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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梁首府壹号
中梁首府壹号房屋产权房屋产权:住宅70年、商业40年
房屋产权（来源百度百科）
房屋产权是指房产的所有者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房屋各 项权益的总和，即房屋所有者对该房屋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房屋产权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两部分组成，房屋所有权的期限为永久，而土地使用权根据有关法规为40、50年或70年不等，届满自动续期，续费按当时的1%-10%来增收（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补的费用最多不会超过5位数。
中梁首府壹号简介
台州“中梁·首府壹号”是中梁地产集团在台州市区开发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台州开发区重点工程之一。
项目地块位置非常优越，它位于台州市开发区学院路东侧，地处经济开发区西商务区板块的核心地段，周边商业及配套设施发展成熟，生活气息浓厚，认知度很高。像市民广场公园、图书馆、海洋馆等文化休闲配套，让整个板块动静相宜，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本项目规划打造“新亚洲”建筑及景观风格，新亚洲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的有机结合，它是一种文化传承，这种建筑风格目前在台州还是比较少见的，项目以“建筑有型，生活无限”的崭新立意面向消费群体，创造舒适的人居生活和绿色的生态环境、全新的生活理念，缔造住宅、自然、人文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亚洲豪宅住区。
中梁首府壹号楼盘动态：
15000元/平米
2019年年初
400-&转&7832
台州体育场路南侧、广场南路西侧
多层, 高层
43414.0平米
住宅70年、商业40年
住宅, 商铺
中梁地产集团
台售许字（2016）第0017号
台州市府大道耀达酒店一楼（浦发银行旁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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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后我们将有专人与您联系，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400-705-58331978年，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站在2018年这个节点上，回望这四十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每一个前行的脚印，都充满艰辛与汗血，也交织着憧憬与希望。
改革开放大时代降临，在这个令世人皆肃然起敬的日子里，一个崭新的行业也在默默酝酿力量，期待破土而出的一天。拓荒者在这片古老而孕育生机的东方热土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歌行！
四十年时光荏苒，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地产4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为此，新浪乐居策划《地产40年》系列，通过对1978年至2018年这四十年间房地产历史中人与事的梳理，找到历史与未来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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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新希望、俊发陆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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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中国房地产历史的1987年
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序幕。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执着与迷恋，从未消减，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地变革史。尤其是最近的30年里，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3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地产30年》系列之1987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野蛮生长期的第一年。这一年，中国迎来第一宗公开拍卖的土地，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开端。风起云涌间，瞬息万变不只是个人、企业还有政策与制度。
2017年，一只保温杯突然火遍互联网，有意思的是，这种原本冬季用得多的杯子猝不及防闯入这一年最炎热的盛夏季节。
更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在于，小小的保温杯迅速引发全网共鸣，从中年危机牵出中产困境，从中产困境又跳到经济转型阵痛，从经济转型阵痛紧接着切换成身份归属感失位……嘿，真别说，论想象力，我只服中国网友。
那么，一位摇滚鼓手不经意间端起的保温杯，缘何勾起网友无限回忆与话题？我们这就把时间的坐标回溯至1987年，那是中国地产元年。对于很多人而言，尘封里的记忆，就像我们在看八十年代的黑白照片，朴实无华，却又韵味悠远。
二三十年前，彼时的中国，刚刚启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在物质尚处缺乏阶段，保温杯是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陪伴着国人成长，日渐成为生活中的习惯。
随着岁月流逝，转眼三十年，当年青春年少，如今也步入中年。手捧保温杯，抿一口有温度的暖茶，回望1987年，重温地产诞生元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从“筒子楼”、单位分房到商品房，从蜗居钢筋水泥到追逐园林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居住需求正在不断跨越一个又一个的台阶。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政策对于住宅制度的探索与改进。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在1978年以前没有房地产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出现房地产行业的萌芽。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成立了住房统建办公室；日中房集团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有了第一家房屋开发公司，也意味着中国开始有房地产项目，当然这一切，仍未改变体制内计划时代的本质。
也正是在此时，中国才开始有房价数据这一说法。第一财经日报《中国34年房价变迁史》一文中提到，1981年浙江温州瑞安商品房卖出了68.85元/平的价格，算下来一套2600元。这个单价相当于一位普通工人的月均工资。
实际上，中国房地产业这个概念的提出还是在三年后的冬天。1984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织考察团到深圳进行考察，之后在广东佛山召开会议。房地产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终于要发展到关键节点了。在人们无数次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后，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序幕。
而那时从官方统计的全国数据来看，房价单价已经是408元/平。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白菜、萝卜是1-3分钱一斤，看病/住房都是由国家负担的完全计划经济时代。而全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是2697万平，销售额是110亿元，且主要多为办公商业楼。
30年，足以令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令一个懵懂无序的市场成熟壮大乃至引领行业。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是157349万平方米，增长58倍；商品房销售额是117627亿元，增长1069倍；房地产开发**达到102581亿元，当然这是后话。
不可否认的是，1987年这一年，从无到有，注定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的注脚。历史上每个不经意发生的瞬间，最后都串成了一段宏伟的篇章。
1.历史洪流中的弄潮儿
英雄不问出处。不同的起点，一样的终点。
历史浪潮来临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全副准备。有人乘舰艇，有人划小舟，但也有人只能徒手裸泳。
最终于广州发家的朱孟依、李思廉、黄文仔、陈卓林是当中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在这波浪潮到来之前，已经储备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岁出头的朱孟依就已成为梅州丰顺镇上的一个包工头，他看到镇上很多人在开商铺，就去找镇政府，表示愿意帮助建设商业街。通过收取业主租金的分成，他大赚了一笔。
高学历、喝洋墨水长大的李思廉辞去了证券金融分析的工作，慢慢做起了香港与广州两地之间的贸易。正是在往返做贸易的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张力。
最显赫的莫过于星河湾黄文仔，即便彼时他还没有醉心于做豪宅。通过做钢材贸易起家，在家家户户为“万元户”庆贺时，他早已为“百万元户”。
关于黄文仔更久远的过往，众说纷纭。有人说他21岁时候就已经是当地一个镇上某销售部的负责人，有人说他卖过木材，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他在街头卖过猪肉。
陈卓林那会还在中山。他带领自家兄弟创办了集生产、销售和批发于一身的家私工厂——中山市时代家具厂，已经过去了最难熬的两年，也算得上完成了原始积累。
一股奋斗中的力量，从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涌来。
远在北方的王健林、许家印的“铁饭碗”正端得起劲，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将跨入房地产这个影响了他们一生的行业，更不知道三十年后双方的渊源是——中国首富的前任与现任。
细细来看，王健林刚刚告别了自己18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后，他来到了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而许家印在短短几年时间成就了舞阳钢铁厂最有活力的车间。这一年，冶金工业部颁发给舞钢公司23项奖，许家印自己一个人就占了6项。
当时还有几位已经称得上“位高权重”之人，他们分别是刘晓光、胡葆森、张玉良。
1982年至1995年期间，刘晓光身上的履历可谓是光鲜亮丽。他先后担任过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处长、委员、总经济师、副主任，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后来回忆起这个年代他曾说，“从1987年以后，中国就有些房地产开发的概念了，但还不是正式的进入房地产大开发年代。那个时候最早是一些商业网点，后来开始有些住宅。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居住改变了中国，居住给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财产权。”
而当时的张玉良，先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综合计划处、人事处、住宅建设办公室任职。同年，胡葆森则出任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附属公司国光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命运这条单行道，有人慢，有人快。当杨国强还在顺德当包工头、陈劲松还在攻读同济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姚振华还在高三的教室里为了理想中的华南理工大学苦读之时，潘石屹、任志强等人早已在房地产这个行业中四两拨千斤。
1987年春节，潘石屹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创业资本”。而任志强在三年前进驻华远后，已经升任为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
历史之河，浩浩汤汤。有急浪也有细流。游走在1987年间的还有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孙宏斌，他明年将进入联想；宋卫平则辞掉舟山党校历史教师一职，毅然前往广东珠海接受商海的洗礼；吴亚军还在重庆前卫仪表厂当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
谁曾想到，这些都是下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2.发现“商机新大陆”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皇室支持下，扬帆远航，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商业序幕。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全世界迎来一个**巨大的历史商机。
跟那个年代其他外资不一样的是，香港地产商进入内地有着一个相对轻松的开始，他们成为首批发现“商机新大陆”的幸运儿。
早在1980年，第一个吃螃蟹的港资开发商来到了中国内地，他是新世界发展，在广州建设了中国大酒店项目。四年后，瑞房于1984年成立了内地业务公司。一年后，嘉里集团在1985年跟国家经贸委合作，斥资3.8亿美元，兴建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北京国贸)。
不得不提的大人物是，李嘉诚虽然于1989年才正式进入内地发展业务，可一点也没有妨碍他自1987年开始就在福布斯的全球亿万富豪榜上屹立不倒。1987年后的短短数年时间，李嘉诚就成为了香港在内地的最大**者。
有个小插曲是，已退出地产生意的霍英东准备开始在广东南沙埋头造城。早在1978年，国内实行改革开放后，时年55岁的霍英东知道“机会来了”，他想把南沙打造成一个链接香港和广东的经济纽带。他曾说过，“这将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日后创建了中国第一邨的香港商人彭磷基，此时正在房地产混得风生水起，同时也已经进入了工业制造产业。1987年初，在家乡广州钟村，他准备提出要**1亿港元建立一个工业村，生产电子系列产品，这就是广州有名的隆辉工业村。隆辉工业村占地360亩，员工数千，是当时全世界电脑磁头三大制造商之一。
尽管恒隆**内地始于1992年，但在更早前的1986年，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在美国创立晨兴集团，用家族资金**大陆新媒体等产业。
很多时候，对机会的嗅觉是商人的本能。彼时，不光是地产开发商，亦有达能、雀巢、联合利华、摩托罗拉、肯德基等纷纷入驻中国，以求分一杯羹。
以众人皆知的肯德基为例，日，第一家中国餐厅在北京前门的繁华地带正式开业。它的第一任中国公司总经理是一位出生于中国、求学于美国，又在肯德基工作多年的职员，这也在无形中表明肯德基从一开始就实施了全面融入中国饮食文化的策略。
有趣的是，三年后，另一家美国快餐巨头麦当劳也进入了中国，或许它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花了近20年都没能追上比肯德基慢了的这三年。
3.围观中国土地第一拍
在深圳，有三件大事正在酝酿。
10年前参加过全国科学大会的那个任正非此时正在深圳，他创办了一家叫做华为的民间科技公司。
1987年，他已经43岁了。在这之前，他在南油公司经营中被骗200万元，被公司除名，曾求留任遭拒绝，妻子与他离婚，他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弟弟妹妹在深圳住棚屋。
后面的事情如雷贯耳。在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的情况下，华为杀出了一条血路至今。
在任正非办公司后不久，11月26日，他所在的深圳市政府划出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进行50年使用年限的有偿出让拍卖。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将土地作为商品来交易。
媒体记载，有44家企业举牌竞投，拍卖从200万元起叫，一共叫了20多轮，17分钟后，随着拍卖师的槌音落定，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中标。
一个小细节是，这场即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浪的拍卖会，甚至还用上了由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槌。
次日，报纸的头版评论是：“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当时身为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深房）总经理的骆锦星，代表公司参与了此次拍卖会。那时的他，已经在房地产行业待了第七个年头了。1980年，为了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46岁的他跟另外四个人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
当时，他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与香港商人合作，甚至跟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帮人用了几天时间翻遍了《列宁选集》。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总算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
骆锦星连夜向市委书记张勋甫报告。有了理论支撑，**的路也算走得顺畅。一位香港老板骑着自行车到深圳来，坐在一个破凳子上谈成了这次合作。没过多久，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这一天是日。
回到这块地，不到一年的时间，深房就盖起了东晓花园，一共154 套住宅一小时内售完。“当时出售的房价是每平方米1600元，远远低于当时的市价。尽管如此低价，公司还是净挣了将近400万元。”骆锦星说。
这位见证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中国内地第一家房地产公司、第一家物业公司的历史性人物，在往后口述1987年这段回忆时曾经表示，“没有钱也没有经验的我们，顶着‘出卖领土主权’的帽子，学习香港房地产发展经验，引进香港资金和房地产规章制度，为早期特区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深圳这些年房价飙升如此之快，这个30年前的楼盘，如今也水涨船，2017年已经高达4万/平，**20多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中国第一拍”过后，当天的举槌人、彼时的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刘佳胜后来也回忆说：“如今，如此高规格的土地拍卖仪式，后无来者。”
关注者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都来到了拍卖现场。
有趣的是，这次拍卖用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因为闻风而至的还有28位香港企业家和几位经济学家，以及60多个记者。
一个月后，广东省人大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又过了四个月，北京通过《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两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这个变化引起了国内不少人的注意，王石便是其中之一。那是王石创办万科前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第三个年头，主营业务包括视频器材、办公设备，从香港进货，然后在内地倒卖。
他意识到，土地制度的松动是一个机会，新产业或将来临。当然，那时候的王石还只是一个想到哪，做到哪的人。
1988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正式更名为“万科”。万科发行A股，募集到股金2800万元，成为万科进行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同年，万科高价拍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正式开展房地产业务。这一点，在《地产30年》后续的篇幅即将展开。
4.大象足音亘久回响
1987年，大象举足，在中国房地产发展之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这一步跨出了时代最强音，就这样，中国土地第一拍以十分前瞻又惊人的手法深深印刻于中国现代房地产发展史上。
它表明，历史已经走向一个关键转折点。其后三十年的事实是，这场由土地为基底的房地产市场变革，甚至以改宪的形式，为其前行扫清了最后的阻碍，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制度冲击、观念颠覆和经济腾飞是前所未有且不可复制的影响，且持续了三十年，亘久不绝，回响悠远。
除了土地改革，房改的历史显得更加有迹可循。1979年至1981年，国家在全国60多个城市及部分县、镇推行全价售房，结果不尽如人意。1982年至1985年，国家在160个城市及300个县进行试点，推行补贴售房，因未触及低租金制等原因不了了之。
1987年，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在总结前一段售房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把提租补贴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环节。
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工作。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在中国侨务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向心力，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爱乡情怀。
8月1日起，在烟台、沈阳、蚌埠、唐山和常州等城市开始试点。其基本思路是“提高租金，增加工资”，变暗补为明贴，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通过租金的提高，促进售房。
其中，烟台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试行方案，是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中出台的第一个方案。
8月2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中国商品房处于探索阶段的同时，大洋彼岸的日本正在历经一场房地产泡沫！
据媒体报道记载，1987年，东京的房价涨了53%。买涨不买跌，焦虑的日本人民因害怕房价继续上涨买不起，纷纷向银行贷款买房，掀起了一场全民购房运动。
当时的日本甚至还出现了摇号买房，1987年东京一商品房摇号抽签，摇号率1/3700。到了1988年，摇号率到了1/6200！想想日本人买房还是蛮拼的，这个纪录，即便是疯狂的深圳楼市也未曾达到。虽然没有限购，这购房难度也是惊人的。
三年后，在东京买一户60平米小户都要5千万日元以上，按当时4百万日元工资标准，年轻人要不吃不喝干15年。1991年，噩梦来了，政府调控之后，日本房价暴跌，从1990年至2006年，日本平均房价下跌了49.5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发生前1986年的水平。
即便中国楼市目前处于较为稳定状态，但日本房价崩盘对中国发展仍有借鉴意义。知昨日历史，方能解明日担忧。正如1987年的人们也无法意识到房地产一旦撕开一道口子，便有洪流倾泻而出。
30年后的今日，中国各地的房地产部门光上半年就陆续出台了超过上百则政策。调控与房价的怪圈是忧虑还是现实？
从2004年开始，房价开始如脱缰之野马，全国平均房价的单价一路跃过、元关口。时至2017年，北京均价51853元/平；上海均价58259元/平；广州均价27827元/平；深圳均价66050元/平。
不过，调控持续发酵，龙头房企业绩却普遍在逆势增长。克而瑞数据显示，包括碧桂园、恒大、万科等在内的40家龙头房企，2017年上半年合计销售额达21143.56亿元，同比增长54.5%，而万科、碧桂园、恒大等企业正在迈向五千亿俱乐部。
尽管业绩不退反进，但是大环境依旧显示下半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趋严，这似乎已经成为行业共识。
三十而立，处在而立之年的中国楼市，少了青春的激情和不羁，却也远未有那份稳健和淡定。
这是个准备走向中年的关键阶段，行业如人，这个年龄段的人，到底是追随中年人端起保湿杯泡上几颗枸杞？还是跟着年青人抓一把枸杞扔啤酒里豪饮？外在的表现已然不重要，更多的是一份心态。
在房地产市场博弈中，最直观的三方就是：开发商、政府和购房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无数刚需者挥洒的青春与泪水，也造就了国民经济的大变革与国际化进程。
改变了中国房地产历史的1988年
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序幕。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执著与迷恋，从未消减，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地变革史。尤其是最近的30年里，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3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地产30年》系列之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野蛮生长期的第二年。这一年，房改正式全面试点，土地禁锢也终于完全放开；这一年，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悬念；这一年，人们对此有好奇，也有想象。
1988年，中国农历龙年。
在以龙的传人自居国度里，这个年份备受推崇。同时，双发（8）齐至，赶上香港流行的“发财”文化（粤语中“8”和发财的“发”同音），1988年堪称是个无比吉利的年份。此后，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似乎也印证了吉利年份成色十足。
这一年里，有两首歌曲，火遍整个大陆。一首是《龙的传人》，另一首是《我的未来不是梦》。
先说《龙的传人》，背后故事多得可以写成一本书。事实上，《龙的传人》早在十年前的1978年就已经诞生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大规模传唱。
直至1988年，时任广电部副部长向中央电视台推荐该曲创作者侯德健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龙的传人》。龙年唱龙歌，很应景。于是，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旋律的歌曲，借助中央电视台春晚这个平台，迅速传遍中华大地，极大唤醒民族自信心。
至于《我的未来不是梦》，是一个22岁的年轻歌手张雨生的处女作，天才就是天才，甫一出手，便成乐坛经典。
即便将近30年过去了，当年这首励志歌曲，至今仍唤起不少人澎湃心扉。在“华语金曲奖”30年经典评中，这首歌也一举跻身“30年30歌”顶级荣誉圈，可惜天妒英才，英年早逝的张雨生已经看到不到这份荣誉。
两首歌，一首唤起了爱国自豪感，一首激发了个人奋斗信念，让那个时代从国家到个人，都充满前行的力量。
我们再把时间坐标定格到1988年的新春。北京国际旅游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向中国、向世界的广大人民开放。
9点整，历史上第一张天安门城楼参观券售出，票价10元。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第一位普通人来自人民商场的退休老会计，他叫高锡武，时年75岁。
1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资料显示，1988年全国平均工资是1747元，平均每月收入也才145元左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拿出这么一笔钱去买门票，并非那么轻松的决定。
作为纪念，他还得到了北京市旅游局馈赠的一只景泰蓝花瓶和一张证书。同时接受这份礼品的，还有来自法国的卡特夫妇，他们是最早登楼的外国旅游者。这一天，登上城楼的中外游客共有2000多名。后来，1988年整整一年，这个数字达到60多万人次，全年参观票款收入近780万元。
有专家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扇门的开启，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蝴蝶扇动翅膀，周边的空气漪涟向八方漾去。改变世界的细微萌动，正于不经意间，渐渐加速。而这一切，最初仅有少数人能感受到。
这是一个新开始，利益游戏的**未明，规则尚无界定。然而，很多年后，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的时候，会更多地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大佬奋斗闯关史和席卷全国的房地产浪潮。
扳指算下来，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第十个年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决定干一番事业，他们纷纷下海经商，个体户也陆续出现，粮票这种东西也渐渐消失。
与此同时，各种商品涨价的消息从新春伊始便在坊间流传。出于担忧，国内的食盐、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均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就连火柴也不例外。
甚至有人回忆称，“武汉有人买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则扛回了10箱洗衣粉。还有的地方为了抢购毛线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当年8月，价格闯关波及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新中国历史之最。统计局1988年8月数据统计，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
尽管突如其来的抢购风使得物价秩序混乱，也无法阻挡这一年房地产声势浩大的前行之路。这一年，大多数人都住着单位分的房子，房子大小要取决于在单位职务的高低，尽管那时候在南方已经有了最早的外销房，但对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讲， 房地产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陌生的行业。
而事实上，1988年对房地产行业来说，这是极具分量的一年。这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议”。历史上每个“第一次”都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重要地位，中国第一次房改启动，也标志着住房制度改革进入了整体方案设计和全面试点阶段。
龙年里的地产人，仍在为生计奔波，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房改启动元年的勤勉付出，将让他们在接下来数十年里，扮演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重量级角色。
是的，作为龙的传人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未来，真的不是梦！
1.必须要去海南！不管做什么！
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独立建省，成为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
海口，这个原本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吸引了大批的人来到此处淘金。他们中有的是辞去公职的热血青年，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是拿着国家任命的干部。
“十万人才过海峡”，便是对当时的真切描述。据知情人回忆，当年海口汽车站利用候车室的长椅，每人发一床蚊帐就当床铺，每晚收1.5元人民币住宿费。
真正让这个小岛雀跃起来是在日至14日，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歌唱家郑绪兰、电影演员肖雄等国内16位当红明星登陆海口，庆祝《海南开发报》创刊。这一次演出持续4天共4场，让无数闯海人为之振奋。
一时之间，海南吸引力，有如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全国无数有理想的年轻才俊蜂拥而至。
这批脑袋迸发着激情与迷茫的年轻人，如果你问他们来海南做什么？恐怕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必须要去海南！不管做什么！”
也许，1980年错过了深圳，1988年不能再错过海南。同样是特区，深圳奇迹，让整个国家渴望复制到海南身上，更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迫切渴望能赶上新的一波创梦潮。
于是，海口街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一大批文史哲音乐美术外语出身的年轻人在路边开大学生饭馆、擦皮鞋、卖报纸、卖唱、变戏法、画画、弹吉他等等。因为这座刚开放的岛屿并没能提供他们想象中的就业机会，无法接纳这么多优秀的文科人才。
根据广东作家雷铎当年的报道，从数量上来讲，整个文科人才占求职者的70%，光是汉语文学专业的就多达14000多人！
这也与海口街头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我的未来不是梦》有种莫名的契合。当年的他们，大多到广州洲头咀客运站，排长队乘坐玉兰号的客轮，前往海口。这艘船，见证了1988年前后各方人才下海南的历史壮景，也见证了这波人才涌入浪潮的消退。从一批又一批闯海人来海南寻梦到激情退去落荒而逃......
因为，尽管体制开放、创新，环境轻松自由，也掩盖不了刚建省的海南是一个经济总量不及内地一个发达市县的小省。
冯仑没有错过这波“闯海潮”。据他在《野蛮生长》一书中的回忆，“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把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
“倒批文”这项生意就这样如火如荼干起来了。冯仑说，当时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另一部分是杂志。
“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个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
故事中的“万通六君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相遇。由于一批又一批的“冯仑们”来到海南岛，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统计，这个小岛的房价均价直接由元/平，到了1992年的5000元/平，甚至是1993年上半年的7500元/平。泡沫破裂、土地闲置、烂尾楼遍地、银行坏账等，在那个群情激昂的1988年，都是无法想象，也无法预见的历史走向。
2.起源深圳的万科、中海、招商、金地
王石，已经不是四年前的毛头小子了。
据陈海和金凌云所著作的《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一书中提到，1984年，邓小平站在深圳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王石正骑着自行车途经楼下。他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四年时间，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王石都涉及到了。这一年，他终于决定要进军房地产行业了。年底，深圳市政府批准万科股份化改造方案，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一元。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提到，当时王石亲自带队上街推销股票，他在深圳的闹市区摆摊设点，走街串巷，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有几次甚至跑到菜市场里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叫卖。
王石还请工商局帮忙，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他在会上反复宣传股票发行的意义和股票的**价值，台下的人不耐烦了，便站起来大声说，“不用讲那么多，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这其中还引发了一个特别具有情怀的故事。王石主动放弃公司股权，股权改制后，万科成为一个奉行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可谓是当时市场上的“异类”。那一年，王石37岁。
放弃公司主要股权的王石，也许未曾预料到，27年后，同样从深圳发家的姚振华，对他的万科领导权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发出罢免檄文，一度（删掉）差点将他逼下神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彼时股份制改造还是顺利完成了，公司正式更名为万科，王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全国各地像万科这样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并不在少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万科以0002号正式上市。《经济参考报》的报道称“全国已经有6000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商业作家王安在《股爷，您上座》一书中感慨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么死去，要么免费。
同年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与另一家公司轮流叫价，互不相让，最终以2000万元的天价拿下地块，带领万科迈进了全新的地产领域。
一个小细节是，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王石后来回忆说，“万科是志在必夺！”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
在公司内部人员纷纷建议毁约交罚金的时候，王石毅然拒绝，并在一个月之后，再次拿下天景地块，并开发出万科**住宅房地产项目天景花园，万科房地产业务由此拉开序幕。
是的，你没看错，这就是二十多年后那个一直喊着坚决不拿地王的万科，事实上，他们才是中国楼市地王的“始作俑者”。万科，以看似鲁莽之姿态，实际黑马之效应，犹如新生的一股激流，在中国地产业内开始畅游不止。
这个时候，如今在深圳本土赫赫有名的中海、招商、金地也已经进入了历史舞台。
1988年8月，中海地产深圳公司正式成立。成立伊始，即中标深圳第一块以美元作价的拍卖地块，成交价816万美元,并在此地块上建成海富花园，开启了中海地产内地地产开发的征程。
而后的事实也证明，该时期香港房地产开发模式对内地的引导借鉴作用。1990年5月：海富花园富明阁住宅楼花七天**；7月12日，富怡阁住宅楼花三天**；8月23日，富春阁住宅楼花一天半**；9月15日，富丽阁住宅楼花一天**。
媒体称之“得益于公司引进了中国海外在香港建筑地产市场上所积累的经验和管理办法，运用了售楼实体样板房展示、楼宇按揭、物业管理等香港房地产经营模式。”
同期，招商地产已经成立四年。他在鲸山别墅区建立了深圳市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国际学校”、《国际诊所》，得以使之成为全国首批物业管理先进小区。不仅如此，该别墅区还附设小区教堂，各种体贴入微的服务。
这个在1986年开发的项目，因优美环境和国际化居住氛围当时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外籍人士居住。而后，该小区更是全部由外籍人士长期租住，堪称地产租赁界最为成功的案例。
这一年，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初创。尽管它还没正式经营房地产业务，这也无法阻止它在后来与“招商、保利、万科”齐名。最巅峰的时候，“招保万金”，被称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四强”，也被认为是中国房地产企业的第一梯队，规模和业绩均相似。
日，金地集团高级副总裁徐家俊在哈佛大学中国论坛上回忆金地初创历史，“ 1988年，我们在深圳创立，当时金地的规模还十分有限，员工仅有十余名，业务范围也仅限于在金地工业区提供代收水电费等服务。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工业园区很多人在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地方去住，我们那时候就想建造一些住宅，去满足人们居住的需求。”
徐家俊坦言，金地还是非常幸运的。“三十年前，在中国，不是有钱有地，想做房地产就做房地产。必须需要经营许可证。我们很幸运地拿到了政府的许可，所以我们开发了我们住宅历史上第一个产品，金地花园，成为了最先有资质的房地产企业。”
“金地的企业理念就是科学筑家，在开始的十年，那时我们创造了很多优质的项目。在那个年代，地产界有一句话，文科万科，理科金地。所以我们每次的建房子，做项目，我们都希望有精确的计算。”
当然，贵族没落已是后话。深圳，始终是一个诞生希望与传奇的地方。198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郁亮被分配到深圳外贸集团公司，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因为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即将在这座城市起步。
最初，郁亮的月薪比内地高得多，是298元。这家深圳当地最重要的进出口公司，涉及业务较多，旗下既有深圳土畜产茶叶进出口公司这样常规业务的公司，也有对港提供生鲜食品的天俊实业。
然而，当郁亮在多年后想起这段岁月，他说，“我内心里一直在追求变化，所以不断在想，不断在变。那时我觉得变化就是理想。”
3.他们在路上
到了1988年，相较于前一年，人物故事出现了些许变化。
这一年，任志强37岁，永远拧巴着的眉头、永远桀骜不驯的态度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
当时的他任职于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经理。他刚刚从清华大学土木和建筑系等“购买”了5名大学生，每个名额5万元，但一个也没留住。
在他的回忆录《野心优雅》一书中，详细提到了这段过往。“第一个被我开除退回学校的是个学生会的副主席，也是个桥牌爱好者，但进入华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本来准备请园林局吃饭，客人没来，他自己拿着支票几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顿，严重违反了公司纪律，也成了一种腐败，我没想到清华大学居然能培养出这种大学生，就将该学生退回了学校。”任志强透露。
素来心直口快的任志强还强调，有的早就申请出国的大学生利用华远公司的人性化管理特点，拿华远当跳板的做法也令他很烦恼。此后才有了“不招清华毕业生”的管理怪癖。
这一年，34岁的楼忠福已经做了四年东阳三建（广厦前身）的经理了，还处在包工头的行业地位上。这一年，他过得并不安生，东阳三建出现了数起交通事故。可是他没有想到是，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折腾了十余年的天都城——号称是中国最牛的卫星城，至今仍没有下文。
有些人看起来一路顺利、风平浪静，也有些人看起来磕磕绊绊、风风雨雨。比如张力，比如朱孟依。
在广州，当了两年公务员的张力决定弃政从商。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历史说，“经商也是被迫的，那时候家里很穷，父母是平民、无背景，公务员工资很低，根本不够家用，为了养家糊口，只好下海经商。我个人觉得自己也不适合做公务员，因为当公务员要机变、圆滑，这些都不是我具备的。”
正如张力自述，他20岁那年开始当工人，后来在广州郊区二轻局当团委副书记，于1986年当上了梅花村酒店总经理。不久，被调去建设白云区政府办公楼时年33岁。“做公务员的时候特别清闲，没有事情做，我开始阅读大量书本。”张力称，“也是在那时，我发现了自己做生意的天赋。”
在创业之初，张力虽然碰壁不少，但总算在5年间靠接些小工程赚了几百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也就是在做工程的这5年里，性格外向率直的张力结识了内敛含蓄的李思廉。
同年，在老家梅州丰顺打拼数年的朱孟依看到了机会。他心想，“做房地产不就是是盖房子吗，这跟自己当包工头的老本行差不多。”于是，朱孟依辗转到香港，随后获得香港永久居住资格，并一步一步往房地产开发商的路子前进。
当张力、朱孟依还在一步步打拼江山的时候，作为广州最早开发房地产的开发商之一，广信房产已经率先以2.808亿元中标芳村花地大道两侧1.07平方公里(约1500亩)商品住宅用地，准备大干一场。
这是广州第一个通过招标转让形式出让的用地项目，成交额创了当时的纪录。按照广信的初衷，该地将被打造成芳村新中心城区。然而后来广信母公司广东国投的破产事件让花地湾地块从此没落，烂尾二十年。最新动作是，2017年万科以551亿拿下该地，使之涅槃重生。
到了1988年的年底，故事更多了。12月28日，桂强芳在深圳创办了中国首家内资房地产中介代理企业---深圳市国际地产咨询公司，他被誉为“中国房地产中介代理行业教父”。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后来也培育了如今的世联行掌门人——陈劲松。
同样在深圳大地上崛起的还有一家来自台湾的企业——富士康。这一年，郭台铭决定在深圳地区**建厂，由此拉开了这家公司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的战略布局。
4.土地放开与房改试点
“中国第一拍”后，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
当年2月11日，福州以458万元成功拍出五四路一幅写字楼用地，这是国内首次向外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这也令福州成为继深圳之后，全国第二个尝试以拍卖形式出让土地的城市。
历史资料记载，该地土地位于福州市区五四路西侧、福州大戏院南面，地块总面积4.63亩，也即是如今的国际大厦。
福州新闻网后来报道称，据当年的拍卖主持人回忆，“拍卖会场设在原五一广场展览馆二层(现为于山堂)，这是当年福州最大的会场，一般都是省市重要的会议才在这举行。会场的布置比深圳简陋点，没有现成的拍卖槌，就从茶亭街的杂货店买来木棰代替；为了让外商看到改革开放后福建时尚的一面，还特意到台江服装裁缝店，订制了一套当时福州非常少见的小翻领便西装。 ”
这是原福州国土局的一位老干部。有限的录像资料记载道，他双手高高举起了标有“458万元”拍卖价的大纸牌，大声念了三遍后，见无人继续应价，站在他身旁的国土局局长，一槌敲了下去———458万元成交，福建土地第一拍成功了！
虽然是国内第二场拍卖会，但是当时的中国内地，没有土地拍卖会的规范性流程，也没有土地拍卖师的培训。“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总不能让外商看笑话，我们就派人从深圳市借来录像带，看人家怎么拍的，看了一整天，学是学会了，但还是很紧张。”
媒体是这样记载这场拍卖会的：当天一大早，大厅内就聚集了很多人，有的是来竞买的外商，有的是来看热闹的商界人士和群众。现场共有海内外30多家客商参与竞投，外商主要以香港和澳门为主，每个人领到标有号码的木牌，每举牌一次加价2万元。
经过近一小时的轮番举牌后，香港永升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华榕有限公司、澳门(华榕)工程有限公司3家联合成立的竞买人，报出了人民币458万元的竞买价。
时间再往后推移，土拍从深圳到福州到上海，政策也随着做了相应的调整。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紧接着，《土地管理法》也进行了修改，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
而这，也为房地产在市场上的流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当时的中国，距离1978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关于房改的问题已经过去整整十年，提租补贴政策也已经摸索了两年，土地出让也有了上述几个案例，商品房也从法律层面进入了流通领域。一切，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988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这是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1986年1月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房改”全国性会议。会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宣布：“住房制度改革，从现在起正式列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并在全国分期分批展开”。
同年2月，国务院批准印发了“房改领导小组”的《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并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行住房商品化，将实物分配逐步改变为货币分配，使住房这个大宗商品进入消费市场。
该《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全面试点阶段，也掀起了国内第一轮的房改热潮，城市综合开发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1988年底，全国共有432个城市成立了3124家开发公司，职工人数达12.7万人，开发面积达1.8亿平方米；同时全国房屋商品销售额达到147.21亿元；实际房屋销售面积29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9%。
令人遗憾的是，刚刚准备大干一场的房改，遇到了中国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物价闯关时期通货飞涨，职工纷纷提储变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为了回笼一部分资金而急于出售公房，结果造成重新回到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老路上，提租补贴的模式就此夭折。
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行业即将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可以作证的数字是，到 1988 年，全社会住宅建设**从 1978 年的 70.01 亿元提高到 1136 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06%提高到7.61%。始料未及的是，往后数年，房地产业将伴随并助力中国经济、民生的历史性跨越。
历史的抉择有时看似不经意，事后却又让人回味无穷。
看过第一篇1987年地产报道的读者朋友可能留意到，1987年第一场土地拍卖诞生于深圳，1988年第二场土地拍卖发生在福州。那么，为什么会是在这两个城市？而不是别的地方呢？
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从东南沿海开始，其中地产行业也不例外，从地缘来看，这里是离港澳台最近的地方，也是最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新潮的区域。
以深圳为例，毗邻香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昔日南海边陲小镇，经过一百多年的洗礼，已经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是世界连接大陆的桥头堡，特别是在香港高速前行中，房地产行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个亚洲四小龙——台湾，也借改革开放挺进大陆，福建就是其登陆第一站。
港台房地产可以说是大陆楼市的启蒙，尤其是香港深刻影响了后来大陆楼市数十年的成长。近水楼台先得月，离香港最近的广东，诞生了万科、保利、中海、恒大、碧桂园、雅居乐、富力、合生、珠江等赫赫有名的地产巨头，几乎占据房地产行业半壁江山，引领整个中国房地行业发展方向。
后起之秀福建房地产企业也不甘示弱，特别是最近几年，世茂、阳光城、融侨、旭辉、泰禾、正荣等闽系房企迅速崛起，成为房地产业近年来发展最为快速的一股力量，地产闽商的出现，显著改变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格局。
如果说1987年，房地产行业主题是“第一拍”，大陆举办第一次进行土地拍卖。那么，1988年，房地产行业主题是“第一改”，中国第一次全面启动住房改革。
第一次住房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1988年？不要小看这个第一次，为了这一刻，历史足足酝酿了十年。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城市住宅建设会议上就提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再宽些？”。第二年，中国开始实行向居民全价售房试点。
进入1980年，邓小平再次为城镇居民购房发声，明确表态支持居民购买房屋、盖房。甚至提出“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随后中央发布“准许私人建房、买房，准许私人拥有自己的住房”的通知，拉开了中国房改序幕。
年，开始补贴出售住房，全国共出售住房1093万平方米。这股热潮使得1986年中央出台政策，坚决制止低价出售旧房，各地也停止了补贴售房。
也在这一年，住房制度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成立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国的房改工作。两年之后的1988年，这个房改小组制定的房改方案在全国实施，十年积淀，终成现实。
跨出了第一步的房改引发了房地产行业的蓬勃成长，这个过程也许并不完善，还有诸多不足。但开弓的箭不会回头，房改全面启动，虽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始，此后历史上多次进行住房改革，为这个行业的成长进行引导。
剑出鞘，帆已扬，古老的东方有一群龙的传人，正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那一刻，地产的巨龙已擦亮眼，未来不是梦！
改变了中国房地产历史的1989年
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发展的序幕。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执著与迷恋，从未消减，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地变革史。尤其是最近的30年里，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3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地产30年》系列之1989年，建国第40个年头里，尽管经济有所滑坡，但中国房地产业还是加快了发展进程。这一年，中国大地正在消化过去两年土改、房改带来的各种后续效应；这一年，中国房地产营销史上又有了新的进展与颠覆；这一年，中国房地产登上联合国人居会议舞台；这一年，日本楼市一路狂奔；这一年，中国房地产依然向前……
1989年，这是个卡在80后与90后夹缝间的尴尬年份。毕竟，在这年出生的人，想说自己是年轻的九零后，却早生了一点；想说自己是八零后，又心有不甘，感觉老了十年。
当然，比起2000年出生的人来说，还算值得安慰，毕竟再晚一年出生，就是21世纪的人，而早了那么一点，就成为上个世纪的人。这种感觉，不是老了十年，而是老了一个世纪，啧啧，也算是百年一遇的机缘了。
好啦，言归正传，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正所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建国40年时间里，新中国经历过狂风暴雨，也见证过阳光彩虹。走到第四十个年头，注定不会是平淡的一年。
1989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很多、很多……多到不知从哪里下笔。打开尘封的历史，一件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扑面而来，困惑与求索交织成一幅时代华丽而又宏大的画作。
这一年，中国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并在会议上先后进行六次正式发言，首次在联合国人居会议上介绍了中国住宅建设、住房制度改革所取得成就，以及住宅发展战略设想和相应措施。此外，郑重承诺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完成“2000年的全球住房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经过年连续两年土地出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化趋势日益明显，尤其以万科、中海等开发商为代表，在开拓商品房市场上大刀阔斧进行变革，为行业带来全新的营销观念。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也许才刚起步，但日本楼市却已如日中天。所以，我们还会把目光放在这个邻国身上，重点谈谈日本房地产，这里面有太多值得中国楼市借鉴之处。因为，一个巨大而又快速膨胀的世界级经济体引发的房地产泡沫正越吹越大，这道魔咒在日后中国楼市快速发展过程时常被拿来当作参照系。
历史的时间轴轻轻拨动到1989年，新年的头一天，《人民日报》就给这一年定了个并不轻松的基调。一篇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
风云起、波澜急，房地产行业这艘尚未起航的巨舰注定一开始就历经波折。好在，这一年的政策给予了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政府的引导下，8月1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宣布：1989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1至6月份的上升幅度逐月减少，共下降了6.4个百分点，其中35个大城市的物价上涨幅度上半年平均降低了9.8个百分点。
到了1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给出的信号更为明显。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全会决定：包括1989年在内，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全国零售物价上涨幅度逐步下降到10%以下。
这也使得前一年因价格闯关、通货飞涨而中途夭折的房改政策有了喘息的余地。当时刚刚准备大干一场的提租补贴模式，遇到了职工提储变现危机，国家为了回笼一部分资金而急于出售公房，结果造成重新回到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老路上。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一年的中国大地正在消化过去两年土改、房改带来的各种后续效应；这一年，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政策与市场有了新变化；这一年，大家都在摸索着前行。
1.中国人“第五大发明”进军内地
去年底刚刚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万科，2800万资金已经到位。拿着这笔钱，王石开始闯荡天下了。要注意的是，1989年已经（此已经删掉）在深圳连拿两地的万科，已经成为行业内小有名气的黑马。
这一切，被记录在如今万科深圳大梅沙总部一个近两百平方米的展厅内。展示厅有一份土地出让书，下面的介绍卡片中写着这样一行小字：“1989年初，继威登后万科再次夺魁天景地块，深圳地产界的同行再也不敢轻视万科这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
这个有着近30年历史的天景花园，位于深圳市黄贝路口，项目规模并不大，占地面积1.221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09万平方米，总户数190户。该项目从一开始就进行得略微坎坷，据说样板房的100万是向铁路支行借来的救济款，地块开发初始资金是从茶馆里找来的……
中国较早的公派香港房地产考察团正式登场，初衷是为了把天景花园打造成为精品社区。1989年初，万科派出香港物业考察团，团长是冯佳，据说当时一人发了2000块钱，到香港进行见习。
媒体记载，当时考察团到了香港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偷师香港的房地产经验——公寓，工地，成熟的住宅小区，甚至楼书。
归来后，万科在天景花园这个项目做了许多个堪称国内首创的模式。比如在工地导入了VI系统，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进行工地包装的楼盘；在项目工地现场建起了一套样板房，成为内地楼市最早的样板房。
不过，也有历史资料指向，中海地产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引入样板房营销概念的房地产企业、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始应用工程样板房展示的房地产企业。不论如何，这都表明了深圳这座城市是中国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起源地，各类成熟的开发模式与运营制度离不开深圳地产先驱的探索与创新。
还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楼书的引进以及小区概念规划的诞生。
回忆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地区的报纸尚不允许随便投放房地产广告，凡打广告都要通过非常严格的审查。
天不遂人愿，当时的天景花园正在面临严峻的危机。项目周边房价约1800元/平方米，而天景花园的楼面地价已超过 2800元/平方米，面粉已然贵过面包。也就是说，万科至少要卖4300元/平方米才能收回成本。
急于把项目快速地以理想价格售出的万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香港的广告。日，香港文汇报出现了一版地产广告——“天景花园”。至此，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本楼书应运而生。
于是，在中国房地产营销史上，天景花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国较早以概念规划方案与概念规划总体为基础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技术人员第一次与开发商走在一起，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对话，开发商介入项目的前期，对项目的定位和规划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天景花园的设计，也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完整借用华侨城旅游区的规划概念，来规划住宅小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部第一批3个“城市住宅小区试点”：天津川府新村、无锡沁园新村、济南燕子山新村，刚刚建成就成了国内业界关注的样板工程与话题焦点。
8月18日，建设部作出《关于表彰无锡、济南、天津三个优秀实验住宅小区的决定》。此后，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年底，全国人大于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这是我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律，是涉及城市建设和发展全局的一部基本法，它对于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不断改善城市的**环境和劳动、生活环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窥一斑而见全豹，彼时之中国，香港似乎成为了一个绕不过的学习对象。如今来看，甚至可以说港资开发商，是曾经中国地产大讲坛的座上宾，也是曾经内地房地产行业起步和发展的带路人。他们具备的专业管理、营销团队，标准开发模式、细则条例，资源渠道和资金，给懵懂的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打开了一扇大门。
以“楼花”跟“售楼模型”为例，他们都经由香港引入中国内地。当中，“楼花”一词早在1953年业已出现。它是指如果把已建成的房屋看成建设完成后的果实，楼的果实尚未结出，那么能买到的只是“楼花”。楼花买卖也称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约定，由购房者交付定金或预付款，而在未来一定日期拥有现房的房产交易行为。
这是当时还是30 岁的霍英东提出的设想。1953年，他成立了立信置业有限公司，一改当时的现楼销售政策，提出“预售楼花”，并提倡分期付款。
这一方法，随后被其他地产商纷纷仿效，成为香港地产一大经营特色。炒楼花也因此被老外戏称为“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并波及到东南亚，之后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售楼处楼盘模型最早期是80年代，置业国际在考察加拿大房地产营销时发现该展示方式，后由地产人士从香港传到深圳。
2.历史人物登场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的福建商帮，在这一年走出了一个房地产界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许荣茂。
1989年之前，许荣茂玩过金融、做过纺织生意。早在70年代他就从福建去到香港寻求发展。当时，他打的第一份工是在药店里当伙计，因为听不习惯粤语，只几天的时间，就又跑到工厂去了。随后，机缘巧合下，他当上了证券经纪人。
几经周折后，在1981年到1983年短短两年光景，他便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身家千万的许荣茂，时年32岁。据他本人的回忆称，“在金融市场我比较顺利。很多人第一桶金可能要经过长期的拼搏，我运气稍好一点。不过我对经济非常感兴趣，如今还一直阅读经济方面的书籍。”
不过，真正让许荣茂有了更厚实的经济积累，还是80年代中期在香港、内地开设工厂所取得的成果。“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在许荣茂39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更大的转折，因为他决心投身于中国房地产事业。“1989年我转做房地产，以前做服装特别累，员工多，业务量大，但利润微薄。帮美国人做加工，等于为他人做嫁衣，成衣后贴上他们的标签，没有自己的品牌。这虽然也是实业，但缺少满足感。现在我们建一幢幢雄伟壮丽的大厦，既能美化城市，改善人们的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事业成功的欣慰。”
同样在南方，在广州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两位大佬，在深圳则是两家企业。
如今成为全国首家销售额破五千亿的碧桂园，这一年它的创始人，杨国强先生刚刚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出生于广东顺德北滘镇的杨国强，因为家境赤贫，自幼就在家放牛种田，稍大后便出去做泥水匠。一开始，由于大哥杨国华当时在顺德县第二建筑公司当负责人，杨国强才得以受到照顾进了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他从泥瓦匠开始，经历了包工头、卖房者到开发商的身份嬗变，1989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富力集团的两位传奇人物，李思廉、张力也正式于这一年结识。尽管两人性格相异，但一点不妨碍他们携手共进二十余年。一个在一线抓项目建楼盘，一个在后方运作资金、策划销售，成为中国商界极为**的企业运作案例。
在深圳，中海也面临发展的关键节点。日，中海地产深圳公司第一个地产项目海富花园正式破土动工，标志着中国海外开始大规模**内地房地产。
有趣的是，现任中海地产集团董事长颜建国，这一年刚刚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并顺利进入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工作。
或许他自己也不曾想过，这一开始，便是25个年头。在2014年在赴任龙湖前，他分别担任过中海地产苏州、上海公司总经理、中海地产集团董事副总经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助理总经理、中建总公司办公厅主任等职位。
不过，他最终还是回归了中海。日，中海地产公布人事任命，颜建国正式接班执掌中海。
对于远在大连的王健林来说，这一年既有兴奋也有忧愁。当时，王健林接手了濒临破产的大连西岗房地产公司，就遇上了国家整顿。虽然王健林的（删掉）西岗房地产公司土地是可以*押的，证照也是齐全的，可是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给他。
历经奔波后，有人给王健林出主意，“发债券”。说来也是机遇，如今的大连一方集团老板——孙喜双当时觉得王健林这个人是退伍军人，特别的踏实，便拿了一笔巨款认购了王健林发行的债券。也因此，王健林的房地产之路才没有在一开始就夭折。
3.人民日报都看不懂的房价
过去数十年，从官方到民间皆沿袭了“北上广深”的叫法。然而，在1989年这个年份里，他们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市场状况。
在广州，一个叫做东湖新村的小区已经十岁了。这是一个被历史成就的项目，在新中国住房革命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个外销项目，第一个商品住宅项目，第一个引进外资开发的住宅项目，第一个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等等。
当时的东湖新村所在地，是一片很大的水域，被称为“72亩塘”。日，东湖新村住宅小区建设工程在已经被填平的“72亩塘”打下了第一根桩。
经过三年的努力，东湖新村基本建成，小区内有二十五幢八层住宅楼宇，后来又有两幢十六层电梯住宅楼宇，还包括2个近万平方米的园林，是当时全国最大型、最**的花园小区。
在设计方面，东湖新村以香港住宅小区的成功经验为参照，打造了花园、商铺、道路等配套设施；在小区管理方面，实行封闭式管理，以香港屋村的管理经验为标准。除此之外，该小区还组建了管理处，对房屋、环卫、绿化和治安等提供全方位、更完善的生活服务。
值得强调的是，东湖新村后，以港式住宅小区的开发管理模式，逐渐辐射到珠三角区域、中国内地乃至全国。
当时还是广州东山区房管局副局长的李庆符正是在1989年这一年搬进东湖新村的。他说：“搬进去后，刚开始还交了好几年的房租，到1996 年的时候，终于分三次交齐了3万多块钱，也终于拥有了这间面积为96 平方米住房的产权。”
据李庆符回忆，“当时的东湖新村是广州市最时尚的住宅小区，虽然这个小区现在有些老旧，但依然是风韵犹存，还有它独特的气息。”
同样于1989年，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副司长刘洵蕃在全国房地产企(事)业管理经验交流会的讲话中提到，他们特意邀请了广州东华公司过来介绍经验。
“东华公司是我们房地产业改革起步最早的单位之一。他们在起步的时候是很艰难的，特别是发展房地产外向型经营方面受到了很多责难，遇到了很大阻力。甚至有的报纸批评他们是卖国卖地。但是他们终于闯出了一条发展外向型房地产的路子。”
“现在他们又提出搞股份制的问题，这是很超前的，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听说有搞股份制的房地产业，这是第一家。”
在深圳天景花园、广州东湖新村的带动下，中国房地产业似乎正在变得有章可循。不过，北京、上海两地突如其来的高房价，却吓跑了许多人。
2月15日，北京首次公开出售建在黄金地段的商品房350套，每平方米最高2000元，但只被预订了250套。无独有偶，同期在上海出售的1.1万套住房中，成交也不到1/10。原因是太贵了。
人民日报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幢幢楼房无人买，几十万平方米新住宅空空荡荡。原因是价格昂贵，每平方米最高价已达2300元，令人咋舌。”
究竟有多贵？该报道还以北京为例，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1600 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要知道，1989年北京的平均月薪175元，上海的平均月薪217元。那时候的房地产，还没有首付、没有贷款这一说法。资料显示，中国银行史上第一笔按揭贷款出现在日的上海；不过民间也有说法，中海集团才是第一个引进银行按揭购房模式的开发商。
然而，即使销售与现实有差距，这也不影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有关住房的新历史时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地产市场化，使少数人暴富的房地产开发，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4.外媒都认定中国改革不可逆转
这一年，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施住房制度改革的省会城市。
日，经省政府批准，广州市政府公布了《广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距离广州南沙区的珠江华侨农场启动住房货币化分配改革已经三年了，当时广州也是广东省最早的试点之一。
同月，广州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广州首次实行有期限、有偿土地使用权的3块土地。这3块土地分别位于东风东路福今路口对面，面积为2968平方米；三元里广花公路和机场路交叉口，面积为17191平方米；天河区天河体育中心东南角天河主干道南侧，面积为21987平方米。
历史选择了广州，也成就了广州。正是因为先人一步的政策引导、东南沿海的地域优势等，广州房地产行业才能在日后的90年代大放光彩、并涌现出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保利、恒大、富力、越秀等，甚至一度成为全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典范区域。
一百公里以外的深圳，同样在进行自我革命。
日深圳市政府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这是市房产管理部门考察、借鉴了香港及新加坡住房发展经验而制定的，该纲要提出住房供求“双轨三类”制。双轨即市房管局组织建房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建房，三类即：福利商品房、微利商品房和市场商品房。
1989年8月，深圳市召开了房地产市场整顿大会，并提出7项整顿措施。后经数月的努力，市场比以前规则多了，地价房价暴涨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房屋的出售、出租、转让、*押的管理有所加强。
同月，深圳市房屋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房地产交易所。
抛开广深不提，这一年中央下了一个政策目标：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通知》，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压缩固定资产规模，紧缩银根。
在众多政策的引导下，彼时之中国社会，缓慢而坚定地前进着。尽管房地产业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当时也已经有颇具见解的想法，吴荣根、罗志年在《香港房地产也给予我们的启迪》一书中提到，“深圳、厦门、福州、上海等四个城市已公开拍卖的9块土地，售价最高的是上海，每平方米达8000元；最低的是厦门，每平方米达1200元。这种地价，远远超过了我国现阶段房屋建筑的单位面积造价。”
“可以设想，以如此高地价买来土地，再加上建筑费建造住房，是难以去解决占全国城镇四分之一的无房户、困难户、不方便户的住房问题的。因此，高地价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政策，决不能视为普遍的规律广而用之。”
从整体数据来看，潘其源在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 1949年-1988年全国城镇新建住房近18亿平方米，农村新建住房90亿平方米。尤其是1979年以来住宅建设发展较快，平均每年城市新建住房1亿多平方米，城乡人民的居住水平和居住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
从外部条件来看，1989年这个被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称之为“中国内地房地产业低落期”的一年，非但没有吓跑外资企业，还有一家中国企业悄悄进入了世界500强。
《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提到，当时几乎全球重要的媒体都在评论中认为“中国改革不可能倒转”。美国的一家独立调研公司对《财富》500强CEO开展了一次调查，其中涉及对中国未来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经济改革看似进展困难，但西方的**者们仍然把赌注下在长远的发展上。
“一些已经在中国开场的跨国公司也表明了自己留守的决心，意大利菲亚汽车制造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亲诺迪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撤离。”
同时，这一年中国银行进入了当年度《财富》评选出的世界500强排行榜。这意味着在全球的商业观察家眼中，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群体。
另外一个番外篇是，1989年是在第一个全国城镇房屋普查基础上开展的全国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的第3个年头。产权不清，产籍不明，管理混乱的情况开始好转。通过登记发证，大批产权单位和房产主领取了全国统一的房屋所有权证，他们的房地产权得到了国家法律和行政的保护。
通过房屋所有权登记，对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以及房地产纠纷的处理，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正逐渐显示出来，并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认识和重视。
内调外养，强筋健骨。中国房地产业从井喷式发展到细水长流，刻在骨子里的中庸之道或许会指导这个行业走向另外一个拐点。
5.1989年日本买下美国
1989年，当中国楼市还蹒跚学步的时候，日本房地产正在以狂飙突进的态势，冲向颠狂的顶峰。
经过二战之后四十多年快速发展，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末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野心勃勃的日本企业大肆开拓全球市场。当是（删掉）时，世界随处可见Made in Japan的产品。尤其是汽车、家电等行业，为日本创汇源源不断输出拳头产品，并一举带动钢铁、电子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为了遏制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1985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联合与日本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美元贬值。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走强，迅速从240:1飙升至120:1。
汇率激涨导致日本企业出口压力猛升，为了支持企业出口，日本政府大幅降低利息，连续5次下调利率，从1985年的5%降至1987年的2.5%。此举确保了日企出口份额，外汇仍持续涌入日本银行。拥有海量资金的银行业，为了扩大利润，绞尽脑汁拼命放款。扩大贷款，进一步加剧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
房地产*押贷款作为风险较低的业务，成为日本银行资金投放的重点领域。大量资金疯狂涌进房地产市场，整个日本房价直接爆涨。1989年日本房价冲向峰顶，以最具代表性的东京银座为例，据当时日本国土交通厅公布的土地公示价格1平米1.1亿日元，折合约97万美元，这是获得全球最高地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1平方米近百万美元的天价，迄今仍是个匪夷所思的高点。但在狂热的1989年，却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价位。日本，单以房价论，早就是宇宙中心。这个纪录，哪怕二十多年后**的中国楼市，先后号称宇宙中心的北京、深圳，也没有哪个地段能卖出这个价格的一半。
日本房地产疯狂，开始从本地向全球蔓延，“卖掉东京房子的钱，可以把整个美国都买下”这个段子对日本人而言，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很快被日本人付诸实践。
1989年，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14亿美元购买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厦。消息传出，美国震惊，世界哗然！洛克菲勒中心大厦被美国政府“国家历史地标”，是20世纪最伟大的都市计划之一，在美国人心目中已然成为国家象征。因此，三菱集团收购举动，被视为日本“入侵”美国的惊世之举。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作为全球经济中心、世界最安全的资金避风港，美国成为日本企业围猎的首选目标，在最高峰时期，日本企业购买了全美国近10%的不动产。
1989年，日本房地产的畸形膨胀，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警惕，反被视为日本崛起的精神鸦片。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戳破这个泡沫。
是的，幻像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宁愿沉睡在美梦里，不敢清醒面对现状，人性皆如此。
40年积累1.6万亿房产财富
建国40年，在这个漫长历程里，房地产也在同步成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形成包括“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在内的产业运行机制，为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提供大量物质基础保障。更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数十年建设，中国房地产积淀为一笔巨额的社会财富。
这一年，《中国房地产》杂志刊发的《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建国四十周年的回顾》文章中提到，中国房屋面积估计已经达到55亿平方米，价值8500亿元，另外，全国城市建成区总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以每平方公里7000万元计，有7500亿元资金蕴藏在现在城市土地中。全国城镇房地产总价值超过16000亿元。
从数据不难看出，彼时的房地产行业，已经积蓄巨额资产，初显财富增值王者风范。文章还指出：“房地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将巨额财富投入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商品经济循环中去，使其不断增值，使房地产业这个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那个年代，也许没有人想到，房地产不仅可以增值，而且增值的速度远超国人预料。
除了为国内经济建设沉淀巨额财富，1989年，中国房地产开始走出国门，首次亮相联合国，代表着中国也参与到国际人居建设进程中。联合国人居大会声明指出，住房与食品、服装一样都是人类基本的、直接的需求，对保持健康与社会和平、对维持家庭康乐都是不可或缺。
然而，世界仍有10亿多人继续生活在恶劣的住房环境中。因此，联合国制定了解决问题多项应对措施，并号召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迎接挑战，最终让每个人都享受住房梦想在20世纪末成为现实。中国作为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十几年一直致力于实现居者有其屋目标。
就在中国为保障人居住房努力的同时，日本则在高房价的盛世狂欢中迷失未来。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1989年，迅速飙升的经济地位，也让日本人心态急剧膨胀。
在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日本全面进入令人炫目的鼎盛时期。彼时，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就叫《日本可以说不》，代表了战后强势崛起的日本不甘寄人篱下，开始向美国等世界强国叫板。自信心爆棚的日本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他们办不到，哪怕楼价涨上天，也不曾畏惧。
然而，现实终归是现实，日本这段房地产泡沫历史，还没有到破裂的时候。在1989年之后两年内，疯狂的日本楼市终于尝到自己埋下的苦果。只是，那个年份，他们还沉醉在盲目的乐观之中。
日本发生的一切，之于中国而言，就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此后二十多年时间里，无时无刻不提醒中国楼市如何规避重蹈日本覆辙。当然，此为后话，在接下来的《地产30年》系列篇章里，读者朋友还会不断看到日本楼市的身影。
1989年，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都不是个轻易忘却的年份，有太多的事、太多的人值得我们缅怀。彼时，一度迷茫，甚至挫折，但都未曾减缓历史车轮滚滚行进的节奏。不管如何，生活总要往前走。
蛇年，斗折蛇行，蜿蜒向前。
改变了中国房地产历史的1990年
30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脉络里，竟然把中国楼市起点的坐标定位到了1987年那场并不起眼的土地拍卖会上。就在中国南海边陲，新成立的深圳为筹钱发展特区卖出了新中国第一幅土地时，也正式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化发展的序幕。
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土地的执着与迷恋，从未消减，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地变革史。尤其是最近的30年里，纵使风云变幻，地产行业发展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一路狂奔。回望来路，那些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人物、事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上演，30年，一年一个脚印，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艰辛和坎坷，也印照出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成长与收获。
《地产30年》系列之1990年，这一年是停滞的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也是希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公积金制度的雏形出现了，土地市场进一步放开。这一年，《香港基本法》审议通过，香港迎来了里程碑的一年。这一年，亚运会在北京举办，令中国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振奋人心。
1990年，一个全新的十年开始了。
虽然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但世人显然并没有太多经验和准备应对即将发生的新十年，因为世纪最后十年里，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太过于超乎人类当时的想象力。
时代剧变的上映，不像演戏，没有任何彩排就开场了。我们来看看，这一年，国内外都发生哪些震惊世人的大事件。
东西德和南北也门分裂多年终于走向统一；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多瓦等国先后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纳米比亚相继独立；伊拉克武装侵略科威特，将其吞并为伊拉克名下一个省；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谢幕，辞去首相职务……
全球政坛局势风云变幻，快得令人应接不暇，经济领域也不甘寂寞。这一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首先发难的是股市。到年底，东京股市断崖式下跌了38%，300万亿日元（折合2.07万亿美元）股票市值瞬间消失，房地产价格从投机巅峰陡降下来，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之中，至今仍未恢复。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地区也在经历着一样的痛苦。1990年1月，台北股市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创出了12495点的历史新高，之后一路崩盘，一直跌到2485点才止住，用时仅八个月。一夜之间，多少人的暴富神话破灭。
在国内，房地产市场遭遇了房改以来的第一个难关。受限当时政治环境，房地产市场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低潮。及至1990年，负面效应扩到最大。《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0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长速度-7.1%，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速度0。
全年房地产开发房屋竣工面积4196万平方米，占全国房屋竣工面积14.2%。住宅竣工面积3327万平方米，占城镇住宅竣工面积20.3%。
前一阶段初步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受到巨大冲击，一些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公司被纷纷撤销，继续保留的公司也出现银根紧缩而无法继续运转。大量楼盘由于资金不济形成烂尾，出现中国第一次烂尾潮。
幸运的是，低迷并没有持续多久，特别是借助亚运会的举办，中国经济逐步回归正轨。199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形势好转，房地产市场迅速回升。
潮起潮落，潮水总归要退去。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生意也还是做。在这停滞的1990年，全国第一个富人区在北京亚运会中热潮中诞生，中国公积金制度的雏形出现了，土地市场进一步放开。与此同时，奋勇前行的开发商也不在少数。
1.全国富人区诞生
日，就在笔者酝酿写这篇文 章的时候，手机上弹出一则快讯显示，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的原型去世。这只传奇大熊猫名叫“巴斯”，于9月13日上午8：50在福州熊猫世界去世，终年37岁。
这只“巴斯”，刚刚打破最长寿大熊猫纪录，37岁如果换算成人类的年龄，相当于一百多岁的老人。这只出生于1980年的80后大熊猫，4岁觅食落水被救，后送至福州护养。1987年曾经出访美国，1990年，应北京亚运会组委会邀请，巴斯成了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
一时之间，熊猫盼盼风靡全国，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甚至冲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形象代言词。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急剧崛起的大国渴望获得国际认同的民族情节。
那么，我们来看看那场盛会，给崛起中国都带来哪些变化？
日，亚运会来到了中国北京。这是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
作为东道主，中国队缔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多项纪录，累计获得了183金、107银、51铜共341枚奖牌，成为单届亚运会上获得金牌和奖牌最多的代表团。
这样的荣耀与骄傲，足以让一代人泪流满面。事实上，当时国人对于北京亚运会的关注度绝对不亚于18年后的北京奥运会。
这真的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事。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为了北京亚运会的顺利举办，全国数千万人慷慨解囊，共捐款2.7亿元，占全部投入的1/10。老太太把积攒多年的养老金拿出来捐了，小孩子把零花钱贡献了，一袋一袋的，全是毛票、钢镚儿，一数好几天。“今天你捐了没有”一度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据说，当时的北京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两个人走在街头，无意中撞着了，剑拔弩张之际其中一人说：“小子，今天不跟你吵，办亚运会呢！”怒气顿时烟消云散。
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开始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也同样是北京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开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的主城区仍局限于现在的三环以内，一南一北仍然发展相对滞后。北京亚运会使得北京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亚运村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在此之前，北京城市建设一直集中在三环以内，随着亚运村的兴建，整个北京城市建设的轴心第一次大规模向北偏移。
回忆起北京亚运会到来之前的亚运村，一名当地人说：“那时候，亚运村一带属于大屯乡，荒得很，全是坟堆。亚运会结束后，坟堆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拥有奥体中心、五洲大酒店、北辰购物中心、名人广场、远大中心、炎黄艺术馆等公共建筑的大型高档住宅社区。
从坟堆漫野的荒芜小村落蜕变成繁华的大商圈，当时这一切，对中国人来说俨然“神话”一般，北京亚运村更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有钱人的“朝圣地”。
在北京亚运会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亚运村成为了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住宅区，当初的运动员公 寓——汇园 公寓成了全国最值钱的公 寓。
外国人和明星成为亚运村的首批业主。“那时候，住亚运村是身份的象征，住的都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当时媒体报道，歌手刘欢是最早的买房人之一，当时拿的是内部价，1200元/平方米，后来毛阿敏也在此买房，已涨到4000元/平方米。到1995年前后，汇源公寓的销售价已涨到1800美元／平方米，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天价。
就这样，北京乃至全国第一个富人区应运而生了。一时间，“拿大哥大，开汽车，住亚运村”成了北京有钱人的标准。
如果说，亚运会是中国崛起获得世界认同的盛会，那么，亚运村则是国人富起来寻求归属感的标签。
1990北京亚运会熊猫盼盼的故事没有结束，在20年后的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这是中国第二次取得亚运会主办权。
日，福州熊猫世界作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直播分会场，中央电视台也特别对30岁熊猫巴斯进行了直播。同时，巴斯也通过电视机观看亚运会的开幕式了。这只见证了中国举办两次亚运会的传奇熊猫，再次唤起世人对中国崛起的强烈情怀。
情怀背后，一场盛会也让一座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型体育赛事往往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北京亚运村当年的成功，对后续的广州亚运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当初北京亚运村选址的出发点是带动新片区发展一样，广州将亚运村建在了番禺，命名为“广州亚运城”，目的是为了带动广州新城的发展。广州亚运城自此成为了城市“南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房地产市场表现上，广州亚运城也曾经像北京亚运村那样，风光无两。
日，广州亚运城整体出让，最终以255亿元成交，跻身“全国总价地王”；日，广州亚运城正式入市，开盘当日吸引了近5000市民排队抢房，创下一天卖掉1000套的神话，全年累计销售3900套。
尽管这之后，亚运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低迷，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总是相似的。历经20年的岁月洗礼，无论在赛事本身，还是由此带来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建设，在广州亚运会的身上，还是能找到不少当年北京亚运会的影子。
2.前行者们
1990年，万科迈入发展的第六个年头。
尽管二十多年后公开向万科高管团队喊话，就算死了，也会从骨灰盒伸出手来反对万科搞多元化，但当年的王石可是视多元化为万科的制胜武器。
在万科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其重点是继续开拓远洋贸易，稳步发展印刷、服装等加工工业，大力开发房地产，努力拓展大众传播，争取介入金融业。
彼时，王石为万科提出的目标是，借助于多元化的经营架构、规范化的管理系统和素质良好的人才资源，运用整合优势，力争在九十年代中期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跨国经营的集团企业。
同年，万科决定向连锁零售、电影制片及激光影碟等新的领域投 资，初步形成了商贸、工业、房地产和文化传播的四大经营架构。
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正是当时投 资连锁零售这一决定，让王石遇到了郁亮，让万科开启了今天的“郁时代”。
1990年12月的一天，万科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50号的董事长办公室接待了一位颇具书生气的年轻人，他便是郁亮。
这一年，郁亮25岁，从北京大学毕业两年，原本在深圳外贸集团拿着一个月298元的高薪，但在屡次建言领导拓展商业连锁遭否决后，毅然辞职，另谋高就。
带着自己的履历和一份“商业连锁模式”建议书，郁亮来到了“小公司”万科面试。当时万科已经成功买下罗湖商业大厦的四层作为大卖场，准备进军连锁超市。双方不谋而合，郁亮自此加盟万科，与王石一起开始征战商场。
回想当初，王石一定未曾料到，这位与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年轻小伙会成为自己的接班人，而郁亮也许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从今以后将与万科紧紧捆绑。
这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