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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健康中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BiMBA。文章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和讯网立场。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请自担。
　　本文为北大国发院教授、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刘国恩教授在“朗润?格政”第80期活动“解读报告会”上的发言。
　　本次发言中，刘老师表示：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品需求的市场容量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出路；中国医改要大力推动医疗、医药、医保三位一体的“三医联动”。
　　以下为刘老师发言的精编版，已经演讲者本人确认。
刘国恩教授
　　提高生产率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是2017两会讨论的热点。针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形象比喻说：“我曾经在中国少林寺陪同外宾看过武僧表演，几岁的小武僧一口气翻十几个跟头不费劲，而练过十几年武功的青年武僧翻三五个跟头就了不得了，主要是块头大了”。这个故事寓意深刻，不仅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关键特点，也包含了促进增长的大方向。相对小武僧，大武僧要翻好跟斗，既要更好的技能，又要更大的舞台。同理，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无非要在类似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提高生产率，二是扩容需求市场，缺一不可。
　　就提高生产率而言，根据增长理论与实践观察，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源泉是什么？创业！从人类经济史看，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府直接主导的工程，真正持续的创新更多源于自下而上的草根、大众创业活动。俗话说，两个脑袋永远比一个脑袋好使！因此，“万众创新”一定得有“大众创业”的土壤支持，这是理解“双创”意义的关键。
　　对此，政府的作用当然大有可为，但着力点应放在如何培育大众创业的土壤，而非直接主导土壤上的作业，甚至与民争利。事实上，在中国当下，“双创”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很多行政部门不当的过多干预和插手参与。
　　因此，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不当干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这应该是中国未来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一条主线，不能动摇。
　　扩大产品需求的市场容量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之二
　　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求供给侧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还要更加注重对接市场需求的扩容。市场需求的扩容无非一个在外需市场，如“”战略，一个是内需市场的转型升级。就内需市场而言，对接需求的扩容从来没有比现在重要过。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90年代，生产率相对低下，供不应求的短缺问题是中国经济当时的主要矛盾，生产什么不是大问题，如何生产才是重点。
　　现在的中国，平均收入到了中等水平以上，国门也越开越大，大众需求不再是简单的温饱，层次不断提高，选择也越来越广，生产什么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比较中外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变迁，在中等收入通往高等收入的发展路上，发达国家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经验。
　　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占总经济体的比重在1978年高达80%，第三产业（服务业）近20%。2015年，中国服务业比重突破50%。相对比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均收入约为8000美金，与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当时美国服务业占总经济体的比重在60%左右。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一路增长，直至现在的 5万多美金，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同时上升至80%。很清楚，不断扩大的服务需求是美国迈向高收入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支撑基础。事实上，大多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也没例外。
　　该结论的微观基础可通过系数这一经济学概念来理解：在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用于食品的相对开支比例不断下降，因为个人的食物需求有限。
　　其实，人们对于有大多形物品的需求，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也一样随着对这些物品拥有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减少，呈现显著的边际消费快速递减的特征。那么，如果经济增长要持续，能够不断扩容的需求基础在哪里？不难看出，相对于GDP中的有形产品，人们对无形服务的消费具有可支撑持续增长的比较优势，包括弹性大、不易储蓄、难分解、劳动密集等特征。
　　“健康中国”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新战略
　　如果说现代服务业是支撑经济增长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需求基础，其龙头呢？横向观察，在发达的OECD国家，GDP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比重在10%，其中美国接近20%，全球之首。纵向看，美国芝加哥大学诺奖经济学家Robert Fogel通过观察欧美人群过去100多年的消费结构变化，发现随着收入的长期增长，人们消费结构相对增长的最大部分是医疗健康服务，其弹性高达1.6，即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是同期收入增长的1.6倍，这也意味着家庭其他开支的相对占比随着收入的增加在不断减少。
　　根据中国的最新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为6%，提升空间巨大。大多预测显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2020年的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能会将近8%，2030年超过10%。
　　在以上大背景下，日，中国召开了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健康中国”定位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为了更好落实和推进这个新的国家战略，要求把健康纳入到国家所有的政策。
　　为什么呢？因为决定人们健康的因素除了医疗技术，还有行为与环境等重要条件。因此，“健康中国”包括两大核心内容。第一，以疾病医学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服务人群为疾病患者，提供的服务是针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二，以健身预防为主的健康服务，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人群的健康促进、康复护理、健康养老等。
　　期间，《人民日报》对中国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国抽样民调，结果发现人们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分别是反腐倡廉、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反腐是人们关心的政治问题，社会保障主要是再分配问题，而医疗卫生则紧密涉及到服务市场的供需关系问题。综上所述，“健康中国”不仅是当下人们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服务业龙头。
　　中国医改要大力推动医疗、医药、医保三位一体的“三医联动”
　　中国医改的近期工作重在同步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即医疗、医药、医保制度的“三医联动改革”。
　　第一医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制度性结构扭曲导致的低效服务。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更好理解。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可简单归为两大类：三级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初级、二级）。
　　一般而言，大医院的比较优势在于提供处理疑难重症的专科住院服务，基层机构的比较优势则在提供普通疾病的全科门诊和保健服务。可是，中国现行的大医院既提供高端的专科住院服务，又提供全面的从检查到治疗的各类初级门诊服务，导致巨大的资源错配和低效问题，又因为中国大医院绝大多数为政府举办，最终演变为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顽疾。
　　为此，去年出台的十三五医改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都把分级治疗作为首要医改目标，即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必须发挥其比较优势，即三级医院主要提供专科住院服务，基层医疗结构主要提供全科门诊服务。李克强总理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该目标，并要求基层医疗的家庭医生签约要尽快广大到85%以上的全国地市。
　　公立医院的改革任务还很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还提出了要尽快落实在全国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15%的加成；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公立医院如何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以及事业单位编制改革等等。
　　第二，医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和流通体制改革。一方面，中国要尽快实施仿制药品的一致性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药品研发和生产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国产与外企药品的公平竞争和待遇。
　　另一方面，持续推进药品流通市场的改革，面对乱象丛生的加成、回扣、劣质、甚至天价等老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千上万的流通机构，成为了政府决意解决问题的重要“靶点”，出台了全国医药流通市场实行“两票制”等行政干预措施。
　　这些短期的行政手段是否解决问题，是否符合现代医药流通市场的一般规律，亦或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判断。还有，各地政府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干预措施，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促进大众合理用药、质量提升、成本控制的作用，也无明确的证据定论，值得进一步探讨分析。
　　第三，异地就医结算和支付制度是近期中国医保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从2009年以来，建立了覆盖97%国民的基本医疗制度，这应该是医改工作取得的最为显著的阶段性进展。同时，待完善的任务还很多，其中既有相对短期要完成的工作，也有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短期而言，根据国家十三五医改规划，全民医保今年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包括整合三大医疗保险的管理平台，先行推进各省、之后在全国实行异地就医结算。根据国务院的时间表，在2017年底实现医保的住院服务在全国可以“漫游“，外地住院患者不需要再承担先自己掏钱后医保报销的费用负担。
　　医保的长期任务是支付手段及其改革。对于任何市场行业,支付制度是连接供需最重要的纽带，也是解决供需矛盾的最重要机制。医保支付手段的有效性取决于使医生、患者、医保三个利益相关方的激励和利益相容的程度。
　　中国现行的医保支付手段还相当粗放，医保改革的长期目标就是不断完善三方利益和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通过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发挥引领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中心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无论走在中国的前面还是后面，支付手段的改革都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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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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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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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刘国恩在&【朗润&格政】中国未来五年的增长与改革暨《北大国情报告：在朗润园读懂中国》新书发布仪式&上的演讲。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视角是增长速度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目前面临减速的情况，应该更多的去讨论减速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大类的主义：一类是相对来说短期的经济周期的变化导致的目前经济增速暂时的减缓；一类是相对长期的、发展阶段的转型。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可知利用的手段，更多的可以放在依靠政府出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上来，因为它是短期的周期性的一个影响产生速度减缓。所以反周期的调控手段是可知力度的。反之如果这次增速的下降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变化，而是相对长期的阶段性的、发展阶段的转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手段。主要手段显然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上面。 中国经济的潜力依然很大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对中国经济确实不怎么看好，很多人认为中国确实会步上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后尘，就是增长面临了一堵墙，越不过去。要想去理解这些国外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的悲观判断，可能要从两方面来思考。 第一，中国14亿人，内需市场的潜力还有多大？把中国和日本比较起来，其实是比较明显的。在美国80年代末日本经济减缓的时候，他的收入已经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的水平了。而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仅仅在7000美金左右，所以离高收入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中国14亿老百姓的内需潜力，是比日本当时经济增速减缓的时候，要大的多得多，这是从需求角度来看。 第二，从生产潜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要素生产率是不是已经比较接近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基准的这个水平？这个幅度空间还有多大？这里我引用加拿大一位华裔经济学家，朱晓东，在2012年发表的文章。这篇论文里面朱教授用了非常翔实的数据和理论，比较了中国现在总和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以美国做参照。那么他日本，包括亚洲四小龙，在当年经济起飞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包括韩国都超过了两位数字的增长。他们当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在美国的20%左右，在哪个时候他们停下来了呢？大概都是在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60%左右，他们减缓下来了。 中国今天的全要素生产率满打满算才大概接近美国的20%，也就是刚刚达到四小龙和日本当年起飞的那个水平。所以从内需的潜力还是从生产的潜力来看，中国都不具有日本当年增速停下来的同样的条件，潜力是无比的巨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比较认同林毅夫教授的乐观判断。 提高生产率要靠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 为什么中国目前会出现增速的减缓呢？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应该是集中在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供需脱节的点上，每一年有60几万亿的新增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还要卖掉，这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供需脱节，那么就面临着你明天要再新增，就非常困难了。如果主要问题是停留在我们的需求和供应脱节上面，要么是供过于求，要么是供不应求。这两个矛盾同时出现，往往就是在政府干预频频，或者说国营企业偏多的产业和市场上。 因为如果在一个市场主体或者民营企业为主的市场上，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供需脱节，他会血本无归。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天天都在思考，我今天生产的，明天生产的，后天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能不能卖掉，能不能跟市场需求对接。所以我们要解决当前中国的供需脱节的问题，很显然我们必须要减少政府行政规划和国营企业干预经济的程度，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从长来看，如果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是任何一个经济体必须依靠的根本之路。那全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技术类创新，一个是基础条件决定的配置效应，这里的基础条件包括制度的、政策的，甚至包括地理位置的，还包括文化的。技术创新是这里边的核心要素，克强总理给出了八字方针，叫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以全民创业作为条件来带动万众创新。创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他是很难有预测性的。创新是极具不可预见性的。创新的源泉主要来自于草根的全民参与，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计划。国家有目的的去进行攻关是很难达到创新的目标的，包括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没有一个是集体攻关或者政府计划推动下的产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政府的决策部门，事实上意识到了，否则就不会出现克强总理提出这八字方针来。新一届政府能提出这个口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与这个八字方针很一致的一个资源配置的原则，叫做市场配置资源应该成为中国的决定性的手段，从而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把它再具体诠释出来，我的理解，如果如何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我想除了保驾护航，别无他选。政府保驾护航的内涵就包括开放市场，促进有效公平的竞争，特别是减少产业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干预。刚才您说的创新的难预见性是我们改变不了的一个基本属性。的董事长董明珠认为，企业创新不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扶持，只要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企业自己就可以做好。
[责任编辑：tan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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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职务：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
简介：刘国恩教授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国恩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与经济增长，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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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言中，刘老师表示：提高生产率和扩大产品需求的市场容量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出路；中国医改要大力推动医疗、医药、医保三位一体的“三医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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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教授
提高生产率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之一
中国经济增长是2017两会讨论的热点。针对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中外记者会上形象比喻说：“我曾经在中国少林寺陪同外宾看过武僧表演，几岁的小武僧一口气翻十几个跟头不费劲，而练过十几年武功的青年武僧翻三五个跟头就了不得了，主要是块头大了”。这个故事寓意深刻，不仅抓住了经济增长的关键特点，也包含了促进增长的大方向。相对小武僧，大武僧要翻好跟斗，既要更好的技能，又要更大的舞台。同理，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无非要在类似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提高生产率，二是扩容需求市场，缺一不可。
就提高生产率而言，根据增长理论与实践观察，其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然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源泉是什么？大众创业！从人类经济史看，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政府直接主导的工程，真正持续的创新更多源于自下而上的草根、大众创业活动。俗话说，两个脑袋永远比一个脑袋好使！因此，“万众创新”一定得有“大众创业”的土壤支持，这是理解“双创”意义的关键。
对此，政府的作用当然大有可为，但着力点应放在如何培育大众创业的土壤，而非直接主导土壤上的作业，甚至与民争利。事实上，在中国当下，“双创”的最大阻力正是来自很多行政部门不当的过多干预和插手参与。
因此，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就是简政放权，减少政府不当干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这应该是中国未来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一条主线，不能动摇。
扩大产品需求的市场容量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出路之二
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要求供给侧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还要更加注重对接市场需求的扩容。市场需求的扩容无非一个在外需市场，如“一带一路”战略，一个是内需市场的转型升级。就内需市场而言，对接需求的扩容从来没有比现在重要过。为什么呢？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90年代，生产率相对低下，供不应求的短缺问题是中国经济当时的主要矛盾，生产什么不是大问题，如何生产才是重点。
现在的中国，平均收入到了中等水平以上，国门也越开越大，大众需求不再是简单的温饱，层次不断提高，选择也越来越广，生产什么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比较中外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变迁，在中等收入通往高等收入的发展路上，发达国家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借鉴经验。
从1978年至2015年，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占总经济体的比重在1978年高达80%，第三产业（服务业）近20%。2015年，中国服务业比重突破50%。相对比较，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均收入约为8000美金，与今天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当时美国服务业占总经济体的比重在60%左右。之后美国的人均收入一路增长，直至现在的 5万多美金，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同时上升至80%。很清楚，不断扩大的服务需求是美国迈向高收入的持续增长最重要的支撑基础。事实上，大多发达国家的增长路径也没例外。
该结论的微观基础可通过恩格尔系数这一经济学概念来理解：在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用于食品的相对开支比例不断下降，因为个人的食物需求有限。
其实，人们对于有大多形物品的需求，特别是耐用消费品，也一样随着对这些物品拥有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减少，呈现显著的边际消费快速递减的特征。那么，如果经济增长要持续，能够不断扩容的需求基础在哪里？不难看出，相对于GDP中的有形产品，人们对无形服务的消费具有可支撑持续增长的比较优势，包括弹性大、不易储蓄、难分解、劳动密集等特征。
“健康中国”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新战略
如果说现代服务业是支撑经济增长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需求基础，其龙头呢？横向观察，在发达的OECD国家，GDP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比重在10%，其中美国接近20%，全球之首。纵向看，美国芝加哥大学诺奖经济学家Robert Fogel通过观察欧美人群过去100多年的消费结构变化，发现随着收入的长期增长，人们消费结构相对增长的最大部分是医疗健康服务，其弹性高达1.6，即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是同期收入增长的1.6倍，这也意味着家庭其他开支的相对占比随着收入的增加在不断减少。
根据中国的最新统计数据，2016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占GDP的比重为6%，提升空间巨大。大多预测显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2020年的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能会将近8%，2030年超过10%。
在以上大背景下，日，中国召开了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健康中国”定位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新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为了更好落实和推进这个新的国家战略，要求把健康纳入到国家所有的政策。
为什么呢？因为决定人们健康的因素除了医疗技术，还有行为与环境等重要条件。因此，“健康中国”包括两大核心内容。第一，以疾病医学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服务人群为疾病患者，提供的服务是针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二，以健身预防为主的健康服务，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人群的健康促进、康复护理、健康养老等。
今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对中国百姓关心的热点话题进行了全国抽样民调，结果发现人们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分别是反腐倡廉、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反腐是人们关心的政治问题，社会保障主要是再分配问题，而医疗卫生则紧密涉及到服务市场的供需关系问题。综上所述，“健康中国”不仅是当下人们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服务业龙头。
中国医改要大力推动医疗、医药、医保三位一体的“三医联动”
中国医改的近期工作重在同步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即医疗、医药、医保制度的“三医联动改革”。
第一医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制度性结构扭曲导致的低效服务。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更好理解。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可简单归为两大类：三级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初级、二级）。
一般而言，大医院的比较优势在于提供处理疑难重症的专科住院服务，基层机构的比较优势则在提供普通疾病的全科门诊和保健服务。可是，中国现行的大医院既提供高端的专科住院服务，又提供全面的从检查到治疗的各类初级门诊服务，导致巨大的资源错配和低效问题，又因为中国大医院绝大多数为政府举办，最终演变为长期难以解决的体制性顽疾。
为此，去年出台的十三五医改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都把分级治疗作为首要医改目标，即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必须发挥其比较优势，即三级医院主要提供专科住院服务，基层医疗结构主要提供全科门诊服务。李克强总理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该目标，并要求基层医疗的家庭医生签约要尽快广大到85%以上的全国地市。
公立医院的改革任务还很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还提出了要尽快落实在全国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15%的加成；加快推进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公立医院如何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以及事业单位编制改革等等。
第二，医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和流通体制改革。一方面，中国要尽快实施仿制药品的一致性评价标准，进一步提高药品研发和生产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促进国产与外企药品的公平竞争和待遇。
另一方面，持续推进药品流通市场的改革，面对乱象丛生的加成、回扣、劣质、甚至天价等老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千上万的流通机构，成为了政府决意解决问题的重要“靶点”，出台了全国医药流通市场实行“两票制”等行政干预措施。
这些短期的行政手段是否解决问题，是否符合现代医药流通市场的一般规律，亦或适应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要求，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判断。还有，各地政府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干预措施，是否能够真正起到促进大众合理用药、质量提升、成本控制的作用，也无明确的证据定论，值得进一步探讨分析。
第三，异地就医结算和支付制度是近期中国医保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中国从2009年以来，建立了覆盖97%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应该是医改工作取得的最为显著的阶段性进展。同时，待完善的任务还很多，其中既有相对短期要完成的工作，也有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短期而言，根据国家十三五医改规划，全民医保今年要完成的重要工作包括整合三大医疗保险的管理平台，先行推进各省、之后在全国实行异地就医结算。根据国务院的时间表，在2017年底实现医保的住院服务在全国可以“漫游“，外地住院患者不需要再承担先自己掏钱后医保报销的费用负担。
医保的长期任务是支付手段及其改革。对于任何市场行业,支付制度是连接供需最重要的纽带，也是解决供需矛盾的最重要机制。医保支付手段的有效性取决于使医生、患者、医保三个利益相关方的激励和利益相容的程度。
中国现行的医保支付手段还相当粗放，医保改革的长期目标就是不断完善三方利益和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通过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发挥引领整个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中心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包括美国、欧洲、日本，无论走在中国的前面还是后面，支付手段的改革都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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