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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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书架.历史.目录下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1章 董康：三十四年罪与法董康&&& 三十四年罪与法小引：中国近代法学开端之1905&&& 1905年3月，北京菜市口。法国驻华使馆的卫兵去菜市口闲逛，看见街口空地上突然聚集了一大圈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围着一根松木杆子大声哄闹，时不时还有一声凄厉的惨叫从中发出，让人惊悚之余又备感奇特。&&& 他们艰难地拔开人群，视觉中出现的景像，让他们连连呼唤上帝、基督、圣母玛丽亚……原来，他们看到了中国最后一次执行的酷刑——凌迟。&&& 凌迟原意是“丘陵之势渐慢”，引申为死刑名称是指“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自宋代肇始，元代以来进入国家刑典，明清以来成为最具威慑力的死刑之一种。现代仍在沿用的成语，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往往说他“死有余辜”，既然死都不足以谢罪，只能“千刀万剐”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凌迟”案例发生于明代，正德皇帝杀大太监刘瑾，要求“凌迟三日”，监斩官刑部河南主事张文麟的笔录可谓触目惊心：&&& 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 法国卫兵看到的“凌迟”现场，应该已远远没有刘瑾案那么恐怖了，因为按清律，凌迟犯受刀500可矣。但由于清律中适用凌迟刑的罪行很宽泛，诸如打骂父母、公婆、奴才顶撞主子、通奸谋财、偷税漏税等行为都可能招致凌迟之刑，所以围观机率大大增加，新闻现场处处都有。事实上，法国卫兵们看到这次凌迟现场，就行刑三人次，以致于他们在呕吐祈祷之余，还有时间拿起相机，哆哆嗦嗦在一片哄笑声中拍上几张，后来发回法国，做成了人类学家们颇感兴趣的“风俗”明信片。&&& 当然，法国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是相当“珍贵”的中国古代刑法体系的最后一次实例，一个月之后，中国刑法中，“凌迟”成为历史，不复存在。&&& 1905年4月，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在一份奏折中批示，文曰：“我朝入关之初，立刑以斩罪为极重。顺治年间修订刑律，沿用前明旧制，始有凌迟等极刑。虽以惩儆凶顽，究非国家法外施仁之本意。永远删除，俱改为斩决。”这份奏折名为《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署名者为伍廷芳和沈家本，实际的撰文者则为董康。&&& 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进士，入清朝刑部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0年，擢刑部提牢厅主事，总办秋审、兼陕西司主稿。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后，先后任法律馆校理、编修、总纂、提调等职，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 1906年-1911年，法制现代化的5年之痒&&& 在封建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王权的“集”是所有社会规则唯一的准绳，而“集”迈向“极”，由“集权”转向“极权”，是封建制度开始趋于下坡路之始。所谓“物极必反”，极刑的采用与滥用，正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迫切需要而产生，而这种需要背后必然是日益增长的某种反抗与威胁力量的存在。&&& 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可以从废止“极刑”开始，也可以从完全推翻封建体制开始。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当然知道董康撰写的那纸奏折之后六年，清王朝覆灭于辛亥革命，所有的从技术改良到体制微调的种种努力都是徒费工夫；但董康不知道，因为他在历史之中，也正以个人的姿态在创造历史。&&& 光绪三十二年（1906），董康以刑部候补郎中的身份赴日本，调查裁判监狱事宜，在此基础上编辑成《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进呈御览。据当时同处东京的学部员外郎王仪通介绍，董康“出则就斋藤、小河、冈田诸学者研究法理，入则伏案编辑，心力专注，殆无片刻暇”，相当勤勉。“司法独立”、“监狱以感化犯人为目的”等现代法制理念，集权体制下的法律改革之目标，益加清晰。董康也在与日本学者切磋学问的过程中，建立友谊，并先后延聘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太郎为修订法律馆顾问暨京师法律学堂教习。&&& 作为“海归”新锐，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后，董康曾任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1906年的日本之旅，对于董康的事业而言，收获颇丰。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集权也罢、极权也罢，都看似灰飞烟灭，在前途未明朗之前，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仍然专攻法律。&&& 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后街，南段的一截被称为西砖胡同。胡同依法源寺而建，有一溜平房院落，最靠近寺院的那一处院子，自1914年以后逐渐热闹了起来。时常有一些像做官的、像做学问的往来其间，他们管这里叫“诵芬室”。&&& 据常州人赵尊岳（）后来回忆说：“京师宣武门外，旧有悯忠寺。自唐以还，庄严勿替。其有一廪附之僧舍，占地不广，花木怡人者，则吾乡诵芬室主人课花庵也。主人博通今古，精治律令。尝任大理长、度支长法曹，轺车所指，遍及遐方。声施烂然，以直鲠闻于海内外。而鼎鼐退食，娱情翰墨，仅以聚图藉事，铅刊为乐。”&&& 赵氏回忆中的这位屋子主人，兴趣爱好很是雅致。摆弄花草、娱情翰墨，还喜欢刻书印书。赵氏是在1936年写下上述这些回忆的，时年38岁的他正沉溺于常州词派的风情与格调中，接下来的忆述则完全是对屋子主人所著《课花庵词》的词学评价。除了拉拉杂杂、洋洋洒洒，一大堆纵横古今的词论与常州词派的彪炳业绩之外，三页纸写完，竟然还没有说到这屋子主人究竟是谁。&&& 诵芬室主人、课花庵主人，都是这所法源寺附院的主人。在屋里口诵芬芳的也罢，在屋外摆弄花草的也罢，都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董康。时年38岁的赵尊岳在回忆中以近乎骈文的典雅来回忆这位前辈高人，当年冒着冷汗撰就废除凌迟之奏折的董康也是38岁，却远远没有这么诗情画意。奇怪的是，此时此刻，他似乎与词人墨客们是同道，已不复当年法学“海归”的锐气。辛亥革命之后的董康，难道也已剧变？&&& 事实上，董康早在1914年就已从日本归国。他先后三任大理院院长、宪法编查会副会长、中央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法典编纂会副会长、拿捕审检所所长、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会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司法高等惩戒委员会会长、法制审议委员会副会长、上海会审公堂回收筹备委员会会长等多种立法、司法方面的重要职务。&&& 就在回国当年，1914年，董康与章宗祥一起在《大清新刑律》的基础上，合纂《暂行新刑律》。1915年，受命完成《刑法第一修正案》的编纂。1918年，又与王宠惠等联合编纂《刑法第二修正案》。修正后的刑法案，被海内外法学界一致认可，认为其从形式体例到原则内容无不吸收世界最先进的普世的刑事立法，并成为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的蓝本。那么，这些琳琅满目的专业头衔、眼花缭乱的政府职务和与时俱进的法律文本，不正是继续着董康跨越式发展吗？如此，不也鉴证着其专业生涯与政治生命的双丰收吗？&&& 奇怪的是，赵尊岳笔下的董康似乎却是一位世外清修的隐者，又或者是一位古雅蕴藉的词客，与史实中的那个董康格格不入、判若两人？所谓的“史实”，只是修史者眼中的“事实”、论史者笔下的“事实”，对于董康而言，生活原本就不是只有“法律”或“政治”这两种事实的。生活，原本还有别的模样与希冀。&&& 1917年旧历正月，法源寺的诵芬室内忙碌异常。董康拿着一摞某个名人的题字交与“手民”们（专门刻书的刻工），让他们立刻把题字刻版付印。由于题字有八张之多，而且都是刻工们最怵的“行书体”，不免皆面露难色，悻悻地拿着题字卷子，似乎还要吐些苦水似的。&&& 董康拿出一卷银元，挨个打赏，末了叮嘱一句，一定要原样摹刻，按章分版，大过年的，对不住各位了。拱手的拱手，道谢的道谢，领到加班工资的“手民”们四散而去，又去摸索他们的技术难关去了，而董康背操两手，踱入他的诵芬室。&&& 这一年春夏之交，书肆中一函四册的《诵芬室读曲丛刊》面市。吴绶昌女儿吴蕊圆的题笺赫赫在目，清朗疏俊的版刻风格让人耳目一新。说“耳目一新”，实际上是外行话，因为这样的版刻风格实际上是刻意在摹仿明代版刻，而这种摹仿本质上是追崇复古，而非创新。但当天看到这书的读者，一定还是会说“耳目一新”；因为清代以来横细竖粗的扁方字体已经让人耳濡目染，那种笨重沉闷的视觉风格在这套书面前瞬间崩解，人们仿佛拥有了一种新的古籍视觉，只是觉得新颖。没有接触过明代古籍的普通读者，大多是以发现新大陆似的姿态来看这套书的，不禁耳目为之一新。&&& 翻开扉页，“录鬼薄”的题笺赫然在目，不了解这套书内容的读者一定会掷卷而去，连说晦气。但这套书的热销，得益于专业读者的青睐，这种青睐并不完全取决于版刻风格的清新，也不得益于董康当年政法界的盛名，而更多的取决于这套书的内容实在珍罕难得。&&& 《诵芬室读曲丛刊》，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一部古典戏曲史料汇编。收录有七种常人难得一见的曲学古籍，这些戏曲史料、论著过去都很难找到。如：《录鬼簿》是根据清曹寅校辑的《楝亭藏书十二种》重刻的；《南词叙录》是据仅存的壶隐斋黑格钞本翻刻的；骚隐居士（张琦）的《衡曲麈谭》和魏良辅的《曲律》是从《吴骚合编》卷首附刻本抽出来重刻的；王骥德的《曲律》是从清人钱熙祚辑印的《指海》第7集所收的本子翻刻的；《顾曲杂言》是据清人金士淳编纂的《砚云甲编》第4帙所收的本子翻刻的；《剧说》则是首次刻印。&&& 可惜蔡元培没有看到过这套书，否则他要聘请的北大教授不会是吴梅，而应该是董康。据说蔡元培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前，曾在书肆看到过一部名为《顾曲麈谈》的曲学著作。待到北大成立音乐研究会，需聘名家指导并开设戏曲专业课程时，蔡先生首先就想到了《顾曲麈谈》一书的作者。这样，当时正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的吴梅便接到了北大的聘书，于1917年秋束装北上，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最高学府的五年教授生涯。1917年荣幸北漂的吴梅，当时也一定没能第一时间读到这套广辑元明清三代珍本的曲学丛书，否则也一定是诵芬室中、课花庵外流连忘返的一员吧。&&& 不过，董康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些学术创见太当回事儿，藏好书、读好书、刻好书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兴趣所在，至于能不能做好官、办好事、当好家才是需要大费周章、思前想后的事儿。董康的庭院里，注定种不了多久的闲花野草；或许董康的字典里，“闲”这个字原本没有意义。&&& 1923年某日，新任财政总长的董康，刚从国务会议会场中走出，就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包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群氓作鸟兽散。马褂扯成了布条、眼镜碎作了渣子，眯着眼睛勉强撑起来的董康，以一个五十五岁资深官员的窘迫肖像，为当时早已混乱不堪的北洋政府财政体系作了形象注解。&&& 原来，在1922年，董康因负责查处财政部债券贪污案，秉公断案、颇得人心，旋即出任财政总长。新任后的董康，仍然不改海归精英本色，随后即率员出使欧洲考察，意在学习欧美健全的财政制度，以重振财政之颓弱与混乱。&&& 书生意气从来天真烂漫，年过五十的海归仍旧笃信共和制度下的学术实践，却不知“共和”制度本身在中国已成狗肉羊头的玩意儿。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董康不可能置若罔闻，但以清正自居的他，似乎仍然没有体察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一旦“亮剑”，即刻会被各利益群体就地“夺剑”。&&& 董康上任伊始，即向政府报告说，财政困难达于极点，由于仕途不清，滥支薪俸，必须大刀阔斧毫不容情地裁员。事实上，财政部当年正因冗员过多，根本无法兑现正常的薪俸。裁员久拖不决、工资屡不兑现，导致索薪冲突升级，于是出现了一开始，马褂成丝眼镜横飞的一幕。这一年，董康辞去财政总长一职，宣布退出官场，并于当年底离开北京，迁居上海。&&& 从1914年归国，到1923年辞官，十年民国官场，董康一身疲累，终归解脱。诵芬室中，除了政法之外，人们或许更能记得他的那些精美刻本、藏书故事与雅致风度。&&& 事实上，民国官场上并不得意的董康，却在书肆中屡推新本。据不完全统计，除了1917年刊行的《诵芬室读曲丛刊》之外，董康早在1913年，就刊刻了《杂剧十段锦》，后又有《梅村先生乐府三种》（1916）、《盛明杂剧》（1918）、《石巢传奇四种》（1919），此四种收入《诵芬室丛刊》。此后仍有《盛明杂剧》二集（1925）、《杂剧新编》（1941），前后持续了近三十年时间，而迄今为止董氏所刊之《盛明杂剧》两集仍是最为通行的版本。王国维跋《杂剧十段锦》对董康有过如下的评价：“窃谓廷尉（董康）好古精鉴，不减遵王（钱曾），至于流通古书嘉惠艺林，则有古人之风流，非遵王辈所能及已。”&&& 当然，盛名之下，质疑声也此起彼伏。诚如当年的海归精英，要说服清廷资深土鳖们进行法律改革一样；诚如后来的司法达人，要说服政府进行大规模裁员一样，任何一项开创性的革新，在中国都将面临体无完肤的责难与灰头土脸的阻拦，即使看似雅致的所谓学术圈子、藏书圈子，也概莫能外。&&& 在集权时代面临革新质疑的董康，顶了六年唾沫星子之后，苦撑了六年困局之后，面临的是帝国体制的崩解，这算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大解脱。在共和时代面临裁员质疑的董康，饱尝一顿拳脚之后，大不了一走了之，也算是一种自求多福的小解脱。可刊刻戏曲书籍，不但东抄西借、南买北购，花去一大堆银钱之后，黑纸白字的书册还要接受各界（诸如曲学界、藏书界、读者）的品头论足，指摘批评。这种看似专业的文化质疑、看似温文尔雅的“软”质疑，将使“董康”这个符号在学术江湖中继续漂泊，无从解脱。即使董康本人对此毫不介意，甚至于生前毫无耳闻。&&& 董氏刊刻了众多戏曲类书籍，让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可能单单是因为个人兴趣，一定是某种出版策略使然，董氏在这些人眼中俨然狡诈书商。而有的读者则抱怨董氏所刊刻书籍价格太高，无法承受，更加重了“奸商”意味。这些批评或许都是隔靴搔痒，因为董氏刻书无论是个人癖好还是牟利之图，都无可厚非，即便是放在还有凌迟之重刑的集权时代，这也属个人自由、雅好而已。至于说到价格高低，则难存至理，价廉物美者书肆中尽有各类石印、铅印、刻本供诸君挑选，为何偏要去挑董氏刻书？无非是刻精墨佳、纸白装美罢了，黄裳先生常讲的那句“欲求善本、必出善价”的名言即是至理。&&& 反过来说另一种批评。貌似平和、非关价格皮毛、直指书籍内容的“专业”批评，往往更具长时间的穿越能力，影响更多的跨时代人群。著名藏书家郑振铎针对董刻《石巢传奇四种》的批评，可谓“独树一帜”。&&& 郑振铎在写于抗战期间的《劫中得书记》中对董康所刻书籍予以了间接批评。批评是专门针对《石巢传奇四种》的，评曰：&&& 春灯谜明阮大铖撰二卷四册&&& 阮氏之“燕子”“春谜”，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尝得明末附图本数种，均甚佳，惟惜皆后印者。陈济川以原刻初印本春灯谜一函见售。卷上下各附图六幅，绘刊之工均精绝。余久不购书，见之，不禁食指为动，乃毅然收之。董绶经刊阮氏四种曲时，其底本亦是原刻者。原书经董氏刻成后，即还之文友堂；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瞿安先生尝告余云：董本谬误擅改处极多。他日必发其覆。今瞿安先生往矣，此事竟不能实现！原本仍在川滇间。&&& 他日当必能有人继其遗志者。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 原来，与董康《石巢传奇四种》同一年面市的还有刘世珩的暖红室汇刻剧曲丛书中的“燕子笺”与“春灯谜”两种。1919年同时刻印出版的这两套书，后来被藏书家们视为民国版刻的“双子星”，皆是佳作之代表。而郑振铎因其不是明代原刻，而颇为遗憾，因为以郑氏的藏书阅历，肯定是要寻求原刻本，而非后世的这种覆刻、新刻之本。这是藏书家的追求，原本无可厚非。&&& 但这段评语另有三个重要指向，一是关注原刻本书前的精美版画；二是根据吴瞿安（即吴梅）的说法，也认为董氏刻本谬误极多；三是吴梅死后，认为自己可以先从“春灯”一剧开始，纠正董氏刻本的谬误。除却原刻本版画的可遇不可求之外，第二、第三个指向都明确指出了董氏刻本的问题所在，即“谬误擅改处极多”。事实是否真如郑氏所言？&&& 首先考察郑氏所笃信的吴梅观点，源出何时何地？从吴梅年几乎不曾间断的日记中，没有发现吴梅对董康的直接评价，甚至于连“董康”这个名字都未曾提及。可想而知，二人交谊淡薄，可能没有深入接触过。吴梅这七年日记中，事无巨细地多次提及友人交往、曲学观点、版本考证等诸多文人琐事，甚至于连家中被盗一只炒锅、坐人力车忘带钱这种事都记录进去，却唯独没有提到董康这个理应有所耳闻的同时代“达人”。&&& 吴梅日记唯一提到与董康有关的，仍然是董氏刻书，只不过仅仅是作为吴氏藏书书目之一项而一笔带过。为避日军战火，吴梅千辛万苦从苏州老家抢运出来部分藏书，其中除了董氏名刻《杂剧十段锦》、《盛明杂剧》初、二集之外，还有他在1928年为之作序的经董康校订的《曲海》。除此之外，吴梅于董康其人其事、其书其学均未置一辞；而现存的吴梅信札中，也未见到吴董二人的通信纪录。&&& 郑氏所言的“后为吴瞿安先生所得”的董康刻书底本之原刻本，吴梅本人也的确颇为珍爱，对《石巢传奇四种》每一种传奇均作有长篇题跋。题跋中钩沉稽史、论曲谈词，也曾语涉当时曲学界、藏书界多人，诸如刘凤叔、刘世珩、王季烈等，但偏偏也没有提及董康。然而，值得注意的却是，即便是原刻本，吴梅对其中的三种传奇所用到的北曲词律，也提出了诸如“平仄未谐”、“皆不合规律”、“究非正格”的批评，说明原刻本还是“终有错误”。那么，郑氏提到的“余今得此本，如有力时，当先从事于‘春灯’一剧之‘发覆’也”云云，又如何“发覆”？既然原刻本都“终有错误”，郑氏又依据什么去纠正董氏刻本的错误？&&& 显然，这是藏书家的私癖使然，郑振铎也不例外。一旦拿到时代较早的所谓“原刻本”，便希望对后世诸刻本进行校正和纠缪；一旦原刻本也“终有错误”时，似乎也可以用“从古”来堂皇地敷衍过去。吴梅是明曲律、会订谱、能唱曲、可写剧的曲学大家，应该说在学术批评方面不但可以是权威，而且也可以苛刻。但他是否对郑振铎说过其对董氏刻本的强烈不满，是否真有重新校正一遍的“发覆”之决心？在学术江湖中郑吴二人又是否是同一门派？二人又是否具备了彼此推心置腹、教外别传的默契？所有这些过往，或许都难以一语中的。&&& 从郑氏整理戏曲文献以来，颇为后世称道的有一部《清人杂剧》。即使是这部以整理清代杂剧文献为初衷的纯影印资料，出版者郑氏本人的意愿也非常明显，实际上也存在着“擅改”的因素。其在凡例中声称的各项原则来看，也有颇值得推究和“发覆”一番的。&&& 譬如“凡例”第三条称：眉评尾批，有类赘瘤；音释之作，亦嫌多事。编者于此概不染指。惟原本具有评释者则亦不加刊削。眉评尾批，往往是一种著述内容研究、版本考证方面所需的重要补充，一概而论“有类赘瘤”，恐怕还是有失公允。而“音释之作，亦嫌多事”则于曲学而言，完全是外行话了，因为传奇、杂剧底本标注的“音释”，往往是演唱曲词的重要标示，至少也是平仄谐律的一个提示，如果这属于“多事”的话，那么郑氏影印清代剧本之举则亦属“多事”。郑氏随后补充的一个声明，惟原本具有评释者则亦不加刊削，也让人莫明其妙。一方面说明了郑氏对原本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郑氏对原本的迷信，为什么后世的评释就“有类赘瘤”、“亦嫌多事”，为什么原本无论什么文字信息都弥足宝贵？事实上，自明清以来，传奇杂剧的后世评本系统成为戏曲文献校勘、文化研究、曲学研究的重要资源，诸如《西厢记》王评本、凌评本；《牡丹亭》三妇评本、《红拂记》李卓吾评本等，都是学界和藏书界公认的善本与珍本。而与郑氏同时代的曲学家吴梅、刘凤叔、王季烈等也多次订正古谱旧本，将那些“终有错误”的原本一一订正之后，古剧本才能够搬上戏台，加以更好地敷演与演唱。这样看来，郑氏本来还是“藏书家”本色居多，于曲学门径只能是多见多闻，自认为有些经验而已。要做到“发覆”一事，恐未能胜任。试问本来即是曲学外行，即或董康所刻皆是外行货色，外行“发覆”外行，无疑终是痴人说梦。&&& 有意思的是，在吴梅唯一一篇关于董康刻书的文字中，曲学大师对其还是给予了比较温和的赞扬。在董康竭力搜求的各类曲学书籍中，有一种久已佚失的内容丰富、品评精简的《曲海》。此书在历经多次校勘，终于付梓之际，吴梅于1928年7月为之撰序。序言中吴梅认为董康虽然不是此书的原作者，但其搜求之苦心、校勘之勤力，“盖不没文旸（是书原作者）搜集之盛心也”。吴梅还感慨说，“余与廷尉（即指董康，‘廷尉’，为掌刑狱官职之古称）生有同耆，二十年奔走南北……”最后对董康给予肯定说，“使无文旸、廷尉，先后为之董理，不独昔贤撰述，不可得见，而元明清三朝文献所系，不更巨且大哉。”&&& 在学术江湖的毁誉参半，董康实际上早有预见。他在1919年《石巢传奇四种》即将付印之际，就在书尾题跋中提道：“（阮大铖）特纵笔所至，曲家旧籍未暇一一检覆。如燕子笺第六写像一出，天灯鱼雁对芙蓉，原作山渔灯犯，案山渔灯犯乃山花子、渔家傲、剔银灯三调合成，本属犯调，不应更加犯字。兹依九宫正始更正。又原曲承谢下数语，与谱未谐，略加更易数字。恐不免臧晋叔改窜玉茗四梦之讥也。”董康的这些曲学见解，当时学界并无人能予以驳斥；而他自嘲的比作当年臧晋叔改删汤显祖剧本之事，则更见其识见之广。因为即使吴梅也盛赞臧氏改本“实有见地”，董康以此自嘲，更见其自信。&&& 学术江湖中，自嘲也罢、自信也罢；书商也罢、专家也罢；戏剧本身的版本与学问，还是远不及现实生涯中的戏剧性——董康所经所历、所行所思的戏剧性，原就是孤本一例，原不劳后来诸君考证。人生如戏，生涯是一场敷演，本不是一张考卷，后来诸君的繁琐，与此刻如我等痴人的激辩，原本亦是一出隔世之剧，音腔身段皆是走了样罢。年，四渡东瀛，十年授经&&& 董康，字授经（也作绶经）。“授经”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可以意为接受经典，或者传授经典；也可以由音译作“受惊”。辞官之后的董授经，十年间要么“受惊”，要么“授经”。&&& 1926年11月，董康加入了沈钧儒、蔡元培与苏浙皖知名人士组织的“三省联合会”，主张实行苏、浙、皖三省自治，提出联省自治的目的与要求：其一，划苏、浙、皖三省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民政，都由人民分别推举委员，组织各委员会处理；其二，上海为特别市，治同前条；其三，广州暨奉天、直、鲁，接洽和平，应即由三省人民直接推举代表，任其职责；其四，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应即日停止。&&& 又有《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第二次通电》宣告下列三事：第一，（军阀）孙传芳分属军人，自始不应与三省政治发生关系；第二，吾皖、苏、浙三省已声明划为民治区域，此后主体即为人民，奉、直、鲁（军阀）首领如有对三省军事行动，即为对人民作战，吾三省人民誓以民意进行抵抗；第三，三省范围内的军队，赞护三省民治主张，吾三省人民供其给养，仍认捍卫地方之责，否则视为公敌。进一步声明三省实行民治主义，以人民为主体，军队不得干涉，一切本于民意。&&& 在这里，当年的资深“海归”董康再次发话，希望向美国学习另一种“理想国”模式，即联邦制。他提倡联省自治，是反对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与专制，主张地方分权与自治。这种联省自治、地方分权与自治，实际上就是主张实行联邦制。所以在立法上，已从单一制转到联邦制，由主权在君、主权在大总统，转到主权在民。&&& 因为这个“理想国”，董康被孙传芳勒令通辑，于当年底仓皇逃往日本，“海归”再次被动出国“深造”。日，大东书局沈骏声经理的弟弟沈玉声搭乘开往日本的“长崎丸”号远赴日本。沈玉声没有上船，他的船票摞在董康手里，董康就这样感激万分的做为“替身”上了船。董康在日记中写道，是日“大雾弥漫，咫尺不辨”；从这一天开始，他十年四次东渡日本的旅程才刚刚开启。&&& 日，时年六十岁的董康在亡命日本的途中，刚刚度过西历新年不久的他似乎已然忘却了那些政治法学理论中的“理想国”，又做回了他原本得心应手的学问家模样。他在日本京都的古梅园闲逛，偶然间看到了本地产的碎墨块，购置了十斤准备寄回上海。他认为，本来中国的徽墨挺好，可近十年参以洋烟反而不如以前的品质。这种日本碎墨黝黑而且光泽度高，用来印刷书籍是绝好的原料。事实上，他寄回上海的这些日本碎墨，都是用于他刻印书籍之需，《盛明杂剧》二集就是用这种日本碎墨印就的，所以博得了“纸白如玉、墨黑如漆”的美誉。这则日记的详细记录，也算是为日后那部分叫嚷“董氏书贵”的消费者一个明确的交代——没办法，原材料都是原装进口。&&& 日，这天夜里，董康梦见了自己的老婆玉娟。他在日记中写道：梦偕玉娟共坐乌蓬，赴陈湾上冢。烟波万倾，上下蔚蓝，扶椒洞庭诸峰，历历在目。笑谓娟曰，范大夫扁舟五湖，未识较此时奚若？娟微愠曰，鸱夷之沉，开藏弓先例，此獠千古忍人。梦中的董康以携西施逃出江湖的范蠡自喻，却遭到了老婆的一句痛斥。老婆认为他作不了范蠡，倒像极了伍子胥。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董康在日记中的记述说，听到此话正欲争辩，“忽而惊觉”。&&& 始终不愿意功成身退，抑或功不成亦不退的董康，此刻再次越洋逃亡，“海归”之日不知道又将有何波澜。老婆的痛斥实则亦是董康的自警，不过自警不等于自制，他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理想主义信念。在多次目睹欧美乃至日本“理想国”模式之后，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董康当然无法掷弃理想，即使是辞官之后，即使是流亡途中。他始终没有“良弓藏、袖手观”的传统高士风度，他还是当年的那副“海归”精英作派。&&& 日，正在一家金店为老婆定做金戒指的董康，翻阅报纸时，偶然读到了毕庶澄被枪毙的消息。（毕庶澄，，字莘舫。山东省文登人。1927年2月，毕庶澄率直鲁联军驻守上海，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因接受蒋介石招降，4月4日，被持有张宗昌手谕的褚玉璞伏兵乱枪击毙。）董康对军阀之间的内讧大发感慨，在当时写下的日记中，再一次将其心中的“理想国”纲领阐扬。&&& 他写道：历年争战莫不以主义为揭诸，其实皆竭亿兆之精神，博个人之权利。吾侪小民，耕凿成风，依时动息。所怵者，兵戈；所虑者，盗贼；所惧者，苛繁，其他悉所不问。尝游巴黎，见拿破仑殡宫及凯旋门在，多张其丰功伟烈。继访美国华将军故居，计宫室车服器皿在，昔年平价不过数千元。而二国之兴衰，舆论自有评判。所愿吾国人人学易学之华将军，庶几偃息有期。如以拿破仑自命，则寰宇崩裂与洚猛之灾有何分别。即使有雄才大略可以统驭枭杰，如古来嬴政、曹瞒、蒙古成吉思汗，所谓应运而生者，皆吾民丁劫运也。今此辈怙乱争雄，殃民祸国，无论为异党所屠，或本党火并，俱属上应天殛，殊大快人心也。&&& 在董康看来，“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民生”。这个观念如果放在和平时代，其专业精神尤为可嘉与可用。但在那个党派纷争、兵革频生的时代，董康的观念无异于空中楼阁。根据他的资深阅历，他还是认为中国政府应向美国模式看齐，雄才大略不重要，重要的是易学实用。对刚刚死于党争的毕庶澄，他大有幸灾乐祸之意，看得出来，他对任何一个党派皆是没有特别的钟爱与偏袒。在他看来，党派及其军队就是肇祸之源，只有实施联邦制体系的国家才有可能以“民意”驾驭党、军，只有在“民意”驱使下的党、军才有存在下去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样一种专家视野中，在这样一种所谓“中立”的政治态度中，注定了董康无论海归不海归，都是不讨喜欢的角色。从大清帝国覆灭到孙传芳倒台，从南京国民政府到武汉国民政府，董康作为法学专家的社会声誉并没有多大改变，剧烈变动的只是专家心态驱使下的社会境遇与个人境况。在毁誉参半的藏书家、曲学家身份之评判中，作为法学专家的董康即使作为一个风雅闲人，也是颇受争议的，理想主义的作派或许只能让人敬而远之，甚至于远之之后还要补充一点闲言碎语的评价。&&& 所以，在日开始的这趟流亡之旅，一直到日，这个资深“海归”才得以“海归”。虽然之后的三次东渡并非流亡，不能不说仍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意味。&&& 自日，至日，董康赴日本讲学。自日至5月18日，董康赴日本参加一座教堂的落成典礼。自日至9月15日，董康携妻赴日本避暑。后来的这三次东渡，一是受邀讲学；二是参加典礼；最后一次是夫妻两人度蜜月性质的旅行。看似平常的学术活动与私人旅游，实际上包蕴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在国内没有可能施展才能的董康，却在近代向欧美学习最为成功的亚洲国家——日本找到了“理想国”模型；而这种模型及其潜移默化的社会风尚是让其频频东渡，始终钟情此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日本，君主立宪模式的帝制传统，首先就让这位前清廷尉心生默契；毕竟那一段虽短暂但让人激动的帝制下的修律经历，至今让董康刻骨难忘。在日本，崇古雅、尊经典的风尚也让他心驰神往，众多的即使中国国内也难得一见的古籍孤本、珍本更让其印象深刻，记录下这些见闻本身已经成为文献级别的掌故。在日本，董康心悦诚服、精神舒缓；在中国，他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他从日本车载船驮而回的，无论是“理想国”模式种种方案，还是一大堆古籍珍本，在中国，似乎都没有让其落地培育、蕴藉繁衍的土壤。在中国，董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注定失望，注定绝望。&&& 尾声：法学家遗言之1939&&& 董康的一生，为“理想主义”这个符号化的生活态度作了最好的诠解。相对而言，藏书、刻书等一系列业余生活，使他未能在政法领域实现的“理想”得以缓释；即使是这种缓释层次的理想化追求，也为民国书籍出版留下了标杆级的样板。&&& 很难想象，一个最高法院院长、财政部部长、司法局局长级别的官僚能留下这么多部刻印古雅、精致之极的书籍，胡适的评价恰到好处，他认为董康“不仅是一个法家，而是一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 这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在年，十年中四渡日本，既有因逃亡而“受惊”的沧桑情绪，又有因搜求古籍而心生为后世“授经”的喜悦心情。复合在一起的各种情绪，成为董康这十年来最无法准确界定、但最富个人价值的社会经历。所有这些付诸文字的经历，于1939年付印出版。仍然选择了木刻版刷的中国传统印书方式，成就了一部比《浮生六记》更学术、比《书林清话》更情绪的一部理想主义者经典著述《书舶庸谭》。&&& 《书舶庸谭》曾于1927年，董康结束流亡之旅时，有过第一次集结出版。到1939年付印时，刊刻和发行重新回到北京法源寺外的诵芬室中。实际上，谈论董康之种种生涯，诸如法学家、藏书家、曲学家等等，早在1937年就可以戛然而止，待到《书舶庸谭》正式出版之际，则几乎是逝者存照级别的“遗书”性质了。董康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次将十年东渡生涯集结出版之际，在书的最后一页写下了他在文化史层面上的最后一篇总结，寥寥几笔，将一生种种行径写完。最后一句话谦逊谨慎而又意味深长，他说：或可附森立之、杨星吾之后，备文坛探讨之一助耳。&&& 因为辞官闲居上海的董康早在1937年再度北漂，他奔赴日占伪华北政府的“理想国”而去。在那样一个“理想国”中，“董康”这个符号被划上红叉之后成为“废档”。在诵芬室中，1939年刊行的《书舶庸谭》成为最后一个董氏刻本。直至1947年，他病逝于北平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为止，这个“富于情绪的老少年”才成为一个可以谈论的“历史人物”，成为闲言碎语之一种。从1905年废止凌迟奏议的撰稿人到1939年《书舶庸谭》中的总结陈词，34年罪与法的生涯中，董康任由评说。&&& 清光绪季年，设馆修订法律，康以曹郎与其役。牵率馆务，数数航渡东瀛。因是与彼邦人士稔，改玉而还，梦醒春明。夙爱洛中山水之美，托舶书事业，结庐于东山之麓。无何梁新会长司法函约东归，商榷法制会议。艺风老人为浔溪某故家收购书籍，知行箧薄有收藏，邀作海上之游，谐价割让。始于癸丑岁阑，内渡，叠经燕台旧侣驰函敦促，遂于翌年春仲，重入修门。浮觉宦海垂及十年。壬癸之间，漫游欧美，归航后谢政家居。逮党军崛起西南，无端受政潮之波及，不得已避地洛西。迨理归装，时逾五月。于是有丙寅年书舶庸谭之刊。历甲戌以迄丙子，复航渡三次，俱有赓作，写异国之图经不同。奉使踵先民之遗躅，有类避秦，假竹素为皋苏，遣羲遴于铅刊，全编大旨，略罄于斯。至如邮亭严柝、客舍寒檠、枨触前尘，偶形渲染。此自属诸静，寄非故事，书空也。年来节次旧稿，加以董理，都为九卷，付之枣梨。或可附森立之、杨星吾之后，备文坛探讨之一助耳。己卯岁除毗陵董康识。&&& 董康&&& 董康（），字授经（又作绶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今常州人）。1889年考中举人，后入刑部工作，历任刑部主事、郎中。1902年修订法律馆成立后，先后任法律馆校理、编修、总纂、提调等职，为修律大臣沈家本的得力助手，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自1905年起，曾多次东渡，调查日本司法改革及监狱制度、裁判所制度等，聘请日本法律家来华讲学、帮助清政府修律等。1906年9月大理院成立后，曾充大理院推丞。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正是董康代笔之作 &
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
首页.书架.历史.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2章 夏仁虎：虎胆仁心一儒侠夏仁虎&&& 虎胆仁心一儒侠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这样一个句子映入眼帘之际，读者可能以为不是佛经偈语即是烈士遗书罢。若得知作者乃是一位时年五十岁的斯文儒者，无论从年龄心态和知识背景的角度，恐怕都有点不可思议，继而难以置信吧。&&& 1924年冬，五十岁的夏仁虎像1200年前的唐人王昌龄那样“出塞”而去。原本二十四岁即考取前清光绪年拔贡，曾任职刑部、农工商部；入民国曾任众议院议院员的夏仁虎，此时已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徐世昌辞职、张作霖独立、曹锟贿选诸多家国剧变。他也由原籍南京一路北迁至北京，而这一次，他还要向北远行，向关外行，作出塞行，此刻的“出塞”有激愤，亦有期盼。&&& 夏仁虎一介儒生，纵有诗酒豪气，本来诗书传家、家宅殷实的他，原本是可以在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尘世里觅一方小天地、喝一壶小酒、写几首诗文、听几番小曲的。他毕竟不是靠诗文干谒青云功名、靠酒酣耳热求取富贵的寒士书生，他完全没有必要非得仿效着唐人一剑一马一壶酒式的“出塞”，在苦寒的边关建树功名之后衣锦还乡。原本，在京城里，他已然是衣锦无忧、家宅安稳的。在京城里的诗酒交谊、名流酬唱颇多的他，原本亦不乏同道佳友，交游雅兴。早已加入“稊园”诗社的他，与一大帮诗人名流相知甚欢，樊樊山、关赓麟、易顺鼎、许宝蘅、李绮青等皆为同社中人，高朋雅集、诗酒吟咏之时颇多，原本亦并不寂寞。&&& 他为什么掷弃眼前的安乐窝，偏要觅关外的苦寒地？他为什么执意北行？单枪匹马到关外，到奉天、到沈阳，还要寻找什么样的理想国？&&& 也许，早在1919年，夏仁虎被推选为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时，即注定了他这一趟五年后的“出塞”。那时，国会为张作霖的奉系所操控，分参众两院。作为国会年度大事的国家预算案的制定由夏仁虎主持，在其精心筹划下，竟然在由军人操控的国会中通过了裁减军费三分之一的民八预算案，这不由得让人莫名欣喜。按照夏仁虎的说法，预算案为众议院最重责任，须得四分之三出席，方能决定。党派分歧，故成立甚难。自民国以来，无两院通过之预算案。这一方面说明夏氏的精心筹划、倾力周旋之功，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证明奉系的某种开明纳言之态度；至少，从这一年开始，夏氏进入张作霖的视野。&&& 1922年春，张作霖的奉军入关，浮现全国统一之希望。张作霖自称镇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谓入关系以武力作统一全国之后盾。“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或许，张作霖就是那个唐诗经典中的“飞将”，这样的“飞将”，自然会使无数怀抱治国平天下大志的儒生们怦然心动。家国破碎一轮又一轮，政客走马一拨接一拨的1920年代，这样的“飞将”出人意表也给人希望。夏任虎欣然受命，任镇威将军公署政务处长一职，似乎也随着“飞将”的出现而显露一身侠气，铁骨铮铮。&&& 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上演之后，夏仁虎对北京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于是出现了1924年冬毅然“出塞”的豪壮一幕。我们说夏仁虎“投奔”张作霖，似乎还不能用“投奔”二字，夏氏是满怀着对“飞将”的敬意和希冀而去的，他此去并非为谋生计、为功名计、为钱财计、为安稳计，实则是为了千年以来“出塞”诗意中的那份家国怀抱。&&& 也许，夏氏的家人与友人对这趟“出塞”之行并不全然理解。诚如十年后夏氏自己本人的《六十自述》诗中所回忆的那样：“翻然不得意，驱车歌出塞。平生服孟轲，天下定于一。朝衰在藩镇，民困厌兵革。磨盾朝治书，秉烛夜草檄。妄欲策治安，空思有饥溺。冀成一匡事，或免五季厄。”平天下、息兵革的政治理想，让夏仁虎希望能为奉系的强力统一大业献策，希望能为此“朝治书、夜草檄”的奔忙效劳，过一种充实而富于成就感的理想生活。可以揣想，当时宦途上不甚得意的夏仁虎，长歌迈进于“出塞”的征途中，也是别有一番快意的吧。&&& 这一次“出塞”的时间并不长，在“塞外”也只呆了不到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里，是否真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般豪壮而富于诗意呢？夏仁虎在《出塞后稿》的诗集中有一小段注释，基本可以说明问题。注曰：出关而东，奄忽再稔。弭笔论政，期定一匡。秉烛草檄，辄至五夜。职在枢机，益寡过从。朝出治事，归就一灯。时复吟啸，破其岑寂。行箧硌碌，携书盖鲜。剑南一集，阮亭数册。既恒浏览，遂入心脾。于时诗境，往往似之。存诗如千首，为《出塞后稿》。&&& 文中可以看到，夏仁虎塞外的生活，除却出塞时的豪情壮志之外，是终日忙碌中又复归于一点寂寞的。然而传统文人的作派仍在延续，铁马金戈之余，“时复吟啸，破其岑寂”之举是时常有的，否则也不会“存诗如千首，为《出塞后稿》”。虽然来时匆忙，并未曾带来多少书籍以供研读，但陆游、王士祯的诗集还是不忘捎带。据夏仁虎自述，陆王二人的诗文和他此时的境遇似乎颇为契合，到底是陆游的苍凉雄浑之境，还是王士祯的诗贵神韵之说，能给军旅中的半老儒侠些许共鸣？怎么契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近千首这一时期的夏氏诗作静待读者的挑拣与领会罢。&&& 千首诗文中有一首非常特别，也非常醒目。那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的诗句跃然目中，读之令人血沸。诗曰：&&& 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割肉喂鹰犬，佛亦同此情。&&& 仲尼栖栖在周道，沮溺睨之莞尔笑。此辈唯知洁一身，圣贤志在消群暴。&&& 纷纷五季归强胡，民命轻于俎上鱼。此时佛亦救不得，一语能令万姓苏。&&& 如何欧九为公传，却以伟人谥乡愿。失节事大饿死轻，终落宋儒一孔见。&&& 十君四姓何足论，所贵当官能救民。今日苦无长乐老，四郊白骨堆嶙峋。&&& 诗原题为“读五代史六首”，这是其中的“长乐老”。夏仁虎此时读五代史，自然别有深意。五代，五十三年五个王朝的特定历史年代，是唐帝国分裂之后的恶果，亦是开启大宋王朝的前奏。五代史向来是史家臧否兴废、评点功过的一所特定时空，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王朝更迭中，应汲取的教训、传奇的人物、稀奇的典故比比皆是，夏氏在清帝国覆亡十三年后，屡经更迭的北洋政府之外，矢志一统的奉系军营之中，读五代史颇有痛定思痛的儒者怀抱。他并不愿意效仿只知维持自己洁操的高贤隐士，他更愿意做那个在五代时期历事五姓，备受非议的“长乐老”——冯道。&&& 即使宋儒欧阳修的批讽也可以不在乎，因为作为“长乐老”这样为民请愿的人而言，在夏氏看来，堪称儒之大义者夏仁虎著《碧山楼传奇》，谈国桓题笺。&&& 这是他的“民国”辩证法，为民而立国者即为“民国”，没有了“民”哪来的“国”。他出塞追随“张大胡子”，并不因为儒者识见与军人作派的隔阂，就自顾自的作遁世隐者，而是为“民”而谋，不计所谓的“名节”，终为了一统家国、救民水火。&&& 然而在1925年夏，客寓沈阳时，这位出塞的“儒侠”似乎转瞬间变作了一个“闲人”。终日忙碌于军政要务的他，突然清闲了起来，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谢客，创作了一本《碧山楼传奇》。&&& 写了近千首慷慨诗歌的夏仁虎，此刻却突然写出了一本以戏曲体裁为载体的“传奇”来，这对其一生创作数千首诗歌、数十种著述的儒者生涯来说，本来也是一件颇传奇的事件。自明清以来，“传奇”从原本可供场上敷演的戏剧底本，转变为文人儒生仅供案头遣怀的韵体文式之一，这本是无可称奇之文学史实。而对于这样一位千里出关致力一统大业，本来也忙于军政事务的要员而言，能写出这样一本古韵清幽的传奇剧本来，则尤为传奇。&&& 数年后，度曲专家刘凤叔曾忆述过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说它格律谨严，竟然还可以直接用于场上表演而不须太大的改动，这就愈发的奇了。先是称奇于夏氏的清闲雅兴，继而称奇于擅诗的夏氏竟然也作传奇，刘凤叔的评价则让人揣想，夏仁虎是几乎把这一本传奇要带回京城，让他那六年前（1919年）新纳的侧室林佩卿（林为当年北京城南游艺园坤伶，时人誉为“四卿”之一）为之长袖当歌，唱演一番的。&&& 《碧山楼传奇》是根据吴梅村集中的一首诗构思而成的，诗名为“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诗前的序声称，洞庭湖后山有碧山楼一座，楼中原主人为朱某，实为朱明遗裔；朱某恃才傲物，不求仕进，甘于闲乐终老，有美姬十二相伴左右。后因奸人陷污，指摘其布衣蓄伎不合礼法，遂尽遣美姬，后郁郁而终。有名为紫云者不离不弃，守志不嫁。吴梅村听说此事后，游碧山楼时赋诗一首，以志感怀。&&& 夏仁虎在《碧山楼传奇》的跋文中提到，他根据吴梅村的这首诗及相关记载进行创作，不过其中增加了一个“李髯”的角色。增设角色的理由，夏氏加以说明道，“中间加入李髯一节，亦传奇家本色。事涉哀伤，词多侧艳，正需此一人，点缀豪语，为听者洗其沉郁，制曲家率有此种苦心也。”可以想象得到，这样一个豪壮角色的加入，和一个恃才放旷但终忧愤而死的书生角色相结合，亦儒亦侠，一定别开生面。&&& 开篇第一折“楼隐”，小生朱裔开场即唱一曲［夜行船］：尘世浮名都是假，且湖山胜处为家，白玉雕楼，黄金选艳，也应胜凌烟图画。已让人隐约感觉到这个古典故事的背后，叙述者夏仁虎的心境已与当初壮怀出塞时大为转变，传奇中的书生朱裔，已替他唱出了无聊思家的心绪。&&& 当正在楼中观赏湖山胜景的朱裔，得知朝廷正在广招人才、选贤纳士时，原本诗书传家、才情卓绝的他却突然展露出一种奇怪的情绪。他唱道：耽风雅，喜幽遐，范蠡逃名，在这湖水涯。痼癖是烟霞，情怀寄炎葭，浮云土苴，黄纸殿前麻，琼林宴上花。被俺山居人笑煞。&&& 从唱词的内容来看，似乎仍然是明清以来儒者惯有的“山人”心态使然，恃才傲物、钟情山水而不问世事，似乎是那个时代文人以隐逸求高洁、以隐退表风雅的一种姿态。当然，朱裔的这番表态，家中的奴仆是不理解的。当从市集上打听消息的家奴回来禀报他时，朱裔在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之后，表达了无可奈何、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家奴这时也忍不住向主人进一言，他说，相公既抱奇才，应为世用，岂可久耽安逸，自误前程。&&& 朱裔回答家奴，唱道：堂前燕，阅繁华，怎飞入寻常百姓家。把瑶源玉牒查，是金枝玉叶花。沧桑泪洒，抬眼望中华，神州竟属他，那还有青山一发。这样的唱词，实际上再次成为夏仁虎的夫子自道。夏仁虎少负奇才，在十一岁初学文时，就曾因雨夜偶得断句云：“窗外芭蕉篱内竹，一般夜雨两般声”而得到“两声词人”之号。戊戌（1898）变法那年，时年二十四岁的他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通籍北京，开始了他整整三十年的官宦生涯。而此刻，飞入百姓家也罢，金枝玉叶花也罢，无论是少年奇才，还是前清官员；无论是北洋议员，还是奉军幕僚，他的儒者怀抱、侠者豪情似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抬眼望中华，神州竟属他”，这个“他”，夏仁虎已经看到过太多的更替轮番，看到偌大中国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复辟，从复辟再到伪共和、真军阀，战火连绵的家国，似乎已经让夏仁虎看不到希望。&&& 剧中的朱裔非但没有因为国家征招贤才而应征，反而通过种种渠道，用金钱贿赂招贤官员的方式，躲过了征招，保得了一时的安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乱世的怪现状，也是乱世中文人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反过来，似乎也是夏仁虎的一种反思与自嘲，“出塞”“入幕”作为施展生平抱负的手段是否真的可以得偿所愿？&&& 在第二折“侠宴”，夏仁虎增设的“李髯”上场。浓眉粗髯的须生形象，一上场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拂记》中的虬髯客。事实上，“李髯”正是这样一个粗豪形象的角色，让人在一番忧愤的书生意气氛围中突然看到一丝爽朗，侠气扑面而来。&&& 李髯的唱词：平生愿恣狂，江湖未倦，豪气欲吞云梦。这分明又是夏仁虎心中原本的侠气使然。当晚，李髯与朱裔欢歌达旦、大醉酩酊，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个是儒、一个是侠；一个是恃才傲物视功名如粪土的儒生，一个是善恶分明视江湖即乐土的侠客，二者的结合，亦儒亦侠，这原本就是夏仁虎心中快意人生的理想形象。实际上，夏氏以半百之龄奔走关外的豪壮，即是儒侠行径——他未泯的那份理想主义使然。&&& 美酒与英雄，当然还少不了红颜情意。李髯随舟带来一个名唤“红杏”的歌伎，慷慨相赠与朱裔。相赠的理由很简单，美女配英雄，况且李髯也自称要退出江湖，皈依佛门。看来，在这样的乱世里，不但朱裔这样的“雅人”希望不问世事，归隐终老，即使是李髯这样的“粗人”也感到疲累，需要退出江湖，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场外的叙述者夏仁虎，也一定惦念起远在京城中的老妻、儿女和新纳的侧室了吧。&&& 李髯一个人洒脱离去之后，剩下的是朱裔与紫云、红杏清歌曼舞的闲乐。然而好景不长，第六折“湖船”中出现一个角色，让这一场豪侠闲儒的“双美”生涯化为泡影。这个角色是个丑角儿，名叫“李不将”，谐音即是“理不讲”。他的开场白，点明身份。他唱道：玻璃眼，络索肠，向人前斯文样装。豪门倚傍，木钟到处能敲响。活嘴皮，说得河干。长指爪，搔人背痒。蔑片天才，枪花圣手，一时无两。&&& 可以想象，这样的“帮闲”、“师爷”形象在当时的各级政府、各色官方或民间机构中都应普遍存在，夏仁虎如此形象地刻画出一个“理不讲”的丑角儿来，应当与他当时的际遇有关。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夏氏选择投奔“张大胡子”而去，原本就是冒着这个俗语经验之大不韪而去的。军营里有“不讲理”的长官，同样也会有一大帮“不讲理”的幕僚存在。这个“理”并非夏仁虎一人说得清之理，各人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都有铁板一块的道理，夏氏的统一家国之理想可能于他本人而言是“天理”，是昭昭如日月的“至理”，可于府衙中诸色人等而言，未必如此。&&& 剧中的“李不将”，不出所料的将朱裔的风雅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替主子出毒计，豪夺朱裔的“红杏”及家产，继而朱裔忧愤而死，紫云守志终老。凡此种种，原也不脱明清传奇之旧式情节构思，只不过扔掉了常见的凭借神仙救助、梦境重逢式“大团圆”的结局，而更显凄凉悲怨。除此之外，夏仁虎诗稿手迹&&& 夏仁虎没有再对这本传奇有更多的表述，全本十二折的内容，不多不少，节奏不紧不慢地演绎了一个传统悲剧类型的剧本。他只是在跋尾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今年客沈阳，长夏务简，恒以度曲消遣，偶览此篇，谱为传奇。十日而脱稿。余居文字无忌之世，彼但可四十字者，余则不妨放言，聊代梅村抒其感慨耳。&&& 已经开始以度曲消遣的这个夏仁虎，和那个“我不入地狱，谁向地狱行”的慷慨豪侠，似乎已经相去甚远。从亦儒亦侠的风骨到如今聊代古人抒怀的闲人，夏氏在关外的两年境遇若何，可想而知。九十岁时，他回忆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时，曾赋诗一首云，因思定一功，关外或有望。虚作出塞云，难副旧时愿。又自作注云，时军阀内争不已，有人谓关外兵力强，可靖内争，余乃应关外之召，终失所望。失望之情，溢于笔端。&&& 1926年，夏仁虎带着近千首诗稿和这一本《碧山楼传奇》返归北京。虽然仍历任北洋政府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次长、财政部代部长等要职，但名不副实的尸位素餐只能让夏氏萌生退意。他依然赋诗抒愤，诗云，还京任司农，惟有仰屋叹。日坐赧王台，灾官断炊爨。诗注云：时税收皆由地方截留，中央政费无所出，复不敢轻举内外债。中央官吏枵腹从公，惟于年节，向各私立银行告借少许，略资点染而已。这“略资点染”的虚衔与不办实事的空位，已经让夏仁虎再也没有从政的热望。亦儒亦侠的风度，几乎已经要沦落到儒不儒、侠不侠的两难境地之中了。&&& 1926年，对于夏仁虎来说，还有一次重要的任职。即成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员，与张学良、顾维钧、蔡元培、叶恭绰等名流共事一会，同时兼任基金委员会委员的他，至少在千年古国的煌煌古物中找到些许慰藉。日，张作霖在北京怀仁堂夏仁虎著《枝巢四述》，傅增湘题笺，此书为1943年北京大学出版，为夏仁虎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的讲义汇辑&&& 就任“陆海空大元帅”，面对这个前只有孙中山，后来者只有蒋介石就任过的大头衔，“张大胡子”欢喜之余，并没有忘记当年这个单骑出塞的豪爽儒者，他任命夏仁虎为“国务院秘书长”的要职。夏氏屡辞不成，他在忆述中写道：“强令为国务院秘书长，伴食而已。”&&& 这一年，“伴食而已”的国务院秘书长夏仁虎将《碧山楼传奇》手稿付梓，曾为张作霖做过八年秘书长的谈国桓为其题写了书名。当然，此时的谈国桓并不知道，他一手清丽的楷书还将在一年之后用在为张作霖题写《张大元帅哀挽录》的书名上。这是巧合，似乎也是宿命。&&& 日，张作霖在专车行经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在他身亡之前，与夏仁虎的最后一次会面，竟然是因为故宫古物的归属问题。原来，北伐讨张之声四起，张仓皇出关，意欲尽携故宫古物而去。这一次，夏仁虎的侠气迸发，拍案而起，直入帅府。当然，亦侠亦儒之道，并非是指着大帅鼻子一通臭骂，大义凛然地去找死。夏氏用一番变通的话语（夏谓故宫古物历年盗窃抵换，早已皆非原物，若大帅仓皇携去，正好烂账扣至关外，惹世人耻笑），最终使张大帅空手而去，让人由衷敬服其胆魄与智识。&&& 日，国民革命军入驻北京。6月20日，北京改名为北平。而接下来，最后做了一把勇谏大帅之儒侠的夏仁虎退出官场，不再任职于政府，从此结束了三十年颠沛疲奔的宦途生涯。他以一个闲人的姿态，恢复了儒者的风雅，潇潇洒洒地走完了余下的三十五年人生。一册《碧山楼传奇》所牵扯出来的一段儒侠故事，就此告一段落，夏仁虎的传奇却依然在那字里行间、白纸黑字的镌刻着，似乎还在一遍又一遍地低吟浅唱；一缕剑光、一滴酒香和一声声蹄铁铛铛，似乎离我不近也不远。&&& 夏仁虎&&& 夏仁虎（），字蔚如，号啸庵、枝巢等，祖籍南京。1898年，以拔贡身份到北京参加殿试朝考，成绩优秀，遂定居北京。辛亥革命后，他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财政部，并为国会议员。张作霖入关后，先后担任国务院政务处长、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和国务院秘书长。1928年，时年55岁的夏仁虎弃官归隐，专事著书和讲学，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63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著有《枝巢四述》、《旧京琐事》、《啸庵编年诗稿》、《啸庵诗词稿》、《啸庵文稿》、《北京志》、《碧山楼传奇》等40余部。&&& 那一年，在抱头鼠窜的前清遗老中，有一个人因为一纸电报，结束流亡生涯，回到了户籍所在地。他，叫叶德辉。&&& 作为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湖南省，于日宣布起义。和以往的改朝换代一样，饱读经史的叶德辉本能地联想到，避乱山中和隐遁世间的种种可能性，只身奔赴衡山而去。不可思议的是，他前脚刚走，章太炎的电报就发到了湖南省革命军政府，电报上说，“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 就这样，这个“读书种子”在革命元首的特别关照下，安然无恙地归乡，仍然安住于湖南长沙的坡子街上。其实，在“读书种子”之前，叶德辉首先是以一名湖南乡绅兼富商的身份出现的，正是世代在坡子街上的成功经营，使其得以有更多的金钱和精力用于藏书与读书。&&& 位于湖南省东北部的长沙，城外西部为湘江沿岸，遍布码头，为来往货运之要津。而要进入长沙城，则必经一个坡度较大的交通要道，即坡子街。坡子街上商铺众多、商贾云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商业氛围而言，皆是长沙的商业热地，寸土寸金之地。&&& 叶德辉一家四代在此经商，渐具规模，自清代光绪以来，其父叶浚兰充任街团团总，在当地商业团体中极具影响力和操控能力。就在章太炎一纸电报保驾护航，“读书种子”安然归乡之后不久，日，叶浚兰去世，叶德辉继任坡子街团总，一切似乎又回归到前清时代的乡规民约之中，安好如初。虽国运不济，商运依旧，“读书种子”似乎可以稍事喘息，安心地再读一读书去了。&&& 逃命不忘读书志业一年前避乱山中的叶德辉，惦记着的除了礼崩乐坏的王道和斯文沦丧的世道之外，还是那些他朝夕捧读的经典书籍。他不是那种“幽兰独自开”的人，他不是做“山人”的料，他从山中来，没有带回兰花草，只带回了一大摞手稿。这些手稿都与读书有关。&&& 《观古堂藏书目》，是叶德辉逃难途中也随身携带的一部手稿。这部手稿，记录着叶德辉十年前的藏书目录。之所以逃难中也不忘随身携带，诚如其在手稿跋文中所称：“意谓兵燹之后，书必丧亡，书亡而目存，亦聊作前尘之梦影而已。”&&& 《藏书十约》，是在初步编定《观古堂藏书目》的基础上，叶德辉忽然兴起，一定要续写的另一部藏书心得。“读书种子”还要把那些曾经过目、听闻、交谈过的关于藏书、读书、辨书、护书的种种经验与见识记载下来，是恐怕军政革命之后专革“书”的命，以此把一个读书人的经验授之后世——即便没书了，还有书目；即便书目没有了，还有书约。&&& 诚如叶德辉所言：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在叶德辉的革命想象中，焚书坑儒式的专制暴力在所难免。革命不但是改革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步骤还在于要革除掉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其学说，这无疑是要了众多读书人包括叶德辉在内的“读书种子”的命。革命、革命，前边的那个“革”字可能叶氏无力挽回，可“全身保命”的儒学应用之义，叶氏还是颇熟稔于此的。作《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都是要以一己之力续斯文之命，叶德辉的执著的确可以用“种子”自命的。至于后来在上述两稿的基础上，续补增录而成藏书界名著《书林清话》，又已是后话了。&&& 可以想象一幅这样的图景：一位年近半百的读书人穿行于穷山恶水之中，时不时地拿出一摞手稿写写划划，时不时地皱着眉头长吁短叹，血流成河、人头落地的大革命没能要了他的老命，而更要命的则是他自家的藏书不知道下落如何。这幅令人莫名神伤的图景，直到1912年初，叶德辉回到坡子街时，才暂时落幕。&&& 叶父逝世后数日，叶德辉一直呆在湘潭乡间，没有即刻返归长沙，坡子街团总的继任暂时搁置一边。他闭门不出，一则是因为这一年光景太多国恨家悲，老先生也需静息休养；二则是因为远在苏州的叶振宗和上海的叶尔恺相继来函，皆谈到了一件事关家族文史的旧事，同宗三人似乎于此时特别心有默契。&&& 叶振宗，字印濂，为明代叶燮九世重孙。当年叶绍袁午梦堂的一门风雅，十代之后，传至叶振宗时，除了家藏的先祖画像与一橱《午梦堂全集》、《己畦集》等古籍之外，能苟全祖泽于乱世，自娱自乐一番也就不错了。至于叶尔恺，前清时曾任云南提学使，原本在叶家一脉中，还算有些显赫的，可此时也是捂着被云南革命军打得没牙的老嘴，摸着早被革命军剪掉的发根，在上海暂时的寓所里只有自顾吁叹的份儿。两人相继给叶德辉写信，都谈到了关于叶燮的一本手稿，名曰《汪文摘谬》。&&& 叶燮（），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叶绍袁、沈宜修幼子。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主要著作为诗论专着《原诗》和诗文集《己畦集》。《汪文摘谬》并不是其代表作，事实上叶燮晚年曾有焚毁此书之举，谓其为意气之作，不可存之后世。正因如此，《汪文摘谬》的手稿流传至这三个叶氏后人之时，已颇为难得和罕见。&&& 《汪文摘谬》为叶燮对曾为同郡友人的汪琬所作文章的一次批判总结，两人之所以交恶，似因论文观点不合所致。《汪文摘谬》叶尔恺1925年序&&& 叶燮遂着力指责汪文之谬，录为《汪文摘谬》一卷，仅就汪琬十篇文字，摘句剥篇，条分缕析，以作驳斥，笔墨集力处正在汪琬自矜的法度上。《汪文摘谬引》云：“汪君摹仿古人之文，无异小儿学字，隔纸画印，寻一话头发端，起承转合，自以为得古人之法，其实舛错荒谬，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至其虚字转折，文理俱悖。乃侈然以作者自合，耳食之徒群然奉之，以为韩、苏复出，此真傀儡登场，堪为大噱者也。”&&& 这样一本叶氏先祖的手稿，叶振宗有家藏抄本一册，只作珍藏秘玩，从不轻易示人。叶德辉对这部手稿早有耳闻，于是与叶振宗有过商洽，希望能一睹先祖文笔风采，叶振宗来函正是寄来了这一册家藏抄本。而叶尔恺曾于北京旧书摊上购得过一册当年叶燮门人私印的本子，不过从云南革命军中逃出时，早已不知所踪。好在其侨居上海期间，友人丁福保又为其购得抄本一册。正是丁氏的盛邀和叶尔恺本人的意愿，欲促成此书的出版，他的来函，一方面是寄来了丁福保所购抄本，请叶德辉过目，一方面也是希望叶德辉能予以资助。&&& 两个抄本一比较，叶德辉迅即做起了校勘工作。凭借其多年的古文功底和国学修养，《汪文摘谬》的全部校录稿，于1912年冬完成。&&& 叶德辉之所以全力与远在苏州、上海的另两位叶氏后人合作，促成了这样一部两百年前的文人争论著述最终以铅字排印的方式公诸于众，绝不仅仅是追怀先祖高风、刊行家藏珍本这样一种单纯的文人心态使然，这恐怕还要和他一贯主张的“经学第一，经亡则国亡”的经师思想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如果说《汪文摘谬》是一部论战性质的意气之作，叶氏先祖的这股“意气”在叶德辉身上得到了完整的继承，甚至于扩大。当年叶燮之所以写《汪文摘谬》，正如其“汪文摘谬引”开篇所言，“六经而后，先秦百家诸子之文，其体递降，而变为唐宋大家之文。自是以至元明作者，大约多本于前人，所就虽各不同，然不能创造而别有所谓变体也。”在叶燮看来，六经之后，文运递降，至多到唐宋八大家时为止，已无再行创造之可能。后世所作的任何文章，都不会脱离“经”这个范畴，一旦脱离还要自称“大家”的，不但可笑，而且可恨。必须要加以指摘，诚如自称大家的汪琬，就是这样应该加以批评和揭露的无知文人。&&& 在叶德辉看来，眼前的这一片纷纷乱世，何尝不充斥着如汪琬一样不尊经典、妄称大家的无知、无耻之徒呢？&&& 早在戊戌变法时，叶德辉就逆颇得时势的新派而动，对康、梁学说颇不以为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他看来，本身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伪经”；《孔子改制考》，他认为，不过是康有为借题发挥，为其新政张目而已。这种托古变革的方式，虽然变革中的一些合理因素他是赞成的，可是这种篡改经典为己所用的不严谨之学风，却是他深恶痛绝的。他对康梁学说的不以为然很快转变为坚决抵制。随之而来的阻止友人研读康梁学说，公开辩难，攻讦时务学堂种种“意气”之举，在这些种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不合时宜之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叶氏那根叫做“经师”的脊梁骨所在。&&& 据说，当时康有为对湖南新法推进阻力之大也颇为恼火，于当年（1898年）8月上旬曾密奏光绪帝，希望通过朝廷来镇压以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当年8月10日，光绪帝降旨查办湖南反对派，旨曰，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好在只过了三天，据叶氏言，“孝钦垂帘之电至，余遂获免。”逃过了康梁新派的追剿，又捱过了辛亥革命的大乱，叶氏的经学之梦却远没有知难而退、适可而止。他的经学热情在看到先祖两百年前那一场激烈文诤之际，似乎又重新点燃。&&& 一生摘谬，终作谬人&&& 就在叶德辉闭门校录《汪文摘谬》之际，日，革命元勋黄兴由上海返归故乡湖南长沙。一时万人空巷，民众争睹元勋风采。也许是为了表达民众的崇敬，也许是政府官员的某种姿态，湖南各界一致认可，将长沙城的德润门（即坡子街口的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城内坡子街改为黄兴街。&&& 不久，叶德辉因故由湘潭返归长沙，一到坡子街，便命令扫街夫撤去黄兴街牌，续用原坡子街的街牌。由于叶德辉本是坡子街商团首领，且黄兴本人亦是对改名一事婉辞而去，故叶氏此举原本亦是波澜不兴。没想到，这个“读书种子”却引经据典的又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地名记》的文章，还印制为传单，沿街散发。&&& 文章中提到“此商场地名断不容以一时一人之名义轻相改署者也”，这样一个有理有节的观点原本为维护商号利益出发，无可厚非。但接着笔锋一转，“一二无知鄙夫，狐媚贡谀，突然改德润门为黄兴门，改坡子街为黄兴街”。这样的批评一出，无疑扇了起事者、议事者和商定者等大多数人的耳光，这样激烈的“摘谬”一出，必然招致哗变之祸。&&& 至于后来叶德辉为当局逮捕，复因商团作保得释的一场有险无惊又再次上演。紧接着又因讥评湖南新任都督汤芗铭，再次被捕。由于有副总统黎元洪的电令和众多友人的周旋调停，叶氏再逃一劫。因“摘谬”惹来的诸种祸事，叶氏却矢志不渝，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或许是自认“公道自在人心”的那份文人自信，或许是“以吾身正气存斯文一线”的那份经师自况，他的一生虽然无力扶世以正经典，却始终在摘谬以存真理。&&& 《汪文摘谬》叶燮原序&&& 在此后每一次因“摘谬”而招惹的祸事中，叶德辉奔逃于吴、沪、京、津各地，周旋于故友山水之间。那一册早在1912年冬即校录完成的《汪文摘谬》，始终因流离失所的诸多不便，没能付印刊行。十二年后，1925年春，叶德辉终于在上海与叶尔恺重逢，当即交付了箧中所藏十二年之久的校录本《汪文摘谬》；这一年，《汪文摘谬》由丁福保在上海付印出版。当然，由于内容涉及叶氏先祖，且言辞激烈，叶尔恺与叶德辉商议再三，没有公开发行，仅限于家族亲友传阅而已。&&& 不过在两年后，湖南发生的农民运动却再一次让叶德辉站出来“摘谬”。从戊戌变法开始的篡改经典到辛亥革命的经亡国亡，再到军阀割据时的无君无父，直到眼前这场农民运动，已经根本不是经典存亡的学理之争、纲常兴废的法理之争，在叶氏看来，这是一次让所有读书人蒙羞、让所有宿儒贤绅斯文扫地的疯狂举动。为此，叶德辉这个“读书种子”不得不站出来也疯狂一把。&&& 叶德辉到底没有改变自己从祖上遗传而来的强烈基因，原本摘谬扶正的宗旨，到此时更演化为近乎谑浪泄愤的颠狂之举。和以往的历次“摘谬”行动不同，这一次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坚决抵制，多少带有一点“舍生取义”的味道。以往的种种“摘谬”行径，多半有辩论、解释、调侃、指责的成份，而这一次只有因愤怒而引发的大肆诋毁与侮辱，置死生于不顾，通俗的讲法，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叶德辉当时为湖南省农会送上一副对联：“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杂种出世；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横批：斌尖卡傀。上下联咒骂闹革命的农民是“杂种”、“六畜”。横批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这副自寻死路的对联一出，农民兄弟自然饶他不得。日，由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上，公审叶德辉；特别法庭宣布叶德辉犯有五条大罪，即：（一）前清时即仇视革新派，戊戌政变，残杀革命人物，为内幕主张之人；（二）充筹安会会长，称臣袁氏，促成袁氏称帝；（三）促成吴佩孚武力统一，并主张赵锡恒受北京政府任命；（四）万恶军阀迭予要职，利用其封建思想，发表封建之文字，为反动之宣传；（五）为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五条大罪一判，盖棺定论，非死不可，当天下午，叶德辉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一次，没有革命元首、当政权贵的电令来救叶德辉的命。最有可能让他逃过一劫的毛泽东，也只是在四十年后的八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不那么妥当的审判，最终还是让这个“读书种子”非正常死亡，一生摘谬的叶德辉就这样极其荒谬地死去。叶氏先祖叶燮的一册《汪文摘谬》可谓尽文人攻讦之能事，因文论观点不同而大肆口诛笔伐的“摘谬”之举，却未因此惹来一丝半毫的祸事。叶德辉的“摘谬”却渐渐偏离出文诤的轨道，从学术观点首发，其后广涉军、政、商、农各界，以正统“经学”自居进而横扫各路思想的作法则过于书生意气，最终没能把他切齿痛恨的牛鬼蛇神们扫除，却让自己一次次的斯文扫地，成为一个当时代不可理喻的“谬人”，终致杀身成仁。&&& 叶德辉甚至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的遗书，让我一窥这位“读书种子”在非正常死亡之前的心语心愿。在《汪文摘谬》付印前一年，也就是1924年，他在六十岁时，曾为自己的画像写下像赞，语曰，少年科第，为湘劣绅。谤满天下，人故鬼新。这种以古代诔词为体写成的活人之“像赞”，当时观者的匪夷所思，在三年后竟得到印证。这也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叶德辉曾经的论敌阵营，新派中的湖南同乡谭嗣同，在早于叶德辉枪毙之前二十九年，留下的那一纸四字骈体遗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读书人杀得了什么贼，有心无力的读书人们，在相互摘谬之后，终成谬人。&&& 尾声：谬人齐聚的1927年&&& 无独有偶，在叶德辉被枪毙之后五十二天，日，王国维揣着一张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纸条在颐和园沉湖自尽。日，叶德辉早年的论敌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将叶德辉之死与王国维之死相提并论，把这两个“读书种子”的非正常死亡作了一次相当透彻地分析。他在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时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同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暝不复视。”&&& 1927年，“读书种子”叶德辉与其他的种子选手，诸如王国维、王葆心等皆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宣告着整个社会的价值颠覆——斯文终成败类，败类或可死或可不死，但最终都不能再以“斯文”自许。当然，摘谬者终成谬人的闹剧还远不止叶德辉一人上演的典型案例，早在叶氏被枪毙之前二十四天，他早年的论敌，篡改经典为革命的新派领袖康有为，也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莫明其妙地死去。&&& 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紧邻劈柴院的粤菜馆英记楼吃饭，喝过橙汁后腹疼难忍，当天夜晚呕吐不止，一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第二天清晨５时，康有为先生“七窍出血而死”。&&& 1927年，摘谬者们的终极之旅，叶德辉只是众多“谬人”中之一员。叶德辉&&& 叶德辉（），字奂彬（又作焕彬），号直山，一号园，湖南长沙人。1885年举人，曾授吏部主事。精于版本目录学，编纂《观古堂书目丛刻》、《书林清话》等，在湖南士林中声誉渐高。叶氏一生以经师正统自居，行径多悖时潮。维新运动中反对变法，辑录《翼教丛编》护卫纲常伦理；辛亥革命时避往南岳僧寺，1915年任省教育会长，发起成立经学会；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1927年4月，被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公审大会处死 &
孤云独去闲：民国闲人那些事
首页.书架.历史.目录下章|上章|加书签|回简介&&& 第3章 丁福保：为陶渊明“刮骨”丁福保&&& 为陶渊明“刮骨”中国文人历来奉为偶像的两位，一是屈原，二是陶渊明。追捧的理由是简单的两条，一是有骨气，二是有文采。前者屈原，自不必多说，《离骚》、《九歌》传诵千古，投汩罗江殉国亦是殉道，十足的理想主义完美化身。而位列其后的陶渊明，各种文学史桂冠也无以复加，田园诗派开创者、隐逸文化倡行者、节操高旷等诸多视角下的陶渊明是以活着的“屈原”而著称于世的。&&& 1923年：梁启超的“骨感论”&&& 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的初春，梁启超因病居家静养，找来各式版本的陶渊明诗文集闲阅自娱。原本是以为读陶氏诗文可以神游田园，复得恬美的，可这位维新派领袖兼干将却仍然没能消停下来。一下子发现了重大学术线索，据他考证，陶渊明的寿命没有到六十三岁，而是只有五十六岁。他迅即重新撰写了《陶渊明年谱》，紧接着又撰写了一篇白话文“陶学”经典——《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文中第一次从个人性格方面为屈原和陶渊明定格，即屈原是“骨鲠在外”，陶渊明是“骨鲠在内”。&&& 梁启超这一鲜明观点，大跌当时主流文学史专家及文学爱好者的眼镜。换句更为通俗的现代解说，梁启超的这一评价，无疑是说屈原是一个裸奔的骨感美女，陶渊明是一个着装的骨感美女罢了。屈原是“大美无言”，大家都瞧得见，无需多说了。而陶渊明“秀外慧中”，骨不骨感，骨感的程度如何，则需要具备透视的功力与技巧了。当然，和维新派勇于践行、无暇考索的一贯态度相一致，梁启超抛出这个观点之后，并没有长篇累牍地去将陶氏诗文统统重新训诂一遍，他甚至在又抛出“陶渊明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论点时，连最基本的作为这一新奇论点之论据的陶氏诗文都懒得多抄几句，只是说“因为文长，这里不全引了”。得出几个新奇足以震撼人心的观点，在梁启超看来，几乎也就跟明代汲古阁绘陶渊明像&&& “启蒙”的作用差不多了，陶渊明的古为今用也就到此为止。&&& 当然，说屈原裸奔、陶渊明骨感的论文销路是颇不错的，更何况是梁启超的大著。就在当年（1923）九月，商务印书馆将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和《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合辑为《陶渊明》一书，正式出版发行，迅即在各地热销。从1923年到1948年，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陆续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新中学文库”丛书中，从畅销书变为常销书，梁任公的“陶学”观念可谓家喻户晓。&&& 1927年，恰逢陶渊明逝世1500年。但凡自以为是文人墨客的，总觉着和这个那个死去千百年的某个古人有着所谓的“灵犀”，喜欢陶渊明的知识分子们，自然在这一年希望能为“陶学”做点什么贡献。在上海梅白克格路一二一号医学书局里，就有一个叫周青云的青年男子，正检点旧稿，整理良久，希望能为远在1500年前离他而去的陶渊明重新写一部传记。&&& 周青云对陶氏年谱的创意应该说颇为传统，无非是选择一个内容较完整、论述较妥帖的古代原本，在此基础之上选择多个“参校本”，多本之间相互勘察，比照着辑录出一个更完备的文本。自清代以来的训诂学传统，都是这样操作，周青云当然也不例外。他将这个并不算大胆、也未见得会有多大创见的想法告诉了他的老师——丁福保（），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支持并就在医学书局得以出版。&&& 正忙于《中西医学报》相关编辑事宜，并已经编纂千余卷巨著《说文解字诂林》近尾声的丁福保，对徒弟周青云的这个想法一时未置可否。时年五十三岁的丁氏，暂时搁下手头的事务，不动声色的让徒弟抄录一则将要刊登上报的广告。这是一则丁氏自己编撰的各类丛书广告之一种，刊头的大字题曰：“丁福保编，第二次预约，《说文解字诂林》。”内文有曰：“福保搜集说文各书，预备是书之资料，已三十余年。兹将各书依大徐本之次第而类列之。不避重复，不加删削。原书约一各余卷，其内容之丰富与学海堂经解相埒。总计是书之著作者凡三百余人，皆经学家小学家也。人人究其专精之智识，取许书擘求考索、发挥而光大之，可谓极此学之大观者矣。岂近世揣摹风气，朝荣夕悴之新著作，所能望其项背哉。”周青云抄毕之后，满面羞惭，起身向丁氏表示歉意，连连自责自己太好大喜功、不自量力云云。&&& 当然，丁福保并未一味地板着脸孔，心安理得地接受徒弟的自责与歉意。他也站起身来，微笑着拍了拍周青云的肩膀，说，给陶公做谱，这学问大咧。说罢，从书橱中郑重地取出大小函册一摞书来。有宋人吴仁杰《靖节先生年谱》、王质《栗里年谱》、清人丁晏《陶靖节年谱》、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四种，又从书案间抽取出近人古直《陶靖节年谱》，丁氏抚书长叹说，“陶公事迹尽于是矣。”随即又抽出一册铅印小本，就是那本梁启超的《陶渊明》，对周青云说，“子重为新谱，未必更能胜此。”&&& 望着周青云惴惴退去的背影，丁福保不禁也忆及往昔。对于青年人而言，理想固然重要，兴趣也很能让人激奋；然而不经历各种挫折与推敲，不经历种种沉浮与切磋，最终是不可能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上去体悟人生的。训诂古书只是人生经历之一种，为陶渊明作传谱注诗文也是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的。&&& 正文&&& 年：人心何须分中西&&& 丁福保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生于无锡，七岁入家塾就读。按照丁氏自谦的说法，他“天性甚钝”，读书不上百遍不丁福保著《说文解字诂林》预约广告&&& 能背诵，到十三岁，他的长兄为他讲解《左传》、《史记》、《汉书》、《文选》等，他每夜苦读到三更始就寝，于是学业大进。二十二岁入江阴南菁书院，受学于长沙王先谦，读《尔雅》、《说文解字》、《文选》、《水经注》等；并阅《四库提要》、《汉学师承记》、《读书杂志》等书，始识治学门径。遂立志搜集各种文字学之书籍，这即是他后来倾力编纂《说文诂林》的初因。1927年，《说文解字诂林》预约广告中声称的“福保搜集说文各书，预备是书之资料，已三十余年”。这个“三十年”的时间刻度，就正始于他就学于南菁书院之际。&&& 看起来，与传统旧式文人的生平履历相类的丁福保，似乎就此应在名师指引和勤学博识的道路上究其一生。然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岁的丁福保因任职算学教习，位卑薪低，深感乏钱之苦。在一次研读《史记·货殖传》之际，忽然省悟“谋生之术，技艺为先”。这也是他后来弃文从医，并广涉房地产、出版发行、杂志报刊、古币收藏等多个门类投资，而收获颇丰的渊源所在。&&& 由于学术根基的扎实和灵活多变的谋世策略，丁氏早年对国学门径之外的各种学说并非持保守拒斥态度，相反勇于尝试，并乐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眼界。事实上，早在1899年，丁氏即辞去薪俸微薄的教习职位，赴上海从新阳赵静涵先生学医，并开始系统学习日文与西文。并随即开办译书公会，邀约医学界学者翻译相关著述，朝夕研究，切磋交流，编成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医学丛书。开放中国医学视野，并随之纳入新的思路与办法，成为丁福保这一时期的重要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讲，丁氏与戊戌变法一派是颇有默契的，只不过他没有选择抛头颅洒热血，而是学外语开眼界；不但苟全性命于乱世，还留待来日大发展。&&& 果不其然，后来在总督端方的赏识下，丁福保被举荐赴日本考察。丁氏一行周游帝国大学、千叶医校、青山脑病院与胃肠病院、北里柴三郎传染病研究所、冈山医校、爱知医校以及各处之附属病院，大开眼界；并首次接触到X光医学理论，可以采用X光检查发现肺结核患者。这束神奇的光线，洞开了丁氏三十几年来累积的学识底蕴，他意识到，空守着故纸怀缅“国故”是行不通的，无论是国学本身，还是传统中医；无论是国家运转，还是个人谋生，都需得大尺度上的转变，而绝非小圈子里的自信与自恋。&&& 虽然归国之后，由于端方的失势和国内政局的突变，丁福保并没有能将这些思想上的大尺度转变加以践行和施展，但那一束能洞穿人体血肉、洞察骨骼的神奇光线始终激励着他的先行探索。事实上，传颂千年，那个为关公刮骨疗毒的“神医”华佗，如果会说外语、懂得西医，就能使用X光作预诊，注射抗生素防感染，其妙手仁心将更臻完美。而丁福保的时代，为理想主义者打开了那扇沉重的闭关锁国之门，敢于践行者就是那个时代的“刮骨”神医。&&& 1908年，在鲁迅还在为父亲抓蟋蟀治肺病的时代，在鲁迅描写吃人血馒头治肺结核的年代，丁福保即以娴熟的日文功底，翻译了日人竹中成宽的《肺痨病预防法》一书，1911年又撰写了《肺痨病一夕谈》。他于1910年率先创立中西医学研究会，以研究中西医药学、振兴医学为宗旨，这是一个创立较早并突破中西藩篱的医学组织。紧接着，于1913年编撰《历代名医列传》，这并非是一部自神农尝百草以来的传统中医群英谱，而是没有中西方学术偏见，既介绍中国历代名医，又介绍了“发明血液循环之哈斐氏（William Harvey威廉·哈维），发明种牛痘之占那氏（Edward Jenner爱德华·琴纳），以医术名广东之嘉约翰氏（John Glasgow kerr约翰·哥拉斯戈·科尔），发明细菌学及消毒法，号称近世之医圣者的古弗氏（Robert Koch罗伯特·科赫）”；丁氏本人即成为向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洋医学家第一人。1913年，他更创立和发行医学刊物《中西医学报》，这份历时有二十年之久的以贯彻中西医理论与实践的刊物，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第一份中西医结合诊疗科学的宣言书。&&& 人心何须分中西，不拘一格降人才。应该说，丁福保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埋首于故纸堆里的国粹型学问家，也不完全是悬壶济世的旧式中医及学者，更不单纯是经商谋财的生意人与收藏家，他的生涯始终是开放式的，不断开拓也不断转变，很难用一个固定的尺度给他一个定格。虽然拥有藏书数万卷的“诂林精舍”、自办的医学书局和各式报刊、自撰出版的各式著述数千卷，丁福保仍然没有在所谓的主流学术界主动占踞什么“大师”名衔，这仍然与他的开放式视野紧密相关。&&& 年：心外无法文字缠&&& 1914年，是丁福保思想再次发生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丁氏开始深思，如何从机体上的病理治疗转向于更深层次的心理治疗。这一年，他开始接受佛教理论。&&& 原来，1914年，丁氏母亲薛太夫人病逝，继之他又大病几死，除却深沉的悲痛之外，自身的病痛和无法预知的生命境遇，让他深信医疗之外，人心之抚慰方为人生大药。他开始斋戒诵经，除行医、印书外，并广购佛学书籍，作深入的研究。他于1920年刊印的《佛学丛书》自序中说：&&& 余自垂髫后，即喜披览典坟，为义理辞章考据之学者十余年，奔走衣食，任算学教授者六年，翻译医书，为人治病者十余年，积书至十余万卷，而于各种学问皆一知半解，未能深入其奥宓，惟涉猎之余，性喜刻书，因成《医学丛书》、《文学丛书》、《进德丛书》，凡三部。&&& 然蹉跎荏苒，年逾四十，而道不明，德不立，晓夜以思，为之惧且耻，茫乎未知人生究竟为何也。于是悉弃其向所为学，一心学佛，聚经万余卷，积数年之力，钻研穷究，始知内典之博大精深，非世间书籍所能比拟。&&& 然而，虔信宗教是一回事，解释宗教又是另一回事。在丁氏热心于刻印佛经、校注佛经的同时，他遭受到来自宗教界主流批评，这让他始料未及。&&& 佛教经典文字艰涩，于初学者不易了解。精于翻译且乐于大众传播的丁福保，选择了一些卷数较少的经典，依照汉儒训诂的方式，逐字逐句地解释。这种解释，没有繁琐的宗门说教，也没有谈玄说妙的高超理论，简单的字句解释使初读佛经者容易入门。这种逐字逐句解释的方式，原本是“通俗”的好办法，而在当时的一些佛门中人看来，这种方法是一种非常繁琐，且割裂经文的“文字障”，不但不利于信徒领悟佛法，还有卖弄儒学功夫、将初学者引入歧途的危险。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印光大师对丁氏学佛的多次劝诫，这些内容就散见于印光大师与丁氏的十九封通信之中。&&& 应该说，从印光回复丁氏的前七封书信中，除了僧侣与居士之间交往的那种寒暄客套与互致问候之外，礼节性语言居多，实质性的批评与论争并不多。但随着丁氏笃信佛教愈深，且将其研读修习的成果——自撰诸多佛教经典“笺注”、入门指南式的各类著述一一寄达印光手中时，印光对其“笺注”佛经之举颇有微辞，批评之态度愈发明显。在“复丁福保居士书九”中，印光对丁氏欲“笺注”《六祖坛经》劝诫曰，禅宗贵在参，不贵在讲。坛经虽有义路，若不开宗眼，不是挽宗作教，即是以迷为悟。禅宗语句，须另具只眼，若不善会其意，未免依文解义作三世佛怨。若或违背教义，只成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易则易如反掌，难则难如登天。非宗教具通，双眼圆明之人，固不宜轻易从事注解此经也。&&& 在“复丁福保居士书十七”中，印光对丁氏的佛学著述之批评几乎已到了忍无可忍、必须痛斥的程度。他劈头盖脸地训责道，“立言之道，千难万难。纵学问渊博，欲有著作，或节录成言。必须详审斟酌，察其文势，按其语脉。方可不致因词害意，及以讹传讹之弊。前见佛学指南，引指月录，有略之文意不贯者，及老病死僧，作生老病死。意谓阁下未及详察，偶尔笔误耳。今试检本录，亦作此说，不禁叹息。大凡后世聪明人之著作，多有不审谛处。以才力有余，遂不肯再三斟酌，率尔命笔。虽能利人，人以己为通人，随之以讹传讹，则其过亦非浅鲜。”接下来直接针对著述本身，印光有逐字逐句的“摘谬”与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针对丁氏对《心经》的注解，他对丁氏所言《心经》历代注释者“尤多纰缪”一句颇为不满，大加批驳。他说，“心经注解甚多，今所流通者，有五家作一本者。其他散见于各方或各书中。然经义无尽，随人所见而为注释。阁下以尤多纰缪判之，不禁令人心惊胆战。若谓笺注易于领会，颇利初机则可。若谓古注纰缪，而加以尤多则不可。若果纰穋，祈将五家注中错谬之处，一一指之，以释光疑。否则祈将此句改之。庶不致令无知无识者藐视古德，起谤法谤僧之咎也。”至信件末尾处，印光的措辞几成“绝交书”，他说，“阁下利人之心甚切。以急于成书，故立言多有不审。如谛师序注之驳清凉，弥陀经注之论六方，虽属他人言句，何得以讹传讹。光素不与士大夫结交，故于叙谈不谙法式。或有冲犯，千祈勿怪。”&&& 在此之前，印光对丁氏的其他指责与劝诫也颇多，可谓从苦口婆心到忍无可忍，再由棒喝痛斥到挥袖而去之历程。印光对丁氏在佛学理论上的理解偏差、佛学著述上的大错特错、佛教认识上的贪多泥古，以及丁氏推行静坐养生之举的佛学道家学说混杂不清，甚至于丁氏佛学丛书的定价过高，用铅字排印的效果欠佳等各个方面予以了或严厉或委婉的批评，明确表示出不满意与不认可。&&& 从现存的印光给丁氏的十九封信件中可以看到，丁氏这一次祈求心药而皈依佛教、倾心于佛学著述之举事实上成了一厢情愿的自求心安而已。自1920年以来，《佛学丛书》十余种陆续出版问世之后，丁氏的佛学热情逐渐消退。虽然在佛学界尤其是居士群体中，丁福保之名与《佛教大辞典》等诸多佛学入门读物还是一样深入人心（弘一法师曾称赞丁氏读物颇利于初入佛学门径者），但于丁氏本人而言，这一趟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