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常态”表述 “新”在哪里？“常”在何处？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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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知识试卷答案2016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知识试卷答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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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常态下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以下是应届毕业生小编整理提供的相关试题和答案，快来阅读看看吧。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知识试卷答案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从2012年开始放缓，从原来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个位数增长，由此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习近平同志在APEC会议上，指出了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知识，在经济新常态下请你为发展我国经济提出合理化建议。　　答案　　27、(1)①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③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质增效上来;　　④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区域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考生若从其它角度回答，只要言之有理，均可酌情给分。每个要点2分。)　　【选项分析】本题第一问要求运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关知识，为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发展经济，提建议。解答时不能偏离题目限定的知识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要结合背景“经济新常态”。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角度进行说明。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知识试卷答案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新阶段的一种表述，这一概念成为把握中国当下发展实际的标志性话语，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也将成为我国政府的新目标。对此，你怎么看?　　【答案】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三期叠加”，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总之，“新常态”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当前，人们对生活质量、健康、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清洁、幸福感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旧有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结构失衡和债务风险，难以满足群众需求，无法适应时代发展。　　我认为，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政府务必要做好三项重要准备。　　首先是思想准备。“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公务人员必须转变“唯GDP”的老思路，必须牢固树立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发展的理念，科学理性地确定增长速度和发展路径。　　其次是能力准备。“新常态”下新机遇和新挑战并存，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作为公职人员，必须养成持续学习知识、思考问题、研究工作的良好习惯，既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理论水平，又不断增长实践才干，真正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是环境准备。能否全面激发创新动力，是引领“新常态”的关键所在。要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力量，就必须培厚创新的土壤，这既包括制度、政策的调整，也包括对舆论的引导。要敢于在工作中啃硬骨头、涉险滩、过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唯有此，我们才能不断认识、适应“新常态”，最终做到引领“新常态”。　　附：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等重要特点。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点、趋势和要求，按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总要求进行战略谋划，不断开拓发展的新境界。　　增长速度的变化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取向。　　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随着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高增长难以为继。从宏观调控的目标取向看，在新常态下，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适应这种转变，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使中国经济大船能行稳致远。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7%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仍然是位于世界前列的、富有前景的增长。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为此，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这样才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实现这一目标是有充分条件的。我国目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条件下，要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努力实现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经济结构的优化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同时，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产业结构方面，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9.5%。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13.2%和11.7%，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7和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城乡结构方面，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2000万人。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重庆、贵州经济增速领跑其他省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不断拓展着区域发展新空间。　　经济结构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多年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未根本改变，产能过剩化解，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十三五”期间，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发展动力的转换　　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后者又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从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产业、产品、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深入。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物质资源越用越少。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发展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这既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历史机遇。从国际经验上看，二战后只有少数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了竞争的新优势。因此，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实质上也是一个打造先发优势的战略。　　必须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重要领域的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重大科技项目，在战略竞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通过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创造一个新的更长的增长周期。　　开放水平的提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到世界第一，吸收外资世界第一。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对外开放海强陆慢、东快西慢的特征明显，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不多，等等。这些都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对外开放优化升级，实现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的转换。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以及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日益增强，中国正在从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的“接受者”向倡导者、构建者转变，这是当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必然要求。在此新条件下推进开放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经济发展向新常态的转变，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发展演化的结果。它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度，站上了新的平台;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还任重道远，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何才能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关键在于，必须用科学的正确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行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和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五大发展理念是完整的体系，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动力与平衡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点所在。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贯穿于五大发展理念的灵魂和主线，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胜利，谱写中国经济奇迹的新篇章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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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编者按：中国经济，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判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保持平常心态，着力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于各项使经济增长以适宜的速度平稳健康运行。习近平总书记5月在河南考察时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新常态”的中国语义“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涵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涵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涵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是谓新常态。“新常态”的现实表征与理论解析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就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约为1058人，第三产业为1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新常态”的四大趋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有为，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变化。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经济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就是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经济结构再平衡的最佳时间窗口。譬如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经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速接近9%；但在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以后，经济增速就开始下降，70、80年代大致为4.29%，90年代以后只有0.85%。再比如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高达10%的经济增长以后，虽然速度有所下降，但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了年均7.6%的中高速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降到了4.3%。其间，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先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完成了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或地区行列。所以，正如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所言，“对中国来说，要回到过去30年两位数增长的模式，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事实上，备受期待的中国经济再平衡已经开始，增速放缓是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华盛顿智库中国问题专家彼得·伯特里尔也认为，中国GDP增速放缓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速放缓出现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上。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新常态”下，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背后反映的则是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由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相互作用方式。因此，从要素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一是以增加投入和扩大规模为基础，强调增长速度的增长方式；二是以提高效率为基础，强调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型增长包含了更为广泛和复杂的因素，内涵更加全面，不仅关注经济增长数量，更涉及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分配及生态环境等内容，是对整体经济增长过程优劣的价值评判，是一种更为科学的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发展的质量会更高、效益会更好、可持续性会更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我们继续以往的发展方式，我们会有更高的增长率。但是，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我们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因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增长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数量型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本投入去驱动，而质量型增长则需要创新去驱动。增长方式的转变，实际上也在倒逼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一般来说，经济增长主要受四大要素影响，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情况下，随着资本、劳动、资源等投入要素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随着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临界点后，收益递减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产出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个时候，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要素生产率，从而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现象，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以我国为例，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2013年，则降至12.2%；月，仅为5.8%。这充分说明，经过了30多年的数量型增长，要素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未来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力，必须把发展动力转到创新与技术进步上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宏观政策：由刺激增长转向区间调控在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常态、经济发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转型也就势在必行了。过去，一遇到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以“保增长”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虽说在短期内可以把经济增速拉起来，但由于政策变化太快、太频，往往会打断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明，常常会无所适从。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这实际上就是宏观政策转型的开始，意味着中央调控经济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以“保增长”为中心转向以“调结构”为中心，稳增长、调结构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轴。所以，尽管从去年以来到现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一直较大，但中央并没有采取强刺激的调控措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中央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宏观政策的“稳”与微观政策的“活”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区间调控的基本思路。调控的上限是“通货膨胀”，下限是“就业”，只要通胀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失业率不超出充分就业的界限；或者说，只要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就不会轻易动用强刺激政策，更不会为了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干扰总体工作布局。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将更多地聚焦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适时的“微调”与“预调”将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适应“新常态”，关键是在战略上要有定力，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但却自然而然、真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运用底线思维，从最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沉着冷静，不急不躁。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的规律，我们只能遵守，不能违背。我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其间，也从低收入水平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客观上讲，经济发展也确实到了阶段性调整时期。理论和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经济发展也较快；而由中等收入阶段再进一步，跃升到高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则要困难得多，经济增速也会随之而下降，其间所遇到的挑战，在经济学上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政策对路，措施得当，就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比如日本和韩国；否则的话，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我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定要冷静思考，沉着应对，千万急不得。尤其是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增速放缓，不必为此而过分纠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有精辟论述。日，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他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因此不必要追求超高的经济增速。增强信心，发挥优势。虽然我国正在经历“三期叠加”的严峻考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总体来说，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空间、增长潜力依然巨大。我们有13亿多人口，内需充分迸发所形成的消费潜能无可限量；我们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依然强劲、空间依然广阔；我们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只会对未来更有信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坚定地、充满自信地说：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速处在合理区间和预期目标内；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信心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内生动力；信心来自于亚太发展的良好前景。积极进取，主动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只是放缓，并不意味着低迷；平常心也不等于平庸心，更不等于被动适应，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新常态”是新尝试、新探索，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要求更加严格，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宏观调控思路要创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要增强等一系列的难题，都需要我们以饱满的热情，主动谋划，主动作为。珍贵的战略机遇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也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结构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以背水一战的气概，把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