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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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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9:54:53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金立群
　　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理论界对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基于对中国人口红利减少、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预期，有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通过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在不远的将来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过去半个世纪，确有一些经济体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陷入漫长的停滞期，难以继续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顺利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为高收入国家。事实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宿命，而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中国只要应对得当，大可不必过于悲观。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和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最早提出的，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在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低等收入国家；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超过10065美元则为高收入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如果一个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超过28年未达到中高收入标准，即可认为其落入“中低收入陷阱”；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未能在14年内进入高收入行列，则可看作落入“中高收入陷阱”。以此衡量，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30个落入“中低收入陷阱”，5个落入“中高收入陷阱”。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其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60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60年。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对此，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
　　为何有些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由中等收入阶段过渡到高收入阶段，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却出现了停滞，迟迟无法跨越“陷阱”？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导致国家之间产生分化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准入限制降低、外部环境、社会稳定程度以及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等。人们发现，落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实际上，“收入陷阱”是指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些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此类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因而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这也说明，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很可能失效。可见，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转换增长动力机制、调整发展结构，是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中国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消耗、环境代价高、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等特点，这种增长方式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930美元跃升到2014年的7575美元。目前中国已处在中高等收入发展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落入“中高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经济增长面临诸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趋紧、一些领域出现资产泡沫化趋势、投资效率降低和出口增长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特别是面对两个既成事实：一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由于人口老龄化，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345万，2013年和2014年也连续下降，当然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到劳动力供给减少一般有几年的滞后期，但可以预见中国劳动力供给很快会出现负增长。在分析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可以使用以下公式：一国潜在经济增速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加上劳动力供给增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做过研究，2001年至2008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11.8%，2011年至2014年为7.2%，下降趋势明显。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接近于零，7.2%加上0，所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降到7%左右。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都是造成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因素。
　　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经济体都是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迈入高收入行列的。上世纪后半叶，欧洲国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主要采取引进移民、加大国民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等对策。根据中国国情，显然只有后两种对策可以借鉴。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通过调整退休制度，可以适当缓解劳动力供给下降的不利局面。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偏低，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合理，导致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速下滑。2014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韩国的30%。未来10年，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劳动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近年来理论界讨论很多。大家发现，一国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是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在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包括索洛模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都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为重大。
　　目前，中国教育支出仅占GDP的4%，而美国长期稳定在5.5%左右，韩国也超过5%，芬兰更是高达7%。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此外，中国应继续推进教育公平。拉美一些国家由于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导致教育不平等加剧，进而使社会不同收入阶层逐渐被固化。这既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和科技在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扩散，最终阻碍劳动生产率在全社会范围的提升。在研发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支出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的3%、日本的3.4%、韩国的3.36%、芬兰的3.84%，仍存在较大差距。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大国来说，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现有技术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递减的，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自主创新。应借鉴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靠发挥优势、释放潜能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充分认识风险和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优势。一是虽然适龄劳动人口已达峰值，但随着50后、60后劳动力逐步被80后、90后劳动力替代，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也就是人力资本在未来10年会加速增长，从而大大抵消劳动力供给下降的负面效应，使中国有望赶在2030年人口红利完全消失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随着“营改增”等财税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其促进企业、行业转型升级的效应开始显现。“营改增”不仅可以打通二、三产业抵扣链条，降低制造业成本，鼓励科技创新，还有利于一、二产业内部生产性劳务更多地向外剥离，在促进第三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推动各产业之间更为广泛的分工协作与融合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今后一个时期，这种效应释放将更加明显。三是近几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资本市场改革，有助于推动金融在支持研发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家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正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五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对整体经济效率的外溢效应将在未来10年逐渐显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当然，潜在增长率不会自动转化为实际增长。要使这一潜在能力变为现实，必须通过改革清除障碍。除了加大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政府还应在以下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镇化水平，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推动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纵观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在城乡结构上实现了根本转变，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二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土壤是机制和环境。政府应为企业提供创新环境和制度保障，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外，应通过坚持不懈反腐败、整顿吏治，通过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企业营造法治化经营环境。
　　总之，只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发展任务，合理借鉴东亚成功经济体的追赶经验，中国就一定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
（ 网站编辑：师榕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_网易财经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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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培林：用财政杠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近年来，中国如何面对“”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热点。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日前提出，中国目前正面临人均产出长期停滞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缓慢的“双重中等收入陷阱”，而跨越这一陷阱最大的难点在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他表示，应通过调整财政杠杆，让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当前，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前途的问题。李培林表示，中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能否成为大多数，能否建成中等收入人群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虽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这两方面都指向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它既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现的共同特征，也是造成其中绝大多数被困“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李培林指出，要跨越这个双重陷阱，一方面要解决人均水平到一定阶段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可能出现的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问题。他认为，解决GDP的问题较为容易。按照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在2015年收入分组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在美元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476的为高等收入国家。按照目前到2020年中国GDP每年增长6.5%的潜在增长率计算，中国有希望在年跨越世界银行所说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中国具有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许多有利条件，”李培林表示，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弹性仍然很大，制造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区域发展梯度格局成雁形方队，2015年10个省市跨越1万美元GDP的门槛；人力资本增长潜力巨大，人均受教育水平仍有提高空间，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新增长的利好因素。
在他看来，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让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扩大。世界各国经验的经验都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比较快，而缩小却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对此李培林提出五点政策层面的建议，以期通过财政杠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全民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劳动者收入的改进；实施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与消费挂钩，根据家庭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子女抚养和老人赡养等方面的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适当减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完善以知识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推进教育、医疗、科研机构的工资制度改革，使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体现其人力资本和致使劳动价值，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发分享比例；让每年毕业的700-800万大学毕业生和约2.5亿农民工中的技术工人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培养学生适应市场化的职业要求，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并让广大农民通过专业化和非农兼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本文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刘诗萌
责任编辑：钟齐鸣_NF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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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李伟：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李伟
　　从2011年9月开始，长江案例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连续针对在校学员和校友企业进行经营状况调查，先后35次发布“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usiness
Conditions Index ，简称BCI）”，以反映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宏观经济和公司经营的月度预期。
　　最新一期的BCI是2015年3月的数据，与2015年2月的53.2相比，BCI在本月反弹至56.6（50为指数的分水岭，以上代表乐观，以下代表悲观）。目前各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普遍较为悲观，政府对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设在了7%，比去年的7.5%（政府目标，非最终值）有所下调。而权威性的国际经济机构也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速将放缓，例如日，世界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慢至7.1%，2016年和2017年将分别降至7%和6.9%；另外一家权威的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提出了更低的预测值，其在日表示，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为6.8%，2016年的经济增速仅为6.3%。
　　从目前已公布的信息来看，今年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开局不利”。根据国家的数据，今年头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仅为6.8%，上次低于这一增速的时间是在2009年，当时中国正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侵袭。
　　固定资产投资的状况更不理想。数据显示，两个月（由于春节因素，政府将1月和2月的数据合在一起公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同比增速为13.9%，这是近15年来最低的数字（是与每年头两个月的数据比较，后面亦然）。同时，这也是自1992年有该项数据以来第4低的数据，其他3次数据的值分别为1996年的7%，1998年的10.2%和2000年的8.6%。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投资，因此目前公布的数据为今年的经济增长蒙上了雾霾。然而，与市场的悲观气氛不同，BCI在本月是小幅上升的。这里需要提醒一下，BCI是一种表达企业对短期运营状况的指数，一般询问的是企业预期未来6个月与去年同期的比较结果，因此当BCI出现上涨时，这往往意味着受调查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经营预期向好。从指数的设计上说，BCI本身就是一个前瞻指数，对短期的企业运营和经济状况有预测作用。
　　BCI及其他指数
　　我们发布的BCI，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分别为：企业销售前瞻指数、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企业融资环境指数和企业库存前瞻指数。
　　数据显示，上述四个分指数本月出现了全面反弹。销售前瞻指数由2015年2月的69.5升至本月的76.1；企业利润前瞻指数从2月的55.8升至本月的57.1；企业融资环境指数为44.5，虽然还在50以下，但比上月增加了4.5；最后，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实现了反弹，由40.7上升至45.1。
　　从BCI和BCI的四个分指数来看，未来6个月，中国的经济状况可能不但会企稳，甚至还有希望小小的超越人们的预期。不过这里我们需要探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这种预期的改善是如何实现的？假如这是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那么这对中国经济将幸莫大(,)焉；但也有一种糟糕的可能，即企业认为政府将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虽然政府可能嘴上不说），例如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速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促使银行放松对房地产的贷款，放松对的限制，放松对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等等，这里面的有些政策已经开始推行，例如降息和放松对按揭贷款的限制（日，政府宣布调整政策，总体的倾向是放松了对房贷的限制），有些还在维持，但市场对其解除抱有希望，例如一线城市的房屋限购。假如政府继续放松政策，那么现在扩张的公司将是“踩准了点”，但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将是再一次的饮鸩止渴，也违背了李克强总理之前的表态，“我们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搞大水漫灌”。
　　在BCI之外，我们在问卷中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关于企业运行的问题，并制成了相应的指数，下面来看看这些指数。
　　首先来看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消费品价格前瞻有所下跌，从2月的53.1滑至本月的52.7；中间品价格前瞻指数则有所上涨，从2月的36.8升至本月的39.5。价格端的指数本月有所变化，但整体态势没有变化。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消费品价格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但对中间品的价格依然悲观。
　　由价格端的指数可以看出，目前在居民消费领域，通胀非常温和，处于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在工业品等领域，价格非常疲软，由此可见这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
　　企业投资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下跌，从上月的66.3跌至本月的64.1；企业招工前瞻指数本月有所上升，从上月的65升至本月的66.7。这两个指数长期都表现不错，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企业虽面对诸多困难，但还能灵活应对，有利润，需要扩大生产，要是这样，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另外一种可能和上面说过的内容相似，假如企业认为政府会实行大规模的救市政策，那么其逆周期操作就是理性的，但这种个体理性汇聚所带来的将是集体的非理性，这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绝非福音。
　　然后是企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衡量企业在该行业所处的地位，指数越高，其在该行业中的地位越高。2015年3月该指数为68.8，比上月的69.8有所下降，但继续维持在高位。自我们开始调查以来，该指数未曾跌至50以下，50至60仅有1次，而70以上高达19次。由于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企业，因此这表明所涉企业的状况好于所在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目前中国企业的整体运营状况，应该比我们数据所显示的状况要差一些。
　　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最后我们来看成本端的指数。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和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本月都有些微下降，前者由2月的85.8降至本月的83.4，后者由2月的78.6降至本月的76.6。在2015年1月，企业总成本前瞻指数曾高达85.7，但该指数最近快速下滑，这可能与近期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的下跌有关。企业用工成本在今年也有下滑，1月份该指数为89.1，现在是83.4。
　　不过笔者认为，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可能仅仅处于开始的阶段。自2011年9月长江商学院开始制作BCI以来，用工成本前瞻指数一直居高不下，仅有一次低于80（2012年12月，78.6）。实际上，在早期的BCI原始数据采集中，曾有过样本的变动，但样本的变动对用工成本前瞻指数毫无影响（对另外一些指数则有或多或少的影响），由此可见，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很可能是一个大范围的现象。
　　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的减少，而劳动力的减少与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直接相关，例如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养育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导致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除此以外，对于生育率的下降，中国还有一个颇有特色的因素，就是计划生育。关于计划生育的是是非非在这里不多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劳动力在求职市场中的博弈能力，这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在压力面前，企业要么就提高效率，吸收这部分成本，甚至用机器人去替代一些过去由人来做的工作；要么就只好转移生产地，迁往成本更低的中国西部地区或等东南亚国家；要么只好关厂清铺，拿钱去找新的投资项目（股市？楼市？）。
　　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从逻辑上来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伊始，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当经济发展开始启动时，过去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改变，第一产业的占比下降，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城市化也随之而来。但在改革开放早期，劳动力多而就业机会有限，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博弈能力较低，所以劳动力价格低廉。大量廉价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基础设施开始改善，城市化不断进行，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技能也随之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可转移的劳动力日益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开始发生转变。企业，尤其是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企业，其招工、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有些企业可以升级换代，但很多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因此它们就开始了迁徙。二战之后，这些企业先是在日本经营，后迁至、台湾、等经济体，在1994年中国外汇体制改革后，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这对出口企业是极大的利好，而且中国庞大的人口似乎拥有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因此外商出口企业大量进入中国。韩国等地之前已经完成了经济转型，进入了更高的价值链，因此大量低端出口企业迁至中国对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当时没有完成向高端价值链的跃升，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其竞争力又弱于中国，因此其出口和经济增速很快就受到了影响。
　　泰国和韩国
　　这里我们要详解一下泰国和韩国的例子，因为这两个国家在1960年代同为经济落后国家，但它们的经济状况在此后的几十年发生了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恰恰是值得当今中国思考的。
　　先来看泰国的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27.6亿美元和100.9美元（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的数据皆以现价美元为单位）。从1960年到1993年，泰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2.7和10%，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1250亿美元和2153美元。
　　再来对照韩国看，1960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38.9亿美元和155.6美元，和泰国基本上处于一个起跑线。从1960年到1993年，韩国GDP和人均GDP的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5.5和13.5%，GDP和人均GDP在1993年分别为3920亿美元和8869美元，两国已经拉开了差距。
　　1994年，人民币贬值50%，而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为469美元，只有泰国的22%，韩国的5%，因此在低端制造业上有着巨大的。虽然泰国的出口此后还在增长，但增速大不如前，以1994年为中心，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泰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3.3%，而1994年至2003年，该数字降为了7.8%。对照看中国，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为15%，而1994年至2003年，在基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复合增长率不降反升，达15.4%（中国的出口数据来自Wind资讯）。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都受到了沉重打击。1996年，泰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1819亿美元和30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1119亿美元和1837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40%。
　　韩国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96年，韩国的GDP和人均GDP分别为6034亿美元和13255美元，但到了1998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变为了3765亿美元和8134美元，前者缩水了38%，后者缩水了39%。
　　然而，此后两国的发展轨迹出现了显著的不同。泰国的GDP增长缓慢，直到2006年才达2071亿美元，突破了1996年的1819。人均GDP也是在2006年（3143美元）才突破1996年的3055美元。亚洲金融危机在1998年触底，此后泰国和韩国的经济状况都开始反弹，这也就是说，泰国用了8年时间才回到1996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再来看韩国的状况，韩国经济在1998年触底后反弹较快，2002年其GDP就超过了1996年的前期高值，人均GDP在2003年超过了1996年的水平。换句话说，假如从1999年开始算，韩国GDP只用了4年就得以恢复，人均GDP多花了1年，5年时间得以恢复。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韩国GDP为13046亿美元，人均GDP为25977美元。泰国2013年GDP为3873亿美元，人均GDP为5779美元。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韩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一个发达国家，不仅实现了摆脱贫困的目标，还成功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国家往往无法在低端产品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在高端产品上与高收入国家竞争）；泰国虽然实现了脱贫，并一度发展势头良好，但最终困在了“中等收入陷阱”中，与韩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有趣的是，当年人均GDP远大于中国的泰国，如今已被中国反超。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6807美元，比泰国多18%，这意味着当年中国对泰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今天已逆转。
　　在现在的韩、泰、中三国中，韩国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三星电子是苹果公司在全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现代汽车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知名品牌，韩国在造船业也是实力强劲。另外，韩国的流行文化也非常繁荣，2012年歌手朴载相的《江南Style》曾风靡全球。
　　泰国近年来经济连续发展，但仍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已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然而，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也是更为棘手的挑战，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序列。
　　“中等收入陷阱”
　　之前笔者之所以喋喋不休的讲述了泰国和韩国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今天的问题。
　　经济发展与否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就可以解释的。当年中国影响了泰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但这绝对不是造成泰国日后经济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一个经济体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如何处理这些困难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优势会消失，那么如何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并沿着价值链继续向上攀爬，就成为了每个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泰国和韩国早期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但当经济发展后，劳动力不再廉价，这时候旧有的模式就不再可行。建立新的竞争优势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假如希望经济在长时间内持续健康发展，那么一些制度就是必要的，例如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法治、能高效分配资源的金融体系等。每个经济体都知道应该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但其真正所做成的那些部份才会决定其未来的经济状况。
　　现在，中国那似乎“永不枯竭”的劳动力开始变少了，每年春节后关于各地招工难的新闻报道满天飞，而且这些劳动力离“廉价”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据媒体报道，雇主现在奖励那些为公司带来新员工的人，新来的员工住在条件更好的宿舍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热水，除了一般的薪水外还有红包等等。要是一些技术要求高的职位，5000以上的月薪也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重复过去泰国和韩国所走过的路。不论是从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去看，还是从我们的企业用工成本前瞻指数去看，中国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正在“越来越不廉价”。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不可避免，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低端制造业走后，中国还剩什么？什么将支撑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市场上流行一种观点，即中国的人均GDP离发达国家仍有相当的距离，因此中国的发展空间仍很大，未来经济会保持一种中高速的增长状态。但通过泰国和韩国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均GDP的差距只是代表一种发展的可能程度，并不必然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假如真是代表未来的发展结果，那么我们在1993年完全可以说泰国未来的经济增速会超过韩国，因为其人均GDP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
　　除了泰国这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人均GDP相对值下滑的国家，比如阿根廷。根据麦迪森项目（Maddison
Project）的数据，在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为2875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计价，本段美元皆使用这一单位），而当时包括、、、荷兰在内的西欧12国，其人均GDP为3155美元，的数字稍高，为4091美元。可以说，在那个年代，阿根廷是标准的发达国家。但到了2010年，阿根廷、西欧12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变为了10256美元、21793美元和30491美元。从数字上看，阿根廷与西欧12国和美国的差距无疑拉大了不少。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仅此一项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而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何中国在很多重要领域（例如金融业）并未取得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亦可腾飞的结果。现在，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态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实”即将食尽，企业面临挑战，整个经济也面临挑战。
　　对于这个挑战，从好的方面来看，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战胜挑战的资源，例如目前中国的劳动力素质与198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提高；但问题也在于，中国仍然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制度改革去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例如我们的金融系统从总体上依然维持着旧有的格局，没有建立一个多层次高效的金融体系，而一个高效的金融体系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一方面要尽快去进行一些制度改革，至少要在近两年制定出制度改革的整体方案，并用5年左右的时间去贯彻这一方案。另一方面，也要为企业的转型去减压，“腾笼换鸟”不可避免，也是自然的过程，但假如企业的短期压力过大，出现旧的去了，新的没来，那么中国经济将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如何采用一些短期的政策去有效的给企业减负，同时尽可能的让这些政策不成为套利者的乐园，这也是需要仔细考虑的一点。（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H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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