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锣鼓巷租房那两年
我曾在一个北风骤起的清晨见过南锣鼓巷。那是清晨八点，巷子里并无行人，前夜喧嚣的酒吧咖啡店都在羞赧的酣睡中。风从四面八方涌来，天空忽亮忽暗。黄叶翻卷，忽而贴地飞行，忽而当空起舞。那悬挂整条街宛若道具的大红灯笼忽然有了生命，像野山上的柿子树，明艳灼人，剧烈摆荡。我穿过整条巷子，只觉美而不能思议，像一个梦，像草间弥生笔下的世界。
我曾在很多个人潮退去的夜晚见过南锣鼓巷。那是晚上12点，灯红酒绿开始惨淡，欢声笑语不再连成一片，零落在小胡同里渐行渐远。路边的垃圾桶像喝醉的失意之人，东倒西歪地呕吐了一地，透明塑料一次性杯子里残存着奶茶或半片柠檬，犬牙交错的竹签顶着冷却的烤肉。拾荒人佝偻着背在其中翻检完整的饮料瓶子，流浪猫仓皇跑过，黯然一瞥。
我自然也在很多个光鲜明媚的午后见过南锣鼓巷。曾经有将近一年的时光，我靠自由撰稿为生，常常在下午两点背着一只磕角的二手苹果电脑，流连在南锣鼓巷大大小小的咖啡馆，点一杯拿铁或川宁红茶，坐到日暮。即便在工作日，南锣鼓巷的人也永远是那么多。总是有很多学生模样的情侣，手牵手坚持不懈地在人潮里往前攒着，四处张望，一脸新奇。
　　绿皮车
对于一个将近三十岁的大龄文艺女青年来说，南锣鼓巷略显幼稚——除非亲友来访被动接待，我并不愿意主动去逛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店。如同神州大地所有的旅游景点一样，南锣鼓巷善于兜售粗糙的脸谱和泥人、工艺简陋的景泰蓝镯子、小清新小lomo风格的明信片、打着中国结的青花瓷片项链和甜得齁死人的糕点。
而住在南锣鼓巷，我每天最发愁的问题却是，吃什么？那些灯光幽暗情调盎然的文艺餐厅，并不适用于日常。除了价格不菲，饭菜的口味也多半令人不敢恭维。鼓楼侧畔的馄饨侯爆肚张姚记炒肝固然声名在外，但若非游客，谁也不会想着去吃它们。于是我常常在楼下的小菜市场买易于清洗的青菜，油盐简单翻炒，无人响应地闷头吃下一碗饭。
　　豆汁儿
漂到南锣鼓巷
作为一个异乡人，选择住在北京市中心、空气和交通俱差的二环里，很多人都不明白我为何这样做。我解释说，是为了激发写作灵感。
事实上，住在南锣鼓巷是我北漂生涯中走投无路的选择。2011年，我尚且不知天高地厚，在老家做一份电视台的清闲工作，总觉得浑身雄才大略无法施展，于是拎着几个包，揣着一点存款，辞掉工作，进京。
与其说“进京”倒不如“回京”更合适。从本科到硕士，这是我生活了七年北京。我骄傲地以为，过往积累的人脉和生活经验，足以支撑我活色生香地扑腾下去。但北京开放怀抱重新接纳我的方式并不友好，几经周折我在德胜门租下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子，黑中介拿了租金后即甩手不管，承诺的冰箱和洗衣机并不兑现，厨房窗户上的大洞也始终没修好。
大半夜用盆手洗衣服的当儿，跟无处不在的蟑螂斗争的当儿，劣质的热水器流出铁锈红色水的当儿，我常常向天扪心自问，我为何不留在省城清明敞亮的电视台大楼，跑来这里自讨苦吃。但我也常常催眠自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跟他过不去。
终于有一天，因为合租室友迟交了三天房租，两个寸头黑T恤脸庞黝黑的中介汉子破门而入，坐在床上用山寨手机大声播放《最炫民族风》。我看着他们脖子上褪色的金链子，生出一种荒诞的喜感。犹如林妹妹在红楼梦里的对白，“这里住不得了”。
　　中央戏剧学院
彼时我的研究生同学密西西比在中戏读博，恰恰在帽儿胡同对面租下一套两居室。离南锣鼓巷这么近，还是楼房，不用在平房忍受公厕和老鼠之困，这简直是天大的诱惑。
没任何犹豫，我搬来与密西西比君合租。就这样，我在南锣鼓巷两年的居住时光开始了。
　　老北京与三轮车
心碎的媒体人
北京的好处在于，这城市能容许你以各式各样的姿态活着。而自由意味着孤独，激发人最坚强和最脆弱的一面——你可以睁着眼睛独自走很久的夜路，清楚自己无所依靠；也有可能因为一句话而哇哇大哭。
好在，南锣鼓巷热闹的氛围，能有效地缓释这种孤独。俯拾皆是的咖啡馆，造就了一个相对平面和开放的社区空间，人的情绪磕可以自由流动。这里的咖啡馆多半有点脏范儿摇滚的气质，挂丽江风格的毛毯和木雕，你只需花30块钱买一杯咖啡或鸡尾酒，就可以坐在吧台上和陌生人扯一晚上淡。既然面目模糊，自然也无从戒备，于是兴之所至，掏心掏肺，饮食男女，无所不及。带着一腔空虚而来，吐完一场好槽归去，耳朵里装满陌生人的故事，会忽然觉得，哦，人生也没那么惨。
　　南锣鼓巷南首的“越位咖啡”
作为一个不太称职的媒体人，每逢约见同在媒体的朋友，我们都会去南锣鼓巷南首的“越位咖啡”，因它号称“心碎媒体人的咖啡馆”。
“心碎媒体人的咖啡馆”并非浪得虚名，老板名叫老胡，曾经是某汽车杂志的主编，辞职后开了这家小小的咖啡店。相较于锣鼓巷泛滥的安妮宝贝风格，老胡店里的米卢签名、AC米兰队服、海钓图和旗鱼模型，颇具阳刚气息，让人眼前一亮。
老胡依然带着媒体人的特征——比起同龄的男士，他显得时尚而朝气蓬勃，一年四季系着条纹亚麻围巾，几乎已经变成了老胡的ICON。做媒体阅人无数，让老胡的洞察力异常敏锐，他说，任何一个顾客走进店里，他都可以瞬间捕捉到这个人的情绪——是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空虚寂寞冷想来咖啡馆纾解情绪。对前者，他保持礼貌的彬彬有礼；对后者，他会主动地嘘寒问暖。两年的开店生涯，老胡听了很多陌生人的故事，也和一些顾客变成了好朋友。
　　游荡在“越位”咖啡
咖啡店泡久了，就发现每个咖啡店老板身后都有一个狗血四溢或鸡血飞扬的故事，或理想破灭后的苍凉转身，或冲破琐屑庸常的勇敢尝试。我建议老胡“可以把开店的经历写一本书”，老胡哈哈大笑，摆摆手“干了十年媒体，干够了，看见文字就想吐”。
媒体人常常活在执拗和迷茫的青春期，工作性质也比其他行业孤独。渴望归属，却又害怕束缚，是这群人的共性。于是在越位咖啡，常常能看到群聚的媒体人，热络地玩着杀人游戏或聆听沙龙，但每个人脸上都落落寡合，若有所思。一自我介绍，不乏记者界的大咖，彼此敷衍着“哦，你最近写的XX稿子不错”，但多少有点互相较劲之感。
心碎的媒体人老胡曾经对我说，开店之后，他抛弃了文人相轻的龃龉和追求完美的偏执。每日忙活在店里，看着人来人往，倒有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大隐隐于市的快意。
世间少了一个精明强势的媒体人，多了一个快乐质朴的劳动者，想来，也是美好的事。
终将逝去的矫情
独自写稿时，我最常去宝钞胡同口的“海岸咖啡”，确切地说它不在南锣鼓巷的主巷上，但我喜欢这里闹中取静，商业气息也没有主巷上那么浓。不同于大部分咖啡店老板豪爽的江湖气或流浪的文艺气，老板摩西是个戴黑框眼镜穿牛仔衬衫的闷骚IT范儿青年，瘦弱颀长，胡子拉碴，常常眼神失焦，呆滞凝望鼓楼东大街上的车流，话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故作忧伤，而是太累。白天在腾讯公司做电子出版，晚上经营咖啡店到12点，第二天一早又要7点爬起来挤地铁，难怪累得眼神失焦。处女座的摩西从不抛媚眼撩骚顾客，人少的时候就坐在吧台里读佛学书籍，看起来是个正派人。
　　咖啡当然必不可少
在海岸咖啡泡了很久之后，我跟摩西才渐渐熟络。他自豪地表示，店里的咖啡机和杯子都是专门从国外进口，白麻布的沙发则是自己设计订做——处女座的追求极致，在这里可见一斑。得知我是传媒大学毕业的，摩西说，他很怀念通州，那里烤串儿遍地，租房便宜，姑娘漂亮，可以开着摩托车在京通高速上尽情飞驰，活得生猛鲜活，真正有后现代的荒诞感。
“这里嘛，”摩西撇撇嘴，指指门外的南锣鼓巷，“太矫情，照通州差远了”。
摩西虽然如是说，却并不能离开南锣鼓巷。我相信，真正让他离开胡同里的四合院去通州住地下室，他也不乐意——就像我虽然常叫嚷着怀念广院，却并不想回去挤八通线。
咖啡馆书架
去年夏天，摩西辞去了腾讯的工作，专职经营咖啡店。五月来临，草长莺飞，我经过宝钞胡同，常看见他晃荡着半瓶喜力啤酒，坐在店门口的石阶上，悠哉悠哉地看天。槐树盛开洁白细小的花朵，碎碎地落在人行道上。摩西在微博上自嘲，“我是老清新”。
并不只是摩西，我也喜欢这样摆出45度角凝望窗外。夏末秋初之时，鼓楼东大街秋光明媚，清冽甘甜。牵牛花绕着藤蔓不张扬地开放，色泽古雅的老字号静谧可人，万物径自温柔相待，就连行人和车辆走过的姿态，都有古人的姿态。让人觉得，假若离开北京，离开这样一段时光，心尖儿会一颤一颤地疼。
这样的时光，只属于南锣鼓巷，在别处无法复刻。我们贪恋这点儿诗意，却也因此而倍感羞愧——因为，如你所知，诗意是被嘲笑的，即便是我们，也善于随时跳脱出来，解构自己的“矫情”。
　　或者一杯鸡尾酒
只是南锣鼓巷，才能把这种矫情铺张到最大化——也许是因为它毗邻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学府，于是周遭的一切都染上了莫名其妙的仪式感、角色感、戏剧感。在这里，奶酪店、馒头店和栗子店都可以变成闻名遐迩的朝圣之地，人们在争相排队中，找到一种奋不顾身的悲壮和新鲜有趣的动荡。
夏天闷热的欲望里，属于生活本身的张力扑面而来，小摊贩们在路的两侧铺设密密麻麻的摊位，兜售假可乱真的名牌包、色泽诡异的香膏和染发剂、玫瑰或骷髅图案的纹身贴纸、亮晶晶的金粉和眼影、乖张的兔子耳朵和小熊尾巴、荧光棒和羽毛面具、荷花形状的香炉和红红绿绿的藏香、奇形怪状的西藏银饰……莫名其妙，南锣鼓巷就有狂欢节的气质，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道具，为都市人们那远去的原始气质招魂勾魄，换来一瞬间的释放，之后归于静寂，各自回归日常。
今年年初，摩西告诉我，他要离开北京，回老家。我问他回去作甚，他说，回去结婚，回去搞创作，写没人看的诗歌，好过活在北京拼死拼活。
世间少了一个开咖啡店的文艺青年，多了一个在青海大草原上晃荡的回族汉子，想来，也是美好的事。
　　写字的地方
一个煤气泄漏的晚上
因为房间潮湿且不见阳光，3月初，我决计搬离南锣鼓巷，换个地方住。
大概是因为要离开，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某天早晨，昏头昏脑起来写稿子，一边昏头昏脑地在炉子上熬中药。滚烫的锅子端下来，随手一拧，以为燃气灶关好了。
晚上回来，满屋子刺鼻的煤气味。才发现，按钮顺时针是turn
off，我却拧成了逆时针。此时，室友已经酣睡，我一时之间，慌乱无措，给110打电话，咨询应该怎么办。
没想到110很快回应说“我们现在派人过来”。当我下楼迎接，看见消防车红蓝闪烁呼啸而来，全副武装的消防兵哥哥长腿矫健列队森严，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个大错——因为很多邻居都凑过来，询问怎么回事。得知煤气泄漏，住在楼上的老教授酒醒了一半，立马抄起电话让老婆孩子都下楼来。
如此境况，反而又让我生出荒诞的喜感。
消防员哥哥上楼检查，大概是由于我们白天一直开着窗户，气体也散得差不多了。
送走他们，我自己慢慢往回走，并不觉得后怕，反而觉得十分有趣。未曾想到，我在南锣鼓巷，会经历这样喜剧的场面。
事实上，我和南锣鼓巷最深的缘分，源于一场“悲剧”。五年前，我曾经在东棉花胡同的蓬蒿剧场演出皮蓝德娄的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扮演其中的母亲。她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被前夫抛弃，第二任丈夫又病逝，大女儿被迫嫖娼，儿子与她断绝关系，一对小儿女先后落水和自杀身亡。
如今想想，因着悲剧的感染，我们那一群非职业演员排戏的行为，也是奋不顾身的。不计较报酬、不计较时间、不计较健康——摸爬滚打、肆意苦恼、自我对抗、追求情绪的极致，是平庸的生活中，一段华丽的冒险。那时，在我的心态里，南锣鼓巷是朝圣之地，是不死的欲望，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那么如今呢？汪洋恣肆的情感缓缓收归，狼奔豕突的迷惘渐渐磨平，这也许是一个文艺青年必经的成长之路——跟生活也跟自己握手言和。
在搬离南锣鼓巷之前，我特意跑去蓬蒿剧场看了一眼。伏尔泰的石膏头像和契诃夫的手稿相映，白墙黑桌椅，质朴严肃，一如当初。但如今我最怀念的，不是那句“戏剧是自由的”，而是每一个平凡的清晨和旁晚，那巷子里浮生万千的面容。
　　蓬蒿剧场内景
　　演出排练中，请安静
鹤马，腾讯&大家签约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
本文原标题为《我的逆旅日记》，刊发于《知道》（2014春）杂志。杂志刊发有删改，此为作者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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