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对锦动态
一、欲侵锦中日双方初试锋芒
日本帝国主义在各方面做了准备，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即对锦州采取了令世人注目的军事行动。日派飞机3架，来锦州侦察、轰炸，炸死1人。10月8日，他们不顾“国联”的调停，竟由参谋石原莞尔下达了轰炸锦州的命令。锦州市郊被日军炸毁的楼房下午2时，由12架飞机组成的空军编队，到达锦州上空轰炸，目标是9月26日迁来的辽宁省政府行署和随后到达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驻地交通大学(今铁中址)、二十八师的兵营(东大营)和张作相公馆(西郊小岭子)以及火车站等地，共投了75颗炸弹。石原莞尔乘飞机亲临指挥，炸死居民22人，重伤20人，轻伤8人。10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又制定了《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容计划》，补充和调整了兵力。同时，日本陆军省指示，要起用华人头目控制的集团夺取锦州。10月19日，关东军派奉天讲武堂教官、预备役步军大尉仓岗繁太郎等14人，以重金收买了汉奸凌印清，网罗溃兵、民团、土匪成立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凌印清自任总司令，仓岗为顾问，设了18个师的架子，为进攻锦州的先头部队，日军在《盛京日报》宣扬“雌伏十年审机待时之凌印清决然誓师西征。……查其作战计划，似先剿抚白旗堡、大虎山等处之东北军，进而占据锦州城，驱逐张学良退入关内为第一段。”22日，凌印清到达台安县大坨子附近，与东北边防军隔河相望，29日挺进到盘山胡家。与此同时，日军于30日在辽中县城扶植张学成(张学良堂弟)收编东北军旧军官、辽西一带土匪3
000多人，编成6个支队，协同凌印清合攻锦州。29日，“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胡家与东北军十九旅发生激战，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前来增援，“东北民众自卫军”溃退，后联络当地两支农民抗日武装项青山、张海天以归顺“东北民众自卫军”为名，在司令部生擒凌印清及仓岗顾问，并处决于盘山沙岭子。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委任项青山、张海天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第二司令。11月初，日军又委任张学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收拢凌印清残部等，组成8个支队，共4
000多人，发给奉天兵工厂的军器枪弹，到处骚扰，声称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11月15日，辽宁省公安骑兵第二、三总队前去围剿，“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战即溃，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全被击毙。两股伪军被全歼，使日军先用伪军攻打锦州的计划彻底破产。
黄显声(1896年~1949年)1931年3月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组织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和义勇军，在锦州等地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949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建国后被追认为烈士，1960年其英灵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二、锦州“中立区”事件
日，南京国民政府向英、美、法三国大使磋商和缓锦州局势，提出如能保证日军不再进攻辽西，中国军队可撤到山海关。26日，南京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命向“国联”提出划锦州到山海关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美、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中国军队全部撤往关内。“国联”立即表示同意，拟先向锦州派遣观察员。是日，英、美、法三国驻华使馆各派外交人员自北平来锦州，与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进行密谈，了解情况。2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布划锦州为“中立区”办法。全国人民为保卫锦州和中国主权，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和示威游行。在此期间，北平、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抗日赴京请愿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示威，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将《中央日报》社捣毁，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死打伤学生30多人，百余人被逮捕。远居海外的华侨反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反动举措，以尹希凌(祖居锦州)为首的旅居法国的华侨，愤怒之下痛打了路过巴黎的国民政府代表施肇基。抗议和示威一直延续到12月上旬。上海抗日救国义勇军一行12人来到锦州，在青年会礼堂召开抗日救国宣誓讲演大会，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南京青年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敢死队到锦州，发表抗日救国演说。济南、张家口、太原等地学生也先后赶赴锦州。12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反对，致电“国联”，取消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计划。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所说的“锦州事件”。
三、锦州沦陷前的战斗
日军利用伪军攻打锦州的计划失败后，便直接出兵进攻锦州。对此，为防止日军西侵辽西和锦州，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决定，调驻通辽的骑兵第三旅、驻洮南的骑兵第二十旅，同驻义县的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小凌河一带布防，警戒日军西侵。12月18日关东军发出“辽西讨伐令”，东北边防军严阵以待要求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撤退北宁路线的中国军队。同日，日陆军省声明，决定进攻锦州。12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第二师团、二十师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第三十九旅团及第八旅团共4万人，以夺取锦州为目标，沿营沟、北宁、大通3条铁路线，同时向锦州及辽西的东北边防军发起总攻击。当日，东北民众义勇军第八路在大通线钱家庄附近与日军激战，义勇军虽伤亡过重，仍顽强阻击日军前进。东北边防军步兵第十二旅、骑兵第二旅在大凌河右岸修筑防御工事备战日军。各部义勇军约3万余人沿途阻击日军。12月25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为日军以两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的兵力进犯锦州，电请南京政府迅速增援。同时，北平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为国民政府既不宣战又不言和，置重大外交、国家存亡于不顾，“似此情形以秉国政，是政府自绝于东北民众，非东北民众绝于政府也”，通电全国各机关、军队、群众团体。针对中日双方在辽西一带的战斗情况，张学良于12月28日再次电请南京政府援助，结果还是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12月29日，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及”为由，令锦州及附近的军队撤往关内，只留警务处长黄显声等率公安骑兵维持锦州一带治安。命令一下，东北边防军大部队便开始撤退。原驻锦州绥中一带的东北边防军为十二旅及二十旅，十九旅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因日军来袭，故奋起防卫，终以寡援势绌于29日奉命向关内转移，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十二旅，首先转移，移驻昌黎开平一带，共分乘兵车8列，于30日午后3时第一列到滦。第二十旅移驻唐山田庄一带，分11列车，于31日晚，由锦依次开拔，至于掩护撤退之十九旅，于30日退出大凌河，向关内转移，移驻滦州以西各地。原驻沟帮子及前方之铁甲车队，均于31日晚及1日先后过滦州。教导队退唐山，炮十三团工兵独立第一营、通信大队，及警务处所辖骑兵第一、第二两大队，均移驻滦州。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于29日返抵锦州，即下令各军向关内撤退。将长官公署行署移设滦州北关师范学校。荣臻于31日晚9时，偕随员及卫兵50余人，乘专车一列入关。1日午后始抵滦。
东北边防军驻锦一带官兵原有4万多人，他们为军人和家乡所系，是甘愿与日军拼杀到底的，既然有撤退命令，一些零星部队在陆续撤退前还是作了最后一搏的。首先是黄显声，他被派为留守，就已经做好了抵抗准备。一是在大凌河西岸构筑了第一道防线；二是在小凌河西岸构筑了第二道防线；三是在南山及紫荆山一带构筑了防御工事。然而，由于日军力强而东北边防军力量不支，正规部队陆续撤出战场，以及锦州城内一些仕绅的怯战态度，这些举措没能完全实现。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对锦州决定于1932年元旦进行总攻。当营、沟线战争迫近沟帮子时，东北边防军于12月30日从大虎山退却。为阻止日军前进，将大虎山西方之铁桥破坏，日军铁道队当即出动修理。嘉村某旅团乃终止前进，师团司令部于30日午前9时，开至距沟帮子南十二三千米的地方。31日沟帮子东北边防军于拂晓前向大虎山作最后佯攻后，拆毁铁道两段，撤退锦州。
元旦辽宁省政府行署由锦州撤往滦县。下午5时，多门师团派飞机6架，用机枪扫射沟、锦间运输车辆。并以两旅团以上之兵力攻下历家窝铺，直扑沟帮子。时辽西义勇军会同六五八团的高政清、朱世清、荣炳炎各营及骑兵三旅第三十九团、四十团拼力抗拒，日军炮火尤猛，东北边防军死伤惨重。激战一昼夜，网户屯、历家窝铺等处，死亡约在2
000人以上。同时日海军陆战队，约一营兵力，在西海口登陆，向天桥厂进发，幸被东北边防驻军迎头击退。但该陆战队另有小股人员向小凌河岸增援，东北边防军炮团防区太广，有顾此失彼之虞。东北边防军荣臻参谋长，乃抽调古冶铁甲车沈瑞礼一中队，并以十二旅张廷枢部步兵两团增援。前方总指挥部移驻大凌河车站，时锦州指挥部由黄显声代拆代行，并由十二旅长张廷枢、三十旅长常经武、十九旅参谋长王佑之、三十旅参谋长张宁，会同负责，构筑城内外一切工事，做防守准备。当地商农两会长一日上午，请求东北边防军勿在城内死守，致全城毁于日军炮火。旋有由营口飞来日机17架，分两批去大凌河、锦州轰炸，并在锦州城内投弹20余枚，军民均有伤亡。因此锦州市民非常恐慌，各界代表再三申请，政府当局允电请中央。
2日拂晓，日机4架飞锦投弹，轰炸交通大学，所有人员均入防空洞躲避。10时又来8架，在城市上空飞绕一小时，散放传单，伪称本庄繁本日到锦，劝人民开城欢迎。2日，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大凌河。骑兵第三总队抵抗到黄昏，即撤向锦州城内。东北边防军守锦部队陆续向西撤退，锦州的失陷已成定局。日军集中炮火，由丰乐镇、双羊甸迂回到大凌河侧背。东北边防军第十九旅所指挥的海防练军营悉被消灭。六五四团，六五五团之机关枪连，伤亡过半，东北边防军的铁甲车中队原在大凌河桥西防守，因受嘉村旅团猛烈炮击，机车损坏，不能行动，遂为日军所有。东北边防军骑兵3旅第三十九团、四十团，及步兵二十旅六五六、六五八团，因被日军多门师团切割，无法与大凌河日军占领锦州部队及义勇军联系。张树森之步兵旅四十一团徐梁所部，为日军诱至八角台，与该处之义勇军二营悉数被击溃。东北边防军大凌河前线司令部人员，在炮火掩护下，向锦朝路之义县退去。锦州城内驻军，先亦全数调往大凌河许家屯，与日军激战，城内仅留义勇军、警察、保安队维持秩序。未及傍晚，东北边防军受到日军压迫，随即横越锦朝线西向暖池塘、虹螺山退至连山站。在大凌河激战之先，村岛、村井二旅团之先头部队，已由锦州东门入城，因事先日军用电话已与城内锦县县长谷金声联络，谷和仕绅商议，表示不再抵抗，故日军一部直抵城下，城外周围14里（7千米）内也未发生战事。城内保安队和义勇军于晚6时许，依商会请求退出北门。警务处全体人员于1月3日4时保护省府剩余人员从锦州退至连山。日军急追不放，乃将北宁路女儿河第六五四号桥梁炸毁，以防日军再进。于是在辽西，地扼要冲的锦州惨告失守。日军第二十师团第三十八混成旅团于3日10时首先侵占锦州。
锦州沦陷后，锦州人民开始了历时14年之久的殖民生活。锦州这座历史上的军略要地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下拱手让于日军，为以后日军大举侵略华北铺平了道路，助长了日本侵略者梦想吞并全中国的兇焰。
〔附〕张学良面对日军侵锦给国民政府的电文摘录
张氏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钧鉴，日军大举西进，已自马日开始实行。北路则进攻法库以窥彰武，经我保安队及援军竭力抵御，死伤甚多，不得已退出法库。南路则自营口攻取田庄台，我甲车与日甲车正激烈冲突中，日方遽增多数骑兵，向我甲车两侧猛攻，经我方竭力奋斗，并增兵应援，激战甚久，伤亡甚多，田庄台镇，卒被日方占领。当时我军犹屯集车站，力图恢复。中路沿北宁干线，虽尚未积极前进，然集中新民之军队，约在一个师团以上。另外驻屯沈阳各处，以备随吮应援的为数尤众。情势迫切，良已迭命前方各部队严加防范。斯时，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差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且自锦州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处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州一带，一有冲突，势必同时以海军胁迫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昨日又得报告，日方大兵轮三艘开进塘沽，如果确属事实，我东北军只有此数，顾此失彼，必不能免。且东北根据地既已全失，枪炮子弹极感缺乏，稍踊支撑，即难为继。至饷项一端，尤无办法，此间收入供平时开支，尚不敷用。战时需款浩繁，更何从筹措？目前又冰天雪地，冬服尚不完备，祁寒侵逼，视之令人痛心。凡此种种困难，谅邀鉴察。
学良身已许国，不避艰辛，然力所不及之处，亦何敢避忌不言，致误大局，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用发伙食饷需。亦知中枢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饷暖，不得不筹。并请速发枪炮弹药，以利战斗。此外仍乞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弹尽愚诚，亦必无济于事。时机紧迫，未可稍延，披肝沥胆，原非得已，临电不胜翅企待命之至，张学良叩。”
第三节辽西抗日义勇军与锦州的抗日活动
一、辽西抗日义勇军例举
九一八事变，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使东北人民家破人亡，流离颠沛，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军入侵，家乡沦陷，身处辽西的人民义愤填膺，不甘心受日本的奴役，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在黄显声的组织发动以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纷纷拿起武器，踊跃参加义勇军，使辽西大地的义勇军队伍如同燎原烈火，迅速蔓延开来，打响了东北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震动了神州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士绅，也有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以及警官和警察；还有相当数量的具有爱国思想的绿林武装，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所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到1932年4月，辽西义勇军便蔓延到辽宁全省，由原来黄显声统编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共22路发展到58路，另外，还有20余支独立支队。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加强领导，后命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由抗日救国会统一领导。
辽西地区最早兴起的抗日义勇军队伍有：
(一)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
1931年10月下旬，黑山县城召开士绅会议，商量筹划地方治安问题。会上，按照辽宁省政府令各县成立义勇军的密令，大家公推坚决主张抗日的王显廷组建义勇军，以白厂门为根据地。
王显廷，原名王永春，原籍义县大榆树堡人，民国初年迁往黑山县白厂门居住。吉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军黑山、新民、北镇、台安4县兵站处处长。九一八事变后，王显廷不甘心受异族统治，毅然挺身而出，发起成立抗日义勇军。此时，正值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高文彬、朱子樵、冯安国等人到辽西和蒙边各县、旗，联系爱国志士组建抗日义勇军问题。朱子樵在义县清河门会见了王显廷，共同研究了组建义勇军的办法和要求，以及枪支弹药的供应等问题，朱子樵决定此路义勇军的番号为“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路”，委任王显廷为司令，冯安国为副司令，杨景芳为总参谋长。
王显廷回到白厂门后，以自己家院为司令部，竖起“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大旗，首先拿出自己家中所有的枪支弹药、马匹和粮食，号召村民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参加义勇军。同时发出檄文，檄文说：
日本小鬼，豺狼贪馋。
陷我沈吉，占我城关。
今犯辽西，逼近黑山。
烧杀轰炸，毁我省县。
国既不保，家焉安全。
父母妻子，被倭奴唤。
资财货物，任倭奴搬。
长此为奴，如何心甘。
唯有奋起，荷戈揭竿。
众志成城，迎头痛歼。
一以当十，小鬼难犯。
守土保家，美名留存。
义勇所至，秋毫无犯。
不用民财，不餐民饭。
谁来参加，谁是好汉。
不分穷富，一律收编。
反击倭寇，奋勇当先。
助敌物资，严刑法办。
凡我中华，不分蒙汉。
应自觉醒，接受告劝。
有枪拿枪，有钱出钱。
共襄义举，逐退凶顽。
檄文一到，勿事盘桓。
速来参加，免错机缘。
檄文发出后，附近各村屯的爱国青年纷纷参加义勇军。其中有农民，有联村会的团练，也有绿林武装。不少人携带枪支马匹参加，也有带车辆的。康屯的开明乡绅周恩溥把自家的大院套献给义勇军做司令部。带着队伍前来参加的有四道沟的韩荣久，阜新的苑九占，三台的郭九江、郭九贺，门上西沟的肖云和，石头堡子的赵大中和卢士杰，后红石漕的聂荣廷和邱福成，石头堡子的张青山和张义山等。
这支义勇军很快发展到2
000余人，设3个支队：第一支队长韩荣久，副支队长苑九占；第二支队长郭九江，副支队长张海峰；第三支队长赵大中，副支队长聂荣廷；侦察排长肖云和。
第一路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司令部和各支队军旗，除幅面大小不一外，一律为长方形。红底黑字，旗的两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抗日救国，复土杀敌”字样。官兵均佩带“东北抗日义勇军”臂章，臂章的背面都书有番号、姓名和某路支队、分队的标记。
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有10条行军纪律：
要爱中华祖国和中华民族；
要誓死抗敌复土保国；
要抗日到底，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财产；
要服从司令和支队长的命令和指挥；
要爱护枪支，珍惜子弹；
要爱护战友和团结人民；
要勇敢朴素，不怕困难和牺牲；
要保守行军秘密和对敌人提高警惕；
要行动敏捷，必要时能独立作战；
要不用民间粮草，不动民间一针一线。
这样，黑山县西北山区一带地方，大部分都成了义勇军控制地区。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在秣马厉兵准备进犯辽西，形势日趋紧张，广大义勇军战士也摩拳擦掌，准备迎击来犯的日军。
(二)耿继周建立辽西第四路义勇军
耿继周，名礼，字继周，日生于新民县南八里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投身军界，1923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九一八事变时，任热河省汤玉磷部炮兵独立营营长。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不抵抗，使家乡沦陷，他听说后悲愤交加，毅然离开汤部，潜回故乡，四处奔走，联络爱国志士，建立抗日义勇军。最后在白旗堡开明士绅、爱国人士王润堂和大民屯陈拱南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一支约有七八千人的抗日队伍。耿继周很注意部队纪律，提出：“专抗日，不扰民”、“救国爱民”等口号。
耿继周部义勇军建立后不久，北平抗日救国会先后派出冯基平、杨寿天、李烈生（李兆麟）、张一吼、宋黎和习振羽、侯维民、纪亭榭等爱国青年来耿部工作。后来，这支义勇军被编为辽西第四路义勇军，由于对日斗争英勇善战，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主力。
(三)潘贯儒、苏振生组建第五路义勇军
潘贯儒，原名潘世贤，辽宁省新民县潘家岗人，原系东北军驻大虎山镇北大营第八师辎重连连长，素有爱国之心，因郭松龄反奉，所在部队遣散，他入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受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派遣，持救国会的委任状到黑山县大虎山附近的龙山，找旧友苏振生商议成立抗日义勇军事宜。苏振生是龙山的富户，生于北镇县城南小孤山子，自幼随父经商于山海关内外，在黑山县内很有威望。潘贯儒晓明大义，激起苏振生爱国救民之心，毅然拿出自己家中的枪、马，率领儿子苏国良与潘贯儒组建抗日义勇军第五路军，潘贯儒任司令，苏振生为副司令。于1931年10月中旬在龙山竖起了抗日义勇军大旗。消息传出后，前来参加义勇军的人，非常踊跃，许多人还携枪带马而来，一个月左右，便招募3
000多人。这支义勇军活跃在白旗堡到大虎山一带铁路沿线地区。
(四)于百恩、张海涛组建第十二路义勇军
于百恩，字汇川，黑山县小东人。九一八事变前任东北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张海涛，字静波，北镇县青堆子人。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陆军讲武堂少校队副。九一八事变后，讲武堂奉命向关内撤退，于百恩和张海涛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愿“作抗日之计，而不作逃亡之行”，他们联合了有志救亡图存的同学多人，毅然回到北镇县组织武装抗日。同年10月，他们来到北镇县，找一些开明士绅商讨抗日大计，许多人都认为正规军都撤走了，地方武装也不顶用。经过他们耐心教育，终于说服了这些士绅，同意帮助他们抗日，把手中掌握的地方团练拨归他们指挥。同时，他们又改编了民间武装有五六百人，并派出联络人员到黑山、盘山、锦县等地，联合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包括一些绿林武装。由于这些民间武装前来参加，这支义勇军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达3
000多人，被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任命为“辽西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一支队”，于百恩为司令，张海涛任副司令。
为了抗击日军，张海涛毁家纾难，变卖家产，四处招兵筹粮，积极备战。不久，被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于百恩仍任司令，张海涛任副司令，钱铨任参谋长。
(五)王炤泮组建第十三路义勇军
王炤泮，绥中县宽邦水口村人。1930年在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任讲武堂助教。九一八事变后，同东北军一起撤到北平，过了半个月，张学良接见他，让他出关组建义勇军进行抗日。当时王炤泮有畏难情绪，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张学良勃然大怒，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国难当头，你身受国家栽培，却贪生怕死，不肯为国效劳。当年孙总理闹革命经过多少困苦，毫不退缩，而你……”王炤泮无言以对，最后，表示服从命令，接受任务，带着张学良的书信，于1931年11月，率领4个人回到了绥中县，秘密会见了县长温继峤，然后，回到家乡宽邦水口村组织义勇军。
他回到家乡后，北平抗日救国会又派石盘来协助他，着手组建义勇军。首先物色一些有关系、有能力、有号召力的人，以及他的亲友同学等，分别任命他们为团长、营长，让他们分头招兵。这时，绥中、兴城、建昌各地都有群众揭竿而起，建立义勇军抗日救国，这种形势对王炤泮组建义勇军非常有利，很多人闻讯踊跃参军。同时又派团长张佐廷去北边说服动员绿林武装参加义勇军抗日。很快绿林武装的头领“大靴子”、“大同字”、“串地龙”等都率领自己的队伍前来参加。到本年末，队伍已经发展到700多人，后来增加到2
000余人，被北平抗日救国会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三路军，王炤泮任司令，石盘任副司令。这支义勇军以绥中北部山区为基地，经常在绥中、兴城一带活动，袭击日军的铁路运输及城镇。
(六)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五路军
贾秉彝（贾明伦），海城县验军村人，原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副官。九一八事变后，在北镇、黑山北部交界一带聚众起义，自称“讨倭救国义勇民军”。10月间，被北平抗日救国会委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五路军。这支义勇军有1
000余人，作战地区为北镇、黑山一带。1932年初，与日军在郭家店激战后，部队向阜新、彰武一带饶阳河上游转移。以后，贾秉彝又重整余部，在北宁路沟帮子至大虎山间，以及大通路沿线一带打游击。
(七)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
这支义勇军的司令是李芳廷。李芳廷，朝阳县人，原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副官处的副处长。副司令李昆山，喀左县南公营子白草沟人。这支义勇军队伍最初是在建昌、兴城、绥中一带招募组织起来的，共有1
500余人，被北平抗日救国会委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七路军。在绥中建昌一带活动。
(八)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
金子明，原名金英，阜新县人。他是老同盟会员，早年曾参加过奉天的辛亥革命活动，后来一直在沈阳行医。九一八事变当夜，他正在沈阳，目睹日军奸淫烧杀的暴行，义愤填膺，遂产生杀敌御侮的思想，于是与同仁孙广英、孙一武等一起回到原籍阜新索合营子，积极建立抗日武装。不久，与彰武县黄家窝堡乡绅黄忠兴所组织的抗日武装联合，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路军，金子明为司令，黄忠兴之侄黄九龄为副司令。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12
000人，活动在大通线附近，多次袭击日军，是辽西抗日义勇军三大主力之一。
(九)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军
赵大中，又名赵仑德，日生于北镇县大东沟村一个富裕农家。1919年在北镇公学堂毕业后，考入奉天东北陆军讲武堂，后来又到北平陆军大学学习，1926年毕业留任教官，此后，任东北军工兵团副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救亡图存，与好友卢士杰（东北军某独立营营长）愤然弃官，经与北平抗日救国会联系，率10余名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回到北镇家乡组建抗日义勇军，在大东沟设立司令部。他们一面发动组织群众参军，一面说服了韩永久率领的绿林武装，共同抗日。这时，日本侵略军正向东北全面进攻，激起了北镇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许多人主动买枪买马参加义勇军，没有钱的人拿着大刀、长矛，甚至拿着木棒前来参军，可见群众爱国热情之高。这样，队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这支义勇军队伍最初隶属于王显廷的第一路军，后来被北平抗日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军。
赵大中经常对本部官兵进行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教育。同时，还加强军纪教育，要求义勇军战士不许抢夺民财，不许欺压百姓，如有违纪者就要严惩。因此，义勇军的军纪良好，深受群众拥护和支持。
这支义勇军主要活动在北镇的北部、西北部，接近黑山、阜新、义县山区地带。
(十)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六路军
由督范，原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受张学良和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派遣，带着委任状，于1931年10月，由锦州来到大凌河东边的一家峪村（现属义县管辖），结识了爱国志士谢朝品（谢利庭），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研究组织义勇军抗日。经过宣传动员后，很多农民踊跃参加义勇军，有的人自己出枪出马，也有的拿着大刀长矛前来参军。此外由督范还收编了活跃在这一带的全则洲（常海）、李质龙（佛爷李）、李化民（仁义）、苑九占等部绿林武装，整个队伍发展到1
000多人，成立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六路军，由督范任军长，谢朝品为旅长，李质龙为团长，全则洲为营长，对苑九占和李化民也分别委任要职。此外，由督范还联合附近的蓝天林部义勇军，在东北军进关以后，便经常出没于锦、义两县境内的北宁铁路沿线附近，伺机打击日军。
(十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九路军
肖汉臣，锦西县新台门村人。九一八事变后，肖汉臣聚众高举义旗，组建义勇军，队伍发展到3
500余人，被北平抗日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九路军。这是一支比较活跃的抗日队伍，经常在兴城、锦西一带与日军交战，曾经与兄弟义勇军配合作战，攻打绥中、兴城等地，以及破坏北宁铁路。1932年秋，并入郑桂林领导的第四十八路军。
(十二)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三路军
孙雨田，原名孙洗尘，锦西县新台门村人。九一八事变前是该村的自卫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日军入侵，于1931年冬率民团起义，被北平抗日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三路军，孙雨田任司令。这支义勇军开始有100人左右，后来发展到1
000余人，司令部设在新台门东街。第三十三路军主要活动在锦西、兴城、绥中和长城一带，经常与锦西、兴城、绥中等地义勇军联合作战。
(十三)高鹏振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
高鹏振，号竞雄，字云翔，1898年生于黑山县英城子乡朝北营子村。九一八事变前，家境比较富有，开两家商号。早年毕业于新民县文会中学。后入奉天萃文书院（英人的私立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在奉天当过教员，后辞职回乡。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辽西一带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为了保境安民，高鹏振被当地富户和群众推戴为乡团首领。后来，因为走私烟土与奉系军阀发生矛盾，一怒之下，便投身绿林，上了“梁山”。他想出人头地，于是就效仿瓦岗寨和梁山泊的英雄，广交绿林头目，不分好歹贤愚，一律看待。由于他能文能武，广交朋友，待人宽厚，一时声名大振，辽西、热河一带土匪来附者日益增多，达到600多人，大家公推高鹏振为“总拦把”，起绰号为“老梯子”（寓意步步登高，青云直上之意）。他的队伍虽然是土匪，但是却劫富济贫，深得民心。后来因为“人质”问题，与新民县廖旅长部下一名团长杨德新发生一场鏖战，高鹏振失败负伤。从此，意志消沉，离开绿林，隐居沈阳养伤。
1931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派人找他秘谈，让高鹏振带五六个人，伪装铁路工人，将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扒毁20米，然后向北大营逃去，这样，可以给高金票（日本钞票）一万元，海洛因（毒品）20磅，被高鹏振拒绝。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高鹏振才明白这是日本侵略者想用他作为导火线，挑起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高鹏振目睹日本兵大肆逮捕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屠杀无辜居民，非常残酷。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加上辽西一带爱国人士揭竿而起，与日军展开激烈斗争，于是高鹏振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毅然回到黑山、新民、彰武一带寻找旧部，决心组建抗日武装。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很快组织起2
000余人的队伍，在康平、法库一带活动的红枪会，在王法师的率领下，也来参加。这支队伍名叫“镇北军”，组成3个团，大家公推高鹏振为司令。
高鹏振弃暗投明组织抗日队伍，远近闻名，北平抗日救国会派王立川来到高鹏振的队伍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帮助高鹏振整顿队伍。日，高鹏振召集各部人马，在新民县西北的沙里岗子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镇北军”改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高鹏振在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这次“镇北军”改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的目的，在于“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除了向民间收枪收马之外，应不抢不夺，现在国破家亡，吾人发财何用？大家听到后非常振奋，公推高鹏振为总司令，编为4个团，许多绿林队伍也来参加，队伍发展到3
高鹏振的队伍对西犯日军进行英勇抗击，因而得到锦州辽宁省临时政府、荣臻和黄显声的支持，特发给3
000元慰问金和一部分武器。同时，派出李宇明、李振东和李荣昌到救国军中工作。这是辽西绿林武装出现的第一支抗日义勇军，英勇善战，成为辽西义勇军的主力。
(十四)马子丹组建抗日义勇军
马子丹，名墀，字子丹，义县刘龙台人，是刘龙台的富户。九一八事变前，曾在热河省朝阳县大板当巡官，由于他不满官场中的黑暗，不久，便辞官还乡。九一八事变后，他非常悲愤，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救国，必须组织抗日武装，抗击日军的入侵。遂即同梁云阁、周成扬、敬海一、刘云城等人商议，在原来联庄会的基础上，组建抗日义勇军，有100多人参加，有长短枪70支左右，马子丹任司令。后来，热河省北票县燕子沟的李海峰和栅栏营子的郭子章，以及王占一、李佩芝、周云舫、高广等人，也都率领自己的义勇军队伍，前来投奔马子丹，合在一起有1
000多人。马子丹任司令，周云舫任参谋长。李海峰、郭子章、王占一、李佩芝、周云舫、高广等人所率的各部义勇军，都在附近分别驻防，互相形成“松散的联盟”。这支义勇军主要活动在义县西北部山区和热河省边界地区。
(十五)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
1932年2月，东北军第六旅中尉副官郑桂林自动回到绥中、兴城、建昌一带，组织民众抗日队伍。先后联络兴城二道沟李秉君、刘把屯张耀东、绥中上劳道沟刘品三、鲍庄子王怀武、湾东墙洪永贵、叶家坟胡景元、兴城梨树沟刘明和、李世和等人，组织义勇军，还争取了土匪首领邓文丰、史义贯自带枪马加入该部。仅一个月时间，这支队伍就发展到5
000多人，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为“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为司令，吴金铎、邓文丰为副司令，胡子春为参谋长。总指挥部设于绥中明水塘门，下辖3个梯队，每个梯队3个旅。1932年冬发展到1万多人，在绥中、兴城、建昌之间打游击。多次与日军战斗，取得胜利。
辽西抗日义勇军活动地域图
东至新民、白旗堡、沈阳、巨流河、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沙岭、沟帮子、大凌河车站。
北至康平、法库、彰武、阜新、北票、义县、北镇、朝阳、羊山、二十家子、刘龙台、沈家台。
西至锦西、冮家屯、新台门、浑九沟、下五家子、兴城、绥中、建昌。
南至松山、盘山、大洼、田庄台、牛庄。1933年初，日军先后占领山海关、承德，使第四十八路腹背受敌。同年4月，郑桂林率7
000多人退到河北抚宁。5月被何柱国改为警备师。7月该部北上张家口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长城抗战失败退到琉璃河，同年11月18日郑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余部瓦解。
九一八事变后，辽西地区抗日义勇军以锦州地域为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敢于同强敌作斗争，打响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枪。由于北宁、营沟、大通3条铁路沿线有几十支抗日义勇军武装，形成锦州外围的防御力量，有力地阻止日军对锦州的进攻，为下一步收复东北失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日本侵略者对义勇军的出现非常恐慌，对辽西义勇军恨之入骨，极力诋毁咒骂，诬蔑义勇军是“土匪”、“马贼”、“匪贼”、“兵贼”、“兵匪”、“张学良的别动队”等。他们还说义勇军的总指挥是张学良的四大天王之一、前奉天省公安局长黄显声，说义勇军的总司令黄显声，正在北宁线一带纠合匪贼军（指义勇军）要夺回奉天，“义勇军的武器弹药，由张学良供给”等等。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辽西义勇军的兴起是与张学良、黄显声的支持、策划和领导密不可分的。
夜袭八道壕黑山八道壕是日军在郑（家屯）大（虎山）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经常驻有一支守备队。
日夜，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王显廷指挥夜袭该地，亲率几百人向街内日军守备队部进攻，毙日军30多人。
张罗屯伏击战日，日军八道壕铁路守备队1个小队去秦家屯巡逻。拂晓进入第一路军苑九占、蒋学庭支队在张罗屯、冮家台预设的埋伏圈，经1个小时战斗击毙日军18人，缴步枪18支。
歼灭骑兵第二十七联队日，日骑兵第二十七联队由锦州尾追辽宁省政府人员，6日到达锦西县政府所在地冮家屯。原县长张国栋投降，当地绿林首领刘纯启（绰号亮三）与当地联庄会（西五会）首领刘国璋、白香亭、赵品三等共同商定联合作战歼灭这股日军。
1月9日9时，日军骑兵二十七联队留下1个步兵小队在冮家屯城看守联队部，其余大部人员出冮家屯向西“扫荡”。联队长带50名骑兵和1个步兵小队、机枪中队出冮家屯向西搜索。
10时30分，在上坡子遭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西五会人员的伏击。按计划，刘纯启同时带队突入冮家屯城内，并围点打援。日军回城援救，在西园子遭义勇军埋伏。
15时，冮家屯战斗结束，打死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以下40多人，打伤29人。义勇军8人阵亡。
1月9日4时，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松尾输送监视队（运输排）30名骑兵由冮家屯去锦州领给养，被钱搭屯附近群众几千人围住。13时结束战斗，30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轻机枪1挺、步枪27支，参战群众死伤13人。日军二十七联队被歼，日本帝国主义哀叹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悲惨事件”。
黑山五台子战斗日，日军在黑山新立屯一带强制收缴民间武器，五台子民团抗拒不交。次日（11日）拂晓，日军骑兵第十一联队一个中队闯进该屯，见人就杀。当地民团一面抗击日军，一面派人向在附近活动的高鹏振部东北国民救国军求救。救国军300多骑兵立即出动增援，击毙日军中队长不破直治大尉以下70多人，缴战马40匹。
大（虎山）通（辽）路上的战斗1932年1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与彰武黄忠信部义勇军联合作战，在大（虎山）通（辽）路上连续向日军出击。
1月9日，第二十路军一总队夜袭郭家屯火车站，击毙日军30多人，缴步枪11支、马5匹。
1月15日，第二十路军一总队袭击十家子日军守备队，毙日军32人，缴机枪2挺、步枪20多支、战马20匹。
18日，第二十路军在荒山子战斗歼灭日军30多人，缴步枪20支、军服20套。
击落日军飞机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连长华成富在高山子用步枪击落日军飞机一架，俘飞行员2人。1月27日第二十五路军在北镇大东沟击落日军飞机1架，摔死日军航空兵少佐、曹长各1人。
夜袭大凌河火车站1932年腊月十七日，义勇军一部夜袭大凌河火车站，打死打伤日军守备队长中村大尉以下7人。
夜袭绥中县城日，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主力，在司令郑桂林指挥下夜袭绥中城，拂晓撤出战斗。共毙伤日军70多人，俘虏17人。
夜袭兴城火车站日，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袭击兴城火车站，先炸毁了附近桥梁，击毙日军30多人。
截击日军军用列车日下午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一部埋伏在八家子火车站附近，截击日军军用列车，击毙押车官兵31人，缴枪32支。
何家营子伏击战日，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40多人埋伏在何家营子附近，破坏了公路，袭击日军北镇守备队，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11人，击毁汽车两辆。
歼灭伪警察讨伐队小炮队日，东北国民救国军司令高鹏振带500多人由阜新转到北镇活动，与北镇县伪警察讨伐队炮队遭遇，展开战斗。第十二路军闻讯赶来增援，占领了小白屯，毙伪警察讨伐队21人，缴步枪21支。义勇军大刀队砍死了伪警察局长单喜庭。
二、锦州的抗日活动
日军占领锦州后，交通大学和北大营遂成为日军的盘据之地，同时屯集大批军用物资。1932年初，出生于辽宁省锦县沈家台镇宋家屯、曾在旧东北军任过陆军中将参议的宋九龄(号梦轩)，先后3次去北平面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申请辞去天津盐务缉私局长职务，回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宋九龄和孙兆印于1932年5月，率31名亲随，携枪30支，由天津骑马奔冷口出关，潜回到原锦西县葡萄沟，及热河省朝阳县川心甸一带活动，并到朝阳松树卯屯和羊山二十家子招收义勇军，后又收编了药王庙民团、快手沟赵金华的联庄会和锦西缸窑岭王老文、王俊升及沈家台李世君部义勇军，合计6
000多人，枪6
000余支、机枪2挺、六○炮1门，组成了拥有一个直属团和10个营、1个骑兵连的东北国民救国义勇军第四梯队。宋九龄(1876年~1965年)辽宁省锦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在张学良支持下,由天津回辽西组织抗日武装,任东北国民救国军第四梯队司令官，在锦州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建国后历任辽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市人大代表等职。这支抗日队伍举旗后，宋九龄同朱霁青、孙兆印等在朝阳大马场开会，共商抗日大计。决定分别攻打盘踞在义县、锦县(锦州)的日军，并截击东来的日军。
1932年8月初，国民救国义勇军到奉山线金城火车站东段殷家洼，割断铁路边的电话线，炸掉铁路桥，迫使奉山线全线停车。日，所部武装攻入义县城。
1932年旧历10月26日，国民救国义勇军兵分3路，由沈家台出发，进军锦州城。宋九龄坐镇城北大胜堡(乱山子屯)指挥。第一路和第三路联合袭击锦州日军驻地——“北大营”；第二路攻打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交通大学”(现在的锦铁一中)；宋九龄率骑兵连和数十名步兵坐镇督战。
攻打“交通大学”，既能打击日军的军事力量，又能夺取大批军用物资，这次行动集中了精良士兵和优秀射手，以骑兵和驮马队为主，配备了迫击炮、六○炮作掩护，向日军发起了猛烈攻击。这次战斗，打死日军官兵29名、门卫2人，计31人。缴获各种枪支31支。后来日军从锦西调来一列车援兵，使进攻交通大学的义勇军腹背受敌，义勇军被迫从交通大学撤退。一名民团王营长受重伤，抬到城北鸽子洞后牺牲。
义勇军袭击北大营的行动，事先被日军发觉。所以在队伍接近北大营时，日军首先开枪，加之攻打北大营的另一支队伍没有按时到达，致使这次战斗失利，义勇军牺牲7人，失掉7条枪，后退出战斗。义勇军收复锦州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对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确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日后宋九龄派所部小股人员经常袭击锦州西关日军哨兵，使日军昼夜不安。还到锦州唐屯袭击日军，先后打死3个日本兵。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以威胁锦州人民夜晚不准关门，随时检查户口为报复。1933年8月，宋部在杨树沟击落日军飞机1架，落于锦西团山子。日军乃大举报复。这些暴行更引起群众的愤恨。宋九龄所部武装直至1934年热河被侵后才被迫解散。宋从西海口乘帆船潜往关内。
三、辽西抗日义勇军的组成与组
辽西及锦州地区兴起的义勇军队伍，从组建过程和领导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最先组织起来的是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将军在其由沈阳向锦州转移撤退期间，从辽西各地收拢民团、警察和收编胡匪等组建的义勇军，如于百恩部等，都是按黄的指示组织起来的，后来统一归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领导。第二，由救国会直接派人到辽西发起、组建的义勇军，如由督范的第二十六路军、杜成栋的第三十七路军、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军等。第三，辽吉黑后援会朱庆澜（朱子樵）支持组建起来的义勇军，如王显廷的第一路军、赵大中的第二十五路军等，以后与救国会联合。第四，东北国民抗日救国军总监部领导的义勇军，如马子丹、刘纯启、宋九龄等部。第五，由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一些农民领袖人物借机把当地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抗日队伍，独树一帜，自定队伍名称番号，自任司令，如刘福兴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张广成领导的“抗日联盟军”等。第六，组织农民秘密会社，发展抗日武装，如闾山十字口大刀会，北镇县盘蛇、五粮等地组织的“六合会”即母女大刀队等。第七，一向主张清静无为、反对争斗的寺院住持、道士在外敌当前，毅然抛弃教规，组织道徒、操练枪法，成立抗日武装，如闾山圣清宫监院道士田心斋领导的“闾山抗日义勇军”。第八，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拒绝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自动脱离东北军，整连整排分化出来，就地参加抗日斗争。其他还有外地大批爱国青年学生自愿到东北辽西前线参加抗日的。据不完全统计，外地学生组成的抗日义勇军团赴辽西地区抗击日军的就有10几个，如淞沪义勇军、上海青年团、济南铁血团等等，总数达2
000余人。此外，还有爱国人士何香凝先生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他们到达辽西前线直接参加抗日救护工作，使许多抗日将士得以及时治疗。
四、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
支持与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截然相反的立场，首先举起抗日旗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用革命的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一致行动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不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宣言》，进一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国民党的投降面目，再次号召人民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
9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在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决议还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应更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在全国特别是东北人民和义勇军抗日斗争形成高潮之际，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日，对全国的抗日斗争提出了具体要求，号召全国民众“必须毫不迟疑地举行罢工、罢课、罢操、罢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的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中共中央坚决抗日的鲜明立场，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英明决策，极大地鼓舞、调动了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打击日军的入侵，保卫家园。
处在抗日斗争前沿的中共满洲省委，不负东北人民的期望，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便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呼唤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随后又做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省委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首先在辽西兴起到1932年春抗日斗争出现高潮形势，以及后来转入低潮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都密切注视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及时把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并且通过各地中共党组织及时给义勇军以指导。
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满洲工作近况》的报告中指出：“辽西一带的农民群众在反日愤怒中自动武装起来，实现驱逐日本出占领地，并开始实行游击策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空前的打击，有的日本小部队完全被义勇军消灭。”4月，满委成员何成湘在《关于满洲政治经济状况向中央的报告》中，对辽西义勇军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也是斗争非常剧烈的地方，义勇军英勇斗争的结果曾经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打击，夺回了很多日军新占据的地方。”同时还批评了各地党组织对义勇军反日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积极进行工作的右倾社会主义和空喊反日游击战争，而不是具体布置的左倾空谈。此后，中共满洲省委曾再三批示各级党组织积极参加抗日义勇军的组织领导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参加这一战争”。要求在包括辽西等在内的东北一些重要地方，组织义勇军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随着民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奉天特委根据各地义勇军的发展状况和实际可能，不断给予具体指导，提出新的要求和行动口号。
中共满洲省委为进一步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和实际支援工作，省委一些主要领导人还不断到各地巡视，督促各地党组织对义勇军工作的具体指导。从1931年10月起，陆续派遣200多名党、团员到各地义勇军中工作，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选调一大批骨干到义勇军中从事活动，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参加义勇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群众进行募捐，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影响下，辽宁各地义勇军的发展迅猛异常，民众抗日武装斗争势如潮涌。
在辽西义勇军兴起时，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从驻关内的东北军中挑选一批党、团员到辽西组织义勇军。中共奉天特委也先后派出一些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义勇军去开展工作。在锦州，黄显声组织义勇军抗日，共产党员刘澜波给予了大力支持，还协助黄指挥公安骑兵总队和辽西义勇军部队，先后击溃了亲日分子凌印清和张学成所组织的逆军，将凌、张处死。
1931年冬，中共北平市委直接派共产党员冯乃革（冯基平）及李烈生（李兆麟）等一些进步知识青年（多数是中国大学学生）到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他们先到锦州、大虎山、新民一带的义勇军中工作，冯乃革到义勇军第四路军任秘书处长，王希凡任宣传处长，其他人也都安排了职务。1932年春，北平东北抗日救国会也先后派一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高鹏、纪亭榭等到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工作。
在热边的义勇军抗日斗争，同样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例如高体乾按上级党组织指示，在热边组建2
000多人的抗日队伍，搭起8个团的架子，被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十二支队”。
1932年夏，中共北镇特支根据中共奉天特委关于首先在辽西发动对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在特支成员陈克安老家北镇县周屯筹建抗日武装。当时，特支借奉天伪军旅长乔玉衡急于收编土匪、扩充“建国军”的机会，搞到一个团的建军番号。由此，特支全力开展建军工作，秘密组建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队伍。
1932年12月，中共奉天特委给中共北镇特支发出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特支任务：第一，领导义勇军抗日，“立即加紧和开展现有义勇军工作”；第二，开展建军及乡村大团工作；第三，坚决地武装农民，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第四，扩大党的组织；第五，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第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建军过程中，中共奉天特委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指示中共北镇特支，要其注意对农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让广大群众正确认识义勇军，不使建军工作失去群众基础。在北镇抗日义勇军运动出现低潮，工作遇到困难时，为防止特支领导人对建军工作失去信心和悲观失望，中共奉天特委专门给特支发一指示信（即《关于民族革命战争和士兵工作之布置给北镇特支信》）。信中指出“目前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是扩大的深入的，并不是由于部分义勇军的失败就是整个民族革命战争的消沉，更不是党的工作的塌台”。并强调指出：“特支此时可利用同群众一切横的关系打入工作，主要是抓住士兵群众的日常要求去发动他们的斗争，在斗争中建立我们的组织，经过这个组织的推动，发动更广泛的斗争，使它成为我们在兵营中的一切组织与领导核心，转变成为暴动指挥机关”。此外，特委在信中还对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领导农村斗争等问题作了详尽的部署。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特支终于组建起约800人枪的抗日武装一个团，共产党员陈克安担任团长。为把这支队伍拉到冀东参加抗日斗争，特支成员通过日伪关系搞到进关“护照”和军列，于1933年6月部队启程入关，兵车行到滦县车站，当地日军以编员不足为由取消番号强行缴械，队伍解散。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民众抗日斗争采取了积极支持、引导和具体实际工作，因此广泛团结和吸引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投入到反日斗争阵营中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其意义深远。
五、日军的反扑与屠杀
辽西各路义勇军的兴起和锦州抗日活动的开展，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和不安，他们为了巩固侵略的地盘和继续推行侵略政策，便不遗余力地对辽西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反扑，对无辜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发生骇人听闻的桩桩惨案。
日，日军因找不到义勇军，就对锦县大凌河镇的群众下了毒手，他们将5名无辜的群众诬为义勇军，先用刺刀刺杀，然后又加以枪杀。这还不解其恨，又派来两架飞机在火车站前狂轰滥炸，炸毁民房30多间。同年，在锦县又制造了“歪脖哨”惨案，烧毁民房200余间，杀死无辜群众9人。当年冬，日军来到锦县石山镇，又无端杀死无辜群众5人。在义县，日，当日军听说肖家屯有人家里藏有枪支时，就疑为义勇军，便和伪警察120余人从邻近的雹神庙、北树林子和西树林子3面包围了肖家屯，还未进屯就用枪炮打死多人。进屯后，抓住一户肖家父子及伙计，当场将18名伙计枪杀在院里，又放火烧了肖家大院，将肖家父子投入监狱，不久被活埋。这次进屯共屠杀无辜群众25人。日，日军派主力由锦州出发，另调义县、朝阳寺200多人，有飞机助战，从3方袭击了马子丹、李海峰部义勇军驻地刘龙台和三宝营子，马子丹得知消息立即组织队伍和群众转移。日军来到村边，向村里打枪打炮，进村后把年纪大而没来得及转移的4名群众用刺刀挑死，逐门逐户翻箱倒柜大搜查，把值钱的东西揣入腰包，又放火烧毁民房200多间。在宋九龄、李世君抗日义勇军夜袭锦州交通大学的第二天，日军出动两架飞机，对宋九龄的家（宋家屯）和李世君家乡（大雷家沟）进行扫射轰炸，围剿烧毁了宋家的全部房屋。又从锦州抽调100多名日军来到大雷家沟，因全村人早已转移，日军一看无人可杀，便把全村328间房子全部烧掉，未转移的2人被烧死，大火使一个山村变成一片废墟，500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日军在北镇、黑山两县屠杀无辜群众时，先用刺刀挑死然后把尸体焚烧。从1931年到1934年，日军共枪杀义勇军394人，残害义勇军家属千人以上（活埋、刀挑、火烧不下百余人），烧毁房屋580间，炸毁大车多辆、骡马90匹，掠夺财物不计其数。黑北的金家岗子被日军劫荡一空，全屯成为一片废墟，人们背井离乡。
日军在锦西县下五家子村的大屠杀更骇人听闻。日，锦西县伪警察局日本指导官平间率领讨伐队、汉奸等100多人向缸窑岭附近下五家子村进行骚扰，当地群众对骚扰的日伪军进行了伏击，生擒讨伐队5人，打伤17人，平间弃马而逃。9月，平间又3次带队对下五家子村进行骚扰，都被当地民众抗日武装击退。日军恼羞成怒，以下五家子村都是“匪民”为由，扣押了该村民众3人，威逼他们交出曾抗击过日伪军的民众，遭到拒绝。此时，下五家子村百姓都已暗暗搬出村子，夜晚宿在山间、谷场。日军小队长大搞欺骗宣传，亲自到下五家子村讲演，以给病人看病、给小孩糖果等手段将已搬出的人家骗回村。日黎明前，日军出动部队，包围下五家子村，把沉睡中的群众全部赶到西河套，架起了3挺机枪，当场杀死3人，又用机枪向群众扫射，人们成排倒下，尸体遍地，血流成河。日军为赶尽杀绝，又第二次向尸体扫射，发现有呻吟、蠕动的就补一刀、补一枪，最后又把尸体放在一起，倒上汽油，点火烧焚。在村外大屠杀同时，日军在村内把那些走不动的老人小孩，用刺刀赶到屋里捆绑起来，关死房门，放火烧房子，整个村庄一片火海。日军走后，大火烧了几天，全村84户近400口人，除10几人因当时不在村里幸免外，共烧死杀死村民378人，村庄成为一片焦土，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六、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战的意义
与失败的原因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辽河两岸首先出现的第一支抗日队伍，即名震东北绰号为老北风的张海天，从向日本侵略者打响了抗日救国的第一枪起，到1937年12月锦西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三路军司令孙雨田在山海关被捕就义止，辽西抗日义勇军前后抗日时间长达7年之久，活动范围东至新民、盘山，北至北票、阜新，西至凌源、建平，南至绥中、建昌，在几万平方千米的辽西大地上树立起了正义的旗帜，到最后，他们有的被捕就义，有的负伤自杀，有的在战场上牺牲，有的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没有表现出软弱或屈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它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其一，在日本侵略者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东北的情势下，辽西抗日义勇军不畏强暴，迅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个与日本侵略者作出殊死的抗争，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新中国的国旗。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辽宁、整个东北随即举起了抗日的旗帜，他们战斗在东北大地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深重地打击，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兴起，确实起到了群起抗日的示范作用；其二，辽西抗日义勇军的组成来自方方面面的阶层，其中不乏过去人称的“绿林”，这些方方面面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日，这种凝聚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明道义、识大体的传统美德；他们临危不惧、敢于投入水与火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铮铮硬骨与宁死不屈的精神。其三，辽西抗日义勇军最后失败告诉人们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等于没有领导核心，没有领导核心，干什么事情都会失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会有出路，有胜利，坚信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跟共产党一起干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辽西抗日义勇军最后失败了，究其原因，除上述讲到一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围剿和讨伐，二是缺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核心两个重要因素外，还有如下几个因素。一是力量对比悬殊，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军力强大，而辽西抗日义勇军属民间武装，军事素养与武器装备都远不如日军，弱者往往必败；二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破坏了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义勇军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后方基地，经常孤军作战，没有弹药和军饷来源，还不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致使义勇军内外交困，如著名义勇军首领郑桂林所率领的队伍，在热河抗战失败后，于1933年4月，被宋哲元部强行缴械，队伍溃散，郑桂林被国民党特务刺害于北平南琉璃河畔；三是义勇军在战略战术上出现错误，没有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盲目攻打辽西有日军重兵防守的锦州、兴城、义县、绥中、北镇、北票等一些大的城镇，往往导致“鸡
蛋砸石头”的效果；四是义勇军内部成分复杂，削弱了抗日力量。有些地主豪绅、土匪为形势所迫，迫不得已加入义勇军；有些人为个人权势名利，投机钻营加入义勇军等等，这些人一旦形势不妙，对已不利，就发生动摇，甚至投敌叛变。他们中有时为了个自私利还进行争斗、火并；还有一些人打胜仗兴高采烈，打败仗悲观失望，最后甚至解散队伍，回家隐蔽起来，没有坚持到底。如辽西义勇军中著名的领导人物宋九龄、朱霁青、由督范、马子丹、高鹏振等，在战斗失败之后，都先后离开队伍或远去关内，或在家乡隐蔽。领导人出走，使义勇军形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从内部削弱了义勇军的力量；五是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地方的法西斯统治。从1933年4月起，日本侵略者对全东北各基层的伪政权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在所管区域内，专管调查户口，防止义勇军的进入和收缴武器，并实行“十家连座法”对群众进行威吓，对义勇军进行封锁和残酷杀害。上述几种因素的发生，最后导致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失败。但义勇军虽败犹荣，浩气长存，其英名永驻中华民族的史册。
1.《辽西抗日义勇军之歌》锦州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内部版）；
2.《辽西抗日义勇军》穆景元、白俊山编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中共锦州地方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节日伪时期的统治机构
一、伪锦州省公署
日伪统治时期，初始改辽宁省为奉天省，锦县隶奉天省。于1934年(伪康德元年)10月1日，伪满公布新的《省官制》，成立锦州省，省设有公署，公署设在锦县(锦州)。地址初为老城内西二道胡同152号的王再邦大楼，1939年(伪康德六年)伪省公署大楼建成后，移至铁道北今空军第三飞行学院处(文治里13号，伪锦州省公署大楼即称伪省公署)。12月1日，发表新的省长人选，锦州省第一任省长为徐绍卿。省次长为1937年12月由日本人任总务厅长的武内哲夫改任。实际上，担任次长的日本人才是真正有权的一省长官。1940年(伪康德七年)，省长为姜恩之。1942年(伪康德九年)1月15日又更换省长，锦州省省长为王瑞华，他一直担任到日本投降。伪省公署行政机构有：总务厅后改称官房、民政厅、警务厅、教育厅、实业厅。
伪锦州省1934年(伪康德元年)东北划分10省时辖11县3旗。即：锦县、锦西县、兴城县、绥中县、义县、北镇县、盘山县、阜新县、台安县、黑山县、彰武县；吐默特右旗、吐默特中旗、吐默特左旗。1941年(伪康德八年)7月增设四平省，东北为19省时，伪锦州省辖2市11县3旗。即：锦州市、阜新市；锦县、锦西县、兴城县、绥中县、义县、北镇县、盘山县、台安县、黑山县、阜新县、彰武县；吐默特右旗、吐默特中旗、吐默特左旗。1943年(伪康德十年)10月设置东满总省(包括牡丹江、东安、间岛3省)和兴安部省(包括兴安东、西、南、北4省)东北为14省时，伪锦州省辖2市11县3旗。即：锦州市、阜新市；锦县、锦西县、兴城县、绥中县、义县、北镇县、盘山县、台安县、黑山县、阜新县、彰武县；吐默特右旗、吐默特中旗、吐默特左旗。
二、伪锦县公署
锦县(州)沦陷后，锦县始设地方维持会，由仕绅公推原县长谷金声担任委员长，谷金声不就，仍以县长名义出布告，参事官为日本人青山。其间，各县成立了两个临时机构，一是自治指导委员会，直接接受日本省指导部管辖；二是自治执行委员会，为傀儡组织。但这只是一个暂短的过渡阶段，日，上述两个临时机构撤销，锦县设立县公署。地址仍在民初时锦州老城东街路北。锦县公署有县长(1940年时为王奉璋）、副县长（牧野正午），下设1科4局13股，计：总务科（辖庶务、文书、会计3股）；内务局（辖行政、实业2股)；警务局（辖警务、特务、保安、司法4股）；财务局（辖征收、理财2股）；教育局（辖学务、礼教2股）。除特务股外，都是在1933年（伪大同二年)12月1日遵照部颁各县临时改组办法设置的。1936年（伪康德三年）奉令增设特务股。全公署约有公职人员133人，县内副县长、警务指导官、经理指导官、产业指导官都是日本人，掌握政治、经济和警察大权。日本官吏一元化统治日趋加强。
锦县原分8个区。1933年（伪大同二年）2月1日起，以附郭四效村为第9区，因只有一个村，未设区公所，由第9区警察署兼管；至1934年（伪康德元年）9月，将城关区域划为4街，亦归第9区，遂设区公所。1935年（伪康德二年）前，全县为138主村，以居民300户以上者为独立村，不足300户者，合附近小村为1村。按户划村，不讲地亩，但因村会是按地亩摊钱，村地多的，每亩只摊二三角，地少的却摊至八九角，最高的达2元多。1935年（伪康德二年）3月后，重划区村，按村内居民种地满2万亩（约13.33平方千米）以上者，为一村区域标准，全县共并为80村，目的是平均负担。但因人口仍不平均，负担仍有轻重。1936年（伪康德三年）1月裁撤区公所，另行划定全县为1街68村。县设村制指导员，分区轮流指导。街村吏员，由选举制改为训练后任用制。
半年后，伪满推行保甲制。1936年（伪康德三年）7月，依一街村一保制度，除四郊村划为锦州警察厅管辖外，改编全县为64保，440甲、6016牌。保长由村长兼任，副保长由助理员担任，甲长、副甲长由村董或学董兼任，只有牌长由各家长互选，均为义务职。保甲全年经费，由民地摊派，平均每10亩（0.67万平方米）地2角5分。保甲法由保甲制组织、连坐法的应用和自卫团的组织3个部分组成，是极端反动残暴的制度。
三、伪锦州市公署
在日伪时期，锦州设市的计划始于1935年(伪康德二年)，至1937年(伪康德四年)在伪锦县公署内附设市政筹备处，同年12月1日宣布成立锦州市。首任伪代市长为张国栋，伪代副市长为山田弘之。1940年(伪康德七年)市长为袁怡篪，副市长为山田弘之。公署机关设有庶务科、行政科、财务科、保健卫生科、工务科共5科。科以下设股，共24股，科、股内负责人全为日本人。1940年(伪康德七年)3月废止地籍整理局改设地政科，为市属一科。公署内部机构有：
市长：主管附属机构，有卫生队、消防队、民众教育馆、同善堂、屠宰场、康生院(忌烟所)、管烟所、火葬场和锦华国民优级学校、向阳国民优级学校、中央国民优级学校、东明国民学校、镇安国民学校、凌西国民学校、紫荆国民学校、古塔国民学校、青柳国民学校。
副市长：主管庶务科，下辖庶务股、人事股、文书股、出纳股、用度股。
行政科下辖行政股、教育股、社会股、实业股。
保健卫生科下辖保健股、卫生股、体育股。
财务科下辖财务股、税务股、土地股。
工务科下辖事务股、都邑计划股、土木股、用地股、道路股、下水股、公园股、营缮股、水道股。
地政科辖审查股、管理股、事业股、地政股。
应指出的是，工务科是当时最为庞大的科。原因是日本人正在锦州老城东北方向修建一座以日本人为主的新城市，以容纳日益增多的日本移民。那时新修筑了中央大街，以及大街上的官衙、银行、饭店；在东面修建了锦州铁道局；在铁道北修建了伪省公署；又重建了锦县驿(锦州火车站)等等，其他民房、军舍、道路等工程量都不小，这个庞大的工务科是为日本人移民扩建锦州服务的，并不是为集中住在城里的中国人服务的。
伪锦州市公署驻地刚成立时设在东关石柱子小学(后并入东明国民学校，今为市实验小学)院内(址于中富街，今华联家具城处)，后于1943年新的锦州市公署大楼建成后，搬入新址，即今解放路4段6号65631部队院内。
伪锦州市公署为了加强城市的统一性、集中性与计划性，又增设了“企划室”，为日本人掌握，一切计划设施均出于该室，为行政首脑中枢。
为了进一步控制工商业，实行经济统制，1941年(伪康德八年)6月设经济科，分商工股、统制股，商工股管理商工业，统制股管理经济统制和物资配给。
1943年(伪康德十年)增设动员科，分国民兵籍股，管理抽丁，以编组伪满国兵；劳动股管理强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
在锦州市，市的财政预算，条例的制定、废止和修改，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决定都要由咨议会决定。咨议会由7名会员组成，日本人3名，伪满官吏4名。市长由中国人担任，名义上是掌握行政权力的，统辖并代表全市，但实际上由日本人担任副市长，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下有科长、事务长、技佐、技士及属官吏、僱员等。据1940年统计，公署及附属机关共927名职员，其中日本人有147名。
日伪时期的行政区划是：
1932年1月（日伪大同元年）锦县政府改为伪锦县公署，全县仍为八个区。2月1日起新划区村，以附郭四郊为第九区，是为九个自治区，下辖80个村。四郊事简，虽有第九区，并未成立区公所，事务归第九区警察署代办。1934年1月（日伪康德元年）成立伪锦州省（治所在今铁北空军第三飞行学院东楼），锦县属锦州省。同年9月，将城关区划为四街（东关街、西关街、北关街、城内兼南关街）亦归第九区，始设第九区公所。
1932年（日伪大同元年）锦县行政区划示意图
1936年1月（日伪康德三年）又将区公所一律裁撤，另划锦县全县为1街68村，城街公所在城内东街，南郊村公所在刘家屯，西郊村公所在小岭子，北郊村公所在马家洼子，东郊村公所在五里营子。
1937年（日伪康德四年）12月1日新市制实施，将原属锦县的1街4郊村（经第九区辖地）划出，成立锦州市，设伪锦州市公署（治所先在今国和小学处，后移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锦州警备区址）。锦州开始成为市一级的行政区划。其余64个村划归锦县。市行政区域是：东至百官屯，西至小岭子，北至范屯，南至吕翁山，为114.8平方千米。1938年（日伪康德五年）4月1日，将1街4郊村划为十二个区，区下分街，郊区为屯；各区成立事务所，各区管辖范围是：
锦华区：浪速、白云等十二个街；
正阳区：吉野、富士等十一个街；
向阳区：昭和、大正等十五个街；
协和区：安和、国和等九个街；
城内区：东一、西旧等十五个街；
东关区：饶阳、鸭绿等十个街；
北关区：良安、保安等十个街；
西关区：太平、董正等八个街；
南山区：刘屯、东王等十个屯；
紫明区：五里营子、沙坨子等十个屯；
大岭区：马家洼子、金屯等十三个屯；
小岭区：小岭子、孟家屯等十一个屯。
1937年（日伪康德四年）锦州市行政区划示意图
1940年(伪康德七年)7月，日伪当局将锦州市划分为12个行政区，设区事务所，区有区长，街有街长，屯有屯长，牌有牌长。12个行政区是：
锦华区：大和、浪速、银座、三笠、三保、白云、朝日、丰乐、福德、阜康等10个街。
正阳区：中央大街、吉野、春日、富士、立山、赤城、务岛、妙义、榛名等9个街；
向阳区：康德、大同、昭和、大正、天保、文政、文化、嘉永、弘化、明治、安政、万延、文久、元治、庆应等15个街。
协和区：中央街、国和、富和、民和、安和、积和、善和、成和、庆和9个街。即国富民安，积善成庆。
城内区：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南一、南二、南三，北一、北二、北三，旧街、新街、南门街等15个街。
东关区：饶阳、长江、女儿、大凌、小凌、太子、牡丹、鸭绿、龙江、松花等10个街。
北关区：永安、静安、平安、新安、保安、天安、惠安、定安、乐安、长安、西安、良安等12个街，即：永静平新保，天惠定乐长，西良；
西关区：石厂、太和、平和、和乐、兴隆、董正、吉祥、洪升等8个街；
大岭区：有明、八洲、蓬莱、扶桑、高砂、千岁、日向、碧翠、五十铃、妙高、青叶、金刚等12个街；马家洼子、营盘、亮甲山、王屯、五姓屯、西王屯、河夹信子、白老户屯、达子营、高屯、何屯、三屯、二郎洞、刘家店等14个屯；
小岭区：小岭子、孟屯、唐庄子、新民屯、大洼屯、八家子、杨兴屯、温屯、郭家窝铺、山河营子、北三道豪、机房、刘家窝铺、二十里铺等14个屯；
南山区：刘屯、德胜庙子、东王屯、西王屯、大岭、水手营子、穆家窝铺、桃园、关屯等9个屯；
紫明区：白梨、白杨、桃林、万松、榆树、樱花、菊花、杏花、兰花、花园、红梅等11个街；沙坨子、五里营子、百股、金家屯、牛屯、杨屯、邵屯、郑屯、姚屯、大八家子等10个屯。
总计112个街，87个村屯。
1939年，锦县64个村合并为25个村。1940年锦县女儿河村管界杨兴屯、唐庄子、温屯、郭家窝铺、山河营及女儿河之一部划入小岭区；大胜村管界达子营、二郎洞、高家屯，大兴村管界何屯、三屯划入大岭区。
1945年（日伪康德十二年）6月15日锦州市又将12个区改划为21个区，其名称和变化是：
城内东区：原城内区东部；城内西区：原城内区西部；镇安区：原北关区一部；北关区：划出一部；锦华区：划出一部；中兴区：原锦华区一部；东关区：划出一部；正阳区：划出一部；协和区：划出一部；新兴区：原东关区一部；福和区：原正阳、协和、紫明各区一部；紫明区：划出一部；神明区：原向阳区东部；向阳区：划出一部；敷岛区：原大岭区西部；西关区：未变；小岭区：划出一部；大岭区：划出一部；百股区：原紫明区东部；南山区：未变；女儿河区：原小岭区一部。
1945年（日伪康德十二年）锦州市行政区划示意图
此外，统治机器还有警察局，下辖22个派出所，警察总数200人左右；司法机构，含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以及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设厚生辅导院，院长是日本人，为警察局的直属机关之一。主要任务是每天早晨到破烂市或其他地方抓无身份证明的贫苦市民，以及小贩商人或外乡逃到锦州来的游民等送到辅导院，然后再卖到阜新煤矿做危险工作。
四、锦州“满洲帝国协和会”
锦州“满洲帝国协和会”是日本侵略者愚弄、压迫人民的工具和手段。
“满铁”(即所谓“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仅是日本侵略者以铁路运输的形式进行经济侵略的工具，而且也是其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的畸形儿。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满铁”的社员中已组成反动的“满铁青年联盟”、“大雄蜂会”。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原“满铁青年联盟”成员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筹建了“协和党”，发表了《满洲协和党法》，其目的是为“振作建国精神，使施政达畅”。后因关东军不愿听“党”，遂由参谋长片仓衷改为“会”，其宗旨是“思想的教化的国民组织”，于是由关东军领导的协和会，也有中国人参加了，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和田劲、小山贞知，伪满洲国的溥仪、郑孝胥、张燕铭等。中央事务局长为谢介石，次长为中野琥逸。1934年改组后，又有张景惠、植田谦吉充任，形成伪满政府与“协和会”一体化。1936年各地方组织成立协和分会。
(二)“协和会”的性质
“协和会”的名称，可能是日本侵略者中的中国通，根据中国《尚书》中“跻彼公堂，称被兕觥，伏愿我皇，协和万邦”之意而名。意思是“建立了伪满洲国，登上了从政的殿堂，掌起了行政的大权，希望我们的天皇、皇帝陛下，叫万国来朝，加强日满亲善”。据《现代史资料》记载：协和会“不是政府的附属机关，也不是与政府相对立的机关，而是政府的精神母体”，即“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曾说：“政府是在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上构成的机关，其官吏必须是协和会精神的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孤谷希一说：“将满洲国比作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相结合而成一件夹衣”，日本侵略者的万邦协和即妄想实现其侵略全世界的“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以期灭亡中国之美梦。
(三)协和会之反动
锦县（州）协和会1934年3月设立办事处，在区村设立分会4处。锦县协和会始由长春（新京）派来一名主事控制一切。聘请庞鹤舫为协和会长，白毅臣为副会长，地址设在天后宫。
1934年12月，伪锦州省协和会本部长由徐绍卿担任，事务长是桑原寿二。下设指导班、庶务班、青少年班、义勇奉公队班，班长都是日本人。1937年12月，锦县分立市制后，辖分会9处，设于城内区、东关区、北关区、西关区、大岭区、小岭区、南山区、紫明区和协和区，分别设立9个事务所。除城内区协和会会长由庞鹤舫兼任外，其他各区区分会均由该区区长兼任。主要组织有：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满洲国防妇人会、日军慰问使节团、勤劳奉公队等。其宗旨，为“建国精神之显扬，民族协和之实现，宣德达情之彻底，国民动员之完成……”纯为一压迫奴役中国人的组织。
义勇奉公队：1941年建立，总队长为日本人大中村彦，为日本现役军人，关东军团长大佐衔，年龄30余岁，专职此项工作。其任务为警察厅的第二别动队。如管理灯火管制，紧急救护，交通管理，防止火灾，预防毒气，维持治安，警戒放哨，盘查一切等。队员由锦州大商号大地主家出人，发给军服。年龄为20岁~40岁男子。由日本人训练或由喊日本人口令的中国兵痞训练，如“立正”，他喊“饺子给”，“手放下”喊“鸥立”，“开步走”喊“吃麻吗”等，训练地点多在锦州广济寺院内。由于义勇奉公队手毒心狠，锦州人非常痛恨它，管它叫“棒子队”，是日本人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
协和青少年团：团长是日本人中村新一。此人是一个“中国通”。他抓训练十分狠毒，向青少年灌输亡国奴思想，提倡所谓“宣德达情之彻底”，讲“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不可分离”、“王道乐土”、“同文同种”，妄图达到其“建国精神之实现”。此组织纯粹是愚弄中国人民的组织，以便使青少年为其军国主义服务。
日军慰问使节团：为慰问前方日本侵略军的组织，会员均为日本妇女参加，其显著的标志，就是在肩膀上胸前方斜背一个2寸多宽5尺来长的一条白布带，上面写上此7个字，为所谓援助前方，还要向各家住户募集款项，然后买来糖果什物、牙膏手巾、文具等各种东西，缝成一个小白包，叫“慰问袋”，寄给前线军人。
勤劳奉公队：此组织的队员为中国人队员，主要接受训练，搞“飞机献纳运动”、“金属献纳运动”、“国民储蓄运动”、“粮谷出荷”、“捕灭黑市运动”、“抓经济犯”、“民力涵养运动”等等。此组织队员多为“国兵漏子”，即未检查上“国兵”的人。
当时锦州满洲帝国协和会会员穿的“协和服”，上衣正面带兜，上面有布杠。背后正中间上下掐一个褶，两边实起，象征“日满一体”。胸前还悬挂一条绳子，称为“绶带”，其穗用5种颜色，象征“五族协和”。
第五节军事设施与军备
一、军事设施
日伪时期，锦州的军事设施主要有小岭子飞机场，建于1934年(伪康德元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时尚存有飞机百余架，人员900余人。北大营飞机场后改民用。
铁路在军事运输上特别重要，锦州是连结热河、古北口、山海关以及关内广大地区的枢纽，许多战争物资的运输都要通过这里，故而1936年(伪康德三年)9月在锦州设立了铁道局，主要是为了便于指挥军事运输，军事运输司令部设置于此。锦州铁道局大楼日本驻军因重点是防御八路军，所以在锦州只驻有“锦州防卫队”，由一大佐率领。
在锦州铁道北设有大型军用仓库，占地200余亩（约0.13平方千米），掘有大型地洞，对外称“七七”和“八七三”部队，具体情况是：
“七七”部队位于北郊单屯铁道局机务段道北六百户，此地旧称北山。为日军机械化部队储油之所，备有各型号品种军用油，如飞机用的高级蓖麻籽油、汽油、润滑油等。
“八七三”部队在“七七”部队之西，位于今北郊种畜场附近杨屯、马家洼子一带，其处所占面积极大，是东西走向的丘陵地带。此库为一综合性军需仓库。它负担辽西走廊所有日军部队之储备，仅被服就有数十种。如呢大衣、皮大衣、外衣、毛衣、皮帽、手套、帽子等；食品有米、面、粮、油、罐头、饼干，啤酒、清酒、白酒，北极、华道、商神香烟；药品有丸、散、膏、丹、口服、注射液等，连“606”、“914”也有。日常用品如蜡、大布，甚至连锹镐都储备，并有武器弹药。由日军三连防守。
第六节社会团体
一、童子团
锦县童子团，建于1932年（伪大同元年）7月6日。原属奉天省统辖，伪康德元年12月成立伪锦州省，锦县童子团又隶属锦州省。团长李赞廷。主事1人，指导员7人，健儿数367人。
二、妇女会
东北沦陷后，日伪极力振兴妇女教育，因而妇女修养及在社会上活动观念有所变化。锦县妇女会创于日，名称为辽西妇女会。代表王玉珊，职员11人，会员300人，地点在东门里成德女子初级中学内。
三、青年团
锦州青年团，1934年（伪康德元年）由锦县各机关、各学校人员发起、组织，定名为锦州青年团，团员100余人。
第七节工业企业的兴建与城市建设
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发展殖民地经济，以适应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他们视锦州为一块宝地：第一，交通便利，地处关内外交通枢纽，又有葫芦岛外港可资海上航运；第二，周边自然资源丰富，与阜新、北票、八道壕煤矿区相接，能源充足，所在辽西地区及毗邻内蒙广大农牧区盛产粮食、棉花、烟草、羊皮、兽皮、水产、水果等工业原料；第三，具有发展工业必备的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水利资源；第四，具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锦州具有上述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日本垄断资本才把锦州作为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之一而加以大力开发。他们在穷兵黩武的同时，抓紧进行殖民地经济建设，力图以战养战，实现其进一步扩张侵略、称霸世界的野心。日伪时期（1932年～1945年)，锦州地域现代殖民地经济突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后来成为锦州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部分基础。
一、工业企业的兴建
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据此，他们在锦州建起了一系列适应侵略战争需要，为日本在华利益服务的工业企业。
(一)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场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本土、台湾和桦太（库叶岛）等地所产石油满足不了军事需要，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为解决石油紧缺问题，日，日本天皇颁布了第27号敕令，正式成立“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决定利用阜新煤矿埋藏量达40到50亿吨的非黏性烟煤为原料，引进德国人造石油技术——费雪合成石油法，在锦州市西北郊大岭区高砂街（锦州石化公司址）建立人造石油工厂。当时名为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锦州工场。满洲合成燃料株式会社由伪满洲国政府、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满洲企业合资组建，实行理事会领导。理事长为日本三井财团系统的尾形次郎，常务理事为多久芳一、田中吉政，理事为栗野被复、堤汀、佐藤健三。该工场投资1亿日元，占地250万平方米。工人1
040名，职员115名，临时工数百名。为加强控制，特从日本三池合成厂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生产和建设等各个部门均由日本人管理。日开始建厂。所需设备，除合成炉等少数设备外，主要机械、仪器和建筑材料全取于德国，价值达800万马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运输断绝，设备只运到80％。由于工程难度大，器材供应困难，中间几次停工。到1943年9月，南部一期工程（年产3万吨合成石油）仅有半数原料煤气发生炉建成，计有南迪地尔炉48座，燃料煤气发生炉10座。因日本帝国主义急需燃料油，在其辅助工程尚未建成的情况下，于同年10月，由日本国内运来少量钴催化剂，匆匆开始烘炉。1944年4月出油，产合成石油144立方米。当时，日本人没有完全掌握人造石油技术。聘请的德国技师，因锦州没有高级旅社而住在沈阳，每日乘飞机来锦上班。一天飞机失事丧命。续请的技师也因交通断绝不能前来。这种情况给试运造成很大困难。至11月，因连续发生煤气炉炉体烧坏，管路爆炸等重大事故而被迫停炉。以后，在修补被破坏的南炉同时，重点修造北炉。到1945年6月中旬，北部原料煤气发生炉一组炉48座竣工投产。7月1日烘炉。8月中旬，在炉温升到400℃～450℃时，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
建厂期间，中国工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倍受压迫和摧残，根本没有人权保障而言。施工工人吃不饱，穿不暖，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在寒风凛冽的冬天，他们把剪成3个窟窿的草袋子穿在身上，借以驱寒。不仅破烂不堪的麻袋片成了护身之宝，就是几层破水泥袋子也被视为保温之物。在既无安全设施，又无劳动保护的施工环境中，事故接连不断。锅炉几次爆炸，都有中国工人横尸旷野，血染机房。工人们说得千真万确：“这简直是在用工人的命换石油。”生产工人略有技术，但同样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厂方规定，中国工人出入工厂只准走东门而不准走南门，南门只许日本人和职员出入。在东门设有警卫室，工人出厂要手举饭盒被搜身后方能外出。一旦搜出物品，轻则当场挨打，重则送到警卫室灌凉水、压杠子或被拘留。工人劳动时间每日长达10到12小时，报酬每月不足20元（伪币）。而职员和日本工人的工资要高出中国工人工资的3至5倍，常务理事高达20倍。施工工人住的是简陋潮湿、满地跳蚤的破席棚。生产工人住的是不足9平方米的小房，前后栋距不过5米。对比之下，工厂的统治者过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日本高级官员生活腐化，有时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玩女人、摆宴席；德国专家每夜有专门从日本或朝鲜拨来的妓女陪伴；伪满官员为虎作伥，为所欲为。
(二)陆军燃料厂第二制造所
为从煤里提炼人造石油，并炼制从南洋掠夺来的原油，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在锦西建立了年产10万吨能力的陆军燃料厂第二制造所。该所对外名称“945”部队，隶属日本陆军省燃料厂本部。计划投1.8亿日元（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核定固定资产总值4.8亿日元），占地面积3
400万平方米（包括现在的锦西炼油厂、锦西化工厂、锦西化工机械厂、葫芦岛港口及码头油库），于1939年春在锦西五里河子修建。1941年5月主体工程正式动工。1943年常压原油蒸馏装置建成，提炼东印度群岛原油2万立方米。1943年至1944年建成“鲁奇”式低温干馏炉两座。两年共干馏煤10.2万吨，约产低温焦油（即人造石油）6
936吨。其余润滑油等工程至日本投降前约完成总体工程计划的70％。1945年6月该所并入四平燃料厂，改称四平燃料厂锦西制造所。日，“945”部队奉命破坏了配电盘水银整流器、计器仪表、电动机、工作母机等重要设备。日军投降时，因干馏炉停火过急，炉体全部损坏。这个制造所共有职工万余人，其中包括各部门主管——日本陆军军官400多人。
(三)满洲盐业株式会社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统治锦州盐业生产，在大、小凌河下游何家屯、王家窝铺一带建盐田，面积达4
620万平方米，年产盐40万吨。
(四)锦州巴尔布(制纸)株式会社
由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等投资3
700万元（伪币），1939年6月于锦州市内浪速街成立了“锦州巴尔布株式会社”，纸浆工厂设于锦县大凌河东岸的金城（锦州金城造纸厂前身），为日伪一等厂。该厂以盘山、锦县所产芦苇为原料，混以20％～30％的木浆，生产模造纸、包装纸、印刷纸、制图纸等。1940年11月竣工投产。年产量1.7万吨左右，居日伪纸厂第一位。
初建时期的金城造纸厂
(五)锦州陶器株式会社
1942年春，日本人冈本、加滕和板垣了解到锦州具有生产陶瓷的条件，决定合伙出资100万元（伪币），在锦州城东南隅小凌河畔的沙坨子兴建锦州陶器株式会社（原锦州陶瓷厂前身）。
其建设步骤是：1942年3月至1943年5月，建成原料成型、挂釉、烧成等厂房以及办公室、日本人住宅，占地面积28
036平方米，筑围墙670延长米。并在西墙外为中国工人建造5栋简易平房。1943年6月至1944年2月，在原料加工部分安装双轮粉碎机2台、半吨球磨机6台、压榨机1台、轮碾机1台；在成型部分安装手轮8台；在制匣部分安装压力机2台、粉碎机1台、立式搅泥机1台。这些机械设备大都是从日本濑户县运来的次旧设备。
1944年3月，建设工程基本就绪，招工人约370多人，日本籍技师6人，开始用当地沙土和部分高岭土进行试生产。5月进行正式生产，先后烧制4窑。每窑除烧部分匣钵外，产品均为缸色4、5、6寸粗瓷碗，共六七千件。
(六)东洋棉花纺织株式会社
1938年2月，日本三井财团系统之一“东洋棉花株式会社”投资1
000万日元，由铃木春光指挥，从“大连纺织株式会社”抽调部分人员于4月开始动工兴建纺织工厂，名为“东棉纺织株式会社”，简称“东棉”（锦州纺织厂前身）。厂址选在锦州紫明区樱花街，占地
930亩（0.62平方千米）。1939年4月末部分开工，1940年12月全部建成。有细纱机120台(51
080锭)，布机760台。福寿织布株式会社与“东棉”同时动工兴建。由日本大阪泉南郡资本家投资150万日元，1939年末建成。设窄幅布机1
060台。1940年2月，“福寿”与“东棉”合并。1941年3月田中染色厂建成。有染缸21具，印花机4台。1943年8月合并于“东棉”。嗣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1941年“东棉”又增设了被服厂。设普通电动缝纫机178台，特种缝纫机6台，制作各种军用、民用服装。因原棉缺乏，为了利用光棉、柞蚕、蓖麻等野杂纤维，在“东棉”于1941年6月又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