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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长征不是心灵鸡汤
作者：昆仑策研究院
发布时间： 19:31:11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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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开了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再次提到了毛主席对长征的著名概括：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关于长征是什么，这些年已经有很多人翻来覆去谈了很多了。今天，咱们来谈谈，长征不是什么？
　　在历史虚无主义横行无忌这么多年之后，连邱少云的烈士资格都要靠他哥哥到法庭打官司才能保得住了，今年还能如此大张旗鼓的纪念长征，确实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大概可以算是可喜的变化。
　　然而，这种喜悦可能来得太快，让很多人忘了分辨，现在在谈长征的人是在怎么样理解长征，怎么讲长征，怎么讲长征精神。
　　概言之，今天官方和许多人纪念的长征，实际上已经不是当年那支衣衫褴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军队的长征。因为，他们连红军的全称，中国工农红军都不大愿意提起。他们谈论的长征，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敌人，终于到达目的地的精神。但是，这样的长距离的行军，克服困难，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色诺芬那样的雇佣军打了败仗的逃亡之路，不也算是长征吗？
所以，在他们口中笔下的长征，已经变成了心灵鸡汤。不仅是党国的心灵鸡汤，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心灵鸡汤。
　　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年的长征，却忘了长征是干什么的。是的，长征是为了生存。但如果只是为了生存，国民党早就说了，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投降，就可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如果只是为了活下去，为什么不投降？投降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有人要说，因为共产党和红军是有信仰的党、有信仰的军队。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因为有信仰，所以共产党不投降，红军不投降。但是有信仰不是共产党独有的，也不是红军独有的，国民党还信仰三民主义呢，冯玉祥还让军队信基督教呢，他们也有信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长征这样的史诗？
　　那么，共产党和红军的长征独特在哪里？答案是简单的，但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而且，这一忘，就是40年。
　　领导红军坚持根据地，又走完长征，最后建立了新中国的共产党信仰什么？答案也很简单，共产主义。长征路上，为了宣传的方便，一般的说法是，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这就使红军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军队都不同。但仍然不够。
　　长征是为了生存，但生存是为了将革命继续下去。但如果只是革命，蒋介石也讲革命，日记里每天都在谈革命事业的经验教训。
　　红军的革命是什么？刘伯承说得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要死人的。红军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一个消灭了阶级压迫的新社会、新国家。新中国之为新中国，之所以值得那么多革命先烈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他们要的新中国是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中国，是没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新中国。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长征宣传的是什么，播下的是什么样的种子？就是革命，是阶级斗争，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新中国。
　　所以，讲长征就必须讲革命，讲革命就必须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不讲革命、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还讲长征，就是耍流氓，就是把长征当成了心灵鸡汤。
　　但长征不是心灵鸡汤，广大人民群众在那样贫困交加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红军，不是为了像今天许多人讲的那样，让中国变成新的美国，让中国变成&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的中国。
　　为什么长征今天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心灵鸡汤？
　　因为按照他们今天的叙述，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奋斗就是为了今天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条件。所以，共产党、红军的阶级斗争历史因为不符合普世价值，不符合现实的需要，成了黑历史，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起，但长征却依然是重要的，所以，他们抽调了共产党和红军长征的核心，而把他变成了一个党、一个军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走向成功的历史，从而变成了心灵鸡汤。
　　但长征不是&把信带给加西亚&那样的资产阶级成功学，不是心灵鸡汤。红军在长征中打土豪、分田地不是为今天发展资本主义准备土地制度上的便利，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长征路上的党内路线斗争不是权谋术，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革命胜利。共产党和红军的长征胜利不是到陕北，不只是为了建立新政权，而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只是一个新王朝，而不是新中国。新中国之所以新，就在于此。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说，1949年的胜利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在毛泽东那里，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路还长着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长征不是心灵鸡汤。所以，在今天讲长征，就必须讲革命、讲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纪念长征，才是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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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C) &复兴网&版权所有&&萧武：中国道路与新儒家，谁复兴了谁？
（原文近4万字，是在2005年关于蒋庆的一个评论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原因是形势变了。这12年来，中国有很大变化，新儒家也有很大变化。所以，本文是由点及面，从对蒋庆的评论开始，涉及对新儒家的整体评估。当然，也涉及对中国道路的讨论，而且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的问题。
2017年1月起，在《经济导刊》杂志上分三次刊发，题为《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杂志在刊发时做了大量编辑工作，我非常感激。但这里仍然刊出我的原文。因原文较长，不太适合网络传播，因此，我在这里也将分开连载，供大家参考。）
新儒家的心性与政治（二）
中国为什么没有被金融危机冲垮？
自1978年以来，持续近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自信坐二望一，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经济体。因此，中国持续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一大奇迹。围绕着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解读和讨论，虽然歧见纷呈，但大体上都同意，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应当归功于中国道路。
甘阳曾经提出，当代中国同时包含着三种不同的传统，分别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同时存在，但又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三种传统同时存在，又保持一定张力，构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甘阳称之为通三统。他还曾在接受采访时特别解释说，所谓通三统，并不是要打通三个传统，将三个传统融合为一个传统，而是继续保持着这种同时共存却又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张力的现状。而且，在甘阳看来，正是这三种传统之间的张力，使中国社会保持着特殊的活力和前进的动力。
但很遗憾的是，甘阳的这种解释并未得到广泛的回应，只是在小范围内得到认同和讨论。对更多的人而言，他们各自都有一套解释，大体上也可以归纳为基于甘阳所说的三种传统的立场上的不同延伸和扩展。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应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日渐减少，国企逐步从各个领域收缩和退出，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进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政府减少干预之后，让市场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转，就能够自动地带来经济增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他们认为，应当更多地承认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和国家的作用，把经济交给市场，把社会交给社会，国家只作为守夜人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管理功能。但这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
首先，对二战后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都选择了市场化的发展道路，政府并未对经济运行采取过多干预措施，但除了极个别的少数国家，绝大多数此类国家却并未获得成功。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采用了欧美提供的市场化改革模式，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将全部国有资产私有化，变为产权明晰的私人财产，国家完全放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但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却并不成功，至今仍然在衰退之中。俄罗斯虽然一度复兴，被西方称为金砖四国之一，但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工业复苏，而是俄罗斯像那些曾经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变成了能源和资源出口国，保留下来的工业只剩军工、能源等极少的门类，大多数工业门类都完全破产。其他东欧国家在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后，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完全按照欧美提供的道路改革，但结果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他们原有的工业体系在欧美产品的冲击下，基本上完全破产，即使一些原有的优势产业和企业，也被欧美跨国巨头通过并购等方式搞垮或搬走，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倒退，民众失业率居高不下，生活水平也同样倒退。
但中国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非休克疗法式的，中国政府始终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没有完全被市场的力量所左右。其次，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国企关停并转，但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也仍然保持完整，并未完全被摧毁。第三，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出口加工等低端产业，但并未完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而是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在得到一定程度的积累后，就开始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从而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重工业到服务业的完整工业体系。
因此，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苏东国家不同，中国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独立性，并不完全受制于这个体系，反而因为中国的介入和发展，对这个体系构成了较大的冲击，乃至在一些人看来，正是因为中国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才导致了欧美工业向中国转移，从而导致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空心化，减少了就业岗位，加剧了贫富分化，从而导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进而影响到其政治稳定。
其次，对于绝大多数选择了市场化发展道路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对干预经济过多的问题，而是国家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事务进行干预，根本无从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被动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提供资源和原材料，一方面充当发达国家的产品倾销市场。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增长周期内，这些国家还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发展，但一旦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国家就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不仅经济会首先陷入衰退乃至崩溃，甚至会发生政治动荡，严重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导致国家分裂，陷入战乱。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曾经的金砖四国中，只有中国依然一枝独秀，俄罗斯、巴西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无法自拔。中东、北非、拉美一些国家，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凭借着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高速增长周期，能源和资源价格高企，依靠能源和资源出口，维持了较高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周期，这些地区就开始捉襟见肘，失业率高企，社会福利缩减，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增加。加之西方国家的鼓动，发生了社会动荡，曾经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远高于中国的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都先后发生了所谓的革命，陷入长期的政治动荡。在拉美，委内瑞拉等国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挽救经济，政府只能滥发货币，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导致经济加速崩溃。此外，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因此而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虽然后来大体上回归稳定，但经济依然处在衰退之中，并未复苏，失业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更高。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政府并非不想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而是他们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政府所拥有的经济干预政策工具也极其有限，只能采用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来进行间接干预，而中国政府则可以通过仍然保留着的国有的金融体系和非金融国有企业体系，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减缓经济衰退的速度，缓解对冲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儒家解释了东亚四小龙，解释不了中国崛起
儒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早在1980年代中国刚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恰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崛起，东亚资本主义成为全球瞩目的现象，按照一些人的解释，东亚资本主义同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在儒家的支持下的成功。他们认为，东亚资本主义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属于广义上的儒家文化圈，因此，正如新教曾经被认为是支撑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原因一样，儒家也是东亚资本主义的文化支撑点。部分欧美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这写国家的民众要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加勤劳，更加注重教育，更愿意遵守秩序，更愿意储蓄而非消费，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更急包容。正是这些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文化特征，让东亚地区更加适合承接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能够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也是在此基础上，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大潮中，儒家之所以能够迅速脱颖而出，受到更多的关注，海外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纷纷回到中国大陆讲学，宣扬儒家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以供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参考。
对于这种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自1990年代以来，就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批判和清理。不能否认，东亚资本主义覆盖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确实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有些影响还比较深，确实有他们所说的那些文化习惯上的特征。但是，要用儒家文化来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无疑显得太过牵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首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内部的，各自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
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腾飞，是因为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转移，从而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但他们本身的规模比较小，并不需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要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能够迅速完成经济腾飞。新加坡则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者独特的地缘政治价值，而新加坡确实也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地缘政治优势，抓住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发展机遇，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香港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一方面，因为香港是自由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者区域金融中心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香港与中国内地一直保持着经贸往来，从而使香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者当时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欧美进行经贸往来的中转站。也就是说，香港的兴起和腾飞，中国大陆本来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个原因，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经贸往来对香港的中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导致香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因此，在19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浦东开发带动上海和长三角成为新的高速增长区域，另一方面则是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颓势。恰在此时，中国于1997年收回了香港主权，从而造成了中国收回主权导致香港经济衰落的错误印象。
同时，中国大陆地区自1980年代以来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可以反证，儒家并非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
按照早起海外新儒家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新儒家都认同的观点，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和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摧残，导致整个传统文化在大陆地区基本上被摧毁，反而是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人及日本、韩国较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保留了火种。如果说，儒家是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充分条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保留的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比中国大陆地区多得多，那么，为什么却未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反而迅速被中国大陆地区超越？
由此可见，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性原因并非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补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虽然在海内外新家看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保留下来的中国文化要比中国大陆多得多，但所谓的东亚资本主义并未从根本上、结构上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构成强烈的冲击，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看，他们仍然是外围，并不是核心；但是，中国大陆地区虽然保留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要少得多，但持续近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及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却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从而导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一些地带开始出现动摇。
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道路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中国没有步苏东国家后尘走向崩溃，也没有像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充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庸，而走出了一条相对成功的道路？
先来看中国有哪些特征是这些国家所没有的。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
第一，独立自主的主权性格，因为新中国使建立在长期战争的胜利的基础上，又在建国初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从而使中国虽然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关系较为密切，但始终使主权独立，在国内事务和外交上始终不用仰人鼻息，而保持着完全自主，这一点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即使在经济结构上对外贸依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在外交和国内事务上仍然保持着完全的自主，不必受制于人；
第二，因为中国革命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改变了原来的权力网络结构，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平等，建立了完整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保证了中国能够提供较为健康且相对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这一点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的；
第三，建立了强大的政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资源吸取和分配能力，从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能始终将主动权掌握在手中，即使市场力量在一些领域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但整体而言，国家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这一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过程中，仍然能看出来；
第四，通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艰苦奋斗，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接时，不必完全充当这个体系的附庸，而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步骤来有选择地改革和开放某些部门和领域，这也是中国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地方；
第五，用姚洋和一些人的说法，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中立性，或者说独立性，可以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协调，而不用被特定的利益集团绑架，各方面政策的公共性仍然比较强。而这些特征很显然都是中国革命所造就的，或者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或者是革命的遗产。
也就是说，真正让中国走向崛起的，是中国革命的遗产，儒家并没有起关键作用，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遗产促成了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又促成了儒家的复兴。
而且，即使是在1970年代，东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让欧美一些人士认为儒家文化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原因，但他们也并未对儒家及中国文化传统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些自以为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火种的人，要在1980年代之后从发达地区向中国大陆地区“送中国文化传统下乡”，他们在欧美学术体系中也始终只是边缘，并未得到足够的承认和重视。相反，中国的强势崛起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构成了强烈冲击，从而迫使欧美学术思想界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关心中国人在做什么，也开始关心中国人在想什么，开始试图理解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也开始以比较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中国。这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也包括他们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包括了儒家。
也就是说，并非当代新儒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儒家支撑了中国的崛起，奠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格，恰恰相反，是中国崛起这个事实，使儒家重新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和重视。把儒家当成中国崛起的原因，就是倒因为果，儒家的复兴使中国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清楚地认识到并且承认这一点，当代新儒家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儒家之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应发挥的作用。
今天的新儒家经常宣称，让儒家对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挨打负责，这是不公平的，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在文化传统上的弑父造就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激进主义传统，不仅导致中国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并最终走向了新中国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乃至全民族都陷入癫狂状态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判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果。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无论是康梁变法、晚清新政、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曾经有过改革成功的机会，但每次却都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而被革命打断，因而走向了全面毁灭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他们认为，如果这些改革没有夭折，中国同样可以走上现代化道路，还可以保留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样才是最佳选择。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无论中国革命是否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中国今天都已经处在崛起的前夜，革命已经结束了，中国要重新回到中国的道路上，就必须重新确立儒家的文化主体地位，尊崇儒家。
总结起来，新儒家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就是，中国在近现代衰落不应由儒家负责，中国在落后挨打的年代在黑暗中摸索不到出路也与儒家无关，但现在要崛起了，就该儒家来摘果子了，而且，还要全面否定中国革命及其主要遗产。这是不是有点太荒谬了？但儒家在现实中的逻辑却恰恰就是这样，以至于有人在评论新儒家在近年来的主张时直接了当地说，“儒家不能这样不要脸”！
中国崛起与儒家，谁支持了谁？
站在今天看，儒家与自由派有许多共同之处。
比如都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终选择是走上革命道路，并且形成了一个漫长的革命传统，并且留下了许多遗产，导致中国始终无法像苏东国家或者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以最快度的速度、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市场化改革，政治上也与欧美模式接轨，实行两党制下的民主选举。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儒家认为西方文化传统毕竟是西方的，而中国必须回到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上来；自由派则认为，儒家的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中国未来的出路并不在于成为中国，而是与西方的普世价值全面接轨。
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新儒家与自由派却经历过多次论战。首先是1990年代，自由派曾经批判过儒家的“文化决定论”，反对新加入用儒家传统解释东亚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以此劝诱中国大陆也尊崇儒家；第二次是2004年，以关于读经的辩论为核心，文化保守主义付出水面，大陆新儒家正式粉墨登场，形成对当时已经岌岌可危的心自由主义的理论霸权的挑战，引发国内自由派的不满，自由派利用其在传统媒体上的话语权优势，对新老儒家都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让中国变得更中国的主张，强调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不是更像中国，而是要继续向西方看齐，进行更深入的全面改革，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
自由派的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文化保守主义鼓吹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文化自信，不必过分西化，从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的辩护理论，进而为中国现状进行辩护，使中国更加理直气壮地拒绝向欧美模式继续改革。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新儒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自由派的理论和话语霸权，因而部分新左派对新儒家一度抱有好感。
此外，在新儒家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自由派倒向了儒家，加入了新儒家阵营。不过，他们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他们仍然主张，中国必须走欧美的宪政民主道路，只是在文化上，正如英国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样，中国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这已经有了香港和台湾的经验可资借鉴，说明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可以兼容，并不冲突。当然，新儒家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存在不同的分歧，最为明显的分歧就是，蒋庆等人更加关注政治领域的儒家化，而高校体制内的新儒家们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强调儒家的意义，对政治则并不特别关注，至少是不公开表露态度。但总体上，新儒家与自由派的趋同之处越来越多，尤其是汪晖说的对中国革命的后悔，对中国现有政治模式的不满，都基本上一致。
新儒家也越来越试图从形式上造成儒家复兴的事实，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孔子像的风波，长期坚持呼吁将孔子诞辰日确立为教师节，呼吁更多的官员以官方身份参加各种祭孔活动等。高层领导人近年来对儒家的肯定则尤其是让新儒家们感到兴奋，更加生出一种“也该轮到儒家登场了”的意识。但儒家内部也有些人更为清醒。他们认为，对儒家而言，真正的复兴并不是形式上复兴，而是理念的复兴，并在官方的一些重大活动的礼仪安排中体现出来。比如，关于孔子像的风波中，就有人认为，儒家复兴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官方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对待孔子，而是能否以儒家的礼仪祭奠先烈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而且，在他们看来，儒家真正的复兴并不能依靠蒋庆说的彻底的全盘的政治制度的变革，而是能够通过一些具有儒家情怀和理念的人，在具体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体现出来，来使人们对儒家不再只有空想和空喊口号的印象。
重形式和重行事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各有利弊。重形式的思路看上去似乎想强行变道超车，直接让儒家获得主流地位，这种思路如果成功，自然是能够迅速见效的捷径，相对来说难度也要更大一些，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必须对现有意识形态进行调整，而这在当下的中国显然是难度比较大的。重行事的思路则意味着稳扎稳打，着眼长远，短期内很难收到明显效果，长期来看则更为稳妥可行，而且并不直接与现有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正面冲突，因此也更为容易接受。但在目前新儒家阵营中，多数人抱有前一种思路，心态较为浮躁，后一种则少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持有后一种理念的人有儒家社会主义的设想。在他们看来，儒家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一种儒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他们中国大陆的道路，本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只是还没有得到更好的总结而已。不过，如前文已经分析过的，中国道路本质上更多的还是中国革命的遗产和市场化的结合，直接了当一点说，则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建设成就，支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儒家关系并不大。在新儒家来看，中国特色本身就包含着儒家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此消彼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也在日渐减少，相对应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模式在中国日趋强大，中国特色也必然相应的减少，儒家的成分当然也会越来越稀薄，儒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自然也就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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