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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昨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表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李克强指出，正确认识形势必须立足基本国情。我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继续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
李克强同时强调，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推动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关键要靠创新驱动，突出的是要使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互融合、相互激发。要合理确定科技创新战略布局。要以体制创新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冲破形形色色体制机制障碍的羁绊，由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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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开发成本因功能复杂程度不同而异。APP开发的最大...李牧群：中国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三星经济研究院 宏观组 李牧群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用来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人均GDP，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566美元。而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2009年人均GDP水平在996至3945美元的国家为较低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在美元间的国家为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因此2010年中国整体将有望进入高收入的中等收入国家。
　　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是否能一帆风顺成为较高收入国家呢。
　　巴西、阿根廷、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在上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行列，却迟迟没有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似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从贫穷阶段快速发展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或者发展战略失误亦或是外部冲击，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现象。
　　中国是否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中国目前依赖出口，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后，之前赖以发展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战略，因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无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的发展战略，而一旦没有新的可持续增长点，就无法逃出“中等收入”这个陷阱。
　　但是，今天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案，而不是普遍规律。从拉美国家来说，也并非严格意义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它们在从上世纪60年代直到现在的大多数时间内，都是呈超出世界平均增长势头的，并没有出现
“中等收入陷阱”所强调的在前期发展势头较快，而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后长期停滞的局面，它们只是没有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而已。
　　而且，导致这些国家今天仍处于中等收入范畴的原因，是先后几次严重的国内金融和债务危机导致经济水平的严重倒退。像阿根廷就在60年代（到2001年）先后经历了数次各类货币及金融危机，使得早在1974年人均GDP就达到2800美元以上水平，到了2002年却依然徘徊在２７００美元左右。
　　其他拉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也是由于遭受金融危机而导致经济大幅下滑，而并非经济增长长期停滞致使它们仍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范畴。
　　就中国来说，我们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是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同。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在上世纪，基本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即对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对外开放程度低,
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发展本国工业。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 以初级产品出口支持国内工业化的发展。 这样的策略导致国内积累率较低, 投资率不高,
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不重视技术创新, 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升级缓慢。
　　而中国采用的是出口导向模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先后采取了这种出口导向模式，即以出口加工业为技术产业,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依靠国内高储蓄和大量利用外资, 实现高增长，并且积极引进、吸收和追赶国外先进技术,
注意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事实证明，它们都先后借此成功的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
　　可以说采取不同的贸易发展策略是造成日本和“四小龙”能成功晋级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看来同样实施出口导向的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与拉美诸国和泰国、马来西亚等遭受本国数次金融、货币以及债务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不同，中国由于对资本账户施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政府负债也在合理水平范围内，可以避免类似上述危机的爆发，因此不会产生经济严重倒退的现象。当然像2008全球金融风暴还是会通过影响外需来拖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另外，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治稳定、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尤其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已经显著提高，制造业升级速度也在加快，在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方面也实现了突破，尚存在广泛的服务业发展空间。因此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虽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未来经济发展并非一片坦途。
　　这是因为与俄罗斯、波兰等国采家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这样就决定了将在改革的中后期而非改革初期遇到更多困难和阻力。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贪污腐败日益严重，银行系统风险高企，加之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研发和创新不足，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市场换技术”也没有如愿。
　　当然，这些看似严重的问题，其带来的副作用更多的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趋缓，而不太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因此尽管存在众多挑战，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和讯网无关。和讯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责任编辑：秦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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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基金&解读：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对话人
　　复旦大学教授 张晖明
　　清华大学教授 孟 捷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周 文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张 雁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现象or理论：为何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主持人：近几年，在媒体及专业文献中都大量谈到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问题，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为什么国内外都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
　　张晖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一定发展成绩、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以后，发展后劲乏力、发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难有明显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人们常借用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保持发展后劲这一课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主张从既有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孟捷：我想这种热潮跟下面两点有关：第一是国内因素。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第二是国际因素，即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周文：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调，并不意味着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经跌入“陷阱”。我同意前面两位的看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是否存在发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以研究。
　　主持人：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现象。关于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理论界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一个现象描述，也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的理论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提防重蹈“拉美现象”的覆辙，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是不需要关注的，理由是：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过大是必然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自然会缩小，进入收敛阶段。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迈过中等收入阶段。但实际上，拉美这些国家正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张晖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理论的发展引出我们讨论该问题的，而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引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是问题导向，不是理论导向。就是说：不是西方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如何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通行的测度指标吗？比如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多长时间便被认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目前还是基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别经济发展统计和发展水平所划分的高、中、低收入国家来判断的。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不具有竞争生存能力，人均收入始终徘徊不前，就会担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周文：“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个僵硬或者明确的标准来认定。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判断是否落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问题会侵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比如，智利徘徊了40年，乌拉圭为38年。
　　孟捷：我同意两位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适的理论命题，是在某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为什么人们开始把这个假设运用于中国经济？这是值得深思的。在我看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三个历史镜子可以照一照。一个是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这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两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亚洲四小龙”，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还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即所谓Golden Age。对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国内还鲜有研究。在我看来，研究失败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样重要。
】【】【】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来源于 BWCHINESE
作者：BWCHINESE中文网财经观察员 吴立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了呢？但至少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很多不妙的迹象。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了呢？但至少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很多不妙的迹象。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1428元人民币&的标准换算可知，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上升至7575美元。这在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但离12600美元左右的高收入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显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没有变化。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了呢？但至少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很多不妙的迹象。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例子。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在上世纪末期，阿根廷一样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本世纪初期的比索危机，使得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剧烈地下降，再次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大约 10000美元倒退到2000美元）；外在的变化是汇率，内在的原因是阿根廷的体制和经济效率不足以支撑货币局制度，最终，货币局制度崩溃，阿根廷再次回到原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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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World, Business Wisdom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
&&日13:40&&来源：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钱运春　　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生产方式从初级向高级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也是不断跨越陷阱的过程。至今人类社会共经历了农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等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对应三种不同陷阱：贫困陷阱（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陷阱）和福利陷阱（全球化陷阱）。　　贫困陷阱是农业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与贫困陷阱相呼应的是“人口陷阱”，即由于贫困形成的大量人口繁殖，使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终又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　　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是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发展到达中等收入水平阶段，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主要表现为技术进步缓慢、社会底层贫困化、金融不稳定、社会结构二元化等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同时又表现为城市化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畸形发展，形成大量贫民窟和庞大的贫困群体以及环境恶化。　　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是福利陷阱，原因在于用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来应对后工业化时代新型的社会风险，必然形成高额财政赤字、高失业率和两级分化、养懒机制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但植根于工业化的法团主义和普选制使“高福利棘轮效应”难以停止，最终陷入了福利陷阱。福利陷阱的存在还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特别是全球化导致的资本外流、税基流失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破坏了传统的福利基础和社会一致机制，成为福利国家的解构力量。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做法都是重建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以战后日韩等国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除了加快创新能力建设、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行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加快货币自由化等外，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加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建设。日韩通过加大福利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财富分配比较平均，发展机遇大致均等，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延续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时间和空间，经济得以顺利转型。反之，拉美失败的教训表象是其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但根源在于社会保护机制的重建，特别是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方面远远不如日韩多。因此，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也大大超过前者。　　再推远一些，西欧和美国也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美国在所谓的“镀金时代”之后的社会动荡以及年的大萧条，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机制是“罗斯福新政”。其重要切入点就是重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系统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国家，美国也最终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对西欧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济原因，它们也是通过重建社会保护机制――建设福利国家，随后迎来近30年的黄金发展期。　　总体看发达国家的成败经验，可以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社会陷阱”，是社会保护机制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对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缺乏有效保护机制，进而反过来形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机制的巨大冲击。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社会概念，即快速发展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社会保护机制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基本上在进入人均GDP为3000美元后会凸显出来。　　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中等收入陷阱中，判断依据是，从量的规定性看，世界银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为人均GDP美元，中国正好处于这个区间；从质的规定性看，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下列风险：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问题突出、资本账户开放带来挑战、产业升级缺乏支持以及社会服务滞后等，中国也基本都遇到了。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适应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尚未建立。当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带来巨额财富之时，中国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风险。试图沿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社会保护机制来应对工业化的社会风险，只能使风险愈来愈复杂。传统计划经济消亡了，但以单位制和以熟人社会为依托的社会保护机制却仍然在运作，如工伤和维权。农业生产方式社会保护机制解体了，但新的工业化却没有提供一个更有效的替代机制，如养老和公共卫生；经济运行方式转型了，但控制两级分化的收入分配机制却缺乏系统性改革，如税收制度等；粗放发展模式解体了，但是集约式发展的支撑机制尚未成熟，如高素质劳动力和强大的国内购买力市场等。上述问题在发展主义思路下被逐步放大，演变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沿用传统的增长机制来解决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风险，是本末倒置。那种认为蛋糕做大自然会有更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是错误的，实质上在维持传统做大蛋糕机制的同时，也制造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风险，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因此，中国现在不是需要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而是应尽早采取措施跃出这个陷阱，避免问题累积和严重化。工业化产生了农业化时代没有的社会风险，传统农业社会保护机制的弱化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在国家层面重建全体公民的互济机制，才能通过集体力量抵御工业化社会风险。由此，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不是学习外国如何通过增加投资、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而是破除发展主义理念，利用政府掌握的社会资源，加大财政社会投入的力度，重建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保护机制。　　中国无须担心社会保护机制完善后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研究发现，每次通过社会保障的调整和完善跨越发展陷阱，都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国际经验有“罗斯托起飞”跨越贫困陷阱，二战后西欧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凯恩斯起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美欧福利改革成功，重建社会保护体系，也许会迎来第三次起飞，姑且称为“吉登斯起飞”。中国已经完成“罗斯托起飞”，“凯恩斯起飞”是否可期，就看中国政府是否愿意加大社会投入并改革社会保护制度，调整自身发展定位，以实现和谐发展。　　可以认为，政府重建社会保护机制的意愿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动力，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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