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dsyjs.&&日&&来源：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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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寄语　　&　　两件令人感动的事　　&　　近来，耳闻目睹的两件事，让我对党史工作有了新的认知。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位退休老教师身上。这位城区某小学退休多年的老教师长期专注于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并用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将《不朽的丰碑》等剪报集分类复印成册，分送给全市城乡各个中小学校，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的教材。她还自己出资，在国际商贸城，在自己所在的社区设立党史宣传专栏，义务进行党史普及教育活动。面对如此执著的党史志愿者，我们感到振奋，为之敬佩。同时，也颇有些汗颜。我们扪心自问，作为专门从事党史工作的人员，我们有否这份自觉和执著？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位年轻的公安干警身上。近几个月来，城区某派出所的一名年轻干警，在其轮休之时，就会独自一人来到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心致志地阅读党史书籍。问他为何要这么做，他说，作为一个后来者，如果不能更多地了解前辈的业绩，这不能说不是个遗憾。从这一拂卷静读的身影中，我们所应该读到的是什么？不就是自身工作的价值吗？　　两个现实的故事，一老一少两个平凡的人物。带给我们的，是震憾，是鞭策。　　&　　党史专题　　&　　
义乌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　　
贾祥龙/ 文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粮食统购统销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它和宣传、贯彻总路线工作同步进行。　　　　宣传先行，全面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　　10月下旬，省委召开第四次党代表会议，着重传达、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县委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至各级干部，随即不久，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以此为标志，义乌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　　为做好学习宣传贯彻总路线总任务工作，县委于日至18日，召开了全县党员代表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省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着重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县委书记王杰作了题为《全党动员起来，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坚决完成增产节约计划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任务而斗争》的报告，布置了今冬明春4个月的工作任务。王杰在报告中指出：我国目前的革命任务是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将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增产节约是为国家积累资金，保证我国实现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二者都是今后国家长期建设的根本问题，都是执行总路线总任务的重大措施和实际行动。实行总路线的两条措施是继续深入贯彻增产节约运动和坚决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会议作出了《关于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及今后四个月工作的决议》。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广泛深入地全面地展开一次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运动。　　12月2日，县委制订出《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开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教育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宣传计划》。《计划》规定宣传内容：应完全遵照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登载的社论和省、地委所发的宣传材料及县委宣传部编印之宣传要点。并指出，宣传的重点是农村，在宣传中应抓住：用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帮农民算三笔账的宣传内容，具体总结本区本乡解放四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实际好处，展开以活人活事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民树立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前进思想；从各方面说明国家建设重工业的伟大意义，以实际算账对比说明工业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动员农民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而搞好增产节约，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宣传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宣传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意义、目的和政策，以当地实例严厉揭发奸商的投机破坏活动对广大人民的危害；在佛堂、稠城等市镇，除按以上内容进行宣传外，还应着重贯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与对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重要性与政策。《计划》决定：开好全县2000多人参加的乡村积极分子会议；开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县、区全体党的报告员向各界人士以省委宣传部和县委宣传部编印的宣传要点，结合实际进行报告宣传。要求每位报告员至少作3次以上报告；有计划、有准备地召开各种会议，并以互助组、合作社、农会小组等为单位开展座谈讨论；加强有线广播的领导，有线广播应以宣传总路线总任务与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内容进行广播；充分的发挥非党组织作用，充分运用报纸、黑板报、土广播等各种工具全力宣传贯彻；适当动员组织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到集市宣传。　　12月8日至13日，县委召开了有2242人参加的乡村干部扩大会议。通过回忆对比、划清两条道路界线的方式进行总路线总任务的教育。由此，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总路线运动在全县铺开。运动分2批进行，第一批52个乡，第二批49个乡。采取召开扩大人代会，积极分子大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12月27日，根据运动开展的情况，根据上级有关部署，县委作出了《关于贯彻总路线教育和粮食统购统销第二步作法的几个意见》。《意见》认为，通过全面的贯彻教育，全县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已有一定的提高，可以开始实行转入第二步，即具体开展生产、互助合作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意见》对需转入第二步工作提出了应该具备的五个条件：一是95%以上的成年人受到了教育；二是冬季生产已妥善安排；三是大多数群众认识到小农经济必须改造；四是乡人民代表和积极分子有半数以上对粮食统购统销有正确认识并积极参与；五是领导已摸清粮食底细。《意见》还指出，在贯彻第二步工作中要抓住三点：一是代表的工作步调要完全统一；二是明确交代政策界线；三是必须从点到面贯彻。至日止，全县均已开好第一次扩大人代会，开始转入第二步工作（第一批早已转入）。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运动，至1954年2月份，全县已有60%以上地区的90%以上群众受到总路线的教育，有30%以上地区受教育人数占70-90%，尚有不到10%地区受教育人数不到70%。因此，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已占领了农村阵地，资本主义的自发趋势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使广大群众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粮食统购统销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农经济是阻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因素，“老路不可走，只有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农村的唯一出路”。随之，第二步工作的重要内容——粮食统购统销在开展试点，摸索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铺开。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明确政策，典型引进，全面实行统购统销　　随着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规模的扩大，对商品粮需求不断增加，国家承担的粮食供销量越来越大，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而当时，粮食市场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实行自由贸易。私营粮商乘机抬价收购，囤积居奇，转手倒卖，扰乱了市场，严重地威胁着城乡人民生活。解决好粮食问题，已成了党和政府的紧迫任务。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23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根据党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命令，国家制订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一、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二、对城市人口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三、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粮食管理。　　1953年，全县的粮食产量达到11828万公斤，比解放前有所提高。在农村，增产的农户将相当一部分粮食用于自身消费。有的因长期遭受粮价飞涨的痛苦，为防备灾荒，就把余粮贮存起来；有的则为利益所驱动，把余粮囤积惜售、待价而沽。国家征粮、购粮工作趋于被动的困难局面。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义乌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政务院公布的《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对稠城、佛堂等市场实行了有效管理，关闭了粮食市场，严禁场外交易。并对扰乱粮食市场的投机商人进行了打击。自日开始，全县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农村的缺粮户凭介绍信、城镇的居民户凭发放的购粮证向政府粮食部门购买粮食，原则上每人每天一斤大米。　　日，从各部门抽调干部28人，组成统购统销工作组进驻试点乡——畈田朱乡和陇头朱乡，开展征购粮食试点工作。　　工作组进驻试点乡后，首先，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大力发动群众，结合做好收购、减免与计划供应计划；其次，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从点到面，民主评议出完成购粮与计划供应分配任务，同时完成征粮的一切准备；第三步，组织与动员群众送粮入库，出售余粮；最后，进行总结评比，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冬季生产运动。　　12月2日，县委制订出《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开展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教育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宣传计划》。8日至13日，县委召开了有2242人参加的乡村干部扩大会议。一个声势浩大的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伴随着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线路运动在全县展开。　　12月23日，县政府计划分品种收购粮食1032.85万公斤。并将任务分到区、乡和村，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协助开展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各乡都召开了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培养诉苦典型和带头卖粮典型，然后再贯彻到村，落实到户。　　全县在面上全面展开统购统销运动时，一些地区对摸底的方法未作具体研究，粮食摸底工作欠扎实，使之对整个运动心中无数，结果在第二步分配任务时，产生了运动迟缓不前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产量的核定上，由于征购任务是由上级拍板敲定的，没有调整的余地，故产量的核定则只好以任务去套。这与当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发生了差距，形成了地区下达的指标县不能接受，县下达的指标乡不能接受，级下达的指标农户不能接受的“顶牛”现象。由于任务必须不折不扣的完成，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的做法。批斗、罚冻、罚跪、吊打等一些刑罚迫使部分富裕农户（因富裕农户的任务普遍偏重）将来年的粮食种籽都卖给了国家，平时只能靠花生、荸荠、罗卜等代替口粮。由于偏激的行为，导致全县出现粮荒。虽然1953年全县实际完成统购粮1382.8万公斤，占总任务的133%，但里面包含了相当比例的“过头粮”，实际的缺粮户大量增加。于是，义乌农村出现了空前的较为严重的紧张形势。1955年4月，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报告称：部分地区由于干部盲目追求征购数量，征了“过头粮”，挖了一些农民的口粮，致使翌年春天发生缺粮情况，截至4月15日止，全县已供应粮食2268万公斤，占全年规划数的96.14%，统销数字势必失控。成为农村出现紧张形势的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不利局面，日，县委转发了县委检查组《关于清塘乡新塘下村粮食摸底制订内部方案工的检查报告》。介绍了清塘乡新塘下村粮食摸底制订方案的基本方法是：掌握边发动、边摸底、边修正，从领导生产入手，通过算生产账、订生产计划，召开可靠的积极分子会议，以及算大账、算细账，找出典型户（如余粮多的户、少的户、自给自足户、缺粮户等不同类型），以确定标准，达到心中有数。具体计算方法，以户为单位计算实际产量多少，存粮多少，买进多少，减去消费定额（以增产节约精神，根据当地群众一般习惯口粮及其家庭情况而定），减去农业税，减去已经卖出的粮食，再减去5%至20%的余粮，然后得出每户的任务数（在具体执行时，视实际情况机动掌握，不能死板死套）。教育骨干，打通思想，端正态度，深入审查，反复校对，充分酝酿，按实修正。在摸清各村粮食底细后，即由全乡脱产干部汇报研究综合成全乡内部方案，报县财委核准。1月18日，金华地委批转了《义乌县委关于清塘乡新塘下村粮食摸底制订内部方案工作的检查报告》，并向全地区推广。　　日，县委成立征购粮食办公室，由县长孙益友担任主任，开展对1954年粮食征购的领导工作，制订出《义乌县1954年粮食征购计划分类初步草案》，并进行了助征人员培训。但是，偏激的工作方法仍未改变，“顶牛”现象继续存在。该年度，金华专区下达给义乌的征购任务为：征粮1560万公斤，购粮期成数为1721.4万公斤（其中必成数1502.6万公斤），而义乌制订的草案中，购粮数超过专区的要求，期成数为1903.75万公斤（其中必成数1763万公斤）。1955年4月，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调查报告称：（义乌县）征粮为1765万公斤，购粮为1676.4万公斤，并将1953年尾欠的15%征粮一律收清，且确定先收尾欠，再收征购。由于追收尾欠过紧，减免工作未认真做好，增加了贫农的困难。结果在具体实施中发生了“顶牛”现象，从而引发了强迫命令等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通过助征员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该年度全县实际收购粮食1455.8万公斤，为专区下达任务的95.4%（以必成数计算）。1955年4月，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调查报告称：该年度征收公粮1838万公斤（代金不计在内），收购1352.5万公斤，占任务的80.68%。　　日，县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之间粮食相互调剂的通知》，《通知》指出：在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结束后尚有不同程度的余粮农户，因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尚须继续出售余粮和进行粮种之间的调换。因此，各级干部应适时组织群众做好农村的粮食相互调剂工作，以减轻国家粮食供应上的负担。由于基层干部对《通知》精神理解不深刻，故而有些地方出现了向富农“查仓”的违法现象，在思想上滋长了“推平”的“左”倾思潮。十分不利于运动的开展。　　为扭转部分地区采取粮食封锁，致使粮食市场变为“空市”的现象，县委决定开展以国家粮食市场为主的农村有无相易方法，立即取消“调剂户”，划清缺粮与不缺粮界线，立即纠正部分乡、村向富农查仓的违法行为和穷富“推平”的思想，建立国家粮食市场。于5月下旬在义亭、稠城两镇进行试点，6月上旬全面铺开，到25日止，全县27处国家粮食市场全部建立。　　为配合粮食统购统销，6月3日和6日，先后在佛堂、稠城两镇举行了宣判大会，枪决了3名抢购、套购粮食者。7日，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区书记参加），会议交流了宗塘乡山口村检查摸底情况。会议认为，要坚决与抢购套购行为作斗争。24日，政法部门又逮捕了9名和传审了5名抢购、套购粮食者，并在佛堂、稠城、廿三里召开了4次审判大会，判处了7名粮食投机者（另有4名正在审理中）。　　7月10日至14日，县委召开了工作组长扩大会议，遵照中央、省、地委指示，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初步检查了党在农村的工作方针和阶级政策的执行情况，具体布置了7、8月份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结合继续贯彻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复查工作。　　8月，县委训练了助征人员270人，助收人员264人，并从财粮、统计、合作社等部门抽调干部78人，组成工作小组，开展粮食实产摸底工作，以切实加强对市场收购工作领导。宣传粮食只准卖给国家，不准卖给私商；必须在8月底前扫清1953年的农业税尾欠；对农村，一律停止供应统销粮，购粮证宣布作废等政策法规。　　9月1日至9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贯彻总路线以来各条战线的工作，从上而下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划清了两条道路界线。抓住粮食为中心议题，检查总结1953年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解决产量问题。大会结束后，各乡都召开了乡代表会议，全面贯彻粮食征购销的意义，号召农民“增产多打粮食，交好爱国粮，出卖多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化，坚决解放台湾消灭蒋贼”。　　12月8日至11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会议进一步贯彻尽量多购余粮、合理组织供应的原则，重点抓住解决干部思想和进一步充分发动群众来完成粮食任务。至12月27日止，全县确定应征数1686万公斤，已完成入库1328万公斤，占78.74%。购粮正在送粮入库之中，入库数占任务的60.82%。　　为了整顿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部署1955年第一季度方针任务，县委于1月12日至28日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检查总结了一年来，特别是统购统销运动以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教训。开展农业增产运动和以征集补充兵员为重点，结合做好粮食统购结束工作的工作方针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连续执行两年后，为进一步稳定农民情绪，鼓励增产粮食，并使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更加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于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简称“三定”）的办法。　　定产，全村的耕地根据土地自然条件，以前三年的实收产量为依据，分畈划等定级，以户为单位按照实际种植面积，评定常年产量，正常年景定产三年不变。　　定购，是从定产数中，扣除“三留粮”（种子、饲料、口粮）和公粮（农业税）后，对剩余的粮食按80%至90%计算，作为定购数。若定产与“三留粮”、公粮持平的户为自给户；定产少于“三留粮”、公粮的户为缺粮户，以公粮交代金（折价为人民币）或由国家供应其缺额部分粮食解决。　　定销，是对山区和产粮地区的缺粮户，根据县核定给乡、村的定销数，以户为单位实行定销。定销数一年评定一次。评定后，按先吃自己粮、后吃国家粮，“何时缺粮，何时供应”和“有什么粮，供应什么粮”的原则，由粮食部门发证，凭证到指定的供应点购买粮食。　　3月13日至18日，县委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确定了4、5两个月的工作重点为解决合作化和粮食“三定”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均作了认真的贯彻，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三定”的内容和精神。“三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如后宅乡在代表会议上宣传了“三定”以后，95%的代表表示拥护。有的群众反映说：“过去是‘积极生产吃杂粮，懒汉吃白米’，三定工作来了后，它是‘积极生产得便宜，懒汉饿肚皮’。”因此有效地安定了群众的紧张情绪。　　8月5日至9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代县长王登林传达了省委关于“三定”到户试点工作总结，认真学习了陈云副总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重点研究了“三定”到户的步骤、政策、作法，通过了各乡的产量。会后，县、区干部组织了17个工作组计160人，分赴各区第一批“三定”乡开展工作。至10月24日，全县“三定”到户全部结束。　　“三定”到户不仅消除了粮农怕多购的顾虑，缓和了农村的紧张形势，而且对推动互助合作，促进粮食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在贯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同时，按照中央通知，从1953年起，国家将油料也追加在粮食计划收购之内，按国家分配任务向农民进行派购，实行随粮收购。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当时粮食供需矛盾的产物，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保证供应，稳定物价，支援建设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对私营粮商的改造，从而带动了对其它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但统购统销由于限制了价值规律在农业生产和产品经营中的作用，因而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发挥和工商业企业经济核算的实施。　　&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浙江组到义乌调查农村紧张情况　　
贾祥龙/文　　&　　日至4月19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农村调查组浙江组在魏泽同的带领下，到义乌崮山乡、义亭乡进行农村紧张情况的调查。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发现在粮食统购统销中，没有很好把握党的政策，盲目追求数量，征了“过头粮”，致使农村形成粮食紧张，成了产生农村紧张情况的重要原因。4月19日，调查组会同义乌县委，作出了《浙江省义乌县农村紧张情况调查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一、义乌粮食统购统销运动开展情况；二、农村粮食紧张的规律；三、形成农村紧张的基本原因；四、改进的办法；五、对义乌县委的评价。　　《报告》称：义乌自完成土地改革后，于1952年获得粮食丰收，1953年遭受旱灾，较1952年减产，1954年夏季有水灾、稻瘟病，秋季又遭受旱灾，粮食产量基本上与1953年持平。但历年均报增产，而历年粮食供应又不能本县自给。两年，均因统购统销而形成农村紧张。干部一年有8个月在做粮食工作，粮食问题成为一大问题。　　在布置1954年粮食征购销工作时，对于粮食产量曾发生争执，县委认为减产13%，地委持怀疑态度。于是地委、县委都曾组织工作组下乡调查，但得出的结论不同，各有增产、减产的报告。当时认为报告减产的是“依从了小农自发情绪”，结果报告增产的意见得到采纳，最后确定全县水稻比1953年增产1.16%。后熟作物尚未收获，即按正常年景估计，确定全县总产应比常年总产量增产26.92%。其实这个数字是以任务套产量套出来的，是估计过高的。　　全县确定统购任务为1676.4万公斤，农业税为1765万公斤，并应把1953年的公粮尾欠数15%一律收清，确定先收尾欠。由于追收尾欠过紧，减免工作又未认真做好，于是增加了贫农的困难。在统购“顶牛”时，又贯彻尽量多购余粮的方针，更引起群众恐慌，接着又收公粮附加，结果挖的粮食过多。　　在征购工作过程中，县曾集中100多名在乡知识分子先后计算了3个多月，把每一户的产量，消费量，余缺粮食都计算出来。但计算的结果不是首先拿到群众中去讨论，而是首先拿到上面去批准，最后必须符合所匡定的任务，如有不合，就一级一级打回去重新计算，违反了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的原则。它和某些干部的徇私舞弊，同为造成畸轻畸重的原因。　　为了消除计算中的缺点，规定有“定中间、评两头”的办法，但不经群众反复讨论，而又没有确切的标准，显然难以评好。根据崮山乡的调查，只准变动总户数的20%和每户任务的20%，而且一头去掉多少，必须在另一头加上，以求不变动任务的总数。根据义亭乡调查，有三好的（经济好、劳力好、田地好）就加，三不好的就减，数量均无定规，而为了不要过大的变动任务，绝大部分就按原定方案通过了。　　由于数字是从上而下匡定的，是上级代替下级，干部代替群众算好的，因此，宣布到哪一级，就遇到那一级的不同意。而既没有反过来重新考虑，说服又讲不出充分理由，于是，政治压力就成为推动运动的必不可少的武器。许多干部（包括县级干部）都反映当时是处在政治压力的气氛中。在整个征购工作过程中，全县进行了3次整顿干部的工作，并曾当场宣布对某些人的纪律处分。全县被开除的有68人，撤职的100人，降职的9人，行政警告的9人，记过的5人。其中撤销人民代表职务的61人，党内开除党籍的1人，警告的7人，团内开除团籍的13人，留团察看的2人，撤销工作的6人。这个办法一级一级地采用，成为运动开展的前奏曲。为了督促农民踊跃交粮，全县在征购粮食工作的开始时，召开了4万余人的公审大会，当场枪毙2人，并将抗卖余粮的富农5人宣判法办。用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来开展粮食征购工作，这是不明智的。它非常容易使我们本身违法，而且脱离群众。许多干部为了避免打击而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坚持真理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工作中不少干部徇私自利，甚至舞弊贪污的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点。　　过重的任务，畸轻畸重的计算方法和政治压力既已加在区、乡、村干部的身上，而他们面对却是最讲实际和利害的个体农民，争执和顶牛就发生了。真正的政治工作、思想发动工作、说服教育工作既然做得很少，于是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就必然产生。　　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方式是多式多样的，有打、骂、扣押、画地为牢、罚站、罚冻、罚跪、熬夜、车轮战术、拔胡子、抄家等等。这些行为不止施于富农，而且施于中农、贫农，因而使群众极为不满。　　更严重的是有的镇扣压缺粮户的供应证，逼着他们去斗争余粮户，提出“向老中农进攻”的口号，甚至发动刚撤销管制的伪保队附（缺粮户）去斗争勤劳生产的中农，这是严重的混乱农村阶级阵营、敌我不分的行为；组织集镇里的工人、店员去斗争余粮户，严重的损害了工农联盟。强迫命令还传染到其他工作上，合作社收购红糖、桕子，食品公司收购生猪，银行追缴贷款，税务局收税等也都采用相类似的办法。　　由于收购粮食和收购特产的工作挤在一起，同时向农村投放资金太多，使农民产生误解，重物资轻货币，加以粮食供应工作没有跟上去，重统购、轻统销，致使部分地区统销流于形式，个别地区甚至供应工作陷于停顿，就更使农民心情紧张。于是，随着粮食征购工作的进行，出现了农村紧张的局面。　　最初一个短时期内，农村出现恐怖局面，家家关门闭户，互不来往，群众见了干部就害怕，远远躲开；余粮户怕开会，但又不得不去开会。由于畸轻畸重，有一部分人卖了口粮和种籽，又有一部分人有余粮而逃避了任务，粮食黑市也随着出现。于是引发了农民抢购物资、杂粮、副食品、粮食复制品的局面。集镇排队多至1000余人，并发生全家排队、隔夜排队、当街哭骂、争吵打架的现象，形成市场混乱、价格暴涨。因此，商人的投机活动活跃了，黑市、套买、转卖增加了，铺张浪费现象也跟着产生并在春节前后形成高潮，赌博也有发生，最终造成了当年生产资金不足、生活困难的严重局面。于是，农民生产情绪低沉，生猪被大量的宰杀，比统购前减少61%，小猪简直没人要。其原因是由于粮食紧张，饲料不足，计算饲料办法不合理，如统购前猪吃了的大麦仍要计算统购任务等。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想尽各种办法动员群众杀猪。而食品公司为了完成出口任务，又限制群众杀猪，这些都使农民无所适从，感到养猪太麻烦，就索性不养猪。生猪减产，导致肥料发生困难，影响农业生产很大。　　在征购工作的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量发展。因领导忙于统购统销，除少数社是有领导、有计划、骨干经过训练组织起来外，大部分都是自发社。农民入社的动机，除了少数人是看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外，多数中农是害怕统购，害怕卖过头粮；少数贫农是想依靠合作社来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征购工作刚告一段落，春节前后农民向政府闹供应的就日益增多，紧张就转入到统销方面。导致干部不敢接近群众，不敢再宣传政策，甚至躲开不管，过路绕村而行。加以统购时有畸轻畸重现象，可以肯定的说，农村中有一部分人掌握的粮食超过他自己的需要。　　当时农村有一部分群众生活很困难，他们虽有粮食供应，但没钱买米。有的只得变卖家具、衣服甚至农具，有的眼看就要断炊或已断炊，随之小偷也就增多。生活困难的有些是社会贫困户，但今年困难户之所以特别多，是由于统购、浪费的结果。　　自从统购工作开展以来，农村干群关系很不正常，群众对干部很不满，说干部是“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的作风”。同时又发生了中贫农关系不正常的现象，中农感到贫农在统购时挤了中农粮食，现在生活困难，又想靠中农帮助，因而很不高兴；贫农感到中农在生产投资上不愿出力，自私自利，而政府又供应过宽也不满意。就这样，农村中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阶级政策没能贯彻，以致各项工作的推进不力，农村中的阶级敌人究竟是谁也就被模糊起来，这是工作的极大损失和今后工作的极大困难。　　统购期间敌人的活动是猖狂的，很多地方出现反动标语，据不完全统计有16起。刑事犯罪增多，盗窃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案件亦发生多起，甚至发生1起破坏铁路运输案件和2起纠合性反革命组织。　　在统购统销期间，对富农采取了打击的办法，被捕富农38人，判处较重，如判处徒刑、没收房屋、没收土地、罚款或受到并科处罚等，由政府直接去消灭富农。这种做法是违反限制富农政策的，对于在农村开展阶级斗争是不利的，它引起中农的恐怖甚至使群众同情起富农来。　　《报告》认为，形成农村紧张的基本原因在于领导和干部的盲目性、主观主义，不能按照客观法则的要求来办事。统购统销是项极为复杂的经济工作，必须以当地的经济特点和粮食产销的实际情况为依据，需要有系统的调查研究，需要实事求是，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而必然造成紧张。　　现行的统购统销办法不够完备，它不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些甚至和生产方针相抵触。而工作的进行，单纯只为完成任务，不考虑后果，特别忽视了它和生产的联系，以致统购后的贮存工作、粮食供应工作都没有跟上，造成今年开展生产工作的极大困难。　　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对于农民经济，价值法则的作用很大，而我们的工作则往往违反价值法则。收购工作硬性规定价格，使农民无利可图，而后又采用硬性办法来强迫收购，这反而造成收购物资的减产。这是非常沉痛的教训，只有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主观愿望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报告》提出了改进的办法：一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但办法必须改进。“三定”政策群众很满意，但还希望更为具体；二是当前除应抓紧春耕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外，应开展增产节约，多种早熟作物，合理调整供应的工作；三是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和走群众路线；四是应加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强迫命令作风必须严格禁止。对基层组织中的不纯分子要有计划地加以清理。要发扬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尊重人民代表的职权，使他们能够真正起到代表人民的作用。　　调查组认为：这些缺点不应当完全由义乌县委负责，因为有许多缺点的产生是由上级的规定所致。义乌县群众基础是好的，党的基础也是好的，极大多数干部都能辛勤工作，克服困难。我们相信，义乌县工作将日益获得更大成绩，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　　
义乌解放初期的借粮征粮、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运动　　
朱成巧/ 文　　&&&&&日，浙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了全省解放后广大农村匪特为患，城乡社会秩序混乱，部分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人民解放军急需军粮供应等种种情况，作出了全省在7月至9月的3个月内，将党的大部分力量和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重点开展发动群众；领导剿匪反霸斗争；开展生产自救；合理负担，完成征粮工作“四大任务”的决定。9月中旬，省委又提出，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土改准备工作，并把原来规定的“四大任务”，增至“六大任务”，增加了减租减息和组织群众两项。　　征粮借粮运动　　义乌县委成立伊始，因军粮和城镇居民食用粮所需，即把征粮工作摆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于日、14日、21日，县委连续三次召开会议，研究征粮工作，并成立了九人征粮委员会。因此时，上级关于征粮的政策方案尚未出台，故决定先暂时向少数大户“借粮”，在后期的征粮工作中予以扣除，实行盈还亏补。6月18日，县委、县政府下发《关于完成紧急支前任务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区以助征人员联席会议的名义，立即召集下乡学生及原在乡教职员以讲解的方式，紧急催缴粮食，保证军需。经过努力，不数日即借得粮食上百万斤。7月12日，义乌县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以剿匪、减租、废除高利贷，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征粮、借粮等工作为中心任务。下旬，县委即组织下乡工作队指导各区、乡开展上述工作。11月10日，奉省委指示，成立了浙江省税务局金华分局义乌稽征所。自此，义乌的征粮工作有了专门的指导机构。　　1949年的征粮工作是按照《浙江省1949年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进行的。《办法》规定：征粮的数额以土地质量优劣，产量高低而定。水田分甲乙丙丁4级，旱地、山塘视其收益折合田亩征税。户均不足2亩土地者免征，2亩以上者分16级征收。公粮、田赋、公粜及乡村经费等各项负担合并为农业税统一征收，以稻谷为主，也收受部分杂粮和现金。上级分配给义乌的公粮征收数1790万公斤（后来调整为1507万公斤）。10月30日起征，至11月28日，已有入库数1521万公斤，占总数的84.9%，另有个别区以现金代粮缴纳的未计算在内。因为农业税以田亩来计数，田亩多则缴税多，故有些地主、大户则用瞒报土地来抗拒农业税的征收。因此，开展反“黑田”的斗争，就成为征粮工作中的一部重头戏。例如，通过反“黑田”斗争，柳和乡就反出“黑田”500余亩，寺前乡反出400余亩，香源乡反出1049亩。　　1950年的农业税征收是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的。按照“合理负担，鼓励增产”的原则，把土地划片分等，按照一般生产水平评定粮食常年应产量，采用全额累进制，以户为单位，农业人口人均常年产粮食60公斤以下的免征，60公斤以上的分为40级，按3%—42%的税率全年一次征收。全县征收数为1767.4万公斤，因自然灾害和特殊困难户照顾，减免了6.29万公斤。　　1951年的农业税征收是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起征点提高到人均75.5公斤，全县征收数为1914万公斤，减免91.65万公斤。1952年，复查了常年应产量，调整了畸重畸轻现象，税率也由40级改为24级，最低7%，最高30%。全县征收数1673万公斤，减免了156.2万公斤。　　义乌的公粮征缴工作自始至终按照国家政策——《浙江省1949年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和政务院《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进行。征粮运动中，县委派出了工作队指导各区、乡的征粮工作。各区、乡都层层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演讲征粮的重大意义和党的征粮政策。县委宣传部还组织学校师生和民间艺人配合，采用各种形式开展宣传。纯朴的中国农民历来视缴纳皇粮国税为天经地义。解放后，这些缺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足额的田地，出于感恩的情怀，缴纳公粮更为踊跃。华溪乡妇女虞小玉，解放前的贫困生活使其丧夫失子，幸存下来的孤儿寡母在死亡线上挣扎。土改时分得了土地，为感谢共产党的恩情，把分得土地上第一次收获的225公斤稻谷全部捐献给国家。义乌公粮征缴任务的足额顺利完成，有力地支援了军队和城镇居民解放初期的用粮，也为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饥荒作出了贡献。　　减租减息运动　　义乌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在反霸斗争的基础上展开的。其时，农民的组织程度和阶级觉悟及政策观念都有明显的提高和增强。由于反霸斗争对地主恶霸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推行减租减息工作的阻力大为减少。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公布了《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草案）》，9月25日，浙江省政府又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补充办法》。《条例（草案）》规定：凡地主等出租的土地，一律按原租额的25—30%减租（浙江省为30%），除地租外，其他任何变相剥削和陋规应取消与禁止，地主不得因减租而抽回或典卖土地；地主与劳动人民在过去发生的高利贷债务，一律停息还本。两个上级文件的发布，为义乌减租减息工作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政策依据。所以，义乌的减租减息工作比较顺利。但由于少数基层干部盲目追求工作成绩，未能完全从实际出发，没有把小土地出租和地主阶级区分开来，对地主也未按大、中、小户及鳏寡孤独等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算账时评产过低，结果造成有的地主减租后不够交粮，被迫到外地买粮抵交和出卖农家具退租及逃亡外地等情况。县委发现此一情况后，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检查和纠正，对减租减息数字超过的部分无条件退还，并对个别干部群众逼供、殴打等恶意退租行为进行批评和处分。减租减息运动圆满结束。　　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最初目标。义乌刚刚解放的1949年，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成为县委的工作重心之一。减租减息工作的圆满完成，使义乌的贫苦农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处，使他们真正地认识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只有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就一定会有光明前途。减租减息工作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党的减租减息正确政策提供了保证。党的政策不仅把小土地出租和地主阶级区分开来，而且还把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区分开来，同时还对地主阶级中的鳏寡孤独给予了特殊的照顾。这既是分化地主阶级抵抗力量，减少工作阻力的策略上的需要，更是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　　生产自救和大生产运动　　日，县委召开分区书记会议，提出在征粮任务基本完成情况下，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剿匪和农民生产自救渡荒上来。2月22至24日，义乌县农代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确立了生产自救渡荒的工作重点，批判了消极依赖政府救济，吃大户、吃中农的错误思想和做法。4月13至14日，县委召开乡以上干部会议，具体部署春耕渡荒和剿匪工作。县委指出，生产渡荒应做好开垦荒地，增加生产面积；大量积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单位产量；调剂种籽、及时下种；保护耕牛，严禁私自屠宰耕牛；努力发展副业生产等具体工作。　　5月中旬，全县各地稻田出现严重虫害，县委得悉情况后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委和全体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宣传教育带领群众下田捕捉害虫。据统计，全县有27700余人参加下田灭害行动。　　6月23、24两天，城阳、佛堂、义东、义北、赤磊5个区，连降暴雨，造成洪灾。冲毁堤坝12处，倒塌房屋1处，死1人、伤2人，义乌江两岸稻田、豆地均被淹没。受灾面积城阳、佛堂、义东、赤磊4区就达56942亩，以减产25%计，共要少收粮食313万公斤。县委一方面把灾情及时地向地委通报。另一方面向各区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紧急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投入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县政府还拨粮、拨款、拨化肥支援抗灾救灾。发放修补堤坝补助粮2万公斤，作为重灾户救济粮1.5万公斤，另外借贷农户肥田粉11.3884万公斤。对于重灾地区、重灾户，县委号召开展社会救助：亲帮亲、邻帮邻、贫富互助，但严防强要强拿。动员出来的物资和分配的物资一定要张榜公布。特别要　　&　　
建国初期的整建党和干部培训　　
/文　　&　　建国初期的年，全县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紧接着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结束后，本可以由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斗争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可就在这时候，朝鲜战争暴发，县委、县政府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使县委无法腾出手来进行党建工作。因此，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从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中，全县仅新增党员82人（一说62人）。县委在1950年8月召开的分区书记、区乡长联席会议上指出：全县基本上没有进行党建工作，只有个别乡发展了极少数党员，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并指出：在减租减息、剿匪反霸中，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党组织要有计划地召开会议，对他们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有条件的，通过谈话，填写志愿书，举行入党仪式，个别地发展。县委要求：区乡的主要负责干部（党员）要亲自在基点村进行建党工作，创造经验，推动全乡全区的建党工作，坚决完成4个月的建党任务，到1951年1月底，基点乡完成建立1个支部，外围乡完成建立1个党小组。然而，因为工作太忙，加之思想认识上缺少紧迫感，所以党建任务未能圆满完成。　　1952年9月，省委、地委组织部发出了整党建党工作指示。县委接到指示后，立即行动起来，作出了《整建党工作计划》。　　《计划》分析了全县党员队伍基本情况，真实展示了全县基层党建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当时全县共有党员341人，占全县总人数的0.0928%，其中机关干部中就有党员109人。有党支部17个，其中县级机关2个，区级机关8个，企业1个，农村仅6个。党员在全县农村的分布极不平衡。196名农村党员中，最多的是上溪区，有104人，最少的是义北区，仅11人。农村的6个支部，在当时全县的8个区中，上溪区占5个，东河区占1个，其他各区均未建立。　　全县机关党员中，有县委委员6人，相当于县委委员的领导骨干2人，相当于分区委员的领导骨干67人。这些党员绝大部分是老解放区过来的，一小部分是坚持当地敌后斗争中保存下来的，还有是解放后在“三大”运动中吸收进来的。他们大多出身成份纯洁，有较高的政治觉悟，经历过一定时间的锻炼和考验，但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不高。日，《中共义乌县委关于整党建党工作计划向地委组织部的报告》称：196名农村党员中，绝大部分是抗日时期发展起来的，但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有大部分人曾脱党自首过，还有的入党手续不清楚。对这些党员，除了吴店乡党支部在1951年夏季初步整理过外，其余的都未整理，党组织掌握的材料很少。　　根据上级党委“在新区以建党为主，但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提出建党”的指示精神，针对义乌的实际情况，县委决定，机关整建党和农村整建党分开进行，分县区机关、事业单位和农村两批进行。　　县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整建党　　全县时有脱产干部813人，其中党员干部140人。这部分党员的材料，党组织已掌握了部分，但尚不完整，必须通过整党来完成。脱产党员的整党是通过会议的方式进行的。会期自日至4月16日，共13天。整党期间，为了不影响春季生产和日常工作，白天照常上班，整党学习安排在早上和晚上（交代问题时整天参加）。参加整党会议的脱产党员共103人，其中县级干部4人，区级干部43人，新吸收的党员62人。县区级干部党员中，只有19人因故（参加上级学习、留区工作、最近参加的）没有参加学习。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整建党的步骤是：先对3年来的工作进行简要的总结，肯定成绩，提出问题，阐明整党的意义方针、政策，以提高对整党的认识，端正整党态度。然后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学习教育，使大家明确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第二步是动员每个党员自觉自愿地交代问题，求得全面暴露问题，并进行有重点的检查和批判，达到思想和作风上有较大的提高。　　整党会议开始时，部分党员带有一定的思想情绪。有的抱无所谓态度，说什么“我大错误没犯，小错误不断，要整也整不到我”；有的害怕整党，以为整党就是整人；有的态度消极，等待组织的处分。这第三种人是因为以前在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他们诚惶诚恐，天天等待着挨整。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绝大多数明确了是非，端正了态度，轻装上阵，投入到对照检查阶段中，大胆自觉地暴露和深刻地批判了自己的错误。以当时的政策标准，据当时的统计，参加整党学习的103名脱产党员中，工作积极、学习好，思想进步的有26人，占总数的21.4%。有贪污行为的（“三反”前）有38人，占36.9%。享乐腐化、立场不稳的有11人，占10.7%。骄傲自满，对抗领导的有7人，占6.8%。闹地位、闹婚姻、闹待遇的有11人，占10.7%。不干革命，坚决想妥协回家的有5人，占4.8%。向敌人自首过的有9人，占8.7%。　　整党后期，绝大多数党员都认真负责地作了自我鉴定。各党支部也对每个党员作了初步的结论。日的《县委组织部关于整党组织处理工作总结简报》中称：参加整党的103名党员中，经过组织审查应处理而未处理的9人除外（缺乏材料），已处理的37人中，有政治历史关节的7人，有组织关节的23人，违法乱纪、丧失立场的5人，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的2人。其中有出党者9人，停藉者2人、劝告者2人，警告者2人，重新发展2人，按接上关系作重新入党的8人，撤消候补期的3人，留党察看者1人，全部恢复关系的4人。基本上做到清除了坏分子，有政治历史关节及丧失立场的都分别作了处理，严肃了党纪，纯洁了队伍，保证了党的质量，提高了战斗力。　　农村的整建党　　县委提出：农村的整建党要按照“严肃、积极、谨慎”的方针进行。整党开始后，党委要把整党工作摆到中心工作的位置，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要周密地审查，慎重地处理，满腔热情地教育，使全体党员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观念上提高一步。对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要耐心教育，做到仁至义尽。对退党者要做到不伤感情，鼓励他进步，做党的亲密朋友。通过整党要划清三条界线：一是敌我界线。对八种坏分子，要按照一定的审批手续，不扩大，不缩小，坚决地清洗；二是划清先锋队与普通群众的界线。对不够条件的，有较多毛病的同志，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三是划清可教育者与不可教育者的界线。对那些经反复教育仍不能提高或坚决拒绝教育的，则在不伤感情的原则下劝其退党，退党后仍鼓励他前进。　　农村整党的步骤是：摸清情况，确定试点，得出经验，全面推广。通过县学和夜党校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党员八项标准的学习教育。根据学员不同的政治思想状况，分别进行对党忠诚老实的教育，号召党员自觉地向党讲清历史、讲清关系，订出自己的努力方向。然后进行登记，组织审查，作出鉴定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呈请上级核准施行。　　县委于日作出的《中共义乌县委关于1953年建党计划》中，就义乌的整党工作作了如下陈述：整党工作除县区两级机关已结束外，农村的整党工作，根据目前生产季节和全县党员分布情况，我们的意见暂不进行，待秋收后再进行。因目前正处于紧张的农忙季节。虽然春荒已过，但不少群众仍顾虑夏荒，担心秋收前自然灾害侵袭。同时，目前整党骨干力量少而弱，如在现有条件下整党，不但会影响生产，而且也不可能达到整党要求。　　县委组织部于日向省委组织部和地委组织部作出《关于1953年整党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县、区两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已于1953年4月上旬基本结束，但农村的整党工作仍未打开局面。一年中，在结合生产、互助合作和普选运动中，完成整党的仅有畈田朱、祥贝、上溪、余车乡的1个支部、3个小组，共有党员38名。吴店乡支部已经结束了填表登记工作，尚有老支部8个，党小组若干，共计党员200名，仅在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作了一般的模底，掌握了初步情况。其原因主要是自上而下对整党的意义认识不足、经验缺乏，整个工作的领导力量不足。另一重要原因是，原打算党员人数在10人以下的23个乡的整党工作集中到县学进行，但县学因故未能举办，所以这些乡的整党工作也就未能进行。　　县委于日作出的《关于执行省委〈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计划〉的计划》中指出：解放前建立的党的地下基层组织，目前尚有地下农村党员80人，大多数是脱党自首分子，政治面目至今尚有搞清。这说明农村的整党任务在1955年8月前尚未完成。　　扩建党组织　　日，县委下发了1953年建党计划。是时，全县有党员372人，党支部30个（其中农村20个，机关10个）。全县103个乡镇中，有党员的乡39个，其中有10个以上20个以下的乡6个，共有党员95人。5个以上10个以下的有18个乡，共有党员109人。5个以下的有15个乡，共有党员19人。党员空白乡有64个。　　为了推进党建工作，县委决定，在县、区机关，通过马列主义夜校来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马列主义夜校自1952年9月开办到1953年2月，已组织县、区级干部494人参加学习（内有党员63人）。另有143人（内有党员6人）参加了地委干校的学习。这600余名学员中，已培养第一类积极分子19人，第二类积极分子14人，其中已有7人接纳为新党员，其余的也都已基本上具备入党条件，在适当的时候将吸收进党内来。　　培养农村积极分子的县学，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底，已开办4期，共集训乡村干部2365人（包括乡行政干部、妇女主任、合作社主任、村主任、民兵队长、青年团支书等）。党组织将从这些积极分子中物色成份好、觉悟高、历史清白、对党忠诚、愿意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人，遵循党中央吸收新党员的十二条手续规定吸收到党内来。由各党支部具体负责，找好对象，分工负责考察积极分子，然后由党委周密审查、考察、个别谈话，支部、区委讨论，确定发展对象，最后履行入党手续，经党委批准，成为新党员。　　根据党中央“积极而又慎重”的建党方针，县委决定1953年年底前，全县发展党员400名左右，其中县、区级机关50名，农村350名。　　农村发展党员的工作分四步走：第一步完成16个已完成建政的乡，每乡接收3-5人，并建立起支部，于5月底完成；第二步完成33个乡（已建有党小组），每乡接收3-5人，于7月底完成；第三步完成32个乡，这些乡一般工作基础较好，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已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应在普选中结合骨干训练，进一步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每乡接收3-5人，于10月底完成；第四步完成16个乡，这些乡多数系边远山区，要求在冬季生产中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每乡接收3-5人，于年底前完成。　　公营、公私合营的6个工厂，在完成民主改革后，在原有3名党员的基础上，再发展5名党员，使党员数占整个职工数的7%左右。　　县委强调：建党工作是全党不能犹豫、不能动摇和不能迟缓的政治任务。必须全党动员，在做好中心工作的前提下，积极慎重地去进行。要批判消极保守，怕麻烦，工作忙无法照顾的错误思想。但同时又要防止急于求成，草率从事，降低标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错误倾向。　　为了指导乡村的建党工作，县委还决定在县、区两级机关党员中培训20名党建专职干部，分赴各乡指导建党工作。　　在1953年的全县建党工作中，共建立机关支部13个（其中县级机关3个）。全县农村除19个乡未建立党的组织外，其余的82个乡（不包括2个镇）都建立了党组织，有支部58个：上溪区14个，佛堂区14个，义东区13个，城阳区5个，苏溪区11个，东河区7个，义北区9个，赤磊区9个。全县共吸收新党员308人，其中农村234人。农村新党员中有乡干部77人，村干部157人。　　1953年的大规模建党工作，壮大了党的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凡是发展了党组织的乡村、机关单位，新的党员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体现在抗旱、兴修水利、粮食统购统销等运动中。整建党工作的开展，在思想领域不但教育了一大批新党员和积极分子，也教育了老党员及广大非党员干部，帮助他们克服了骄傲自满、闹不团结、闹物质待遇等不良情绪及纪律松松垮垮，办事拖拖拉拉等毛病。政治觉悟提高了，工作作风转变了，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关系改善了，整个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峥嵘岁月，一张特殊的照片　　
文　　&　　我们家珍藏着一张1949年4月全国解放前夕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妈妈吴惠茵（吴金馥）和爸爸朱恒卿紧紧依偎在一起，妈妈脸上荡漾着淡淡的微笑，一种幸福感掩饰不住地从她那疲惫的脸上流露出来；爸爸却是满脸凝重的神色，显得格外严肃。　　妈妈告诉我们说，这张照片是爸爸从国民党监狱里救出来不久拍的。当时爸爸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多月，多次受刑，受尽折磨，身体十分虚弱，拍照时当然是笑不起来啦！　　是啊！当时在这张照片左上角标明“出狱纪念”4个字，记载着爸妈一段难忘的经历，也记载着我们全家的一段苦难。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　　9月，抗战部队奉命北撤，党组织决定我的父母留下，坚持原地斗争。　　我们部队刚一离开，金华、义乌、浦江一带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正规军伙同地方反动势力举起屠刀，向英勇抗击日寇的军民杀了过来。其中有一股被称为“小邦基”的浦江地方顽固派，最是猖狂，他们挨家挨户搜捕我们的同志，还三天两头进入山区追杀，真是山里山外，乌云密布，暗无天日。我们的自卫队小组被冲散了，爸妈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那段时间里，敌人在加紧搜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不时传来有同志被敌人杀害的消息，爸妈只好回到义乌与浦江交界的山沟里隐蔽。更令他们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迟迟没有派人来与他们联系。尽管部队离开不到一个月，但爸妈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于是，他们回到了我爸爸的家乡——义乌南乡东朱村。他们设法向祠堂管事的人借来10担谷子，买了一台弹棉花的土机器，开起一个家庭小作坊。妈妈每天帮村民弹棉花，赚几个小钱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爸爸一边设法联络本村的革命力量，一边四出打听上级党组织的消息。　　终于在1946年3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派应飞叔叔来了。他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金华地区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应飞任书记，我爸爸任组织委员，吴琅寿任宣传委员。金华地区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金华和永康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开的，会议决定：积极准备，组织武装，与敌人开展斗争。　　打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联络站。爸妈考虑到我们的同志深夜来我家敲门，会惊动别人，走漏风声，就在窗上拴了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吊了个小铃铛，挂在床头；爸妈又考虑到，自己整天劳作奔走，疲劳得要命，睡着了会醒不过来，就把铃铛缚在妈妈的脚上。同志们来时，绳子一拉，妈妈就起来开门、烧水。爸爸更是像铆足了劲的汽车，冒着生命危险，挑着货郎担，以贩卖红糖、土布为掩护，经常穿梭于金华、义乌、浦江一带，联络同志，组织武装。他们看着自己的武装一天天地壮大，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在那段又紧张又愉快的日子里，我于1946年6月来到了人世间。爸妈给我取名“建苏”，意思就是要重建人民的苏维埃政权。爸爸还专门为我设计了一个小肚兜，上面画了一颗大星，旁边4颗小星，还写着“光明”两字，那样子几乎和后来新中国的国旗一样。　　1947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共金（华）义（乌）浦（江）工作委员会，由一位新来的20来岁的青年干部担任书记，爸爸任委员。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爸爸对革命充满信心，为革命四处奔波之际，一个巨大的打击向他袭来。　　10月的一天，爸爸风尘仆仆地从金华绕道永康回到家中时，妈妈十分难受地交给他一张小纸条，那是金义浦工委书记写的一张停止爸爸党组织关系的通知。这无异于宣布：爸爸的政治生涯从此终结了。那可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啊！爸爸一下子呆住了，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泪水像泉涌一样从指缝间渗了出来……　　终于，东方渐渐露出曙光。一夜没睡的爸爸挨着床沿坐下，用坚定的口吻对妈妈说：“我想通了，想想那些为了革命事业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我个人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好在你还在组织内，我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为了对得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为了对得起我自己，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不会后退一步。”　　爸爸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他虽然被暂时停止了党的组织关系，但没有停止过一天的革命工作。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48年初，南区区委书记朱育茂指示，根据斗争形势，需要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去做策反工作。爸爸和妈妈商量后，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争取教育朱作潮。朱作潮也是东朱人，他原是国民党浙江省候补参议员朱升铨的警卫员，有一定的正义感，当时闲居在家。爸爸就经常去他家，与他促膝长谈。在爸爸的影响下，他开始倾向革命。1948年冬，爸爸听说国民党二○三师在浦江一带招兵，就和朱作潮商量，让他趁此机会打进二○三师。朱作潮同意了，进了二○三师，不久还当上了排长。爸爸要他设法做好弟兄们的工作，一有机会，就把部队拉出来参加我们的游击队。　　爸爸做的第二件事是策反驻佛堂的国民党义乌县自卫三中队。当时，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王克友，与我堂叔相识。在接触中，堂叔发觉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心怀不满，还发现他家中有进步书籍。　　爸爸知道这一情况后，觉得这个王克友可以争取。但派谁去做工作呢？爸爸和朱育茂商量后，决定自己去。妈妈很为他的安危担心，他对妈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爸爸化装成商人模样，在堂叔的陪同下，以商人的身分被引进了王家。　　从那以后，爸爸几乎每天都从东朱到佛堂往返出入王克友家。他们一次次地交谈，爸爸从生意谈到政治。他对王克友说，蒋介石的老本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输光了，国民党整个败局已定，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南下，你应该认清形势，迅速打定主意，及早弃暗投明。王克友答应尽快筹划起义的事。　　那段时间里，爸爸整日奔波于敌人的枪口和刺刀之下。妈妈则是天天提心吊胆，怕万一出事，不仅危及爸爸的生命，还会连累全家老小遭受苦难。爸爸却仍然每天微笑着出门，还劝慰妈妈说：“要乐观些，干革命总要冒点风险，否则革命也太容易了。”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1949年春节过后，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自卫三中队起义的事也已基本落实。阴历二月下旬的一天，爸爸和朱育茂叔叔一起到义乌西乡去找部队领导汇报情况，并研究自卫三中队起义的具体部署。　　出门时，爸爸说好三五天就回来，可七八天过去了，还不见他的踪影。妈妈那个急啊！她每天傍晚都出村去接爸爸，结果都是独自而归。阴历三月初五这天，妈妈急匆匆地扒了几口饭，又出村去接爸爸了。我与哥哥和往常一样被反锁在家里。天越来越黑，妈妈还没回来，屋外的风声和狗吠声响成一片。我和哥哥害怕极了，蜷缩在屋角哭了起来。　　正在这时，门被打开了，妈妈和大表哥吴璀炎裹着一股冷风闪了进来。好久没看到表哥了，我们破涕为笑，向表哥扑了过去。表哥却没有平时的高兴劲，而是满脸愁容。回头看看妈妈，只见她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的样子。　　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我和哥哥都愣住了。妈妈把我俩搂在怀里说：“你们的爸爸被抓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为了营救爸爸，也为了把革命工作坚持下去，妈妈整天奔波在外，几天没弹棉花。家里没钱买米，我家断炊了。年迈多病的奶奶整天躺在床上流着泪捻着佛珠祈祷爸爸平安。我们吃不上饭，肚子饿了就只会哭。　　晚上，妈妈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抱住她的腿，哭着喊：“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我要吃饭！”妈妈听着我们的哭喊声，心都碎了，抱住我们伤心地流泪。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妈妈破例没出门，像是在家等什么人。过了不久，大舅赶来了。妈妈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说：“昌田、建苏，乖，你们今天跟大舅到外婆家去吧。”我们紧紧拉住妈妈的衣襟，不愿离开。妈妈蹲下来搂住我们说：“妈妈有许多事要做，实在是没法管你们，奶奶年纪大了，又有许多病，也照顾不了你们，还是让大舅把你们带走吧。”　　就这样，我们含泪告别了妈妈，一人坐在一个箩筐里，让舅舅用一根扁担把我们从义乌南乡的东朱挑到了西乡的吴店。　　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所说的“有好多事要做”可都是一些大事情啊！　　爸爸被捕以后，妈妈忧心如焚。作为一名坚持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她担心党的事业会不会因为爸爸的被捕而受到破坏；作为一名妻子，她也担心爸爸的安危。　　令妈妈感到欣慰的是，自卫三中队在爸爸被捕的当天晚上提前起义了，党的武装得到了壮大。更令妈妈感到骄傲的是，爸爸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就在爸爸被捕几天后，为了扩大自卫三中队起义的影响，扩大金萧支队的影响，我们部队拉到义南地区活动。部队领导人季鸿业还特地到东朱村来看望妈妈。他对妈妈说：“老朱在狱中很坚强，上刑六七次，都没有吐出一句对敌人有用的供词，只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敌人虽然怀疑他是共产党，但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一时也难以判定他的真实身份。”同时他还告诉妈妈，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让妈妈也以亲人名义想办法利用各种关系，争取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出面具保。如此双管齐下，营救成功的希望就更大了。　　组织的关怀和指示给妈妈增添了信心。她托人写了一张爸爸是生意人的证明，先后请赤岸乡16个保长具名盖章联保。这些图章盖来可真是不容易，多亏我党打进敌人内部担任保长的朱兆龙叔叔，他陪着妈妈一个一个上门恳求，受尽了艰辛。　　可是，光有这些保长的证明还不行，还得找一位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妈妈想到了朱升铨。　　这个曾经做过国民党浙江省候补参议员的朱升铨是个大忙人，出没不定，要找到他，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妈妈打听到朱升铨到杭州去了，为了抢时间救出爸爸，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她，决定赶往杭州。　　那时，蒋家王朝为了挽回败局，日夜军运繁忙，交通秩序十分混乱，日常车运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火车站上候车的人密密麻麻。一见火车来了，都争先恐后，你推我拥，拚命往车上挤。不但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连车棚顶上也挤满了人，坐在那毫无安全措施的车棚顶上，在列车飞速行驶中是多么危险。　　但妈妈顾不了这么多，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车厢顶棚，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火车一开动，寒风刺骨，黑沉沉的天空偏又飘起了雪花，冻得她上下牙直打颤。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跑到杭州，可朱升铨又回义乌去了。妈妈真是欲哭无泪，只得再赶回来，总算在佛堂找到了他。朱升铨深明大义，听了妈妈的申诉，答应尽力帮忙。　　也许是16个保长的联保具结起了点作用，也许是朱升铨向有关方面做了工作，敌人一时搞不清底细，加上当时蒋家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对爸爸的监禁稍有放松。　　趁此机会，妈妈赶到义乌县衙门，给狱卒送了香烟、银元，才得以和爸爸见上一面。妈妈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窗口中看到了爸爸。由于多次受刑，爸爸的身体损伤很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消瘦得不成样子。他已无法行走，是由两个看守撑着，拖到窗口来的。　　妈妈见到爸爸这个样子，伤心地哭了起来。爸爸却忍着泪对妈妈说：“你要好好听大人的话，坚强地活下去。”爸爸的这番话，妈妈是听懂的，那是要她好好听党的话，革命到底。妈妈尽力克制着自己，哽咽着对爸爸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这时的时间过得特别快。看守发话了，探监的时间到了。逼着妈妈赶快离开。妈妈扒住窗口，多想再看爸爸几眼，可无情的一尺见方的窗口“叭”地一声关上了。妈妈只得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关押爸爸的地方。　　回到家里，妈妈从爸爸换下的衣服领子上找到一张小字条，那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毛边纸上的。爸爸以一个革命者的气节，表示了必死的决心，并嘱咐妈妈要将我和哥哥抚养成人……　　读着这张字条，妈妈的心碎了，同时她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那段时间里，妈妈虽然承受着思念亲人的痛苦，却没有停止革命工作。她经常和东朱小学的几位党员一起研究工作，刻印、散发蒋家王朝即将倒台的传单。她还冒着危险，和打入“国军”二○三师的朱作潮取得联系，和他具体商量起义的起点、联络信号，并向朱育茂叔叔汇报。　　1949年4月，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敌人惊恐万状。前不久在佛堂起义的自卫三中队根据党的指示，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的另一个中队，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　　新来的国民党义乌县长，一来不太了解爸爸的案情，二来也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就顺水推舟，把所有的犯人一起统统移交给法院交保释放。　　重新获得自由的爸爸举步维艰地走出监狱大门。他的双脚因多次上老虎凳，伤残过重，站立不稳，步履蹒跚。妈妈为他雇了顶小轿，把他接到佛堂三爷爷家安顿下来。　　劫后余生，为了纪念他们的重逢和这段难忘的经历，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这张照片。　　20世纪50年代，爸爸重新入了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杭州市纪委复查，改正了当时的错误处分，恢复爸爸自1938年起的党籍。　　现在，我的父母已相继去世。我们十分珍视这张特殊的照片，把它烧制成磁片，镶嵌在父母的墓碑上，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　　
史海纵横，冯雪峰视察义乌轶事　　
平/文　　&　　1956年深秋，枫叶似火，秋风萧瑟。全国各地掀起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潮。正在这时候，现代诗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同志，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义乌视察阔别16年的故乡。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故乡之行。当时确定由县府办公室的鲍增虎与公安局的徐锦相陪同视察。雪峰同志那种刚正不阿的品格，视事认真的精神和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信念，令随行者深铭胸怀，没齿难忘。　　心系民瘼民生　　16年以前，也就是1941年2月，冯雪峰在义乌县赤岸乡神坛村的家里被国民党驻金华宪兵逮捕，投进江西省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并组织战友开展斗争。1942年1月，经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营救，以治病为名出狱，到重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1946年，在上海国统区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寓言写作，先后发表了170多篇。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1951年11月，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率领中国作家访问团抵达莫斯科访问。1953年9月，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建国以后，他创作了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纪实文学《回忆鲁迅》，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文艺报》主编。在百忙中，他日夜想念阔别已久的家乡，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山山水水，常常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如今能够回乡视察，有机会看看那换了人间的新面貌，会会曾经生死与共的亲朋故友，怎不叫他心潮澎湃呢。　　在这16年里，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却又开始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抗日胜利了，国土光复了；解放战争胜利了，三座大山推翻了。土改以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切云霄。但是好景不长，文艺界掀起批判《武训传》等运动，在经济建设上，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到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宣传总路线的口号声中全面落实于全国。原来已经开始宽松的经济形势，突然紧张起来，粮食短缺、市场萧条，有的农民放下镰刀就没饭吃。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冯雪峰匆匆回乡视察。刚到义乌，又接北京来电，催他回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不得不缩短视察的时间，抓紧实现其难得的故乡之行。　　沿途所见所闻，冯雪峰忧心忡忡。他以沉重而急速的步伐，看望了久别重逢的父老乡亲，瞻仰了自家的祖坟、烈士的墓地，参加了当时正在召开的赤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会议，到后山邻村慰问了烈军属和乡亲，视察了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错怪了农业社长　　回义后的第一天，雪峰同志从义乌站上车，乘火车到义亭下车，然后徒步30里，抵达他的神坛家中。时已午后1时多了，家人们还在等他用午餐哩。他说不饿，寒暄一阵，饮了一点茶水以后，就起身往屋后山上走去。山路荆棘丛生，时常钩住他的衣襟，他全然不顾，拨棘而行。在几个墓地面前，他静静地低头默念，沉思许久。下山时，他对陪同人员说，这是他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冢，虽然荒草凄凄，但尚保存完好。他还说，他的上两辈，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勤劳、刻苦、节约、善良。特别是他的祖父，勤耕之余，善于开展多种经营，办过几个砖瓦厂，而且寿命又长，活了八十多岁。他又说，旧社会农民度日艰难，是他们以勤补拙，以俭持家，才把十口之家支撑过来。对先辈们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从坟地回来，参加为雪峰洗尘家宴的客人先后都到了。有近亲族亲、有农业社的干部。虽然粮食紧张给大家心底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久别重逢，仍然喜笑颜开。“福春好”（雪峰家名）“伯伯好”“叔叔好”，问候之声，此起彼落，家宴的气氛十分融洽。　　参加宴会的朱金钱，是雪峰姑妈的儿子，时任神坛村农业社社长。他比雪峰小20岁，从小在雪峰家长大，抗日胜利后又跟雪峰到上海蹲过几年。他们是表兄弟，关系胜过亲兄弟。　　与其他亲友不同，金钱一进门，就被雪峰拉到隔壁房间交谈。他们谈别后情况、谈现时家常，雪峰对这个小弟弟的表现称赞有加。但是当雪峰提起在归途中就想提出的一个将信将疑的问题时，双方谈崩了。雪峰问：“听说，村里有几户人家，现在就没有饭吃了，真吗？”金钱的脸色沉了下来：“真的。到年关，断粮的人家还要更多。”这一听，雪峰心急如焚，脸也变青了：“怎么，刚收下稻子就没有存粮了？”金钱答道：“粮食征购任务重，上级压下来的，卖了过头粮，没办法。”雪峰接着说：“你是社长，一社之长，吃饭是大事，怎么不把好售粮这一关呢？”现在雪峰批评他未把好关，而售粮时乡里又批评他“顶牛”不售余粮，他感到自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实在太冤屈了，眼前的大兄长太不理解他了。于是他火冒三丈，高声地说：“都是你们上面压下来的，我有什么办法？”说着拔腿就走，雪峰留也留他不住，亲友们拖也拖他不牢，弄得大家目瞪口呆。其实，雪峰是很理解他的，他肯吃苦，工作积极，也热爱群众，对已经和即将面临饥饿的村民关怀备至，焦急万分。他是想在久违的亲人面前讲点实情，说句心里话，泄点满肚子的气啊。　　参加家宴的人，面对雪峰和金钱的争吵，静静地木立在桌旁，鸦雀无声。雪峰重新入席以后说：“金钱叫不回来了，请大家坐下。小弟是好人，他的脾气我知道，不能怪他。”欢乐的气氛消逝了，很少有人讲话。席间没有笑声，没有欢语，饮之无量，食之无味。只有少数人悄悄地说：“都是大姨娘不好，把村民挨饿的事捅给福春的！”　　家宴结束以后，雪峰听说金钱正在向上级反映饥民情况，为争取返销一点过头粮而努力。他歉疚地对陪同人员说：“我错怪金钱了，错怪金钱了。”他的错怪，反映出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品格，说明他的博大胸怀之中，想的是故乡、是乡亲、是农民、是千千万万尚未温饱的劳苦大众。　　共产党一定能引领农民过上好日子　　回家的当晚，雪峰来到赤岸区委，参加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时的农业社干部，思想混乱极了。批判邓子恢的小脚女人路线以后，到处赶鸭子上架，强令农民参加农业社，义乌县入社的农户已占总数的91.6%。由于农业社的平均主义，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不断减产。而从上而下的，雷厉风行的“反瞒产活动”，催生了虚报浮夸之风，粮食产量只能多报，不能少报，并按多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因此普遍出现了征购超度，粮食紧张的现象。而到春荒季节，国家又不得不拨出部分返销粮有偿接济饥民，伴和着当绿肥的紫云英煮粥充饥。此前的1955年4月，国务院一办农村组来义乌调查，在报告中曾这样说道：“在粮食流通上，是大量地从农村流进来，又大量地流回农村去。于是，统购的紧张又转回供应的紧张。”连年的粮食短缺使农民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今年要想明年好，明年还是不得温和饱”，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渺茫莫测，盼望党和政府能指出一条谋生之路。听到大伙们尊敬的福春回来了，还要在会上讲话，不由得喜上眉梢。他们盼望福春给家乡带来好的消息。　　雪峰的讲话，首先向父老乡亲们问好。接着，他具体形象地作了新旧社会的对比。旧社会里，地主剥削，恶霸横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日本鬼子奸淫烧杀。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得到解放，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实惠，抗美援朝取得巨大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现在虽然遇到一些困难，这是在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上前进中的困难，今后是可以克服的。他又介绍了访问苏联时的所见所闻，那里的工业发达，农庄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人民生活富足，说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康庄大道。最后，他还着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党犯过许多“左”的和右的错误，以致白区党组织损失了90%以上，南方主力红军不能立足，被迫撤离长征。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了全中国。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伟大的党，他有能力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引领全国人民，包括在座的农民，过上幸福富裕的好日子。雪峰的讲话，实事求是，掷地有声，博得与会者的阵阵掌声。大家都说：“福春的讲话有道理，跟着共产党走不会错。”　　无奈的是冯雪峰所展现和坚信的道路，漫长而曲折。来自高层的“左”风越吹越烈。继社会主义高潮以后，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冯雪峰也难逃厄运。紧接着，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1959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1964年的“四清”运动，直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国家、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国民经济滑向频临崩溃的边缘。仅在三年困难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千多万。这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果断地抛弃阶级斗争为纲那种极“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民经济连年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步入了小康的境界。雪峰同志建立在忠诚党的事业基础上的坚定信念和承诺，已经逐步实现，他的家乡、他的祖国，前途一片光明。　　关注农民业余文化生活　　冯雪峰回乡最后一个视察地点是当时全县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楂林乡宣宗瑞高级社。此社地处山村，雪峰是从大陈下火车徒步走过去的。　　路过楂林乡所在地，看到学校操场，他对陪同人员说，在农村还没有条件建操场时，学校的操场应让农民进场打篮球。　　在视察宣宗瑞高级社时，听说社中有一个图书室，他一定要去看一看。虽然所见图书不多，他仍然赞不绝口地说：“书不多，以后可以再买。这样，农民就有书看了。”　　座谈时，雪峰问：“稻谷收了，农闲了，有什么文娱活动？”社干部答道：“有的村开始做戏了。”他说：“很好。辛辛苦苦干一年，应该让大家看看戏，高兴高兴。”接着又问：“有没有锣鼓班？锣鼓班好，成员不多，乐器简单。农忙干活，农闲敲打吹唱，很适合农民口味，人人喜欢，每个村都可把锣鼓班办起来。”　　在座谈中，雪峰还说：“你们是全县第一个高级社，要侧重抓好生产，不断提高社员生活水平，为全县带个好头。同时，你们也要重视社员的文化生活，广泛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为全县提供新的经验。”　　雪峰同志是个文化人，他主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艺报，已为全国的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回乡视察的过程中，他也不忘自己的本行工作，致力于文化事业的普及和发展，不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他这种认真视事，忠诚于文化事业的精神，让陪同人员深深感动。　　如今的义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文化用品市场兴旺发达，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字画的创作人才辈出，作品丰盛，已成远近闻名的农民书画之乡。在农村里，多数村庄建起了篮球场，农民不进赌场进球场，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为普及，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博会多次在义乌举办，关注义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所有这些，对于关心家乡文化事业的雪峰同志，将是莫大的慰籍。　　四天的视察很快过去了。雪峰同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所思念的家乡，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回京途中，他去绍兴的鲁迅纪念馆瞻仰。不久，他遭受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文化大革命”中被赶进牛棚，被迫写检讨、写证明材料。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诬陷任何人包括曾经恶意伤害过他的人。日，他含冤去世。197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冯雪峰同志追悼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大礼堂举行，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宋庆龄等中央领导亲临悼念。　　哲人走了，贤德长存。雪峰同志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　　
义乌精神病治疗史话　　
贾胜男/文　　&&&&&精神疾病，一直以来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都是令人恐惧的病症。精神病人，俗称“疯子”。在世俗的眼光里，“疯子”就是一个废人，被人嘲笑、愚弄、但也令人惧怕。　　在精神卫生的治疗及研究领域，特别是县级精神病医院中，我市一直走在全省前列。早在30多年前，我市就创办了精神病专科医院。义乌精神病院经三易其址，已发展成现今占地40多亩，有职工106人（其中卫技人员70人，正高职称1人，副高职称4人，中级职称16人，临时工17人）的规模性二类乙级医院。设有男病区、女病区、心身病区等住院病区3个，开放床位120张，有精神科门诊、中西医门诊、神经内科门诊、心理咨询门诊等5个专科门诊。拥有较齐全的医疗设备和全套心理测试系统，承担了我市170万常住和外来人口的精神心理卫生预防、治疗、康复、咨询、科研和精神心理卫生知识普及工作。可见医院医务工作者工作之繁忙和艰辛。　　说起医院的发展史，现任院长蒋晓建感慨颇多，并请来了见证医院成长的各任老前辈，在他们娓娓道来中，让我们看到了医院32年风雨的历程。　　1976年初，金华市地区精神病院来义乌调查精神病病人情况，发现义乌有一名当时在金华住院治疗过的女病人朱桂妹病情复发。朱桂妹由于婚姻受挫而发病，在金华治疗有所好转后出院回义乌。但回家后由于后继治疗没跟上，致使精神病复发。时而幻想自己是某中央领导的女儿，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派人把她送回北京；时而又说是政府害她失去婚姻，要求政府赔偿损失。她天天大闹乡政府，甚至闹到县政府，病重时把乡政府的窗玻璃全砸碎了，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正常工作，对社会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在随后几天的调查中，发现义乌象朱桂妹这样的病人不在少数。在金华地区精神病医院医生建议下，义乌县政府和卫生局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义乌市精神病专科医院。　　当时在义乌东北部与诸暨毗邻的东塘乡杜门大队宣德里自然村有一所未挂牌的“战备医院”正好闲置，领导决定，先把精神病专科医院安置在那里。当时一起进入的还有东塘乡卫生院。一座院子，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两班人马于1976年3月就此拉开了义乌精神卫生工作的序幕。　　精神病院成立后，朱桂妹成了该院的第一个病人。但当时医务人员只有两名，加上其他工作人员总共只有9人。而病人则从四面八方赶来，最多时达到22张床位。由于当时的医院是由普通卫生院改建的，所以防护措施不是很到位，常常发生病人逃跑现象。说起这，当时的两名医务人员吴灿善、金兴业医生感慨不已。由于东塘乡地处偏僻，出入只有一条机耕路，卫生院前面是河，河对面是山。如果病人沿公路跑，那还好说，医生在后面追还能追上，如果病人跳河再跑到山上的话，那医生也只能望山兴叹了。所以那时，几乎天天上演医生追病人的闹剧。金医生回忆说，有一次，追一个病人直追到八里桥头，一口气追出了三十几里。　　由于医院地处偏远，交通十分不便，医生休息回一趟家也得用上一天时间。而当时一个星期也就休息一天。义乌城区到杜门的汽车是一天两班，早上6点，下午3点，还老是因种种原因停开，错过了就得到苏溪乘火车。杜门到苏溪步行得二三个小时，再转乘火车到城里得一天时间。所以当时他们都几个月不回家，把假期攒到一起再休息几天。有一次，金医生的爱人带着孩子来医院看他，返家时，由于错过了班车，等她走到苏溪火车站后，火车已经开走，硬是抱着孩子在苏溪火车站过了一夜。　　医院不但交通不方便，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蔬菜除自己种一点外，其余都要到城里买。管后勤的傅正福说了这么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有一次，他一大早搭便车到城里买菜，由于买的东西比较多，司机按惯例要他把东西放到车顶上，岂料他刚放好东西走下扶梯，人还未站稳，车子竟呼地一下开走了。任他在后面捶胸顿足，扯着脖子大叫大喊也无济于事。傅师傅傻了眼，菜，菜没了；车，车没了；等他赶下午的班车回去，再找回菜时已是大半夜了。由于条件恶劣，所以当时院内职工人心不稳，都找人托关系欲往外调。　　考虑到诸多实际因素，院长张士明打报告要求搬迁。但当时上级领导对精神病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张院长并不气馁，他不厌其烦打报告，一遍不行两遍、三遍……终于在省厅的过问下，搬迁问题有了眉目。但搬迁势必涉及到资金，而当时的精神病院是真正的一穷二白。怎么办？张院长继续使出缠、磨、讨、要的招术。去省厅，领导找了一个又一个。刚进去时客客气气的，但一提到钱，马上就推诿起来。张院长铁了心要搬迁，领导开会他在等、领导吃饭他在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省厅终于答应拨款9万元，加上县里给的1万元，搬迁的资金一下子全部解决了。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82年5月，精神病院由东塘搬迁至苏溪杨梅岗的县委党校旧址，工作人员增加至26个，床位增至80张。　　到了苏溪，虽然离城近了一步。但医院的硬件还是跟不上。病房只能设在大礼堂内。他们就就地取材，把大礼堂一分为二，左边为男病房，右边为女病房，中间为医护人员办公室。由于房屋紧缺，病区内只能设一个厕所，医务工作者也只能与病人共用一个厕所了。　　由于精神病院的特殊性，厕所都是开放性的，这势必给医务人员上厕所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一名女护士在上厕所时，被突然冲进来的一名精神病人掐住脖子，摁倒在地，当时情况的危急可想而知。原在东塘上演的追病人的闹剧在杨梅岗也得以延续。由于党校的围墙原本就不高，加上围墙外都是高高低低的黄土坡，给病人逃跑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地形。病人不知深浅，不管多高都会往下跳，因而医生也只得跟着往下跳。精神病医生的高风险性还远不止于这些，和精神病人在一起，要时刻提防他们的突然袭击。有一次，病区住院医师何苏民因一时疏忽，在写病历时忘记了关门，一个病人进来拿起输液瓶就砸了过来，虽被砸得满头是血，但也无可奈何，何医生说起这事至今还心有余悸，但在他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的后悔。他爱人曾是医院的护工，有一次，在接待一个新病人时，被病人打得指骨骨折。他说，在医院工作过的，或工作着的不管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工作人员，多多少少总少不了挨病人的打。所以在精神病医院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普通医院的病历是用纸写成的，而精神病院的病历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一语道出了精神病院医生的艰辛。　　当时的杨梅岗可以说是一片黄土荒坡，在院边除了稀稀拉拉几座农舍外，就是大片大片的茶山。生活条件并没比东塘好多少。由于精神病人自制能力差，所以就算是夏天也不能用蚊帐、纱窗。在夏天夜里值班，那就得和蚊子“战斗“到天亮了。最艰苦的还不是这个，当时杨梅岗严重缺水，除了门前的一口池塘和院内一口人工挖掘的小水井外，周围再也找不到任何水源。院内百十号人喝水成了当时院长朱跃良的头等大事。朱院长联系了打井队，可井打到100米深，还是滴水未见。这问题一直延续到1988年才得以初步解决，时任院长楼永义想出了从门前塘里取水的办法，在塘和小水井之间挖了条沟，通过沙、土、木炭等土法过滤，再利用塘里渗进来的水作为饮用水，勉强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虽然水的卫生程度难尽人意，但也只得凑合着用了。　　在当时，和其他兄弟医院收入的差别已有所显示。为了稳定人心，扩大医院知名度，增加医院职工收入，日，在义乌城区桥东卫生院设立了门诊部，并派医院小有名气的主任医师施和勋坐诊。由于资金紧缺，门诊部没钱作广告，就只能派本院的医生上街写广告。　　由于精神病在社会上本来就受到歧视，进而连带着精神病院的医生也一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其他医院，病人对医生往往抱着感激的心情，但在精神病院就不同了，精神病人对医生根本就无任何概念可言，甚至连家属也往往不理解。有的病人病愈后出院，在街上碰到却唯恐你认出是他，都回避与医生见面。在种种的无奈下，楼院长申请要求把“义乌市精神病医院”更名为“义乌市第三人民医院”。考虑到实际情况，义乌市政府于日下文同意更名。　　1990年，组织上要俞华法到三院出任院长。当时他内心是不愿意的，因为三院不但喝不上水，且住的房间地上潮得能流出水来。厨房阴暗潮湿，住的房子70%是危房。看着宽大却无门无窗的病区、窑洞式的宿舍，俞华法咬着牙说：“谁让我是党员，党员就得服从分配。”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会同全体医务人员，想法子解决吃水问题。他们利用院后的池塘，在围墙内挖了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