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大返程肇始内幕
重庆晚报张卫
[导读]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保留了30年的知青代表团团旗1978年冬，知青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标语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浪潮，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本文试图厘清：知青返城大潮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日，妇女节。重庆南开中学初二女生王庆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菜园坝火车站，至少有上千个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哭成了泪人。”王庆华是泪人之一，她说：“记得我走在队伍最前面，怀里还捧着《毛主席去安源》”。小说家阿城《棋王》开篇的第一句，对这类场景作了准确的概括：“车站乱得不能再乱。”这一天，是重庆首批知青赴云南的日子，此后，重铁分局每周发一个专列，直到当年8月3日，共计发车24列，将两万四千多名十六七岁的学生娃送进云南。与此同时，500公里外的成都火车站，也重复着相同的场景。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知青的主体，来自外省市。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人，他们是大串联时无意中闯进边疆的一批红卫兵，返京后即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几经转辗，报告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10个月后的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北京知青年龄差距很大。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上海知青分两类，一类是城市青年，多为六九届初中生，人称“上海阿拉”；另一类是来自嘉定、宝山、青浦等县的农村青年，人称“上海阿乡”。“阿乡”是最委屈的一拨人，他们说：“我们在家里本来就是贫下中农，怎么还要跑到几千公里以外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事出有因，缘于当时极左，上海要凑足输出“百万知青”的壮举，竟拉农村青年凑数。“上海阿乡”大多勤劳克俭，宽厚谨慎，组成了兵团连、排、班的一线骨干。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兵团好几次惊动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的大械斗，都是由重庆知青发起的。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其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地处西双版纳的兵团一师，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分布在从勐海到勐腊广阔的国境线上，总数6万余人，其中景洪一团的知青高达8538人。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在目前西双版纳绵延150万亩的橡胶林中，当年由知青开垦种植的仍占相当比例。丁惠民（左）和战友在当年茅屋前留影知青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宣读相关纪律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但当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将近30年后，笔者寻访到当年云南知青年“北上”总指挥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现定居重庆，“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据称后来写《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当时也是一团十营的知青）曾当过丁惠民的高参，丁的回答是：“没有这种事，阿城曾当面向我表示他反对请愿活动，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如今两人均定居上海）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知青们给“国家领导人”下的定义是，“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总理身边，放映的是刚刚翻译完成、并准备送南疆前线的《巴顿将军》，据称部队要排级以上干部才能观看。电影结束后，王副总理首先打破沉默，说，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嘛，要热爱她；中央并没忘记那里，恰恰相反，要建设好那里，邓副主席说了，不久就要大规模投入资金，资金不够，外汇也可以动用嘛！这时知青中有人抱怨结婚难。王副总理风趣地说，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当年打仗，在你们这个年龄，哪里顾得上结婚嘛！我可以给邓（颖超）大姐说说，让她张罗从山东江浙调一些漂亮姑娘到西双版纳，到时候让你们走，你们可能还舍不得走哟！听说丁惠民有病，王副总理立刻叫医生给他检查身体，还开了一堆药品。暖流正在形成，气氛应该是不错的，但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莽撞的冲动言行，打断了一切。当时，王副总理见大家脸上有了笑容，又说了些安慰和鼓励的话，让代表们回去安心工作，中央会对大家提出的要求认真考虑的，他特别说：“你们的信我已经转达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和叶帅了。”说着，老将军转身欲走，这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离开电影院，丁惠民决定，全体代表立刻返回西双版纳，其沮丧可想而知。丁惠民用学校的油印机印刷的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绝食事件使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时，中央即派出以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同时，地方政府也开始正视知青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6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种种因素促使政府应当尽快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知青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当时，中央调查组进入勐定调查，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是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他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筹备组，并向王副总理致电，就知青的过激行为向国家道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安平生的讲话和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王庆华清楚记得，“短短几天，整个农场走空了，连队静得可怕！大家丢下武器，抛弃农具，有人还把农具架起来烧掉。很多人搭乘为对越自卫反击战运送物资的返程军车回昆明，由于拥挤过度，发生了好几起翻车事故；也有人拖儿带女，不顾一切地搭车北上”。知青们在慌乱中告别了边疆，直至回到昆明，才松了一口气，“就像在做梦，所有人都挤到昆明东站邮电所给家里发电报，告知平安，告知我们回家了！”10年天涯游子，终于踏上归乡之路。这时候，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返回城市，历时10年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遂成为历史名词。1980年代初，在国务院知青办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顾与总结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为解决就业问题，但在“文革”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知青们保留了30年的捐款登记表至今仍说不清的谢幕词回到本文前述的提问：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难道，他们真是外来的种子，一不小心掉进云南雨水丰沛的野地，没受多少作践反倒长成了气候么？当然不是。应该说，去云南的知青心理震荡要大于其他地方。当知青们从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来到西南边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仅是几千公里的路途，它包涵了整个中国社会文明史的全部进程，其跨度涵盖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京、沪等大城市，一下子迈进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刀耕火种之地，它对人的心灵的震撼，若非亲历则无法感知，这也促使云南知青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识和思索更为深刻。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兵团的，其时云南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后经中央批准，枪毙了数名违法乱纪干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这一切，无疑促成了云南知青心智的成熟。其次，云南兵团隶属昆明军区建制，其前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陈赓之旅。这是一支诞生于大别山红军时代的英雄部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山西转战千里，解放云南。该部有大批官兵于1950年代就地转业，创建边疆国营农场，许多老干部保持着优良传统，与知青们朝夕相处，血肉与共，其果敢精神传承于广大知青，铸就了云南知青敢于抗争的个性。再有，与北大荒和其他插队知青不同，云南知青的劳作成果不是春华秋实的稻菽，而是橡胶树，种下去，能活六七十年！遂成为他们生活的见证与情感维系的纽带。其三，云南地域特殊，与越南、缅甸接壤，斯时东南亚大地烽火连天，知青中的一些血性青年，自愿出境追随缅共等武装组织，艰苦卓绝地转战在深山老林，其传奇故事一直流传于云南知青中，成为格瓦拉式的英雄话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云南知青的精神特质。当上山下乡的大潮将他们抛掷到边疆后，他们无法回避，只能用身体去体验大的苦难和大的欢乐，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泪，一旦梦碎，他们便以另一种方式选择命运。更重要的是，当时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压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复，中央对大返城的定调符合民心，这才使云南知青的行为没有被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云南知青，携带子女重返遥远的边疆，他们凭记忆寻找着自己当初种下的橡胶树，抚摸着，流着泪。他们说并非想再去捡拾逝去的青春，而是为了对岁月永久的纪念。他们年轻的子女，能够理解父辈当年的爱恋、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诉说吗？应该说，上山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云南知青作为其中一个群体，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说不清的谢幕词，惟能诠释的，是他们把握了命运的走向，并以此载入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备忘录。（本期老照片均由丁惠民提供，特此感谢！并感谢袁凌、文迟等当年的知青战友对此文的帮助）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
Copyright & 1998 - 2015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赴内蒙古五原县农村插队知青情况---插队生活系列（35）
博主1992年重返巴盟农村留影
我于日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赴内蒙古五原县农村插队落户，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惟独没有与人斗），连皮干了六年。在这六年的农村生活中，是我参加工作的开始，让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农村，锻炼了我勤劳吃苦的品质，体验到了我国六七十年代西北农村的艰苦，体验到了社员们（当时叫“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善良和吃苦的品格，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不易。到现在，我已离开农村近四十年了，步入了老年时代，每每想到美丽的河套平原上的农村，都能勾起我心中的眷恋和激动。前些时候，看到了五原县人大常委会的两名退休干部写的一篇调研报告，使我了解了从1964年以来到五原插队知青的有关情况，现将张玉山、赵亦工两位同志的调研报告转载如下：
忆五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
——张玉山 赵亦工
我县从1964年开始接收安置区内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1978年共有6023名知识青年到全县20个公社、118个大队、532个生产队和8个盟、县办的农、牧、林场插队落户。这些知青中有来自北京32人、天津3217人、呼市489人、包头1180人、本盟144人、本县943人、江苏省1人、区内其他盟市17人。他们当中，先后有238人上了大学，34人参军，近3000人招工选调到各条战线工作，2000余人投亲靠友前往其他地区落户或因病、困、退返回原动员地区。
回顾我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1964年至1981年的18年间，有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也有过风风雨雨的迷茫，时起时落，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从1964年到1966年。在毛泽东同志“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和邢燕子、候隽等知识青年事迹的激励和鼓舞下，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五原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这股洪流中拉开了帷幕。1964年7月，首批包头知识青年20余人满怀热情，放弃了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毅然来到五原沙河公社插队落户，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的带动下，年底又有呼市、包头和本县知识青年600余人自愿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五原县农村安家。1965年，首批760名天津高、初中应届毕业生满怀“以农为主、以社为家、红在内蒙古、专在农村”的雄心壮志来到五原县插队落户，这是首批来内蒙古安家的天津知青。首批天津知识青年来五原，受到了自治区党政领导，沿途各地及五原各级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后，至1966年底，陆续又有天津、呼市、包头、本盟和本县之情1200余名落户五原农村。1964年至1966年三年间共接收安置各地知识青年2700余人，约占历年接收安置总数的45%。
1964年，按照上级要求，县里成立了“安置办公室”，专门负责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和教育管理工作，孙魁、贾永福、菅如林、李德元先后任安置办主任。此间，全县很多生产队都建起了当时条件下高标准的土木结构住房，做好了接收安置知识青年的准备。老乡们说：“进村后，看见哪儿的房子最长，哪儿的房子最好那就是知识青年的房”。这话一点都不假，直到70年代，县里的干部下乡找知青点，还是凭的这个印象靠的这个标准。
这阶段，知青工作比较扎实活跃。各级党组织在政治上热情关心爱护知识青年，淳朴憨厚的河套贫下中农更是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手把手地教会他们生产技术，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知识青年热情高，信心足，干劲大，肯吃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知识青年。他们决心在艰苦的磨练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他们拜农民为师，艰苦创业，认真学习农业技术；他们给了农村以文化科学的支援，活跃了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促进了农业科技卫生知识的普及，是农村中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最有朝气的生力军。
第二，从1967年至1972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冲击，各级领导放松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和对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知青集体小组相继解散，不少知识青年相继结婚，一些知识青年走上了社会参与派性和打砸抢活动，一些生活困难单身知识青年开始返城。
1968年，特别是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至1970年期间，我县又先后接收安置了北京、天津、包头和本县知识青年2000余名。1970年中央下发26号文件，要求各地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切实解决好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此后，形势虽然有好转，但随之而来的招工选调大潮，使老知青新知青的生活受到更大的冲击，引起了知青思想波动，一些知识青年不安心农村，想方设法跑选调，还有一些知青消极悲观，思想沉闷；一些领导和基层干部则认为知识青年早晚要走，即使留下来的不是政审有问题，就是本人表现不好，从而忽视了对他们的管理教育和培养使用。当时社会上流传说：“山红雀都飞了，留下一些灰大头”。而知青也认为自己是“玻璃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无路可走”。同时，随着插队年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摆在知青面前，一些知青婚姻、疾病、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粮食长年累月不够吃，有的生活不能自给，有的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加之个别知青犯罪和摧残知识青年的案件时有发生，也助长了知识青年不安心农村思想的滋长。1964年至1972年9年间，全县共安置知识青年4793名，因招工、外迁及病、困、退返城的就有2898名，1972年底在乡知青人数仅为1895人。尽管如此，坚持在农村的的知识青年仍然和贫下中农一道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期间，他们中191名出席了公社积代会，21个知青集体、82名个人出席了县积代会，7个知青集体、15名个人出席了盟积代会。天津知青昝振英、呼市知青刘志敏还荣幸地参加了全国知识青年观礼团，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第三，从1973年至1978年。1973年，中央以（73）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上书及反映知青情况的福建省莆田县上村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的复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进行了调整、补充和完善，并以中央（73）30号文件下发了会议情况的报告。一年之内中央连续下发了两个文件强调知青工作，使处于窘困境地中的插队知识青年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五原县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中央两个文件和自治区党委（73）50号文件精神，知青工作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知识青年的处境也有了较大改观。
⑴各级领导把知青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委于1974年和1976年两次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解决好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关心他们的成长，发挥他们的作用，并继续做好本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同时调整充实了办事机构，将安置办公室单独设立，改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工作人员由过去6人增加到10人，鲁学增、李德元先后担任知青办主任。各公社也相应配备了干部专管或兼管知青工作。先后从各部门抽调知青带队干部73人。知青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1973年至1974年间，知青办抽调机关工作人员，带队干部和公社知青干部，对全县大多数知青进行了走访，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彻底查清了在乡和离乡知青的姓名、去向；清理了知青安置经费；收回、整理、建立了知青个人档案，并逐人函调政审；摸清了全县历届和应届下乡对象。由于“文革”、极“左”思想的影响，当时把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子女称为“可以教育好子女”，各地在招工、招生中都将这部分知青拒之门外，知青办一方面加强了对在乡知青的思想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当时从上到下都是这样提倡和号召的）的信心。同时召开了全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了知青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使知青学有先进，赶有标兵，另一方面在招工、招生中，知青办坚持“科教子女”应占一定比例的原则，积极推荐在农村做出成绩的知识青年，达到了“走的愉快、留的安心”的目的。
1976年，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好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的重要批示，自治区党委、巴盟党委和五原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我县知青工作进行了为时半个月的检查和调查。调查组对我县的知青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各动员地区也加强了与安置地区的联系。包头市先后派来两批知青带队干部和公社知青干部，协助我县做好知青的安置和教育管理工作。天津市派来学访团进行学习访问，调查了解知青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帮助协调解决。北京、天津还为在乡知青送来汽车、手扶拖拉机等农机具和缝纫机、收音机、图书、药品等日常生活用品。知识青年收到家乡送来的支援物资，激动的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一定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好好干一辈子。
⑵统筹解决知识青年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知青办对全县在乡知识青年生活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着重落实了统筹解决的各项措施：解决口粮问题。坚决落实余量队550斤，自给队和缺粮队500斤的分配政策，对知识青年历年欠粮经过社员会讨论，生产队批准，可以酌情给予减免；帮助知识青年修建住房。县知青办下拨一定数量的木料和经费作为补助，采取自力更生，社队扶住，群众互助的办法解决。知青办的拨款主要用于原材料的购置，土工款由生产队负责；调整知识青年安置经费标准，由过去每人230元至250元提高到每人500元，其中建设房补助200元，生活补助200元（分三年使用），农具、生活用具等其他支出100元；外省市来内蒙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每两年可享受国家拨给的一次探亲路费；妥善解决伤残丧失劳动能力知识青年的生活、工作问题。如天津知青汤龙祥在意外火药爆炸中为扑灭烈火受伤致残，县知青办根据他熟知农机电器的特长，与劳资、农机部门协商，安排到县农机研究所工作，既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也缓解了当时农研所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矛盾。五原知青亢锦花，在粮食加工中不慎将右手五指截掉，虽治愈并安装假手，但已不能参加正常农业劳动，经知青办与有关部门协商，同意她返城并安排了工作。还有一些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知青，知青办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作了妥善安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如棉花、棉布、洗衣粉、肥皂、煤炭等都非常紧缺，知青办协同有关部门统筹解决。冬季来临专门给每个知青发去一吨煤炭票，一张棉布票，一斤棉花票，特困知青由知青办或民政部门适当给予经费补助，以解燃眉之急。对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也不需要凭专门供应证特殊供给知识青年。在当时，知识青年享受到这些待遇，已经是社会上的特殊阶层了。
由于从各方面统筹解决了生活困难，留在农村的知识青年逐渐安下心来，扎根派队伍也越来越扩大。
⑶加强知识青年的培养使用。各级党组织把对知青的培养使用放在知青工作首位，制定了长远和年度计划，极大地调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积极性。1973年以来，先后有6名知青参加了自治区知青办举办的理论学习班；19名知青参加盟知青办举办的的理论骨干培训班；290余名知青参加了本县举办的知青理论骨干培训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30%左右的知青参加了公社举办的理论骨干培训。1976年7月巴盟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知青共大）创立，我县先后三批60名知青参加了畜牧兽医、林业、园艺、电工等专业地学习。在此之前，还有近10名知青参加了内蒙知青共大的学习。多层次的理论和业务培训，使多数知青对“走”与“留”的问题有了正确认识，也为知识青年更好地发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作用创造了条件，所以知青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72年底，全县在乡1895名知青中，仅有党员4名，占知青总数的0.27%；团员383名，占20%；担任各种职务的228名，占12%。到1977年底，全县2096名知青中有党员46名，占知青总数的2.1%；团员503名，占23.2%；担任各种职务的680名，占总数的32.4%,是1972年的2.7倍。担任职务的层次也较前有所提高，有30余人先后担任了生产队长，有4人担任了公社、县直部门不脱产的领导职务。沙河、巴彦两个公社知青培养使用工作抓得较好，各级领导敢于让知识青年挑重担。仅巴彦公社就有8名知青担任生产队长职务，他们不负众望，带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生产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沙河公社天津知青段玉明担任了县知青办不脱产副主任，周李琴担任县贫协不脱产副主席，张秀玲担任沙河公社党委不脱产副书记，向阳公社五原知青李有旺担任了不脱产县团委副书记。当年在公社农科站担任不脱产技术员的知识青年，如向阳公社呼市知青焦效琴后来成为县果树试验场的林艺师，沙河公社天津知青常卫疆、巴彦公社天津知青毕志荣后来担任了乡镇科技副乡、镇长，成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带头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49名在教育战线上担任代课、民办教师的知青，占当年担任各种职务人数的36.6%，他们是我县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和主力军，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知青至今仍在五原的教育战线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被评为校级、县级优秀教师，有的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天津知识青年田琪、尚仪华、娄凤贤韩志兰等人荣获全国优秀教师、教学能手，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自治区级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担任中学领导职务多年的呼市知青樊荣国，五原知青王益新等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他们是我县教育战线的佼佼者。选调后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知青中，不少人都担任了领导职务，昝振英、张秉权、单学文、杨弘等人，担任了厅、处级领导职务。如县人民政府助理调研员天津知青张健康（副处级），人大常委会政法工委主任包头知青王保关等，四十年来，无论在农村插队，还是选调后始终如一，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负责信访接待工作后，更加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刻苦钻研法律知识，苦口婆心，耐心解释，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为密切干群关系，维护我县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王保关还荣立了自治区信访工作二等功，受到了表彰奖励。
知识青年的成长和他们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认可和称赞。从1973年至1978年间，有167名知青出席了大小队、公社和县里各种先代会，101人出席了盟级知青先代会，5人出席了自治区知青先代会。
⑷严肃查处摧残迫害知识青年案件。1964年至1977年底，全县共发生摧残迫害知识青年案件45起，其中强奸2起、诱奸3起、奸污10起，殴打4起，其它26起。由于一些案件没有及时彻底查处，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知青本人不安心，家长不放心，严重地损害了知识青年身心健康，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的进行。在贯彻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县知青办积极与政法部门密切配合，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肃查处了历年遗留案件16起，并及时查处了历年发生的迫害知青案件，被告分别受到了判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开出留用等刑事和行政处分。
⑸调整城镇上山下乡政策，继续做好动员安置工作。1969年至1973年，我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没有动员和接受安置一名知识青年。1974年以来，根据自治区党委的规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中一刀切的做法，明确了上山下乡和留城对象的政策界限，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按照独生子女、多子女但身边只有一个子女、本人病残或家庭特殊困难可以留城的规定，截止1978年底，全县共批准留城1400余人，由于较好地落实了党的政策，基本上做到了该下乡的一定要动员下去，该留城的一定留下来。在1974年动员工作中，县委书记何金书带头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胜丰公社插队，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他的带动下，全县出现了领导干部带头叫子女务农，家长积极送子女下乡，知识青年踊跃报名的局面。1975年至1978年间，全县共动员下乡插队插场知青795名，同时还接收安置天津、江苏、呼市、包头、本盟等地的知识青年500余人。
第四，从1979年至1981年。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结束后，中央发出（78）74号文件，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上山下乡的做法，有求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稳而不乱的解决好老知青的回城和就业安置工作。此时，声势浩大的知青“返城”活动也达到高潮。根据上级批示精神，我县年间共有近1800名知青返城。1975年以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原则上由原动员地区或家长单位召回安排就业。我县近700名知青回城安排到各单位创办的知青集体场（厂）队，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对没有返城条件的1972年前下乡的老知青，则采取自愿报名知青办批准的方法安排到盟农管局所属的国营农牧鱼林场，转为国家正式职工。经过两年多努力，全县除21名知青因身体和家庭困难不愿返城和转入国营农牧林场，要求享受一次性补助，继续留在农村外，1978年底在乡的1425名知青全部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也偃旗息鼓，悄然收场了。1981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并入劳动局。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或当地得到安置。但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为运动所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仍有一些老知青为自己的权益奔走。80年代，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解决了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的工龄计算问题，下乡知青从插队之日起计算工龄；各地也相继解决了返城知青配偶及子女前往知青所在地；天津市准许未返城知识青年安排一名子女迁回天津落户等等。至此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数以亿计的财力后，涉及到全国上下千家万户，曾经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经反复，终于划上了句号。上山下乡运动的成与败，全国1700多万知识青年的得与失，历史自有公论，后人自有评说。
&&&&&&&&&&&&
&&&&&&&&&&&&&&&&&&
在五原县迎接到来的天津知青
&&&&&&&&&&&&&&
博主1972年参加盟知青代表会议时的照片（二排右一为本人，
&&&&&&&&&&&
三排左一为赵亦工，时任县知青办副主任）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