、聪明，以及是否有能力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诚如各位读者所注意到的，我对我们如何精确地作出判断持怀疑态度。第三部分专门探讨理论以及将经验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如何看待无家可归、金融丑闻，抑或诸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这样的灾难？
　　在《小狗看世界》中最精彩的片段，本人认为并非争论焦点。相反，我尤为感兴趣的是描写那些只关注无家可归的人、番茄酱和金融丑闻本身的人们。而且，我不晓得应该对“挑战者号”爆炸这一事件作何结论。对我来说，这一切显得杂乱而费解-就像方格纸上印着的那些无法辨识的数字和图表。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别人的眼睛，透过别人的内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会怎样呢？
　　譬如，你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在文中我极力想弄清楚因紧张而失常和恐慌之间的区别。1999年7月，小约翰·肯尼迪驾驶私人飞机失事，这篇文章就是受这一不幸事件的启发一挥而就的。他在 “地平线都消失了”（飞行员的行话）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俨然就是个飞行新手，结果飞机向下螺旋俯冲而坠毁。为了切身体验肯尼迪所经历的事情，一位飞行员驾驶与肯尼迪的私人座机同一型号的飞机，载着我飞上蓝天，我让他驾驶飞机向下俯冲。这可不是噱头式的花架子，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必须做的。我想了解我们置身于一架横冲直撞的飞机里是什么感觉，因为倘若你希望弄清楚失事的含义，仅仅知道肯尼迪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够的。“图像问题”就是如何理解人造卫星拍摄到的图像，就像布什政府据此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些卫星图像一样。我以这个话题作为开篇，是因为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在一位放射科医生那里观看乳腺X光片，在这中间他完全自发地提到他将人们愿意让他来看乳腺X光片这个问题，比喻为如同让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看卫星照片一样，这都要靠运气。我想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而他想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那些官员的脑袋在打什么主意。记得当时自己绝对晕了。此后，我便写了本书中据此命名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所谓的狗语者塞萨尔·米兰（Cesar Millan）的素描。通过用手来抚摸，米兰能让最狂怒和最难驯养的动物平静下来。米兰在抚摸动物时，他都想些什么？正是基于这种好奇，激励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写了一半后，我意识到一个甚至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在米兰施魔法时，狗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小狗看到了什么？　　3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的那些奇思妙想是从哪里来的？而我的回答从未让人满意过。我通常说是人们向我讲述的那些奇闻轶事，或者我的编辑亨利送给我一本令我不禁掩卷沉思的书，抑或我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已经不记得了。在我着手创作本书时，我心想应该作一澄清。譬如，本书中有一很长而且显得有点古里古怪的章节，即为什么没有哪种牌子的番茄酱能与亨氏的相比肩。（我们吃番茄酱时感觉如何？）这个想法就出自我的朋友戴夫，他从事食品行业的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一起吃午餐。他是那种按上述方式思考事情的人。（戴夫对西瓜也有一些颇令人着迷的理论，不过我要留待后文述及。）另一篇题为《真实的色彩》的文章谈的是在头发颜色上引领时代潮流的女性。我之所以写这篇拙文，是因为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香波树碑立传会很有趣。（我想我特别渴望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香波。）在经过多次采访后，一位大为光火的商业人士对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写香波呢？头发的颜色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等等，不一而足。
　　找到灵感的诀窍在于说服自己，每个人和每件事情背后都有别样的故事。虽然我用的是“诀窍”一词，不过我真正的用意指的是挑战，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非常困难。毕竟，作为人类的本能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事情既无趣，也了无新意。我们不停地调换电视频道，在选定一个之前要舍弃10个频道。我们去书店走马观花地浏览20部小说后，才会挑选到自己中意的一本。我们筛选、分类并作出判断，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个世界光怪陆离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就必须每天与那种本能抗争。难道关于香波的故事就不会给人带来情趣吗？当然饶有兴致。如果索然无味的话，我也会顺藤摸瓜最终发掘出其中蕴涵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东西。
　　找到灵感的其他诀窍就是洞察到知识和影响力之间的差异。在本书涉及的所有人中，很少有人非常具有影响力或者声名显赫。当我说我尤其对不起眼的天才感兴趣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想从中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必从开头看，你可以从中间开始看，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做实际工作的芸芸众生。我的朋友戴夫，他教给我关于番茄酱的知识，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致力于番茄酱的研究，这是他的兴趣所在。社会地位高的人都对自己所说的话（可以这么讲）很敏感，因为他们具有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自我意识是“趣味”的敌人。在《摊贩》中你会遇到阿诺德·莫里斯（Arnold Morris）这个人，一个夏日里他在新泽西海滨自家厨房里向我演示如何兜售“Dial-O-Matic”切菜机：“大伙儿都来看啊，我将向你们介绍你们平生看到的最令人惊奇的切菜机，”他开始演示。他拿起装烤肉调味品的包装箱，用来做道具。“请上眼哪！”他将它举到空中仿佛举起了蒂芙尼（Tiffany）*花瓶似的。
　　他将它举在空中，仿佛举起了蒂芙尼花瓶似的。这就是你在位于新泽西海滨某人的厨房里看到的一幕，这里面蕴涵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青少年时代，我从未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我本来希望自己做一名律师，在读大学最后那年，我决定将来从事广告业。我向多伦多市18家广告公司发出了求职信，结果收到18封拒绝信，我将这些信在我住处的墙上贴了一排。（这些信现在我还保留着呢。）我想读研究生，可是我的成绩不太好。我向国外某大学申请奖学金，结果遭拒。我最终决定从事写作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始终认为写作可以成为一份工作。工作带给人的是严肃和畏惧感，而写作则很有趣。
　　大学毕业后，我为印第安纳州一份名为《美国观察家》（American Spectator）的杂志工作了六个月。后来我去了华盛顿特区，有好几年时间一直在从事自由职业，最终加盟《华盛顿邮报》-从那儿又来到《纽约客》。一路走来，写作从未停止给我带来欢乐和愉悦，我希望我的轻松愉悦能渗透到字里行间。没有什么比某人读了我或者其他人写的东西后，气恼地说：“我才不买这破烂玩意儿呢。”更令人气馁的了。他们为什么气恼？好的作品不能以说服力论高下。无论如何，读者在本书中不会发现那种类型的写作风格。文章好与不好在于是否能让你身临其境，是否能唤起你的思考，是否能让你领略到别人的脑海都在想些什么-即使最后你觉得别人的脑海根本不是你喜欢去的地方。我称这些只言片语为冒险之旅，因为这是那些主人公所希望的。看罢本书读者能忍俊不禁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1996年的一天，华尔街一位名叫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交易员去拜访维克多·尼德霍夫。尼德霍夫是美国最成功的短期资本经营商之一。他住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一处有13英亩地大小的院落里，同时也在这里办公。那天，当塔勒布从他位于拉奇蒙特的家驱车来到这时，塔勒布首先得在门口递上自己的名片，然后才沿一条狭长而蜿蜒的车道进去。尼德霍夫的住处有一个壁球场和一个网球场，还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巨大的仿古宅邸，实际上里面是按照美国18和19世纪的民间艺术风格装饰的。以前，他经常和身家数亿的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起打网球。他还写了一本名为《投机生涯》（The Education of a Speculator）的畅销书，借以此书献给他的父亲阿尔蒂·尼德霍夫，科尼岛的一位治安警察。他有一个非常宽敞的藏书兼收并蓄的图书馆，好像他对知识的渴求永远无法满足一样。在尼德霍夫去哈佛大学读本科时，他初次接触壁球，宣称总有一天他会在壁球运动上大显身手。的确如此，他很快便击败传奇人物沙里夫·可汗（Shariff Khan），赢得美国壁球公开赛冠军。尼德霍夫就是这种人。他听闻塔勒布在期权交易这个深奥的领域声誉日隆，特地将他召到康涅狄格州来。闻听他的召唤，塔勒布有点儿受宠若惊。
　　“他话不多，所以我一直留意他的举止。”塔勒布回忆道，“我用了七个小时观察他如何进行交易。他的办公室里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而他虽然五十多岁，可是比他们都精力充沛。后来，在股市闭市后，他出去打了一千回合的网球。”塔勒布是信奉希腊东正教的黎巴嫩人，而第一语言是法语，在他拼读尼德霍夫这个名字时，更显露出他异国情调的口音。“这是一位住在藏有数千本书的奢华宅邸里面的高人，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一直梦想着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塔勒布继续说道，“他的个性里一半是骑士，一半是学者。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恰恰存在一个问题，这是理解纳西姆·塔勒布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关键所在，他现在在华尔街持大唱反调的主流立场。尽管他对尼德霍夫既羡慕又欣赏，但是他不想成为尼德霍夫那样的人，不论以前还是现在，甚至都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因为当他打量尼德霍夫，还有那些书、网球场以及墙上的民间艺术装饰时，当他想到尼德霍夫在过去的数年间赚了难以计数的金钱时，他就无法回避这样的念头，即所有这一切也许纯粹靠的是傻瓜式的幸运。
　　塔勒布知道这个念头有多么异端。华尔街信奉的原则是，在市场上靠的是专业技能，以及与投资有关的技能和洞察力，与外科手术、打高尔夫球和驾驶喷气式战斗机所需的技能和洞察力如出一辙。那些有先见之明预测到软件会在现代社会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人，在1985年创立微软，结果迅速积累到巨额财富。那些掌握了投资泡沫心理学的人，在1999年末抛售了自己手中持有的科技股票，结果逃过了纳斯达克崩盘。沃伦·巴菲特之所以以“奥马哈智者”为世人所知，原因在于如果你起于贫困，而终于坐拥数以十亿计的财富，那么你当然要比别人聪明机智，这是毋庸置疑的：巴菲特的成功和为人熟知就在于此。令塔勒布感到纳闷的是，你怎么知道这是某人成功的关键，抑或只是在事后推断得出的结论？乔治·索罗斯似乎也由于过人的聪明机智而登上成功的殿堂。他过去说他遵循的是所谓的反身性理论（the theory of reflexivity）。可是后来，索罗斯将他的理论形象地描绘为“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完全可以忽略”。塔勒布以前的一位生意伙伴，一位名叫琼-曼纽尔·罗赞（Jean-Manuel Rozan）的人，曾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索罗斯讨论股票市场。索罗斯十分看跌股市，为此他有一个详尽透彻的理论解释个中原因，最终证明他完全错了。股市一派兴旺景象。两年后，罗赞在一次网球巡回赛上与索罗斯不期而遇。“您还记得我们的谈话吗？”罗赞问道。“我当然记得，”索罗斯回答道，“我改主意了，结果大发特发。”他改主意了！最真实的索罗斯就像他儿子所描绘的那样：
　　我父亲坐在那儿，对你滔滔不绝讲一通理论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那么做。但是，我就把这看做是孩子的玩笑话，上帝啊，他的话至少有一半是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改变对股市所持立场的原因，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因为他的畏缩逡巡害了他。这与理性无关。其实，这是他的一种阵发行为，也是一种预警信号。
　　对塔勒布来说，为什么有的人在金融市场获得成功这个问题令他感到困惑。塔勒布可以进行心算。估计有近万名投资经理人在绞尽脑汁，这不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字。每年他们当中有半数完全凭运气赚了钱，而另外一半也完全出于巧合赔了钱。不妨设想一下，每年那些赔得血本无归的倒霉蛋就此偃旗息鼓，而游戏又会在剩下的那些人中重新开始。每五年为一个周期临近结束时，在这段时间里每年都有313名投资经理人赚了钱；十年后，这些人中每年都有九人出于纯粹的运气赚了大钱。尼德霍夫同巴菲特和索罗斯一样，是位投资奇才。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投资模式进行数学分析，他总结出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即一位投资者可以反常获利。不过，谁会说他不是那九位幸运儿中的一位呢？谁会说在第11个年头尼德霍夫不会成为那些倒霉蛋中新的一员呢？谁会突然失去一切，谁会像华尔街流行的说法一样，突然“爆发”呢？
　　塔勒布记得童年在黎巴嫩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家在六个月内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从天堂到地狱”的变化。他家曾经在黎巴嫩北部拥有大片田地。所有这一切都已成明日黄花。他记得他祖父曾经担任黎巴嫩总理，其父也担任过黎巴嫩的总理，拥有极高的个人威望，最后却落得寓居于雅典一幢呆板、破旧的公寓里度过余生。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有太多不确定性的世界，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轨迹走向终结：你从来不知道哪天你会时来运转，哪天一切都化为泡影。
　　这就是塔勒布从尼德霍夫那里学到的。他发现尼德霍夫是一位酷爱运动的人，于是他决心自己也要像尼德霍夫一样。他骑自行车上班，在健身房锻炼身体。尼德霍夫是一位忠诚的经验主义者，那天他请塔勒布来康涅狄格州，严肃地对他说：“需要考验的东西必须接受考验。”于是，几年后当塔勒布开始他的对冲基金交易时，他给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恩辟利卡”*。但是，始于兹而终于兹。纳西姆·塔勒布决定他不会刻意追求一种存在任何爆发机会的投资战略。　　纳西姆·塔勒布身材高大，虽然刚过不惑之年，但胡须已经花白，头也秃顶了。他的眉毛浓重，鼻子很长。他的皮肤是典型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那种橄榄色。他是位性情中人，当心情很糟时眉毛会拧到一起，双眸变得细长，仿佛他在拉电闸似的。正如他的一些朋友所言，他长得颇像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尽管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同事曾经指着电子公告牌上一位毛拉*的照片，发誓说是塔勒布失踪多年的孪生兄弟，当时塔勒布本人坚持说他长得像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不过这完全没有说服力。他住在一幢有四间卧室的英国都铎王朝式的大房子里，里面有26个东正教标志，19个罗马式柱头，还有4 000册藏书，他黎明时分就起床花上一小时时间写作。他已经写了两本书，第一本是金融技术类的，这本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著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第二本名为《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在这本2007年出版的专著中，华尔街式的智慧随处可见，其中约略可见马丁·路德式的改良主义哲学观。他经常午后驱车进城，到纽约市立大学听哲学讲座。在那个学年里，有许多个夜晚他都在纽约大学讲授金融方面的研究生课程，然后就去翠贝卡的奥迪安咖啡厅的酒吧，滔滔不绝地谈论随机波动理论的细枝末节，或者倾诉对希腊诗人卡瓦菲（C.P.Cavafy）的景仰。
　　塔勒布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郊外丛林里一幢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混凝土建筑中开始经营恩辟利卡资本公司。他的办公区域主要包括相当于一个曼哈顿单间公寓大小的交易厅。塔勒布坐在角落里的便携式电脑前，周围是他的同事-马克·施皮茨纳格尔，交易主管；另一位交易员名叫丹尼·托斯托，还有一位程序员名叫温·马丁。在读的研究生帕罗普·安斯本也是他的团队成员。马克·施皮茨纳格尔30岁左右，温、丹尼和帕罗普看上去好像还是高中生，稚气未脱。在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个上面堆满了书籍的书架，电视被静音了，正播放着CNBC的节目。有两尊古希腊头像，一尊挨着塔勒布的电脑，另一尊尴尬地待在紧挨门的地板上，仿佛就要被当做垃圾扔掉。墙上除了一幅略微破损的关于希腊艺术品展览的招贴外，几乎空空如也。桌上摆着那位毛拉的相片，还有一幅很小的钢笔素描，画的是恩辟利卡资本公司的守护神-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
　　最近，在一个春日的清晨，恩辟利卡资本公司的所有成员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解决与n的平方根有关的棘手问题上了，n是随机观察数据的一个设定数值，关系到一位投机商对他作出的预估的信心。塔勒布站在门口的白色书写板前，在他写出可能的答案时，他手中的彩笔在书写板上发出强烈的“唧唧”响声。施皮茨纳格尔和帕罗普专注地盯着书写板。施皮茨纳格尔金发碧眼，他来自美国中西部，是一位瑜伽爱好者。与塔勒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施皮茨纳格尔说话简洁，头脑冷静。在酒吧里，塔勒布像一只好斗的公鸡，而施皮茨纳格尔总要帮他打圆场。帕罗普拥有泰国血统，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金融数学博士学位。他留着一头很长的黑发，脸上总挂着戏谑的神情。“帕罗普非常懒，”塔勒布自言自语地评价道，有几次在课堂上冲口而出，尽管这么说是暗示这个人懒惰，实际上在塔勒布式的词汇里，这是天才的同义词。帕罗普的电脑没有开机，他经常在椅子上转动身体，以便他的目光能够完全离开桌子。他在读由行为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写的一本书，他以略带失望的口吻说，他们的论据“不是很充分”。这三个人在反复讨论解决方案。似乎塔勒布是错的，可是在事情得到解决之前股市就开盘了。塔勒布回到他的办公桌前，开始与施皮茨纳格尔就到底怎样才能确保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而发生口角。施皮茨纳格尔弹钢琴，吹圆号，称自己是恩辟利卡资本公司的DJ。他想弹马勒的曲子，而塔勒布不喜欢马勒。“马勒的曲子不会给人带来轻松愉悦感，”塔勒布抱怨道，“巴赫的曲子很棒，如《马太受难曲》！”塔勒布朝施皮茨纳格尔做了个手势，施皮茨纳格尔正在往头上套一件灰色羊毛高领毛衣。“你瞧他，他想成为像冯·卡拉扬（Von Karajan）那样的人，就像住在城堡里的人似的。从技术上说他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强。这可不是开玩笑。一位坐在云端上的人，这就是马克！”施皮茨纳格尔转动着眼珠，塔勒布指的这个人看上去颇有几分神秘，这时吴博士走了进来。吴博士为另一个对冲基金工作，据说此人非常优秀。有人问他对n的平方根的看法，可是他拒绝回答。“吴博士来这儿是为了开几句睿智的玩笑，借几本书，与马克聊聊音乐。”在他们的访客离开后，塔勒布解释道。接着，他神情忧郁地补充道：“吴博士是位马勒迷。”　　恩辟利卡资本公司奉行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投资战略，也就是说不牵涉股票和基金，但进行对赌。譬如，不妨设想通用汽车的股票正以50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而你呢，则是华尔街一位主要投资商。一位期权交易员来到你面前，给你提出一项建议。在未来三个月内，他决定以每股45美元的价格卖给你通用汽车的股票，问你是否接受？你愿意以多少钱达成这笔交易？你会深入了解通用的历史，然后发现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它的股票鲜有降10%的可能，显然这位交易员只是诱惑你以45美元的价格购买他手上的通用股票，如果该股票能降到那个点的话。于是，你说你会遵守承诺，以相对较低的交易费卖出那份期权，譬如10美分。如果你在赌通用的股票会在未来的三个月里相对平稳，那么这每股10美分的交易费就变成了纯利润。另一方面，这位交易员在赌不太可能出现的通用股票大幅跳水的情形，倘若真的大幅下跌的话，他的利润就赚大了。如果这位交易员从你手上以每股10美分的价格买100万股期权，而通用的股票价格降到了每股35美元，也就是说他以35美元的价格买进100万股，转过身来强迫你以45美元的价格购买这些股票，他一夜之间暴富，而你则损失惨重。
　　按华尔街的行话来说，这种特殊的交易被称为价外期权。不过，期权有很多种形式。你可以以30美元的价格将通用的期权卖给这位交易员，抑或如果你赌通用的股票上涨的话，你可以以60美元的价格卖出通用的期权。你可以卖或者买债券的期权、标准普尔的期权、外汇的期权或者质押，随便你选择任何形式的金融工具。你可以赌股市繁荣，也可以赌股市暴跌，或者股市不升不降。期权使得投资者疯狂对赌，期冀1美元能变成10美元。投资者也可以规避风险。你的退休基金之所以没有在下一次大崩盘中被席卷一空，原因是你可以通过购买期权来保护自己。驱使人们在期权游戏中跃跃欲试的是这种观念，即所有这些以赌注为代表的风险可以被量化。通过了解通用过去的表现，你可以在未来三个月内瞅准以45美元出击通用股票的恰当时机，不论期权是一种好的还是糟糕的投资。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同保险公司分析保险统计，目的在于计算出要支付多少生命险费如出一辙，每个投资银行都有一群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在从事这种运算，其中物理学家来自俄国，应用数学家来自中国，而计算机科学家则来自印度。在华尔街，这些博士被称为宽客。
　　纳西姆·塔勒布和他所在恩辟利卡的团队就属于宽客。不过，他们拒绝宽客们的悖论，因为他们不相信股市上的运作方式会同物理现象和死亡率统计一样。不论是死亡率还是玩扑克牌，物理现象都是基于一整套有限和固定的因子，体现出来的是预测功能，倾向于遵循统计学家所称的正态分布。难道起伏不定的股市遵循的是正态分布？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曾经研究过股价，并指出倘若股市遵循正态分布的话，你期望出现的大跳跃，按照他列出的五种标准偏差轨迹，每7 000年才会出现一次。事实上，股市每三到四年就会发生巨大跳跃，因为投资者可不会按照统计学上的规律进行投资。他们改主意了。他们做了蠢事。他们老是东施效颦。他们陷入恐慌。法玛总结道，如果你将股市的起伏制成图的话，那么这张图会出现一个“胖尾”，意思是在分布图的顶端和底端，其背后隐藏着许多比统计学家习惯于将物质世界模型化所能想象出来的更远离中心的事件。
　　1997年夏天，塔勒布预言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会遇到麻烦，因为他们不了解“胖尾”这个概念。一年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卖出数量惊人的期权，因为其电脑分析模型告诉它，股市会趋于平静。发生什么了？俄国政府拖欠偿还到期债券；股市疯了；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完蛋了。作为塔勒布的交易主管，施皮茨纳格尔说他最近风闻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以前的高级执行董事做了一次报告，在报告里他为由基金导致的这场游戏进行辩解。“他说的是，秋天时节我每天晚上开车回家，看到大树下落叶缤纷。”施皮茨纳格尔复述道，“有一种主导树叶落下方式的统计学分布，我可以精确计算出这种分布的结果。可是，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树叶都聚成了一堆一堆的。难道我的理论，即统计学规则主导树叶如何落下的方式遭到篡改了吗？没有。这是人为的结果。”换句话说，拖欠偿还到期债券的俄国人做了原本他们做不出来的事情，一夜之间规则便被打破的事情。但是对塔勒布来说，这是关键所在：与物质世界不同的是，股市的游戏规则是可以改变的。央行可以作出拖欠偿还由政府背负的债券的决定。　　塔勒布最早的华尔街导师之一，是一位脾气很坏的法国人琼-帕特里斯（Jean Patrice），这位打扮得像只孔雀的人，对风险有一种近乎神经质般的痴迷。琼-帕特里斯会在凌晨三点从雷根的家里给塔勒布打电话，或者去“梦巴黎”夜总会赴约，喝着香槟，身旁簇拥着穿着暴露的女人。琼-帕特里斯曾经问塔勒布，倘若一架飞机冲进他家，他会作何反应。塔勒布当时很年轻，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荒唐。但是，塔勒布很快意识到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塔勒布喜欢引用大卫·休谟的话：“没有对白天鹅进行大量观察，就无法断言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可是，只要观察到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那个结论。”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从未在俄国见到一只黑天鹅，就想当然地认为俄国不存在黑天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塔勒布已经创立了一种交易哲学，完全能够预测黑天鹅是否存在的某些随机性，以及席卷股市的难以预料的事件。从那以后，他从不卖期权。他只买期权。他绝不是那种一旦通用股票大跌就会损失大笔金钱的人。相应的，他也未曾赌过股市只朝一个方向运行。这要求塔勒布假设自己了解股市，事实上他不了解。他没有巴菲特那样的自信。于是，他买双边期权，既买股市上扬，也买股市下挫。他不赌股市微小的波动。为什么？倘若别人大大低估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那么通用期权每股40美元的价格也属于价值被低估了。因此，塔勒布买了大量价外期权。他买了数百种股票的价外期权，如果不是在他上瘾之前截止的话，他会买得更多。塔勒布甚至没有在股票上投资，不论是从他的恩辟利卡还是个人账户。买股票不同于买期权，是一种未来会以经过改善的过去这个面目表现出来的赌博。谁知道是否是真的？基于此，塔勒布的全部个人财产以及恩辟利卡储备的数以亿计的美元，都以短期国库券的形式存在。华尔街很少有人买期权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合常理的话，如果一些随机发生的事件令整个华尔街地动山摇的话，通用的股票就会跌到20美元，纳西姆·塔勒布不会在雅典一间破旧邋遢的公寓了此一生。他将一夜暴富。
　　就在不久前，塔勒布去华尔街北部的一家法国餐厅吃晚餐。在那里吃晚餐的人都是宽客：这些钱袋鼓鼓的，衬衣领口敞着的人，恬淡安详，只是略微流露出对数字怀有痴心妄想的神情。塔勒布坐在餐桌末端，一边啜着普罗旺斯茴香酒，一边与人探讨法国文学。餐桌另一端坐着一位国际象棋大师，一头让人触目惊心的白发，此人曾经是阿纳托利·卡尔波夫（Anatoly Karpov）的一位老师。另一个人职业经历非常丰富，在斯坦福大学教过书，然后在埃克森美孚公司、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摩根士丹利以及一家规模较小的法国投资银行工作过。他们正讨论数学和国际象棋，对他们的一位同伴姗姗来迟感到恼火。他们这位同伴很有名气，因为作为一名宽客的他曾忧心忡忡地说：“根本找不到浴室。”当一位在华尔街一家大投资银行从事风险管理的人接到支票时，他盯着支票看了好久，脸上的神情混杂着茫然和消遣的意味，好像他记不得这可能与乏味的数学问题有关。餐桌旁的这个人从事的生意表面上与数学有关，实则属于认识论范畴，因为期权的买或卖要求每一方都要直面他真正了解的问题。塔勒布购买期权，因为他确信从根本上讲他一无所知，或者更准确地说，其他人相信他们知道的比他们做的要多。但是，在这张餐桌旁落座的如此多的卖期权的人，都认为如果你聪明到为期权合理定价的话，就可以在通用期权每股1美元的交易中大获其利，即使股市下挫到45美元以下，你还是早早就能解套。他们相信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在一天结束之际，树叶按照预期的模式落下的地方。
　　双方之间的区别就是多年前在康涅狄格州横亘在塔勒布和尼德霍夫之间的分水岭。尼德霍夫心目中的英雄是19世纪的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尼德霍夫给他的大女儿起名为高尔特，在他的书房里挂着高尔顿的全身画像。高尔顿是一位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遗传学家和气象学家），如果他也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你会相信通过整理一系列的实证和集合数据观点，就可以弄清楚什么是你需要了解的。另一方面，塔勒布心目中的英雄是卡尔·波普（Karl Popper）。波普说你无法确切地知道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你只能知道它不是真的。塔勒布希望从尼德霍夫那里学到更多东西，可是尼德霍夫坚称他不足以为塔勒布效仿。“在他的一个案例中，贝利的朗珀尔谈到曾受到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主教审问，”尼德霍夫说，“纳西姆是不相信经验主义的经验论者。”倘若你认为经验不可信的话，为什么你还声称要从经验中汲取营养呢？如今，尼德霍夫通过卖期权赚了大笔钱，比没有卖期权给他的纳西姆要赚的多得多。换句话说，如果哪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赌每股1美元的话，那么这1美元的收益可能就来自对方。老师和学生已经变成掠食者和猎物。　　多年前，纳西姆在波士顿第一投资银行工作，令他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目睹了这个行业愚蠢的一面。一位交易员要每天早晨准时来上班，然后就是买进或者卖出，以他买进或者卖出的额度作为给他发红利的标准。倘若他许多天效益都很差的话，他的同事就开始以滑稽的目光盯着他；如果再过很多天他还是不见利润，就只能卷铺盖走人。绝大多数交易员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身着萨维尔街名牌衬衫，打着菲拉格慕领带。他们怀着狂热的急切心情一头扎进金融市场。他们捧读《华尔街日报》，生怕漏掉一个字，并围在电视机前捕捉爆炸性新闻。“诸如联邦调查局做了什么，西班牙首相做了什么，”塔勒布回忆道，“意大利财政部长说，不会出现货币竞相贬值的情形，这个数字比预期的要高，阿比·科恩刚这么说的。”这是塔勒布不明就里的一幕。
　　“他总是对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概念化，”霍华德·萨维利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塔勒布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任职时的助手。“他总会让我们的交易厅交易员（他的名字是蒂姆）发疯。交易厅交易员习惯于精确：“以87美元的价格卖出100份期货。”纳西姆抓起电话说：“蒂姆，卖出去一些。”蒂姆会问：“多少？”这时他会说：“噢，大家都能接受的数量。”这句话等于说：“我不清楚到底多少，我只知道我想卖。”在法国也存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互相争执不下。然后，大家会外出吃晚餐，开开玩笑万事大吉。纳西姆和他领导的小组都抱着这种态度，即对于获知新的交易数额是多少没有兴趣。当别人在办公桌旁倾着身子，仔细倾听最新数字时，纳西姆则大煞风景地踱着方步离开房间。
　　在恩辟利卡，你根本看不到《华尔街日报》。这里几乎难觅繁忙的交易景象，因为基金所拥有的期权是由电脑来选择的。绝大多数期权仅当市场出现戏剧性变化时才有其实际意义；当然，绝大多数时间里市场都风平浪静。因此，塔勒布和他的团队的工作就是等待和琢磨。他们分析公司的交易策略和作为撒手锏的战略，开发更复杂的期货价格的电脑模型。坐在角落里的丹尼偶尔将一些东西输进电脑里。帕罗普出神地盯着远处。施皮茨纳格尔在接听交易员打来的电话，并在他的电脑上来回切换页面。塔勒布刚回复了一封电子邮件。然后给芝加哥一家公司的代理商打电话。他打电话时带着布鲁克林口音，实际上他来自黎巴嫩北部。“你们怎么做？”听他说话仿佛是在课堂，而不是在交易厅。
　　“帕罗普，你反思了吗？”塔勒布刚吃罢午餐，从外面溜达回来喊道。他问的是与帕罗普的博士学位有关的事情。“想得很多，”帕罗普边说边懒洋洋地挥了挥手。
　　“看来我们得为他写点儿什么，”塔勒布格格地笑道，“因为帕罗普这家伙太懒了。”
　　恩辟利卡的做法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心理学。如果我们在股市上进行相应投资的话，你和我在规定的一天会有相当大的机会小赚一笔，来自股息、利息或者股市总的上升趋势。我们在一天之内几乎没有大赚一笔的可能，这笔收益很微小，倘若股市崩盘我们便会一夜暴富，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确实存在。我们之所以接受分散风险理论，因为从根本原则上讲，我们感觉该理论是正确的。譬如，在帕罗普正在读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合著的那本书中，清晰地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一组人被告知他们要设想自己有300美元。让他们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作出选择：（a）接受另外100美元或（b）掷硬币，谁赢谁就会得到200美元，如果输的话就分文不剩。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会选（a）而不是（b）。不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接着又进行了第二个实验。他们让大家设想自己有500美元，然后问他们是否愿意（c）放弃100美元或（d）掷硬币，输的话就要付200美元，赢的话分文不得。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会选择（d）而不是（c）。这四个选项的有趣之处在于，从或然性的观点出发，它们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选择。虽然如此，在这四个选项中我们还是有所偏好的。为什么？因为当最终要损失金钱时，我们更愿意赌一把；但是，当我们最终要赢时，风险也随之增大。这就是我们喜欢每天在股市上积小胜的原因，尽管我们有可能在一次大崩盘中血本无归。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恩辟利卡每天都会见到小额收益，但在一天之内赚取巨额金钱的可能性甚微。他们没有机会一夜暴富，但却很有可能损失一小笔钱。恩辟利卡积累起来的所有1美元、50美分和5分硬币的期权，只有很少会派上用场，于是很快就会聚少成多。不妨观察一下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恩辟利卡的交易状态，公司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准确地向你通报当天恩辟利卡损失或赚了多少钱。譬如，在上午11点半，他们已经收回当天在期权上投入资本的28%；到12点半，他们已经收回40%，这意味着当天收回的本金尚不足一半，恩辟利卡已经调整了几十万美元赤字的数目。而在前一天，他们已经收回本金的85%，大前天是48%；再前一天是65%，再前天也是65%。事实上，也会出现明显的例外-就像“9·11”后股市重新开盘的那几天-恩辟利卡什么也没做，从2001年4月以来就一直赔钱。“我们不会一夜暴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塔勒布说，坐以待毙，全神贯注于损失惨重所带来的痛苦，准确地描绘出人类被迫绑在一起规避灾难的情境。“据说你已经挖到一位熟悉俄国债券的家伙，”萨维利说，“他每天都在赚钱。结果有一天遭遇了雷击，他损失掉所赚取利润的5倍。还有，在一年365天里，他有364天在快乐地赚钱。而一年365天中有364天都在赔钱的家伙要比其他人更辛苦，因为你开始给自己出难题了。我曾经收回过成本吗？我真的做对了吗？如果这个过程长达10年之久呢？从现在开始这10年里，我能保持头脑清楚吗？”一般的交易员从他日常奖金中所汲取的宝贵经验是反馈效应，一种令他感到愉悦的幻想过程。在恩辟利卡不存在反馈效应。“这如同你弹了10年钢琴，可还是不能弹‘筷子’*一样，”施皮茨纳格尔说，“唯一促使你不得不继续弹下去的是信念，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一觉醒来后竟然能弹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了。”尼德霍夫-他代表的是人们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正当人们坐以待毙时，竟然能够暴富，这难道容易理解吗？当然不容易。如果某天你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塔勒布都在做什么的话，就会发现损失积少成多，也会敲响丧钟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盯着彭博新闻社的财经专版，他的身体微微前倾，频频关注每天的损益表。他屈服于自己顽固而执迷的性格。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每天在同一地点停车。他之所以转为反对马勒，是因为去年那段久旱歉收的日子里他一直与马勒的音乐为伴。“纳西姆说一直以来他都需要我在他身边，我相信他。”施皮茨纳格尔说。他提醒塔勒布要等待时机，以便帮助塔勒布挺过这场非同寻常的冲击，抛弃一切非分之想，止住流血的伤口。“马克是我的死党。”塔勒布说。帕罗普也是：他提醒塔勒布恩辟利卡具有智慧上的优势。
　　“重要的不是你有好主意，而是有与你的主意对应的秘诀，”塔勒布说，“我们不需要道德说教。我们需要一整套技巧。”他的技巧是一种精确规定在每种情形下应该怎么做的程式。“我们建立了这种程式，我们这么做的理由是告诉这帮家伙，不要听我的，要听程式的安排。现在，我有权改变程式，可是只有在建立程式后才谈得上改变。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在尼德霍夫那里见到的偏见，在这儿也会见到。”在宽客晚餐会上，塔勒布对面包卷情有独钟，当餐馆勤杂工给他端来更多的面包卷时， “不！不！”塔勒布边大喊边用盘子挡住勤杂工递给他的面包卷。这是一场永远没有尽头的搏斗，这是一场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展开的战斗。当侍者给他端来红酒时，他连忙用手盖住酒杯。餐馆快要打烊时，他叫了份牛排薯条。“对不起，没有薯条了！”侍者接着与挨着他坐的一位食客商量将他的薯条分出一些，塔勒布马上婉拒了。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经做过一组实验，他把一个小男孩关在一个房间里，在小男孩面前放了两块饼干，一块大的，一块小的。小男孩被告知如果他想要小块饼干，只需按一下铃，实验人员就会进来拿给他。如果他想要大块饼干的话，必须等到实验人员回来后才行，也许是20分钟或者更长时间。米歇尔拍下了一组六岁大的孩子坐在房间里的录像带，他们的眼睛盯着饼干，米歇尔劝他们耐心等待。有个小女孩开始哼歌，她的声音很小，似乎是在告诫自己-如果只有她等到最后的话，就能吃那块大的饼干了。她闭上眼睛，然后背对着饼干。另一个小男孩使劲来回晃动双腿，然后按了铃，他以为只要按铃饼干就是他的了。录像资料揭示的是纪律和自控-我们学会约束自己的技巧-通过观察儿童失望地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而体验到认知冲击的正是纳西姆·塔勒布！
　　有助于解释塔勒布如此下定决心的，莫过于其顽固的性格和与命运的自我抗争。在他去拜访尼德霍夫之前，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一年之久了。塔勒布曾经在芝加哥的商业交易所工作，这份工作让他的喉咙嘶哑。起初，他也没在意：喉咙嘶哑是每天待在那种喧嚣的地方必然伴随的职业风险。后来他返回纽约后才去看医生，该诊所是上东区一幢战前老式建筑，外表富丽堂皇。塔勒布坐在医生的办公室，朝窗外张望庭院里的清水砖墙，然后收拢目光盯着墙上挂着的医师执业资格证书，一遍一遍地看，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医生的判决。医生返回办公室，声音低沉凝重地说：“我看了病理报告，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他的病也不轻：他得了喉癌。塔勒布听罢心里一沉。他转身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此时，外面细雨霏霏。他在淅淅沥沥的雨中走了一程又一程，在医学图书馆前面停下来。在图书馆，他发疯似的查找着医学文献，想深入了解自己的病情。衣服上流下的雨水在他脚下形成一个小水洼，他竟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喉癌通常是那些抽了一辈子烟而且烟瘾很大的人才有可能得的。塔勒布还很年轻，关键是他几乎不吸烟。像他这样的人患喉癌的概率小之又小，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小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成了一只黑天鹅！现在，他被癌症击中，但是关于黑天鹅的记忆仍旧是他的秘密，因为你一旦成了一只黑天鹅-并非具体可见，而是虽然活着但要面临死亡的那种-那么在脑海里想象地平线上出现另一只黑天鹅，就变得容易多了。
　　在这天的交易快要结束时，塔勒布和他的团队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到n的平方根上。塔勒布回到白色书写板跟前。施皮茨纳格尔举目凝视着书写板。帕罗普懒洋洋地剥着香蕉皮。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余晖在树后掩映婆娑。“你们换成p1和p2。塔勒布说。他手中的彩笔又在书写板上划了一下：我说，我们尝试一下高斯分布图，股市从低容量向高容量转换，到p21和p22。”他双眉紧蹙，盯着书写板。现在，股市已经闭市。恩辟利卡已经损失不少，这意味着在康涅狄格州丛林深处的某一个地方，毫无疑问尼德霍夫又赚钱了。这当然让人不爽，不过如果你足够坚强的话，就会对面临的问题泰然处之，坚信总有一天股市会出现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大波动，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总是会发生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这样想的话，遭受的打击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塔勒布瞧着书写板上自己写下的方程组，双眉弯成了拱形。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吴博士在哪儿？我们还是叫吴博士来吧？”　　在纳西姆·塔勒布去拜访他一年后，维克多·尼德霍夫果然发了。他在卖出相当大一笔标准普尔指数的期权后，通过许诺从其他交易商那里以现价买进一揽子股票作为交换条件，如果股票下跌的话，就可从他们身上赚数百万美元。这是一种未套期保值式的下赌，或者按华尔街的行话称为“卖出无担保看跌期权”（naked put），意思是他与别人下赌注赌一种结果：他有很大的可能性小赚一笔，有很小的可能性损失一大笔。结果，他赌输了。日，股市大跌8个百分点，所有从尼德霍夫手里买了期权的人都马上打来电话，要求他以崩盘前的价格再买回他们的股票。他动用了1.3亿美元-他的现金、他的储蓄以及他的其他股票-当他的经纪人跑来问他是否还要再买进时，他已经无力玩下去了。就在那天，美国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彻底完了。尼德霍夫关闭了公司。他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甚至落到了要向自己的孩子借钱的地步。他不得不给索斯比拍卖行打电话，将他收藏多年的贵重银器一并出售-大量19世纪由费盖尔德奥子爵制造的巴西的“雕刻战利品”，大量1887年由蒂芙尼公司为詹姆斯·戈登杯帆船赛设计的银奖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待在拍卖会场外，实在受不了亲眼目睹自己多年收藏的东西顷刻间易主。
　　“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死神与我近在咫尺。”最近，尼德霍夫感慨道。在3月份的一个星期六，他坐在自己那幢巨大的房子的图书室里。两条看上去无精打采的狗走来走去。他身材很高大，一副运动员的体魄，上身粗壮结实，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长脸，一双略显凶恶但让人捉摸不透的眼睛，光着脚板。衬衣一侧的衣领向里卷着，在他说话时把脸转了过去。“我把朋友都得罪了，生意也没了。过去，我是美国一位重要的短期资本经营者，现在我不得不从零点重新起步。”说到这儿，他略作停顿，“已经过去五年了。河狸修了一道堤坝，可还是被河水给冲垮了，于是河狸想办法建一道更坚固的。我想我就是那河狸。不过，我始终提醒自己遭遇更多滑铁卢的可能性。”在远处，传来敲门的声音。原来是一个叫米尔顿·邦德（Milton Bond）的人来访，这位艺术家将他画的《白鲸记》（Moby Dick）里描绘的那条捕鲸船“佩阔德号”（Pequod）油画送给尼德霍夫。这是尼德霍夫特别喜欢的那种民间艺术风格，于是他连忙走到门厅去迎接邦德，在邦德慢慢展开画作时，尼德霍夫忘情地跪在画作面前。在他家，尼德霍夫还有其他以“佩阔德号”为主题的画作，此外还有油画“埃塞克斯号”，当初梅尔维尔写作《白鲸记》时就是以这条船为原型的。在他办公室一面富丽堂皇的墙上，挂着油画“泰坦尼克号”。他说，这些画作教会他谦逊卑微。“我对‘埃塞克斯号’这幅画之所以如此关注，原因在于埃塞克斯号的船长一返回楠塔基特岛，就转而从事了其他工作。”尼德霍夫说，“人们认为在船被撞毁后他能率众安然返回，实在很了不起。有人问这位船长：‘人们怎么会把另一条船也交给你？’他回答道：‘我想，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人不会被雷电击中两次的。’这是相当随机的事情。但是，人们把另一条船也交给他，结果也沉没了，它撞到了冰上。那次事件，他是一个失败者。他甚至不让大伙儿救他。大伙儿不得不强行将他抬下船。此后，他的余生一直在楠塔基特岛从事看门人的职业。他成了在华尔街上人们习惯称呼的幽灵。”现在，尼德霍夫隐迹于自己的书房，他那过于瘦高的身材显得更扎眼了，眼睛略微有些湿润。“你明白吗？我无法第二次承受失败，那样的话就彻底完了，这就是那幅‘佩阔德号’的含义所在。”　　在尼德霍夫暴富前的一个月，塔勒布与他在西区机场的一家餐厅共进晚餐，尼德霍夫告诉塔勒布说他一直在卖无保证的卖方期权。你可以想象出来当时两人在餐桌两端落座的情景，尼德霍夫解释说他的赌注是可以接受的风险，筹码就是股市将会大幅下跌，以至于他可能会像沧海一粟一样被大浪卷走。塔勒布听着，不时摇摇头，脑海里出现的是黑天鹅。“我和他分手时，心里颇感压抑。”塔勒布说，“他是那种只要有机会就会东山再起的人。他下国际象棋也信奉这个信条，同他的人生一样。他是那种不论想做什么，只要早晨一醒来就会比别人都做得好的人。不论早晨什么时候醒来，只要他下决心做就一定比别人做得出色。我说的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也是在尼德霍夫处于人生巅峰时，塔勒布不愿意去见他的原因。原因在于他不想要那些银器和这幢房子，也不想与乔治·索罗斯打网球。他对这一切已经看得太透彻了，那些都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在他心底，已经想象出尼德霍夫向他的儿女借钱，卖掉所有的银器，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底气十足，朋友都离他远去。塔勒布不晓得自己一旦身处尼德霍夫的处境，是否还有勇气活下去。与尼德霍夫不同的是，塔勒布从不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种事情，并成为数以十万计患喉癌的人中的一员，你就不会那么想的。因此，对于塔勒布而言，为自己一旦面临灾难而投保这个痛苦的过程从未出现任何改变和动摇。
　　当然，这种谨慎似乎显得不那么英雄主义，似乎更像会计师和主日学校的老师那种毫无快乐而言的审慎和远见。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为这个世界的尼德霍夫式的人所吸引，因为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们与尼德霍夫并无二致：我们心甘情愿地去冒险，可能导致巨大的失败-这需要摆脱灾难的能力和勇气。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我们错了。这正是塔勒布和尼德霍夫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我们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留给我们的教训。在制衡人类的冲动上以及为迎接难以想象的事情上，我们需要采取目的明确而且痛苦的步骤，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英雄主义。
　　2001年秋，尼德霍夫卖出相当数量的期权，赌股市会风平浪静。开始的时候一如尼德霍夫的预想，直到两架飞机撞塌世界贸易中心，一切都改变了。“我几乎身无分文了。”尼德霍夫摇摇头，叹道，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预知“9·11”。“那是一次完全出乎人们意料的事件。”*
　　日~29日　　龙科烤肉和烧烤秀这个令人称奇的故事始于内森·莫里斯，他是鞋匠兼教会合唱班领唱基德斯·莫里斯的儿子。老莫里斯一家在19世纪80年代从位于旧大陆的英国远渡重洋移民到新大陆，在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帕克定居下来。内森·莫里斯是个小摊贩。他在亚特兰大沿岸海滨木板铺成的小道上和专卖廉价物品的商店，以及城镇市集之间来回奔波，兜售从纽瓦克运来的由“埃科美”金属制品公司生产的厨房用具。在20世纪40年代初叶，内森创立了莫里斯制品公司-专门生产榨汁机和计量切片机。或许是因为当时正值大萧条时期，工作前景暗淡，抑或因为内森·莫里斯为开拓他的新事业迫切需要人手，他的家人相继投身商海。他的儿子莱斯特·莫里斯和阿诺德·莫里斯（绰号“匕首”）成了他的推销员。他资助自己的姐夫欧文·罗森布鲁姆，此人在长岛做塑料制品生意，包括销售手动擦菜板，因此赚了大钱。这种擦菜板非常棒，以至于内森让他自己的荷兰厨具公司予以仿制。他与自己的兄弟艾尔合伙做生意，而艾尔的几个儿子则为一位名叫艾德·麦克马洪的身材瘦高的爱尔兰人工作，在海滨木板铺成的小道上兜售小商品。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夏天，内森雇用他的外甥塞缪尔·雅各布·波佩尔做学徒。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在他舅舅内森的激励下，波佩尔后来在芝加哥创立了波佩尔兄弟公司， 从此 “Dial-O-Matic”、“Chop-O-Matic”以及“Veg-O-Matic”这些风靡世界的厨房用具相继问世。塞缪尔·雅各布·波佩尔有两个儿子。长子杰里早亡，次子就是后来在晚间商业电视新闻节目上为大家所熟悉的罗恩·波佩尔。
　　战后，许多人都围绕厨房大做文章。其中有纽约的科林霍夫家族，家族成员之一莱昂在1985年的意大利“阿基莱·劳伦号”（Achille Lauro）邮轮被劫持事件中死于非命，当时他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在座椅上，推到了海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们生产出炊具“Roto-Broil 400”，这是一种早期家用电转烤肉架，莱斯特·莫里斯竭力向人们宣传这款炊具。这些厨房用具开路先锋中有刘易斯·萨尔顿，他从父亲的集邮册中的一枚英国邮票受到启发，在布朗克斯的一家器具厂得以成功生产。他带给世界的是“萨尔顿电炊具”-今天萨尔顿公司生产的微波炉前身。
　　然而，没有哪个竞争对手能与莫里斯-波佩尔家族一争高下。他们是美国厨具行业的龙头老大。他们娶了漂亮的女人，积累了巨额财富，盗用彼此的产品创意和理念，在晚上睡不着觉时琢磨切洋葱而不被呛得流眼泪的方法，而人们夺眶而出的则是欢喜的眼泪。他们认为让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各行其道是个错误，而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商家都在延续这个错误，因为对他们而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卖得好的东西一定是本身品质好的东西。他们都是精力充沛并且勇于进取的人，而罗恩·波佩尔无疑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位。他是这个家族的约瑟，被他的父亲流放到不毛之地，在挣到了比家族其他成员加起来都多的钱时才荣归故里。在电视屏幕上他率先披露了海滨木板铺成的小道上流动摊贩的经营之道。再者，莫里斯-波佩尔厨具圣殿里所有的东西，无一不是在设计上巧夺天工，无一不是基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满足消费者的诉求，完美地体现了莫里斯-波佩尔关于宣传展示与被展示的产品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这一理念，正如龙科烤肉和烧烤秀这档节目所表现的那样，消费者能用分四次付款的39.95美元的价格买到厨房工作台面电烤箱，也许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品质最优良的厨具。　　罗恩·波佩尔是一位英俊的男士，他肩宽背厚，狮头阔面，十分引人注目。他已经六十多岁，住在冷水大峡谷半山腰的贝弗利希尔斯一幢掩映在一排鳄梨树中间，外面环绕着菜园子的房舍里。波佩尔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按贝弗利希尔斯的标准，他属于旧派人物。他自己拎包，而且为大家所熟知的是他还在丹尼小吃店用餐。他穿着T恤和运动裤。通常来说，每隔一天人们都会看到他在当地的食品店买鸡鸭鱼肉等食品。他尤其经常光顾好市多（Costco）食品店，因为那里的鸡肉每磅仅售0.99美元，而在大超市则要1.49美元。不论买什么他都会放到厨房里，这间厨房非常宽敞，可以俯瞰整个大峡谷，里面放着一排工业器械，还有1 500瓶橄榄油；在一个角落里，挂着一幅他和他的第四任妻子罗宾（前好莱坞模特）及他们的女儿孔泰萨的肖像油画。波佩尔名下有一家名为龙科创新的公司，拥有200名雇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查茨沃思有两个仓库。不过，龙科公司实际上是罗恩在自己家里办公，许多核心雇员其实都是他的朋友，也在各自家里办公。他们经常在罗恩的厨房里相聚，罗恩为他们准备好汤，边聚餐边谈事情。
　　在最近30年里，罗恩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厨具，其中的“龙科电动食品脱水器”和“波佩尔自动面食机”及“烤香肠机”用的是与防弹玻璃一样的材料。多年来，他一贯坚持产品的创新要在灵感的引领下才能实现。譬如2000年8月，他突然意识到产品应该在“烧烤秀”里进行宣传。他和自己的得力干将阿伦·巴克斯在一台面包馅饼机上忙活着，这台机器能容下10磅鸡翅、扇贝、虾或者鱼排-同鸡蛋、面粉和面包屑混在一起-在十分钟内就可大功告成，既不会弄脏厨师的手，机器也会一尘不染。“阿伦动身去韩国了，我们在韩国有几份大单要签。”最近，罗恩在一次午餐会上解释道，他正在贝弗利希尔斯饭店马球雪茄酒吧门旁的贵宾包间里享用一份汉堡，外加薯条。“我刚给阿伦打了电话，吵醒了他，那里是凌晨两点。我对他说：‘先停下来。不要谈及面包馅饼机的事情。我稍后会作安排的。其他项目要优先安排。’”他所说的其他项目源于他的灵感，是一种里面可以烤肉，而不会散发气味的器具。罗恩觉得应该在门廊上安装一个室内熏烤机-“鲁布·戈德堡喜欢的那种”，而他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琢磨这个创意了-还有，他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在里面烤鸡。“我禁不住对自己说，烤鸡的味道好极了。”说话间，罗恩兴奋地用左手敲着桌子。“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鸡肉三明治。”说着，他转向我。“你吃过多少次熏火鸡三明治？也许你六个月才会吃一次熏火鸡或熏鸡三明治。六个月啊！你吃过多少次熏鲑鱼？哈，也许更久才能吃一次。我要对你说的是你每三个月才将熏鲑鱼作为正餐前的开胃食品或者第一道菜。小肋排？这要看你在哪家餐馆点肋排了。和熏肠一样的做法，你喜欢熏烤食品。”他碰了一下我的胳膊，着重强调道-“不过我晓得，马尔科姆。你没有熏烤机。”
　　“烧烤秀”的创意也是他灵感的体现。四年前，罗恩在好市多购买食品，他猛然间注意到在店里的烤箱前排了一长队的顾客。他们喜欢吃烤鸡，但是罗恩只关心一件事：他们家里没有烤箱。罗恩一回家就给巴克斯打电话。他们一同去买了一个玻璃鱼缸，一台发动机，一个加热器，一个烤肉叉，还有其他一些备用零件，开始叮叮当当地干起来。罗恩希望做成的器具能大到足以盛下15磅火鸡，但是要小到足以放在标准厨房底端的碗柜和工作台之间的空间里。他不希望加装恒温调节器，因为它容易碎裂，而且他认为不断地开启和关闭加热器，很难使烤出来的火鸡香脆可口并呈现金黄的颜色。烤肉叉必须在水平轴上旋转，而不是在垂直轴上，因为倘若通过垂直轴旋转来烤鸡肉或者牛肉，顶端部分会烤干，肉汁则会流到底部。罗恩的专利申请律师罗德里克·多尔曼说每当他去冷水峡谷，经常会看到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摆放着五六台样机。罗恩在每台样机里都放进一只鸡，这样就可以对肉质的稳定性和肉皮变色的程度进行比较。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在加热时可通过旋转烤肉串，以便使肉串里面的颜色变化程度同外面的一样的方法。一旦罗恩大功告成，“烧烤秀”就可以申请不下20项专利。这种炊具都要安装功力强大的发动机，还需在滴槽的表面敷上一层不粘陶瓷。这样既容易清洗，甚至在滴槽连续十次掉落到三英尺远的水泥或石头表面上时烤箱也能正常工作。对罗恩而言，他一生追求做出最好的厨具，这个梦想毫无疑问会实现。
　　然后，罗恩为“烧烤秀”拍摄了电视专题广告片，这个节目长达28分钟零30秒。在有观众席的演播室里，进行现场录制，首次播出的时间是日。从那以后，通常在每天早晨的黄金时段里播出，或者在不太有名的有线电视台上与观众见面，随之而来的是有线电视台为此财源滚滚，以及三家电视公司竞相重播。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烧烤秀”的销售总额攀升到10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罗恩·波佩尔甚至没有一个单独的营销团队。他没有市场调查人员、研发部门、公关顾问，也没请麦迪逊大道的大广告公司进行广告策划，甚至连商业顾问也没有。他的做法是莫里斯家族和波佩尔家族在大半个世纪里一贯坚持的，也是所有专家众口一词地认为不可能单枪匹马在当今经济社会里做到的，而他却做得游刃有余。他梦想自己心目中的厨房能够常新，为此他要走出去亲自推广。　　作为罗恩·波佩尔祖父辈的内森·莫里斯，看上去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当家明星加里·格兰特（Gary Grant）颇有几分相像，常戴着一顶硬草帽。他弹奏着夏威夷四弦琴，而曲调原是为钢琴谱的。他在阿斯伯里帕克附近里奇大街上那幢低矮的白色建筑里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意。就是在这儿，他率先做起了特氟纶生意。他的性格有些古怪，假如没有医生陪同的话，他甚至害怕远离阿斯伯里帕克。他与自己的兄弟艾尔长期不和，为此艾尔后来匆忙迁往亚特兰大；之后他又对外甥S·J·波佩尔心存芥蒂，内森认为S·J·波佩尔对自己引领他从事厨具生意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之情。这一段仇怨导致莫里斯与S·J·波佩尔就“Chop-O-Matic”诉诸法律。“Chop-O-Matic”是一款通过特殊的离合装置使生褶的W形叶片旋转的食物调制器，其设计理念基于做卷心菜沙拉和切牛肝，当时莫里斯刚好推出了一款非常相近的产品“Roto-Chop”，S·J·波佩尔以专利侵权为由将他舅舅告上法庭。（在这件事情发生之际，“Chop-O-Matic”本身似乎是在瑞士闪电刀具公司产品的启发下才得以面世，后来这款产品的专利权被判给瑞士闪电刀具公司。）
　　1958年5月，双方在特兰顿展开攻防战，当时法院里挤满了莫里斯家族和波佩尔家族的人。刚一开庭，内森·莫里斯就站起来，受到他外甥辩护律师的交叉诘问，当面将他描绘成一个喜欢大吹大擂并盲目模仿他人的小贩。正当讯问处于关键时刻，法官突然开口了。“他伸出右手食指，指着莫里斯，”长期担任波佩尔专利律师的杰克·多米尼克回忆道，“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忘记法官说的话。‘我了解你！你就是个摊贩！我在海滨木板道上见过你！’见此情景，莫里斯也用右手食指回敬法官，高喊道：‘不！我是制造商。我是个有尊严的制造商，我聘请的是最出色的法律顾问！’”（按照多米尼克的说法，内森·莫里斯把为他工作的每个人都看成是杰出人士。）“当时，”多米尼克继续回忆道，“内森舅舅的脸涨得通红，而法官的脸色也渐渐变红，于是法官宣布休庭。”当天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在多米尼克没有公开发表的手稿上描绘得非常详尽。“由塞缪尔·约瑟夫·波佩尔的专利律师杰克·多米尼克宣誓保证发明的真实性。”内森·莫里斯心脏病突发，而波佩尔受到罪恶感的煎熬。“眼泪接着夺眶而出，”多米尼克写道，“悔恨接踵而至。翌日，该案得到裁决。此后，内森舅舅的心脏病很快便康复了。”
　　同他的许多亲戚一样，内森·莫里斯是个演员，销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表演。据说内森的侄子艾尔奇·莫里斯（摊贩中的摊贩）曾经整个下午向一位衣着考究的男子兜售了一件又一件的小器具。那天晚上，艾尔奇目送着这位男子走远，收拢目光瞅了一眼手上拎的包，然后一股脑地将已经空空如也的包丢进了附近的垃圾箱。莫里斯家族的人就是这样。“我的那些表亲能将一箱子的东西一件不剩地全卖给你。”罗恩说。
　　莫里斯家族最后一个在推销上表现活跃的就属阿诺德·莫里斯（绰号“匕首”）了。他之所以赢得这个绰号，是因为在推销“尽速”刀具的上代产品“锐锋”上表现出非同寻常 的技巧。他现在70出头，长着丰满的圆脸、头发间几缕白发清晰可见，是一位情绪饱满的老顽童。在将马铃薯切成整齐的薄片后，他娴熟地将薯片顺着刀锋码成一排。现在，他住在大洋城，离阿斯伯里帕克仅几英里之遥，与他相伴的是29岁的妻子菲莉丝，他称菲莉丝是（基于同样难以抗拒的信条，他也许形容或说羽触刀为）“阿斯伯里帕克最漂亮的姑娘”。最近一天清晨，他坐在书房里，着手宣传“Dial-O-Matic”这款S·J·波佩尔40年前生产的切片机。　　“伙计，到这儿来。我让你看一下你平生见到的最令人惊奇的切片机。”他开始演示，菲莉丝就坐在他旁边，一脸的自豪。他拿起烧烤调料盒，这是罗恩·波佩尔在他的“烧烤秀”中极力推介的那种调料盒，而阿诺德将其当成了道具。“瞧这个！”他将调料盒举在半空中，仿佛自己正举着一个蒂芙尼花瓶。他谈到这台切片机最易切西红柿，然后是洋葱和马铃薯。他的声音就像一件能改变新泽西海岸波涛节奏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乐器，如歌唱一般。“有多少切片机能这样切马铃薯？你戳一下，你戳一下。马铃薯汁都溅到你眉毛上了。用‘Dial-O-Matic’切片，感觉就是不一样。你把马铃薯放到机器里，然后扭开开关。”他做着将马铃薯固定在机器底端的手势。“马铃薯！夫人！马铃薯！你扭动得越快，切下的马铃薯片就越多！马铃薯！夫人！每片都切得那么整齐。不过，我最喜欢‘Dial-O-Matic’切得卷心菜丝儿了。我岳母总是用洋白菜切丝儿。”说着，他比划着想象将洋白菜切成丝儿。“我想她这是在自杀。哦，孩子，我祈祷她可千万别滑倒啊！不要让我犯错。我爱我的岳母。我简直无法想象我娶的是她的女儿。你把洋白菜拿过来，切成两半。再切成菜丝儿，将菜丝儿焯一下。放在锅里煮一下。随便怎么着，它看上去就像切碎的小麦……”
　　这是一段歌舞杂耍式的独白，不过阿诺德并非在自娱自乐，他在推销。“你可以从一名摊贩身上挖掘出出色演员才具备的天赋，但是你不可能从一位演员身上总能挖掘出出色的摊贩的禀赋。”他说，“摊贩必须让你赞同他，然后赚你的钱。他必须学会把握摊贩行话里所谓的‘节骨眼儿’-就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刻他从一位表演艺人蜕变成商人。如果在50人的人群里有25人上前欲买，真正的摊贩只会卖给其中的20人。至于剩下的5人，他会说：“等一下！我想让您瞧瞧别的东西！”然后，他又开始新一轮的推销，只是稍微变换一下手法而已，剩下的这四五个人会成为下一波人群的核心，其他人都会围着他们，一哄而上，急切地掏钱，开始让兜售再掀高潮。这个节骨眼的把握需要对期待的掌控。这就是为什么阿诺德始终在他的摊位前试探性地放一个菠萝的原因。“40年来，我一直坚持向人们演示如何削菠萝，但我从没有马上就将菠萝切开。”他说，“我的一位摊贩朋友会亲自出去买个塑料菠萝回来。你为什么要切菠萝呢？这可得花两美元哪。如果你真切的话，人们就会离开的。”阿诺德说他曾经雇用一些人在康涅狄格州的丹博里的市场摆摊卖蔬菜切丝机，他对那些人懒洋洋的态度非常恼火，以至于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他说，这些人希望他就此破产：在此之前，他从未经营过特殊的切菜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彻底切碎了蔬菜。还有，一个摊位要200美元。“他们的眼珠子都瞪出眶外了，”阿诺德回忆道，“他们说：‘我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这台该死的机器呢。’我说：‘可是我知道怎么样做一件事情能比你做得更好。’他们问：‘什么意思啊？’我说：‘我知道如何让顾客掏钱买我的东西。’对整个该死的行业来说，这是秘密。”　　20世纪50年代中叶，罗恩·波佩尔在芝加哥麦克斯韦尔大街跳蚤市场开始摆摊卖他父亲生产的厨具。那时他只有13岁。每天早晨，他都五点准时来到市场，各准备50磅的洋葱、甘蓝和胡萝卜，以及100磅的马铃薯。他从六点开始叫卖，直到下午四点，一天毛收入有500美元。不到20岁，他就开始在州县集市做生意了，然后在所在州的沃尔沃斯连锁超市设了最初的摊点，在华盛顿闹市区的沃尔沃斯也设了摊点，那段时间正是沃尔沃斯连锁超市在全国急剧扩张的时候。他在商店里比经理卖的“Chop-O-Matic”和“Dial-O-Matic”还要多。他在著名的泵房餐厅（Pump Room）用餐，戴劳力士手表，租一天150美元的旅馆套间。从当时拍的照片看，他英俊潇洒，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双蓝绿色眸子，还有性感的嘴唇。几年后他将办公室搬到密歇根大街919号，人们叫他牛仔大厦的保罗·纽曼。梅尔·科雷是罗恩自大学时代一直交往的好友和第一个生意伙伴，回忆那段时间他去州立大街的沃尔沃斯连锁超市罗恩租的摊位见他的情景。“他在催眠呢，”科雷回忆道，“有好多办公室女秘书利用在沃尔沃斯吃午餐的时间观察罗恩的一举一动，因为他长得太迷人了。他一亮相，这些人就跑来围观。”几年前，罗恩的朋友史蒂夫·怀恩（Steve Wynn）作为海市蜃楼度假胜地的创始人，去看身陷囹圄的麦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他们在电视台附近刚好遇到在拍罗恩的一部专题广告片，制作人员在倒计时准备开拍呢，按惯例要从海滨用木板铺成的小道拍起。史蒂夫·怀恩在海滨小道上边漫步边说：“你不是花200美元，也不是180美元，更不是170、160……”这是个标准的摊贩使用的花招：听上去之所以有吸引力，只是因为开始的价格喊得很高。可是，罗恩采取的叫卖方法令人无法抗拒。随着他将价格开得越来越低，怀恩和米尔肯也许像美国那些了解利润率的人那样，异口同声地高声大叫道：“停，罗恩！快停！”
　　罗恩是最棒的吗？对这个一目了然的问题作出回答的唯一一次尝试，就是大约40年前在马萨诸塞州的西斯普林菲尔德，当时罗恩和阿诺德在东部各州巡展上卖刀具。而除他们两人之外的第三个人弗洛斯蒂·维森（Frosty Wishon）也在场，此人自命为时代传奇人物。“弗洛斯蒂穿着入时，说话很有特点，是一位很棒的推销员。”罗恩说，“不过他自视过高，认为自己是最棒的。于是我就说：‘嗨，伙计，我们已经秀卖10天了，每天11个也许12个小时。我们轮流秀卖，并对每人的卖货额进行比较。”在莫里斯-波佩尔的传统里，这是为世人所熟知的“比枪法”，大家对结果都念念不忘。罗恩击败了阿诺德，但这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最多不过几百美元的比试。与此同时，弗洛斯蒂·维森卖出的货仅及竞争对手的一半。“你无法体会到弗洛斯蒂承受的压力，”罗恩继续说道，“在秀卖临近结束之际他才追上我，然后说：’罗恩，只要我活着，我绝对不会再与你合作了。‘”
　　毫无疑问，弗洛斯蒂·维森是一位魅力十足和有感染力的人，不过他认为单靠这些就够了-摊贩的规则与名人背书规则如出一辙。当麦克尔·乔丹推销麦当劳的汉堡时，明星是麦克尔·乔丹本人。但是当罗恩·波佩尔或者阿诺德推销产品时，他的贡献是使“Chop-O-Matic”成了明星 。这毕竟是一种创新，代表的是用来切洋葱和切肝片的不同方式：有赖于消费者重新思考他们在厨房里的工作方式。同绝大多数伟大的创新一样，这种方式打破了既有的厨房秩序。那么你如何说服人们打乱既有的秩序呢？不单单是讨好逢迎或者真诚的态度，即使名声再大和人长得再漂亮也无济于事。你必须向消费者解释这种新事物-不是一次两次就行的，要三次四次不厌其烦。你必须向他们准确演示它的工作原理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切东西，在用它切肝时要让切片机服从手的指令，然后准确地告诉消费者如何才能让切片机符合他们的使用习惯，最后还要让他们明白这个自相矛盾的事实，即工具上的革命和创新不是以操作复杂为代价的。　　30年前，盒式磁带录像机刚刚面世，这也是一种具有颠覆力量的产品：人们认为它应该能录下电视秀，以便使在错过黄金时间后播放自己想看的节目成为可能。然而，随着盒式磁带录像机日益普及，人们发现很难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因为盒式磁带录像机从来没有真正地面向大众-没有人向美国消费者解释这种东西的功用-连一两次都没有，更不用说三次四次不厌其烦了-没有人向他们准确演示录像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谁手把手地在整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能给予他们指导。盒式磁带录像机所有的制造商在将这台机器交到消费者手中时都面带微笑，并在他们背上轻轻拍一下以示信任，可是却把使用手册抛到了一边。任何摊贩都会告诉你说东西不是这样卖的。
　　曾几何时，我到冷水大峡谷罗恩的家里，坐在他厨房的高脚凳上，他向我演示真正的推销诀窍。他谈到他刚与演员罗恩·西尔维（Ron Silver）共进晚餐，此人在一部关于辛普森一案的电影里扮演罗恩的朋友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他们把罗恩·西尔维脑后的头发给剃光了，结果露出了头皮，因为你知道鲍勃·夏皮罗脑后也露着头皮呢。”罗恩说，“于是我对他说：’你应该用龟列厚发胶了。‘” 龟列厚发胶是罗恩以前卖过的产品，可以使头发浓密并能覆盖住头皮。“我告诉他：’用龟列厚发胶能让你看上去更潇洒。当你出镜时，最好喷点。”
　　就这一点而言，一般的推销员都做不到。这个故事先放到一边，暂且不论。我们来讨论烧烤秀，身后的柜台式长桌上正演示烹饪鸡，紧接着演示烹饪小肋排。在他前面的桌子上，罗恩的面点师正在工作，他正在炸大蒜，以供我们午餐时享用。不过现在他与我谈论的是龟列厚发胶，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会向我透露我想了解的秘密。他快步走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前，边走边对我说：“人们总是问我：‘罗恩，你怎么想出龟列厚这个名字的？’其实是我编出来的。看上去棒极了的头发。”他拿起一听罐头，“我们能做出九种不同的颜色。这是银黑色的。”他又拿起一柄手镜，举在头上以便看清自己的头皮，“现在，我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不需要的地方喷上发胶。”说着，他摇了摇罐头，开始假装在头顶上喷，“之后我就要喷露出头皮的地方了。”他指着露出头皮处说道，“就这儿，很好。现在我要让这儿显得干爽一些。要将一半都擦掉。”他开始使劲擦着，突然间罗恩·波佩尔的头发看上去就像完整无缺了。“哇！”我叫了一声。罗恩整个人显得光彩照人：“你对我说‘哇！’大家都是这样的反应。‘哇！’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神奇效果。‘哇！’如果你出去”-他拽着我的胳膊，将我拉到室外。“如果你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者在日光下，你不会注意到我的脑后露着一大块头皮，看上去就像真的头发，不过这不是头发。这是一种产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随便什么香波都能将其洗掉。你知道谁最适合使用这款产品吗？艾尔·戈尔（Al Gore）。你想知道用了之后是什么感觉吗？”说着，罗恩冲我低下后脑壳。我里里外外打量着他的头发，惊讶地叫了一声：“哇！”不过作为摊贩的罗恩·波佩尔并不满足。我必须亲手摸摸他的后脑壳才行。我摸了，感觉就像真的头发一样。　　罗恩·波佩尔更多地继承了内森·莫里斯的摆摊传统。他是S·J·波佩尔最引以为自豪的儿子，事实也的确如此，他用漫长的人生之路诠释了“烧烤秀”的成功。在芝加哥最繁华的街区“壮丽大道”的一端附近的德雷克大厦，S·J·波佩尔有一处坐拥10个房间的公寓。他有一部配备专门司机的豪华凯迪拉克，并备有车载电话，这种排场当时颇为鲜见，他很喜欢炫耀（诸如“我在车里给你打电话”）。他身着三件式套装，喜欢弹钢琴。他抽雪茄，在他谈话时哪怕听到一丁点噪音便紧蹙眉头，阴沉着脸。他把钱都买成了短期债券。他的人生哲学体现在一系列警句隽语里了：对他的律师说：“如果他们将你推得很远，就告他们；”对他的儿子说：“不在于你花了多少，关键是你赚了多少。”对于他卖得最火的产品之一-用于钓鱼的“袖珍渔夫”的实用性，一位设计者曾提出质疑，S·J·波佩尔告诫他：“这不是拿来钓鱼的，只是做做样子而已。”1974年，S·J·波佩尔的第二任妻子埃洛伊丝决定要他的命，于是雇了两位职业杀手，其中一位人如其名，绰号“剥皮机”先生。当时，埃洛伊丝与她的男朋友以及两个女儿住在波佩尔位于新港海滩的别墅里，她的男朋友37岁，是一位机械师。在审讯埃洛伊丝时，波佩尔被问到关于这位机械师的事情，他回答道：“我很乐意他能从我手里带走她。”这是S·J·波佩尔的过人之处，但是过了11个月当埃洛伊丝出狱后，波佩尔又和她复婚了。这也是S·J·波佩尔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正如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所形容的：“他是个怪人。”
　　S·J·波佩尔是一位工匠。他会在深更半夜爬起床，在床头柜上放着的便笺本上发疯地乱画一番。然后，他会溜进厨房一待就是几个钟头，弄得里面一片狼藉，临末了脸上挂着若无其事的神情走出来。当手下的机械师组装模型时，他喜欢站在他们身后，目光透过他们的肩膀斜睨而视。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他几乎垄断了整个塑料餐具市场，并用一种微妙的现代人的眼光来重新阐释厨房的基本要素。“‘波佩尔兄弟公司’生产了这些外观精美的塑料面粉筛，作为波佩尔遗产最重要监管机构的”芝加哥历史学会“的一位管理者，蒂姆·塞缪尔森说：“他们总用对比强烈的色彩，或者将透明塑料与半透明的旋涡状玻璃结合起来。”塞缪尔森在见到“波佩尔兄弟”公司炸面圈机的最初样机后，便对与波佩尔有关的一切着迷起来。这台炸面圈样机用的是红白相间的塑料，他觉得“线条优美极了”。在海德公园高层建筑举办厨具展示会那天，他用“Chop-O-Matic”准备制作沙拉的配料。“人们对他所做的一切总是有所曲解，”塞缪尔森继续说道，“就以波佩尔自动煎蛋机来说，它看上去就像把普普通通的抹刀，不过使劲儿捏把手的话，刀刃就会转得飞快，将煎好的鸡蛋轻弹出去。”
　　作为在波佩尔兄弟公司工作多年的设计师，沃尔特·赫布斯特（Walter Herbst）说S·J·波佩尔的一贯做法就是先拟订一个全面方案。他在早晨想好了对策，就像-赫布斯特模仿S·J·波佩尔粗哑的声调-“‘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将洋白菜切碎。’这是一种激情，绝对应该受诅咒的激情。早晨，他必定要吃柚子，因为他开始工作时会给我打电话：‘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切开柚子！’”他们想出的点子就是刀刃间距小于一英寸的双刃刀，以便同时切开柚子的两面。“相距不远的街区就有一家小水果店，”赫布斯特说，“于是S·J·波佩尔派司机去买柚子。买多少？六个。好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六个柚子变成12个，又变成20个，直到我们每天要切三四十个柚子。我不清楚那家小水果店是否知道发生的一切。”　　毫无疑问，S·J·波佩尔最奇妙的发明要算“Veg-O-Matic”了，这款于1960年上市的产品基本上是一种不用发动机的食品加工器。这款厨具的核心部分是一组薄而锋利的刀刃，像吉他琴弦一样绕在两个裹有特氟纶的金属圆环上，这种金属圆环是用伊利诺伊州伍德斯托克出产的364耐腐蚀铝合金-一种特殊铝材制成的。当一个圆环位于另一个之上时，刀刃便处于平行状态，压紧的马铃薯或洋葱就会被切成完整匀称的片。倘若顶端的圆环旋转起来，刀刃会形成交叉，而穿过的马铃薯或洋葱就会被切成小方块。这组圆环位于一个外观精致的塑料组件里，通过一个活塞将蔬菜推到刀刃之下。“Veg-O-Matic”在技术上是一次突破：创造性地运用刀刃的方法，足以经得起美国对厨具专利的苛刻检查。但是在市场前景方面却遇到了一个难题。S·J·波佩尔的产品一直是由身边一大堆卖蔬菜的摊贩来卖的，这意味着他们要付出一整天搬运蔬菜的代价以便向买者展示。然而，“Veg-O-Matic”的确非常棒，按照“波佩尔兄弟”公司的计算，它一分钟能切120块鸡蛋楔子，300片黄瓜，1 150根薯条，或者3 000块洋葱丁。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可以挽回一整天搬运蔬菜的代价。摊贩不必再承受分别向100人演示的代价，他必须向数以万计的人推销。“Veg-O-Matic”需要通过电视购物的方式进行销售，而最先悟出这个道理的就是罗恩·波佩尔。
　　1964年夏天，就在“Veg-O-Matic”刚面世不久，梅尔·科雷（Mel Korey）通过一家名为“龙科”的公司加强了罗恩·波佩尔的实力。他们以500美元的价格为“Veg-O-Matic”做了一档电视广告，将面对面的推销时间缩短到两分钟，从芝加哥一直覆盖到中西部的周边城镇。他们以陌生电话访谈的方式与地方百货商店联系，保证在没有卖出的商品可全部退回的情况下，说服他们经销“Veg-O-Matic”。然后，他们拜访了地方电视台，买了2~3周的最便宜时段的广告，祈祷能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将产品运到各商店。“我们拿到的批发价为每台3.42美元，”科雷说，“他们的零售价为9.95美元，而我们卖给商店的价格为7.46美元，这意味着我们获得了4美元的差价。如果我在电视广告上花100美元，就得卖25台才能赚回来。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在宝洁公司的话，就可以通过电视来销售厨具；如果你是梅尔·科雷和罗恩·波佩尔，就不那么确定了，这两位联手推销切片机和切丁机的摊贩当时籍籍无名，没有人听说过他们。他们在进行一场任性的赌博，人们只会报以惊愕。”他们在蒙大拿州的比尤特有一家商店-是轩尼诗旗下的，“科雷继续说道，思绪回到了最初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岁月。”当时，那里的人们还穿水手穿的厚呢短大衣呢。这座城市到处都是酒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幢三层建筑。那里有2.7万居民，一家电视台。我随身带着‘Veg-O-Matic’，进了那家商店，店里的人说：‘我们得商量一下，这儿没有那么多生意啊。’于是，我去了电视台，那个地方就像个垃圾场似的。唯一的一位售货员装聋作哑，对我爱搭不理的。见此情形，我拟订了个计划表。在5个星期里，我要花350美元。我想如果能卖出174台机器-有六大箱子-我就很满足了。我回到了芝加哥，早晨刚进办公室，电话就响起来了。他们说：‘我们都卖出去了。你快空运六大箱Veg-O-Matic来。’在接下来的星期一，电话铃声骤起。又是从比尤特打来的。‘我们已经卖了150台。’于是我又发过去六大箱子。从那以后每隔几天不论何时电话响起，我们都会面面相觑，冲口而出：‘又是蒙大拿比尤特来的。’“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科雷每每忆及此事都难以置信。”那个城镇总共有多少家庭？也许几千个吧？在5个星期里我们总共卖了2 500台‘Veg-O-Matic’！“
　　“Veg-O-Matic”的销路何以如此之好？毫无疑问，美国人都渴望一种更好的切菜方式，但远不止于此：“Veg-O-Matic”代表的是媒介（电视）和信息（小器具）之间的完美联姻。相应的，“Veg-O-Matic”在大众面前完全透明。人们将马铃薯放进去，穿过包裹着特氟纶的圆环-哇！-法式薯条就从另一端出来了。整个过程不用按任何按钮，也没有暗藏的、会伤及人的齿轮：你可以在两分钟的时间里演示并向大家介绍“Veg-O-Matic”的性能，以便减轻人们对这种令人生畏的新技术的担心。更为特别的是，可以利用机器上的镜头，促使观看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你推销的产品上。哪怕最出色的摊贩在现场如何卖力地叫卖和演示，在效率上也无法与电视广告相媲美-它可以使产品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这是罗恩·波佩尔永远不会忘记的一课。在他的“烧烤秀”专题广告片中，开篇便是牛肉和家禽肉在机器里旋转时，反射出令人讨厌的光亮。每次向里面填放食物时，都伴随着解说：“六磅美味可口的鸡肉”、“整只肥美的小鸭子”、“令人垂涎欲滴的烤猪大排……”之后才是身着运动衫和牛仔裤的罗恩。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野外烤肉存在的问题，显得多么肮脏和令人不快。说着，他举起锤子砸向现场的门，以此表明问题的严重性。他麻利地将一只鸡绑在“烧烤秀”现场已获专利的两端尖尖的烤肉架上，然后放进烤箱里。之后，他重复上述过程，将两只鸡、鲑鱼排和小肋排还有配料柠檬及小茴香一同放进烤箱里。在这期间，他手中的摄像机不间断地拍摄着整个过程，优雅地操控着“烧烤秀”的道具，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声音引导着观众：“我要做的是像这样倾斜，这非常容易操作。你需要的是协调。我喜欢加入一些香草和香料。现在就向后倾斜。将玻璃进料口抬起来，我要把时间调到一小时多一点……放下来后就不用管了。”
　　为什么进行得如此顺利？因为“烧烤秀”同它之前的“Veg-O-Matic”一样，其设想是要风靡全球。从一开始，罗恩就坚持整个进料口都要用透明玻璃制造，向后倾斜以便最大程度地受光，鸡或火鸡以及小肋排从进料口进入后的整个过程都清晰可见。艾伦·巴克斯（Alan Backus）说在最初版本的“烧烤秀”播出后，罗恩开始专注于肉变色的质量和均匀度，确信烤肉叉的旋转速率会导致烤肉略有差别。样机每分钟旋转四圈。罗恩在他的厨房里进行过对比试验，以不同的速率烤了一只又一只鸡，一直持续到他断定最佳速率是每分钟旋转六圈。人们可以想象一位目光敏锐的MBA在阅读了一大摞小组讨论报告后，争辩说龙科实际上卖的是便利性和健康生活理念，为了烤成金黄色在设备改进方面投入数万美元实际上是愚蠢之举。但是，罗恩明白烤出来的东西泛出金黄色之所以很重要，同倾斜的玻璃进料口之所以很重要如出一辙：因为产品设计的方方面面必须确保演示过程的透明性和效率。它在舞台上表现得越好，摊贩就越容易大获其利。
　　换句话说，倘若罗恩在推广录像机时也如法炮制的话，就不是简单地通过商业广告片来卖产品了。他也要改变录像机本身，这样它出现在商业广告片中才显得合情合理。譬如，钟表不能是数字式的。（当然，不幸的是没有配备闪光表成了受挫的象征。）录像带无法插到隐藏着的进料口后面-从水平视线看会突出来，就像电转烤肉架上的鸡一样，这样一来，如果录像机在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线圈在转动。控制器就不会是考虑周到的按钮了，相反会显得很大，在上下按时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录音过程的每一步骤都要通过大而明显的数字来识别，以便你按下开始和结束按钮。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细小并且不引人注目的黑匣子还能容得下吗？当然不能了。在我们的文化中，“黑匣子”这个术语与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是同义词。罗恩的录像机也许在红白相间、透明或半透明的旋涡状的塑料容器里，也许用364耐腐蚀铝合金制成，漆成大胆的原色，位于电视机顶端，而不是下方。当你的邻居或朋友登门造访时，他一眼就会看到它，然后大声说：“哇，你也买了龙科录像机啊！”　　罗恩·波佩尔的童年并不是充满幸福和快乐。“我还记得削马铃薯皮时的情景，那时我不是四岁就是五岁。”他告诉我。我们在他的厨房里，为“烧烤秀”准备小肋排样品，这勾起了他的回忆，但他不是一位喜欢怀旧的人。“我以最快的速度将烤好的马铃薯送进肚子里，因为我实在饿极了。” 罗恩的姿势像平常一样，忙乱地挥动双手切着食物。直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在他很小时，父母便分开了。父亲S·J·波佩尔去了芝加哥，而母亲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和哥哥杰里乘船到远离纽约的地方上寄宿学校。“记得有一次，母亲来看我们。我不记得父亲来过，直到13岁去芝加哥才见到他。在寄宿学校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天别的孩子的家长都来看望自己的孩子，而我的父母从来没来过。即使明知他们不会出现，我还是来到学校操场向远处的农田眺望，因为那儿有一条路。”说到这里，他用手做出一个波浪式的手势，暗示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我记得自己站在路上哭泣，凝望着远方驶来的汽车，希望是我的父母来了。而他们从未让我梦想成真过。” 罗恩沉浸在回忆中，“我甚至不记得曾经举行过生日派对。记得祖父母带我们出来，我们去了佛罗里达。祖父总是把我绑在床上-双手和双脚都绑起来。为什么这样？我经常呕吐，脑袋上下或者左右剧烈摇晃。为什么这样？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当我在床上伸展开身体，然后翻过身来时，我的祖父就会在半夜醒来后冲进我的房间，对我饱揍一顿。”说到这儿，罗恩停顿片刻，补充道，“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也从来不认识我母亲或她的父母以及那边的亲属。就是这样。现在回忆起来并没有多少害怕的感觉。显然，还发生了不少其他事情。有些记忆已经抹去了。”
　　在罗恩13岁随祖父母去芝加哥后，他就被安排在波佩尔兄弟公司的工厂里干活。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