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的原因是什么_百度知道
荷兰病的原因是什么
“荷兰病”之中为什么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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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这种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价格膨胀是以牺牲其他行业为代价的现象，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M.Corden和J.Peter Neary在1982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适用于所有“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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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仍处在大动荡、大调整时期，国际持久和平的环境也未到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外友好合作与经贸往来，都要依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供安全手段和实力保障。当今世界，实力仍是基本手段，这是现实政治博弈决定了的，是任何空话都取代不了的战略选择。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力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文明进步，每一步都依仗了制造业提供的燃料、材料、机器、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活场所。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承载了人类历史的薪火相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忘记了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忘记“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这个“简单事实”，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作出错误选择，屡屡误入歧途，付出了巨大代价。
&&&&当代世界制造业的三类趋势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蒙受严重损害。这场危机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的放任自私，设计并发展以追求杠杆效益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倡行“后工业化”的理念和政策，都严重伤害了实体经济，世界贸易大幅度下降，社会政治动荡，号称代表“99%人口”的各色“占领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兴起，表达了公众对这场危机的强烈不满。危机促使人们反思，教育人们重新认识发展的理念、模式和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怎样看待制造业？各国的认识和选择，可以分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发达经济体。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在美国、英国领导人的倡行下，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实体经济在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不断萎缩，直至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社会危机相继爆发。在寻求解救危机方案中，美国、欧洲的政府和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2011年6月，美国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旨在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同年12月12日，白宫宣布成立制造业政策办公室，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吉恩·斯珀林和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共同担任主任，旨在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复苏和出口。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说，当前对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经济而言，是一个不进则退的时刻，美国需要强大的制造业，需要生产更多印着“美国制造”的商品，拉动出口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进一步认定，美国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的关键是制造业。德国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能够“一枝独秀”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始终重视实体经济，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竞争能力，加上施罗德执政时推行的劳动社会制度改革，使得德国能经受住外部危机的冲击，成为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要终结伦敦金融城的“无节制状况”，他的内阁大臣更是提出要实现“金融业向制造业的重新平衡”。
&&&&发达经济体的趋向表明，他们已经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加快调整经济结构，重振制造业，并已初见成效。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30个国家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达到51.2，“全球一些制造业大国都已开始走向复苏。”发达经济体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有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有良好的市场机制。一旦转变，肯定会在制造业的众多领域重新占据优势。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积极的应对举措。
&&&&第二类是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在制造业的中低端领域，拥有后发优势。据经济研究和咨询公司报告，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这些产品都是就数量而言的。当今的世界市场，既是数量的、价格的竞争，更是质量、品种、档次的竞争，真正的优势是技术含量和销售服务。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2年1月发表的名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专文，提出未来20年美国将在制造业“打败中国”。这不是虚张声势，是中国制造业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发达经济体选择挑战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仅在高端领域抢占优势地位，还要在中端领域夺回被新兴经济体占据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世界大趋势。新兴经济体必须认清形势，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研究开发，迎接挑战，在竞争中提升制造业的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第三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他们的发展趋势，就是充分利用前两类国家调整产业分工的机遇，发挥本国的低成本优势，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生产技术，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承接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转移，并在众多的低档消费品市场加大竞争。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趋势。
&&&&以上三类趋势的共同点，就是纠正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教训，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加强和提升制造业，加快采纳最新科技成果，更好地适应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这样的趋势及其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将持续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极大地改变全球制造业的面貌，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制造业也必将在竞争中创造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制造业的艰难创业和光荣承传
&&&&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制造业一直执世界牛耳，引领世界风骚上千年，特别是丝绸和陶瓷，“中国制造”的品牌享誉全球，推进了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明交融，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大宗商品。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繁荣和衰落，见证了中国丝绸和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和平的、开放的。中国丝绸与中国陶瓷是中国制造业的骄傲，称得上千年不衰和无远弗届，它们为中国赢得的商业利益与文化盛誉至今仍是一座宝藏，在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的珍藏品里，中国的精美陶瓷无不占据最佳位置，展示光彩夺目的大美。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侵略压迫下，中国被迫开放门户，以手工作坊为主体的制造业，不断遭受致命打击，危机四伏。欧洲产业革命后的军事、公共、民用产品纷纷抢占中国市场，中国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张骞等，看到世界潮流的趋势，相继提出“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主张，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远略”、“强国富民”等理念、政策，先后推行“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中国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在民族危难中诞生，从军事设备到交通运输，再到民用消费品生产，开始了漫长的觉醒、挣扎、奋起的进程。这个进程是痛苦的、艰难的，也是充满悲情壮志的，它培育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实业家，树立起承传不息的“富国强兵”、“实业报国”、“振兴中华”的理念和追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实现工业化为宗旨的近代制造业得到最广泛的承传和发扬光大。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国人民用节衣缩食的积累，从苏联等国引进156个重要项目，全部都是制造业的，其中煤炭25项、石油炼制2项，电力25项、钢铁7项、化工7项、机械24项、军事工业43项，没有一项是供生活享受的。这批项目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强盛、为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矢志追求。它们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积累了建设经验，培养了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干部。正是这支队伍，有理想、有抱负，创业敬业，艰苦奋斗，挑起了中国制造业的大梁，大庆油田、三峡水利枢纽、“两弹一星”、青藏铁路、“天河一号A”以及以后的登月工程，就是这支队伍卓越才能和奉献精神的突出标志。中国成千上万的制造业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在为这些世纪工程承担研发、制造和配套生产中，全面提升了科技水平，展现了中国制造业为建设强盛大国的时代抱负。
&&&&中国制造业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战斗史，是梦想与奉献的光荣史，是历经艰难困苦而不屈不挠的奋斗史。时代变了，制造业的内涵也变了，中国制造业的光荣传统没有变，它们仍在承传，仍在发扬光大。这个传统的精华是追求“民富国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是善于学习、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是勤劳、敬业、无私奉献的团队精神。
&&&&一年前，即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硅谷的头面人物在加州共进晚餐时，每位贵宾都被要求提出一个问题。当苹果公司乔布斯发言的时候，奥巴马插话问，苹果公司去年出售7000万部iPhone手机、3000万台iPad平板电脑和5900万件其他产品，几乎全部部件都在海外制造，“这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回到国内进行？”乔布斯明确回答说：“这些工作回不来了。”作为注解，是苹果公司前主管讲的一个典型案例。当苹果公司新开发的iPhone在离摆上商店货架只有几周时间的时候，他们重新设计了屏幕，因而迫使一条装配线不得不彻底改造。接近午夜时分，新的屏幕抵达设在中国的一家工厂，领班半夜叫醒了8000名工人，每名工人拿到一份饼干和一杯茶，不到半小时就开始工作，轮班12小时，把新玻璃屏幕安装到手机上，在96小时之内，工厂的产量已经相当于每天组装10000部iPhone。这位苹果公司的高管说：“速度与灵活性是令人惊叹的。没有任何美国工厂能够与之媲美。”这种“速度与灵活性”，是中国制造业整体形象的一个侧面缩影，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一种品格，是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中国制造业的战略定位和分工协作
&&&&中国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中国人民的全面实现小康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都要长期依靠制造业提供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世界仍处在大动荡、大调整时期，国际持久和平的环境也未到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对外友好合作与经贸往来，都要依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提供安全手段和实力保障。当今世界，实力仍是基本手段，这是现实政治博弈决定了的，是任何空话都取代不了的战略选择。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就产值数量来讲，已位居世界第一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9年世界制造业的增加值为91081亿美元，中国为16911亿美元，中国占世界的18.56%，2010年的比重还要大。另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工业统计年鉴2011年》的数据，在22个统计大类中，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据第一位的有12个，第二位9个，第五位1个。中国制造业的数量优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制造业的素质、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同发达经济体的先进制造业相比较，仍有很大的差距，在高端制造业，在一般制造业的研发能力、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劳动生产率、环境保护以及市场营销能力等诸多方面，赶上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长期学习、追赶和拼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松懈，更容不得自满和不求进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和肩负使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正确处理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系，使之相辅相成，互动发展。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这是战略定位。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提供支撑和服务，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和有效利用，需要高度依赖发达的金融服务业和畅通的物流业。这是现代经济的流动血脉，须臾不能忽缺。
&&&&在现阶段，甚至是更加重要的，中国必须拥有发达的制造业，这不仅是制造业本身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创造优良的生产工具，而且对服务业来讲，也需要制造业提供各种物质载体和高效率的硬件。处理好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的关系，是中国设计发展平台的首要任务，把这个发展大计设计好，在战略层面不发生偏差，就能确保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始终处在正确的轨道上，确保中国的和平崛起立于不败之地。
&&&&二、坚持创新、创业，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和竞争能力。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规划，制定了相关政策。当前的紧迫任务是落实。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指出过去“美国一直十分担心他们在制造业方面输给中国”。说“这一局势很快将会改变”。文章强调说，世界上现在有三种以指数倍方式快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电子制造业，它们将重塑制造业的竞争面貌。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实的战表。面对这样的挑战，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拥有各类优秀人才、实力基础和市场机制，应当勇挑重担。现在，认识这个严峻形势的人并不多，问题远没有完全解决，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缓慢，工信部系统有300多种相关技术研发要与企业逐一衔接落实。有些地方把注意力过多地用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搞不切实际的中央商务区（CBD），虚拟经济膨胀。这种状况应当加快调整。中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内地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承担发展不同领域的先进制造业，在新能源、新材料、重大装备、电子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加快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迫切需要这样的战略选择和战略分工。
&&&&中国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量大面广，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取之不竭的庞大后备军。这支庞大的企业群呈现的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为大型企业配套生产零部件的，是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这类小型企业可以随着主机工艺技术水平提升而适时跟进，也可以用自己开发的先进零部件推动整机设计创新，做到一升俱升，像电子、能源、汽车、造船、航空及重大装备制造等，都有这样的机遇。另一个小头是小型、微型企业，有自己的品牌，有自主的传统工艺和专利技术，有比较稳定的市场对象，各地享有盛誉的“老牌子”产品多半属于这类情况。这类企业中有不少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机械化程度低，需要采用现代技术，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营销方式，确保食品安全，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现在要特别重视的是处在橄榄型中间的大头，这一部分量最大，影响面广，产品生产和行销、市场份额都处于动态状态。它关系到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关系到就业状况和社会稳定。对制造业的这个大头，必须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扶持。
&&&&中国中小企业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市场需求，是生存和发展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它们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继续“走出去”，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积极参与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处理和生产各种废弃资源；面向“三农”，为农业现代化、改变农村面貌，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农民生活，建设中小城镇。这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广阔内销市场，是最大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的出路是走出大城市，走向农村。
&&&&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自身，特别是企业家、业主，要学习鲁冠球、张瑞敏等成功企业家的敬业、创业精神，沉下心来搞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素质，在竞争中壮大。要努力学习德国、日本的中小企业发展经验，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销售服务。要精心经营本企业的核心业务，不要转移精力，追逐虚拟经济。温州从发展制造业兴起，曾经产生过王牌产品和王牌企业，后来转向炒煤、炒房、地下信贷，热心投资投机，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教训极为深刻，值得广大中小企业引为鉴戒。
&&&&第三，金融业、物流业等服务业，要面向实体经济，支持制造业做强做大。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一个国家的制造业的兴衰，一方面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素质和竞争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制造业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各种服务对企业的促进功能。企业研发的成果再好，得不到资金投入，永远是图纸上的设计，成不了产品，进入不了市场。一个好的产品最终到达消费者手里，需要一系列环节协调运作。中国的服务业必须面向实体经济，面向制造业，各级政府要在财政、税收、信贷、人才分配等方面扶持制造业，重点是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为他们提供有效服务，支持他们发展。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必定带动一系列服务业拓展业务空间，进而为服务业创造更好、更多的需求。
&&&&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的大国使命，中国的今天和明天都必须拥有先进而强大的制造业。
&&&&（作者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一键分享“荷兰病”之殇
　　核心提示：一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于某个单一资源，适时转型、强化其他产业，才是强健经济体质必须走的路。
　　孔昊（学者）
　　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行业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行业衰落的现象，被称作“病”。
　　虽然“荷兰病”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中叶，但影响深远。的起伏，让如今的一直难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因过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各种“诊断”报告也指向了已患“荷兰病”的可能性，而澳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迹象告诉我们，“荷兰病”向大国蔓延的态势必须警惕。就我国来说，一些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煤炭等单一资源的发展模式，尤其需要当心。同时，随着拐点到来、人力资源减少，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这也可以称之为“荷兰病”，只是这里的丰富资源不是石油、煤炭等，而是人。
　　要避免中国经济出现普遍性的“荷兰病”化，就必须找到转变增长方式的新路径。
　　意外发现
　　在世人印象中，荷兰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国度，连天碧野中满是缤纷的郁金香在摇曳，生活富足、技术先进、社会和谐，堪称人类社会之典范。今天的荷兰的确担得起这份印象，但是在检讨各国经济发展得失之时，人们往往会提起一个叫作“荷兰病”的概念，它记述了一段令荷兰人悲喜交加的历史，也蕴含了一个所有国家都应该警醒的教训。
　　在西方国家中，四分之一国土面积处于海平面以下的“低地之国”荷兰，在经济发展上却处于上游，早已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皇家壳牌、飞利浦、联合利华等品牌享誉全球。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故事，荷兰本可以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推动经济按部就班的增长。
　　1947年，为了降低成本和分担风险，两大世界石油巨头皇家壳牌和美孚合资成立了NAM公司，该公司随即在北海沿岸钻探寻找油气。1959年，在荷兰北海东岸的格罗宁根，发现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田。次年，荷兰对外公布这一重大发现，并于1963年开始正式投产。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格罗宁根大气田能够满足欧洲当时50%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荷兰一直在以围海造田的方式与自然界苦苦搏斗，“从天而降”的格罗宁根大气田令荷兰人欣喜若狂。但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大气田这一意外自然资源的发现，改变了荷兰经济发展的既定轨道，也为其经济发展史添加了一条起伏的曲线，无疑也给荷兰人的这份欣喜掺杂了苦涩滋味。
　　“荷兰病”来了
　　当时荷兰一跃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要供给方，出口激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荷兰盾大幅升值。一面是意外之财滚滚而来，另一面却是其他工业行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不停萎缩，使得本身具备一定制造业基础的荷兰，出现了所谓的“反工业化”现象。
　　更糟糕的是，在这场资源盛宴中，还出现了与先前荷兰人奋力抗争恶劣自然条件形象严重不符的“惰性危机”，即借助完善的、甚至是过度的社会福利体系逃避应当付出的劳动。1976 年荷兰出台《无劳动能力法》，使得残疾金的福利待遇高于失业救济金。在劳资双方合谋之下，对残疾人认定标准极度宽松，使得荷兰“残疾人”数目骤增，残疾金领取者从最初的不到20 万人，到1980 年达66万人，1989 年达到100 万人，占就业者的六分之一。
　　之所以有这么多健康的人能得以安享“不需要工作的福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口天然气的收入在当时能够支撑高额的福利支出。然而，福利的狂欢注定是无法永远持续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有吃完的一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荷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率长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失业率高企，一度达到12%，财政出现严重赤字，入不敷出，以至于1990 年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惊呼：“荷兰病来了!”
　　当然，历史上最早患上“荷兰病”的不是荷兰，而是。“美洲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富，同样在16世纪的西班牙引发了一场天降横财的狂欢。有学者认为，金银财富大量进入西班牙刺激了政府的盲目消费和战争冲动，同时挤出了投资，降低了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历史事实证明，在金银财富大量涌入之后，西班牙的海外贸易大幅下降，外国商品占据了曾经由西班牙工业统治的市场，工业逐渐下滑并停滞。陷入享乐之中无力自拔的西班牙人，最终被人夺去了霸主地位。传说南美的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二世临死前曾立下诅咒：任何掠夺他人土地的陌生人都要受到病痛的折磨。西班牙似乎真的应验了这个诅咒――难以摆脱“荷兰病”的困扰。
　　抑制其他产业
　　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明明是件好事，为什么最后却沦为一场经济灾难？这个问题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
　　1982 年，经济学家W M Corden 和J Peter Neary 建构了一个模型进行解释。他们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最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力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二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就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制造业的竞争力。
　　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最新的实例是，这个看上去发展势头不错、资源富集的发达国家，可能也存有隐忧。昆士兰州的一位汽车经销商贝里克?林顿表示：“从2011年10月以来，我手下已经有6名有经验的技工跳槽到了矿业公司。因为我们的薪资没法和他们比。”
　　另外，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会加大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但是，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制造业除了自身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外，对一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还会产生强烈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对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企业家培养的引领作用。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等等均不旺盛，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外部性并不显著，往往是本部门经济一家独大。
　　这样一来，制造业的衰落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外流，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动中最具创造性和持续性因素的弱化。所以，“荷兰病”的典型表现就是在自然资源突然丰裕的情况下，即使服务业会有所繁荣，但制造业会逐步衰落，最终影响本国经济的内生竞争力和长远健康发展。
　　“免疫”的国家
　　对“荷兰病”的理论解释在学术上引起了纷杂的争议，在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反例。最典型的就是，这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是看上去似乎没有染上“荷兰病”，从长时段看，它的经济发展大体上保持了健康持续的态势。
　　美国在1913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矿产大国，主要矿产品天然气、石油、铜、煤、锌等矿物产量，分别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95%、65%、56%、39%和37%。但是一方面美国庞大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基本上能够消化这些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在全球工业化初期，其他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上落后于美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大，所以美国矿产品的出口量极其有限。
　　本国的自然资源主要运用于本国工业的发展，这样自然就不存在资源开采部门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相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促进了以冶金业等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荷兰病”也就无从感染。
　　美国能够免于“荷兰病”的困扰，首先受益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在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矿产品能源需求的有限性，使得当时的美国无法从中获得超额的收益，当然也就避免了沉溺于自然资源财富的诱惑。
　　而且，当时的世界贸易保护盛行，美国是其中最为积极的国家。从“南北战争”至“一战”以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成功地将欧洲工业品阻挡在本国市场之外，他们甚至对于外国直接投资都持不欢迎的态度。
　　这样就为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争取了时间与空间，实施一系列资源就地转化战略，比如五大湖地区就迅速建成以重工业为主的新工业中心。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毫不讳言：“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
　　美国在各个相关的制度、政策方面充分发挥了能动性，促使本国经济走上了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轨道。首先得益于美国在国内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推行自由竞争政策，鼓励本土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所谓的“惰性危机”，促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努力投身于生产性活动。
　　荷兰后来实际上也成功地治愈了自身经济体的疾病，而最有效的良药就是重新激励人们的斗志，促进人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荷兰工会、资方、政府三方协商达成共识，认为“一种不鼓励工作的激励机制的长期结果是破坏性的”，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激活休眠的劳动者，并且通过工资节制换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结果，到了21世纪初，人们谈论的话题又转回了“荷迹”：高就业率、高劳动参与率与体面的福利共存。
　　其次，美国极为重视教育和技术创新。美国高等教育的活力和实力具有世界级的声誉，在公共基础教育上投入巨大，而且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毫不逊色，早在1864年就成立了哥伦矿业学校，随后大量类似的学校纷纷涌现，到1893年美国采矿专业在校生数量仅次于。美国的矿业教育根据产业需求灵活安排课程，使得学校与产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良好的教育促进了采矿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大量创新性技术获得了广泛的运用。1880年之前，智利的铜矿产量在美国之上，但在年，美国生产的铜矿数量是智利的10倍以上，这主要就是获益于新技术的运用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第三，美国人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因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周期长、收益率低，私人资本一般都不愿意进入，但是它在降低整个经济活动运行成本上的作用又很关键。19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兴建了运河、公路、铁路、邮局等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著名的伊利运河和(,)铁路等重大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公共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降低了国内贸易成本，加速了美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通过主动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踏踏实实发展本国制造业，将经济增长动力内生于本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中，最终跳出了自然资源富集的陷阱，避免了患上“荷兰病”。
　　未雨绸缪
　　《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福与祸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正好可以用来形象地描述“荷兰病”概念。自然资源丰富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好事如果不办好，最终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好事。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特别是从人均量的角度出发，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这样一个基本约束条件的存在，似乎使得我们先天性地免于“荷兰病”的困扰。
　　然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虽然总体上资源贫乏，但是局部地区却资源富集，比如的煤炭资源，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这些资源富集地区患上“荷兰病”的可能性了。其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是否有可能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这个方面患上“荷兰病”？因为劳动力廉价，资方没有动力去升级技术和设备，导致长时期停留在制造业的低端，曾经“血汗工厂”的存在似乎佐证了这一点。
　　再者，即使“荷兰病”与我们关系不大，患上“荷兰病”的前因后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教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一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于上天的恩赐，适时转型、强化国内其他产业，才是强健经济体质必须走的路。(支点杂志2015年5月刊）
（责任编辑：HN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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