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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文库&&
开心签到天数: 689 天连续签到: 285 天[LV.9]以坛为家II
作者：姚枝仲（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中等收入经济 体的经济不稳定,而经济不稳定则主要源于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频发金融危机,是因为其经济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构问题。避免中 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防范金融危机:政治上,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和审慎监管的体制;政策上,要及时、审慎地推进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技术上,要实施宏 观审慎监管,雏持金融稳定,并建立有效应对危机和加速危机恢复的机制。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同样在于避免金融危机。而防范金 融危机的关键,主要在于防止不稳健的金融自由化和对企业债务问题的不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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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特别结合当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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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ain-CUI 发表于
作者：姚枝仲（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还远未达到中等收入吧。
好像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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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读一读.谢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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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oh 发表于
中国还远未达到中等收入吧。这篇文的会议论文版提到：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2010年至今中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rongkezehua 发表于
非常不错，特别结合当下的经济、金融形势分析更有针对性。作者还有一篇谈中等收入陷阱和金融危机的，没有下到全文，感兴趣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们 可能就要掉进去了&&关键 看国企改革&&这是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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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少年 发表于
我们 可能就要掉进去了&&关键 看国企改革&&这是前提不知道这一轮改革能有多大效果
关注讨论主题。很想知道对普通人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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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_国际频道_新华网
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
日 08:05:21
《世界知识》杂志
【字号 】【】【】【】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近几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在国内颇为流行。这种说法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当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报道还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含糊不清的定义
据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来自世界银行，而世界银行给出的定义也是含糊不清的。例如，在2007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说：“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在2010年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给出的定义似乎还较为明确。日，他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发展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更难。但他又认为：“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令人误入歧途
一个国家人均GDP高低既与其GDP总量有关，也与其人口数量密切相连。因此，人口大国的人均GDP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是非常困难的，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难道这就意味着它们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忽视了发展的艰难性。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60年左右。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表明，在世界上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再说，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哪来的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位置，而这些国家在“后发劣势”的影响下，总会长期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我们将人均GDP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挂钩，那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崇拜GDP。可以预料，某些地方官员完全可能在数字上造假，使他领导的省、市、县、镇“率先”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将人均GDP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挂钩，或许还能闹出天大的笑话。例如，我们假设一个国家因种种原因而长期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忽然有一天，这个国家遇到了一次极大的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无数人失去了生命，人口大量减少，其人均GDP也就随之上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线，因此它就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世界银行确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并非一成不变，过去几十年的情况已说明了这点。这就意味着，今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或许会在世界银行调整 “分界线”后再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令人担忧的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强调的是人均数值的高低，因此它可能会鼓励我们去玩无聊的数字游戏。例如，世界银行将12196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值为12195美元、12190美元或12000美元，这个国家算是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仍然在这个陷阱中？这一问题肯定会使有理智的人再次捧腹大笑。
别总拿拉美说事儿
数年前在讨论人均GDP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时，许多人把拉美国家拿出来作为“失败”的反面教材。其实，拉美国家在人均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时，其国民经济并有出现停滞不前的“衰落”。岂料目前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有人再次把拉美国家作为“不成功”的例子。
诚然，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崎岖不平，不时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它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拉美有多个国家早已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令人遗憾的是，除智利以外，其他所谓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加勒比海中的一些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人口少，经济结构单一，综合国力弱。因此，虽然它们的人均收入令人刮目相看，但我们很难将其视为发达国家。
当然，我们抛弃以人均GDP为基础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拉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像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诸多专家总结出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对此问题我们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惟一可取之处就是：它指出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要及时调整发展模式，积极应对内外条件的变化，大力推动社会发展。
“机会”和“资源”向少部分人倾斜，这是阻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
建设橄榄型社会，最大的问题来自“既得利益集团”。（江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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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要：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又是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改革增长面临着很多问题，有很多方面如果改革不持续，或者有些问题不解决，很有可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下滑。
凤凰卫视5月21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反思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
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过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解说：王勇作客《世纪大讲堂》 敬请关注！
田桐（主持人）：学术殿堂、思想盛宴！欢迎各位来到世纪大讲堂，我是主持人田桐！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谈一谈中国经济的话题。中等收入陷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经济话题当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学术界讨论和热议的话题。它的产生机制是什么？而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危机呢？我们有请今天的演讲嘉宾来为大家一一揭晓，首先来认识他。
解说：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助理教授，世界银行常驻研究员与咨询专家。这是经济学界充满争议的命题，“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存在？从有效市场到有为政府，从结构转型到产业升级，走过“幸运年代”的中国经济，要如何“跨越陷阱”，王勇为您解读，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经济所面对的未来。
田桐：好的，那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演讲嘉宾王勇老师！王老师，您长时间在经济领域做研究，您曾经说过现在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衍生问题。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
王勇：多种危机可能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中等收入陷阱，等一会儿我会仔细地讲，这个概念本身在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需要定义的非常清楚，怎么样衡量，什么叫“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但是如果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用一句话来讲的话，我想可能还是要回到伏尔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先去诊断，然后再开出药方。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那现在，而且呢又是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改革增长面临着很多问题，有很多方面如果改革不持续，或者有些问题不解决，那很有可能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下滑。所以这些重要的问题都是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面对的多层的挑战，每个挑战都有可能是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危机。
田桐：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演讲嘉宾王勇老师带来他今天的演讲，大家掌声欢迎！
王勇：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可能现在大家经常听到，因为事实上像主席、总理还有我们的财政部长先生，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会议经常提出，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它是怎么定义的？经济学家又是怎么看待中等收入陷阱的？我想先就这个背景知识和各位观众做一个交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最早是由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在2007年的一个关于东亚的经济报告中提出来的。当时我们观察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在二战以后比如说1960年，一共有101个经济体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是中等收入，世界银行它有一个划分标准，就是如果你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那么这个国家就被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半个世纪以后，到了2008年这101个经济体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毕业变成了高收入的经济体。这13个经济体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是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就是说有87%的中等收入国家依旧在中等收入，他们没有变成高收入，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的一种非收敛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个概念从2007年提出以后，迅速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无论是政治界、政界还是学术界，还是商业界，大家都关心中等收入陷阱。那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看呢？这个有点讽刺意味。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在媒体上包括国家领导人，包括很多的政治领袖，还有商界领袖一直在谈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但是在学术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而且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一个伪概念，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在经济学界里面它是有争议的，我想，之所以在经济学界里面产生分歧，可能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我们讲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这个国家它的相对增长速度呢，还是绝对增长速度？按照世界银行的一开始的2007年两位经济学家最初的定义，他们其实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绝对增长的概念。就是说，你有两条线，一个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线，人均收入一千美元，另外一个线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的一条门槛，是12000美元。只要你的增长速度一直大于零的话，那你早晚有一天你可以跨越这两条线，你可以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看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基本上除了少数的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有些国家之外，绝大部分的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都是正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绝对的一个门槛标准的话，地决，中等收入陷阱它是不存在的。早晚有一天，只要你的增长速度大于零，你早晚有一天会跨过那个门槛，你会跨过12000美元的门槛，这个是原始的定义，但其实更加科学的来讲，我们应该从相对的速度的角度来定义，这个才是更加符合规范的，学术标准的更合理的一个划分标准。所谓的相对速度就是说，我不是说看这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大于零，还是小于等于零？而是看一个中等国家比如说中国，它的增长速度会不会快于发达国家？美国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我们关心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和差距，这个差距是不是在缩小？如果说，给定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等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低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或者保持不变。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接下来的讨论里面，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相对概念，指的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第二个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关注的是中等收入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一个陷阱，如果说我们看世界各国的相对收入分布的话。比如说，我们画一张图，如果这个纵坐标是一个国家它相对于美国人均收入的这个比重，这是横坐标，纵坐标呢，就是他整个国家的分布，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所谓的“双峰现象”，Twin
Peaks。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在低收入的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国家是一个低收入这是一峰，另外一个峰呢，是OECD国家，是富国的俱乐部，这是另外一峰。所以这叫“双峰现象”。也就是说它低收入的那一峰，在发展经济学里面，在经济增长理论里面，我们叫它贫困陷阱，比如说像非洲的很多国家，它长期的贫困，一直没有工业化，它的收入水平一直非常低，一直跳不出来，这叫贫困陷阱或者叫低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它可以和低收入陷阱，可以和高收入国家的长期持续的高收入，这些现象它可以是并存的，但是从机制上来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所面临的挑战，它所面对的问题，它和低收入国家是不一样的，它和高收入国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从机制上了解，什么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它和低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有什么不一样？具体到中国，政策涵义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解说：反思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
王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过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反思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
解说：王勇作客《世纪大讲堂》敬请关注！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2014年底，中国大陆人均收入达到7400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又要如何采取措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王勇看来，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
王勇：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低收入转到了高收入，我们知道过去的三十八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是靠近10%，这是什么概念？如果是10%的话，也就是每七年翻一番，三十五年，我们的收入翻了三十二倍，这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其次，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要知道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有同学很多，有几个是拉美来的，我们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然后我有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同学，他现在已经是哥伦比亚大概是财政部副部长了。他当时和我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看看你们中国老是一天到晚担心经济过热过热过热，担心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他们哥伦比亚，很多拉美国家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实在是非常非常慢，它花尽了各种心思要把经济增长率搞上去，就是搞不上去。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经济增长速度是那么容易，当你失去了，你才知道原来拥有是那么的幸福。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引用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他给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非常喜欢。他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什么问题呢？就好比踢足球，这些国家已经从低收入陷阱跳出来，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说明你上半场球踢的很好，但是下半场球他们没踢好，他们没有在下半场从中等收入收敛到高收入，所以我们就要解释为什么它上半场球能踢好，下半场球踢不好？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样一个转折。如果中国过去三十五年一直10%的速度高增长，那么未来会不会继续高速增长？如果中国以前的这种生产模式，这种改革方式能够衬托出很高的增长，那在未来的三十年，未来的五十年，原来的生产模式是否继续有效？是否足够有效地支撑中国的高速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在看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看到底有哪几种可能的假说，因为现在基本上的研究还是处于盲人摸象阶段，每个人从每个人的观察中来总结一些可能存在的规律。
中等收入国家的处境“后有追兵，前有堵敌”
解说：在王勇看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追问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在追问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
王勇：你比如说文献里面有几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Acemoglu Aghion
Zilibotti，他们是哈佛、MIT和苏黎士大学的三位教授，他们合写过一篇文章在2006年。当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但是他们的这个文章其实讲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的故事，他们叫它是“非收敛陷阱”。就是这个国家没有系统性地向发达国家收敛，差距没有缩小的陷阱。他们故事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早期的生产阶段的时候，你技术的进步主要靠模仿，所以当时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的，投资的越多就越好，但是一旦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呢，你就要转换生产方式，你就要创新驱动。所以在面对两套不同的制度和政策，有些政策它是有利于投资，比如说政府大规模的投资，有些政策和制度是有利于创新，比如说，网络就应该自由，所有的这个思想就应该解放，所以不同的制度可能它对于创新驱动还是投资驱动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观点认为如果说你变了中等收入以后，你没有顺利地，及时地，把你的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话，那你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实现技术的，继续的，快速地升级，所以你就会柔以达到非收敛，也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观点，我想这个观点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当下的中国，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那第二个观点，是芝加哥大学也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里面导师之一，Nancy
Stoky他提出来的，2012年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他主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概念。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的技术，其实它是相当于是公共的，它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流动，因为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现在的信息交流已经是非常非常快了，我们按下一个按纽，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本就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实现了光速的通信，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技术其实是在跨国流动的，但是你能不能有能力去接收这个技术？采用这个技术？实现这个技术？然后把这个技术转化成生产力？转化成利润？
这个要取决于你的人力资本，所以如果说，教育没有跟上，如果说，健康没有跟上，如果说，职业培训没有跟上，所有如果这些人力资本没有跟上的话，你有可能到了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以后，你就没办法继续获得技术的进步，这个是第二个观点。我想对于中国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政策这些都是有很强的政策涵义。那第三个学说是Acemoglu和Ventura，他们在2001年，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另外一个机制。那个机制里面讲的是国际贸易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要考虑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假设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封闭经济，中世纪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结合贸易全球化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们那个机制讲的是说你要考虑贸易条件，如果你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产品上，你的生产力非常非常高，那你出口很多，生产很多，但你生产很多的话，供应多了，当你供给多了以后，你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你生产越多，出口得越多，但是你出口的产品的价格就下来了。所以贸易条件的恶化，其实不利于这些经济的增长，所以他们用这样一个机制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保持稳定而没有收敛？我想重点再讲另外两个机制，也是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机制是我和现在的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教授，魏尚进教授一块合作的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机制，在那个机制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一个“三明治”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反思中国经济的幸运时代。
王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那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
解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王勇：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过叫“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解说：王勇作客《世纪大讲堂》敬请关注！“三明治”理论，王勇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所共同致力研究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的世界里，只有三个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高收入国家，进行技术模仿的低收入国家，还有一个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王勇这样形容中等收入国家的处境，“后有追兵，前有堵敌”。
王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它到底和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其中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看国际的贸易分工的话，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它定义，它就意味着后面有比它更穷的低收入国家在后面追着，在追赶着。在中等收入国家前面又有更加富有的，占据着很多垄断地位，高技术的，高附加值链条的那些发达国家在前面压制。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它从两个方向受到挤压，就像三明治一样，你把它挤在中间，这个是中等收入国家面对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中等收入国家它要怎么样增长，它必须它最优的发展战略，它就必须要看后面追赶你的国家，他们在做什么？必须要看在前面，比你富有的国家他们在做什么？你怎么样做最优的策略调整？以使得适应后面的来自于比你更加穷的这个国家的追赶效应和比你更加富的国家的压制效应，这样的话，要处理好两面“背腹受敌”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你才能够从中等收入陷阱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这么难跳。因为你现在面对的是多方面的挑战。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意义呢？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墨西哥。墨西哥经常被认为是典型的一个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它曾经是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它又是NAFTA的一员，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一员，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他们自由贸易区。所以墨西哥它可以通过自己廉价劳动力在北美市场上，因为它不需要再交关税了，所以它曾经获得一度快速的增长。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现在我们墨西哥增长很大程度上现在受到中国的挑战，原来墨西哥出口的，现在都改成中国出口了，这个是发生在八九十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之后，这种追赶效应非常明显，所以可能在客观上，可能对于墨西哥它怎么样向发达国家收敛，产生一个挑战。所以墨西哥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客观上受到贸易上面的压制作用，或者是追赶作用。但我们如果看一个成功的例子呢，我们再看看韩国，每一个国家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个后面的一个国家，仅仅地追赶着，特别是一些产业。韩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它发现马来西亚在电子产品上追赶得非常非常紧，很多的产业突然发现韩国它已经没有优势，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韩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创新。然后从技术链条，从低端爬到高端，来摆脱马来西亚从后面的进攻，所以有时候就是后面倒逼着你，然后你改，韩国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事实上，大家现在很多人用某品牌手机，某知名公司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生产电子产品，手机、电视。可是各位是否知道，在以前，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某知名公司它主要生产什么？它是生产服装纺织品的，就一家企业它都能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它能够从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这些产品，逐渐逐渐地升级到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整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它实现了顺利的升级，这样的话，它就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
解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所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们在理论中强调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特殊的结构性问题，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可能性。
王勇：我们认为，很多国家它之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它的产业没有有效地升级，它的结构没有有效地转型，让我先把这两个概念定义一下，所谓的结构转型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其实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很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过来了，已经转到了非农部门，所以工业化已经不是它最主要的任务，它所面对是怎么样把服务业提升上去，所谓的叫“去工业化”。就是人，劳动力，从制造业逐渐逐渐地转到服务业，另外产业升级，就是在制造业下面你要面对着怎么样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这些产业升级到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然后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的产业，这个过程，我叫它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发生在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型指的是制造业到服务业的比重变化，很多的中等收入国家陷入陷阱，就是因为这两个过程没有做好，如果只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还不够，我们认为把服务业还要剥开仔细地看看，其实服务业也分两类，一类是生产性的服务业，另一类是消费性的服务业，生产性的服务业就是像服务、电讯服务、通信、交通服务这些它是作为中间产品，中间服务的服务业，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在生产活动中，而不是最终消费者消费的，还有一类服务业是消费性服务业，是包括娱乐、宾馆，然后这些直接是消费者用来服务，这叫消费性服务业。我们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这样的划分，然后呢，我们又把制造业简单地粗粗划分两类，就是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然后我们讲的一个核心故事是什么呢？为什么有很多国家它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太不发达，就是金融业还有很多的租赁，通讯这些行业，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这些行业可能是垄断，有很高的进入壁垒，这个可能会导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当你是一个穷国的时候，你从低收入增长到中等收入的时候，其实它对于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要求不是那么高，你并不需要特别特别发达的金融业，也不需要特别特别发达的通信业，你只要基本的水电供给到位就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的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业、租赁业、咨询业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当时这还不是主要的增长因素，它的经济依旧，低端的制造业依旧可以实现工业化、实现增长。但是，你一旦到了中等收入以后，这个需求结构就不一样，你比如说，大家如果收入变高了，以前饿的时候，解决温饱，只要吃饱穿暖就够了，但是你收入高了以后，你的需求结构就变化了，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消费的不是低质量的制造业而是高质量，你要买某品牌手机，然后你要买的是高档的服装，高档的化妆品，就是整个的质量，你对于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上去了。所以一旦你到了中等收入以后，因为你的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个时候你的生产结构也要相应的变化，现在大家都要消费、旅游了，大家更要看电影服务了，大家更要看乐园了，画展啊，这些服务业，音乐会啊。那你一旦要生产这些消费性的服务业的话，旅游、宾馆这些你就需要很好的上游生产性服务，你需要很好的通信，你需要很好的金融服务来支持他们的创新，你需要很好的其他的配套设施，法律服务、租赁服务，你要旅游，你要租辆车吗？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打官司怎么办？所有的这些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必须要跟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林毅夫老师和我都认为，要实现经济的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不断地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特别是要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把上游的生产性的服务业给发展好。把它的那些进入壁垒，把它的一些政策扭曲给去除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实现产业的健康的升级，然后结构的及时的转型。
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和其他的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是偏低的。中国的这个服务业，在2012年的左右，它的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也就是说，从2012年之后，中国大量，最多的就业的机会来自于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已经是三大产业里面最大的产业，对中国来说。可是依旧，服务业比追偏低，这里面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它有很大的进入壁垒，很多民营企业你没办法进去做金融业务开银行，你很大，你没办法进入这个通信，没办法做其他的一些上游的生产行业。这个时候，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它就没有那么发达。在这个里面，我必须另外强调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说你可以什么都“无为而治”，所有的事情自然地发生，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也需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在中国，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制造业里面，你要能够占领高端市场，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所以这些都既需要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协助市场、补充市场、完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出来，把中国市场过程中的很多不完善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一些合适的，适当的一些干预和扶持，使得中国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说的，谢谢各位！
田桐：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到我们，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再见！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演讲嘉宾王勇老师。
王勇：谢谢各位！
田桐：谢谢您，王老师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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