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正文
作者：wyl1205
发布时间：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俗语：谨以此文献给经历过、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拆迁的人们，并以此记录这段让人难以忘记的日子。　　
目&&& 录　　
唐代杜甫曾经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感叹，站在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看待中国人的房子问题，这句感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老百姓突然间发现银行里存的钱无论怎么样都不够用了，需要用一生的积蓄加上从银行贷来的“万年债”才能买到一套供家里人居住的小房子。而且，社会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有办法有钱的人可以同时拥有数套房子，而没钱没办法的有可能会一家十几口人住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房子的价格有一段时间一个月一平米就会涨一百块钱，有的二手房上午一个价，下午就成了另一个价，一般是又涨了几万块钱。　　
近期发生了一件事情，中石油内部员工团购住房，这让社会中有房子没房子住的人都感觉到极度不平衡，这不是过去的福利分房吗？这下羡慕死好多人，而网上的评论则是批评的多。因为中石油本来就利用垄断地位从中国老百姓口袋里掏了那么多钱，同时还拿着国家的巨额补贴，回馈社会却很少，反而拿出大把的钱为员工买房子。其实这个事情不必深究，在今天房子问题这么敏感的年头，想多种办法解决人们的住房问题也是国家支持的，只要不违法，单位为员工解决住房不是很正常的吗？只是中石油本身的社会地位太过特殊，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批评。　　
所以，房子是当前中国老百姓最为头痛的问题，而房地产行业却是中国目前最来钱的行业。各地政府主要的领导的考核主要看GDP，在有限的任期内如果没有地下资源（如煤、铁、石油等）可挖，求助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这是任何一个领导都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在此大前提下，政府的规划主要会围绕房地产行业来设计，由此引资问题和银行信贷问题也相应会得到解决。　　
想盖房子就要弄土地，但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发展，城市中心地带的“净地”很少，连城乡结合部的“净地”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这就催生出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拆迁。之所以说这个行业特殊，主要是因为它的几个构成要素的复杂性和其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合法的违法行为”，其中包括政府、拆迁机构、黑社会等，而其所带来的利润也是非常丰厚的。　　
我将记录一段亲身经历的拆迁过程，把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人和一些事记录下来，来描述一些将伴随一生的记忆，以真实地记录这一段难忘的日子。而这个过程也让我认识到，中国的一些事情不可能用摧毁性的、暴风骤雨式的方式瞬息完成，相反的，要分步骤的完成，其中充满了妥协与矛盾。　　
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现象经过时间的洗涤后，会被逐步略去好多东西，等我们想试图了解时，才发现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再经过一段时间后，都说不出一个大概来了。不论现代社会的科技多么发达，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总是被或多或少地忽略掉。所以，我想，应该尽可能记录下来这些事情，以免失落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以尽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拆迁通知　　
近日，看到一首网上流传的“外北村谣”，摘录如下： 　　
　　　　发布政策是中央，执不执行在地方　　
　　　　地方官员搞政绩，没有钞票征土地　　
　　　　他们动作到是快，前脚征来后脚卖　　
　　　　非法征地坑百姓，地方如何能安定　　
　　　　村官只为保官位，不管产值对不对　　
　　　　征用土地补偿低，村民肯定不会依　　
　　　　两万多元实在少，买房还是买社保　　
　　　　民生问题不解决，社会如何能和谐　　
　　　　村官只顾自己好，这回征地要吃饱　　
　　　　村民要把村官罢，上级部门维护他　　
　　　　看来上级一样脏，村官只是防火墙　　
　　　　村官一旦被罢免，他们自身就危险　　
　　　　来找上级讲道理，派来警察收拾你　　
　　　　盾牌警棍握在手，百姓吓得直发抖　　
　　　　总有几个胆子大，结果全被打趴下　　
　　　　中央领导若来查，定把这群官痞抓　　
　　　（注：外北村为四川省什邡市外北村）　　
这首“民谣”讲的是当下村官强行征收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的事情，透露出小小百姓们的无奈、困苦及愤怒的情绪。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件有关拆迁的事。　　
2007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坐在火车上，还有三个多小时就要到家了。　　
这时的北方，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尤其是早晨。太阳不情愿地露出了半张脸，使北方所特有的土黄色格外明显。北方的收秋都已经完成了，地里到处是枯黄的秸杆，路边村里人家的院子里到处都堆积着金黄色的玉米；远处的地里有一大群羊，不远处有一个拿着鞭子的老头，缩着脖子抽着烟，正看着羊群在玉米地里刨食吃。　　
虽说这次回家主要是为了一笔业务，最重要的是还可以趁机回家看看父母亲。父母的岁数已经大了，作为子女身在外地，家却永远在父母亲所在的地方。前一段时间，和家里通电话时，父亲说要拆迁了，已经发了拆迁通知，而且由执法局和开发商组成的拆迁办也成立了，有赶早的几户已经拆了房子拿钱搬走了。不过，因为情况还不明朗，所以，多数人还都在观望中，父亲也想看看形势再说。　　
我家所在的地方过去是北坨市的近郊，一九九三年刚搬过去的时候，那里有一家牛奶厂，是个集体企业，名字叫做“北坨市人民牛奶厂”。附近住的多数都是牛奶厂的职工及家属。刚搬过去的时候，除了牛奶厂及其周边的范围外，其它地方到处都是黄沙遍地，地里能长起来的只有沙柳和一些耐旱的东西，还长着刺，走在上面有时会扎进鞋底里，很不舒服。牛奶厂离公路还要走将近　一公里　，市里每年都会在途中的荒地上面种一些防风用的树，但由于缺水，往往会有许多死掉了，不过，种得年头长了，自然会有一些活下来。所谓的路就是人和车从植被中走得多了而形成的，都是很虚的沙土地，骑车时经常会陷进去，不得不下来推着走。等到了公路上的时候，往往鞋里面都是细沙子。只有在下雨或者下雪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每年的夏天，这里的蚊子非常多，尤其到了晚上从这里走的话，一定会被叮得受不了。白天走着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小的蜥蜴飞快地跑过去，还有蝗虫和蝎子。　　
搬到这里时，我还在上高中。每天上学要骑车半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属于离家比较远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深刻体验过北方春秋两个季节的黄沙蔽日，夏天的倾盆暴雨，以及在冬天深厚积雪里的“摸爬滚打”。不过，当时同学的条件都差不多，并没有显得比别人吃更多的苦，而且，从小作为运动员经过多年的艰苦锻炼，已经对这种恶劣的天气状况习以为常，丝毫不以为苦，反而认为在恶劣的气候里有利于锻炼出强健的体魄。但由于过去住在繁华的市里，现在却搬到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心里还是颇有一些落差。　　
那时附近的空地非常多，想要在盖房子不是很困难，只要有盖房子的钱，可以找厂里出个证明，再到土地部门办个简单的手续就可以在附近建一个大院子。我家的院子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房子的质量很差，房主也不是特别能持家的人，整个房子显得非常破旧。买下后，全家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修缮，又重建了一些新房子，总算比较象点样了。　　
后来的时候，牛奶厂经过一翻改制过程，把牛都分给了职工们领回家去养，生产的牛奶有一部分由奶厂职工自己去卖，牛奶厂也代为收购一部分，卖给大的奶制品加工企业。原先的厂区都租出去了，租金由厂领导班子支配，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据说，每次厂家选举时竞争也十分激烈，买选票的事是经常的，但这和我们这些外来户一点关系也没有。　　
刚搬过去的时候，买点日常用品非常困难，往往要到附近镇子里才能买到，直到我考上大学那年，才在牛奶厂门口开了一家小卖店，但生意一直不景气，虽然几经易主，终究因为假货太多，价格偏高而倒闭了。唯一的一家饭店，在经营了两年后，也支撑不下去了。　　
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外地人来北坨谋生，这附近才渐渐有了两家小卖店，一些蔬菜、日常用品已经不用去镇子里去买了；后来，还有人开了理发店和洗澡堂，这里才住着方便了一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这个地方由于处于交通必经之路，已经成为市里新的一个发展热点，也象北京一样称呼之为“CBD”，已经有外地许多房地产商都来这里投资。所建的项目也五花八门，有体育馆、高档楼盘、高档会所和宾馆等。牛奶厂的前面靠近主干道的大片空地上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大大改善了这里的环境。毕竟已经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父亲一说起要被拆迁，总有一点不舍的味道。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有些不安。按道理，城市拆迁一般会有回迁房安置或者直接的货币补偿，但据我了解，北坨市的领导是出了名的好面子，只有有利于政绩，有钱没钱也要工程上马，强行把任务压给下一级政府，让下一级政府自己想办法。而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的那么多强拆事件，北坨市又是个比较闭塞的地方，谁能保证不会发生在自己家的头上。　　
下车后，我直接打车回到家。附近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牛粪堆和草料堆和过去一样，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牛粪的味道。父母还是俭朴如故，只是母亲的脸上却多了一些说不出的愁容。没几句话，自然说到了拆迁的事情。父亲给我拿出拆迁办发的通知和他复印的其它一些资料，我拿过来拆迁通知，内容是这样的：　　
北坨市五里区人民牛奶厂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于　2007年7月14日　经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批准，为了保障项目拆迁工作有序推进，我公司先期对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进行了动员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我公司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沟通、面谈接触等方式与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进行了联系，现人民牛奶厂大部分的被拆迁人已与我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仍有部分被拆迁人未与我公司联系。为了保障本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得以顺利实施，请人民牛奶厂的被拆迁人于　2007年9月20日前　速与我公司联系。逾期不与我公司联系的，我公司将对被拆除房屋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证据保全后予以拆除，该部分被拆除房屋及所涉及的被拆迁人仍享受本项目所执行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及相关优惠政策。 　　
　　人民牛奶厂拆迁指挥部地址：人民牛奶厂*栋*号 　　
　　联系电话：136********（　孙　先生） 130********　王　先生　　
　　特此通知，望周知。 　　
北坨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7年9月16日　　　
父亲告诉我，这个已经是第二个通知了，还有其补偿方案和标准的文件。这个通知只比第一个通知多了一个优惠政策，就是在规定期限之前签字并搬迁的会给一些租房补贴，另外还有一笔搬家费。我大致一看，这是一个标明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的文件，房子按照朝向、房屋结构等规定了不同的标准，以及对于电视、电话、水井、树木等的相应补偿标准都规定在内。　　
母亲有舍地说，这地方住了十六七年，前年附近新建了一个免费进出的大公园，环境大为改善，平房大院的生活又非常舒服，住着已经有了感情。父亲还准备了一笔钱，想把老房子翻盖一下。看来，这个拆迁通知让他的这些想法都落空了。　　
这几年北坨市的发展很快，靠着地理优势，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了，附近的一些城市的人都跑到这里来谋生。随之而来的住房需求，也使得房价快速攀升。我家这里虽然过去是个没人想来的地方，楼房价格一直徘徊在一平米一千元左右，但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房价都涨到三千多一平米了。　　
不过，按这个通知提出来的标准，拿到的钱还不够在附近买一套六十平米的楼房。虽然还可以接受另一种方案，接受开发商所提供的拆迁安置楼房，但那个楼房的位置是在离城区更加远的国道边上，而且土地是一个村里的，据说土地地租来的，没有付土地出让金，租金也只付了十五年的。人们开玩笑说，楼房是平地起来的，恐怕连地基都不怎么打好。听说，房子是村子里的工程队盖的，质量非常差，没有通水、电和暖气，这些都要等到大家入住时由住户共同出钱才能修通，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呢？况且，由于土地问题，还使当地的农民去北京上访了一次，村长由于这件事情也被抓了起来。父亲认为那样的房子坚决不能要！　　
我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思考着父亲的话。问道：“我怎么看着附近还没拆几户？”　　
母亲说：“是啊，两个多月一共就拆了六七户，都是有点关系的。包括牛奶厂的厂长和他两个弟弟，听说厂长一家就拿走将近二百万，还要了好几套安置房。还有那家姓齐的，听说是牛奶厂的会计，也拿了不少钱。后面那家吸毒的也搬了，听说拿了十九万，不过他的房子小，连院子才有七十多平米，是黑社会，拆迁办优先给他办了。”　　
我想，这年头原来黑社会也很有用。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小涛，他一直和黑社会有点关系，找个时间问问他。　　
母亲还是对拆迁通知有点担心，问道：“到时候我们不主动搬，房子是不是真的会被强制拆除？”　　
我安慰她：“不会，有我们哥俩。再说，国家有《物权法》，他们应该不敢强拆。”其实这时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这家开发商到底是什么来头，看样子能开发得了这么大的项目的，应该不是小开发商。　　
谈到开发商，父亲给我拿出一份报纸，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开发商所发的一份宣传材料。这份名为“赤城报”的材料由高档的铜板纸印刷而成，第一版是一幅很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在一个类似新闻发布会的场合与中央某领导握手的合影，照片下面还附有一篇新闻报道，是关于赤城房地产公司荣获全国×佳房产公司的内容，而且，其董事长还被评为全国×大慈善家。看样子，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来头确实很大。　　
这时，我哥下班回家了。因为前两天我已经在电话里说过我今天回家，所以，今天他特意早走了一会，提前回来了。我哥在市房管局工作，按理说他应该知道拆迁的详细情况。　　
我哥说这次拆迁是由五里区政府直接负责的，虽然拆迁办也要在市房管局备案，不过，赤城公司这次所开发的项目是市里确定的重点引资项目，他们局有很多的事情只有配合的份。但他同时还说，现在北坨市的领导也比较精明了，招商引资更象是“关门打狗”，只要资金落地，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现在所有的房地产项目基本都被放在各个区政府负责，出了任何事情首先要由区政府负责。　　
他分析了一下，赤城房地产是个大公司，拆迁费估计不会抠得太细。这个项目的开发商还有一家是本地的“巨龙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前几年为区政府盖了一座办公大楼，但近几年国家对政府兴建楼堂馆所限制很严厉，区政府也确实没有钱付工程款，就把我们这里的开发权给了巨龙公司，只要他引进投资方进行开发，拆迁费首先要拿出来付他的办公大楼的钱。要是这样的话，这里的拆迁就有问题了，拆迁费一定高不了。　　
巨龙公司的出了名的“流氓公司”，所使用的拆迁公司多数是黑社会，拿提成的，省下来的钱都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这些人只认钱，尽管能够说得上话，但能够照顾到什么地步就不知道了。而且，这个项目的拆迁工作也放到区里负责了，要和区里打交道，这些人吃不吃这套也难说。说到这里，我哥摇头苦笑了一下。　　
对于拆迁通知里强拆的条款，我哥说：“不用怕，房子是自己的，而且有正规的房产证，他们不敢乱来的，那个强拆条款是吓唬人的。而且，开发商要的是地，不是房子，房子具体盖成个什么样子没有关系。按照相关规定，要么‘拆一还一’，要么按地段楼房的价格补偿，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谁也不会主动搬的。”这下，父母才有点放心了。　　
这时，我问我哥：“你应该和巨龙的老总很熟吧？”　　
我哥说：“这个人姓田，吃过几次饭。关系一般，求着你的时候怎么都行。不过，这个人在拆迁方面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怎么‘六亲不认’？”我又问。　　
我哥说：“前年的时候，他在新区那里开发了一个项目。他的儿女亲家住在那里，本来想靠他的关系多要些拆迁补偿，不过，就在项目开发前，他就给亲家打过招呼，为了保证拆迁工作顺利完成，就是亲爹也不照顾。最后，从帐面上看，他亲家确实拿得不多，和别人一样，但私下里给不给谁也不知道了。”　　
“这个人还挺铁面无私的！”我说。　　
“什么铁面无私，扯淡。他跑关系比谁都在行。”我哥说。　　
“应该是，这年头想发财没有关系怎么行。”父亲插话说。　　
我哥接着说：“这个人过去也很穷，是搞羊毛起家的。后来，跑贷款时认识了他们那里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是个女的，就是他的老婆。后来，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他老婆给贷出来几百万，搞了一个项目就发达了，现在也是北坨的十大明星企业家了。”　　
“原来如此！”我赞叹道。　　
谈到这个项目，我哥说：“赤城应该不缺钱，听说已经按用地的面积把拆迁费交给了区政府，不过区政府已经劈了一半给了巨龙，剩下的一半估计还要截留一部分，最后剩下的才是拆迁费。”　　
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区政府这样干，拆迁费平摊到被拆迁户手里肯定没多少了。不过，我哥告诉我，这是个博弈的过程，一定会有办法的。　　
晚饭照例是我们爱吃的炖肉，父亲还专门拿出来一瓶好酒。　　
初期入户　　
回家后的第三天上午，阳光明媚，虽然温度不高，但这样的天气还是很舒服。正在琢磨应该去上街逛逛，忽然，大门响了，随即陆续走进来六男三女。　　
母亲说：“是拆迁办的！”父亲和我走出房门。　　
一个岁数较大的象是带队的男人对父亲说：“怎么样，胡叔，考虑得如何了？”　　
父亲说：“你们的给的价格太低了，没法搬嘛。”　　
那个人说：“主动到拆迁办找我们商量啊，你也不去。”　　
其他的人有的在环顾四周，有的在大致清点院子里的树木、估计房子的大小等，并在手里的本子上记着什么。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看着我笑笑说：“看着有点眼熟，是不是哪里见过？”　　
我说：“没有吧。你们是哪里的？”　　
他说：“我们是执法局的。”　　
这时，为首的人说“走吧！”一大群人又陆续了离开了。　　
回屋后，我对父亲说：“应该去一趟，主动和他们谈谈吧！”　　
父亲仍然倔强地说：“不去，等他们出价合适了再说吧！价格不往上涨，找他们也没有用。”　　
我问：“打听一下这些人里有没有能找到关系的，现在什么事情都得找人花钱，我看还是找找关系尽快解决了好点。”　　
父亲说：“还用打听，拆迁办里有三拨人，有五里区政府的，有北江区执法局借调的，还有就是两家开发商的人。五里区政府主要负责拆迁，执法局相当于雇佣来的，开发商是掏钱的，当然要安排他们的人。”　　
我问：“为什么不用五里区执法局的人，还要用北江执法局的人？”　　
父亲解释道：“听说是北江执法局的人会干，这次派过来这个人听说去年在拆北江区七道街时有成绩，获得过五一奖章。”　　
这时，母亲说话了，“还五一奖章，都烧死一家人，还获奖！没天理！”　　
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父亲说：“说起来挺可怜。那户人家不同意拆迁办给出的价格，可能老头儿还被打过一次。老头想不开就买了汽油，那天他女儿也回来了，听说在上海打工。拆迁办是由北江房管局的一个副局长带队，那个人和你哥关系还不错，一大帮人又去他们家里。谁知道一进门，全家人堵住门口，往拆迁办的人身上浇汽油，然后就给点着了。老头和女儿当场就烧死了，全家现在就剩下老太太一个了。”　　
“那拆迁办的人烧得怎么样？”我又问。　　
“副局长被烧得最严重，现在还住在医院里。烧死个小年轻，刚进执法局工作。其他人没怎么受伤。现在，老头和女儿的灵棚就搭在房顶上，谁也不敢去拆了。现在北江区政府出面，要给人家六百万，但只剩老太太一个人了，要钱还有什么用？”父亲说。　　
母亲叹道：“唉，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别跟他们来硬的。”　　
我说：“这是何苦呢？就为了些钱。”　　
父亲说：“哪是这样，他们只想要一套一楼养老，还能开个小卖店，有点生活来源。但拆迁办根本没有安置房，回迁房太高档，不想给人家，就想给个几万块钱把人家打发走。平常砸玻璃，还给泼过大粪。这家人也是被欺负得急了，才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不用怕，我从来也没说过什么过火的话吧？还有那么多户，慢慢磨，他们的价格那么不公平，没法拆。”　　
我问：“别人家怎么样？”　　
父亲说：“都一样，就那个价格。就老李家（我家邻居）那天听说有黑社会，吓得第二天就搬了，二处大院子、二十来间房才要了六套楼房。”　　
母亲接道：“听说还给了二十万！搬家那天哭了半天。”　　
父亲接着说：“还有前面经营奶站的老齐家也搬了，破奶站才二百平米，眼看来场大雨就要塌了，还没手续，要了四套楼房。咱们家全有房本，我也就参照这个标准。”　　
我说：“人家肯定找人了。”　　
母亲说：“肯定的，他姐姐是牛奶厂的会计，要不能那么痛快，给那么多。还有几户拆了的，也是老齐给找的拆迁办的人，现在的事，哪有不花钱就办事的。”　　
我说：“就是，还是找找人吧！”　　
父亲说：“再等等吧，刚拆了几户。不着急。”　　
我说：“不行让我哥打听一下？”　　
父亲和母亲一齐反对：“别让你哥参与了，对他影响不好。”　　
这时，朋友来电话，要中午一起吃饭。　　
出门后，碰到了后面一排的大明。大明过去在社会上混过，做过许多职业，见过些世面，当时是牛奶厂能人，喜欢帮助人。前些年成家有了女儿以后，才踏实下来养牛。大明的运气不怎么好，从牛奶厂领回去两头奶牛，配种后第一年产下的小牛全是公牛；第二年好容易又产下两头奶牛，养大一点，眼看就要产奶了，谁知，全家产奶量最大的那头牛却死掉了，一查原来是吃草料时吞进去一截铁丝扎坏了胃。　　
经过这么多年，全家到现在只有四头奶牛。而且听说现在厂家的奶款给得不好，总有拖欠，所以养牛户的日子过得也比较紧巴，但也还过得去。从我家搬过来后，我们两家一直关系不错，他还帮我家盖过房子。看样子他比去年见面的时候晒黑了不少。打了声招呼，聊了几句，不由谈起拆迁的事来。　　
我问“二哥，拆迁办去你家没有？”　　
他说：“还没去，现在拆迁办主要抓面积大的人家，我家面积小，还不到你家的一半大。”　　
“你家不小吧，不是和我家差不多大吗？”我诧异地问，就我所知，他家和我家的院子大小差不多。　　
“唉！”大明叹了口气，“二哥前年办了件蠢事，当时着急用钱，把院子隔出来一半卖了。就两年的时间，损失了六七万块钱。”　　
我一听是这样，说：“哦，是有点亏。不过，剩下的也不小。”　　
“那到是，等等吧，看看别人是多少。搬到楼房就养不了牛了，不知道以后该干啥。”他又说。“我还是想多要点钱，能做个生意。可你嫂子想要套楼房。”　　
我说：“要套房子也不错。”　　
他说：“那个房子现在要了也住不上。”　　
“咋了？”　　
“刚打了个地基，听说那个村的农民不让盖，说买地钱还没给。要了楼房，还得装修，我从哪弄那个钱？”　　
我附和着，“也是。”　　
他接着说：“看现在搬的这几户，匀下来可能数老齐要得多，平均下来上了两千二一平米了。我算了一下，我要是按这个水平也能要个二十多万。”　　
我说：“哦，能达到两千二一平？”　　
他说：“那就看能不能找上人了。”　　
“看来还是要找人才行。”我附和着。　　
“那肯定，必须要找人，现在的人没熟人介绍、没钱谁给你办事？”他无奈地说。　　
我说：“那你一定联系上了？”　　
他说：“人家老齐花了三万多，但要了四套楼房，多要出来将近二十万，还不值？我先让老齐帮忙试试。花点钱，多要点也行。”　　
这时，大明的老婆卖完牛奶走过来了，我和她打了个招呼。　　
大明老婆问：“刚才拆迁办的人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我回答说：“就是来看了一眼，闲聊了几句就走了。”　　
“现在想谈都得咱们去找他们，人家上门就是量个尺寸，谈钱都得私下谈。”大明老婆说。　　
大明说：“是啊，这一段搬走的都给了好处费。”　　
我又问：“好处费怎么给？”　　
大明老婆接道：“听说一般得找他们拆迁办的拆迁队长，还有个镇政府派来的副书记好象也行。”　　
大明说：“不行，就那个拆迁队长说了算。”　　
我问道：“拆迁队长是哪的人？”　　
大明说：“北江区执法局的。”　　
大明老婆说：“这个人老婆和人二哥是高中同学。”　　
大明看了一眼他老婆说：“也不知道能不能说上话。人家搞拆迁多年了，有自己的拆迁公司和拆迁队伍，他弟弟养了好多台车，这次运土方他们也有份。”　　
我“哦”了一声。　　
大明接着说：“二哥这几年混得也不怎么样，还不知道人家给不给面子。”　　
我安慰他说：“同学的面子应该给，再花点钱。哪天你也给我家牵个线。”　　
大明说：“那没问题。”　　
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我说：“二哥，我还有事，不多说了，有时间去我家。”道别后我去赴朋友的宴。　　
晚上回来时，已经是十点多了。可能喝酒有点多吧，我想多走走，就到随便在四周转了转，远远的看到有一处火光冲天，好象离我家不远的样子，心想，不是拆迁办在烧人家房子吧？快步走了过去。　　
拐过弯儿来，才看到原来是离我家相隔一户的一个草料堆被点着了。附近还有很多养牛户没有搬走，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草料，我心里不由得骂道：“不让人活了罢！”但还是不由地心里有些嘀咕，赶快回家。　　
回到家说起草料堆起火的事情，父亲说：“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动员牛奶厂的职工和养牛户搬迁，外来户还没怎么动员。”　　
我问道：“这还有分别？”　　
父亲说：“当然有分别，这里是牛奶厂的地方，给他们的职工定的价格应该要高一点。而且，还有一点是怕牛奶厂的这些人报团，先把他们弄走了，这些外来的就不怕了。”　　
原来是这样，这里门道还真不少。　　
父亲接着说：“不过，国家对奶农有照顾政策，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后排老王在前面搭的那个牛棚子，前一段被当作违章建筑下了强拆通知，执法局派人来推倒了，老王老婆当时大闹了一场，昏过去了，老王还去了市政府告状。后来，区政府给赔了十万。你想想，就用几根木棍子围了一下，地也不在他们家院里，绝对的违章建筑。”　　
这些话，让人不由得感慨，国家对农民现在真是越来越好了！　　
抗拒被捕　　
北方的冬天应该是格外冷，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现在要比二十年前暖和了不少。我小的时候，每年冬天都会看到地上被冻得裂开的现象，而现在这种现象基本早已经绝迹了。那时的冬天，母亲每年都会提前缝好厚厚的棉袄和棉裤，里面都是新棉花，一般都是蓝色或黑色的新布做面儿。刚穿在身上胳膊和腿都弯不过来，不夸张地说，如果把棉裤直立放在地上，它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每次穿棉衣的时候都会有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2007年的冬天不算太冷，只是那年的煤涨价太快，一吨煤甚至达到八百多元。在不知不觉中，春节已经过完了，紧接着就是五一节了。中国放假制度现在也在逐渐和世界接轨，甚至于端午节、清明节都要放假，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极大地促进了消费。但直到现在，我在放假时的主要活动就是回家，而每次一回到家，在家里的时间可能还不如外出访友的时候多，不是和同学喝酒，就是喝歌、玩儿麻将。即使是出去旅游，也无非还是找当地的风味小吃，喝点当地的酒。　　
那一年的五一节，趁着放小长假，我又回了趟家。家里一切如旧。只是旁边又多了几处废墟，满眼望去一片土黄色，显得很凄凉。有时，还有汽车经过，带起来一大片尘土。后面的牛奶厂的院子里，已经竖立起几座塔吊，看样子那里的地已经处理完了，已经进入了工程建设阶段。　　
在家的几天里，除了必要的应酬，我一般都呆在家和母亲聊天儿。这几天有个比较明显的景象，不远处的拆迁办公室房顶立着一个大的喇叭，用北坨人民所特有的普通话播一会儿“拆迁通知”，紧接着会播一会儿音乐。只是音乐全部都是二胡演奏的，主要曲目是“二泉映月”。母亲说，过完“二月二”后就这样了，补偿的价格一直是那样没有变化，但与高不可攀的房子价格相比起来却明显太“寒酸”了。拆迁办照例还是要入户，只是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大家都不理，有的人甚至连门都不让进了。　　
这时，全国各地的房价之高已经到了多数百姓不能承受的地步，在中国经济史上都应该记上这一笔，拆迁补偿金显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拆迁工作非常难做。一方面地价在不停地创着新高，另一方面则是百姓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更不值钱，但所给的拆迁补偿金却鲜见跟着上涨的。　　
2008年是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年份，为了保证奥运会安全召开，众多行业都受到了限制。为了环保达标，一切造成污染的行为都会受到限制。房地产业牵涉着重多的行业和大量的农民工兄弟，所需要的许多物资都显得比较短缺，价格也随着飞涨；而运输业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到哪里都会被以奥运安保为由进行检查，为各地方靠运输业为生的监管部门又多了一个“创收”的借口。只有运蔬菜和肉类等新鲜必须品的车辆可能稍微好一点，各地都设有“绿色通道”。正因为这样，许多进行当中的房地产项目都不得不停下来，把工人遣散回家，以免影响奥运安保工作。上访行为受到了严格的监控，强行拆迁的现象也比过去少得多。想想这些，我也很理解拆迁办的做法了。　　
我说，“前面我看见起了一大片工地，挖了两个大坑，还用挡板围了起来。”　　
母亲说：“就因为这片工地，挖断了人们进出的路，还把周大兴给抓起来了。”　　
我一惊，周大兴过去也混过社会，社会上提起来应该是有这么一号人物的；家里又比较有钱，听说还有点背景，只有一个儿子。他结婚很早，儿子也受到影响二十岁就结婚了，所以，在他四十六岁时已经当了爷爷。周大兴办事通常是以讲道理和公正出名的，所以，在一些拆迁户的心目中还是比较有威信的。刚开始拆迁时，拆迁政策非常不公平不透明，这时，周大兴自然就被推到了前台作为拆迁户们的代言人，而他也十分乐意担当这一角色。于是，拆迁户们选出以他为首的一些代表，组成了“人民牛奶厂业主委员会”，以便与拆迁办进行沟通，就这样，他自然也成为了拆迁办眼中的一根“眼中钉，肉中刺”。　　
我很诧异地问道：“怎么回事？”　　
母亲说：“就因为断了路大家进出不方便，人们都吵吵。周大兴领着几个人代表大伙和开发商谈判去了。那次开发商怕人们闹事，找了几十个工人。镇政府害怕激起群体事件，由镇长带领副镇长、书记以及公安局民警到达现场。听说那个镇长本身也是黑白两道都沾的人，脾气很不好，所以双方沟通过程中差点失去控制，最后由警察保护下把镇长、副镇长等保护进入拆迁办公室。谁知，不知道谁把拆迁办公室从外面把门锁了起来。这下可相当于捅了马蜂窝，当天晚上半夜十二点左右，周大兴夫妇让警察带走了，当时连衣服都来不及穿上，身上只穿睡衣睡裤。第二天人们才知道，同时，‘人民牛奶厂业主委员会’被镇政府宣布定性为‘非法组织’。后来，去年十二月十几号，周大兴夫妇被镇政府以‘非法拘禁罪’起诉，没几天就判刑了。拆迁户们好多人到看守所看望，都被拒绝了。你爸自己还去看守所看过，一听说看周大兴，就不让进了。”　　
我感叹道：“太没王法了吧？！”　　
母亲说：“不过，过完年放出来了。政府说是他坐牢期间表现较好，被允许提前出狱回家过年。过完春节，就主动找拆迁办签字搬家了。镇政府说让他老实点，不要再出来闹事，要不随时能把他再抓进去。现在周大兴再没敢在拆迁问题上说过一点话，街道还给了他一份工作，看守深井，每天到点开闸抽水。”　　
“这年头，为民出头的人得不到好报。”　　
“你别以为周大兴是全为了大家，”母亲接着说：“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能够成为大家的代表，一方面可以为自己多争取点，另一方面谁家拆迁不得通过他？现在的社会办点事都要花钱。那样的话，他里外都会有好处。就为这个原因，当然牛奶厂那个厂长叫白三的，也想这么办。最一开始开发商是让他来负责拆迁的，谁知道他把自己吸毒的两个兄弟都弄到拆迁办来，他家那个老二前年还用刀捅了后排王老汉的儿子。白三当然对他的亲戚和朋友都照顾了，拿了不少回扣，就因为这，开发商嫌他太黑了，就把他给弄出拆迁办了。”　　
不听不知道，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故事。　　
“其实这里最厉害的不是别人，就李老汉隔壁那家。那家也姓白，是个黑社会，他姐姐原来是牛奶厂的。有他顶着，他姐姐家的补偿也很高。你没看他还在那里住着，估计拆他家时也少给不了。”母亲继续说。　　
说到这里，听到大门响，一看原来来得正是周大兴。原来，他是来通知停水的，并且通知大家，当初由大伙集资挖的那口井也要卖了。　　
周大兴本来是个外表十分富态的人，现在又黑又瘦。虽然满脸是笑意，但总透着点无奈的感觉。看到我在家，他一边笑着一边问：“哦，你回来了？”　　
我也笑着递上支烟，说：“回来了，看看家里。周叔，最近忙什么呢？”　　
“我还能忙什么！这不，给人跑腿。”他答道。　　
“老二，人永远不能和政府斗啊！我就是教训。”他一边吸烟一边对我说。　　
“是啊！不过周叔别多想了，已经过去的事了。”我安慰他。　　
“对对，过去了不想了。”他点头说。“你爸还没去找拆迁办？”　　
我说：“还没有。不知道下一步拆迁办要怎么办？”　　
“能怎么办，奥运会要开了，谁也不敢瞎干，万一惹了人到北京上访，可不是开玩笑的，市长估计都得给弄下来。”周大兴说。　　
“这水停了怎么办？”我又问。　　
“能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吧。”周大兴说，“最难受的就是这些养牛户了，每天都需要那么多水，有从外面来卖水的，可是太贵了，再说拆迁办也不让来了。那天来那个卖水的，刚到路口，就被连车带人砸了一顿。”　　
“这不成土匪了吗？！”我说。　　
“离这儿不远的小刘四家可以打上水，稍有点远，”周大兴说，“不过，打水最好是白天去，千万不要晚上去。”　　
“怎么了？”我问。　　
“安全起见，”周大兴说，“去年北江粮库那边拆迁，有个拆迁户也是不肯搬，他经常去附近打水。有一天，刚擦黑，他去打不，回来途中被十几个壮汉打了一顿，当时就住院了。第二天，开发商的人去医院看他，问他搬不搬，并且直接告诉他，如果不搬就三天两头派人打，连他家里人也打。这人一看，惹不起了，在医院就把字签了，最好在补偿金上面多加了一万块钱的医药费。”　　
“现在尽是土匪！那些养牛户就可怜了，没水怎么养牛？”母亲感慨道。　　
周大兴道：“这是镇政府的决定，先要把养牛户逼走了，剩下的都是外来户，团结不起来。前面养牛那几户，水管不是早就被挖断了，就把牛赶到西面的河槽里饮水。”　　
我说：“那河槽里的水不都是废水吗？”　　
周大兴说：“可不是，所以，牛奶快别喝了！牛喝的都是脏水，出来的奶能好得了？！”　　
我妈听了，叹了口气。　　
“在咱们这里，拆迁办就是代表政府，别和他们来硬的，咱们斗不过。”周大兴感叹道。　　
正在这时，父亲从外面买菜回来了。看到周大兴，一边拿烟一边问道：“最近怎么样，身体好点没有？”　　
周大兴一边点着烟，一边回答说：“好多了，就是老伴儿的腿去年受风了，一变天就疼。”　　
父亲说：“我在门口碰见大明，他说要断水了？”　　
“就是，水井要卖给镇法院了，明天就断水了。”周大兴说。　　
“这得去哪儿弄水去呢？”父亲无奈地说。　　
“不怕，街道的水暂时不能断，小刘四家，还有新建的图书馆院儿里也能打水。”周大兴安慰他说，然后他接着又说：“这几天我看老邱那个小舅子放出来了。”　　
“那是干什么的？” 我问。　　
周大兴说：“过去是个黑社会，那年拿刀捅人，判了几年，最近放出来了。估计是想来搞搞拆迁，听说他过去帮过现在那个拆迁队长。”　　
“刑满释放人员不是不让参与拆迁吗？”我说。　　
“现在谁还管你这些，老百姓还能作得了主！”周大兴笑着说。　　
一边又和父亲说了一些话，然后说还要通知其他人家，起身走了。　　
奥运会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磨难和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中国人终于迎来了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机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这一年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一大盛事。　　
为了保证举办一届完美的奥运会，在之前的几年间，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基础建设，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借“奥运的东风”有了巨大的发展。哪个厂家要想把东西卖出去，都言必称已经入围奥运厂商，这样就好象自己的产品达到了国际一流标准一样，而消费者也乐于购买与奥运沾边的产品。　　
此外，国家还从政策方面下足了工夫，从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物资准备以及安保等方面都下了极大的力气，尤其是安保和环保方面。偏偏这一阶段我出差的时候非常多，在我往返天津和家乡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每次坐火车买票、进站都有可能随时查验身份证，并检查行李；坐飞机时，进候机大厅及办理登机手续时，检查比过去都要严格；连平时不怎么严格的长途汽车，这时也变得异常严格。有时坐大巴车去北京时，都要登记身份证，还要检查行李；沿途还设有常规的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安检。并且，有时在进站口，都会把当地政府需要严控的上访人员的身份证号和姓名贴在进站口。　　
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国家还专门颁布了“限塑令”，也就是禁止商场使用一定规格以下的塑料袋。春天时，我给孩子买了一双鞋，卖鞋的老板把手提塑料袋放在鞋盒子里，告诉我这是为了应付商场的规定，要么会罚他们的款，叮嘱我一定要到商场外面再把塑料袋拿出来提鞋子。　　
七月间的一天，我坐长途汽车回北坨，顺便给父亲带了两瓶酒，谁知，在进站过安检时被拦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让上车，安检人员中的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人对我说：“这是上级规定，而且这一段时间电视上反复宣传不能带酒坐长途汽车，坐飞机连化妆品和牙膏都要限制，车上严禁带超过40度的酒，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那不是针对进北京的车吗？要么我打开喝一口怎么样？”　　
他说：“不用，全国都这样。没办法，你还是把酒处理了再上车吧。”　　
看我还想继续磨嘴皮子，他小声说：“你要么去半路拦个车多好，非得要进站坐？！”　　
我一听，原来如此。随后，从车站候车室出来，想上一趟洗手间。我从车站外和车站相邻的酒店大门进去，上洗手间时，我注意到后面有一道门被封死了。在洗手间里，我碰到两个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可能是酒店的厨师。我问道：“哥们儿，你们这儿有通向汽车站里面的门吗？”　　
其中一个小年轻说：“有一个门，从厨房里进去，后面专门运料和泔水的。”　　
我一听大喜，道声“多谢”赶快从厨房进去了。果然，有一个小门正开着。　　
从小门进站后，我直奔去北坨的长途车上去，把酒赶快放在行李架上，用一张报纸盖在上面。一路无事回了家。　　
回到家里，家里依旧是老样子。这一段时间，拆迁办的人再也没有来过。要不是他们在大喇叭里播放的“二泉映月”，都以为他们已经放假回家休息了。父亲说：“怕奥运期间人们去上访，说要等奥运以后再拆。”　　
晚上，我给我一个当警察的好朋友打电话，邀请他出来一起吃饭。往常一请就出来，这次却无奈地拒绝了。　　
他电话里说：“我也没办法，天天要值班，有时到晚上十几点，有时还要值一晚上班。一直到年底，就是为了保证奥运会正常进行。”　　
我说：“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他说：“怕人闹事，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主要怕上访，市领导开了好几次会了，谁在这上出了事，谁就要下台，这回是真的，谁的情面都不给。”　　
饭局安排不成，只好在家待着。　　
这时，和父亲聊起最近的拆迁。父亲说，其实拆迁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有好多人都在私下里活动。比如开奶站的老齐，原来，在牛奶厂院子里种的三十多亩玉米也是他的，那些地要了二百多万。老齐还一直“热心”地帮拆迁户们牵线，从介绍其他人认识拆迁的过程中，也收了不少回扣。那个从北江来的拆迁队长，也拿了不少回扣，几乎每一户搬走的人家，都要给他“上点供”。　　
“不过，上个月发生了这么个事情。后排老徐，你还记得不？”父亲说。　　
我点了点头，我家经常从他那里打牛奶，虽说人们称呼他为老徐，其实也就四十岁左右。　　
“老徐干了这么个事，”父亲继续说，“他答应那个拆迁队长，按他的要求，事成后给人家三万块钱。谁知道，签字拿钱那天，拆迁队长开车带着他到银行，他自己进去一查，存折上钱到帐了，趁人家不注意自己跑了。拆迁队长在银行门口等了大半天，也没等着，丢人败兴。最后，钱也没给。”　　
我一听笑了，“这人可够缺德的。”　　
父亲也笑着说：“缺什么德？这是人家自己的钱，为什么要给别人？不过，后来谁想再通过包队长办拆迁合同也难了，一方面是价钱咬得紧了，很难往上浮动，另外，拆迁队长只在签字前收钱，而且只收现金，后来的几户都这样办的。”　　
我说道：“那是一定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既然人家帮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答应人家的就应该给。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就不拆了？”　　
“大规模的不折腾了，谁愿意拆就找拆迁办去谈。不过，听说开发商没钱了，有两户刚拆的虽然价格不错，但拿到的是白条。”　　
母亲插话说：“白条可不能要，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给。”　　
父亲又说：“这个社会真的变了，老毛那时候，谁敢要回扣？抓起来就毙了！”　　
我附和了一声。　　
谁知，从随后的一个月开始一直到年底拆迁工作就象停止了一样，到了后来，甚至连“二泉映月”也停止播放了。　　
奥运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场面十分壮观、十分奢华，估计将来再难有国家能够把一场运动会办得如此高档次，如此富丽堂皇。那一段时间，全国除了与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相关的行业外，其它经济相关领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用围网围了起来，建设也都停止了，农民工许多都被解散回家。我有一个开铁矿的朋友说，他们用于开矿的炸药审批也停止了，关系非常硬的人才有可能审批出来，炸药拿回家都和现金放在一起。那时，连庆祝用的炮竹都很难买到。　　
我虽然身处天津，离北京很近，但是丝毫没有想去现场看比赛的心情。根本受不了那样严格检查的气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十几天的天气也非常炎热，坐在家里看电视会更加舒服。不过有一点是例外的，就是北京交通实行了限行措施，车号要随日历的单双号限行，大大改善了交通出行。听我一个在北京打工的朋友说，那几天上班基本没有堵车的现象，真是利国利民的举措，不知为什么“十一”后竟然没有再继续实行。　　
这届奥运会给人留下的记忆也很多，中国以五十一块金牌总数名列第一，超过了美国，大涨了国人的威风。另外，这届奥运会还破了许多记录，最有名的就是博尔特的男子百米和　二百米　记录，他的成绩已经超出几十年前人类所想象的极限；还有美国的菲力浦斯独得八块金牌，甚至超过了有的小国家的金牌总数。唯一遗憾的是刘翔的退赛，让全国十几亿观众都大失所望，最亏的是现场买票看刘翔比赛的观众，许多人是从黄牛手里买的票，刘翔比赛门票最高时竟然被炒到了近二万元一张。当时，我还和一个朋友开玩笑，估计还有一些赌博集团赚得多了，按道理刘翔是稳拿一块金牌的。　　
还有好多人收藏和奥运会相关的一切东西，就连奥运会开幕式门票，在奥运会结束后都被炒到了上万元，让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随着奥运会举办，水涨船高的还有中国的房价，不光是北京，全国的房价都已经高到以致老百姓已经麻木的地步。购房者除非是太有钱或者十分必须，否则都在持币观望，成交量也极大地萎缩了。　　
随行就市地涨了起来的还有北京和其它几个有奥运比赛的城市的宾馆酒店及房租价格，2007年，青岛举办过奥运帆船赛的系列赛，为奥运会正式比赛进行预演，那几天青岛的稍好点的酒店房价都涨到了一晚上一千元左右；而北京在奥运会场馆周边的住宅出租市场也分外火爆，平常的一居室在比赛那个月的租金要到了五六千左右。　　
这天，我哥下班回家，谈到那天局里开会，学习了一下市里针对奥运期间拆迁工作以及“维稳”的一个文件，当时我听到我哥说“维稳”两个字还有点陌生的感觉，当看完文件后，才知道这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文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市政府办公室转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县）和各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现将《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因城镇房屋拆迁安置引发进京、来省上访事件。省委省政府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积极稳妥预防和处理城镇房屋拆迁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意见，现就进一步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城镇房屋拆迁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容易引发矛盾和纠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当前，北京奥运会举办在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奥运会成功举办，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化责任、狠抓落实，依法做好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　　
二、严格城镇房屋拆迁行政许可。按照备案的城镇房屋拆迁年度计划，合理安排拆迁项目和实施进度。除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其它社会事业项目以外，原则上不得超出年度计划许可范围。拆迁项目实施前，要制定拆迁安置方案，落实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明确建设项目内容，规范用地手续。对拆迁计划、拆迁安置方案和拆迁安置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不得发放拆迁许可证。　　
三、依法规范城镇房屋拆迁管理。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实施城镇房屋拆迁，做到程序合法、过程公开、手续完备。全面贯彻拆迁公示、信访投诉接待、目标责任承诺、拆迁举报、拆迁过程监管、责任追究等六项制度，真正实现“阳光拆迁”、“公平拆迁”。认真落实市场加保障的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充分尊重被拆迁群众对补偿安置方案的选择，保障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城镇房屋拆迁集中统一管理，不得下放拆迁管理权、裁决权和资金监管权。妥善处理拆迁中的各类矛盾和纠纷，坚决杜绝停电、停水、停气、断路等野蛮拆迁行为。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要严格执行“零强拆”的要求，防止矛盾激化。　　
四、加大城镇房屋拆迁信访工作力度。广泛宣传拆迁政策、安置方案、补偿标准和操作程序，最大限度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引导被拆迁人自觉履行拆迁义务。建立健全拆迁投诉信访机制，畅通投诉渠道，耐心听取被拆迁群众的意见，细致做好调解和沟通疏导工作，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要集中力量开展拆迁矛盾的梳理排查和化解工作，对拆迁信访量较大的地区进行重点督查督办。对发现的拆迁矛盾和问题，按“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单位和个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敏感问题和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情况，要立即报告，及时处置，严防发生大规模进京来省上访，杜绝发生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　　
特此通知，请即贯彻落实。　　
据我哥说，他们局领导在开会时反复强调“维稳”的重要性，这与之前国外有些人借拆迁之名为北京奥运造谣有关，说北京奥运场馆建设时有强拆行为，还有人被强拆后被迫离开北京了，外交部专门因为这个事开过记者招待会澄清了一下。　　
市领导还找他们领导谈过话，看来是真着急了，虽然没有明说，但大致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拆迁部门最好能在奥运会开完之前停止所有的拆迁工作，并且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最近一年由于拆迁而引起的信访和上访记录，以便随时掌握最新情况。　　
我哥还提供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信息，有一些由于拆迁而变成“上访专业户”的人，已经被当作严控人员，奥运期间他们要被严格控制不准离开北坨去北京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我在车站看到过进站口旁边墙上贴过所谓的“严管人员”的名字和身份证号，以备当时登记上车人员的工作人员查询，这些人当中极有可能有房子被强拆的。　　
最后的春节　　
人们还没有从盛大的奥运会中回过味来，2008年下半年，风云突变，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给美国金融界以致命的打击。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最严重的估计应该是冰岛了，国家都破产了，让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都以为这是个国际玩笑。紧接下来的2009年，注定应该是令全世界都难忘的一年。　　
200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又选出一位年轻的总统，元旦一过，这位全球头号经济强国的年轻的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了。这位令人期待的年轻的总统比当年克林顿上台时还要受到全球瞩目，不仅是因为他年轻，还有这位新任管家从一上任起就会面临众多的艰难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美国第一位身体里流着有色人种血液的总统。　　
奥巴马的上台或多或少地为这场经济危机带来一点新鲜气息，随着美国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也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有一些乐观人士制造了一个有意思的情节，全球的黑人有盼头了，华人也有盼头了，毕竟作为全世界带头人的美国选了一位非白种人的总统，那么说明其他人种也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总统。不过，据一位现居美国的朋友描述，现在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可能要高过华人了。在一些与军事和国防相关的行业里，黑人是可以做高层的，而华人最多可以在技术方面担当中层领导，华人想要完全融入美国社会，还需要相当长时期的努力。但可喜的是，已经有华人成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部长级高官。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春节将是我们在这个院落里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尽管因为拆迁的事迟迟没有着落，而四周也被片片废墟所包围，但生活还要继续。春节过得还算可以，只是亲戚来拜年时，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　　
春节前，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　那天上午，我碰到了大明，他正在搬家。穿着厚棉袄，戴着厚厚的手套，脸被冻得通红，全家正在寒风里把家里的东西搬出来往一辆车上装。　　
他一边哈着气一边和我打了个招呼，我上前和他及他老婆也打了招呼，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过完年再搬？连这两天都等不及？”　　
大明一边大口喘气一边说：“不让，昨天才签了字，今天就让必须搬，要不拿不到钱。”　　
我说：“这帮王八！你房子找好了？”　　
“房子倒是早就找好了，我亲戚的房子，早就收拾好了，不耽误过年。”他答。　　
“怎么补偿的？”我又问。　　
“一套房子，外加七万块钱。”他说。　　
我说：“哦，不错不错。那你的牛呢？在哪儿养？”　　
“早就卖了，住楼房还养什么牛！再说这个活儿太辛苦，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奶款还不好好给，根本挣不上钱！”大明说。　　
“那你忙吧，有时间来喝酒。”我看他有点吃力和言不由衷的样子说。　　
“那行，等我那儿安排好去坐坐。”他赶紧说。　　
回家后，我和母亲说起大明的事情。母亲说：“是啊，都挺难。拆迁办就这样，只要你一签字，一天都不让耽搁，尽快搬走。第二天就有人来拆房子，而且，和邻居家共用的墙也要拆掉，咱家和老李家共用那堵墙不是就让拆了，你爸后来又重盖了一堵。”　　
我说：“大明家那点房子，要套楼房外加七万，也行了。”　　
母亲笑着说：“哪是七万，要了十万，是拆迁办不让说出去。”　　
“哦，还有这种事。”我笑了。　　
“是啊，现在再好的关系一涉及到钱就说不清了，都不说实话。”母亲感叹。　　
“你爸说，”母亲接着说，“大明和拆迁队长的老婆是高中同学，大明送了拆迁队长二万块钱才给办了。”　　
“那折过来他说拿了七万也差不多，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又问。　　
“听旁边诊所的陆大夫说的。”母亲说。　　
“怎么陆大夫什么都知道？不过，他们也够大胆的，收钱的事情也敢说出来。”　　
“陆大夫有个同学在区里工作，也负责拆迁，平时消息灵得很。那些人现在要钱都是明要，只收现钱，而且要先付钱才给办事。”母亲说。　　
我又问：“那陆大夫家应该能补得高一点吧？”　　
母亲叹口气道：“按道理是这样，但他家的房子没有手续，只有一个准建证。都和拆迁办谈好了，签合同时拿不出房产证，那个拆迁队长当即就拒绝了，想拆的话补偿费用少了将近二十万。不过，后来听陆大夫说，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想答应给拆迁队长提出来的钱数。”　　
我说：“也够倒楣的。”　　
母亲继续说：“是啊，过年连老家都不敢回，两口子就在这里住了。怕回老家过年，家里没人，回来房子也没了。”　　
我说：“不会吧，敢强拆？”　　
母亲说：“怎么不敢？！你哥说大南窑那边有一户人家长年在外面做生意，拆迁时他不在，他以为没事，平时也没有关系好的邻居帮着照应。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一看那一大片都拆完了，他的房子也没了。现在正委托你哥那个当律师的同学打官司，以前的邻居和他也没什么交情，都不愿意出来作证，怕开发商报复。你哥同学说这个官司不好打，民告官哪能告得赢？”　　
春节期间，和同学在一起吃饭时，母亲所说的大南窑那件事情得到了证实，据说开发商和负责拆迁的部门正在互相配合“踢皮球”。人家告诉他，愿意上哪儿告就上哪告。之所以敢这么说话，是因为拆迁都由政府有关部门主管，这种案件一般法院都只是调解，没法判谁胜诉，所以，法院对有的类似的案子甚至都不受理了。我的一个同学说，这种事情找关系都不一定能办得了，最多就是能要回一点补偿，但相比之下，能要回这点补偿也已经不错了，人家不理你，你这个官司拖个一两年，照现在房地产开发的速度，那时房子早就卖完了，开发商都走人了，到哪里去找人家和你打这个官司。　　
在酒桌上有一个多年没见的高中同学叫李小勇，说起他父母现在所住的地方也在拆迁。我问了一下地点，也归五里区管。　　
我问起具体情况，他说：“我们那里是五里区的一个重点开发项目，按他们发的通知中说的，拆迁价格还可以，能达到两千一平米。”　　
大家都说这个价格不错。　　
他又接着说：“什么可以呀！拆迁通知里还说了奖励办法，说在规定拆迁日期之前签字的，会有一万块钱的奖励。村里的人就看重那点奖励，一下子签了二十多户，但是只有最先签字的两户拿到了奖励，后来签字的二十几户人家都没拿到，拆迁办突然说奖励取消了。人家房产证都交了，才说取消了，人们都炸了窝了。”　　
另外一个同学说：“拆迁办的话也信！”　　
“是啊！”李小勇接着说，“这下那二十多户不干了，守着房子不让拆，还想要回房产证。村里的人都急了，一齐把拆迁办砸了，区政府也派了人，还派出几十个警察过去。”　　
“打起来了？”一个人问。　　
“没有，”他说，“区政府派那个人挺厉害，威胁说谁要闹事就抓谁，还提起了你们那儿的周大兴。”他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说：“就是，周大兴也是能人啊，被收拾了一回，现在老实多了。”　　
李小勇又说：“是吧，那天开发商的老总也去了。我们那儿有一个混混挺厉害，不知道听谁告诉他开发商老总在场的消息，他直接找到了那个老总的车，从车上把人拽了下来，跟那个老总说要敢强拆就先把他捅了。后来，开发商一打听，这个混混挺不好惹，就先给他办了拆迁手续，房子也就五十多平米，加小院儿还不到八十平米，给了二十五万，第二天一早就搬走了。”　　
我说：“黑社会真好使！”　　
“打这次以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说奖励正式取消了，为了五里区未来拆迁工作的正常进行，拆迁补偿价格和你们那里取齐，正房一平米一千八，其它的房子更低一些。”李小勇说。　　
“操，政府净干这种没屁眼的事儿，农民们那么苦，这上面怎么不向高取齐，只能向低取齐。”某公务员骂道。　　
另一个人说：“政府没钱，项目还想干，没办法只好委屈一下农民兄弟了！”　　
“那之前签字没给奖励的二十多户呢？”我又问。　　
“他们还是按二千一平米给了补偿款，就是没有奖励了。”李小勇说，“现在村民们都抗着，谁也不去搬，拆迁办公室只要一开门，人们就去砸。就因为这个，区政府已经抓了几个人进去了。”　　
人们听到这里，都大骂起来。　　
李小勇说：“这一段时间，开发商不知道从哪找了一帮‘光头’，听说是从北江区调过来的黑社会，是铁路的，没人认识。这帮人一到后半夜，就到各家去砸玻璃，有的还扔‘二踢脚’。村里的人开始还挺团结，但让抓了几个人之后，多数人都怂了，都不敢再出头闹事儿了，要不是这样，那些流氓根本管不了事，早就被打跑了。”　　
“你家怎么样？”我问道。　　
“我们早就搬了，按二千一平米，但没拿到奖励。”李小勇说。　　
“现在的情况你也不太清楚？”我又问。　　
李小勇说：“前两天我爸回去过一次，听说有一个在村里当老师的被骚扰得实在受不了，用皮球做了一件武器，就是在里面灌上盐酸，安一个喷嘴，用力一捏就往外喷，有好几户都按他教的办法准备了这种武器。”　　
“反正是够悬的！”一个同学叹道。　　
李小勇说：“现在的拆迁就这样，用黑社会能省下大笔的拆迁补偿金，虽然说政府主管拆迁工作，但多数都交给了开发商自己操作，能不出事儿嘛！不过，只要能挺过去，到最后开发商都能提高价格。我妈身体不好，所以就尽快搬了，省得受那份罪！”　　
饭后回到家，我还向父亲询问过李小勇说起的那个区域，父亲证实了那里对被拆迁户骚扰得确实挺过分，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而且，由于经济危机，开发商已经没钱了，所有的工作都在停止当中，有的黑社会还没拿到钱，已经和开发商有矛盾了，没几个人愿意再接手那里的拆迁，这对被拆迁户是好消息。已经搬迁的拆迁户，有的也要了和我们这里相同的安置房。　　
同时，父亲也担心起我们这一片的拆迁，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开发商极有可能也要用黑社会。其实，如果拆迁补偿能达到一平米两千，人们早就抢着都搬走了，根本用不着上门催，更用不着什么奖励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走，留下来许多小狗小猫没有带走。冬季的北坨，天是非常冷的，但这些动物还是能够顽强地活下来。小狗一般成群结伙，一起玩耍，一起跑到路口的垃圾堆上面找些吃的东西。　　
有的人家会领回去几只小狗，因为每当有人经过大门时，小狗们就会狂吠，以使家里的人知道可能有人在大门口或者房顶上，这样，人们也有时间准备防御。而我家里人不喜欢动物，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几只猫长驻到了他们家里。这些猫外表的毛色都是一样的，最多时有六七只，一般常来的只有两只。据胡文定母亲说，这一定是一家子，那两只天天驻在家里的是母子俩，因为有一只是从小长大的。　　
母亲还专门准备了两个塑料的壳子，一个用于盛一些剩饭，一个盛清水。而那些猫也很知趣，从来不进到家里，即使外面很冷，最多也只是在家门口的棉门帘下面，或者从没玻璃的窗口中进凉房躲避寒风和雨雪。　　
每当猫对着人们叫着的时候，就是它们饿了，母亲总会取一些馒头之类的东西喂一下。有时，家里吃炖肉时，剩下的骨头都会给猫拿过去。　　
母亲总说：“拆迁使老鼠都跑光了，这些猫连吃的都没了，真可怜！”　　
如此拆迁　　
黑社会介入　　
春节让拆迁户们有一段难得时间，能够平静地休息一下，一过完年，所有的生活都步入正轨，开始了新的一年。　　
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让全世界的房地产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连中国的房地产也不例外，价格虽然还在高位，成交量却已经极大地萎缩了，但人们对于买房的热情依旧不减，认为买房是投资的最好渠道。国家这时的经济刺激计划适时地起了作用，房地产行业一下子变得非常热闹。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买房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贷款利率低，相同的一套房子价格比春节前下降了20%，有的下降可能更多，但买了不到半年，价格就又恢复到春节前的水平了，甚至涨得更高了，买到房子的人在庆幸，而没有及时出手的人则后悔不已。继而，房子的成交量再一次大幅下滑，不过此时的开发商已经套取了大笔的现金，足够支撑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行业又进入新一轮的“平静”。　　
房子价格经过这一次的下跌与上涨，再一次吸引了大笔的投资。过完年之后，拆迁工作又要大规模地展开了。拆迁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其中牵涉到大量的资金交易，包括被拆房屋中拆下的砖、地基石、木材、金属等都可以变成钱。而且，不规范的拆迁本身就会带来不规范的操作手段，所以，拆迁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交易，即谁在拆迁办允许的资金额度内谈妥一户，就可以拿到提成或者得到被拆下来的物品，而一般能够拿到这种活的人就是具有黑社会背景的。　　
从陆大夫和其他拆迁户处，我了解过在我们这片拆迁范围内，最多时活动着五拨黑社会，事先已经划好了片，或者可以称作“势力范围”，各谈各的，互相保留着一定的距离，毕竟一旦发生不愉快很有可能被同时清出去。为此，黑社会团伙之间也事先会做相应的沟通，如果实力相差太大，弱小的一伙就会被清除出去；如果实力差不多，双方就会有相应的合作。比如，如果有一户拆迁户托人找到了其中的一个黑社会作为依靠，而这一户所在的片为另一个黑社会负责范围，双方就会进行谈判；而这户拆迁户最后所拿到的钱中必然会同时包括这两伙人的好处费。　　
大家有时聊天儿，开玩笑时会说起谁家是某某的“片儿区”，也就是说这家拆迁户已经有黑社会派去的人登门“拜访”过。这些内容，也有拆迁办的人证实过。　　
一个地方只要一拆迁，杂人就特别多。在拆迁过程中，会发生大量的偷盗事件。如果家里有一两天没有人的话，很快就会有小偷光顾，对家里的财物会洗劫一空。而更为普遍的一个现象是，有一些拆迁户如果没有什么背景，晚上家里又不留人看家，则很快会被拆掉大门，如果还没有反应，有可能会推倒围墙，甚至直接把房子拆掉的可能性都有。有一户女主人托邻居代为照顾她的房子，可是，邻居在晚上拆迁公司大肆活动时根本不敢出门，她家里的东西基本在两三天内丢得一干二净，剩下的是一片狼籍的屋子，而这个女主人原先在市里也有一套房子，在拆迁时恰巧碰到的也是这个拆迁公司，据说她当时对这家拆迁公司的意见就非常大。可想而知，她的心里是多么痛恨和无奈。　　
黑社会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难以根治的毒瘤，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另一方面也加快了黑社会发展的速度。2009年以来重庆打击黑社会所取得的一个个令人瞩目的胜利，则从反面说明了我国的黑社会发展之快、组织之完备、实力之强大已经到了必须要整治的地步。据相关报道，　日晚　，位于重庆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遭蒙面歹徒持枪袭击，该哨兵经抢救无效身亡，并被抢走半自动步枪一支。　6月3日凌晨　，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大门前，44岁的李明航被人近距离连击两枪致死，行凶者从容不迫地乘车离开现场。这居然是发生在这个直辖市的事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6月15日　，重庆市公安局经过对重庆黑社会势力的缜密调查，掌握的涉黑涉恶团伙数已有104个。　6月25日　，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龚刚模、岳宁、包华、王二娃、王天伦、雷德明、陈坤志等头目已经落网，大部分成员被擒，部分成员已投案自首。　日　，中共重庆市纪委证实，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涉嫌黑社会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54岁的文强从1992年9月起，担任了16年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成为重庆公安系统的一面旗帜性人物。这个关键性的人物的被抓，动了重庆黑社会的根基，随后又有一批黑社会成员被捕。　　
让我们再看看这些被捕的黑社会头目是些什么样的人吧。　　
陈明亮，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76年，陈明亮高中毕业后进入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作。1981年，陈明亮开始下海，并南下深圳，1991年回到重庆。陈明亮拥有亿万身家，平时喜好收藏，尤好东汉陶马、元青花瓷、清代釉里红等高档古董。2005年，陈明亮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目前年销售额达到5亿元。2006年，陈明亮当选重庆市古玩商会会长，被称为重庆最大古玩商。他还当选渝中区人大代表。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龚刚模，重庆市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被摩托车行业中称为销售奇才，与陈坤志等人共同成立了万贯财务公司。龚刚模在做摩托车和摩托车零配件销售顺风顺水之际，其“财技”更是令人惊叹，万贯财务公司便是其施展“财技”的指挥中心，放水、洗钱，无恶不作。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岳宁，重庆万豪白宫夜总会董事长。2005年，堪称重庆娱乐业最张扬的一年，量贩式KTV和酒吧遍地开花，越来越低廉的消费价格，把重庆人的娱乐生活引入夜店时代。这个岁末，雄踞重庆高端娱乐业霸主地位6年的万豪白宫会所，再次祭起高尚生活、高级消费的旗帜，12月初，白宫夜总会正式开业。认识岳宁的人都知道，他酷爱豪车，曾在很短时间内买了数款高档宝马车。另外，他也喜欢钢琴，他的办公室放着一架老式钢琴，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被逮捕。　　
王天伦，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汉族，1966年1月出生，大专文凭，生长在合川宝华镇一户农民家庭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曾是重庆市第9届杰出青年农民候选人之一。1996年，王天伦创办了以经营生猪为主的永红食品有限公司。2003年7月，他创办了目前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生猪屠宰加工企业——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如今，今普在重庆猪肉市场上占有41%的份额，是重庆目前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他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　　
陈坤志，江津人，万贯财务公司负责人，杨家坪一酒店股东。　日　出生，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户籍所在地是九龙坡区文化七村1幢1单元5楼4户，现居住地有渝北区新南路6号附5号5幢8—4、渝北区龙湖花园1—1—5—4两处。1988年7月参加工作，曾在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杨家坪派出所、江北区公安分局石门派出所任民警，　日　因受贿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日　受行政开除留用查看处分，　日　因殴打他人受到行政撤职处分，之后辞职离开公安机关。他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黎强，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日前警方公布的67名黑恶团伙首犯及骨干分子中，头衔是最多的。除了是渝强公司董事长外，他还挂有多个官方或半官方头衔，包括：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出租与租赁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道路运输商会（协会）常务副会长。据警方调查，黎强拥有20多家企业，涉及道路客运、房地产开发、汽车维修等领域，为争夺客运线路不惜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马当，大正集团董事长。上世纪90年代，马当在朝天门组建了大正商场，但大部分资金是贷款得来，盈余不多。后来，马当贷款3亿元接手重庆大世界酒店，该酒店本是由港商建设，但港商撤资给了马当机会。随后，马当便组建了大正集团10多个全资企业。曾有天涯网友分析，3亿元的贷款，一年得支付利息两千多万，光靠大世界酒店很难赚回银行利息和收回本金。他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伍树芹，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力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她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伍树峰，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汽车修理厂负责人。主要经营二类汽车维护，汽车装饰，维修等。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张建伟，法国保乐力加集团中国重庆地区负责人、销售主任。该公司在重庆主要销售中高档洋酒，是重庆最大一家销售洋酒公司。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逮捕。　　
蒋冬，大世界酒店夜总会经理，酒水部主任。由于表现出色，曾被提升为该夜总会副总。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王萍，白宫夜总会公关部经理，她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被逮捕。　　
周勇（大），专门在一些娱乐场所“放水”，曾非法拘禁他人，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被逮捕。　　
王小军，在解放碑一家酒店开球庄，他几乎什么球都赌，在重庆“赌界”十分有名。近日，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容留卖淫罪被逮捕。　　
何永红，渝强实业公司副总经理，他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逮捕。　　
（以上内容摘自华龙网-重庆晚报）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吗？这些内容足以让人心惊肉跳，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了。　　
在北坨这个西部欠发达城市中，黑社会的发展情况虽然比不上重庆，但也绝对是“一片繁荣景象”。小涛给我说过的一个北江区的黑社会老大，非常年轻，过去就是靠拆迁起家的，现在主要经营赌博、地下钱庄，近年来由于拆迁的违法成本高的原因，他已经不怎么插手，这为其它小型黑社会团伙提供了一些机会。前年的时候，他曾经被抓进去过，虽然刑期是一年，但只在“里面”呆了半年就出来了，据说，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保出来的。到了外面，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功转型，依然风光无限。　　
在拆迁中使用黑社会的成本相对于赔偿给拆迁户的资金要少许多，使用黑社会动迁会节省很多时间，效果相对也很不错，而且地方政府对这一方面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会采取什么有力的处罚措施，这是“逢拆则黑”的现象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举个例子，我们邻居的弟弟过去曾经是一个地方恶霸，近几年一直在牢里。但不久前，他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被保了出来，并且直接受拆迁办指挥。在他进行“工作”三天左右，就动迁了七户左右，而且成交价格也不高，他的报酬是承包了新建小区的一部分土方工程。　　
实际上，目前的拆迁中黑社会主要负责大规模的打砸、强拆、入户恐吓和强制签字等工作，而半夜扔石头砸玻璃、写大字、放礼花等则一般是由小混混负责。即使是这样，对于善良的老百姓而言，这已经是不能承受的，更何况半夜被突然闯进来的蒙面人从床上抓起来、光着身子被扔到马路这样的事情。　　
不过，现在所谓的黑社会一般不会直接扰民，因为这样的事情会在警察局留下案底，多数直接扰民的是社会无业人员，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求财为主，除非有极可靠的“靠山”才会明目张胆地干违法的事情。拆迁户如果家里有公检法背景的话，这些人还是要拈量一下的；或者能够有更大的黑社会出来“撑腰”，自然也会得到保护，不被骚扰。　　
我家在拆迁后期的“盟友”陆大夫被骚扰得最严重时，他的大哥派儿子到他家里看望，那天正好被我碰到了。当时，我去他家打水，一进门就看到椅子上坐着一个彪形大汉，留着寸头，由于天气热光着膀子。　　
陆大夫的老婆一边给我介绍，一边又用毛巾给“大汉”头上抹着汗。　　
我打过招呼后，接过陆大夫老婆递给我的烟，点着了抽起来，听着他们谈话。　　
原来，陆大夫的大哥现在住在离我们这里不远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里，家里是搞典当行的，现在非常有钱。这一行本身就有许多“见不得光”的行为，而且为了保证把借出去的钱按时按量要回来，一般都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儿子这次来，就是为陆大夫联系北坨市的一个黑社会头子，以保证陆大夫不再受到欺负。　　
过了几天，听陆大夫老婆说，她侄子那次来找到了参与这一片拆迁的几个黑社会，并且把他所要找的那个黑社会头子也找过来，请了北江区刑警队的一个副队长，一起吃了顿饭。他找的那个黑社会头子是东江区的“小刀帮”老大，曾经在新疆犯过事，被判了六年，刚回来一年多。饭桌上，那几个参与拆迁的黑社会都下了保证，不再给陆大夫添任何麻烦。　　
但黑社会之所以黑，有一点是要想清楚的，他们主要目的是求财。陆大夫大哥曾经多次用过“小刀帮”老大，双方的关系可以说非常好，但即使是这样，陆大夫在搬迁后还是得拿出一笔钱来答谢他们。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人认为黑社会比一些贪官还要讲点信用，最起码他们拿了钱一定会办事的。只是你只要用过一次黑社会，他们会经常和你“联系”，这一点很麻烦，因为说不定哪天有什么事会受到牵连。　　
总之，黑社会的介入，是这个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中一段不能够被遗忘的黑暗面，要勇敢承认，否则，无法安慰全国各地大量的被强制拆迁人们受伤的心。　　
初会拆迁办　　
由于父亲和母亲的坚持，我们哥俩一直没有参与过家里的拆迁问题，他们的理由是不想让我们与拆迁那些人接触，以免受到影响，主要还是怕黑社会，因为刚开始拆迁时有人被黑社会殴打过。　　
2009年的4月份，我又回到家一趟。其实这次根本不用回来，但心里总是牵挂家里的拆迁问题，于是找了一个借口不远千里地赶了回来。　　
那次回来，我看到我们家不远处的牛奶厂里去年新建的十几栋楼都处于停工状态，有一栋楼甚至连“塔吊”都撤走了，只剩下一个水泥壳子留在那里，在寒风中分外显眼。而其余的楼，也只有塔吊还在，整个工地好象只有一个工人在守护着。到了晚上，总会看到有人拿着手电筒出现，而且有时还有人扯着嗓子喊叫几声。　　
我问父亲时，父亲说：“包工头拿不到钱，没法开工，就把人撤走了。最前面把塔吊撤走的那栋楼，据说有质量问题，开发商以此为由想不给钱，还说要把楼拆掉。”　　
“是不是经济危机，赤城也没钱了？”我问道。　　
“不知道，”父亲说，“听说去年十一月份工人们闹着要工钱，还让人打了。”　　
“是吗？胆子太大了吧！”我惊道。　　
父亲说：“那天晚上我还有印象，八点的时候正要看电视剧，但停了一个小时的电，整整耽误了一集。后来，听说工人住的地方外面还有警察把着门，里面派了几十个流氓见人就打，听说打死了一个，赔了二十万。”　　
“什么社会了，还能发生这种事情！”我大声说。　　
母亲插话说：“这地方没人管！”　　
父亲又接着说：“后来再没听说工人闹事，没多长时间就都撤走了。”　　
这天上午，父亲从外面打水回来，说：“开发商雇了一些武警，在路口站着。”　　
我正要出门，听到了父亲的话，问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正要和母亲打招呼，突然听得大门被什么东西打砸而传来阵阵巨响。我们一愣神，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我冲到院子里捡起两块砖头要往外面冲，这时母亲使劲拉住了我。不到半分钟，听得有大群人走过去的声音，还夹杂着铁锹拖在地上哗啦作响的声音。随后，父亲打开了大门，看到那群人后面紧跟着几个后排的住户，一边走一边骂道：“王八旦，把老子的玻璃都给砸了！”这时，我一看大门上有许多脚印，而临街房屋外面的窗户上面的玻璃也全部被砸碎了。　　
随后，一直到上午十点半左右警察来之前，这帮人十多个人一组，在各个胡同里不停地走，示威一般。都是由年轻人构成，有一个三十多岁左右的人带领。其中，有的象学生，而有一些则分明是社会上传说的“光头”。　　
警察来后，到拆迁办门口停下车。几个民警还拿着相机到各家照相采信，而我们看到拆迁办似乎也被砸了。过了半个多小时，警察还过来说，一定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这种事一定不能姑息。我看了一阵，也拿相机把我家里被砸的部分拍了下来。由于有急事，就出门去了。当天晚上，和同学喝酒太晚了，打了个电话就没有回去。结果，第二天一早，给家打电话时，父亲非常生气，说：“你办完事赶紧走吧，家里房子被拆了。”我一听，酒马上醒了。问道：“怎么回事？”父亲说：“前面南房的房子被挖了一个大窟窿。”（北方有的房顶用木头和竹竿搭成，上面用胶泥覆盖，不算结实）　　
我马上安慰父亲说：“你先别着急，我找找人。”　　
挂了电话，琢磨了好长时间，找谁能管点用呢？不能再让父亲这样硬和拆迁办顶着干了。随后，我联系了高中同学小涛，他和本地的几个黑社会比较熟，让小涛帮打听一下这次的事是哪里的人做的。随后，马上和我哥通了电话，让他打听拆迁办里执法局的人是哪一个在负责。中午前，小涛来了电话，说这次的事不是本地人做的，好象是开发商从外地调过来的黑社会。我哥那里这时也有了回信，并给了那个人的电话。　　
第二天午饭后，我一个人走向拆迁办。前两天被砸的拆迁办公室，原来是他们故意让人砸个稀烂，是做给拆迁户看的。他们其实在打砸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搬到了新的办公地点，是一户已经办理完拆迁手续的住户家的房子。我进去，看到屋了里有几张办公桌，靠窗户的下面有一张长条凳子，上面有一个人正睡着午觉。我过去轻轻拍了一下，问：“你好，包主任在不在？”　　
这个人眯缝着双眼，说：“正睡午觉呢。有什么事？”　　
我说：“是为拆迁的事来的。”　　
那人问：“你是哪户？”　　
我说是姓胡的那户。　　
那人说：“哦，胡叔家。包队长刚睡一会，不行你等会儿？”　　
我说，“那行吧，我等一会。”　　
随后，我递上一根烟，他说不吸烟。　　
我就自己点上一支，一边吸一边和他聊着。原来，这个人就是本地那家开发商——巨龙地产——的代表，他说：“区政府让我们盖了办公楼，但没钱给，后来，就把牛奶厂这片地的开发权给了我们。这不，前年我们引进赤城地产共同开发，而拆迁由我们负责，可赤城公司嫌我们慢，耽误了工期，所以今年也参与进来一起干。”　　
我问：“昨天的事情谁做的？”　　
他说：“不知道。”　　
闲聊着，已经到下午三点了，我说：“可以叫醒包队长了吧？”　　
他说：“差不多了，我去叫他。”　　
随即，他去了对面屋子里，很快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人。这个人　一米　六五左右，寸头，可能刚睡醒，眼睛还没完全睁开的样子。我马上站起来主动上前打个招呼：“包队长，你好！”并伸出手。　　
包队长也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问：“你是胡叔家的？”　　
我答，“对，是你们执法局王副局长让我过来找你的。”　　
包队长一听，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对对对，中午他跟我说了。”　　
我一边笑着一边递上一支烟，他接过烟，我又帮他点着。他深吸一口，一边拿起桌上的水杯大声说道：“小宋，帮我泡上杯茶，用那个红桶里的茶叶。”说完，又深吸一口烟，一边又安排小宋拿出我家的资料。　　
先前和我聊天的小宋过来拿杯子洗了一下，泡上茶又把资料递给包队长后掉头出去了，并回身带上了门。这时，包队长严肃地说着：“我们这个拆迁也是按照五里区的文件规定办事的，你就是找到胡总说情，最后还要找到我这里。当然，王局长的面子还得要给，一定会给你们家照顾的，但照顾到什么程度，我尽最大努力吧！”　　
“不过，你家不是真的和胡总有亲戚关系吧？！”他开玩笑似的说。　　
我笑着赶紧又递上一支烟说：“哪里哪里，五百年前可能有点关系。那这个事情就请包队长费心了，你那份我们会考虑在里面的。”　　
包队长还是严肃地说：“不用，那到不用，自己兄弟嘛！”　　
这时，他又把小宋叫进来，说：“你赶紧给算一下，按照最高标准核计。”　　
随后，小宋拿出几张画着图的纸，又拿出计算器在桌子上算了起来。　　
包队长这时又深吸一口烟，说：“你哥在房管局哪个科？”　　
我说：“产权科。”　　
“哦。我听王局长说他们关系很不错，那就是自己兄弟。”包队长说。　　
“是啊！王局长也这么说。”我答道。　　
包队长问：“那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我说：“我在天津打工，家也安到那边了。这次回来一方面是有笔业务要谈，另一方面，是想看看能帮家里做点什么。”　　
包队长说：“哦，在天津工作，好地方。”　　
我随即说：“包队长看岁数也不大，和我哥差不多。”　　
包队长说：“老了，都四十多了。难哪！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我那个儿子，不好好学习，今年考大学，才他妈考了三百来分，也不知道能不能上。”　　
我接道：“你儿子今年考啊！我认识几个高校的主任，看看能不能帮忙。”　　
包队长这时脸上有了一点笑容，说：“太好了，你一定要帮问问，顺便看看花多少钱。我只有初中文化，就当了几年兵，没办法，这方面一点不懂。”　　
这时，小宋算好了，拿过来一张单子。上面是一张表格，有对应的名称和数字。我看了一下，面积和其它该统计的都统计进来了，只是最后的数额还是和父亲计算的数额差很多。　　
我问：“这个数就这样了？”　　
包队长说：“不瞒你，这也是王局长介绍的关系。不信你问你爸，前几天赤城给算了多少，比这少二十多万！”　　
我说：“那到对，我再想想办法吧！主要得让老两口心里不要别扭。”　　
包队长说：“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父亲今年都快八十了，我平常也是这样，岁数大了主要得顺着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尽量满足。我有时还带他去洗桑拿，洗完再给找两姑娘按摩一下，这也是那方面不行，要不然那不也得尽量满足。哈哈！谁让咱们现在有这个条件！”　　
这时，我虽然没心情听他说什么了，但还是陪着他一起笑着，说：“那包队长先这样吧，我回去再给我父亲说一下，我们商量商量，随时打电话吧！”　　
互想留下手机号后，我离开拆迁办向家走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因为有时在外面陪客户，有时也有同学安排一起喝酒玩闹，所以，回家总是很晚了。为了安全，我买了一把蒙古刀和一支甩棍，正好能装进随身背着的挎包里。一般快到家时，我就会拿出蒙古刀握在手里，一方面为了壮胆，另外也以防万一。　　
有一次，确实碰到了开发商的一个人带着三四个“小弟”迎面走过来，我看着他们走过来，已经把刀握在右手里。他们几个盯着我，一直走了过去，但我们还是互相盯着，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过去而继续往前走，而是调回头继续看着他们几个。凭我的经验，这时不能跑，如果跑的话他们极有可能会追上来。不过，那时和他们对视明显带有挑衅的意思，大概是酒喝得有点多了。有个“小弟”有点不服气的样子，想冲过来，但当我有点警觉地右手不由自主地轻轻抬了一下时，开发商的那个人把他拦住了，小声说“有刀”，随后，他们嘴里咕哝着走了。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种错觉，黑社会也不是十分可怕。可是，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怕，如果冲突起来不论谁受伤对我都是十分不利的。　　
找人说情　　
五月的北坨天气已经热了，在过去，五月份北坨还有点冷，大人们还不允许随便减衣服，出门时还需要穿上一件外套。可是这几年，北坨也变得越来越热。我哥分析过，一方面是人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加大了对城市绿化方面的投入，而绿化面积加大的结果，就是空气湿度大了，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天气显得有点闷热。前两年，有个建设部的领导来过，对北坨的绿化大为赞赏。因此，北坨的领导已经有把北坨建设成为一座园林城市的规划。　　
但我想到更多的是领导们如果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