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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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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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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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有关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个进程中，始终是宪政民主派与西方民主派的斗争，两者的较量构成了现实的违宪与护宪两大主题任务。　　
序言部分：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这个条款非常好，如果真能得到执行，精英口中常喊的“民主”不就有了吗？宪法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由选举产生，现在的代表为什么都集中在权贵、资本家和明星群体中呢？这是谁分配给他们的权力？都是人民选上去的吗？我听说某些精英很喜欢西方的选举制度，我没有到美国选过议员，不知道好坏，但是，我总是在考虑，现在宪法规定的选举制度我们都不敢光明正大的搞，那再搞一套比现在更加民主的选举制度不就更是摆看的吗？真能放开胆子让人民选举的话，不妨趁现在就开始选选看？相对的民主都不敢让人民充分享受，却天天高喊更广泛民主，似乎有些“吹泡沫”的嫌疑。一些人口中的“政改”说来说去，核心不就是民主吗？现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力都要搞“回收制”，政改之后的民主就不怕再回收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蔡剑忠先生的看法是：中国的选举制度已经出现大倒退，执行力度还比不上四十年前，要推进民主，第一步是把现有的民主权力落实好。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从这一条可以看出，违宪是要承受法律代价的，不是一件小事，但是，现实生活却大不一样，中国近十年来制定的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法律都在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都在有意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新36条”是否有私分国有企业之嫌？这些行为谁来制止？违宪责任谁来承担？　　
&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一条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然而，今天中国国民经济的组成大致是什么样的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GDP超过70%，随着国企私有化进程的加快，再过十年左右，公有制会下降到占GDP不到10%的水平。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三大组成成分中，公有制已经退到最后一位了，还算得上是经济主体吗？精英再怎么歪辩也不能自圆其说了，这样的改革方向是按宪法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现在制定的政策到底是要消灭人剥人还是要鼓励人剥削人，谁能给个正确答案？按我看，目标好象是深化人剥削人的制度，决不是消灭。要说按劳分配就更谬以千里了，资本家怎么可能按劳分配？他的私产，他想怎么分就怎么分，按不按劳分配难道说“工农联盟”还能拿他怎么样？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 &第十五条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条款非常模糊，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人能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写到宪法中，原因很简单，权力说了算，权力说市场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那进宪法也就很自然了，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以“私有制”为背景和主体的经济体制，假若中国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就不适用市场经济，既然中国提出搞市场经济，说明宪法本身存在前后矛盾的地方，公有制为主体就只能是一种口号了，如果按照这种推理来看，消灭公有制也是有源可寻的，当然，如果中国决定就是要走资本主义，我认为可以公开摆明观点，那样可以明正言顺地搞市场经济，不需要加什么“前缀”，在理论体系上，从来都是有章可循的，不是中国人捏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没有错，但是，社会主义不能什么都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当今中国，为什么出现如此混乱的经济局面和复杂的社会矛盾？理论混乱是导致秩序混序的重要原因。　　
第十九条 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推广普通话是宪法的要求，本不应当成为地方分裂及政治论战的角逐地，然而，实事并非如此，上海、广东等地以保护地方话为由，极力排斥普通话的推广，甚至有部份官员在公开媒体采访中以地方话应对，有意制造地方分裂的痕迹，某些政客借语言保护操弄政治晋升之路，借语言划区捍卫地方政治势力，中央要加大力度旗帜鲜明地推广普通话，而不是盲目推广英语，汉语反复被弱化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弱化汉语、强化英语实际上也是为全盘西化作准备的，有些人把英语上升到科技立国的高度有误导之嫌，懂英语与科技进步不成比例关系，越是无知的人越会强调这种理念。英语是工具，需要的人就是正面的，不需要的人耗费资源就是负面的，全民强化是误国行为。　　
&&&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一条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都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但中国的普通公民谁有言论自由？因言获罪的案例绝不比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何时期要少，有人说现在可以乱讲话了，可以骂娘了，这些人都是没有看到本质，你碰碰官老爷的利益看看，你乱讲话，你不是下岗，就是坐牢，平时的骂娘只能空骂，没有权力捍卫到自己的利益，骂了也是白骂。很多人说在文革时期是不能乱讲话，谁敢说打倒毛主席，谁一定会被打入牢房。现在呢？表面看，也许你在领导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是可以骂领导人，但是，你骂骂你的直接领导看看？看你还怎么工作？今天骂人与文革骂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文革是不能骂最高领导人，现在可以间接骂骂，但不管什么时候，骂最高领导人的话语多半是废话，因为他离你太远，跟你个人的利益不直接挂钩，骂了没用，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不能骂与你本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领导者，过去是可以骂的，如果单位领导有问题，工农联盟可以把他们打倒，现在即便你知道你的领导浑身是屎，你也不敢公开与他对抗，对抗你就死定了，你的利益也不可能有机会直接通过批评领导得到保证，这就是两个时期“口水权力”的本质不同。最近几年，有些政治人物开始说要给人民讲话的权力，有很多人就讲话了，但是，这一次老百姓又是太单纯了，他们没有理解“说话权”的背后含义，这里的人民实际是指政治人物，而不是普通人民群众，政治人物的争论需要讲话空间，所以也要争取讲话权，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两年，老百姓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了，人民权力大了吗？言论自由了吗？　　
说到出版权，就更荒唐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政治书籍还在禁区，即便是全社会都清楚不过的实事也不能写成书，你可以发牢骚，但就是不允许出版，这是掩耳盗铃呢还是．．．．．．？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力，自从某年以后就与人民几乎绝缘了，即使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也会被有关部门围堵，他们希望老百姓永远也不要走上街头，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权力其实都曾有过，但突然被收上去了，人民群众的“集会、游行、结社、示威四大权力”已经不如100年以前了，《宪法》也不能帮助人民捍卫自己的权力。　　
第三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第四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当今和未来社会是信息社会，宪法这一条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人能与通信脱离关系，通信权和通信秘密关系到所有人的生存权和人身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只要你稍微有点激进，只要你稍微得罪了某官，你的聊天记录就被监控，你的IP就被监控，你的电话记录就被监控，现在不是政府接受人民监督，而是政府监控人民。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信访事件的层出不穷也许是对这一条款的最大讽刺，多少人在当今法治社会中用社会黑势力方式来截访？有多少人因信访而身陷牢房？有多少因信访而家破人亡？有多少信访者被被举报者打击报复？历史上有哪个时期有如今这样诉冤无门的吗？　　
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我猜想，有很多人提出政改就是要选国家主席嘛，现在是由全国人大“选”，政改后由谁选？有本质区别不？如果有本质区别，宪法这一条就得先改，不改没法选。但是，如果要改，中国谁来主持？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按照宪法之规定，国家主席的权力跟国外总统的权力似乎是同一性质的，但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至今是个谜？　　
第七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 第一百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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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消费需求有层次论一说，生存的需求处于最低层级，文化消费在人类消费需求中是最高的层级，同样，文化本身又具有二次分级的问题，认知文化是最低的层级，政治文化则是文化需求中最高的一级，中国人从整体上说还处在比最低层级还落后几十年的水平，距离最高级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漫长也注定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复杂艰难。我以个人名义，想先于执政党给人民进行一下最简单的政治文化辅导，希望能让部分老百姓的头脑中有一点痕迹性的东西留存，便于今后政治高潮的到来有点准备。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是政治关系在人们精神领域内的投射形式。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也需要相互匹配。中国现在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两者均落后，两者均互不适应。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政治文化是一个非常近期的概念，它的提出不过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但是，政治文化研究却历史久远。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专门研究政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心理因素。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罗马盛衰原因论》，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等著作都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起始于美国家。1956年，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政治体系”，首次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阿尔蒙德认为 ,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逐渐向研究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过度 ,而人类的行为一定会受思想意识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动因的指导 ,所以必须深入研究 ,找到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他将之称为导向。在以后的研究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应用行为分析方法，采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系统研究和分析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国民的政治态度，并于1963年出版《》。该书为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被视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此后，许多政治学家转向政治文化研究，他们通过社会调查，采用随机抽样、访谈、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展开更加广泛的比较研究。在20世纪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与现代化理论相结合，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为跨国研究和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做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包含着广泛的内容。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文化一般以一定的政治认知或意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形式表现出来。政治文化不同于公众舆论或民意，前者具有稳定性，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后者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的反应。政治文化具有延续性，它通过得以传播和沿袭。政治文化的延续性使一国文化有可能代代相传，也使国家、地域、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呈现出长期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进一步而言，政治文化对既有政治体系起着维护和延续的作用，同时，政治文化的变化最终又可能带来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软件”部分，一般与政治制度性结构安排相匹配。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　　
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政治文化的认知性成分是指人民对于政治组织，政治过程，政治角色，政治产品等方面的认识．它构成了人们对政治体系进行判断以及选择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基础．政治文化的情感性成分是指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的感情．政治情感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系统活动或政治实践所持有的一种直观的评价．政治文化的评价性成分是指人们依据一套他们认为是正确和合理的准则，信条，或明确或含蓄地对政治体系进行价值判断．它主要包括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评价的心理过程两部分．　　
中国为什么没有正常的政治文化？因为中国的官方政治过于浓厚，并且排斥民意政治，缺少人民参与，政治成了政客间的内部文化，有很强的排外性，曾经一度的全民政治突然降温至全民政治冰川纪，中间甚至连个缓冲的阶段都没有，政治文化被死死地按在国门之外，80、90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接受基础性的政治课程，他们绝大多数人把政治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官场斗争，而不是正常生活，即使在官场也缺少现代政治文化，多半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吏治文化，腐朽不堪，并且比封建时代还要糜烂，如果不对全体中国人重新补上政治文化课程，中国就不可能走向政治文明！　　
其实如果从新中国算起，中国也不是从来都没有政治文化，从1949到1976，中国有过自己的政治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有很多不足和缺陷，但是，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点燃了，政治头脑也被武装了，有很长时间出现过“泛政治化”倾向，终究比政治赤贫还是好些，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离开不政治的，每个普通者百姓都将会是政治的参与者，所以，接受政治文化的辅导之后，我们必须思考中国自己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未来！　　
&&& 整个中共执政团队还必须意识到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有很多身居高位的人甚至也是政治赤贫者。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人物本身的文化辅导也跟普通人民是同样重要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不是一两天获得了，是一个长期开放政治环境下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的过程，最后与科技文明一起共同促成了经济革命。反观中国，在没有任何环境支撑的情况，试图用经济高速发展来实现“一好百好”的单纯想法已经越来越接近碰壁了，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政治文明也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中国所有关心政治走向的人都必须沉下心来关心一下整个国民的政治文化辅导的大问题，只有把人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了，人民才能用最好的方式参与到政改进程中去，只有人民理解了上层政治改革的合理性才会支持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句话对于普通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是适用的，请执政党重视她！　　
作为政改三大目标有点让人感觉做官样文章的味道，也有说套话之嫌，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够写得出象样的政改方案，要解决这个大矛盾，就必须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在我看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两个选择：一是修改宪法中的选举制度，让政治体制来靠拢经济体制，走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另一个方向就是及时校正经济体制的偏向，尽快回归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轨道，用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搞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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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也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存在，只要宪法没修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任何试图动摇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允许的，我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坚定维护者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反对任何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行动。　　
过去，中国的刑法中对反党反国是有明确定罪条款的，现在已经没有明确的反党定罪条款了，国内外一些处心积累想搞垮共产党的人已经不在少数了，有些人甚至就藏在共产党内部和级别很高的层级，这些潜伏在共产党内部的敌对份子掌握了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和劣势所在，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党内工作优势窃取了不少国家秘密，这些人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对共产党政权扔出一串威力极大的原子弹，不搞垮共产党，也会导致伤筋动骨的残废，我们时刻都要记住党内的阴谋份子是永远存在的，是不可不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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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走向？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及世界平衡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必须再当旗手，社会主义是人类必须跨入的一种社会制度，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无论遭遇多少波折，最终的方向是不变的，中国曾经坚定过，现在又开始怀疑，未来也许还会犹豫，不过，最终还是要扛起社会主义这面大旗。　　
在“冷战”时代，世界两大阵营围绕着意识形态展开争论，苏联被公认为当时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和领导者，苏联自命为“东方集团”的领袖，有社会主义盟主的架势，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认这一套，并公开质疑苏联的路线和性质，还斥之为修正主义，中苏在领导权的争夺上有过白热化的阶段，即使中国最后都没有真正意义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领袖，但是，却赢得了比苏联更大的意认形态之争的成果，世界上真正接受中国的国家比苏联更多，接受的时间更长，认同的领域更多，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传播更容易被世人接受并执行，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是这面旗帜的主体。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的意识形态争论真空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没有争论，两大阵营之间也没有争论，不争论并不意味着没有对立，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从此消失，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是落后制度要被淘汰，实事上，社会主义的暂时休眠只不过是人类认识问题的暂时休眠的体现，社会主义的未来仍然是最光明的，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　　
世界怎么办？资本主义的五大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相当深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还有没有反击之力？中国能不能捅突“新意识形态”之争的本质？能不能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悲观地看，中国是非常被动的，因为信仰者已经被清洗得差不多了，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很容易受到金钱的收买。乐观地看，中国又是非常主动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已经教育了众多的被迷惑者，他们不再迷信资本主义的教义，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展示出朦胧的觉醒，他们正在努力找寻渐行渐远的社会主义，也许当他开始碰触到社会主义的身体时，他们所激发出来的能量会波及到整个社会，这样的效应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所在。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在二十一世纪充当社会主义旗手？　　
首先是中国自身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如果用哲学的观点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分析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个具体事物的时候，必须与该事物有关的其他一切事物联系起来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该事物的性质、特点，及其产生、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之所以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是因为世界本身各事物之间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孤立地存在的，他们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事物存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联系则是绝对的，所不同的只是联系的方式和紧密的程度不同而已，他们之间有的是直接联系、有的是间接联系；有的是主要联系、 有的是次要联系；有的是紧密联系、有的是松散联系；有的是纵向联系、有的是横向联系等。 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既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同时又因其各自性质的不同，而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由于事物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之间联系的性质和方式的不同，也决定了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矛盾性质的不同，矛盾斗争的特点和方式的不同。如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直接斗争、间接斗争，暴力斗争、非暴力斗争，积极斗争、消极斗争，激烈斗争、温和斗争等等。离开事物的矛盾原理，无以考察具体事物应当或将会如何发展和运动。　　
考察中国到底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非是原于道义的选择，而只能从当今世界各普遍的社会联系及其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首先我们看，中国在解放后即新民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周围世界的环境。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那就是尽快发展生产力，使自己强大起来，否则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命运。周围的环境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已经被走在前面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所包围。然后再看看自己所处的状况，生产力是如此的落后，而且战乱之后，百废待兴。要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摆脱这种局面和命运，就必须选择一种能够尽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强大的基本制度。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必须具有以下的功能和效用：第一，必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生产力的发挥运用到极致；第二，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第三，必须能持久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力的作用，并持久地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 要做到这些，这种制度就必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而绝不能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如果仍然是一种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剥削制度，一是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二是即使求得一时的发展，但随着贫富分化的出现，必然会开始社会动荡和不安，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出于秩序的需要，出于本阶级利益的维护，就必然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压制，甚至暴力制服。如果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甚至可能最后导致统治者寻求外国势力的援助，国家重新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持续地保障生产力的最大速度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走上工业化道路所需要的原始积累。这就只有实行公有制才是最好的选择。试想，解放前的中国，工业有多少？连火柴也叫“洋火”，农业更不用说。就是我见到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许多农民还住的是茅草房，而前一辈的农民还不时对我们说，“你们生在新社会真是享福啊，有房住、有书读、有饭吃、有衣穿”，可见旧社会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如果还从自由资本主义搞起，你搞到什么时候？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成原始积累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守财奴”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原始积累的过程。说不定这个过程还没完，你就又被人家吃掉了！而选择公有制，就必须是人民民主专政，赋予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充分的、强有力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对破坏公有财产和这种公有制度的人实行专政，否则，那个公有财产就必然会被少数人占为私有。公有制，加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对少数敌对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就是一种全新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就在中国应运而生，只有选择这种制度，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因为只有它，才能尽快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最终战胜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和压迫。这也是为什么其他一些摆脱了殖民地继续搞资本主义的国家难以搞好的原因。这个道理也可以分析为什么有些国家或地区社会制度会跳跃发展的原因，一切都是与其具体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是整个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信？补课论者们可以试试看。机械唯物主义者往往不懂得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不懂得联系是矛盾的联系，矛盾是联系的矛盾；也就不懂得从具体的相互联系的各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认为世界的运动就是一种机械运动，同时在运动的规律性上，只注意事物运动规律的普遍性，忽视事物运动规律的特殊性，运动方式和特点的复杂性，也就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用这种运动观看待一切社会运动，似乎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要按部就班地从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缺少一个都不行。
二十一世纪，中国还必须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实事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救不了世界，更救不了中国，资本主义也不代表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调和不断发展的人类新时代的生产关系，这个世纪的第一场世界性危机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过度性特点，建立在完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人类引向光明和统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在企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大批人共同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产品生产过程变为由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产品也由许多人共同生产。在整个社会内部，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广泛发展，企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加强，整个社会生产已经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的社会化还从一国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必然产生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它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也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独立运转的系统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模型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分子的庞大”，人口基数是独立经济系统的最活跃分子，在一个系统内部，分子数越多，内能越大，这就会表现出两种趋势，如果这个系统的约束因为太多，系统会趋于冷却，系统能量不足，如果缺少约束因子，这个系统又会发生能量超控制的震荡，很有可能引起系统爆炸，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一个几乎无约束因子的自由体，不可能规范好中国这样一个大系统，社会主义是一个有计划、有控制的良性制度，它既可以保持系统的稳定性，又可以保证系统的活性，新中国刚成立的前几十年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稳定性较好，缺点是活力不足，新世纪中国所要树立的新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老版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制度是可控性、稳定性和活力俱佳的新型制度。中国如果想把自己真正打造成“G2”的角色，就必须要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良性社会制度，否则，我们拿什么作为进军世界的软实力？　　
其次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重新发展的需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社会主义遭受的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从此进入低潮期，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开始有缓慢恢复，但是，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采取了一种向资本主义逐步靠拢的反向策略，这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心，查韦斯领导下的委瑞内拉显然担当不了新社会主义旗手的角色，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能够担当领导角色的唯有中国，中国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最为广泛的国家，也是马克思著作出版最为活跃的国家，中国如此大规模、广角度地研究社会主义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装饰门面吗？我看不是，如果仅仅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也未免浪费太大，也更显中国有虚伪性太强，既然中国仍然还相信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还是光明的，就应当有勇气把全球社会主义复兴当作一项世界性事业来做。中国要想开创全球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从政权、政治层面做出创新，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如此兴旺，是因为他们取代封建社会以后的确表现出了很多优点，政治、政权,归根到底是为经济服务的，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已占优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王朝手里取得政权,创造了一个为保障资产阶级所有权和发展经济服务的相当复杂的政治操作系统,构成这个政治操作系统的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即代议制;二是分权制与权力制衡制度;三是政党政治;四是法制权威;五是舆论监督。这五样东西实际上都操纵在资本主义大财团及其政治代理人手里,正好像他们的企业股权掌握在他们选择的经理层手里一样。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功能来看,至少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服务是相当有效的,并且其宏观管理功能随着经济的需要(包括发展的需要,度过危机和困难的需要,调节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的需要)不断有所改进,并能保证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防止破坏法制的严重事件发生。社会主义制度能否表现得比资本主义现有的政治制度更好是关乎其命运的重要指标，如果中国不能建立一整套规范社会文明生活的先进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可能被中国人无情抛弃，更别说当世界领袖了，中国有没有比西方国家主张的实质内容更好的价值观？回答是肯的，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在揭穿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的同时，执定一整套真正的让人民享有最广泛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国的人大制度能不能做到真正代表人民？中国的一党政治优越性如何体现？法制文明如何配套以政治文明？这些问题一旦解决好了，中国是完全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朋友的。不但在亚非拉有朋友，而且在欧洲也会有很多朋友。　　
中国要想当好社会主义旗手角色，就必须在“新社会主义”制度上把握好时代发展的脉搏，必须建立一套让世界人民可以效仿的新型社会制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根据人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经由实践选择、改造、发展而形成的。形成之后也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吸取各门科学的最新成果,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它恰恰是终结了“终极真理”的局面,为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的某些论断和结论,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是可以改变也需要改变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它需要人们去研究、讨论,因此要有宽松的环境,以造成“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共产党人的“私产”,更不能由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形成“一锤定音,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具有一种统治式的政治权威。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应当具有的是科学的、理性的权威,是说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权威。　　
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内容应当包含：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遭到严重的挫折，又取得过辉煌的成就。21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现复兴与进一步发展，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数量虽然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从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增长和21世纪社会矛盾的深化来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会有新的进展，并且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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