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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死后仅两个月，时代舆界骄子的梁启超即写出其传世大作《李鸿章传》。梁氏以其犀利目光和如椽巨笔，纵横古今，附比中外，为时人后世生动而深刻画出了一幅李鸿章之巨像。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不留情面地提示出了李鸿章“无学无术”的大吏本相，但他也相当客观地提示后人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指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著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著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启超这一著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 100 多年。在这 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 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多达 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启超早在 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
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 1900 年的 60 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他语重心长地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对 19 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在甲午战争前的 20 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这突出地表现在 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他说：“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为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可是，他想到的仍然仅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李鸿章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运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这些，本不须多论也。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再评李鸿章：一个专事卖国的大专业户
为昨天的婊子立牌坊，是因为今天想当婊子的人怕挨骂。李鸿章的历史不是别人给他写的，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的所做所为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是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为何左宗棠能力挽狂澜，保住了祖国的大片领土，使各国侵略者谈“左”变色。而独李鸿章成了专事卖国的大专业户。这是因二人志向不同也。左宗棠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强大，因此，有志者事竟成。而李鸿章却是借洋务运动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左右逢源，弄权舞弊，中饱私囊，培植私人势力。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买办没有祖国”，因为他们对损害、出卖国家利益太习以为常了。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等知道，他们的腐败经不起洋人真枪实弹的检验。因此他们一味主和，在洋人的侵略面前毫无抵抗意志。而要真正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必定要损害其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只想永远和洋人相安无事，好继续苟且下去，腐败下去，洋人要什么就给什么，为了个人和集团的权势、利益，不管国家民族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洋人也正是因窥透了西太后李鸿章的苟且心理，才步步紧逼，动辄以武力威胁，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是我们应该仿效的韬光养晦吗？真正的韬光养晦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而不是腐败偷安。（小日本在战后倒真是在韬光养晦。）
正是由于李鸿章包揽洋务为自家的买卖，把北洋水师当作私家卫队，所以才在辽东危急时禁止北洋水师增援辽东，又禁止北洋水师出海作战，致使朝廷花重金建立的北洋水师被倭寇捂在港内全歼。甲午败后，日本也已无力再战，迫切需要一个条约巩固战果。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民众的抗倭热情高涨，只要选贤任能，组织抵抗，完全能把倭寇打出去。而腐败的西太后李鸿章之流却毫无抵抗意志，一意苟且，李鸿章完全满足了日本人的欲望，使其在谈判桌上得到了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不仅赔了巨款，还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后在俄、德、法干预下，辽东才得以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
还是这个李鸿章，在中国军民大胜法军的情况下，竟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还有在李鸿章1896年访俄时，接受俄国人贿赂与俄私订密约，同意俄国人修建经我国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密约规定“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军粮”“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而1898年李鸿章又与俄国人签订《旅大租地条约》，除了使俄国成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的主人外，又使俄国人有权修筑连接1896年中俄密约规定的横越满洲的铁路干线的从哈尔滨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李鸿章为此接受了俄国人五十万两白银的贿赂（《红档杂志有关中俄交涉史料选译》，页210）。整个东北因这两个条约便实际上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下。
此外还有辛丑条约等等等等。
可以说，中国近代多数重大的民族灾难都与李鸿章有直接关系，中国近代史上还能找出比这老狗更大的卖国贼吗？这哪里仅仅是为李鸿章个人翻案，这是在为全体卖国买办的卖国行为翻案，李逆若非卖国贼，何人足以称卖国贼？当今纵有卖国巨贪（如真有卖京沪高铁于日人者），亦可指李逆曰，吾与此人相比不如远矣，此人尚无卖国之罪，吾安可当卖国之称乎？
联想到不久之前，教育部所发大纲，居然说岳飞、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为李逆翻案难道是偶然的吗？岳飞、文天祥乃我民族英雄之魂魄，岳飞、文天祥若不是民族英雄，何人足以称民族英雄？同理，李鸿章若不足以称卖国贼，国中岂还有卖国贼乎？中国人所敬者何人也？岳飞、文天祥等民族大英雄也！所憎者何人也？秦桧、李鸿章等民族败类也。此乃中国人所独有爱憎分明之民族精神，此民族精神一向为欲图我疆土财富者所大惧！所以，若要涣散泯灭中国之民族精神，贬岳、文而抬李逆为必然之捷径。待到中国人不再尊岳、文，不再憎秦、李，其国民必不以爱国英雄为荣，也必不以卖国败类为耻。一国中没有民族英雄之魂魄，岂能再有民族英雄！国民若不以卖国败类为耻，当出多少无耻败类！若果真如此，中国危矣！其土地山川财富将尽落他人之手，其人民子孙万代将永为他人之奴。
袁家骝于七十年代初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将袁世凯墓上的“窃国大盗”四字去掉，周总理说，这是历史，是他自己写的，别人谁也改不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不管是爱国的还是卖国的。自己的历史一旦被自己写上去，就无法更改，除非以自己日后的实际行动来洗刷。想把昨天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逆贼解脱下来，以逃避将来自己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命运的人，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谁也解救不了。除非能知耻后勇，番然悔悟，弃旧图新。
作为我们爱国的网站，爱国主义是我们高举的大旗，我们英勇的保钓网友为我们的旗帜增添了光荣！在有关李鸿章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我们就是应让人们崇拜民族英雄，憎恶卖国丑类。否则我们要这面爱国大旗作什么？
教育部的那个所谓大纲和《走向共和》掀起的为李逆平反的潮流足以说明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联想到甲午战争前和“九.一八”前日本人对我在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种种渗透，我们难道不冒冷汗吗？“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才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对日新思维”。各位网友应该明白自己肩负的重担，宣传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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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如何评价李鸿章
本文摘自：《李鸿章传》，作者：梁启超，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被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Thiers，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士于议和后能拟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倩。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见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人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雕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实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分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形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统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
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自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末可知。大抵彼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
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不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男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忍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
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雕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分怜俐有奇指，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技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狯有城府，支部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然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舍胜海舟外，殆末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纪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际录于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注：指域多利亚、星亨、格里士比、麦坚尼、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域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何如？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苛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后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怎样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几乎处于左右朝局的地位。我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四十年来中国大事记》）。《清史稿》也说他“独立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人当其冲，……近世所未有也”。但是，与李鸿章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史学界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长期以来，人们只论及他对内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外如何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对他的其他活动或者避而不谈，或语焉不详。因此，一提到李鸿章，人们自然要说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显然，这样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失全面的。
毋庸置疑，对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和经手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劣迹，加以抨击和批判是理所应当的。但在抨击和批判的同时，也需进一步作出阶级的、历史的说明。必须指出，就镇压农民起义而言，这是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人民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史可法，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执行了镇压农民的政策。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虽是个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难，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外，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军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预镇压活动。地主阶级士大夫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何尝不是如此。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把自己置于农民起义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不独李鸿章一人采取了与人民为敌的态度，包括那些曾在历史上有过功绩，而且被后人加以肯定的进步人物，在阶级矛盾激化时，统统都是站在劳动群众的对立面的。既然如此，对身为清朝大官僚的李鸿章的评价，何能因为他有过镇压革命的“政历问题”而一锤定音呢。
关于他经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之事，也应作出具体分析。不可否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它 “将中国生计一网打尽”，“自古取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语）“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义愤毕竟不能代替科学的历史分析。如若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作些具体的考察，就会得出其责任并不专在李鸿章一人的结论。从签订《马关条约》来说，甲午战争时，恰逢西太后六旬大寿，这个抱定“宁亡外夷，不给家奴”的清廷主宰者即主张从速和解了事，以免影响她的庆典。事实表明，这种“议和”的主谋者是西太后。同时，还不应忽视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这次“议和”是在清政府全面战败的情况下进行的。显而易见，在敌人炮口下的“议和”，清政府无论派谁为“议和”代表，都不可能改变战败受辱的地位。由此可见，《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李鸿章虽有其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这笔烂账却不能统统算在他个人的头上。此后，经李鸿章之手签订的另一个重大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从清政府方面来说，更是由西太后一手造成的恶果。
如果说，李鸿章一生的主要行迹仅仅局限于对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那么，他理所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问题是，他一生有三十多年时间从事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洋务运动，而且他还是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要全面、正确地评价李鸿章，不探讨他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是不行的。
洋务运动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史学界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尽管这次运动的出发点是给行将灭亡的清王朝“补葺”，但就它的某些措施而言，在客观上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因而，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李鸿章也就充当了社会发展的不自觉的工具。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 （《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应该说，这种“责任”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如果只强调他反动的一面，而不提他进步的一面，其评价就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他为何要在此刻大言中国“自强”？而且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呢？这岂不与传统的“用夏变夷”思想背道而驰吗？显然，这是由于他敢于正视现实所引起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的、闭关自守的。那时的中国人，“无论于泰西之国政民情，山川风土，茫乎未有所闻，即舆图之向背，道里之远近，亦多有未明者。”（王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83页）封建统治者盲目虚骄，在他们眼里，中国无疑是“天朝上国”，而别国都是“夷狄蛮□”。但是，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并不吃这一套，他们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 页）为了获得商品、原料的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外国资产阶级猛烈地向外扩张。一八四○年，英国侵略者首先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天朝”的神话被打破了。时隔十六年，英、法联军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仍以清政府的惨败告终。清政府对外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么，对内呢，起事于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军，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横扫江南。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的劳动人民又相继而起。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震撼了整个中国，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根基。清王朝如同一具腐烂的躯体，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百孔千疮，危在旦夕。面对这“外忧内患，至今已极”的可怕情形，李鸿章等人感到已经不能照抄 “老谱”统治下去了。于是，他大声疾呼：“事穷则变，变则通”，而“变”的关键在于“资取洋人长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
那么，向外国学什么？“资取洋人”的何种“长技”呢？对外战争使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因此，他的 “自强”之道，自然要从军事改革、即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他说：“西洋军火，日新月异，不惜工费，而精利独绝，故能横行于数万里之外，中国若不认真取法，终无□以自强。窃为士大夫留心经世者，皆当以此为身心性命之学，庶几学者众，而有一二杰出，足以强国而瞻军”（《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在这里，李鸿章竟把“船坚炮利”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不但着手从外国购置新式枪炮，而且还陆续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等一批著名的军事工业。对于李鸿章的这些活动，有的论者认为纯属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因而是反动的。依我看，这种观点是欠公允的。不错，说李鸿章军事改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太平军等不正是他伙同曾、左等人利用洋枪洋炮绞杀的吗。但是，从刀矛剑戟到洋枪洋炮，清政府军事力量的加强，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人民来说是一种灾难。从抵御外侮角度而言，无论怎么讲，在客观上也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在甲午战争期间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为前线提供弹药是人所熟知的事。考虑到后一种因素，李鸿章从事的军事工业活动是不能笼统加以否定的。
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李鸿章等人又逐步意识到“自强”与“求富”的连带关系。他逐渐感到只靠“船坚炮利”，还达不到“强”的目的，“必先富而后能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于是，他又派员兴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等民用性工矿企业。这些民用企业的出现，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尽管这类企业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它仍为那些拥有大量资金，并渴望追逐高额利润，但又无奈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而不能独立经营的私人资本提供了投资的场所。《申报》曾就当时上海商人投资近代企业的景况指出：“现在沪上股分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见该报日）《字林西报》也说：凡开矿公司“一经禀准集股”，商人们“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见该报1883年 1月22日）这就清楚表明，商人们对“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是抱欢迎态度的。“官督商办”企业在早期还是起到了促进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其次，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商品的输入和外国资本的扩张。李鸿章曾自称他办轮船招商局是振兴中国商务，以“商战”达到“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9）。外国侵略者也说他的“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把外国人从中国的沿海及内河贸易排斥出去”（《洋务运动》（八），第400——401页）。而实际上，招商局的成立，的确多少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的局面。旗昌洋行就是被它挤垮的。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八○年，经过九载经营，使“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同上书，（六），第60页）。因此，难怪李鸿章极其兴奋地指出：“从此中国轮船畅行，……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上书，第6页）他设立上海织布局，同样是为了“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一抵敌产”（《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77）。因之，竭力反对洋商自运机器来华设立棉纺织厂，饬令海关“查明禁止”（同上书，卷78）。另外，外国侵略者还企图在我国架设电线，他更理直气壮地说：“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9）。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纺织、开矿等工业，直到甲午战前未被外国侵略者染指，李鸿章是有一份功劳的。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移到筹建新式海防方面。如果说在初创军事工业期间，洋务派“御外侮”还强调“不露痕迹”，宜趁“剿发逆”之机，“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后窥其中之秘”（《洋务运动》（三），第467页）的话，那么到筹建海防时，这种对付外来侵略的意图，就日趋明朗化。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太平军等农民起义到七十年代中叶均已被镇压，清政府渡过了它的内部危机；另方面，外部危机却纷至沓来，清政府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又尖锐起来。对于筹建海防一事，李鸿章极为热心，他指出：“西人专恃其炮轮之精利，横行中土”（《清史稿》，第 12016页），“而我所以失事者，由于散漫海防，……今议海防，则必鉴前辙。”（《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筹议海防折》，第238页）正是由于他的苦心经营，才把北洋舰队建成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虽然后来败于日本之手，但它在对外反侵略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抹煞不了的。
培养人才也是李鸿章提倡最力的。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寥若晨星。但是，要“求强”、“求富”，没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怎么行呢？！李鸿章首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他曾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根本”。结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得物理、化学、电学、测量、地图绘制、机器与轮船制造及军事科学的新型技术人才。对于这些，恐怕谁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的上述活动是在反对者群相毁谤的逆境中进行的。在顽固派的眼里，凡“祖宗成法”中没有记载的东西，无疑是“离经叛道”。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曾说：“唐虞患洪水，商季患戎狄、猛兽，春秋患乱臣贼子，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洋务运动》（一），第251页）他的这番话颇能代表所有顽固派的心理。这样一来，李鸿章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面对此类非议，李鸿章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讽讥这些浑浑噩噩的顽固分子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主，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一个封建大员敢如此斥守旧而不避人君，精神可谓难得。那么，能否说李鸿章的洋务活动都值得称道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他搞洋务，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是意在给病入膏肓的封建残骸打强心针。其次，尽管在他的言行中充满了明显的抵御外侮思想，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是存在幻想的。他不但承认它们侵略中国的现状，而且还试图得到它们的帮助。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时必须指出并应加以谴责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综上所述，只要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活动“提供了”不少“新的东西”。因而，对这样一个表现复杂的人物，是不能轻易加以全面否定的。最新发布的日志散文网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