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讨论】我想做个鞋子批发~不知道大家有经验不 - 鞋业交流 - 轻工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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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讨论】我想做个鞋子批发~不知道大家有经验不
今年金融危机大家都应该过得很辛苦，不过哪行哪业！
但是，常在河边跑，哪有不湿脚~~
今年我想做一个小鞋业批发商，不知道这个行业有哪些需要关注和注意的，另外，我想大家多多给我意见，厂家可以发资料给我，希望可以给我联系方式和贵厂具体位置~什么类型的鞋子！我是广东这边的，在此谢谢大家！！
[ 本帖最后由 醉舞花妖 于
02: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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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做高档女鞋高仿的，现在主做一些2线品牌，在广州白云这边
有意向联系QQ，或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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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福建泉州
`&&我是做国内一线品牌高仿鞋的``ANTA LINING的 ``有意向联系QQ；`注明：FOB友
(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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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高仿鞋。1比1。
如有需要。请写好编号。数量。我会报价给你.
或加我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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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keccoson 的帖子
我们是做啦啦队鞋的工厂在福建晋江， 如有需要请联系！
(专业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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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厂在深圳，以生产小单；中高档真皮鞋；为准！！欢迎加我Q： 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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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能否发点鞋子资料到我的 邮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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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裡是converse的貨源...專櫃正品...能過條碼機的......有意向的可以加我QQ:..請注明converse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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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踩一條....我是廣州市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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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下,也可给我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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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在广州搞批发的！暂时都没有找到好的货源批发！！请各位厂家能够提供货源的请联系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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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踏鞋业& & 和楼主你们可以找我专业做男装真皮的，我们在东莞刚好这些天有很多样品要出，你们可以联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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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有批迪斯尼的现货童鞋，如有需要，随时联系，晚上在线，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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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把厂家加了。。希望找到好的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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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作者：之家哥
摘要：网贷之家小编根据舆情频道的相关数据，精心整理的关于《【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的精选文章10篇，希望对您的投资理财能有帮助。
《【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一【富豪是怎样炼成的第一百三十五期】上回说到，单志敏17岁便与哥哥们出来闯荡，从扛着麻袋卖纽扣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突破自己，最终发现制鞋商机，“意尔康”正式扬帆起航。他将如何让一个本地小品牌变成全国家喻户晓的鞋业金牌名片，且听小狐细细道来~【富豪炼成第134期】昔日的他靠600元起家，如今的他花1500万嫁女，想让孩子当上富二代怎能不学他？单志敏“意尔康”的攻城略地首先落子江苏淮阴在这里单志敏和他的营销团队打响了漂亮的首仗随后两年借助淮阴的辐射作用他们的产品进入宿迁、徐州、盐城连云港、泰州、扬州、南京、常州等多地并且连战连捷弹无虚发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1996年单志敏在广州汕头考察市场时被一双台湾样鞋吸引全部目光他立刻认识到必须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不能总是跟着别人走而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一个月后他研制的新产品摆在了温州来福门商业街订单一下蜂拥而至从此“意尔康”被业界喻为品牌快速扩张的“一匹黑马”为了拓展市场单志敏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整个中国都几乎被他踏了个遍他有个习惯每年都有两个月时间去看市场帮助代理商深耕市场十几年来从未改变“国内每个地级市我都去过，比我去过再多的企业家应该不多。”这也成了单志敏最得意的事然而在工作之外他却鲜少有时间出去旅行不说国外就连香港都没有去过但也就是这番苦行僧般的历练才让全国主要省市的闹市区都能看到“意尔康”红色招牌近几年来大量制造业选择逃离转而投入到互联网、等“来钱快”的行业但意尔康始终一心一意做鞋如今意尔康拥有以三座现代化工业园为主体的生产基地已是温州鞋都鞋企集群中规模最大、产能最强的专业制鞋基地装配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流水线30多条生产员工7000多人可年产中高档皮鞋2000多万双日上午9时整“意尔康”商标标识搭载“神舟六号”翱翔太空成为我国鞋业界的唯一一枚“飞上”太空遨游了5天的商标从十余人的作坊到销售网络遍及全国每一个县市乡镇的国民鞋履再进军高端市场一个民族品牌的非典型发展之路让人看到制造业的柳暗花明『，简单专注做，安全放心』------------------------------------------《【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二张 锐　　　　
透过温州企业老板“”现象，人们既听到了链条嘎嘎的断裂之声，更看到了金融资本背后产业资本急剧萎缩的残酷现实。　　
曾经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是温州人的骄傲，但也是今天萎缩程度最为严重的业态。与鼎盛时期1000多家企业的壮观景象相比，如今仅有100家左右的结局的确让人大跌眼镜；并且即便是在这100家中，也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不仅如此，同样令温州人引以为荣的制鞋业在发展高峰时期曾有超过6000家制鞋厂，但目前鞋企的数量已降至2000余家。另外，被称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的温州柳市镇2010年规模以上的企业中，有70%以上利润不再本产业。　　
与实业生态的全面萎缩和凋敝完全不同，温州资本向房地产、矿产等资源品领域的流入蔚然成风。据温州市官方统计，在目前高达1100亿元左右的温州市场规模中，包括在内的民间资本有70%～80%流向了房地产等领域。因此，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在“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除了在房地产、矿产资源以及原材料期货等领域大展拳脚之外，温州甚至有人介入了博彩业。　　
对于温州人的投机行为，人们可能会上升到商业伦理道德的高度予以指责，然而，脱离客观与背离理性的任何评价与批判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和牵强附会。必须承认，在最近几年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的产业背景下，以低、小、散为主要特征的温州企业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渐趋恶劣，加之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所产生的压力，温州中小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了强烈挤压，其基本年利润收窄至3%至5%之间。与此同时，中国的房地产演绎了10年续涨的神话，使得投机资本的获利空间和得以成倍放大。因此，一个在温州当地流传开来的真实故事是：一位温州老板做实体经济，1000来人的厂拼死拼活干，一年利润刚刚百万，可他夫人在上海买了10套房，8年后获利3000万。面对如此强烈的利润反差，资本必然从实业领域大规模抽撤并向回报率丰厚的资源品地带集中，它所折射出的是资本逐利的原始本能以及对给定环境的敏感反应。　　
很多人可能指责温州人原地踏步而没有通过产业升级来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然而，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是，像打火机、制鞋等温州支柱产业所遭遇到的升级瓶颈格外狭小。以打火机为例，其外壳可以从塑料升级到钢铁，但不可能从钢铁升级到24K金。当然，人们可以在外形上别出心裁，比如改造成手枪式打火机，但是这类产品无论怎么升级，它的产品属性约束了它的市场容量和价格扩张的空间。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品结构转型，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战略调整过程，习惯于短、平、快的温州资本显然缺乏足够的耐心。　　
自2010年以来高密度推出的房市调控和货币紧缩政策让房价续涨的神话戛然而止，温州人开始感觉到了资金大量沉淀于房地产行业的巨大压力。“投机客”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又不得不转而从民间放贷机构继续借贷，一路推高，许多温州企业老板的偿债压力与日俱增，资金链条断裂的风险一触即发。而为了逃避债务缠身，温州企业老板有的落荒而逃，个别者甚至选择跳楼自杀。无论哪一种结果，都不能不令人痛心。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三阿里巴巴打出电商打假“第二枪”。3月9日，阿里巴巴向上海市奉贤区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一家涉嫌出售假猫粮的淘宝店主，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此前两天，马云在微博上发表长文呼吁“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这一表态迅速在正召开的全国“”间引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更早之前的1月，阿里巴巴曾首次起诉售假店铺，将一家销售假冒施华洛世奇的店铺诉至深圳市龙岗区法院。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阿里巴巴对打假可谓多管齐下。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表示，除了线上打假、组建打假联盟帮助品牌打假、联合执法机关端掉线下窝点外，不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民事手段，“将穷尽一切方式继续追杀假货分子”。假货，成为阻碍中国企业发展，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瓶颈，打假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作为主要交易集散地的线上电商平台，正不可避免地沦为假货流转通道，也是时下打假最受关注的正面战场。电商平台大多声称要扭转假货泛滥局面。淘宝、京东、eBay等电商平台，一方面主动协同执法部门线下打假，一方面构建独立的大数据打假系统。而大数据治假能否突围，堪称互联网时代打假成败的关键。入夜时分，一位女微商正在福建莆田安福电商城附近咖啡馆，用自备剪刀修剪高仿运动鞋线头。摄影/小黑高仿假鞋的高利润入夜，福建莆田市安福电商城正门旁的咖啡馆内，一张不大的咖啡桌上随意摊放着5双名牌运动鞋和一沓订单。鞋商曾小伟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和打火机修补着这些新鞋上的线头，然后用5元一瓶的甲苯，对鞋面做清洁亮化。他在为这些刚收购来的假冒高仿鞋做最后的拟真处理。马上，这些鞋将从曾小伟手中中转，通过电商卖家，流通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手中。安福电商城后门附近，一家养生会所的地下车库，是当地声名在外的假货集散地。车库里，可以看见一排排没有门牌和店名的小档口，每个档口面积不过10余平方米，地面洒落着各种假鞋标签，墙上则贴着用来联络或进行支付的二维码。虽然室内简陋，但每间档口都安装了铁门，窗户也用纸板等杂物封堵得严严实实。档口内只摆放着当天要发出的零售订单货品。更多的假货，被批发商分散到互不关联的地点。如果下级批发商或代理吞货量大，他们就会用货车到偏远的街角秘密交易。交易非常便捷，档口老板在账本简单登记，取货人验货用手机对着二维码一扫，结束。这是莆田市政府2010年大力打假后的售假场景，相比以往明目张胆的公开交易，制、售假产业如今以这样的方式沉入水下。每天，大量假鞋从这里由曾小伟这样的二级商中转发往全国，电商平台是最主要的销售渠道。中国的假鞋产地集中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带，凭借与台湾隔海相望的近距离优势，上世纪80年代起，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等国际驰名商标运动鞋厂商，纷纷在此设立代工厂。代工厂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建晋江与莆田。晋江的假鞋产业比莆田发展更早，但电商平台发展起来后，莆田后来居上，一度被外界冠以“假鞋之都”。莆田市政府2014年的数据显示，全市范围内共有大小鞋厂超2000家。曾小伟长期游走在莆田售假产业链中，熟知内中规则。他从批发商手中拿货，50元至200元不等，且能拿到假冒高仿鞋（俗称A货），以零售匡威高仿鞋为例，曾小伟从莆田进价80元，上线至电商平台标价提至299元。2014年，沿海一位客户找曾小伟以每双140元订走2000双高仿NB鞋，每双进价成本只要95元。这一单交易，曾小伟获得近10万元利润。曾小伟称，大量二三线城市的授权专卖店也加入售假队伍。安福电商城附近开有门店的批发商黄跃，每天会发货给山东、河南等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他发出的货多为高仿耐克、阿迪达斯与新百伦等知名品牌鞋，一个月销量多达数千双。曾小伟也有类似客户，中部某城市一家市级知名品牌运动鞋专卖店经理，就长期找他买进假鞋，掺杂进实体店的真鞋货柜售卖。“专卖店货架上看到的是真品，但售货员从仓库给你装入袋中的未必就全是。”曾小伟说，他多次光顾香港免税店，发现里面也有莆田产的假冒运动鞋。电商漏洞逐个渗入莆田假鞋产业的兴起，一定程度与搭上电商平台发展的“快车”有关。鞋商周馨瑜是较早利用电商渠道售卖假鞋发家的获利者。2000年左右，中国的电商产业并不发达，当时，周馨瑜就在莆田七步村设有假鞋加工厂。早期，她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将生产的假耐克、阿迪达斯等运动鞋，销往美洲和欧洲以及东南亚等地。之后，她又在安福电商城开了批发档口，专门制售高仿名牌运动鞋。“当时国外的市场比国内市场好卖，国内电商平台发展起来后，内需增加，加入到制假、售假的人也慢慢增多，利润和质量也跟着下降了。”周馨瑜说。莆田最早卖假鞋的市场靠近莆田市二中附近。2012年左右，商贩被政府统一搬迁到安福电商城，此后商家们开始在电商平台销售，不仅卖给个人买家，还批发给其他网店的批发商，包括入驻平台的一些第三方品牌商。“全国各地的许多实体店批发商会到安福电商城拿货，相比其他地区生产的假鞋，这里价格低、工艺也更好。”曾小伟说，加入这行的人越来越多，消费者又一味追求低价，导致生产商为压低成本而偷工减料，或者使用更劣质的胶水与面料，整个制、售、销产业链陷入了恶性循环。每年，不少温州客商会到莆田，收购代工厂生产的劣质库存鞋和断码鞋，一双20元左右，有的甚至按公斤收购。这些温州客商会再转卖给其他批发商，销往偏远的县城。由于各大电商平台都在封堵明显的售假漏洞，不少卖家转向了社交平台。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知识产权保护总监叶智飞称，售假者常常“线上线下”一体、身份更加隐蔽、手法不断翻新，出现如经营上的“客货分离”，物流上的“异地上线”、“境外生产、境内销售”等新的形式。同时，跨互联网平台交易的情况屡屡出现，例如用淘宝平台引流在微信、QQ等私域进行交易。售假圈的人常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交易，不易被执法机关发现。曾小伟朋友圈有不少老客户与之联络，每当品牌运动鞋的新款面市，他会在朋友圈及时更新仿冒款。假鞋卖家还会通过各大或者网站将潜在消费市场的流量导流至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交易。如诸多专门鉴定假鞋的论坛中写文章附链接引起关注，通过添加微信再连入个人“微店”。不仅如此，跨境电商海淘、代购等业务发展起来后，莆田售假卖家还会通过异地上线的快递业务倒卖假鞋。安福电商城内快递发货区，以及市场周边的沿街店铺都有这类异地上线业务。商家只需将假鞋给快递公司，付费后由快递公司发货至国外，再经由国外的联络处转而跨境运送回国内，这会让消费者误以为鞋是从国外发出。曾小伟称，在莆田可以做到任何城市的异地发货，别人觉察不到这些从其他城市发出的鞋，其实都是从莆田发货。叶智飞称，阿里巴巴正在配合各执法部门，建立跨部门、品牌方的打假联合体，对被利用的通信软件上的疑似售假线索汇集，进行分析调查。品牌授权店也存在售假除假鞋之外，服装、美容护肤品以及高档手包、科技产品和母婴、保健品、食品等，都是当下最为常见的假货商品种类。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在2014年的统计中称，全球假货带来的经济损失约有1.7万亿美元。淘宝、亚马逊、1号店、京东、天猫、国美在线等大中型电商平台都受到假货困扰。不同商业模式和性质的电商平台，假货占比也会有所不同，其中C2C模式电商平台因入驻商家主要以自然人和中小企业居多，存在出售假冒商品的几率略高于以入驻中大型企业为主的B2C电商平台。2015年9月，中国工商报《公平周刊》编著的《全国电商违法案件分析报告》显示，中国电商平台涉及“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或“产品不符合标准”等违法案件，不仅在淘宝、天猫上出现，还出现在被抽样调查的京东、1号店、亚马逊、当当网、国美在线和易迅等平台。比如，亚马逊曾被北京市工商部门以冒用中国名牌产品认证标志销售“好孩子”自行车为由查处，罚款万元。电商平台容易出现假货，主要原因是入驻商家发布的商品信息与实际发货的商品不一定对应。C2C电商模式的治假难度较大。京东2015年曾尝试过开展此类模式业务，先将腾讯旗下C2C电商易迅和拍拍收购，再进行自主经营，事后发现在现有的经营环境中，无法保证货源品。不仅如此，更为隐蔽的假货流通渠道，甚至会肆虐到以自营为主的B2C平台。正常来说，自营为主的电商都会自己负责商品采购，从品牌商直接进货，更好保证质量，但实际并不是所有品牌商都愿意与某家电商达成合作意向，而平台方为了打造综合性电商服务业态，丰富商品，也不得不与代理商合作。这样，第三方代理商就可能掺假，卖真货也放假货。“一些看上去正规的授权店，往往不会被消费者怀疑，其实他们可能是销售假鞋最多的卖家。”曾小伟称。电商平台的销售渠道，对卖家而言，其实成本并不算低，因为卖家需要在平台买流量打广告，如果鞋售价低，授权商根本无法赚钱。曾小伟告诉记者，他曾找某品牌谈授权合作，想获得网络门店授权，需一次性缴纳20万元授权费，前四个月需从该公司至少进六七十万元的货，之后每个月也有进货标准。获得授权后，入驻一家B2C电商平台，需交约15万元费用，包括入驻费、保证金、技术服务费等。此外，电商一般有5％左右的抽成。如果卖家要冲钻、，会产生额外费用。在品牌授权的掩护下，一些店会借助平台的大流量实行真假参半的销售行为。电商平台频现假货，还与早期商家入驻平台时没有实名注册有关。平台打假打的只是用户的账号和账号对应的虚拟店铺（卖家），主要措施也是扣分、屏蔽网店页面、限制发布商品、公示警告或关闭店铺等。这些措施只能短期限制用户账号的售假或帮助售假行为，根本无法对平台用户以外的上游售假者、制假者产生威慑。为躲避打击，商家很容易进行用户身份造假，换个身份就能继续“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只是在线上割韭菜式打假，永远都只会治标不治本。”网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说，狙击中小厂商恶意生产假货，除在线上设防外，更要通过线下的品牌权利人、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甚至消费者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源头打假不力老生常谈3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在全国“两会”答记者问时称，无论国内电商平台的打假还是跨境电商平台打假，都不容忽视源头监管。周馨瑜告别《财经》记者，莆田假鞋绝大部分是由家庭小作坊和小工厂生产，这些作坊少有几人，多则几十甚至过百人，分布在莆田市各个村镇、街道的民宅里，他们大多没有工商登记也没有营业许可，一家人或几家人合伙买来制鞋设备，雇上工人就闭门生产。每生产完一批假货，作坊都会迅速用面包车转移，囤放至更为隐秘的分散仓库。一天时间，正规代工厂生产千余双正品鞋，需七八十人，造假的作坊和小工厂生产千双假鞋，仅需十几人，更快的速度损耗的是制作工艺。制鞋最贵的环节在于发版，一个普通的假鞋版模至少需一两万元。此外要采购鞋面面料、胶水等，一批货如果没有达到3000双规模很难赚到钱。而莆田制假鞋的家庭作坊，通常会请版师或曾在鞋厂做过鞋的工人，来制作假鞋。一款新鞋上市后，版师会购买正品鞋将其逐一拆解，了解鞋的构造和用料，然后重新组装上原鞋，依葫芦画瓢做出新仿的模具，重新发版。他们使用胶水和面料等材质，也会尽量减少成本。莆田很多村镇与七步村相似，白天几乎家家大门紧闭，铁门高墙成了多数村民围院的标配。门口安装摄像头、门内放养狗，目的是为了应对执法者打假。假鞋生产者囤放货物的仓库也十分隐秘，外人很难发现。当地警察刘元曾多次跟踪转移假鞋的货车，一次“打假”摸排行动中，假鞋生产者（当地称阿冒）在仓库附近多个路口安插眼线，见有人跟踪，立刻通知司机，随后司机将货车驶往环城高速，带着打假队员兜圈。刘元与同事在查处制假鞋窝点时，常遇扑空情况。面对已成气候的假鞋生产链，于当地管理者而言，是左手与右手的一场搏斗。一边是拖住政绩的GDP和社会就业、稳定问题，另一边是产业良性发展、城市形象声誉。曾小伟见识过真正的打假威力。莆田往南294公里外是他的老家——云霄，这里曾盛产假烟，香烟造假泛滥程度远超莆田假鞋产业。暴利的带动，让云霄假烟产业走出国门，生意遍及欧、美、亚大陆，少数人甚至在国外多地开了代工厂。制假者为躲避打击绞尽脑汁,有人挖隧道将厂房开在百米深的湖底，有人将工厂设在荒无人烟的山洞。在一次大规模的清查行动后，云霄的假烟利益链受到重创。曾小伟的父亲和其他多名亲属在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清查行动中被抓。云霄为打假付出的代价是，县城支柱性产业衰退，政府管理层大换血。为摘掉“假鞋之都”的帽子，莆田市也下了决心。政府领导亲自为安福电商城代言，倡导店主不售假做诚信商家，并鼓励自主品牌积极转型。莆田副市长蒋志雄曾公开表示，莆田有近20万人从事与鞋业相关工作，光靠严打，似乎不能解决问题，转型迫在眉睫。商标侵权的认定之难制假厂商屡打不绝的另一原因，在于制假售假行为的违法犯罪成本低，以及“假货”的法律定义边界复杂。何为“假货”？在法律规制范围内的是哪些“假货”？广义上的“假货”分为假冒商品和伪劣商品。按国际惯例与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出的“假货”定义，一般侧重指商标侵权类型。中国《商标法》对商标侵权的情形有详细的规定，比如“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范畴。这一类型即常说的“假冒商品”。根据中国《产品质量法》，生产、销售的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几种情形被明令禁止。这多指“伪劣商品”。这两种类型的违法行为常常交叉发生，假冒和伪劣往往相伴相生。《商标法》和《产品质量法》对违法行为均有罚则，工商行政、质监等行政执法部门可对违法者进行勒令停产、没收、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不同等级的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严重情形，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而制售伪劣商品或假冒注册商标侵权情节严重的，被纳入《刑法》考量。不过，商标侵权的界定存有难度，许多商人便在这方面动脑筋。安福电商城内，有众多与正品商标似是而非的自主品牌批发商——有以加粗、变胖、割裂三条纹为标志的“阿迪达”；有让耐克钩中长尖或由白变黑的“轻概念”；以及虚化N字和内中添星的多种美国“纽百伦”与“新百伦”。深圳市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郑雄向《财经》记者介绍，判定两个商标是否近似的因素较多，包括两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着色、外观等是否近似。这些判断存在主观性，如果商标局的审查员认为消费者足以进行区分，这种商标就可获得注册。某运动鞋批发商前台人员龚林娜说，为防止监管者打击，他们会事前咨询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为自主品牌设计logo和命名规避法律风险，因为拥有审批资质，对这类商家，执法者无法以打假名义进行直接查封。电商平台对售假行为的责任主要表现为商标侵权纠纷，侵犯著作权和专利权案件次之。对商不规范使用、近似使用或商标与厂名冲突等侵权问题，电商平台不一定具有实质性审查判断的能力和资格。只有品牌权利人或司法机关通过鉴定才能认定。至于货品的抽检系统，平台上的商品往往是上亿量级，以有限的人力和技术，无法核查所有假货商品在线上的流通。当然，假货横行背后的执法不严、地方保护等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打假”的法律法规并不像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惩罚力度那么大，被判刑的制、售假者只占少数。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开信称，去年全年，通过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抽检以及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但截至当时，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刑事处罚比例不足1％。33例案件中，47人被判刑，其中37人被判缓刑，只有10人被判实刑。另外，法院对有关商标侵权案件做判决时，判赔率和判赔额度普遍偏低。据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无讼法务数据统计，在525件2016年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涉及假货的有39件，其中判赔1万元以内的案件数占比58.97％，网购假货案中最高判赔金额为20余万元。现实中，权利人很少对商标侵权举报，主要是举证难、维权成本高。发现侵权行为后，自行取证时需寻求第三方机构对涉嫌侵权商品，才能作为有价值的证据提交法院。权利人经常遇到第三方公证人不愿一同外出办案取证；或者公证机关愿意处理，但处理时间排至半年甚至更久之后。如果公安机关出力调查相对容易，但案件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时，公安机关不会介入。取证难还表现为购买商品时，很多商家不开发票，使得证据难以保全。“有效的办法是让造假售假的人被罚得倾家荡产、心生畏惧。”业内一位打假专业人士认为，对商标侵权者的低判罚，让侵权人有了更大的投机动力。各平台搭建防控壁垒早前，全球大型C2C电商平台eBay曾因假货问题屡遭国际大品牌商投诉。eBay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介绍，1998年，eBay推出了“知识产权所有人保护计划”（Verified Rights Owner Program，简称“VeRo”项目），该项目可以使产权所有人快速简单地举报任何假冒产品，eBay会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下架被举报产品，或者删除链接、扣分、关店、没收保证金等方式。参与VeRo项目的有全球4万多家知识产权所有人，从强企业、到行业和贸易协会、到中小企业都有覆盖。根据eBay内部数据，84％的被举报产品，在6小时内就得到相应下架处理，12小时内下架的被举报产品超过92％。eBay今年将推出“eBay甄品”（eBay Authenticate）的商品鉴定服务，简单来说，eBay将把平台售出的品牌产品，交由专业鉴定师进行鉴定。京东和天猫等B2C电商平台也都有自成体系的打假模式。这类平台模式，在防控假货流通问题上有一定的优势。京东品质提升部高级总监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京东平台的销量有近60％来自自营，从品牌厂商直接进货的自营供应商大约有1万家，入驻的第三方加盟商有10万余家，大多也是由品牌厂商指定的全国总代或一级代理商供货。“这样做的好处是，商品从采购、销售再到物流运输乃至最后到消费者手中，整个过程都在平台有效的可控范围内，对假货起到屏蔽。”陈宇说。陈宇称，京东尤其注重事前风险防控，平台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商家入驻筛选的前端审核环节，审查内容具体包括入驻商家的企业信用、生产规模、历史信誉记录等方面。据叶智飞介绍，阿里巴巴迄今形成“线上拦截”、“线下打击”、“权利人共建”、“社会共治”的四维打假模式；通过“卖家认证”、“主动防控”、“神秘抽检”、“线下案件”及“卖家诉讼”等一系列机制在事前、事中、事后打击假货。为解决虚假注册问题，淘宝网目前全面推行卖家实人认证——个人卖家开店，除上传身份证等规定证件外，还需通过“”等方式做实人认证——开店用户需要根据线上要求，做点头、眨眼等实时动作；为确保认证信息持续真实有效，阿里巴巴要求认证人每年以实人认证方式做年检。一旦出现卖家因可疑行为被模型识别，会被要求进行认证人的二次校验。而在企业信息层面，从2016年5月起，阿里巴巴在审核企业店铺信息过程中，将可实时查询被称为“企业身份证号”的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直接从源头上将信息虚假的企业拦截在外。大数据治假突围大数据技术，正逐渐被平台和执法部门当作最有力的线上打假武器。据陈宇介绍，京东每天用技术，如智能算法、图像识别等对平台上的商家行为进行初步排查，一天约能处理600多万个产品页面数据。同时有200多人组成的风险调查团队，对高风险商家和产品进行人工排查。排查分多个维度，根据用户评价、客户投诉、退换货率、工商质监部门抽检、平台自行抽检等数据，对疑似问题商家逐一标记打分。打完分基本就能判定商家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有问题则进行风险等级分级，涉及产品安全风险的，选择下架。阿里巴巴则通过解析所拦截的涉假商品链接、被揪出的售假卖家和权利人、消费者投诉举报等信息，运用数据模型与用户画像，对涉假商品、售假团伙做溯源追踪，绘制这些团伙的线下分布地图。“这些被拦截的涉假商品信息是打假大数据的源头，原始数据。”叶智飞说，然后，阿里巴巴提供线索，执法部门根据线索去调查、核实。为解决披着“合法外衣”的山寨品牌问题，阿里巴巴创造了“大数据+大众评审”的组合模式，即通过大数据对平台品牌库做日常的对接和扫描，在商标(商品)做文字、图像等方面进行比对，结合相关商品的消费者售后纠纷数据，筛选出具有一定混淆度涉嫌山寨的商标(商品)。这些涉嫌山寨的商标(商品)会被提交到淘宝大众评审员参与判断，每个判定需要至少推送给800名至1000名大众评审员参与判断。如果超过一定比例的评审员认为该商标(商品)对其产生了混淆，平台即启动治理机制，筛选出来的数据将组成“山寨预警模型”,该模型会根据大数据输出的结果不断优化,反过来验证数据的精准性。为实现政企共治假货的目标，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期间，京东、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陆续将不涉及平台用户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数据，与北京市工商局、认监委和食药监局等政府部门实现了对接共享。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因数据的互联互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过，这样的数据共享模式，目前仅在北京试点。据国家工商总局知情人介绍，目前工商总局正与数据安全公司合作，构建全国互联网假冒伪劣商品的监管系统。系统的设想是，用户通过浏览器进入电商平台购物，利用浏览器搜索功能，向正在点击进入有问题网店网页的用户，通报该售假网店被调查的动态进展消息。比如在搜索浏览器上显示“这家店因为商家主体不确定性，正在被工商局核实身份”的信息，以便及时阻断网上售假行为。类似提示信息只有用户浏览到被查处网店的页面，才会触发式弹出。系统还会进行第二层规制，发现仍要买假的订单，则通过大数据技术由执法部门联合第三方机构将交易资金冻结，使商家无法发货。与此同时，被查处或被调查的网店权利人，会被列入类似于信用中，其违法行为信息会被通报至各大电商平台。（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来源： 记者：肖辉龙）原标题：揭秘线上线下售假产业链（编辑：谢珍）《【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四律小金的导读：“这款眼镜出厂价两三百元，售价五六千元。”小金知道品牌价值大，但真的用具体数值计算出来后，还是大吃一惊！9月下旬，记者随质检总局“质量提升媒体行”采访团深入浙江多地企业调研。一路走来，“品牌”两字屡屡在耳边响起，交织其中的是郁闷、心酸、自豪、憧憬种种情绪，让人深刻感知这两个字的分量。在此次调研中，从全自动的柔性生产线到琳琅满目的产品陈列厅，从一毫一厘精工细作的工人到视质量为企业生命的企业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个企业在提升质量塑造品牌方面的身体力行。“没品牌就像没文化一样”9月26日，在浙江必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女工们正在往一只只球鞋里塞鞋垫。同一条生产线上，同时生产着两种鞋：一个是贴牌生产国外某知名品牌的童鞋，出厂价每双65元，贴了牌到商场里卖三四百元；另一个是这家鞋企自主品牌的鞋，卖五六十元一双。品牌价值差异立现。“这两双鞋成本差不多，最后售价却差那么多。”必克董事长袁文新向记者感叹，“我们的品质上去了，就是缺品牌。没品牌就像没文化一样，太郁闷了！”袁文新第一次感受到品牌的高附加值是在2010年。那一年，必克成为国内鞋业巨头百丽国际的贴牌生产商。出厂价40元的鞋子，贴了百丽国际的商标后，就能在商场里卖400元。10倍的价差让袁文新铁下心来要做品牌。建立研发团队摸准市场需求，找准市场定位研发新品；着力打造面向不同细分市场的多个子品牌，加强对企业文化和品牌内涵的挖掘；引进国内首条全自动数字化多工位制鞋柔性生产线，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质量意识教育。在一系列的质量提升措施实施之后，必克的市场也开始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拓展。塑造品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缩小品牌价值的差距。必克走过的路亦是温岭众多鞋企的缩影。作为浙江省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制鞋业是温岭的主打产业之一，30多年来已形成明显的区域特色和较完整的产、供、销产业集群。但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相当一部分产能落后且过剩，中高端产能却明显不足。在淘汰落后产能大行动中，温岭市把“低”鞋类制造企业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已关停5000多家小作坊。质量提升势在必行。2013年，“国家级童鞋产品质量提升示范项目”落户温岭市城北街道。记者从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他们在各个街道设立品牌指导站，手把手帮助企业培育品牌。城北街道更是专门建立了鞋业品牌基地服务中心，针对不同企业进行梯度培育。目前，该市鞋业共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浙江省著名商标9个。“想想这20倍的差距，有点心酸”位于温州瓯海区的浙江通达光学有限公司贴牌生产多款国际知名品牌眼镜。9月27日，该公司董事长周爱松拿起一副刚做出雏形的眼镜告诉记者：“这款眼镜出厂价两三百元，售价五六千元。”这位一脸朴实的企业家坦言:“想想这20倍的差距，有点心酸。”有着30多年眼镜生产历史的瓯海，是中国五大眼镜生产基地之一，共有500多家眼镜企业，是典型的“一镇一产业”块状经济的缩影。目前市场上的国际顶级品牌墨镜，前十的品牌中有7个产于这里。“能为国际名牌做贴牌，最重要的是过质量这一关。” 周爱松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一副眼镜制作完成要经过焊接、喷砂、精雕、打磨、总装等200多道工序，在生产中只要有0.1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眼镜的对称和平衡。事实上，国际大牌对产品品质的高要求，也助推了瓯海眼镜企业生产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像通达光学、八达光学等一批企业均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美国FDA认证等权威认证，并自建检测中心，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企业显然已不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衣。周爱松留学归来的儿子、通达光学总经理周文谈及如何打造“百年老店”时一脸自信：除了推出自有品牌、到海外收购品牌，还将在国内发力建连锁实体店。“现在的眼镜业就像20年前的服装业，销售渠道布局是关键。”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在力挺企业塑造品牌。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余玮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瓯海成功列入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家级眼镜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建名单，计划通过5年左右时间，培育出一批有带动力的龙头型企业、创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眼镜品牌，打造成为“中国眼镜之都”。“你们从德国背回来的锅都是我们造的”“你们从德国背回来的锅都是我们造的。我们质量不差，就缺品牌，再过两三年往回背的应该就少了！”在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列厅里，董事长陈合林向记者一一介绍着自家生产的各种型号、款式、功能的锅，其中不乏国人热衷的“海淘”品牌，他那份自豪劲儿用“如数家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爱仕达是国内最大的厨具生产基地之一，给300多个国外品牌做贴牌。记者了解到，其制造的一款德国品牌烤盘，出厂价200多元，市场价是其10倍，而爱仕达自有品牌的同类产品卖500元。消费升级的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国人愿意为更高质量的产品买单。“为何德国炊具，日本电饭煲更受消费者青睐？是因为他们的制造精度非常高，差距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上。”陈合林分析，有些国内企业虽然模仿能力很强，但产品的寿命、稳定性、可靠性差了一大截。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有工匠精神，关注细节，精益求精。▲资料图，中国游客在日本爆买（图片来源：日经中文网）而在爱仕达研发总监林海军看来，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很多，比如原材料、工艺、技术、设备等，但所有产品都是员工制造出来的，只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质量。文章来源：工人日报
记者：蒋菡律小金的感悟：当一个品牌一步步把名声打出来之后，只要被人认可，哪怕它的价格是别家的几倍，一样会有人为它买单，这就是品牌所带来的价值。但如果有机会了解到本质，那小金觉得只要质量好，品牌真的没那么重要。其实，也是一样，律金可能没有别的一些大平台那么有知名度，但还是有忠实的客户支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了解过后，知道律金是安全靠谱的，是收益可观的，才会选择我们呀~如果你之前还不知道，没有关系，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赶紧了解一下吧~往期精彩：月薪5万的西二旗人，活得也不过尔尔那些拿命换钱的年轻人，换着换着就死了（深度好文）成交量暴跌，房价也要暴跌？这可能是一个大骗局！未来10年，中国最赚钱的17个新兴产业！（建议收藏）《【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五“鞋子出厂价是40元，贴牌卖400元；一双童鞋出厂原价65元，贴牌后300-400元，一副眼镜出厂原价两三百，贴牌后五六千”有品质，缺品牌9月26日，在浙江必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里，女工们正在往一只只球鞋里塞鞋垫。同一条生产线上，同时生产着两种鞋：一个是贴牌生产国外某知名品牌的童鞋，出厂价每双65元，贴了牌到商场里卖三四百元；另一个是这家鞋企自主品牌的鞋，卖五六十元一双。品牌价值差异立现。“这两双鞋成本差不多，最后售价却差那么多。”必克董事长袁文新向记者感叹，“我们的品质上去了，就是缺品牌。没品牌就像没文化一样，太郁闷了！”袁文新第一次感受到品牌的高附加值是在2010年。那一年，必克成为国内鞋业巨头百丽国际的贴牌生产商。出厂价40元的鞋子，贴了百丽国际的商标后，就能在商场里卖400元。10倍的价差让袁文新铁下心来要做品牌。建立研发团队摸准市场需求，找准市场定位研发新品；着力打造面向不同细分市场的多个子品牌，加强对企业文化和品牌内涵的挖掘；引进国内首条全自动数字化多工位制鞋柔性生产线，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和质量意识教育。在一系列的质量提升措施实施之后，必克的市场也开始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拓展。塑造品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能缩小品牌价值的差距。必克走过的路亦是温岭众多鞋企的缩影。作为浙江省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制鞋业是温岭的主打产业之一，30多年来已形成明显的区域特色和较完整的产、供、销产业集群。但由于行业准入门槛低，相当一部分产能落后且过剩，中高端产能却明显不足。在淘汰落后产能大行动中，温岭市把“低小散”鞋类制造企业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已关停5000多家小作坊。质量提升势在必行。2013年，“国家级童鞋产品质量提升示范项目”落户温岭市城北街道。记者从该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他们在各个街道设立品牌指导站，手把手帮助企业培育品牌。城北街道更是专门建立了鞋业品牌基地服务中心，针对不同企业进行梯度培育。目前，该市鞋业共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个、浙江省著名商标9个。“想想这20倍的差距，有点心酸”位于温州瓯海区的浙江通达光学有限公司贴牌生产多款国际知名品牌眼镜。9月27日，该公司董事长周爱松拿起一副刚做出雏形的眼镜告诉记者：“这款眼镜出厂价两三百元，售价五六千元。”这位一脸朴实的企业家坦言：“想想这20倍的差距，有点心酸。”有着30多年眼镜生产历史的瓯海，是中国五大眼镜生产基地之一，共有500多家眼镜企业，是典型的“一镇一产业”块状经济的缩影。目前市场上的国际顶级品牌墨镜，排名前十的品牌中有7个产于这里。“能为国际名牌做贴牌，最重要的是过质量这一关。” 周爱松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一副眼镜制作完成要经过焊接、喷砂、精雕、打磨、总装等200多道工序，在生产中只要有0.1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眼镜的对称和平衡。事实上，国际大牌对产品品质的高要求，也助推了瓯海眼镜企业生产和管理能力的提升。像通达光学、八达光学等一批企业均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美国FDA认证等权威认证，并自建检测中心，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企业显然已不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衣。周爱松留学归来的儿子、通达光学总经理周文谈及如何打造“百年老店”时一脸自信：除了推出自有品牌、到海外收购品牌，还将在国内发力建连锁实体店。“现在的眼镜业就像20年前的服装业，销售渠道布局是关键。”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在力挺企业塑造品牌。温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余玮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瓯海成功列入质检总局公布的国家级眼镜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创建名单，计划通过5年左右时间，培育出一批有带动力的龙头型企业、创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眼镜品牌，打造成为“中国眼镜之都”。“你们从德国背回来的锅都是我们造的”“你们从德国背回来的锅都是我们造的。我们质量不差，就缺品牌，再过两三年往回背的应该就少了！”在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列厅里，董事长陈合林向记者一一介绍着自家生产的各种型号、款式、功能的锅，其中不乏国人热衷的“海淘”品牌，他那份自豪劲儿用“如数家珍”来形容再贴切不过。爱仕达是国内最大的厨具生产基地之一，给300多个国外品牌做贴牌。记者了解到，其制造的一款德国品牌烤盘，出厂价200多元，市场价是其10倍，而爱仕达自有品牌的同类产品卖500元。消费升级的时代来临，越来越多的国人愿意为更高质量的产品买单。“为何德国炊具，日本电饭煲更受消费者青睐？是因为他们的制造精度非常高，差距往往就体现在细节上。”陈合林分析，有些国内企业虽然模仿能力很强，但产品的寿命、稳定性、可靠性差了一大截。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要有工匠精神，关注细节，精益求精。而在爱仕达研发总监林海军看来，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很多，比如原材料、工艺、技术、设备等，但所有产品都是员工制造出来的，只有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质量。文章转载自工人日报你缺的是像这样好的品牌，值得信赖！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APP：开启财富之旅！???点击领取10000元体验金，2天后白白躺收 5元，可！《【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六日前，奥康成为温州市首批“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先进企业，也是制鞋行业首家通过“浙江制造”认证的企业。纵观其29年的健康持续发展，奥康不仅紧跟“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厉兵秣马，还在产品质量管理层面不断推陈出新，意欲以“质量创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码推进“工业4.0”，实现传统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和转型升级。“文化创新”建立诚信体系奥康自创立之初就聚焦质量文化建设，并将“诚信”作为奥康质量文化的核心。日，5000多双温州产的假冒伪劣皮鞋在杭州武林门广场被付之一炬，当时远在湖北的王振滔也受到牵连，所有的真皮皮鞋都被工商部门没收。但他也由此认识到，要想重塑温州鞋业形象，必须以诚信经营为本，狠抓产品质量，创立温州自己的名牌产品，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赖。1988年，王振滔创办了永嘉奥林鞋厂，迈出了奥康事业发展的第一步。日，奥康在杭州市郊烧毁2000多双假冒奥康鞋和2万只鞋盒，奥康史上的第一把火——“雪耻之火”，只为令温州鞋再造信誉、涅槃重生。2000年，奥康为某企业生产了一批皮鞋，但是有些鞋子的商标贴得不够规范。王振滔得知后，操起剪刀，毫不犹豫地将200多双高档皮鞋全部剪毁，并陈列在工业园，让全体员工排队参观。当时很多员工都忍不住落下了泪水，王振滔董事长对工人们说：“剪掉鞋子，损失的只是一些钱，但对奥康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消费者的信任”。日，王振滔再次来到杭州武林门广场，点燃奥康史上第二把火——“诚信之火”，他与其他温州企业家共同按下了“鼎”的燃火按钮，诚信宝鼎在此铸就。与此同时，奥康更是对外发出了一封《诚信宣告书》和一封《品牌强市倡议书》，只为极力寻回温州皮鞋的尊严。2016年奥康思考周，王振滔带领百名中高层管理干部西下贵州“黔行·修心”，点燃奥康发展史上第三把火——“良知之火”，意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变成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培养企业管理人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与发展观，更好地为员工服务、为客户服务、为人类进步而服务，造良知之品、行良知之人、铸良知之企。从“雪耻之火”到“诚信之火”，再到“良知之火”，三把火的故事或许只是奥康史上淡淡的一笔，但卧薪尝胆的烈焰却炼就了奥康的“火志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诚信体系。“形式创新”规范诚信行为“立足诚信”，奥康以诚信立业，以诚信立身，以诚信立名，其紧紧围绕推动企业质量诚信自律，以建立质量诚信档案为基础，以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以建立信用监管制度为核心，更添加了许多新鲜的元素，以“形式创新”规范员工诚信行为，加速开展了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传统监管形式，奥康特别成立了“奥康诚信银行”，结合公司的质量奖罚制度，将质量的奖罚以诚信积分的形式对员工进行激励。即每位员工到质量管理部办理一个“诚信银行储户”，拥有一张“诚信银行”储蓄卡，储蓄卡设存入、支出、贷款、结余等栏目。诚信银行将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制度，以“诚信积分”形式办理存、取、贷业务。存——质量业绩突出者或做出质量贡献者以奖励分值“存”入银行；取——发生质量事故或质量业绩低下者以扣分方式从银行“取”出；贷——若存折中积分为零或不够扣分时，即为银行“贷”出、将以负数分值计入存折。诚信积分也将成为员工工资晋级和职务晋升的参考依据。年终，各储户可到“诚信银行”根据正数积分兑取对应的奖金，负数积分者则给予相对应的处罚。“形式创新”举措不断，奥康还积极开展质量培训，旨在以匠心塑匠人，并进一步深化诚信体系。2007年，奥康成立中国鞋业首所没有围墙的企业大学——“奥康大学”，下设良知教育学院、培训发展学院、人才开发学院和连锁专卖学院。其根据培训需求，实施分层、分类的针对性培训，实行全员学习，并开办质量管理班、设计研发班、515店长班等进行质量教育培训，内容包括工艺标准和操作规范培训、组织管理层质量管理培训、质量管控务实培训、供应厂商培训、终端515店长培训等。“管理创新”严把质量管控奥康向来重视质量基础建设，在夯实企业标准化、计量管理、质量信息、质量责任和质量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旨在推动奥康质量管理的全面提升。在建立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奥康还建立了科学的企业标准体系。例如成立奥康企业标准化委员会，主要负责奥康标准的制修订及标准贯彻实施。根据《GB/T1企业标准体系要求》，制定了《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和《企业标准体系表》，建立了以技术标准为核心，以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为配套的综合企业标准体系。至于质量管控，奥康实则“软硬皆施”一方面，奥康建立质量信息管理系统，做好软件储备，制定了《质量信息管理控制程序》。其中，质控核价本部作为质量信息管理归口部门，建立了四级质量信息网络，营销运营系统收集顾客信息和竞争对手市场信息，商品规划系统收集产品前沿信息，材料管理本部和成品管理本部收集原材料和加工厂产品信息，质控核价本部收集产品质量信息。各部门将收集的信息传递到质控核价本部，质控核价本部对质量信息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编制《质量信息分析报告》，并将质量信息传递给相关部门，为质量改进和质量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奥康引进国际先进的检测设备，做好硬件配套措施。其斥巨资从国内外引进足底压力步态分析系统、刻楦机、电脑伺服系统拉力机、耐寒试验机、标准多光源对色箱、电子式撕裂强度试验机、DIN耐磨试验机、电子比重直读天平、耐黄变试验箱、拉链疲劳试验机等一批先进的检测设备，定期对检测设备进行校准和检定，保证检测设备准确，还配套建立了实验室，用数据说话，从而确保产品质量。所有的品牌光芒，离不开昔日的砥砺成长。未来，作为中国鞋行业代表，奥康表示，将继续为全面贯彻“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探索，在肩负民族使命、塑造中国品牌的路上与祖国共振同频，加码推进“奥康工业4.0时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七点击上方“点点盈”可以订阅哦！点点盈历史上的温州，比较发达的是宗教行业。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极其繁盛。来源：知乎/饱醉豚一、温州并无经商传统历史上的温州，比较发达的是宗教行业。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极其繁盛。温州的寺庙、神殿、道观、教堂数量之多，也是世界罕见。即使到了现在，中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发达程度，也还是温州第一，闽南第二。这些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提倡经商。温州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兴盛。尤其是南宋，温州的进士数量从北宋的几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南宋又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年代，所以如果从文化传承上讲，温州更应该是一个以文化发达而闻名的地区。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的压倒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到北大早期，教员就有十几人是温州人，陈介石、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许璇、林辛、章味三、伦明、周继善，龚寿康、高谊、林公任、黄公起、林涛等，温州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教员。所以说温州人有经商传统，或者商业传承，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历史上温州的天然环境远远不如宁波、杭嘉湖、上海、苏南、山东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数地区。属于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穷。温州曾沦为战争前线，当时成了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到处是民兵，洞头岛上有女民兵，团中央号召共青团员去大陈岛开荒，而那些大型工业项目，市政建设，国家却不，就是准备拿温州当战场的。一些学校也迁到了杭州和内地。当时温州医学院留着，温州当地的医学还发展得不错，据说是因为打仗可能需要很多医护人员。（所以迄今为止，温州的三甲医院仅仅少于杭州，远高于本省其他城市。）所以，温州就只能变得很穷。二、人因为穷才会思变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被打压。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打压。各种私营经济被打压。温州人第一次闻到金钱的血腥味，大约是1976年，温州人到各地收购，收购鳗鱼苗，跟日本人台湾人换走私货。最大时中国80%的走私货是从温州进来的。后来政府打压走私，东海舰队抓走私船，于是温州活动的走私犯就把走私根据地转移到闽南泉州，尤其是石狮。温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来自泉州、莆田一代，所以温州和闽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圈，温州沿海的渔民都说闽南话。后来，石狮的走私淘到第的走私贩子金盆洗手，改行做点别的生意，也是从温州照搬：打火机，鞋子，服装。石狮成为走私中心、从渔村成为小城，起源是对温州沿海走私业的打击，这个事儿，正史一般不记载，你们就听听我说野史吧。温州人的经商精神，其实起源于1976年开始的走私。当然，也许1974年、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还没成气候。走私都敢干了，还有什么生意不敢做？所以，给温州带来勇敢商业基因的，是走私！温州的制造业，最先发达的是介于温州和瑞安之间的塘下、莘塍一带，以及乐清柳市的电器行业。当时有一句话：走遍全天下，不如莘塍塘下。而瑞安的棚下走私场（没错，就叫这个名字），一条河被填平后，成为各种小商品的集合点。市场的繁华导致了瑞安商城的计划，一百多亩地皮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1982年开始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去温州找典型，温州哪个镇最典型？柳市！于是就以柳市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短短二个月，温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数千人潜逃，大批商人关闭生意隐藏，GDP降了一半。紧接着又是抓乐清抬会融资（也就是当年版本的），一批首犯被判死刑处死，大批骨干被重判坐牢。那时候的温州，鸡飞狗跳，一片萧条。于是，那些在温州被追查抓捕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商贩，就在义乌搭起棚子，复制了瑞安的棚下走私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根源是1982年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种事，正史似乎都没记载，你们只能听我讲野史。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后来是地方生米成熟饭。温州要造铁路（这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东方大港计划里一条重要铁路，只是晚了八十年），政府不给钱，只好私人筹资，成了全国第一条私营铁路。温州要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于是王均瑶自己承包了一些航线，成立了均瑶包机公司。开关厂地位低，董事长在镇里办不了事，于是乐清的开关厂就请一些退休干部当党委书记或办公室主任。这样才不至于被乡镇干部欺压。总之，温州要创业，基本上没什么好机会，这中国所有的好机会都给了北上广深。等到温州稍微变富一点，老板们就会移到外地。所以大点的企业，大部分去外地了。所以，现在的温州就一座留守空城。温州出来的商人，在世界各地奔波。他们不是特别善于经商，只是生存困难。被逼去挣钱。三、温州人的信仰追求历史上的温州，就是一个特殊的适合人口灭绝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台风。台风是有几条固定的路线的，而中国最大的台风，总喜欢往温州跑。历史上的温州没有今天这么多平原。今天的温州大罗山，三垟湿地，以前是海。谢灵运当永嘉太守，经常开帆船逛海峡，所以还有个地方叫帆游。现在温州新城区的杨府山，以前是海岛。温州最大的平原是环绕大罗山的一片，这些平原以前都不存在。现在说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二千年以前平原面积只有海边的一小点，不到5%，别的都是山地海岛。所以一到台风，海边的人民被高涨的海水冲走，山上的被山洪冲走，每次台风总能死掉不少人，而闽南是大平原，气候好，养人，膨胀的人口就源源不断涌入温州因为台风人口灭绝而空缺出来的耕地。如果查温州族谱，今天的温州人80%祖上来自闽南，大多数是中原逃战乱到闽南的中上层阶级的后代。那年代，能够逃难的也都是有钱人，穷人基本上遇到战乱只能听天由命。宋乾道二年，温州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据说温州人因水灾丧生。然后就有很多闽南人来移民。当年的闽南是中原达官贵人的避乱中心，是中国人最热衷科举的地方，这些人也把科举文化带到温州，温州本来就有永嘉学派开的很多书院，在外来科举文化的带动下，读书人开始热衷功名，所以南宋的温州一跃而起成为中国进士最多的地区，甚至比泉州和莆田还多。同时，闽南人也带来了陈十四信仰、妈祖信仰、明教信仰、杨陈二府信仰。宋朝来的闽南人移民速度慢，没有改变温州的方言，明清以后交通便利，一下子就带来很多闽南人，所以温州有近百万人会说闽南话——但是说闽北闽东话的几乎没有，因为温州和闽北、闽东虽然紧挨，文化上却是和闽南一体的。温州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怪气息。温州人的设计师赫赫有名：风水祖师郭璞。郭璞是许逊的好友（就是那个鸡犬升天的许逊），许逊带着他侄子许迈在温州修炼，邀请郭璞来一起High。听说当世第一风水大神棍来了，温州的官员们就请他规划温州建城。作为巫师或科学家的郭璞，做事很严谨，他为了判断城应该造在江南还是江北，就到江南江北各点抽样泥土样本，烘干粉碎，测量泥土的重量，计算其密度，最后发现江南的泥土比重高，适合造城。又根据那一些小山包的位置，选了九个，安排北斗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北斗星是九颗（七现二隐），不是七颗。然后按照二十八星宿在温州城找水源挖井，再配上一些正儿八经的水利交通规划，造就了这座城。所以自古以来，温州就是仙气缭绕。后来摩尼教传到中土成为明教，温州和闽南就成为明教最繁盛的地段。后来一个瘸腿残疾的传教士从英国来，又有苏慧廉（就是林徽因费正清这些人的导师）到温州传教，又有传教士白累德医生到温州办白累德医院，很快把温州变成了中国基督徒最多的地方，1949年的统计，全中国的基督徒10%在温州。此外，温州的大罗山，是弘一闭关十年修律宗的所在。大罗山上还有遇安法师的楞严宗圣地伏虎寺，有千年名刹圣寿禅寺，有晋代的天柱寺，有著名的香山寺，鼎盛时期一个小小的山上就有百座寺院。即使是市区的江心寺，也是禅宗十大寺院（虽然面积很小很小），市中心的松台山上有永嘉大师玄觉的舍利塔院。林灵素道士的道观、坟墓至今尚在。古代温州有大量的道教洞天福地：华盖山、陶山、大若岩、大罗山、仙岩三皇井、乐清白溪仙磕山等等。当初还有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也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所有这些，温州的传统科举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里面真的没有丝毫商业气息。温州人的传统里，没有崇拜商人的习惯。温州的各个宗祠，根本没有商人的地位。温州有文天祥的祠，有东瓯王庙，有水心先生叶适的纪念馆。有刘伯温的祠堂。但是没有商人的祠堂。在广东，你会看到很多与经商挣钱有关的神：财神赵公元帅、关帝庙、招财童子，但是这些在温州并不流行，反而是文昌阁的地位更高。温州人几乎没有在家里摆关公和财神的。瑞安的四贤祠，供的是四个人：卓敬，陈傅良，高则诚，许景衡，弘扬的是学术、廉洁、正直、建功，但是没商人富豪什么事。温州人知道叶永烈是一个温州作家，但是不会去惦记叶永烈的父亲是一个民国年间拥有四家银行的金融大亨。少数温州人也知道宋恕，但是没人惦记宋恕家曾拥有几千亩良田。温州人惦记孙诒让，是因为他是学问家，是办了很多学堂的教育家，而不是因为他和张謇合伙开上海火轮公司，或者因为他兼任温州总商会会长——没错啊，孙诒让确实是商会会长。即使是今天，温州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比如说温州人很少知道唯品会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温州人。也很少有人关心与马云一起创业的阿里巴巴的第二把手是温州人。有钱的老板那么多，谁惦记你们呢。在温州的民间文化里，即使现在，也不是很重商。很多商人指望下一代当个公务员，或者搞学问，而不是经商发大财。有钱人会让孩子学才艺，出国留学，却很少从小教育他。所以，即使是今天，到处是温州商人的时代，温州人也没觉得一个大商人算什么伟大人物。所以，温州真的没有什么重商的文化基因。四、温州人的熟人社会温州人的优势也是有的。首先，是温州独特的方言结构。温州的语言，粗分可以分为瓯语（温州话）、闽南话、蛮话和蛮讲以及乐清北部接近台州话的大荆话。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说金乡话（戚继光军队在金乡卫留下来的，接近吴语，与温州话无法交流），蒲壮话（戚继光部队在蒲壮所留下来的话，与城外的闽南话完全不通，也与温州话没法交流）。此外还有不少畲族人，说他们畲族的畲客话，还有不少畲族人说客家话。极少数人说翁山话。即使是占大多数的温州话，口音也完全不同。温州话的标准音，以前是以瑞安城区或城区紧挨的陶山为标准，温州鼓词、温州道情，都是以这种口音为标准的。现在也有人把温州鹿城区温州城内的话当温州话标准。虽然温州城和瑞安城只相距35公里，其实口音差距也很大，有些词汇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话里“这里，那里”，温州市区说：Lei， Buda。瑞安话说 Hao， Gao。吃饭，温州市区说Ci Va，瑞安人说Qi wo。 即使是瑞安，也是出了城没隔几公里，口音就会变。所以只要是温州人，一说话就大体可以确定你是哪个县哪个区甚至哪个乡镇的。口音的区别度高，好处是熟人社会的极度发达。别人一听你口音，就打听你的社会关系网，每个温州人都在一张极其严密的关系网里，这就要求温州人必须谨慎经营自己在关系网中的人际关系、保持人情往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这种关系使温州人借钱融资更容易。乡亲合作也更有信用。因为一旦失信，你的整个声誉就在整个温州人网中垮掉，再东山再起就很难。因此温州人在借钱、合作之类的方面，信誉强于其他地区。所以在没有政府金融业支持的情况下，温州民间有无数的古老金融业，呈会，抬会，担保高利贷，都很普遍，上一代温州人几乎人人都呈过几个会，人人都借过年息10%到36%的民间贷款，稍有点积蓄的也会找各种可靠渠道放高利息的贷款。虽然无数的温州民间金融家以之类的罪名坐牢，依然层出不穷。熟人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一个人有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可以拷贝跟进，这样可以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比如全国开电器和气动配件店的，温州人就很多。当年的商标印刷也，打火机业，纽扣业，以及鞋业，都是典型的例子。一个领域大了，各种配套就齐全。比如鞋业大了，就有各种鞋料市场、鞋机市场、大批的鞋业工人，就有了规模竞争力。而乐清的电器大发展，则带动了临县的黄岩路桥成为一个模具业根据地，模具业的发达又让乐清的电器更有竞争力。大多数上一代温州人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60后70后，大多数读书到初中毕业，温州的早期的很多乡镇企业家通常只有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历。温州早期的企业家是靠极度节省和勤奋积累的。即使在80年代的温州城，即使是普通工人，一个人同时打二三份工也很普遍。80年代的北京城，通常早点店要到8点才开，温州的早点店都是四点就开了。温州从来没享受过政府给京沪广深之类城市的这些好处，也没享受过政府给穷地方的补贴。基本上是一群听天由命的人。所以温州人很认命。温州人的熟人社会让温州人不容易背叛群体，一旦失去关系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这种捆绑式的关系，对于走私之类的活动，非常重要。所以温州可以靠走私起家，可以让沿海一些村子几乎家家户户凑钱做走私生意，甚至发生大队辑私警察被上千村民围攻捆绑起来扔在海滩上的事。此外，熟人社会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对外抱团。这种老乡自保关系，也发生在意大利的普拉多。普拉多是一座在经济上已经被温州人占领的城市，一大群温州小老板收购濒临破产的意大利企业，雇佣非法移民，以每周工作100小时的温州传统干活。但是很多北非穆斯林（温州人叫他们半黑，以区别于全黑的那些非洲人），习惯于在欧洲捣乱，意大利警察和法国警察同样无能，面对穆斯林的高犯罪率，温州人的做法是黑对黑、狠对狠，一方面温州人和意大利的黑手党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温州人自己组建自卫组织，暴力驱逐、威胁普拉多的一些北非穆斯林，抓到偷盗、抢劫、性骚扰的半黑穆斯林就狠狠揍。遇到鬼鬼祟祟的半黑穆斯林就去盘查。这样的组织被意大利定义为黑社会。比如说一个叫白鹿协会的温州人巡逻队，就是被意大利警方当黑社会抓捕审查。白鹿协会的意思很明确，温州又名白鹿城。意大利警察也经常到普拉多工厂抓捕非法移民工人。温州人建立互助微信群，一发现警察进村，立即通知大家，因此意大利警察抓到人的机会并不多。温州独特的语言文化，独特的熟人关系网，在对外方面有优势。比如你在某个城市的电器店买开关电器气动元件，如果店主是温州人，你直接跟他说温州话，二话不说他就会给你底价，不会坑你。因为温州人坑温州人，会被排挤出温州人在各地的合作圈子。温州人的抱团精神，也许不符合某些人认为的“现代社会文明”。但是这是管用的。至少，意大利警察无法对付的那些穆斯林流氓，如果没有温州人的这种抱团，是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温州人在意大利的企业，从来不遵守意大利的劳动法，温州人认为：意大利人又懒又蠢。每周只愿意工作35小时的意大利人，面对每周工作一百小时的温州人，显然是毫无竞争力的。意大利政府或许可以加强劳动法，或许可以关闭这些血汗工厂，但是一旦关闭血汗工厂，税收、就业机会，都会大跌，所以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所有创业的温州人都很苦。北京人上海人是含着出生的，温州人是含着黄连出生的。温州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堤坝、大学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温州没有足够土地，但是有一些人即使出门在外，还希望在家乡有。所以温州的房价曾经连续五年中国第一。后来温州房价腰斩，房价排名有所下降。温州人爱炒房不是偶然的。当温州人发现那些公共设施比温州好几十倍的大城市房价都比温州低，自然会觉得这些房子太便宜了，不投资都无法抑制。所以新一代的温州人，大部分都离开了温州。有些上幼儿园就随父母搬迁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有些到了小学就去大城市读书，还有一些读书到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回到温州的并不多。五、正在消亡的温州人有人说“温州人口平均持有财产也较多”，这话或许是不正确的。因为最富裕的温州人，早在十几年以前，甚至二十年以前，就大规模迁居在一线城市。还有些因为生意，留在世界各地。但是留在温州本地的有钱人，真的不能算很多。那些迁居在大城市的温州商人，他们只能说来自温州的商人。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上海人，根本连温州话都不会说。更糟糕的是，在温州的小学里，竟然不许说温州话。新一代孩子，即使在温州长大，也不会说温州话。而温州大街上，外地人的比例几乎要高于本地人了。叶永烈说：一回到温州，路不认识了，问路，那些路人既不懂温州话，也不知道路。也许再过一百年，温州话会彻底消失，包括温州其他的小众的金乡话、蒲壮话、蛮话之类全世界只有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会说的珍稀语言。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温州文化了。那些温州人的后代，也许有不少还是阶级继承的富商，但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温州文化。正如今天的温州人，大多数只能从族谱上找到祖先来自闽南。看完文章有什么想法吗？欢迎添加@点小盈微信交流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富豪炼成第135期】他踏遍国内每个地级市，只为造出一双好鞋，这样坚持匠心的老板还有多少？》 精选八来源：知乎/饱醉豚一、温州并无经商传统历史上的温州，比较发达的是宗教行业。道教、佛教、明教、基督教，都极其繁盛。温州的寺庙、神殿、道观、教堂数量之多，也是世界罕见。即使到了现在，中国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和发达程度，也还是温州第一，闽南第二。这些宗教信仰似乎都不提倡经商。温州曾经有一段时间文化兴盛。尤其是南宋，温州的进士数量从北宋的几十名增加到南宋的一千多名，是中国进士最多的地方，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南宋又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年代，所以如果从文化传承上讲，温州更应该是一个以文化发达而闻名的地区。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的压倒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到北大早期，教员就有十几人是温州人，陈介石、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许璇、林辛、章味三、伦明、周继善，龚寿康、高谊、林公任、黄公起、林涛等，温州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教员。所以说温州人有经商传统，或者商业传承，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历史上温州的天然环境远远不如宁波、杭嘉湖、上海、苏南、山东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数地区。属于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穷。温州曾沦为战争前线，当时成了中国最大的军分区，温州到处是民兵，洞头岛上有女民兵，团中央号召共青团员去大陈岛开荒，而那些大型工业项目，市政建设，国家却不投资建设，就是准备拿温州当战场的。一些学校也迁到了杭州和内地。当时温州医学院留着，温州当地的医学还发展得不错，据说是因为打仗可能需要很多医护人员。（所以迄今为止，温州的三甲医院仅仅少于杭州，远高于本省其他城市。）所以，温州就只能变得很穷。二、人因为穷才会思变五十年代，永嘉农民包产到户被打压。瑞安隆山农民分地被打压。各种私营经济被打压。温州人第一次闻到金钱的血腥味，大约是1976年，温州人到各地收购黄金白银，收购鳗鱼苗，跟日本人台湾人换走私货。最大时中国80%的走私货是从温州进来的。后来政府打压走私，东海舰队抓走私船，于是温州活动的走私犯就把走私根据地转移到闽南泉州，尤其是石狮。温州人的祖先大多数来自泉州、莆田一代，所以温州和闽南其实是一个文化圈，温州沿海的渔民都说闽南话。后来，石狮的走私淘到第一桶金的走私贩子金盆洗手，改行做点别的生意，也是从温州照搬：打火机，鞋子，服装。石狮成为走私中心、从渔村成为小城，起源是对温州沿海走私业的打击，这个事儿，正史一般不记载，你们就听听我说野史吧。温州人的经商精神，其实起源于1976年开始的走私。当然，也许1974年、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还没成气候。走私都敢干了，还有什么生意不敢做？所以，给温州带来勇敢商业基因的，是走私！温州的制造业，最先发达的是介于温州和瑞安之间的塘下、莘塍一带，以及乐清柳市的电器行业。当时有一句话：走遍全天下，不如莘塍塘下。而瑞安的棚下走私场（没错，就叫这个名字），一条河被填平后，成为各种小商品的集合点。市场的繁华导致了瑞安商城的计划，一百多亩地皮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1982年开始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去温州找典型，温州哪个镇最典型？柳市！于是就以柳市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短短二个月，温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数千人潜逃，大批商人关闭生意隐藏，GDP降了一半。紧接着又是抓乐清抬会融资（也就是当年版本的e租宝），一批首犯被判死刑处死，大批骨干被重判坐牢。那时候的温州，鸡飞狗跳，一片萧条。于是，那些在温州被追查抓捕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商贩，就在义乌搭起棚子，复制了瑞安的棚下走私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根源是1982年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种事，正史似乎都没记载，你们只能听我讲野史。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后来是地方生米成熟饭。温州要造铁路（这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东方大港计划里一条重要铁路，只是晚了八十年），政府不给钱，只好私人筹资，成了全国第一条私营铁路。温州要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于是王均瑶自己承包了一些航线，成立了均瑶包机公司。开关厂地位低，董事长在镇里办不了事，于是乐清的开关厂就请一些退休干部当党委书记或办公室主任。这样才不至于被乡镇干部欺压。总之，温州要创业，基本上没什么好机会，这中国所有的好机会都给了北上广深。等到温州稍微变富一点，老板们就会移到外地。所以大点的企业，大部分去外地了。所以，现在的温州就一座留守空城。温州出来的商人，在世界各地奔波。他们不是特别善于经商，只是生存困难。被逼去挣钱。三、温州人的信仰追求历史上的温州，就是一个特殊的适合人口灭绝的地方。主要原因是台风。台风是有几条固定的路线的，而中国最大的台风，总喜欢往温州跑。历史上的温州没有今天这么多平原。今天的温州大罗山，三垟湿地，以前是海。谢灵运当永嘉太守，经常开帆船逛海峡，所以还有个地方叫帆游。现在温州新城区的杨府山，以前是海岛。温州最大的平原是环绕大罗山的一片，这些平原以前都不存在。现在说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二千年以前平原面积只有海边的一小点，不到5%，别的都是山地海岛。所以一到台风，海边的人民被高涨的海水冲走，山上的被山洪冲走，每次台风总能死掉不少人，而闽南是大平原，气候好，养人，膨胀的人口就源源不断涌入温州因为台风人口灭绝而空缺出来的耕地。如果查温州族谱，今天的温州人80%祖上来自闽南，大多数是中原逃战乱到闽南的中上层阶级的后代。那年代，能够逃难的也都是有钱人，穷人基本上遇到战乱只能听天由命。宋乾道二年，温州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据说温州人因水灾丧生。然后就有很多闽南人来移民。当年的闽南是中原达官贵人的避乱中心，是中国人最热衷科举的地方，这些人也把科举文化带到温州，温州本来就有永嘉学派开的很多书院，在外来科举文化的带动下，读书人开始热衷功名，所以南宋的温州一跃而起成为中国进士最多的地区，甚至比泉州和莆田还多。同时，闽南人也带来了陈十四信仰、妈祖信仰、明教信仰、杨陈二府信仰。宋朝来的闽南人移民速度慢，没有改变温州的方言，明清以后交通便利，一下子就带来很多闽南人，所以温州有近百万人会说闽南话——但是说闽北闽东话的几乎没有，因为温州和闽北、闽东虽然紧挨，文化上却是和闽南一体的。温州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怪气息。温州人的设计师赫赫有名：风水祖师郭璞。郭璞是许逊的好友（就是那个鸡犬升天的许逊），许逊带着他侄子许迈在温州修炼，邀请郭璞来一起High。听说当世第一风水大神棍来了，温州的官员们就请他规划温州建城。作为巫师或科学家的郭璞，做事很严谨，他为了判断城应该造在江南还是江北，就到江南江北各点抽样泥土样本，烘干粉碎，测量泥土的重量，计算其密度，最后发现江南的泥土比重高，适合造城。又根据那一些小山包的位置，选了九个，安排北斗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认为北斗星是九颗（七现二隐），不是七颗。然后按照二十八星宿在温州城找水源挖井，再配上一些正儿八经的水利交通规划，造就了这座城。所以自古以来，温州就是仙气缭绕。后来摩尼教传到中土成为明教，温州和闽南就成为明教最繁盛的地段。后来一个瘸腿残疾的传教士从英国来，又有苏慧廉（就是林徽因费正清这些人的导师）到温州传教，又有传教士白累德医生到温州办白累德医院，很快把温州变成了中国基督徒最多的地方，1949年的统计，全中国的基督徒10%在温州。此外，温州的大罗山，是弘一闭关十年修律宗的所在。大罗山上还有遇安法师的楞严宗圣地伏虎寺，有千年名刹圣寿禅寺，有晋代的天柱寺，有著名的香山寺，鼎盛时期一个小小的山上就有百座寺院。即使是市区的江心寺，也是禅宗十大寺院（虽然面积很小很小），市中心的松台山上有永嘉大师玄觉的舍利塔院。林灵素道士的道观、坟墓至今尚在。古代温州有大量的道教洞天福地：华盖山、陶山、大若岩、大罗山、仙岩三皇井、乐清白溪仙磕山等等。当初还有个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也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所有这些，温州的传统科举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里面真的没有丝毫商业气息。温州人的传统里，没有崇拜商人的习惯。温州的各个宗祠，根本没有商人的地位。温州有文天祥的祠，有东瓯王庙，有水心先生叶适的纪念馆。有刘伯温的祠堂。但是没有商人的祠堂。在广东，你会看到很多与经商挣钱有关的神：财神赵公元帅、关帝庙、招财童子，但是这些在温州并不流行，反而是文昌阁的地位更高。温州人几乎没有在家里摆关公和财神的。瑞安的四贤祠，供的是四个人：卓敬，陈傅良，高则诚，许景衡，弘扬的是学术、廉洁、正直、建功，但是没商人富豪什么事。温州人知道叶永烈是一个温州作家，但是不会去惦记叶永烈的父亲是一个民国年间拥有四家银行的金融大亨。少数温州人也知道宋恕，但是没人惦记宋恕家曾拥有几千亩良田。温州人惦记孙诒让，是因为他是学问家，是办了很多学堂的教育家，而不是因为他和张謇合伙开上海火轮公司，或者因为他兼任温州总商会会长——没错啊，孙诒让确实是商会会长。即使是今天，温州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比如说温州人很少知道唯品会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温州人。也很少有人关心与马云一起创业的阿里巴巴的第二把手谢世煌是温州人。有钱的老板那么多，谁惦记你们呢。在温州的民间文化里，即使现在，也不是很重商。很多商人指望下一代当个公务员，或者搞学问，而不是经商发大财。有钱人会让孩子学才艺，出国留学，却很少从小教育他如何。所以，即使是今天，到处是温州商人的时代，温州人也没觉得一个大商人算什么伟大人物。所以，温州真的没有什么重商的文化基因。四、温州人的熟人社会温州人的优势也是有的。首先，是温州独特的方言结构。温州的语言，粗分可以分为瓯语（温州话）、闽南话、蛮话和蛮讲以及乐清北部接近台州话的大荆话。此外还有一小部分人说金乡话（戚继光军队在金乡卫留下来的，接近吴语，与温州话无法交流），蒲壮话（戚继光部队在蒲壮所留下来的话，与城外的闽南话完全不通，也与温州话没法交流）。此外还有不少畲族人，说他们畲族的畲客话，还有不少畲族人说客家话。极少数人说翁山话。即使是占大多数的温州话，口音也完全不同。温州话的标准音，以前是以瑞安城区或城区紧挨的陶山为标准，温州鼓词、温州道情，都是以这种口音为标准的。现在也有人把温州鹿城区温州城内的话当温州话标准。虽然温州城和瑞安城只相距35公里，其实口音差距也很大，有些词汇完全不同。比如说普通话里“这里，那里”，温州市区说：Lei， Buda。瑞安话说 Hao， Gao。吃饭，温州市区说Ci Va，瑞安人说Qi wo。 即使是瑞安，也是出了城没隔几公里，口音就会变。所以只要是温州人，一说话就大体可以确定你是哪个县哪个区甚至哪个乡镇的。口音的区别度高，好处是熟人社会的极度发达。别人一听你口音，就打听你的社会关系网，每个温州人都在一张极其严密的关系网里，这就要求温州人必须谨慎经营自己在关系网中的人际关系、保持人情往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这种关系使温州人借钱融资更容易。乡亲合作也更有信用。因为一旦失信，你的整个声誉就在整个温州人网中垮掉，再东山再起就很难。因此温州人在借钱、合作之类的方面，信誉强于其他地区。所以在没有政府金融业支持的情况下，温州民间有无数的古老金融业，呈会，抬会，担保高利贷，都很普遍，上一代温州人几乎人人都呈过几个会，人人都借过年息10%到36%的民间贷款，稍有点积蓄的也会找各种可靠渠道放高利息的贷款。虽然无数的温州民间金融家以非法集资之类的罪名坐牢，依然层出不穷。熟人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一个人有一种成功模式，其他人可以拷贝跟进，这样可以迅速占据一个垂直领域。比如全国开电器和气动配件店的，温州人就很多。当年的商标印刷也，打火机业，纽扣业，以及鞋业，都是典型的例子。一个领域大了，各种配套就齐全。比如鞋业大了，就有各种鞋料市场、鞋机市场、大批的鞋业工人，就有了规模竞争力。而乐清的电器大发展，则带动了临县的黄岩路桥成为一个模具业根据地，模具业的发达又让乐清的电器更有竞争力。大多数上一代温州人受教育程度很低。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60后70后，大多数读书到初中毕业，温州的早期的很多乡镇企业家通常只有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学历。温州早期的企业家是靠极度节省和勤奋积累的。即使在80年代的温州城，即使是普通工人，一个人同时打二三份工也很普遍。80年代的北京城，通常早点店要到8点才开，温州的早点店都是四点就开了。温州从来没享受过政府给京沪广深之类城市的这些好处，也没享受过政府给穷地方的补贴。基本上是一群听天由命的人。所以温州人很认命。温州人的熟人社会让温州人不容易背叛群体，一旦失去关系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这种捆绑式的关系，对于走私之类的活动，非常重要。所以温州可以靠走私起家，可以让沿海一些村子几乎家家户户凑钱做走私生意，甚至发生大队辑私警察被上千村民围攻捆绑起来扔在海滩上的事。此外，熟人社会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对外抱团。这种老乡自保关系，也发生在意大利的普拉多。普拉多是一座在经济上已经被温州人占领的城市，一大群温州小老板收购濒临破产的意大利企业，雇佣非法移民，以每周工作100小时的温州传统干活。但是很多北非穆斯林（温州人叫他们半黑，以区别于全黑的那些非洲人），习惯于在欧洲捣乱，意大利警察和法国警察同样无能，面对穆斯林的高犯罪率，温州人的做法是黑对黑、狠对狠，一方面温州人和意大利的黑手党有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温州人自己组建自卫组织，暴力驱逐、威胁普拉多的一些北非穆斯林，抓到偷盗、抢劫、性骚扰的半黑穆斯林就狠狠揍。遇到鬼鬼祟祟的半黑穆斯林就去盘查。这样的组织被意大利定义为黑社会。比如说一个叫白鹿协会的温州人巡逻队，就是被意大利警方当黑社会抓捕审查。白鹿协会的意思很明确，温州又名白鹿城。意大利警察也经常到普拉多工厂抓捕非法移民工人。温州人建立互助微信群，一发现警察进村，立即通知大家，因此意大利警察抓到人的机会并不多。温州独特的语言文化，独特的熟人关系网，在对外方面有优势。比如你在某个城市的电器店买开关电器气动元件，如果店主是温州人，你直接跟他说温州话，二话不说他就会给你底价，不会坑你。因为温州人坑温州人，会被排挤出温州人在各地的合作圈子。温州人的抱团精神，也许不符合某些人认为的“现代社会文明”。但是这是管用的。至少，意大利警察无法对付的那些穆斯林流氓，如果没有温州人的这种抱团，是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温州人在意大利的企业，从来不遵守意大利的劳动法，温州人认为：意大利人又懒又蠢。每周只愿意工作35小时的意大利人，面对每周工作一百小时的温州人，显然是毫无竞争力的。意大利政府或许可以加强劳动法，或许可以关闭这些血汗工厂，但是一旦关闭血汗工厂，税收、就业机会，都会大跌，所以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所有创业的温州人都很苦。北京人上海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温州人是含着黄连出生的。温州是一个铁路、机场、大桥、堤坝、大学都要地方民间筹钱的城市。温州没有足够土地，但是有一些人即使出门在外，还希望在家乡有房产投资。所以温州的房价曾经连续五年中国第一。后来温州房价腰斩，房价排名有所下降。温州人爱炒房不是偶然的。当温州人发现那些公共设施比温州好几十倍的大城市房价都比温州低，自然会觉得这些房子太便宜了，不投资都无法抑制。所以新一代的温州人，大部分都离开了温州。有些上幼儿园就随父母搬迁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有些到了小学就去大城市读书，还有一些读书到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回到温州的并不多。五、正在消亡的温州人有人说“温州人口平均持有财产也较多”，这话或许是不正确的。因为最富裕的温州人，早在十几年以前，甚至二十年以前，就大规模迁居在一线城市。还有些因为生意，留在世界各地。但是留在温州本地的有钱人，真的不能算很多。那些迁居在大城市的温州商人，他们只能说来自温州的商人。他们的下一代，可能就是土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