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包括哪些方面_百度知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包括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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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关键问题之一就是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展，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领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这对于我们坚定改革信心，增强改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至关重要。　　全面深化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前所未有，鲜明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发展的新要求 .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伟大斗争肩负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确保用今后几年时间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无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打赢的一场攻坚战。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既有别于过去30多年，也与过去10年有明显不同。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华民族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比近代以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更为艰巨复杂，这些矛盾和问题躲不开绕不过，解决不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看我们在改革上能否迈出新的重大步伐，越过这道大坎。　　面对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迈出新的改革重大步伐的信心、智慧、勇气，打开新的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充满期待，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两个全面”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贯彻十八大精神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鲜明立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巨大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历次三中全会都聚焦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由此可见，这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某个领域或者某个方面的改革，而且都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正因为这样，全面改革就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重大历史特点。　　从现实情况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远比以往更为敏感和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35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重大难题，但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不仅如此，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发展又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分外艰巨，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中央提出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就是对改革所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的一个形象而又准确的重大判断。基于这一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特别提醒全党，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从推进改革的方式看，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是前所未有。现阶段，随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融汇不断深化，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影响到其他领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的配合。不同领域的改革可以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有快有慢，但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而不能各自为政、畸轻畸重。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应。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举措。 &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广泛、最深刻的一场变革。　　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 &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等。这与十六大提出的“六个更加”（即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和十七大提出的“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即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应当说，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提升。而全面提升，就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在新条件下系统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 所谓全面提升，概括起来说，可以叫做练好“四大内功”或叫“基本功”。　　一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显著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总量虽已达到世界第二，但创新创业活力不旺，大而不强的问题非常突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究其原因，一是在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这就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同时加快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的根本一条，则是进一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前瞻性战略性产业聚集。　　二是通过改革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积极推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完善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布局。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优势产业、优质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部地区，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基础相对薄弱。而如果不在今后几年内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状况，就不可　　能真正达到全面小康。因此，只有通过改革加大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力度，推动更多优质生产要素和先进生产力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国民经济布局更加均衡、更加合理，才能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即邓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的：“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步伐，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方针，东西并举、共同富裕。　　三是通过改革，推动社会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利于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程度，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还要看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人民各方面权益是否得到切实保障。在迈向全面小康的决战决胜进程中，在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大发展和坚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前人早就提出但从未真正实现的一项反映最广大人群心愿的社会理念。　　四是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所谓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质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而这两方面问题，都直接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是围绕这两方面问题，《决定》系统提出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的举措，同时系统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及健全促进就业创业机制等重大任务。由此可见，《决定》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布局，是与整个国家制度体系和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密切联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理解，这里所说的“一整套”就包括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总之，全面深化改革必将带来新的重大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而所有这些新的重大突破，实质上都离不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成熟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精辟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学习《决定》，可以体会到《决定》通篇充满着改革精神、改革思维、改革勇气，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提出了大量新论断、新举措，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应当说，《决定》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生动体现。 & 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是“三个进一步解放”，极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 &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重要著作中郑重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们今天理解全面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一条就是理解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社会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决定》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鲜明提出“三个进一步解放”，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前提，是总开关和原动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质上就是围绕以人为本，解放和发展人的创新活力、创业活力以及承受、抵御和应对巨大风险的能力和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大创造，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又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增强发展活力。这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深化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即人的因素充分解放出来，把人的思想活力和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强党和国家发展活力。当然，我们又清醒看到，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发展很不平衡，先进生产方式和落后生产方式并存，要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最紧迫最根本的任务。我们同时清醒看到，当前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观念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因素，有发展基础较差问题、也有社会活力不足问题。《决定》如此鲜明强调“三个进一步解放”，归根到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　　我们讲增强“三个自信”，自信从何而来？就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更有效率，在实现人民权益上更有保障，在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社会活力上更有办法，从而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强调“三个进一步解放”，也使得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任务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紧紧抓住今后几年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机遇，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新篇章 & &从现在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尔后再经过30年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无疑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新的大变动必然带来新觉醒，而新觉醒又必然造就新的大变动。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包括我们的军队，对我们的光荣传统和今天的理论、道路、制度有新的自信，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上有新的自觉，在看世界上有新的眼界，从而能够抓住新条件下的新的战略机遇。 &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联系这种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意义更加突出。　　一是时间节点特殊。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体是70年时间。这70年的前3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干成了一番大事业，顺利实现了第一、第二步战略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那就要看后35年我们怎么干。而这后35年当中，又首先要看今后这几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阶段我们怎么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好担负起启动今后几年决战决胜伟大斗争的光荣使命。　　二是思想条件具备。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呼声和期待非常强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总体一致，这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心思安、人心思进、人心思富是主流。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继续向前蓬勃发展的大势。　　三是改革基础扎实。改革开放35年为全面深化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改革开放的方向、路径、目的之把握以及实际驾驭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能力达到了新水平，创新活力、创业活力和抵御风险挑战能力显著提高。　　四是国际环境总体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而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全球合作和利益汇合点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等因素，又为我国改革发展带来新机遇。当然，形势复杂，正面和负面因素相交织，这样的“两重性”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五是归根到底，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全面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为我们伟大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总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可说是正当其时、机遇难得。我们有信心在党的十八大总体纲领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具体纲领指引下，打赢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进一步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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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发展；政治改革；国家治理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定，并且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017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中共十九大还具体确定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即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完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将其纳入“两个百年目标”之中，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
一、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意义
“治理”（governance）原来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术语，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它便成为中国政治的热门话语。对其含义存在种种不同解读，甚至各种争议也随之产生。有人认为它是西方的政治概念，有人则认为它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之。其实，治理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治国理政”。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政治活动，它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明之中。然而，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新概念，它则是当代的产物。治理不同于统治，它指的是政府组织和（或）民间组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管理社会政治事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善治意味着官民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佳状态[3]（P1-1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经验的一个理论概括。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应，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和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整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less government and more governance）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以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性的，但更多的是协商性的。其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权威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权威来源除了法律以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的是平行的。其五，两者的作用所及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主要体现国家的工具理性。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但治理行为的技术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是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施行统治，无论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执政者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是一种工具理性。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其本质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中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因此，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相应地，政府官员的素质、政府治理的制度和政府治理的技术，便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变量。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good governance）。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良法是善治之前提。”[4]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再次重申：“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2]这意味着，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式将善治当作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按照政治学的一般理解，善治应当有十个要素：（1）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2）法治，即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准则和最高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4）责任性，即管理者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任的反应。（6）有效，即管理应当有很高的效率。（7）参与，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8）稳定，即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9）廉洁，即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10）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5]（P27-30）。
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有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即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同管理，或称官民共治。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迄今为止，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作用。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要实现善治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治理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以下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都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所以，政治学家通常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二、40年来中国的民主治理改革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现代化史上空前的辉煌成就，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经济上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率超过了9%；201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3980元，GDP总量从1978年的3264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74.41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温饱问题，而且开始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已经开始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迅速崛起的中国，举世瞩目，不仅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成为国际舆论争论的热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和争论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化奇迹？换言之，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在成功地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之谜”或“中国成功之谜”。对于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一个典型的解答是：中国推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但却保持了基本政治体制的不变。例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就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关键就在于改革了经济体制却没有对毛泽东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从而使得政治精英在改革进程中结成了联盟，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相反，前苏联的现代化转型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先改革了政治体制然后才开始改革经济体制，一开始就打破了现存的利益格局[7]（P790-791）。
然而，对于中国官方的主流观点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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