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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先富人群正在或者考虑移民海外，尤其是美国。通常，由于生意还在国内，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他们不太愿意放弃中国国籍，更愿意拿一张美国绿卡获得永久居留权。这样来去自如，好不潇洒。　　但在实际操作移民的过程中，很多人发现，现实，尤其是税制方面，未必那么理想。　　对于那些移民美国后工作生活重心都迁移到美国的家庭，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对那些在国内有生意有企业，不在美国就业，工作生活的重心依然在国内的富人们，拿绿卡时需要对税收方面的问题进行一番深思熟虑。　　中国目前主要实施的是间接税，纳税主体是企业。虽然有个人所得税的名目，但在实施过程中，实际上从简为工资税。纳税主体主要是高薪工薪阶层。工资以外的各种劳务性、财产性收入并不会被征税。而企业的经营者通常在企业中只领取较低的工资，因此只交很少的所得税。而企业的税赋虽然总体较重，但实际上由消费者、员工和企业拥有者共同分担。企业拥有者个人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并不高。　　而美国的税收制度要完善和有效得多。在各种联邦税中，收入所得税占主要地位。在联邦总税收中，个人收入所得税所占比例为50%左右。同时包括联邦遗产、继承税地方税中的房产税等也都落在个人头上。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向政府缴纳的各种税赋约占家庭收入的29%。虽然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按照家庭收入和人口等因素考虑，去掉免税和抵税额来征收，但只有中低收入家庭和孩子多的家庭会享受到政府退税，而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这些税收很难逃掉。一旦被发现偷税漏税，轻者吃罚单，名誉扫地，重者坐牢。　　因此生意重心在国内的富人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局面：在中国，企业要承担较重税负;而在美国，个人收入又要缴纳较高税负。　　根据美国国税局2006年10月发布的《绿卡持有者纳税指南》：“作为一名美国永久居民，便有义务申报在全世界范围内不管以何种方式获得的收入。”全球所得的范围包括个人薪资收入、海外银行账户、股权或股票等投资收益等等。这一法案之前并未严格执行，而随着美国政府的钱袋子越来越紧张，申报的严格程度越来越高。从长期的趋势看，政策的执行只会越来越严格。　　从长远看，拿绿卡很难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要想左右逢源，两头的便宜都占，比以前越来越难了。(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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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深化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痛感”_国内新闻_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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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企业税负的讨论，已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更多是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更好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席谈，引发社会舆论对企业税负的关注仍在发酵。“此次税负争论，确实有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这是因为有关部门、学界、业界的大讨论，已经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开始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让税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税制不同 加重税费痛感
　　姑且不论统计口径是否严谨，对于产生“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说法的原因，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负从整体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企业承担较多税负的实际，又决定了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杨志勇说。
　　认识误区、统计口径偏差，也会对企业“税收痛苦指数”造成误导。比如，所谓“中国综合税务高于美国35%”，就是将除了“正经”税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全当成税来计算。专家表示，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税基不同，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税率是多少，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其一，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可以实现转嫁，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举例称，如果销项税是100元，进项税是20元，应纳税是80元，就说这80元是企业税负并不准确。“实际上，100元销项可以转嫁到客户。此外，我国并没有要求购买方一定要负责进项税，那20元进项税也可以转嫁。80元应纳税额从现金流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负担。”她说。
　　其二，应抵尽抵，能有效对冲税负。“增值税是中性的，在其链条上对产业、行业、企业都是有利好导向作用，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链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说，一方面要增加可抵扣的范围，另一方面尝试留抵税额当期退税。
　　收费不降 影响减税效果
　　“公路超载这么多年都根治不了，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笑言，正是沿途收费多、物流成本高，部分车辆只得铤而走险通过超载来争取利润空间。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不规范收费给企业运行带来的负担。“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张连起说，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比如，一些地区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企业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过评估”。
　　在张连起看来，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污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林地补偿费、社会抚养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比如，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这个比例是在职职工人数的1.5%。“格力员工近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可在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残疾人，外地的残疾人又不大可能舍近求远来格力就业。”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由于安排的残疾人数不达标，企业每年都要缴纳数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对企业而言，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税减下来，但是费没降下来，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张连起说，要消除企业税费“痛感”，清费尤为迫切。
　　“应该加快推进清费立税进程。”李万甫说，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值得注意的是，收费项目并非越少越好，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务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资金，但对特定企业、个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务，让一般纳税人来提供资金是不公平的，应向特定收益人收费。举例来说，企业或个人办理护照，需发生护照印制、加装防伪标识、技术研发等费用，应由企业和个人来弥补成本。再比如，个人丢失身份证需要补办，就应自行负担相关费用。
　　多措并举 降低综合成本
　　“当前，‘逢税必批’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事实上，这涉及中国自古以来对赋税的深层次认识问题。”岳树民说。
　　被广泛指责的税负，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体制与机制不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他说。
　　此外，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刘尚希表示，对一些企业来说，经济下行造成融资、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政府减税幅度不能覆盖其盈利缺口，税负容易成为“靶子”。
　　“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民生刚性支出和财政可承受能力。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养老、医疗、社保等，都要有稳定的财力支撑。减税，不能误伤民生。此外，企业自身也要多方施策，降低综合运行成本，不能只寄望于减税降费。”张连起说，引导企业家正向预期也很重要，对内，要稳住民间投资，对外，要控制大型资本外流。
　　在刘尚希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出台，这需要综合比较、反复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他说。
初审编辑：魏鹏
责任编辑：解西伟
新华网北京12月21日新媒体报道，12月21日，北京、上海纷纷出台网约车地方细则，除了对车辆准入条件、驾驶员年龄等进行“微调”，社会关注度最高的“京人京车”“沪人沪车”的“门槛”并未降低。
12-22 09-12新华网
今年，我国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社会投资创业制度性成本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针对电商等互联网企业，还将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应用工作，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标准规范的电子营业执照模式和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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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长沙市民吴先生接到一条求助短信，对方声称自己名叫琪琪，是长沙某校的女大学生，她的母亲身患重病无钱医治，希望能够得到“好心人”的救助，并愿意出卖自己的人生“第一次”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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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贵州茅台总经理李保芳日前在年度经销商联谊会上重申，茅台不会“急功近利，跟风涨价”，“所有人都不能幻想茅台再回到2000多元”。12月14日，中金公司分析师邢庭志等发布报告，将贵州茅台2017年销量预期上调至31380吨，较2016年增加5000吨；上调贵州茅台股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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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经济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打开中国市场，企业就不会倒闭。“这几年，许多西班牙企业先是试探性对华投资，很快就加大市场扩张，在中国设立分公司或地区总部”，任美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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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商报》12月20日刊登题为《别怕中国》一文。把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收购说成是受操控，是一种十分天真的想法。在个别案例中，肯定会有反对中国投资者进入的充足理由，但在某些圈子里流行的“中国恐惧症”是不合理的。
12-23 07-12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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