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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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的名义——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
以生命的名义——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左三）带领医护人员查房（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民摄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８日电 题：以生命的名义——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
　　新华社记者　陈芳、王宾、田晓航
　　你可曾知道，口罩之下的无声，是对生命相托的专注；你可曾知道，一袭白衣之下，有颗仁爱济世的至诚之心。
　　８月１９日，全国１１７４．９万卫生健康工作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首个“中国医师节”。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健康工作者勇担使命、仁心济世，唱响护佑生命的大爱行歌，汇聚起健康中国建设的磅礴力量，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不断夯实健康之基。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李兰娟介绍她改进后新的人工肝系统（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中国医务工作者勇攀创新之巅，用精湛医术护航人民生命健康
　　一位９６岁高龄外科医生的双手，吸引了网友们的目光：因为长期捏手术钳，右手关节已经变形，拇指、食指像鹰爪一样微微内扣。
　　从医７５载，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孟超的这双手，把１６０００多名病人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吴老这双手有多“神”？和他共事几十年的护士长说，打开满是鲜血的腹腔，吴老的手“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摸、一掐，血就止住了，病人的命就保住了。
　　吴孟超在肝脏外科闯出了一片天地。他大胆提出“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创立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找到了制伏肝病之“魔”的“金钥匙”。
　　第一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第一例巨大小儿肝母细胞瘤切除……在吴老和学生们的努力下，中国肝脏外科学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肝癌术后５年生存率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１６％左右上升到了今天的５０％以上。
　　有学生问：您能闯别人闯不进去的“禁区”，靠的是什么？
　　“没有创新的‘敢’劲儿，怎么能有前途？”这位“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说，“我这把年纪，以后这样的机会不多了。只有代代传承，疾病预防治疗、医学科技发展才会不断攀登新高峰。”
　　生命至上，大爱无疆。在生命的奇迹背后，是吴孟超们攀登创新之巅，竖起匡威济世、仁医德行的精神丰碑。
　　医务人员既需面对惊心动魄、生死搏斗，也需游走于微毫之间，妙手回春。
　　２０１７年７月起，由中央文明办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组织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群众推荐评议活动火热展开。截至２０１８年７月，这块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典型宣传的“金字招牌”已推出１３７位优秀个人和８支优秀团队。
　　在浙江杭州举行的现场交流活动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姚玉峰接过“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的纪念证书。这位坚守角膜病诊疗３０年的“光明使者”，眼里透着一股“韧”劲儿。
　　“病魔把一个人推向了悬崖，我要把他们拉回来。”就是这个朴素的想法，让姚玉峰解决了一个困扰眼角膜移植界的“世纪难题”。
　　角膜病致盲，全球共有４０００万病人。这种病有多可怕？病人不但会看不见，病情严重的话，整个眼球都要挖掉。
　　在角膜移植手术中，红肿、灼痛甚至是再次失明……排斥反应一直是无法逾越的难关。实验证明：排斥反应针对的是角膜最后一层，只有６微米厚的内皮层。
　　通过对前人大量的理论研究，姚玉峰明白：只要把患者角膜的内皮层完整保留，理论上就不产生排斥反应。
　　怎样才能让内皮层在手术中不发生破损？
　　几十种方法、数千次试验……姚玉峰日日夜夜苦思冥想。终于，他受到鸡蛋壳与鸡蛋衣关系的启发：若将角膜开一个小口，露出后弹力层与内皮层，让“蛋壳”与“蛋衣”分离。这样，剥破“蛋衣”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１９９５年，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姚玉峰主持完成。术后无排斥反应，患者三个月后视力达到１．０。第二例、第三例……所有移植均实现零排异！
　　如今，这项技术不仅大范围应用在中国病人身上，也被推广到美国、日本、印度等地。“姚氏法角膜移植术”——这项技术首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并被载入世界角膜移植发展史。美国眼科科学院称它是“该领域治疗方法的一个突破”。
　　“‘中国医师节’是党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特殊荣耀。”姚玉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让“白衣卫士”充满医者仁心、开拓前行的力量。甘于奉献、悬壶济世的情怀，亦将因锐意创新而彰显伟力。
　　无限风光在险峰。饱览“一览众山小”的风光，需要医者怎样的艰辛与登攀？
　　１０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李兰娟，从率领团队成功应对浙江省“非典”疫情到成功防控全国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疫情，领衔创立了新发传染病病原快速识别、监测预警、临床救治、公共卫生决策的中国技术和中国模式，获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肯定。
　　１７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从研究中医古籍开始，筛选出中药青蒿的抗疟有效乙醚中性提取物，分离出青蒿素，再到获得“青蒿素”新药证书，用“中国小草”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名医大家，璨若星河。仁术济世，绵延流芳。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在疾病预防治疗、医学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人民好医生。
　　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救人，这就是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的生动写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工作中（翻拍自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仁医大爱谱写中国医者动人华章
　　有人说，中国的医生比外国同行要累得多。的确，穿上白大褂、手术服，这些平凡的“英雄”便化身不知疲倦的超人，不负使命，救死扶伤。
　　“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为了阻止患儿家长往白大褂的兜里塞红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贾立群竟把兜口缝了起来。
　　贾立群想，省下了推来挡去的时间，他就能再多接诊几个患儿。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的门急诊量达９５００多人次，有１／１０的患儿需要做Ｂ超检查。贾立群医术精湛，外科大夫每当碰到疑难病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贾立群给看一下”。
　　由于儿科超声医生十分短缺，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贾立群主动承担了医院超声科的夜间急诊工作，并承诺“随叫随到”。为了少让孩子因为Ｂ超检查挨饿，他省掉了自己的午饭，争分夺秒给孩子做检查。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夜里被叫起来１９次，连续工作３６小时……从医４０年来，贾立群共接诊３０多万名患儿，确诊７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２０００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
　　“只要你们能等，不管多晚我都给你们做。”这是贾立群常对患儿家长说的一句话。
　　心系患者，甘于奉献。平凡的“英雄”，像一束光，用自己不变的初心和不灭的梦想，温暖着这个世界。
　　面对卫校毕业后留在省城改变命运的机会，山西临汾穷山沟里长大的“８０后”贺星龙，并不是没有辗转反侧过。
　　村里没有医生，距离乡镇卫生院和县城医院路途遥远，出行不便，老百姓经常“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
　　贺星龙睡不着。因没钱没条件治病而离世的爷爷，乡亲们你家３０、他家２０为他凑成的３０００多元学费，和自己曾暗暗立下的返乡服务乡亲们的誓言，一遍遍在脑海里闪现。
　　最终，他婉言谢绝了校领导的挽留，回到乡亲们身边，开启了艰难曲折的村医生涯。
　　山路崎岖、天气恶劣，但再远再苦，贺星龙都要赶到病人的家中。为了再快一点、给更多村民看上病，他咬咬牙，贷款买了摩托车。
　　擦伤、摔伤成了贺星龙的家常便饭。骨折了，他自己打上石膏粉，没躺几天，又一瘸一拐地去出诊。
　　有一次摔得差点没命，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一位大婶心疼地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贺星龙却说，骑上摩托车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因为所有烦恼都被放下，此时他的心里只有病人。
　　１８年，他骑坏了７辆摩托车，用烂了１２个行医包，跑遍了黄河边上的２８个村，行程４０多万公里……
　　１８年，他出诊１６万多人次，医治患者４６００多人，免收出诊费３５万元，为五保户患者免费贴药４万多元，赊账、死账还有５万多元……
　　贺星龙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４０００多乡亲不再为生病发愁了，值！”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贾立群、贺星龙们默默践行着医者誓言，守护着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甚至终生无悔？
　　“做医生是一种信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说，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生命无价，所以德是最好的衡量。
　　心向往之，无问西东。敬佑生命、心怀大爱的信仰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医者的前路，也让他们接诊过的每一位患者如沐春风。
　　这种信仰从哪里来？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如今，全国医疗机构每年总诊疗人次已超８０亿、多个学科疾病诊疗难度系数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愈加复杂……面对新时期的挑战，卫生健康工作者正在探索发展中大国的健康建设之路。
　　如何让１３亿多人民看上病、看好病、看得起病，考验着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智慧和信念。
　　“橘井泉香，种德收福。”这是一个患者对周福德的由衷赞誉。
　　为了让很多慕名远道而来的患者看上病，周福德除了每周出三次门诊，还采取周末加诊、每次加号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患者的看病要求。
　　“来的时候有欢迎声，问的时候有回答声，走的时候有送别声。”周福德提出“三声”理念，并把它作为自己门诊的基本遵循。“这是医生对患者的尊重。”
　　从医病救人到同舟共济，中国医者用生命之托搭建的信任之桥，祛除疾痛、带来新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贾立群给一名患儿做腹部彩超检查（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大爱无疆、道济天下，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发挥医改主力军作用，书写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２０１８年７月，北京东单三条九号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２０１８届毕业典礼。院校长王辰对全体毕业生的临别致辞，让学子铭记、令网友动容：
　　“人的精神和心灵是需要照护的，患者尤其如此。医学跟人类最根本的终极利益是一致的。作为照护的提供者，医师须深谙此道，深明此理。”
　　今年３２岁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王一民，在朋友圈为这段话点了“赞”。虽然每天查房、会诊的日常工作“波澜不惊”，但他相信，只有不忘大医精诚、仁心仁德的“初心”，做好一砖一瓦，才能盖起中国医学发展的“摩天大楼”。
　　“我们会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把医师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王一民说。
　　历史与未来，交融际会；中国医者之魂，始终如初。
　　走过与疾病斗争的漫漫长夜，健康，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福祉的永续追求。“大健康”嵌入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壮丽版图。
　　促进全民健康，决胜全面小康。展望未来，健康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已经开启：
　　到２０２０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到２０３０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更为凸显。人们希望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看得放心、舒心。
　　“要着力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升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习近平总书记为健康工作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造就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国家发力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提高基层医务人员中高级职称晋升比例。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达到２．４４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更加优化，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逐步构建；
　　向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短板”发力，我国每年为中西部地区招收培养５０００名左右本科免费医学生；拓宽乡村医生发展空间、切实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政策，让好医生“沉下去、留得住、能发展、有保障”；
　　还医师从业环境一片“蓝天”，“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对扰乱医疗卫生机构秩序的行为需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天津、江西等多地出台医疗纠纷处置条例，让做医生更有安全感、更有尊严。
　　“实现全周期健康的愿景，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完善培训培养机制、提高服务能力和质量、提高医务人员保障水平等，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出血热、恶性疟疾……“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进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拉利昂军事医学专家组冒酷暑、踏泥泞，走遍塞军所有基层医疗哨点反复调研。他们成功研发出能够实时监测的移动式传染病监测报告系统，还为不足２００名注册医生的塞国培训出一支自己的传染病诊治防技术力量。
　　“我们都是黑皮肤的中国人！”被治愈后的塞拉利昂居民向中国“白衣卫士”竖起大拇指。
　　从半个世纪前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至今，中国医务工作者已累计有２．６万人次参与援外，足迹遍布７１个国家。而其中有５１名医生，因为疾病、意外或是地区冲突，永远地把生命和牵挂留在了异国他乡。
　　“中国，渐成医疗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国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对于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
　　凡大医治病，必当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唐代名医孙思邈笔下济世苍生的情怀，已成为一代代医者的共同追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在首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努力开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新局面。
　　我们向医者致敬——以大爱的力量，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倾注至诚，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而胸怀悲悯；
　　我们与医者并肩——同舟共济、心手相连，在推进健康中国的大道上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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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由50多万朵秋海棠铺就的鲜花地毯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 新华社记者王晓郡摄　　8月16日，由50多万朵秋海棠铺就的鲜花地毯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 新华社记者王晓郡摄　　8月16日，由50多万朵秋海棠铺就的鲜花地毯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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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之结：老人被儿女踢皮球 孤病贫交织
91250 &法治周末
http://money.msn.com.cn/internal/.shtml
中国养老之结：老人被儿女踢皮球 孤病贫交织(第1页)_国内_理财_MSN中国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俞飞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又名团圆节。传统文化中重要性仅次于春节。几千年来，无数动人传说与美好祝愿，积淀国人心底，流传至今。
　　月照中天，清辉四射，怎不教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此时此刻，又怎不令人顿起思乡团圆之念。
　　可惜，月圆人不圆。现代社会几多“空巢家庭”，一年又一年，双亲翘首期盼，望眼欲穿。却盼不来漂泊在他乡异国的子女，归来团聚；望不到三代同堂、其乐融融，美梦成真的一天。
　　团圆节人难团圆，不过是城市化进程提速、核心家庭取代大家庭、代际关系急剧变动及中国迈入老龄化社会衍生出的种种问题的缩影。
　　团圆节人难团圆，最难忍受的当属老年人。他可以面对平日的冷清，他们却难以接受佳节里的孤独。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财政政策报告》指出，今后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预计到2030年，中国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赶超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于是，养老问题初现端倪，暗流涌动，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一方面，未富先老的中国，人口红利好景不再，养老空账困境凸显。另一方面，啃老族能自立，不啃老，已谢天谢地，父母哪敢抱有子女养老奢望。而那些艰难打拼的城市蚁族，不是自顾不暇，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又何忍深责。80后子女赡养父母，谈何容易。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确已捉襟见肘，到了山穷水尽地步。
　　城市尚且如此，何况农村。君不见，媒体惊曝：中国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自杀屋、自杀洞，部分患病老人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自我了结。凡此种种，验证中国老人一辈子为儿孙做马牛，牺牲到底，思之泪下。难怪养儿防老的老话，竟遭人戏改为养儿妨老，甚至是不养儿方能防老。
　　如何实现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历史性跨越？如何化解高达一万三千亿元的养老金空账？何时将农民养老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怎样才能让数以亿计的中国老人安享晚年，免除后顾之忧？这一系列大哉问，不啻一道道“哥德巴赫猜想”，横亘在国人面前，考验政府和民间的智慧与良知。
　　养老问题，兹事体大，涉及全民福祉，更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亟待全社会严肃面对。各界宜未雨绸缪，及早因应。倘若一拖再拖，错失良机，到时后患必多，悔之莫及。
　　放眼国际，美国、欧洲诸国，无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将养老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予以优先处理。举凡养老金体制改革、退休年龄调整、长期照料制度立法、老年人权益保障、医疗心理服务，皆累积丰富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本报善尽言责，特制作12版专题，以飨读者。透过全景式介绍养老院现状、养老产业、养老理财、养老诉讼、制度保障，详尽探讨中国养老问题。期贡献绵薄心力，收抛砖引玉之效。
　　古有明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人，就是关怀我们自己。不分城乡，向中国老人提供养老保障、生活照料、心理抚慰、应急救助、健康保健、法律援助全方位服务，正式启动关爱老人国家战略，刻不容缓。
　　养老敬老事业，有待子女、政府、社区、企业，以及志愿者踊跃参与，共襄盛举。期待众志成城，早日解开中国养老之结！
　　谁伴我地老天荒
　　孤独、病痛、贫困，时时交织，时时分离。
　　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这是更为深层的养老问题。揆其原因，家庭照顾的缺失，赡养成本的提高，社会机构的缺位，使得养老成为难题。如何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养老设施及养老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 焦红艳
　　2010年我国首次公布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引爆全民警觉。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
　　人终有一老。
　　孤独、贫困、病痛，这三大困扰老年人的问题，让走访了多位老人的《法治周末》记者感触颇深。通过这些故事，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养老、关注老人。
　　【病】
　　社区医院离张老太住的地方仅几百米，可是每次取药都要母女俩相互帮扶着才能走到那里
　　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区。凌晨三点半，张老太从疼痛中醒来。20多年的糖尿病留下的并发症时常折磨着她，况且，已78岁的老人本就没有太多的觉可睡。
　　张老太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常年靠吃药维持。
　　和她一起生活的，是她55岁的女儿，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平时不能沾一点凉水，胳膊抬不起来，饭不能做，衣服也都是张老太帮着洗、晒。
　　张老太知道女儿还没醒，便在床上辗转反侧。捱到6点多，起来在客厅中走来走去。医生说如果她不运动，病情会更严重。
　　等到7点多女儿快醒的时候，张老太进厨房做好了简单的早饭。
　　母女俩吃过饭，本该去医院取药，但是由于天气阴沉，女儿的风湿又厉害了，疼得走不了路。
　　社区医院就在小区门口，离张老太住的地方仅几百米，可是每次取药都要母女俩相互帮扶着才能走到那里。
　　“这个社区医院太小了，很多药有的时候没有，城里的医院大，但是对我们俩来说，去一次太难了，还得找人、找车，时间久了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张老太说。
　　张老太的糖尿病几十年了，她怀疑最近的浮肿与长年吃一种药有关。上次去社区医院她想请医生帮她看看能不能换一种药，但是这位医生太年轻也不知道给她换什么药合适。
　　“既然国家鼓励大家去社区医院，应该完善社区医院的设备、配备好的医生。”张老太对社区医院的现状很无奈。
　　阴天下雨，两个人只能呆在家里。张老太说，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到小区的长椅上坐坐，晒晒太阳。
　　上午的时间里，张老太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房间。“我还有两个女儿住在城里，她们来的时候，会帮我擦擦地。”擦地这样的活，张老太显然没法做。
　　时至中午，张老太又走进厨房，煮了一些冻饺子作为午饭。“这是我另外两个女儿来的时候，帮着包的。每次来的时候都包一些冻在冰箱里。”老人说，她不舒服没法做饭的时候，母女俩就得饿着。
　　女儿类风湿常年疼痛，稍微好点的时候，女儿会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母亲去菜市场买菜。“对我们来说，买菜做饭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张老太是几年前城里拆迁的时候，搬来这个位于通州区的小区的。“我记得城里那时就有专门为老人做饭、送饭的饭店，街道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每家的情况，会定时来看我们、帮助我们。但是这里一直什么都没有”。
　　小区的物业知道张老太的情况，特意在楼道中有台阶的地方安置了扶手，但这些显然还不够。张老太平时不太愿意麻烦别人，她对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并不是很满意。
　　“晚饭的时候，我们会做米饭、炒一个青菜，或者吃中午剩下的。”张老太的女儿说。
　　张老太的外孙女在城里工作，平时就住在城里，有时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年轻人都忙，请假也不容易，周末又要见朋友、睡懒觉，我们有什么事也不愿意叫她。”张老太的女儿说。尽管很久才能见女儿一次，但是母亲给予了孩子最大的宽容。
　　晚上，母女俩会看看电视，十点钟左右的时候上床睡觉。
　　这就是身患重疾的张老太的养老生活。
　　“要是有一天我们中有一个不行了，不知道另外一个怎么办。有时候她洗澡，不小心摔倒，我都扶不起她来。有一回她摔倒了，只能忍着疼痛从卫生间爬出来，爬到客厅沙发这里，扶着沙发慢慢站起来。”张老太对女儿的未来充满担忧。
　　“她总吃的那种药已经不管什么事了，经常疼得不行。城里的医生说有一种生物制品药，听说很管事，但是一针要七八千元，半年要好几万元，可是这种药不在医保报销的范围里。我们真希望能有办法试试这种药。”张老太说。
　　舒缓女儿身上常年的疼痛，是张老太目前最大的心愿。但是俩人每月的养老金不足两千元，这么昂贵的医药费她们显然承担不起。
　　在另外一个小区住着73岁的武大娘。武大娘腿脚不好，除了给自己勉强弄些吃的，很难再有精力做别的。
　　《法治周末》记者去的时候，武大娘家里的垃圾桶由于几天没清理，已经生出了不少小飞虫，厨房里也很杂乱。整个屋子气氛冷清甚至有些凄凉，而最凄凉的还是老人的心，女儿、儿子一个多星期没露过面了，但好强的老人一直坚持着不愿意去养老院。“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存在于老人心里，已经很难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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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疼痛并不是她故意装出来的，她是用这种方式向孩子们寻求爱
　　北京某电视节目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
　　退休多年的张奶奶，把自己60多平方米的家里装了两道防盗门还总是觉得家里不安全，后来又给卧室加了一道防盗门，但还总是觉得丢了东西。
　　张奶奶不停地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我下楼倒了个垃圾，冰箱里的五袋奶被偷走两袋，还有菜，都被偷走了，还有一个塑料盆、吃饺子用的盘子……”
　　为此，张奶奶的情绪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晚上不睡卧室，而是在一进门的过道处搭了一张床。“不然就老觉得不踏实、害怕，所以只能睡这儿了”。
　　另外，为了保障家里的安全，张奶奶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打了包，被子、床单、衣服，甚至箱子等等全部打包，捆上三四道绳子。床上、地上、衣柜里大包小包，好像刚搬了家一样。
　　但是这样，张奶奶还是觉得不安全。后来张奶奶干脆不出家门甚至不下楼买菜，她会透过门缝给打扫卫生的人一些钱，帮她一次买很多的菜。邻居们都说张奶奶好几年没下过楼了。
　　张奶奶家真的被偷了吗？
　　有人请来了心理专家杨莹。杨莹认为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
　　通过交谈，杨莹得知，张奶奶一辈子坎坷，从小没了母亲，父亲再娶后受到继母带过来的孩子欺负。长大之后，从外地嫁到北京，经历了两次不幸福的婚姻。尤其是大儿子在十几岁的时候出车祸突然去世，让她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
　　退休之后，唯一的亲人小儿子结婚搬走了。小儿子偶尔回来看看她，张奶奶大多时候是一个人独处，尽管儿子从来没有在经济上亏待过她，但是这无法弥补她心理上的孤独。
　　其实张奶奶需要的就是倾诉。她跟心理学家说儿子结婚之后特别失落，甚至想再领养一个。
　　心理专家介入之后，先是听张奶奶倾诉，然后对她痛苦的回忆不断打断抽离，说些高兴的事情舒缓情绪。
　　“像是凉凉的一股风吹进来了，我好像一下子清醒了，我听懂了，我听明白了。”老人的心结慢慢地打开了。
　　最后张奶奶和心理专家一起高高兴兴地走出了家门，并且说：“我正好没菜了。”
　　回到家，老人开始拆包。
　　杨莹认为，张奶奶一辈子受到的负面伤害太多，退休之后的孤独生活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回忆过去痛苦的经历，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对象。
　　“一次心理介入是不够的，只是帮助她打开了心结找到了原因，她有可能会反复。”杨莹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很多老人的慢性疾病都是心理疾病引起的。不开心就会心烦，心烦影响睡眠和饮食，反过来也会影响心情，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导致慢性疾病的很多。”她认为，很多退休之后的老人，尤其是所谓的“空巢老人”，尤其需要心理上的关爱。
　　杨莹建议，老人们可以选择去老年公寓，这些机构应该多组织一些年轻人、小学生、中学生去探望这些老人。但是相比于社会的责任，家人的责任则显得更加的重要，“有时候，家人对他们身体上的抚摸很有效。”
　　中国人有“四世同堂”的传统，但是杨莹认为，其实也不必要每天住在一起，因为这样可能会因为一些琐事产生争吵或矛盾。“保持家人之间密切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人尽管不住在一起，但是要经常聚会，保持温暖的亲情对老人来说特别重要，这样他们在心理上就会有依靠，不会感到‘爱缺乏’。”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经常说自己牙疼，疼到经常哭，觉得自己很委屈，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但是一旦子女们回来她就会舒服很多，正常很多。
　　这是杨莹接触过的一个案例。“这种疼痛并不是她故意装出来的，她是用这种方式向孩子们寻求爱。”杨莹发现，越是当年的女强人，或者说在小的时候就表现得很成熟的人，老了之后，越是需要这种爱。“他们甚至像小孩子一样要求补偿式的爱。所以我们经常说‘老小孩’。”
　　“老一辈的人，年轻的时候为父母活着，结婚之后为爱人活着，有了孩子之后为子女活着，当他们老了，为自己活着的时候他们却傻了，不知道怎么活着了。”杨莹认为，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老人中普遍存在着，而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让他们从找到自我、自我尊重做起。
　　【贫】
　　在我们农村，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得了病，还能去什么医院吗
　　64岁的唐阿姨每天买菜的时候都要算计着花钱。她退休10年了，养老金一个月只有900多元。
　　“一开始的时候才300多元，老伴和我差不多。”
　　唐阿姨和老伴的身体都不好，但是她俩最怕住院。
　　“去年我和老伴攒了5000元钱，年底我心脏病住院，一年攒下来的钱都花光了还不够。”
　　“孩子们工作很辛苦，又得买房子又得养孩子，我们不愿意给他们增加负担，所以平时尽量省吃俭用，不太严重的病不敢去医院。”
　　唐阿姨在东北一个国有药企工作了一辈子，甚至还做过十几年的公司经理。“我们上过山、下过乡、当过红卫兵，在一个企业工作一辈子，甚至还做了很多年的领导，但是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全是社会最低的。”阿姨有些怨气。
　　相对于城市的老人，毫无经济保障的农村老人，尤其是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的养老状况更是堪忧。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爱幼还有，尊老却不如以前了。”河北农村的一位阿姨向《法治周末》记者讲述了一个农村老人的故事。
　　年近80岁的孟老太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在老人的养老问题上，孟老太被子女们踢来踢去，安度晚年成为奢望。
　　孟老太有养老金，老伴儿活着的时候，老两口还能过着比较平静的日子。老伴儿去世之后，加之孟老太年事已高，不得不随着儿子过活。
　　大儿子家还勉强过得去。
　　在二儿子家就有些难了。冬天，二儿子让孟老太住在一间平时不住人的破屋里。有一天，二儿子发现老太太“居然”在晚上用起了电褥子，非常生气，认为老人浪费了电费，收走了电褥子。
　　半夜，老太太冻得没有办法去敲儿子的门，却被儿子一把推倒在地上，让她爱找谁找谁去。老太太最后没办法，只好半夜敲开了村主任家的门。
　　村主任的调解并没有起到作用。
　　另外两个儿子看老二这样，生怕老人赖在家里不走都不愿意领老太太回家。村主任让几个孩子出钱把老人送进养老院，但是每月每人100元也被认为是“败家”，没能得到孩子们的同意。在农村，女儿养老的义务更低，看见哥哥们这样，老太太的两个女儿也没有向贫病交加的母亲伸出手。
　　“老太太前些日子在村里消失了，是死是活也没人找。”这位阿姨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就在同一个村子，还有一位老人在一次脑血栓之后双目失明。3个儿子勉强答应每月给父母30元，可就是这每天1元的生活费，到了最后也只有最小的儿子家坚持了下来。
　　“在我们农村，很多人自己没本事，吃饭都成问题。得了病，还能去什么医院吗？”阿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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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老年护理人员紧缺、养老机构床位告急———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显然不够。
　　专家建议或可一鉴：在一般住宅中配置面向老年人的户型、社区中配建老年公寓、社区内设立小规模多功能的老人服务中心，以此来覆盖老年人的居家及社区养老需求
　　养老院里难言之隐
　　法治周末记者 王峰
　　9月18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向市人大常委会作相关报告时指出，今年，北京市将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加快推进1.5万张养老床位建设。截至目前，全市新建养老床位8871张，养老床位总数达64680张。
　　根据1991年至1995年我国30个省区直辖市老年人口比重的数据排列，北京市老年人口比重高居第4位。
　　现实是，“没有床位，现在已经排了3000多名老人了”。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一位工作人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豪华庄园
　　尽管地处偏僻，但老人们的生活并不因此乏味。在将府庄园，老人们会被统一安排唱歌、下棋、健身等课程。他们的隐私会被绝对保护
　　至少在目前看来，那些置身郊区的养老院，很大部分是价格不菲的高档庄园式养老院。
　　将府庄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坐落在北京市东五环外浓密林木之中的养老院，几乎是高档养老场所中最靠近市区的一个。
　　离将府庄园不足两公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将台乡的低矮平房村子。但将府庄园却俨然另一番天地，欧式公寓和中式凉亭围拢在高大的院墙之内，掩映着一池碧水和浓密的树木。
　　庄园周围，除了一座高尔夫球场，目力所及全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似乎一切都在衬托这座庄园的尊贵，连门前的沥青路都被命名为庄园北路。
　　这座看似远离繁华的庄园配套齐全，甚至包括一所占地6000平方米的中医院，这所医院名叫月犁中医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个名字是为了缅怀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
　　将府庄园还有另一个名字“将府颐园”，出自前国家领导人杨尚昆。
　　除了中医院，将府庄园还与澳大利亚一家公司合办了一所老年护理中心。庄园的工作人员说，那些由卫校毕业生组成的护理队伍为老人提供24小时的服务。
　　在庄园，老人们可以选择34平方米和52平方米两种户型的房间，这些一居室公寓同时对外出售，在北京的房地产网站上，这里公寓的房价达到了每平方米16000元。
　　将府庄园的销售顾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些公寓尽管对外出售，但没有产权，使用权50年。少为人知的是，这个580多亩的庄园里还建有多栋别墅。
　　尽管地处偏僻，但老人们的生活并不因此乏味。在将府庄园，老人们会被统一安排唱歌、下棋、健身等课程。他们的隐私会被绝对保护。庄园里的保洁人员被划片管理，不负责公寓卫生的保洁员被要求不准靠近老人们的生活区。
　　拥有如此豪华的服务，其价格自然不菲。通往庄园的公交车司机不无夸张地对记者说，他的一个熟人把父亲送到了这里，“一年28万元”。
　　但将府庄园的销售顾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里的两种户型月租分别为4000元和6000元，此外收取的就只有每人每月600元的饭费。至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老人，按照高中低档，每月需要的护理费从2100元到3000元不等，如果需要一对一陪护，每月则额外再加1500元。
　　如果选择入住，那么需要一次性缴纳15万元的应急保证金。
　　开业近一年来，这家号称“北京首家酒店式养老院”的庄园只开放了一座公寓楼，“已经住进了一半”，这名销售顾问说。
　　据媒体报道，2009年年底将府庄园开业当天，就迎来了两位入住的老人，但近1年来，这里的业绩并不理想，整个庄园目前仍在大兴土木建设公寓。
　　《法治周末》记者发现，与将府庄园一路之隔，是一座稍显破旧的二层小楼，这里已被当做庄园的员工公寓，但门口仍写着这里原来的身份———将台乡天乐老年公寓。
　　庄园工地上的工人告诉记者，这两个养老机构原是一家，天乐老年公寓里的老人现在就住在庄园里。
　　同将府庄园相似的情况是，那些号称五星级、庄园式的养老院，大多身处北京郊区县。一方面，密云、怀柔等郊区县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另一方面，郊区县的土地等成本相对较低。
　　难言之隐
　　杨大姐在一家养老院做护理员已两年，她觉得，只有能忍辱负重，才能坚持这么久
　　这是位于北京西南角的一家普通养老院。一进楼道，刺鼻的84消毒水气味和一股难以掩盖的异味便迎面扑来———这里的空气似乎不大新鲜。
　　工作人员解释说，异味是老人身上和房间里的味儿，所以每天都要用消毒水消毒，否则更让人受不了。尤其是早上，经过一夜的封闭，空气更不新鲜，“一般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味儿”。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走廊和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这里走廊两边的墙上齐腰高的部位都装有一排不锈钢的扶手，这是为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提供行走便利的。
　　一位腿脚不方便的老奶奶，正吃力地靠着扶手在挪动，身旁并没有养老院工作人员搀扶。有人悄悄地解释说：“扶一下的确是出于好心，可是会帮倒忙。人家是老人，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背责任的就是咱自己，这样的事不是没出过。”
　　小林在所有的护理员里是年龄最小的，刚满30岁，有个5岁的孩子，个子不高，一脸清瘦。她向《法治周末》记者讲述了养老院护理工作的不易。
　　一次工作的间隙，小林突然被呼叫赶往她负责的213房间。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位白胡子老人正坐在床上，开心地吃着香蕉，全无情况紧急的迹象，“但觉得房间里的气味很不好”。
　　突然，老人不高兴地把手里的“香蕉”一甩，巴掌似的印到了墙上。一个黄褐色的毛茸茸的手印，新鲜地扣在了白色墙壁上，这时，一股浓烈的臭味呛人肺腑。
　　小林打开房间的灯，这时才看清“香蕉”原来是糯软的粪便，顿时感到胃里倒海翻江。
　　“没办法，院里不能自理、痴呆的老人很多，几乎每个护理员都会摊上，发生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我刚来的时候，几天没有吃下一粒饭。”小林说。
　　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在养老院里并不少见，在这间养老院，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位身患小脑萎缩、脑梗塞的87岁老人。
　　这位老人的吞咽功能已经有些衰竭，经常呛着，只能用小勺一点点地喂食物，所以喂饭常常要喂一两个小时。中午喂过饭，还要给老人做全身按摩。每天按摩1小时。下午要给老人喂水果，水果都是经过耐心捣烂的水果泥。到了晚上，睡前还要给老人进行全身擦洗。
　　一名护理员说，这些其实不是最累的，他还曾经护理过严重脑溢血的老人，“那种病人得24小时不停监护，才真叫累”。
　　如今，这家养老院里的护理员中主要是三四十岁的女性，最大的一位已经59岁了，干了5年。“年轻的小姑娘一般都受不了这个脏和累，没有能呆得住的。”院里的人说，这儿以前也曾来过几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待了没几天就走了。
　　杨大姐今年50出头，在一家养老院做护理员已两年。在别人眼里，她是典型的好脾气，而她自己则觉得，只有能忍辱负重，才能坚持这么久。
　　一次，杨大姐看见一位老人正在跟同屋的老人一起吃葡萄，已经堆了一桌子的皮。杨大姐急忙向这位老人说道，“大爷，您不能这么吃葡萄，这含糖量太高”。
　　杨大姐走过去把葡萄端在手上，赔着笑道，“您女儿交代了，说糖尿病是慢性病，平时要低糖饮食。”
　　边上的老人插嘴道，“您瞧，我都忘了您还有糖尿病，这万一吃出个好歹来，我可是罪过大了”。
　　老爷子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说道：“一个护理工，她说的话你也当事儿。”又不耐烦地朝杨大姐喊着：“快把盘子给我！”
　　杨大姐只能无奈地把盘子放下。老爷子指着墙边儿的一溜暖壶道，“都是昨儿的陈水，来了不说麻利点去换，还站在这儿偷懒”。
　　老爷子一挥手，“还不快去！把房里的暖壶都打满了。还有，这有堆新换下来的衣服，快点洗了吧”。
　　杨大姐抱起床上的脏衣服，低着头走到墙边，一只手把四个暖壶都提了起来。她说今天已经算好的了，平时经常是骂骂咧咧地骂一整天的，别的护理员都被吓跑了。
　　床位紧缺
　　一方面，市区的老年公寓市场火爆、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却对郊区的老年公寓弃而不住，这成为北京老年公寓市场存在的一种怪象
　　高玉花已经在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里住了18年了。
　　“我从没打算住进养老院，我有家、有儿女养为什么要进来呢？最初，我只是白天到这里来与同龄人一起唱唱歌、画会儿画，晚上依然回家跟儿女们住在一起”。
　　1989年进入北京市一福院的高玉花，直到5年后才真正住进福利院。“有一次，我生病独自在家，突然觉得还是福利院好，一旦觉得不舒服，只要一按铃，护士们两分钟内就能赶到，生病还能吃到特制的病号饭”。
　　北京市一福院的老人平均年龄是82岁，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寡老人。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曾对养老院的老人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100位老年人中，80岁至89岁的老人居多，为44%；其次为70岁至79岁的老人，占29%；60岁至69岁以及90岁至99岁的老人分别为14%和10%。有22%的老人为无子女户，78%的老人有儿或有女，45%的老人有儿且有女。
　　在“来养老院的原因”调查中，老人“自己选择”来养老院生活的占较大比例，为37%；来养老院是“孩子们的意思”的占20%；还有10%的老人是自己和孩子们都主张来养老院生活；还有一些老人由于家中房屋不够住、拆迁等其他原因住进了养老院。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所市级福利院。据福利院副院长张福兴介绍，该院目前拥有500余张床位，但一直供不应求。为此，今年开始扩建，扩建面积为2.6万余平方米，预计可增加床位630个。
　　北京市一福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扩建后的部分正在装修，包括一室一厅的单人间，也有双人间。招收对象包括健康老人、生活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不限户籍，但“北京户籍优先”。
　　“没有床位，现在已经排了3000多名老人了。”工作人员说，北京市一福院床位价格比较适中，一期一张床位每月大约2500元，二期还没有定价。不过，许多老人已经来排队等候了。问及排队要排多久，该工作人员称，许多健康老人都已住了很长时间了，“排队等着的，排了两三年的都有”。
　　附近的第五社会福利院目前也是“没有床位”。该院工作人员说，只接收能够自理的老人。目前，该院共有230张床位，有一二百位老人在排队等候。
　　一方面，市区的老年公寓市场火爆、供不应求；而另一方面，却对郊区的老年公寓弃而不住，这成为北京老年公寓市场存在的一种怪象。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周燕珉教授表示，我国老年公寓市场整体上是供不应求的，然而事实上有许多郊区的老年公寓却存在较高的空置率。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老年公寓市场参差不一？
　　周燕珉指出，以北京为例，一方面因为老年公寓设在郊外，交通、医疗设施等方面存在局限，使一部分老年人不愿去住这样的养老院；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社保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完善，所以许多老年公寓往往只接纳一些健康且能自理的老人，而把真正需要入住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拒之门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尚意曾对北京市海淀区所有的敬老院进行了区位分析，结果发现，海淀区的敬老院大多数分布在北京市四环以外。
　　“敬老院本身是一种非营利或利润很低的社会福利单位，它们不可能建在地价很高的城市中心地区，即便在近效区，地价对于兴建敬老院也是难以承受的。”周尚意说。
　　专业护理员难求
　　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又累又脏，一定要有责任心，有时家属不理解，还可能被误会甚至遭到人格污辱，很少有人愿意做这行
　　同养老院床位一样紧缺的是护理员。一位公办养老院院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在很多养老院最头痛的事就是护理员流动性太大、不稳定。
　　一般老年护理员上岗前都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培训，包括职业道德、热爱老人、热爱护理工作的教育，还要学一些康复知识、生活护理和医疗护理常识等。实际上，要在短短的半个月完全消化培训内容是不可能的，“在工作中还要边干边学”。
　　“老人的护理工作又累又脏，一定要有责任心，有时家属不理解，还可能被误会甚至遭到人格污辱。北京养老院的护理员多为外地打工的农民，本地下岗工人或农民工即使找不到工作，也很少有人愿意做这行，因为太苦太累挣得又太少了。”这名院长说。
　　在北京，一般护理员的每月工资只有几百元，好一点的公办养老院可达到800元一月，如果是纯民营养老院可能只有五六百元。
　　上海养老院护理员短缺的情况与北京一样。一位养老机构负责人说，护理员很难找到40岁左右的上海人。他说：“这工作苦累不说，风险还很大，又需要专业技能，报酬却很低。”
　　曾有一位台商想在上海与有关方面合办养老院，但民政局却告诉他，办养老院的事暂且慢谈，我们对老年人护理培训非常有兴趣，能不能先合作看看。
　　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每年护理员的流动率达到15%，而现有的护理员队伍也面临职业素质不高的难题。
　　有业内人士称，我国对护理员上岗培训的内容单一、浅显，培训学时不足，目前没有统一的专用教材。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和单位，也不过是各医疗机构及养老院分管的护理部门，自行组织的培训上岗，没有形成完善的培训体系和制度。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第五十二所，是2002年成立的国内第一所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鉴定法人机构。该所自建立以来，已有近2000人参加了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资格鉴定，取得了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其取证率达到90%以上。
　　对比养老机构护理员缺乏的巨大市场，这个培训数目仍远远不够。业内人士表示，希望大专院校能够设置相关的专业，系统地培训专业老年护理人员。
　　周燕珉认为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我国住宅社区可尝试分三个层面来覆盖老年人的居家及社区养老的需求，即在一般住宅中配置面向老年人的户型、社区中配建老年公寓、社区内设立小规模多功能的老人服务中心。
　　周尚意也认为，老年人供养设施有不同的等级，较大规模的有敬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中等规模的有综合护理中心、托老所；小规模的有老人服务站、老人服务中心。
　　“在三个规模的养老设施中，敬老院属于高级的服务中心，因此它的数量应该最少。”她说。
　　近日，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城区空间已经比较稀缺，今后新建养老机构可能主要集中在郊区。他介绍，在规划中，对于养老机构的档次将作出控制引导，将普通养老机构、中档、高档养老机构分别控制在合理的比例。“不会做严格的规定，但会从大的比例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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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老纠纷显著增长
　　人到老年，最怕的问题是什么？答案是，无处养老、儿女不孝。因儿女不孝而对簿公堂，对于老人实际上相当于一种““酷刑”。
　　但晚年生活无着落，加上病痛的折磨，老人们往往不得不将亲生儿女告上法庭。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养老纠纷纷又衍生新品种———儿女的陪伴。精神赡养问题应运而生，日渐凸显
　　朱秋花：“老”在他乡的苦恼
　　《中国社会保障》记者 刘洪清
　　在广东省深圳市工作了24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深圳，临退休时，却遇到缴费必须满15年的“门槛”，参保十年半却可能面临无处养老的尴尬。
　　提起自己的烦心事，来自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的朱秋花觉得很委屈。
　　我该在哪里养老？
　　在深圳市宝安南路附近兜了两个圈儿，记者花了半个小时才在林立的高楼大厦之间，找到一个招待所。退休前，朱秋花就在这个招待所里上班。
　　日，朱秋花年满50周岁，这天本应是她退休的日子，但直到现在她还无法退休。
　　“我1998年来招待所，在这里干了12年。”朱秋花说，12年来，她一直做的是打扫清洁卫生的活儿。伤感的是，从这个扫了12年地的地方退休，却有一种被“扫地”出门的感觉。
　　“我该到哪里养老？”朱秋花带着问题先后找了深圳市社保局、罗湖区社保局和梅州市五华县社保局，但她依然被挡在了制度之外。这一切缘于她在深圳只缴了十年半的养老保险费，不能达到缴费满15年的养老条件。
　　1986年，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朱秋花就来到了深圳打工，24年的光阴里，她从26岁的年轻女工变成了50岁的老人。
　　“我刚来深圳时，在一家酒楼洗盘子，洗了8年；后来去一家公司做清洁工；1998年来到招待所，2000年1月才给办理了养老保险。”朱秋花回忆。
　　“招待所包吃住，每月600元，拿了五六年，现在才拿到1000元。养老保险费每月扣80多元，我的个人账户有16000元。马上要退休了，我去找社保局才知道，在深圳拿养老金要缴满15年。”朱秋花说。不满15年怎么办？根据现有制度规定，深圳社保局给她指了两条路。
　　一条路是在深圳申请一次性领取个人账户积累额和一次性生活费27204元，终结养老保险关系。另一条路是将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转回户籍所在地，参加新农保，符合养老条件时，按月享受养老金。
　　不能“延缴延退”
　　但朱秋花希望能在深圳养老。“我的3个女儿都在深圳打工，老家已经没有地了，全家在深圳扎根几十年，不可能再回老家了。”朱秋花说。
　　女儿朱小姐也一直在寻求母亲能够在深圳养老的答案。朱小姐认为，母亲在深圳奉献了一辈子，应该由深圳解决按月享受养老金的问题。
　　很快，朱小姐就找到了母亲可以在深圳“延缴延退”的政策依据。
　　200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通知，规定：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但未达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本省户籍参保人，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费基、费率继续缴费，直至达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条件时为止。此类参保人最后参保地为非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如在最后参保地连续缴费满5年以上，也可在最后参保地继续缴费。继续缴费期间计算缴费年限，不支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但当朱小姐兴冲冲地找到深圳市社保局，准备为母亲办理“延缴延退”时，当地一部立法却又浇灭了她和母亲的希望。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规定：本市户籍员工达到退休年龄但不满缴费年限的，可以不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由本人申请继续缴费……
　　一个是省政府的通知，另一个是深圳市条例，深圳市特有的立法权限，泾渭分明的本省和本市的户籍之别，再次将朱秋花阻拦在深圳养老的大门之外。
　　对于这两份相互“打架”的法规文件，朱小姐充满了困惑和无奈。
　　转保回乡也遇阻
　　无奈归无奈，朱秋花的养老该何去何从？按照深圳市社保局指出的第二条路径，朱秋花开始寻求转保之路。
　　朱秋花回到五华县，提出转保申请。然而，转保之路依然遭遇壁垒。朱秋花说，五华县以她在原籍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参保记录为由，拒绝接收她的养老保险关系。
　　五华县社保局认为，朱秋花在深圳打工20多年，参保十年半，为深圳作了贡献，理应由深圳发养老金。况且按照广东省政府通知的规定，她可以继续在深圳续保，直至缴满15年享受养老金。
　　朱秋花有些无所适从，她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径可以选择。
　　作为权宜之计，朱秋花在五华县地税局办理了参保手续，缴纳了七、八月份的养老保险费480元。
　　女儿朱小姐希望，深圳市能够尽快修订有关条例，取消社保的户籍壁垒，对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外来户籍人员允许“延缴延退”；同时应该明确，如果户籍和参保地不一致，由参保时间最长的参保地发放养老金。
　　她还提出，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是在1998年以后才开始建立的，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缴费满10年和15年两个档次的养老待遇，让外来务工人员老有所养。
　　她希望，如果母亲回原籍补缴四年半的养老保险费后，能够将原籍的养老保险关系转回深圳，合并满15年在深圳养老。
　　“朱秋花”不是个案
　　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首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是从湖南来广州打工的易承芳，她在广州打工22年，参保缴费满10年不足15年，也遭遇了养老的户籍制度壁垒。
　　从易承芳到朱秋花，遭遇养老户籍和缴费年限“门槛”问题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们单位有180人，有五六个人和我的情况一样，缴费不满15年。”朱秋花拿出一封信。写信人名叫唐小玲，和朱秋花一个单位，缴费不满15年，过两年也要面临退休了。
　　唐小玲在信的末尾说：社保应对第一代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晚年生活负起责任，对年近退休的中年妇女作出政策倾斜。
　　朱秋花说，她们单位有一个从广西来深圳打工的李荣传，缴费八年半，前年达到退休的年龄，因为缴费不够15年，什么待遇也没有，将社保关系留在深圳，就回家了。
　　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国际大都市，其间凝聚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心血和汗水。如今，他们的养老问题究竟何去何从？
　　深圳市社保局副局长杜斌介绍，深圳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参保情况作过一些统计分析，像朱秋花这样的情况，的确不是个案。从统计情况来看，40岁以上缴费满10年不足15年的，全市不超过1万人。
　　杜斌介绍了一个更为特殊的案例。有一个叫朱梅珍的，以前是梅州市的一名纺织工人，有视同缴费年限。上世纪80年代到深圳参与一个公司的筹建，后来在一家幼儿园当保育员。2001年达到退休年龄时，实际缴费年限14年多。由于广东与国家的政策不一致，深圳也与国家的政策不一致，视同年限难以认定，实际缴费年限又不足15年，导致朱梅珍踏上了漫长的信访之路，一直在“老有所养”的大门外徘徊。
　　“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在着力研究解决的方案。”深圳市社保局局长秦力群说，“有一个解决思路是，按省里的办法补，按省里的办法享受养老待遇。”
　　有专家认为，作为享受外来工巨大贡献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该给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缴费不足15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延缴延退”政策。
　　对于15年的缴费年限，专家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设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都会有类似的规定，有的规定年限更长。但对没达到规定年限的却要“宽容”得多。对于缴费年度较少的，按比例减发养老金，而不会“完全剥夺”。社保各种“门槛”设置过多，有损制度的公正、公平与诚信。
　　目前，深圳条例尚在修订中，但愿朱秋花这些第一代农民工能够寻找到一条合理的养老出路。
　　法庭上的“团圆”
　　王晓芳 相颖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又是中秋时，月圆人团圆，但这个简单的心愿，对敬老院里79岁的李桂芳和69岁的王云老人来说，却有点比摘星星、摘月亮还难。
　　9月19日，在北京市密云县溪翁庄镇社会福利中心，两位老人絮絮叨叨地向《法治周末》记者诉说着，她们正在为医疗费和下一阶段的敬老院费用而发愁，她们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再一次将自己的亲生儿女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或许能见到久未谋面的孩子。“上一次开庭的时候，他们都来了。”李桂芳回忆起两个月前和儿女们的“团圆”，一脸辛酸。那一次，老人起诉儿女们索要赡养费。
　　疾病交加的老人
　　相差10岁的老人刘桂芳和王云，原本素不相识，现在敬老院里却成了知心的老姐妹。不同的人生却有着相似的经历。
　　刘桂芳有3儿3女，王云有两儿1女。为子女辛苦了一辈子，如今，子女都成家立业了，她们自己却落了个疾病缠身。在北京初秋的天气里，李桂芳早早穿上了毛衣，而王云则穿着外套，蜷缩在厚厚的被子里。
　　李桂芳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一会儿话就喊“累得慌”，要歪在床上躺一躺，眯成缝的眼睛不停地眨动，能够看见的牙齿也只剩下左边的3颗。
　　她的柜子上摆着十几个药盒，把抽屉一拉开，抽屉里装得满满的还是药，心血管类药品居多。调解过李桂芳案的法官说，李桂芳得过脑溢血，手不大灵活，生活不能自理。
　　王云在和《法治周末》记者说话时，有时会剧烈咳嗽，全身颤抖。“医生说我心间隙狭窄，让我动手术。我没有地方去，实在不行我只能再找法院了，他们(王云的儿女———编者注)不来看我，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养儿不防老啊。”老人一声叹息。
　　被“踢皮球”的生活
　　“自家儿女，谁愿意告啊，不得已才狠下心来的。”提起告儿女之事，两位老人都显得一脸无奈，几分落寞。
　　李桂芳起初在大女儿家住了两个月，在那“闹了病”，之后就到了小儿子家。
　　小儿子家是一个小两居，“住着忒心窄，我说我回老家，小儿子小儿媳不放心。原想拿点生活费到大丫头那儿去，她那儿有个小炕，但她那儿‘没得商量’”。
　　于是小儿子和李桂芳商量进敬老院的事情，敬老院一个月费用800元，冬天取暖费100元。小儿子在一家超市打工，一个月工资1000元，根本无法负担老人的全部费用。
　　李桂芳希望其他子女能够分担这笔费用，但他们都“哭穷”。“100元我还不耐烦要呢。”李桂芳在和《法治周末》记者交谈的过程中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2010年6月，李桂芳一纸诉状将6个儿女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负担她在敬老院的费用以及医疗费。
　　相比李桂芳，王云提起诉讼的时间稍早一些，她在日住进敬老院后第二天就将3个儿女告上了法庭。
　　在住进敬老院之前，王云在邻居家住了两个多月。
　　王云起先住在小儿子那里，小儿媳妇不乐意。王云改住大儿子家，大儿子把房子“刨了，要盖新的”，王云买了一张电热毯睡在地上，“他们把电给掐了”，大儿子家也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当时正是冬天，王云一个人孤零零地打车去了敬老院。
　　精神赡养纠纷频发
　　2010年7月，李桂芳在法庭上见到了自己的5个儿女(大儿子生病在医院)，一家“团圆”了。
　　溪翁庄法庭审理此案的王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多劳神呀”，李桂芳说，“那个二姑爷不乐意给，开庭时候闹得，唉。”
　　“针对这种赡养纠纷，我们一般是进行调解，毕竟是骨肉亲情，把感情伤了，对老人以后也不好。”王法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时代变了，生活也在改变，但老年人受尊敬的地位不能变。我们希望通过调解沟通能使子女们明白，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王云提起的诉讼最终也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了，她的生活费用由3个儿女每人每月负担330元，医疗费凭单据各负担三分之一。
　　按说，法院支持了自己的赡养请求，老人该宽心了，但实际上，老人的心却宽不了。不按时给钱倒是其次，明明一堆儿女却成天见不着个人影，那才叫人揪心。
　　李桂芳告诉记者：“小丫头月月交，二小子也交，大丫头交了两个月就再没有给过。二女儿给了半年，我也没见过她，大儿子就更不用提了，二小子跑运输的，也难见。”
　　王云现在要动大手术，手术费用是她的心病，“实在不行只能再去法院了。我现在根本见不到他们，打电话也不理，送钱时候来，来了就走。”王云又气又难过地说。
　　王法官说，从农村开始推行新农保以后，老人一个月有200元，现在纯粹关于物质赡养的案件数量开始下降，精神赡养的问题逐渐被老人们关注，很多精神赡养纠纷频发。
　　(应被采访者要求，李桂芳、王云皆为化名)
　　老年人权益受侵犯财产问题最突出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徐维华已经记不清她为别人提供了多少次法律援助，这些援助的对象总绕不开几类人：老人、妇女、残疾人和儿童。这些人中，有的兼有前三种身份，残疾的老年妇女。
　　徐维华也是一名老人，已经61岁了，她的职业是律师，是一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退休以前，她曾长期在全国妇联权益部工作，参与过妇女权益保障法立法工作。而现在，用北京科技大学一位老师的话说，她是一名“维权者”。
　　坐在《法治周末》记者面前的徐维华，用带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讲述着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这样的“硬”问题，眼神中透着坚毅。
　　李云(化名)是徐维华曾经提供过法律援助的一名老人。她双目失明，育有两儿一女。女儿在北京工作，小儿子在外地，是物业公司经理，经常给老人寄钱寄东西，李云因此有了20多万元的存款。
　　晚年的李云万万没想到“贴心小棉袄”的女儿会打上自己财产的主意。女儿过一阵子就会来向她打借条借钱，李云的存款就这样一点点地少了下去，虽然这期间小儿子一直在给她寄钱。
　　让李云更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头。
　　李云和老伴在北京市的住所拆迁，得了一笔拆迁补偿款。女儿以帮助买房子为借口，让母亲把拆迁补偿款给了她，她则把自己在北京的出租房腾给父母亲过渡。
　　李云搬到女儿的出租房时，傻眼了。那里的居住环境非常不好，潮气重，夏天有老鼠、蛇，老伴就在那里过世了。而老伴过世时，李云打电话叫女儿来看看父亲，女儿竟没有出现。买房之事也一直没有了下文，女儿最后躲着不露面，也不还钱。
　　在多次催索无果后，李云的生活渐渐成了问题，就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援助的就是徐维华。2009年，李云一纸诉状将子女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法院最终支持了李云的赡养请求。
　　在为人们提供法律援助的几年间，徐维华发现，她碰到的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案件有所增加。
　　她的发现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上海市老龄办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上海市共受理涉老纠纷案件38379人次，同比增长21.6%。
　　2009年，徐维华和她所在的北京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研究中心，开展了关于中国老年人权益问题的调查。
　　调查覆盖3个省市，1193位60岁以上的老人作了有效回答。历时一年之后，72页中、英双语的老年人权益问题研究报告最终新鲜出炉。
　　调查发现，老年人权益受侵害集中体现在财产问题、暴力问题和再婚三个方面。
　　其中，侵害财产权益发生率较高。同时，老年人权益受侵害所体现的暴力、再婚等问题，往往也以财产问题为核心。
　　例如，离婚后再婚的老年夫妻，如果夫妻双方生前未对共同财产进行处理，发生一方死亡时，死亡一方的继子女就驱赶继父母，驱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财产。继子女往往以私自转移、占有、侵吞、抢夺作为侵占财产的手段，或者对继父母施暴，迫使他们无能为力而放弃。
　　有的老人丧偶，孤独中想找一个老伴，遭到子女反对。他们往往在伴侣未找到时家中的财产便被孩子们控制起来。老年人再婚，孩子之所以反对，就是害怕家庭财产被继父(母)分割。
　　而在农村，农村老人最小的儿子成年后，老人名下的宅基地就变更为小儿子的名字。老人在哪里居住大多由儿子们协商决定，老人自身的主体性被忽略，也无法参与决策。
　　老年人权益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没有财产，其他权利无从谈起，这是一些农村老年人不被尊重、不被照顾、不被关爱的根源所在。
　　报告同时指出，目前对老年人的照顾和保护主要依赖家庭，44.4%被调查者主要由配偶照顾，由子女照顾的只占17.5%。
　　徐维华说，随着老龄化加快，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受到挑战，将来涉老纠纷将会在财产纠纷、精神赡养纠纷、老人和养老机构之间的矛盾上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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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关乎每个老人的切身利益。然而，在我国养老金的管理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在征收上，存在着多头征收，资源浪费的问题；在管理中，养老基金虽然在急速增加，但如何保值增值仍是未解的难题；作为养老金体制的重要补充———企业年金的普及也仅限于一些大型企业
　　法治周末记者 黄希韦
　　一问谁来收
　　10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将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四次审议，养老的相关问题也将有所涉及。有业内人士预测，在养老费到底由谁来征收这个问题上，虽历经数次修法周折，但依然会成为争议焦点。
　　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
　　养老费征收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话题。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现行养老费的征收主体有两个———税务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
　　不过，在我国确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保制度伊始，负责征收养老费的只有社保部门一家。
　　之后，随着国企改革的火热进行，企业破产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部分企业的社保费征收非常困难。自1995年开始，为强化征缴力度、完成征缴任务，陆续有一些省市请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
　　1999年1月，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在实际上合法化了实践中的这种模式，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自行决定征缴机关，税务、社保两家均有资格。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据业内统计，目前，税务、社保两家在征缴工作中各占半壁江山。有的省养老费由税务机关负责，有的省由社保机构负责，还有的省由税务机关和社保保险机构共同负责。
　　不过，这一局面一直备受诟病。
　　据了解，实践中，税务、社保部门可为征收主体，而管理、审核主体最终是社保部门。这种并存体制无疑造成部门间执法尺度不一、降低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征收成本，也造成了人员浪费，更不利于养老基金的监管。
　　“似乎中国是一个例外。至今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定征缴主体，而形成‘条条’与‘块块’组成‘双重割据’的复杂制度现状。”社保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向《法治周末》记者直言。一直以来，这位社保专家都在倡言，应尽快对1999年实施的社保费征缴暂行条例进行修订，取消省级选择权，这将有利于提高省级统筹水平，更有利于实行全国统筹。
　　究竟谁来当家
　　20多年来，改革养老费征收体制的呼声从未停止。
　　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春节过后，社保法草案终于开始征求意见。
　　不过，当手捧该草案时，一度对之寄予厚望的专业人士不免有些失望。
　　养老保险费到底谁来收？草案第五十七条第二款对该问题的回答竟是：“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和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在征缴体制这个关键问题上改革的模糊性，被专家批评为“在关键问题上试图绕开矛盾”，“这个问题是多年博弈的一个焦点，或许反映了部门利益协调之难”。
　　“由国务院规定？这样的规定等于没有规定，再一次回避了矛盾，又回到了1999年前暂行条例的那个‘原点’。”郑秉文说。
　　而高层对该问题也有所回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国务院法制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后，建议社保法草案关于征收体制的条款修改为：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这项改革确立了‘统一征收’体制，终结了长久以来，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双重征收局面，是一大进步。”淮安社保处主任冯申军评价说。
　　但究竟谁来担当这个统一征收人？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了“社保派”和“税务派”。
　　力挺社保部门的人士认为，税务部门征收对正规企业较为有效，但对个体户、灵活就业人员等散户和站点较多的情况，则社保部门更有优势。比如，社保部门下设个人档案的托管中心，个体户和灵活就业者可在此缴养老费。在中国现阶段，扩大参保人数覆盖率为当务之急，在企业参保人数几乎达到全覆盖的情况下，社保部门发挥作用的余地更大。
　　倡导税务机关独大的一方则认为，可借助地税征管优势确保养老费足额、及时发放。
　　争议至今仍在继续，社保部门和税务部门为此僵持不下。
　　4月1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撰文表示：“完善社会保障筹资形式与提高统筹级次相配合，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
　　“提出费改税以后，征缴体制的争论又被搁置下来，迂回地变成了一个税费改革问题。”对此，郑秉文颇感惊诧。
　　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费改税”问题让这个体制中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这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在目前统账结合制度下即使要改成社保税，也只能对社会统筹的部分改，对于个人的账户，产权属于个人，不可能将其平均化”。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如果社保法草案第四稿确实10月上会审议，该法年内有望出台。郑秉文建议高层借立法机会协调两个部门，拿出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问怎么管
　　数据显示，10年来，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扩大。2001年，我国社保基金累计结余为1639亿元，到2009年底，该数字就直逼2万亿元大关(1.96万亿元)。也就是说，9年间，社保基金规模增加了12倍，而年社保基金的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1%。占社保基金绝大部分的养老保险基金，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无疑也是可喜的。
　　然而，郑秉文却在近日提出“两万亿养命钱面临贬值风险”的论调。
　　倍增的资产不能保值增值，这无疑是一大问题。如果郑秉文的话果真盛世危言，那么，涉及百姓的养命钱究竟应该怎么管？怎么管才能不贬值？
　　养命钱跑不赢CPI
　　“这些大规模的资金其收益率仍然跑不赢CPI。”在接受《法治周末》采访时，郑秉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位社保专家认为：“一方面，养老基金实力的急剧增加改变了之前资金量短缺的局面；但另一方面，这些钱的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跑输了2.2%的CPI(年)，处于贬值状态。”
　　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不到2%的名义收益率既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国债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也低于国外任何一个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国家的收益率，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
　　“可以说，这是社保制度缺陷约束下的被动结果。”郑秉文直言。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地方割据现象严重，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市场投资策略进行投资，只能通过财政专户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方式将其卡住，“现在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允许存银行和买国债。”
　　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如今，养老金的投资管理层次多分布在两千多个县市级统筹单位(只有北京和上海等四五个省市真正实现了大收大支的省级统筹)，这样，全国的养老金在事实上就呈现出非常分散的状态。在缺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专业人士的情况下，这种属地化养老基金管理体制不可能具备实行市场化投资的基本条件。否则，一旦盲目放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十几年来存银行和买国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此外，目前养老基金投资体制还缺乏完整的配套设计和细节规定，这导致基层政府有实干精神却无具体章法可循，甚至违法行事。“现在的收益率很低，但其实已经是各地基层政府努力的结果，只是他们在操作层面上太随意，可谓呈各显其能的‘放羊’状态。”郑秉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个别基层政府为尽量获取较高收益率，在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不得不为银行协议存款而到处奔走，在国债难求的背景下四处拜佛，有时还冒公事私办之不韪。
　　养老基金必须投资
　　“现在不足2%的投资收益率，实在是太低了。考虑到基金贬值的紧迫性，投资制度必须改革，养老基金必须得投资。”郑秉文的立场鲜明，“如果不对现行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改革，即使再过10年，上述令人尴尬的窘况将依然存在。到2020年，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滚存将在10万亿元以上，这笔巨大的财富，应该想办法保值增值。”
　　他的设想是：从现在开始应迅速启动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程序，可先易后难，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临时阶段，在1至2年内为满足养老基金保值的需要，对基金全额发行特种定向国债，全部取消银行商业存款，以保证较高利息收入和防止寻租行为的发生。鉴于通胀预期大约为4%，特种定向社保国债利率可暂定为4%至5%左右。
　　第二步为过渡阶段，直指各地两千多个统筹单位的“碎片化”状态，改革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可试行记账式养老保险大账户模式，即将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这就相当于一个银行账户，方便国家将养老基金集中起来变为一个“资金池”，为集中投资管理创造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应组建一个专门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机构，通过该机构进行集中投资也就是实行一揽子投资，施行多元化投资策略，以期达到投资体制的市场化与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提高整体收益率。国家可以把最好的项目分配给这些养老基金，比如机场高速类似的项目。至于回报，国家可以承诺一个固定的、较高的利率。
　　第三步为深化改革阶段。既然养老制度在实质上正在改弦更张，那么就应进一步对这个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在制度层面上彻底解决收益率低的问题，养老金贬值的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每位老人面对夕阳红或许都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怎样，他们仍在消费。养老钱，国家究竟怎么管好这笔养老钱，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三问谁补充
　　企业年金，又称“第二养老金”，是我国养老保险体制中的年轻身影。“企业年金制既能大幅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又能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一举两得。”业内人士如此盛赞。
　　所谓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员工共同缴费构成，旨在为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的退休收入保障。而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3部分组成。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年金，可由企业按年、按季或按月缴纳。职工个人缴纳的费用，由企业代扣。职工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可以一次或分年逐月领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储存额。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强制性的，任何企业都必须参加，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但企业年金却是自愿的，有条件的企业才能建立，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更注重效率原则，在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战略中是具有激励机制的福利手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继晔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企业为职工缴纳年金，可在一定比例内享受税前扣除。
　　发展红红火火
　　比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显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来自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欣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政府机构管理和运营，保值增值的手段通常是银行储蓄和购买国债，而企业年金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如各种金融机构来运作，投资手段更加多样化。
　　“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主要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包括短期债券回购、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可转换债、投资性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等。”李欣说。
　　无疑，比起基本养老保险求稳的特点，成功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行将带来可观的利润，进而大幅提高退休职工收入水平，是企业吸引、留住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
　　“有了企业年金后，我们的养老金替代率能达到80%，比原来提升二三十个百分点。”中国工商银行某分行今年刚入职的员工王翰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今年24岁，现在的月平均工资为大概为3000元，若我在退休前有31年的工作时间，那么按每年5%的工资增长比例计算，我们企业给我缴费4%，我个人缴费1%，那么我退休后，就可以领取39.876万余元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安度晚年啦。
　　记者从中国年金指数专家协会获悉，2000年，我国企业年金规模仅191亿元。到2005年底达到680亿元。2008年，这一数字更是高达约2300亿元。
　　而根据多家基金公司近期出炉的企业年金规模数据，6家公司的年金规模达到百亿级，所占比重达到基金企业年金总规模的80%。截至2009年年底，博时公司已中标包括南方电网公司在内的23家央企年金管理项目，已签约及中标的企业年金客户总数逾240家，签约规模预计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海富通也挤进百亿级年金梯队，实际运作年金规模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这种红火的经营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年金的发展热度。
　　如今，不少银行、保险公司、咨询公司等开始提供企业年金专业服务，帮助企业通过年金计划解决一系列的员工福利问题，这既增强了员工对企业福利制度的认可，还将繁琐的管理事务交由外部机构运行，使企业充分地享受到国家给予的额外税收优惠，可谓双赢。
　　难避投资风险
　　然而，企业年金的发展并非没有约束。在企业年金逐渐走俏企业和职工的同时，国资委和相关法律的要求给企业年金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别样注脚。
　　国资委对央企推行企业年金有一个要求：企业效益较好、管理规范、职工有每月缴纳相应份额的承受力，然后由职代会通过，报国资委审批。
　　据各家基金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目前基金公司签约的年金客户主要集中在大型国有企业，多为传统行业，包括石化、银行、保险、电力、钢铁、煤炭和造船等央企和地方大国企，此外，一些效益较好的股份制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陆续为职工购买企业年金，但数字比例远低于国有企业。
　　在一家公司“退休计划和财务管理”部门任职的高级咨询顾问孙帆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这种体制下，目前，企业年金的好处仅惠及不到1个亿的职工。
　　另一个约束来自制度层面。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应当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管理。企业年金基金必须存入企业年金专户。
　　捍卫企业年金进行最大程度市场化投资的人士对此提出批评：加上税优政策和缴费渠道不够明确、不够透明、税优比例不够高等因素，中国的企业年金发展面临了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
　　然而，从自身实践出发，南方基金养老业务部执行总监张雪松却认为，在实际运作投资组合中，有些企业年金可能因市场下跌等风险而亏损，虽然企业年金是长期性资金，可以承受一定的短期风险，但“在企业年金起步时期，企业年金运作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要求非常高。的确要很谨慎地对风险进行事前控制，这样企业和职工才能有真正的投资回报”。
　　“在看到企业年金潜在的市场盛宴时，大家都开始力挺企业年金的投资，反而可能漠视投资中可能产生的隐性负债，这对中老年职工的权益是一种伤害。”孙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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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择三条路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程度日渐加深，对不少家庭而言，“养老”成为了“负担”的代名词。在此背景下，养老理财应运而生。如何及早准备，未雨绸缪，准备足额的养老金，老、中、青三代人各自有招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高欣
　　为养老而理财，对于老、中、青三代人而言，显然各有深意。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了一个标准的“421”家庭———四位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
　　已退休数年的老人们都觉得，反正养老金足够用，孩子们也都不用操心，不如把钱拿出来买个定投或者分红险，平日里可以学学理财，保值增值，关键时刻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只要没风险”。
　　中年夫妇则依然有些担心，虽然自己的养老保险和未来的养老金足够保障自己的生活，有房有车，但随着年龄的日渐增大，对于老年生活的保障，让他们觉得，是否应该再购买一些商业养老保险。
　　刚参加工作的女儿是一家之“宝”，但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她却成了家里对养老理财最热衷的人。“我已经开始在银行存‘退休金’了，每月200元，存30年就可以享受了”。可同时她却依然觉得，即使这样早早做了打算，未来依然是个谜。
　　随着中国逐渐迈向老龄化社会，“养老理财”已悄然兴起。但作为一个尚未完善的理财体系，人们选择的理财方式也是大不相同。
　　老年 厌恶风险
　　在人们对老年人的传统印象中，他们应该是沉默、保守的一个群体。在这样的前提下，老年人可能是离“理财”这个流行词汇多少有些距离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不少老年人，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老年人，都在积极地为养老而理财。一方面，他们手中有一定的积蓄，且越来越希望实现财富的增值；另一方面，他们有大把的闲暇去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