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令欢：股权投资为实体经济“赋能”
作者：记者 李先飞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中证网讯（记者 李先飞）8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中国财富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论坛以“股权大时代，投资新生态”为主题。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表示，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实体经济保卫战”的硬仗。股权投资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的基因决定了它应该更加主动、深入地进入到产业中，为实体经济“赋能”。
　　他表示，存量改造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国企改革。中国资本除了支持创新，支持创业的小企业，还有结合中国的存量改造。国企改制，民企提升，这方面是重大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两者结合。国家现在引导经济往市场化走，企业往竞争化走，最终形成经济转型和提升。
　　他表示，对企业来说，股权投资除了资本相助之外，对企业的治理、管理、站队和拓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大部分企业，都在治理、管理和发展层面，由于有实力的金融资本支持，变得更规范，对中国整体的经济体也是支持的。
　　他表示，在打造大企业的同时，还要打造跨国公司。在资本的助力之下，把中国企业变成布局全球的跨国公司，这个对企业发展、对国家的发展是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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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为什么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下）
【编者按】李扬，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财税。社会融资规模环比少增，除了受贷款变化影响外，还与企业债券融资下降有关。由此可见，在考虑了季节性变化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债务置换等因素后，总体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然较强。本文仅为《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为什么说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后半篇。本文转载自《经济研究》，作者李扬；亿欧编辑整理，供行业内人士参考。三、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疏远化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类似我国金融 " 脱实向虚 " 的论断和讨论，在美国便已出现。不过，那里提出的命题是金融对实体经济 " 疏远化 "，由被称作美国 " 经济沙皇 " 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向国会为货币政策作证时首次提出（格林斯潘，1996）。这说明，金融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是一种世界现象。1、金融的 " 疏远化 "在国会银行委员会上的那段著名证词中，格林斯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由于金融创新不断深化，货币当局使用传统手段（控制利率、控制货币供应）来对实体经济进行调控，其传导机制越来越不畅通，以至于货币政策效果日趋弱化。换言之，从机制上说，控制货币供应这样一个政策行为，要经过金融市场的传导才能到达实体经济并对之产生影响，但是，由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传导效果不断弱化，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远，疏远化了。基本事实就是，力度足够大的一项货币政策操作在到达实体经济层面之时，即便没有消弭于无形，也成强弩之末。确认了 " 疏远化 " 的事实，美国的货币政策范式便开始调整。格林斯潘抛弃了前任联储主席沃尔克的货币政策理念和手段，转而进入了一种没有主义，" 去中介化 "，本质上是某种新凯恩斯主义的调控模式。其实，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疏远化，早已在货币的原初形式中便已存在（马克思，1895）；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疏远化逐渐由内含而外化，找到了其多样化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探讨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略，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从货币金融的发展历史说起。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便出现了。货币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主要功能，便是解决了储蓄和投资的跨时期配置问题。如果经济中没有货币，所有的经济主体就不可能有跨时期的储蓄和投资，当然也就没有储蓄向投资转移这一社会机制出现。因为，没有货币，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当期储蓄都必须而且也只能转化为当期的投资，并且，这种转化只能局限在同一个经济主体自身。货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生产者今年生产的东西没有消费完，他可以将之卖出，从而用货币的形式保有其储蓄。到了第二年，若有必要，该生产者就可以将这笔上期储蓄的货币支用出去，其当年的支出就可以超出当年的收入。有了资源的跨期配置机制，全社会的配置效率就大大提高了。但是，这样一个堪称革命的事情，其实已经蕴含着货币与经济相疏远的倾向。首先，货币一经产生，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离，两者不相一致是常态（马克思，1890）。其次，由于货币供应很可能而且经常与货币需求不对应，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有可能发生。事实上，一部货币史，就是探讨货币供应怎样与货币需求相吻合的历史；所谓对货币供求的研究，其核心内容就是努力寻找一种机制，使得货币的需求得以充分展示，使得货币的供应得以伸缩自如，进而，使得货币供求经常地吻合。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呢？而且，为什么达到这种境界如此困难呢？那是因为，货币供应是虚拟的：它代表商品和劳务，但又不直接代表商品和劳务，尤其是，它只是宏观地用一堆货币去与一堆商品相对应，而不是一一对应地去代表商品和劳务的个体。简言之，货币的产生，无非只是商品自身内部客观存在的 " 实 "（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与 " 虚 "（可以用来与别的商品相交换）之对立的最初的外化形式。讨论了货币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金融。首先要指出的是，不做深入考究，货币和金融两个概念是可以不加区别来使用的。因此，寻常我们使用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货币金融政策概念，均可以表示相同的意思。但是，当我们研究具体的、金融体系内部各种形式的关系之时，货币和金融就必须区分开来。在这里，货币是供应到市场上用来便利交易的媒介，它也是价值计算的尺度；而金融则是已经提供到市场上的货币的有条件转移。正是因为有了金融，举凡信用问题、期限问题和利率问题等等，方始出现。那么，金融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的是，它使得储蓄资源可以跨主体（在赤字单位和盈余单位之间调节余缺）、跨空间（储蓄从此一地区向彼一地区转移）地有条件转移。我们知道，货币出现以后，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所有的具体财富都被抽象化为某一货币单位。金融产生之后，这个货币单位便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间内、以一定的代价，并被赋予一定的附加条件，由某一经济主体转移到另外一个经济主体手中。在这个转移过程中，资源配置得以完成，其使用效率也得到提高。我们常说，市场经济条件下是 " 物跟钱走 "，就是说，资源的配置现在体现为货币资金的分配，而货币资金的分配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和金融交易完成的。在这里，虚拟经济因素引导了实体经济因素的配置过程。金融活动借助货币流通产生之后，经济活动进一步虚拟化了。这不仅表现为经济资源的实际流转逐渐被掩盖在货币借贷的洪流之下，而且表现为，货币交易自身开始成为目的，一批以经营货币为业的专门机构和人群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当我们用存款 / 贷款的方式、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用发行股票的方式更为有效地展开资源配置的时候，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新的风险也就产生了。纯粹的实体经济不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单纯的货币流通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风险。更有甚者，金融产品一经产生，其自身也就成为交易的对象；在其自身供求关系的左右下，金融产品的价格可以飙升飙落，从而引起货币供求的盈缩，引起物价的涨跌，带来社会剧烈动荡。在论及金融时，有一个被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不能不提及，这就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问题。如果直接融资规模逐渐增大并趋向于超过间接融资规模，这就意味着经济虚拟化进程的加快，产生泡沫的可能也逐步增大。仔细想一想，当经济社会只有银行间接融资时，全社会的储蓄都将变成银行存款，而银行则用之发放贷款，从而实现储蓄到投资的转移。显然，在这种银行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下，由于银行只是中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只是 " 过手 "，经济的泡沫不易产生。更准确地说，如果这时出现泡沫，那也是从总体上来看的货币和信用的供应超出（或不足）对货币和信用的需求，其最坏的结果是造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直接融资则不同。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由于其自身有特殊的定价方式，由于其自身就是交易对象，由于这种交易强烈受到自身供求关系的影响，它们的价格就可能严重背离其赖以产生的实体资产的价值，从而形成泡沫。《新帕尔格雷夫货币与金融大辞典》（2002）曾对经济泡沫做了形象的描述。所谓泡沫，指的是在一个连续的资产运作过程中，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突然上升，而且，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者，而新买主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参与者感兴趣的是买卖资产的收益，而不是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价格可能被 " 炒 " 得高扬，而在长期中价格又存在着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的趋势，于是，伴随着一段时期涨价的，常常是继之而来的预期的逆转和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我以为，金融之所以被称为虚拟，就是因为它的这种 " 自我实现 " 和 " 自我强化 " 的运动特征，使得它的价格经常与其赖以产生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相去万里，" 脱实向虚 " 乃至 " 以虚生虚 " 成为常态。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就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这里所说的衍生产品，指的是其价值是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的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在这里，" 所依据的资产 " 指的是货币、股票、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应当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通过远期、调期、互换、期货、期权等手段，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 " 结构性 " 金融操作，我们的经济社会得以大规模地规避和转移风险，得以大大提高了流动性，进而得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衍生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同时产生了使经济进一步虚拟化的效果。如果说在金融原生产品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在金融衍生产品上，这种联系是彻底地被割断了。因为金融衍生产品本就不是根据实体经济来定义的，它的全部价值，只是存在于其赖以产生的金融原生产品的价格波动之中。发展到这一阶段，金融产品已变成了一个影子、一种称呼、一种符号、一个数字。更有甚者，对金融产品（原生产品）价格变化的追求甚至操纵，在这里可能成为无可厚非的 " 常规 "，因为，金融衍生品本就是应金融原生品的价格波动而生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 " 疏远化 "，在此次危机之前的若干年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这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从基础金融产品到证券化类产品，再到 CDO、CDS 等结构类金融衍生产品，金融产品的创造及金融市场的运行逐渐远离实体经济基础；衍生品的过度使用，不断提高了金融业的杠杆率，使得这种疏远日趋严重；其二，大宗商品市场全面 " 类金融化 "，致使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干扰实体经济正常运行。这里，所谓类金融化指的是，金融机构和巨额资金大举进入传统的商品市场，并运用金融的推动力，造成商品价格像纯粹的金融产品那样暴涨暴跌。随着金融业的大发展并向实体经济大规模渗透，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染上金融的色彩，传统的经济周期也演变成为金融经济周期（伯南克，1987）；其三，市场中介机构行为扭曲。这在投资银行上表现得最具典型性。投资银行原本是中介，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投行的行为越来越接近对冲基金。起初，投资银行的专业是发现好的企业，然后替它重整，给它定价、推荐、上市，赚取手续费。后来，投资银行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开始有了自营业务。继而，投资银行又相继成为上市公司，有了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表，成为一个负债型企业，有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基于这种地位，它们自然什么产品都要炒，直至炒作到大宗商品上。这种行为方式已经与对冲基金毫无二致。其四，金融业普遍采行过分的激励机制，助长了短期、投机性行为。从美林、高盛这样的超一流投行在危机中的表现来看，正是这样一种激励机制，导致了它们在出现大幅亏损的时候，还一定要去兑现奖金合同的怪异现象。激励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于此可见一斑。四、创造便利资源有效配置的货币金融环境我们主张环绕金融功能来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为了更具针对性，本节首先讨论：经过三十余年连续不断的改革，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载资源配置机制的金融体系，依然存在怎样一些缺陷，阻碍了它去有效发挥媒介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进一步金融改革的方向、重点和内容，自然就呼之既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目标，当然也就容易落实。1、经过 30 余年改革，我国金融体系还缺什么？那么，经过 35 年不间断的改革，目前还存在怎样一些障碍和缺陷，使得我国的金融体系难以很好地发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呢？概言之，主要有六：①中国金融体系虽已初具现代格局，但是，引导市场得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基准价格——利率、收益率曲线和汇率等——尚未完全市场化；②中国总体而言已不是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金短缺、权益类资金供给不足，即 " 期限错配 " 和 " 权益错配 " 问题，却严重存在；③已有很多公民和企业获得了较好的金融服务，但是，向社会所有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依然有待建立，满足他们需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仍待开发；④中国金融业确已有了较大发展，但管理金融风险的市场化体制机制仍然十分缺乏，我们依然主要依靠政府的潜在担保甚至直接出资来管理风险；⑤资本和金融项目尚被管制，人民币仍不可兑换，这无疑阻碍了我们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步伐；⑥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初立，但是，各领域之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稳健性均有待改善；监管掣肘的问题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以为，以上六个方面，就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实现 " 到二 0 二 0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 战略目标的 "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在今后 3～5 年内，我们必须在这些领域和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进展，方能有效管理我国经济中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2、健全市场运行基准30 余年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十分巨大，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实现了 " 从无到有 " 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在全球前十名的超级大银行中，中国已占 3 位；全球金融理事会圈定的 30 家 "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 中，霍然也有 4 家中国的银行在列；金融稳定理事会公布的首批 9 家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中，也有 1 家中国机构跻身。若就资产来排名，中国的央行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如此等等足以说明，从外在指标看，中国的金融系统已堪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但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 " 金融上层建筑 " 之下，各类金融交易赖以进行的 " 基准 "，即利率、汇率、以及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等，现在还在相当程度上被管制着。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一直都在由某种可能被扭曲的定价基准引导着；依据这些信号展开的资源配置过程，其效率大可存疑。每念及此，不免心惊。金融市场的核心基准是利率。利率市场化将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核心内容，自不待言。然而，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 " 放开 "，它至少包括三大要义：（1）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其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2）打破市场分割，建设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建设核心金融市场并形成市场核心利率，建立有效的利率传导机制；（3）中央银行全面改造其调控理念、工具和机制，掌握一套市场化的调控利率的手段。这样看，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任务还很繁重；" 放开存款利率上限 "，其实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任务之一。另一个重要的市场基准就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如所周知，收益率曲线是固定收益市场的主要收益率，它反映无风险收益率基准在各个期限上的分布；基于这条曲线，其他各种固定收益产品才能根据各自的风险溢价来有效定价。在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已在上世纪开始编制，但囿于各种条件，其缺陷依然明显，自然，使之日臻完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完善国债发行制度，优化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债券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市场流动性；改善投资者结构，增加交易需求；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编制技术；适时引进境外投资者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第三个市场基准就是人民币汇率。为了提高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国际收支长期均衡，我们必须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为达此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央行必须大规模减少其对市场的常态式干预。除了以上三项机制性改革，我们还须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3、致力于提供长期资本经过 30 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已经相当强大。统计显示，从 1994 年开始，中国总体上已经摆脱了储蓄短缺的困境，成为一个储蓄相对过剩的国家。我国的外汇储备从那年开始逐年净额增长，就是储蓄过剩的明证。但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在期限上偏短；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推进，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甚殷。这种 " 期限错配 "，是中国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不仅如此。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只能以增加债务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与之对应，我国非金融企业获取股权性资金的渠道相当狭窄和有限。这种 " 权益错配 "，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留下了负债率提高和杠杆率飙升的风险。我国银行资产中的中长期贷款目前已高达 60% 左右的危险水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愈演愈烈，都与金融体系上述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毫无疑问，在下一步改革中，增加长期资金的供给，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供给，是又一个极为紧迫的议题。改变我国金融体系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的方略，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端：①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提出甚久，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沿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旧发展思路一路走来，迄今成效甚微。今后，必须加快完善以机构为主、公开转让的中小企业股权市场；健全做市商、定向发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健康发展；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通过公募和私募的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建立健全不同层次市场间的差别制度安排和统一的登记结算平台，等；②应当给区域性资本市场 " 正名 "，让市场基于区域之差别，建立不同层级，服务于区域发展的资本市场；③进一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根除我国股票主板市场的痼疾；④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其中最重要者，一是允许发行市政债券，二是大力推行资产证券化；⑤发展和完善类如国家开发银行的各类长期信用机构。建立透明规范的服务城市化建设的投融资机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沿边地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等等，都是从机构层面全面增加长期资本和股权资本供给的改革举措。4、发展普惠金融目前，我国的很多机构和个人都已获得了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过度的金融服务，但是，广大的普通居民只是获得了有限的金融服务，而广大的弱势群体却很难获得有效的，甚至根本就得不到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支持服务地方的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金融创新、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优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生态环境、加强消费者保护等等，当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们特别关注两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一是要彻底摒弃我们行之 60 余年的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的禁令。我以为，唯有放开民间信用，普惠金融才有真正合适的发展土壤。二是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实践告诉我们，普惠金融所以难以发展，客观上存在着成本高和结构化信息不易获取等难以逾越的技术和信息障碍。现代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恰恰提供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和手段。通过改变交易的基础设施，互联网使得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进行交易；同时，互联网金融还突出了个体特有的需求，有效实现了所谓 " 私人定制化 "；另外，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现代手段的运用，也有效地为金融业提供了获取普罗大众有效信息的手段。5、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经过持续不断的机构改革和功能调整，我国已在本世纪初确立了 "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分设，银、证、保分业监管 " 的金融监管和调控格局。然而，不仅银、证、保、信等领域的监管自身都需要更新理念、提高水平，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稳健性，而且，监管当局相互掣肘，致使出现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等问题的局面也亟待改变。若无有效的协调，整个监管体系就很难发挥出正能量。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首先，在实现我国监管格局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的同时，需要提高银、证、保、信各业的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包括：设立、完善逆周期资本要求和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适时引进国际银行业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新规，提高银行业稳健型标准；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和特点，细化金融机构分类标准，统一监管政策，减少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明确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责和规则，增强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等。其次要加强监管协调，应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系会议制度功能，不断提升监管协调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形成监管合力。特别需要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银、证、保、信等业已经在产品层面上大规模混业了。在混业已经在金融产品的微观层面大规模展开的情势下，仍然在宏观层面坚持分业监管，将使得我们无法把握信用总量的规模、结构和动态变化，弱化监管效率。更有甚者，它会使得大量金融活动处于无人监管境地，使得监管套利获得肥沃土壤。显然，借鉴美、英、欧监管框架从分业重归一统的最新实践，我们需要从体制上改革目前心劳日拙的分业监管格局。本文前半篇详见原网页已经由 Z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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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看上市公司和股权投资机构如何合作共赢？！更多热议话题尽在首届中国股权投资盛会……
主题为“股权大时代 投资新生态”的第一届中国股权投资金牛奖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于26日（也就是昨天）完美落下帷幕。
回首风雨兼程的二十多年，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蹒跚学步到茁壮成长，从不毛沙漠变成灿然绿洲，股权投资迎来发展的大时代，正在形成一个投资的新生态。
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在“加快脱虚向实，防风险、去杠杆”的政策引导下，传统产业领域需要大力推动、整合和升级；新兴产业处于爆发前夜，需要进行培育、催化和成长。
此时股权投资行业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如何抓住新的机会，布局长远，在股权大时代脱颖而出？
如何“脱虚向实”、真正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实现跨越式大发展？
且听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大佬们纵论投资新思路，共谋发展新格局，赋能中国股权投资市场。
王忠民：基金是改变供给侧结构的有效途径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在论坛上表示，基金架构、基金逻辑是产生新产业动能，是风险管理，是改变共给侧结构的主要力量。
与基金管理人共同成长
“社保基金目前管理23000亿元的社会保障养老基金，回顾16年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有50%资本量是通过一级市场上的基金管理人帮忙投资管理的，也通过了私募股权基金帮助我们去投资于实体经济当中的未上市公司，还有直接投资的股权投资，把握中国股份化改制、股权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证券化的制度红利。”王忠民指出，16年来整体年化回报率在8.37%，在一个庞大的基金当中、重要的市场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取决于基金价值。
王忠民强调，庞大的社保基金通过投资证券市场，选择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探讨共同设计产品，不仅管理人的队伍、机构已经很庞大了，在二级市场当中有一级有效管理人，还有公募、私募券商系的有效发展。
“十年来，私募股权投资，不仅给社保基金带来投资回报，私募股权投资管理，特别是二级市场，已然对社保做了积极贡献。”王忠民指出，社保基金通过私募股权投资，不仅带来了回报，而且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形态的成长和发展。现在这个产业形态当中的基金管理人、比较优秀的团队，都是在社保的选择过程当中共同成长起来的。
不仅如此，王忠民指出，看投资对象的时候，已经把新产业、新科技、新领域覆盖了，而且覆盖对象、投资对象都是领域中极具新产能、新生产、新发展的，这就分担了风险分散化管理，从而使一级、一级市场得到了有效发展，平均年化回报率超过市场。
“所有这些都是社保基金在股权投资和一级、二级市场当中，包括权益投资的债权投资、直接股权投资的一些体会和体验。”王忠民表示，只有通过基金的方式投，才可以让任何一个基金管理人、投资对象，实现股权多元化、股权多维化，产生治理结构的重大改变。
有效改变供给侧结构
王忠民强调，过去二三十年，社保基金一部分资金来源来自上市公司，按照10%股权划归社保基金，这部分投到市场当中，通过社保参与改变了股权多元当中结构，改变了供给侧的股权架构和治理结构，使得供给侧在股份制和运行过程当中，普遍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现代治理结构当中，带来了有效的资金结构回报。
“如果以基金方式投，不仅LP层面、经济层面、管理公司股权多元化，而且可以把资本的诉求在双层架构当中进行。LP是以投资者的身份，GP以管理者的身份，当我们以双层架构进行公司架构的时候，会和很多制度红利挂钩，制度红利的有效实施不仅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新产能的产生，投资者也能在其中积极、活跃、成长，得到有效回报。”王忠民认为。
在他看来，带来受托责任和法律、财务意义上的担当，这是中国今天面临着供给侧社会结构、治理结构当中的根本问题。基金架构从风险投资，一直到二级市场当中的私募、公募，我们可以拉长产业链当中的所有链条，作为投资风险、创业风险的风险配置，这当中所有力量都是以基金架构、逻辑以及新的治理结构投资形态进行有效的市场化和受托责任，稳健和有担当的一种金融投资生产。
“实体产业升级的背后一定有多种多样的风险和私募股权，如果上市公司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进一步发展机构投资者，不同投资阶段的风险、不同类别的风险就可以从基金架构风险分担和风险管理。”王忠民强调，我们可以改变今天中国投资市场以及实体产业市场当中最缺乏的东西，有效治理、有效内在动力机制的产生，特别是不同主体的动力和长期动力机制的一致性搭建起来，把金融、基金、实体、风险，一切通过基金架构，有效地改变中国的供给侧结构。
张小艾：推动私募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建设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会长张小艾表示，协会将加强私募基金管理人会员服务工作，探索建立健全会员信用档案，推动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建设。
张小艾表示，近期正在积极开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综合分类指标体系工作，通过运用大数据等现代金融科技手段，依托AMBERS系统的大数据功能，打造准确客观的公共数据产品，整合管理人、产品、人员等多维主体的信息，充分展示管理人经营的稳定性、专业性、合规性、信披度等四类12项指标，让数据“取之于机构，用之于机构”，并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量身定做“信用档案”。
张小艾还表示，私募股权基金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首先，私募股权基金是重要的直接融资工具，担负着将社会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重担。私募基金基于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是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工具，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参与方，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增值服务。
第二，私募股权基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资源整合和重组重建效率。私募股权基金不仅为企业注入金融资本，还能以市场力量提升企业治理水平，投资与服务并举，资本与技术、人才实现有效融合，推动目标企业战略调整，在细分市场实现产业延伸和优势互补。
第三，创业投资基金推动创新创业，促进培育经济发展新业态、新动能。以创投基金为代表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眼光独到、顺势而为，前瞻性、战略性布局全球前沿科技创新领域，促进技术、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和规模化，更助推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第四，私募股权基金有利于畅通民间投融资渠道和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截至2017年6月底，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的存续运作的私募股权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规模分别为4.56万亿、4911.40亿，累计已实现资金退出及收益分配分别达到7637.60亿元、426.49亿元。私募行业发展情况能侧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具有价值投资和长期持有的特征，一定程度反映投资主体的价值判断和投资信心。
赵令欢：股权投资为实体经济“赋能”
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表示，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实体经济保卫战”的硬仗。股权投资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特的基因决定了它应该更加主动、深入地进入到产业中，为实体经济“赋能”。
他表示，存量改造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国企改革。中国资本除了支持创新，支持创业的小企业，还有结合中国的存量改造。国企改制，民企提升，这方面是重大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两者结合。国家现在引导经济往市场化走，企业往竞争化走，最终形成经济转型和提升。
他表示，对企业来说，股权投资除了资本相助之外，对企业的治理、管理、站队和拓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大部分企业，都在治理、管理和发展层面，由于有实力的金融资本支持，变得更规范，对中国整体的经济体也是支持的。
他表示，在打造大企业的同时，还要打造跨国公司。在资本的助力之下，把中国企业变成布局全球的跨国公司，这个对企业发展、对国家的发展是更好的。
吴敏文：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未来还将快速增长
盛世景集团董事长吴敏文表示，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面，要开拓或者把握股权投资新时代。尽管私募规模已达10万亿，私募股权投资约6万亿，未来增长速度还将会很快，这是由现在所处的资本市场发展阶段和中国产业结构特点决定的。
他表示，在资本市场新阶段里，私募股权投资起到的作用是非常积极、友善的。私募股权行业不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私募基金本身角度来看，整个私募基金超过10万亿，私募股权基金占64%，私募服务实体经济是必然。
根据美国案例，优秀的私募机构是全社会整个金融市场的机构资产的主要管理人，在美国的私募基金里，个人只占私募股权基金14%，其余都是机构。在中国，主要体现在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能够根据公开规范透明的机制和程序，选择一批优秀的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他们配置股权资产，这是大资管体系深化改革、规范管理最重要的方式。
他表示，私募行业未来要做大，综合化、公众化、国际化这三点最重要。
首先，作为一个私募基金，只有综合化、多业务体系这种商业模式，才有可能驾驭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才能够让私募基金行业基业常青。
第二是公众化，让市场监督它，让舆论监督它，形成一批私募行业龙头，这对整个行业的生态、整个行业的意义将是非常深远的。
第三是国际化，中国私募基金应该把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
从投资行为来讲，资本应该更多融入产业、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提供增值服务。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的龙头正在路上。
郭晋鲁：有必要加大保险投资股权比重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郭晋鲁表示，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负债性、规模性、利率敏感性等特性，保险资金的特性和投资理念决定了保险资金在另类投资的优势明显。未来几年将是股权投资的黄金发展期，因此有必要加大保险投资股权的比重。
他表示，保险投资机构应充分发挥保险资金的特点，强化多元大类资产配置策略，坚持长期投资理念，这些将有助于保险投资机构在与其他同业的竞争中显现出优势。
对于保险投资股权基金的策略，郭晋鲁认为，首先，要坚持专业化投资和分工。股权投资是复杂的、高度专业化的，坚持专业化的投资交给专业化的团队。借助股权投资管理机构的行业资源和投资团队，弥补保险公司投资团队自身在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
其次，构建以GP为核心的一体化股权投资生态体系。与GP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优质的GP资源不仅能为保险机构带来更高的基金回报，同时能提供优质项目跟投机会及二手份额受让机会。
第三，构建核心+卫星的多维度分散化基金投资组合。核心基金主要由成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稳健基金产品组成，配以更高收益预期的黑马型基金组合作为卫星基金。在基金选择中做到阶段和类型分散化、策略和规模分散化、成立年份分散化等多维度分散，确保回报稳健，风险可控。
此次论坛除了业界精英为我们带来的一场场精彩演讲外，与会嘉宾还进行了多场圆桌对话，围绕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私募股权投资等广泛话题展开热烈讨论。大佬们究竟怎么说？快跟小牛一探究竟……
行业与资本对话
上市公司和股权投资机构的结合，一直是业内关注的重点。
在“产业与资本对话专场”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室副主任袁增霆表示，上市公司是私募股权投资机构项目退出的重要资产购买方。近三年来，市场形成了上市公司和PE之间的“PE+上市公司”合作模式，双方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共同建立投资和投后管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也是私募股权最重要的孵化平台，很多私募股权管理机构是由上市公司创造的，双方合力形成了产融新生态。
不过，作为上市公司代表，利亚德董事长李军坦言，在与股权投资基金的合作中，企业也面临找不到合作伙伴的困境，因此希望能够与国家大型资本结合，与公私募基金共同探索合作方式，在上市公司投资并购方面形成合力。三聚环保董事长刘雷也表示，“搭不上、够不着”是他们与股权投资机构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量资金无法落地，导致上市公司融资困难，很多公司想推进的工作因缺少资金支持难以实施。
对于上市公司提出的问题，招商证券副总裁兼招商致远资本董事长李宗军表示，由于信息沟通方面的问题，目前上市公司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间的合作确实还存在一些障碍。但是，招商致远资本一直致力于服务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共同找项目、做项目。
在谈到我国并购市场未来的机会和发展时，李宗军表示，非常看好中国并购市场的前景。“对于我国资本市场而言，盘活存量是非常有效的社会财富增值手段，而并购是盘活存量最重要的方式，无论是并购服务还是并购投资业务。”李宗军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和国外相比还比较小，而且股权投资中并购投资占比更小。
中金资本副总裁兼中金启元国家引导基金总经理肖枫也表示，对未来并购市场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未来并购市场还需要从监管环境和机会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他希望未来金融杠杆能以并购为主，以贷款方式作为配套手段。如果金融工具能够带来帮助，那么新兴产业会迅速发展，整个并购市场大发展的基础也能够得以体现。
论坛二：文化传媒产业，风口在哪？
“在创新为先，文化传媒产业风口选择”圆桌对话上，与会嘉宾不仅热议老一代和新一代的消费逻辑转换，还总结了当前热点影片的成功秘诀。
问题1：老一辈VS新生代，文化产业何去何从？
基石资本管理合伙人陶涛表示，把握年轻消费群体的文化消费习惯是当下文化产业投资的成功要义。
不过，与一般理解不同，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泽辉并不认为新生代与老一辈消费习惯迥异就意味着文化产业中传统板块没落。他认为，传统板块通过业务创新仍可取得超乎想象的成绩。以书店为例，日本的茑屋书店有1700家书店，7千万会员，相当于日本人口的一半，且所有的书店均位处日本最繁华的地段，从某种意义上比台湾的诚品书店更成功。茑屋书店的成功源其提供了怡人的阅读体验。他进一步指出，电子书出现之后，书店卖书这部分业务较容易被取代，不过若书店提供的阅读体验是美好的，则不仅被取代的可能性较低，反而可能因为符合当下中产阶级追求优质阅读体验的习惯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问题2：《战狼2》成功秘诀是什么？
虽然众多私募股权机构纷纷将视线瞄准文化传媒产业，但文化产业企业想要脱颖而出却并不只是简单的资本问题。与会嘉宾表示，即便在流量时代，内容的地位也不应该被低估，内容为王逻辑依然成立。
杭州银行文创事业部总经理陈岚表示，杭州银行是唯一给《人民的名义》制片方提供信贷的资产机构。在接触到制片方后，杭州银行觉得他们对剧本精益求精，也非常讲究工匠精神。基于制片方的态度以及内容为王这两点考量，杭州银行提供了一千万的信用支持，成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在达晨创投业务合伙人何世祥看来，中国每年生产了大量电影，但票房能过10亿的并不多。而他认为，一些成功的案例如《战狼2》等具有一些特点，首先是题材一定要有特点；二是整个产业链，从题材、制作、宣发等环节，都要追求完美和极致。综合圆桌论坛嘉宾观点来看，文化传媒产业行业成功的关键为顺应消费逻辑，坚持内容为王。
论坛二：All in AI？
在“All in AI？人工智能的变革与颠覆——中欧专家对话人工智能未来”的圆桌对话上，与会嘉宾就人工智能的前沿问题展开激烈讨论。
问题1：人工智能商机在哪里？
Isomer Capital亚太地区战略分析师兼安资本合伙人娄栋宇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关键。“在人工智能领域投资数量比较多。现在阶段还比较早，投资数量多，失败的公司也必然多。”娄栋宇直言，相比于失败的公司，成功的人工智能公司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都能拿到非常有利、非常强大的数据库支持。他指出，现今光有算法，还不能在人工智能方面实现真正的突破，通过过去十年积累起来的强大数据库才能真正商用。
德勤财务咨询合伙人陈纪正认为，关键性技术是最重要的。他表示，从创投的角度来看，AI创业的一大核心是关键性技术。所谓关键性技术，是指准确率不仅是99%，而是要达到99.9999%。比如在医疗领域，癌症和影像识别已经开始具体商业化，失误率要远低于0.0000001%。
问题2：人工智能是进步还是威胁？
扎克伯格和伊隆·马斯克的分歧一直被世人热议。扎克伯格认为，自主学习的人工智能是巨大的技术进步，而伊隆·马斯克却公开警告人工智能蕴含的风险。那么，人工智能是进步还是威胁？在扎克伯格和马斯克之间，这些大佬们支持谁？
“即使是阿尔法狗，它的智能也是靠大数据的经验积累创造的，它做任何决定还是依照历史的经验来判断，它没有办法做到预判。“陈纪正说，目前来看，人工智还不能造成人类毁灭。
盛世投资合伙人花伟表示，未来的第二次革命会在AI，也就是人工智能领域出现。人工智能能提高人们的决策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会向着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他也提到，虽然人工智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是这里面需要非常多的伦理、法制、机制性建设，保证这样一个革命性的力量能够让这个世界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问题3：下一个AI中心将诞生在何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兼IBM人工智能研究小组研究员Filippo Fabrocini认为，就目前而言，由于AI方面的相关理论框架还比较欠缺，讨论中国能否成为世界AI的中心还言之尚早。不过Filippo十分认同中国在AI方面的努力，并看好中国在AI方面的前景。
娄栋宇认为，当今科技的发展，尤其是AI技术的发展，是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人口基数长久以来积累的历史数据，中国未来AI的发展相对于欧美国家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数据是不断变化的，算法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数据不仅要有过去的积累，还要具备在未来根据客户做优化更新的能力。
鼎晖创新与成长基金执行董事叶丹认为，人工智能为各行各业带来弯道超车的巨大机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必然会成为跟美国比肩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算法科学家、大数据和计算能力三个方面都无短板。这首先得益于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功底相对扎实；另一方面是在体制上，不论是政府还是VC/PE机构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去争取人才和计算资源，这也是中国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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