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国企分红改革中“分红权改革”大有可为

国企改革方向需要探讨一种在新型公有制背景下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这样的对接过程中,国资委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桥梁,探讨国资委的合理定位也非常重要
从1979年开始,我国开始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最初以经营为突破口,利用十年的时间探索国企的经营权改革,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随后衍生到承包租赁,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太成功。直至1990年代初期,我们终于开始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研究所有制,提出了把股份制作为改革的方向。随着各项文件及配套措施的出台,中国的国企改革从此走上了正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一举扭亏,在2000年基本上完成了脱困,2010年国有资产达到数万亿元的规模,十年间翻了几番。在三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在逐步市场化。应该说,中国这些年的改革是大有成就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国企改革的速度大大降缓,并没有沿着原来大规模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推进,为什么?从宏观上来看,国企改革动作不大,但是行政审批反而大大加强。我们的政府除了履行裁判员的职责,维护赛场的秩序,还有一个国家队教练员的功能。在履行这两种职能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调控者,解决公平问题,另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实际控制人,而这两种身份在政府职能改革的时候界定不清。裁判员设定了过多的市场准入,这个民营队不能进,那个外资队不能进,这是政府的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政府设立了过多的行政保护壁垒。
原因何在?因为他们留恋审批,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大家不满意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些部门越来越强大。你要说国有企业垄断,垄断什么?垄断价格还是资源?价格都是批出来的,国企既无法决定由谁进入,也无法决定价格,关键还是在于审批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说了很多年,但是却从来没动过发改委,今天给中国经济带来阻碍的是以发改委和证监会为代表的审批部门,他们的一个指标就能决定谁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地方政府跑"部"前进,审批部门门庭若市,因为批文决定着资源的分配。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国企改革已经深入到了企业的所有者,而所有者是政府,政府的职能不转变,行政审批不放弃,而把所有社会注意力的矛盾都转移到了国企身上。不管是国有企业家薪酬过高、贪污腐败,还是国有企业成了特殊利益集团,都在与社会的对立中体现出来。
国家体改委的取消和发改委的强化是这些年我们在改革上最大的失误。今天如果要沿着正确的改革方向,必须推进到政府职能转变,削减审批部门的权力。所以,市场的准入不是国企设置的,也不是国资委,而是发改委,这个板子不能打到国企身上,这是体制造成的。
在国企改革中,我认为国资委的职能应该是管整个国有资本配置过程中的战略布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规则的统一监管,包括统计的统一口径,另外还要保护国有资产,避免流失,这些都是监管的基本职责,还有国资资本经营公司的人事。概括起来,国资委的四大职能包括规划、预算、人事和监管,规划把战略布局管住了,预算把钱管住了,让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派人把人管住,监管则把统计和法规、保护国有资产管住。
我认为国资委牢牢把握上述四大职责便可,让国资委下属的若干个"淡马锡"(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去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这样就能解决出资人和监管人相矛盾的问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国资委和企业之间的屏障,既能成为保护伞,也是储存国有企业上缴红利的蓄水池,国资委不能成为淡马锡,应该成为管理若干个淡马锡的监管部门。淡马锡的人由国资委管住就行了,不要再管到下面的企业去。可是长期以来国资委一心想当股东,结果导致了今天的被动局面,所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国资委的一身两任这种根本不可能统一的思路转移到构建国资委、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还有实体企业这三重系统。
国资委如果成为管辖企业的出资人,以后就无法再有统一的布局和规划监管,今后要搞几个国资委呢?文化产业、金融产业要不要都由国资委当股东,如果都当的话,那全是关联交易,老百姓说你的银行给你的企业去贷款,你解释不清楚的。
现在出现一些观点,说要消灭国企,从妖魔化国企演变到消灭国企,甚至要将央企的比例压到10%,并且不惜用美国和俄罗斯的分与卖,结果只能造就一个一个超级富豪,我是很反对这个观点的。回眸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通过股份制,通过资本市场,通过阳光的证券化探讨国企的持股比例,这难道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为什么要退回到私人独资和家族企业去呢?毫无道理!
另外,也有人说让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只要国资委不要在前台当股东,守住了监管的大权,考核企业将以盈利作为第一目标,那为什么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呢?公益的部分由财政部去承担,其他部分既然承认了要盈利,为什么不能在赚钱的领域竞争?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分得开吗?原来电力是垄断,但是现在电力市场又细分了。发电已经不是垄断了,只有输配是垄断。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们连售电也是竞争性领域了,所以说退出竞争性领域是没有依据的,一切以盈利与否作为考核指标,无法盈利便退出,将盈利的钱反哺人民反哺国家,对国有经济布局有利,对增加财政的资金有利即可。
我认为,今后国企改革方向应当坚定市场化、公司结构治理法人化以及股权结构多元化。国企改革方向需要探讨一种在新型公有制背景下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在这样的对接过程中,国资委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桥梁,探讨国资委的合理定位也非常重要。最后是要把中国的国企准确地进行分类,中国目前的优势就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建设资本集中程度较高的现代大公司的实力,今天我们不要把这种优势当成国有资本垄断的劣势,不要分卖给私人,而是要改造成具有超强竞争力的股份公司,与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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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国企改革新动力:推出容错机制与分红权改革
04:15:34 &&来源:东方财富网 &&
盘点2015年的国资国企改革,众多机构报告都曾用词“改革进展不达预期”。这也是各界对过去这两年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看法——“雷声大,雨点小”。  盘点2015年的国资国企改革,众多机构报告都曾用词“改革进展不达预期”。这也是各界对过去这两年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看法——“雷声大,雨点小”。  “总体来说,过去这一年国企改革是向前走,不后退,也达成了共识。”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虽然国企改革过去这一年有所进展,但是这个进展对市场来说仍是太慢,而且对于国企改革仍然没有明确的定标准、定时间和定目标的实施细则,也未有分类分层分阶段的实施方案。因而2016年的国企改革,需要有突破口让国企改革真正步入实施阶段。  国企改革在过去这一年实施缓慢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认为,比较普遍存在“担心犯错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免责”心态。因此尽快建立容错机制迫在眉睫。提出并推进分红权改革,有利于增强改革动力,为改革创造氛围。同时他认为对竞争性行业的改革应该要放开,国资委要主动规范与所出资企业的管理边界。以市场化退出方式解决困难、僵尸企业等三条药方也是来年给国企改革加速的重要动力。  国资改革有些慢  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划国资国企改革蓝图以来,国资国企改革一直是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  然而,这项改革牵扯层面之广,操作层面之复杂,内部分歧之大令改革内容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国资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直至日才正式揭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后,《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等9个配套文件也陆续出台。按照12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透露的,除了上述9个文件外,还有10个文件即将陆续公布。  文件的出台,给国企改革提供了操作的方向,然而在2015年年内,却鲜见有国企真的大刀阔斧动起来,外界对国企改革的评价难得一致地认为:太慢了。因为宣布要进行国资国企改革两年来,各项工作仍只是部署阶段,就连2014年7月国资委率先启动的四项试点工作,时隔一年半,试点方案与成果仍旧一字不曾对外披露过。  接受记者采访的部分专家对于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感到失望,希望国资委在内的中央各部委能够更加开放,创造有利改革的氛围。李锦表示,最近几个月从上至下热议“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却鲜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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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什么在国企改革中“分红权改革”大有可为…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解放思想,唯有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大量民企改革的实践已经说明,“分红权改革”是当前最简单直接有效且几乎无成本的改革措施,对当下的国有企业也有普遍的适用性&周放生/ 文&目前,国有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5月底,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6522.6亿元, 同比下降8.4%,煤炭、钢铁和有色等行业亏损。虽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国企改革一系列重要文件已经下发,但还没有真正动起来。  自从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来,“降成本”就成为国企改革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一说“降成本”,人们就习惯性地盯住降工资,以为降工资就可以直接降成本。事实上,在国企效益下滑情况下,一些国企也在试图通过调减职工工资的做法来“降成本”。功效挂钩从道理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它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许多企业越降越亏,越降越没有积极性,直至破产。因为企业亏损大多数干部职工是没有直接责任的。&企业降成本的空间在哪里?  毫无疑问,“降成本”是扭亏增盈、提高边际效益最大的好办法。  根据经验,民营企业降成本的空间有10个百分点,国有企业降成本的空间有10到22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能做到,许多亏损企业可以扭亏为盈。微利企业可以增长利润。台塑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制胜法宝就是比较成本。王永庆让人研究台塑上一个新产品的可研依据就是,质量、性能相同条件下,成本可否比竞争对手低15%?且一票否决。成本能做到低15%,靠的是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是拧毛巾拧出来的。台塑做到了。日本企业的“精益管理”“看板管理”也是为降成本。  那么,企业降成本的空间在哪里?就是企业司空见惯的浪费、腐败、决策失误、冗员。其中,浪费是最大的降成本空间。  浪费国企、民企、外企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国企整顿奢靡之风也是减少浪费。最大的浪费则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随处可见的跑冒滴漏。贵买贱卖、材料消耗、能源损耗、汇率、利率、废品率、财务费用、应收账款、担保,方方面面潜力大得很!如何将浪费潜力挖出来变成利润?  几十年前我在当工人的时候,就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当时工人工资只有几十块钱,而工人干活稍不留神出了一个废品,其价值就几百块钱。当然废品不可能完全不出,但如果操作用心一些,完全可以做到少出废品。问题是废品减少也没人奖励,废品多了,也没多大责任。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在规定的废品率以内减少废品,就奖励其产品价值的哪怕是5%(20元),那对操作工人来说,那时是不得了的收入。他们一定会特别用心操作,努力降低废品率。  我不解的是,废品浪费的是钱,给工人发工资也是钱,如果有一种机制,将减少浪费的成本哪怕是很少部分奖励给直接贡献者,看起来增加了人工成本,但降低的材料成本要比增加的人工成本多得多。只是成本结构的变化,单位产品的绝对成本在下降。  有人会说,浪费可以进成本,奖励发钱涉及到工资总额,需要上级批准,谁会批啊?有权批准的人又会说,“本来就不应该浪费,减少浪费是你们的职责,怎么还能要奖励?亏你们想得出来!”这又变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那我要问:为什么台塑可以做到?改革的民企可以做到?国企为什么不能做到?无非是宁可浪费,也不可奖励。浪费谁都没有责任,可奖励问题就大了。大家都知道,企业下水道、垃圾堆里的损失往往比企业利润还高。但已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我的困惑至今没有解决。  浪费靠老板老总盯着是没有用的。第一,你不可能总盯着;第二,你本身未必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浪费是众人之责,靠盯着、靠核算、靠考核、靠审计、靠下指标、靠监管,实践证明在什么企业都不大管用。减少浪费,只有靠直接的激励制度才能做到。靠加法实现减法。  降成本的关键,不是降工资,而是减少浪费的成本、减少腐败的成本、减少投资失误的成本。减少浪费、腐败和投资失误的最简单最有效办法,就是通过激励改变成本结构,降低总成本,具体说就是通过分红权改革实现降成本。&分红权改革的成功样本  分红权改革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年前山西晋商票号(钱庄)经营中所采取的制度。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总部在山西平遥等地,“分行”(分号)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地分号由掌柜子(代理人)掌管,东家(股东)最大的担心就是如何让掌柜子忠心耿耿好好干活,避免他们卷款外逃。当时监管措施很难实施,因为分号距离总部遥远,鞭长莫及。  为了解决这种委托-代理的内在难题,这些东家发明了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制度安排。他们将股份分为“银股”和“身股”两种:出资的老板拥有“银股”,不出资的掌柜子和伙计享有一定的“身股”,参与经营、管理和分红。一个分号年终利润的60%归“身股”,也就是由不出资的掌柜子和伙计分享,东家只拿小头,也就是40%。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掌柜子和伙计成为利益共同体,都有动力好好干活,同时互相监督,使得卷款外逃事件难以发生。他们经营的结果,坏账率只有千分之一。这是一个奇迹,至今为止,世界上任何银行都不可能将风险控制到这种地步。山西票号300多年长盛不衰。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公司治理中也同样遇到了委托-代理矛盾,并且为此设计了各种制度,但是都没有找到根本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人在300多年前就智慧地设计了一种非常符合人性的“身股”制度,解决了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既简单又有效。电视剧《乔家大院》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上世纪90年代,企业家郭凡生创业时,就尝试用这种共享分红权的方式来发展企业,一直到今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他的带动和推动下,全国有1万多家民企实行了“分红权改革”,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的魔力。  在目前大环境下,许多实行共享分红权的民营企业利润逆势增长,亏损企业扭亏为盈,盈利企业更上一层楼。利润来自降成本,来自改革红利。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四季民福烤鸭店”。  今年春节期间,北京四季民福烤鸭店排队的人从楼上排到了楼下,十个连锁店,几百名员工忙得不亦乐乎,而老板季洪生却在节前就回安徽老家过年去了,且乐不思京。哪有这样放心放手的老板?我问过他,他说:“员工比我还认真,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是怎么回事?  四季民福烤鸭店是民营餐饮企业,经理、员工都是打工仔。过去的管理是论功行赏、功效挂钩。几年前季老板换了游戏规则,实行老板和员工利润共享(员工没有股份):确定一个利润基数,三年不变。增量利润分配倒三七,骨干员工拿大头,老板拿小头。  新的游戏规则就是“分红权改革”,用一句时髦的话是典型的供应侧改革。他们的逻辑:承诺分红——降成本——实现分红。  “分红权改革”首先带来的是骨干员工(职业经理人、技术骨干、业务骨干)思想的改变。他们认为每增加一块钱的利润我们可以拿大头,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干?他们从为别人干活变为自己干活,为别人干活和为自己干活能一样吗?  四季民福烤鸭店在北京有十个店,我几乎都光顾过做案例访谈。但哪个店都得排队,少则40分钟,多则1个小时,无论冬夏。大春节的,老板回老家过年去了,员工们仍然干得热火朝天。“分红权改革”后员工的感觉是“从前打工仔,今天当主人”,身边的浪费、腐败、失误、冗员、低效再无藏身之处。企业利润大增,员工收入大增,老板得的也更多。  分红制改革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符合人性。分红制改革带来的不仅是利润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人们理念的改变,将人性中渴望过好生活的愿望激发出来,使人性中懒惰的一面得以抑制。&“分红权改革”大有可为  “分红权改革”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创造出改革红利。完全符合中央“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共享”理念。当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本质就是“收益权改革、分红权改革”。  “分红权改革”几乎没有门槛,不动产权,不动决策权;不动存量,不涉及改制,不涉及流失;不影响职工岗位,保持企业稳定。易启动,见效快。民企员工通过“分红权改革”成为民企的主人,国企的员工同样可以通过“分红权改革”成为国企的主人。“分红权改革”完全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广泛实行。在“亏损企业”中可以更大胆一些,“死马当活马治”实行减亏分红、扭亏分红。只要企业能脱困解决问题,什么招都可以用。治理僵尸企业思想不能僵。  国务院国资委【号《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明确“经批准可以探索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奖励分红”。“分红权改革”有法可依,适用于充分竞争性领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改革。可以先选择一批企业试点。  上世90年代,中科院批准联想员工可以享有35%分红权,这就是联想最初的“分红权改革”。后来财政部同意将账面上员工应分未分的收益转成股份,之后民营资本进入,形成了今天三足鼎立的股权结构,目前国有股仍有36%。20年下来国有资本大幅度增值。“分红权改革”使联想有了主人,解决了联想发展的内因。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搭了骨干员工资本的便车。没有20年前“分红权改革”,很难想象有联想的今天。  社会上可能会对国企实行“分红权改革”有疑问:这是不是在分国有资本的利益?这需要讨论一个根本问题:企业的价值(利润)是谁创造的?应该归谁?  一种说法,企业的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都应归劳动者,与资本无关。这科学吗?那谁还会冒险去投资呢?  另一种说法,企业价值都是资本带来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都应归资本所有者。那不是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全剥夺了吗?这合理吗?  两种主张、做法都有偏颇之处,都不够科学、合理。还是中庸之道好,企业价值既有资本带来的,也有劳动创造的。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天经地义。就像俗话所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共享成果。  在国企实行“分红权改革”,骨干员工们参与了企业价值的创造。越是高科技企业,员工创造的价值越多。骨干员工们拿的是自己应得应份的。而不是分国有资本的利益,更不是国有资本的流失。  “人的因素第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任何物质创造中,人的作用始终是最重要的。在我们的传统理念里,往往“见物不见人”。坚持人是第一位的。人是最可宝贵的。骨干员工参与分红顺理成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利益“共享”才是公平的。“劳动股份制”是合理的。这是实事求是。  为什么“分红权改革”在部分民企迅速推开,甚至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民企老板明白利他利己的道理。他们认识到,企业的价值是员工们创造的,没有员工们的创造哪有他的呀。小河满了,大河才有水。国企分红权改革的文件已经下发了八年,却没有真正动起来。国企经营者、骨干员工肯定有积极性,但管理者觉得利他也利不了己。还可能为此担责任,谁愿意推动呢?国企改革难就难在这里。有大局观的人才能想明白。“分红权改革”还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至今还没列入改革脱困的政策措施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解放思想,唯有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大量民企改革的实践已经说明,“分红权改革”是当前最简单直接有效且几乎无成本无风险的改革措施,对当下的国有企业也有普遍的适用性。关键是有人要想明白担当责任。许多因管理不善而陷于困境的亏损企业如果实行“分红权改革”,应该会很快显现成效。当然,如果是资不抵债,或者陷入严重困境、没有市场前景的国有企业,也只能破产,实行市场出清,由市场来重新配置资源。作者为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本文首刊于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原标题:《分红权改革:符合人性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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