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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开发建设史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缩影
　　背景链接?三线建设
　　1964年至1980年，为了“备战备荒”，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部署在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简称“三线建设”。
　　三线出自毛主席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个。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乃至整个世界工业建设史上堪称奇迹，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攀枝花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
　　三线建设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学术界把这段历史的上线定格在1964年。为什么这样确定？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毛泽东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决定取消此前早已确定的考察黄河沿岸的计划，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激情澎湃、气势磅礴的诗人，作为共和国最高决策层和最终决策者，毛泽东立即从黄河考察的革命浪漫中回归到了“备战备荒”、“保家卫国”的思想轨道，新生的共和国将再一次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一个刚刚挺直脊梁的大国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怎么办？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能迅速展开并非偶然。据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早在1964年的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这直接说明，毛主席直接把三线建设的主战场摆在了攀枝花。
　　毛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把攀枝花开发建设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战略高度，特别重视，反复强调，明确指出：“……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搞攀枝花，第三个五年不一定全建成，打个基础，战略布局才展得开。为了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他工业也跟着上。不搞第三线，总是在沿海现有基地中转，就展不开。”他还指出：“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建设攀枝花，要有紧迫感。这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这些讲话都表明，毛主席对开发建设攀枝花下了最大的决心。
　　日，毛主席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再次提出：“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当年6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强调指出：“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要有第三线，要搞快些，但不要潦草。”当年8月，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要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当年9月，毛主席在杭州谈到修建西南铁路时又一次说：“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当攀枝花钢铁项目决策出台后，围绕攀枝花钢铁厂选址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当时中央工作组先后考察了18个选点，最后集中到3个点上，其中主要为攀枝花弄弄坪、乐山太平场两个方案之争。当时毛主席分析指出：“乐山地面虽宽，但无煤无铁，如何搞钢铁？主张乐山方案的是怕土石方量大。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抗美援朝能打赢，就是靠打洞子。”“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毛主席肯定了首选弄弄坪建厂的合理性，还说下次的中央会议准备在攀枝花召开。由于毛主席的肯定，弄弄坪建厂终于得到确定。毛主席这番话明显含有批评意味。在最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问题上，毛主席的倾向性意见一锤定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一位领袖对国家存亡的焦虑决定了弹丸之地――攀枝花在我国三线建设坐标中的地位和作用。攀枝花由此脱颖而出，世界瞩目。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1999年7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中，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辛文在《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的专题文章中写道：三线建设1965年――1978年，从投入方面来看，国家财政对四川投入资金量380亿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投入量，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从项目方面来说，300多个，建设和建成的国有企业中，包括了军工、冶金、机械、电子、原煤、建材、天然气、化工、医药、核工业、航空、航天、导弹发射基地、铁路等行业和产业。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整个三线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没有三线建设也就没有攀枝花这个工业基地，更谈不上有攀枝花市在中国地图上的出现。我多次去过攀枝花，目睹山城率先崛起带动了西南三线建设，使四川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和生产的主力军。
　　三线建设涉及西南三线、西北三线和中南三线，其重点在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三线地区，项目投资占全国三线建设的三分之一，其中四川占全国四分之一。攀枝花以其丰富的资源，近矿、近煤、近水、近林及炼钢炼铁各种辅助原料齐备的全面优势，且地处内陆腹地，地势隐蔽，地形险要，是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十分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从当时中央高层对攀枝花的定位和重视程度看，毛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支持。从“攀枝花”地名确定、攀钢厂址选定、攀枝花特区领导管理体制的确定等涉及攀枝花建设的重大问题，无一不是由毛主席亲自拍板决定。在攀枝花项目建设方面，周总理亲自负责安排部署，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赴攀枝花指挥，国务院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具体执行，中央13个部委集中会战攀枝花，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工业建设项目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中投资最大的项目。在资金配置上，国家在攀钢一期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一共投入近百亿元，约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二十分之一；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投入约50万人（不含大量无正式编制民工），约占三线建设投入人力总量的十分之一。如1965年初，国务院10个部委的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1300人的设计大军，进行了一场在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弄弄坪“设计大会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解决铁路交通的运输问题，1965年7月，国家建委和交通部从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抽调精干职工4650人、汽车1500辆，组成交通部直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担负从成都、昆明即从南北两线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1969年7月，汽车运输总公司又成立“大型汽车运输车队”，配备各类大型牵引车58台，大型拖车39台，20吨以上载重汽车40台，负责南线昆明到攀枝花重、高、大、长件运输，解决了铁路交通、特大型机械、设备的运输难题。从1965年深秋开始，著名的“五大车队”1500多辆汽车悬挂着“坚决把物质送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的大幅标语，昼夜兼程，奔驰在1300多公里的川滇西线公路上，不到3个月，就使攀枝花的物资运输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据统计，当时加上特区各企业的运输汽车，总计约3500多台运输车辆，从1964年到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前，共运送生产生活物资800多万吨。这在共和国建设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建设规模和产业地位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战略中心。三线建设的重点就是“两基一线”：“两基”指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指成昆线。1965年11月底，邓小平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地区，拍板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格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其基本设计是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这其中攀枝花是一个中心和枢纽环节。
　　从建设成就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三线建设虽然共有1100余个项目，但大多以一个企业、一所院校的形式存在，唯有攀枝花是以特区机制和地级市规格全面新建的项目。
　　从辐射能力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一颗璀璨明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城市的兴起，带动了攀枝花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相关支柱产业的形成。
　　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攀枝花和成昆铁路的开发建设，至少改变了3000万人口的命运，缩短了金沙江流域与内地50年的差距。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
　　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上，全国通盘考虑，通过国家对资源的计划配置这一方式，调动全国有关方面的人、财、物，加之艰苦创业，战胜种种困难，创下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攻克“呆矿”、打破传统设计建设“象牙微雕”钢城、突破“地质禁区”建成成昆铁路等系列奇迹，走出了一条合乎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线工业建设道路。
　　198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第四次“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会议”上说：“攀枝花是六十年代中期‘三线建设’的重点。现在回头来看，三线建设中最有成效的工程，一是成昆铁路，二是攀枝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基地与国家的存亡是休戚相关的。如果看不到攀枝花的战略地位，那是近视的，错误的。”
　　对攀枝花开发建设，方毅是情有独钟。这位亲自主持了被誉为中国“三个聚宝盆”：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和金川的镍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人，曾9次参加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8次亲临攀枝花考察，并以成为“攀枝花人”为荣。每当谈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明决策，开发建设攀枝花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取得巨大成就时，都激动不已。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到底取得了哪些方面成功呢？
　　――建设速度是快的。三线建设最重要一点就是与“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建好攀枝花，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攀枝花建设速度可说是最快的。1965年开始小批量集结队伍，1966年大批量集结施工队伍，10多万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距日攀钢1000立方米一号高炉正式出铁，不到5年时间。与此相配套的冶金矿山、焦化厂、烧结厂、煤炭、电力、运输等完全建成投产。之后，每年一个主体生产厂建成投产。1971年出钢，1972年轧出钢坯，1974年8月具有年产110万吨轧材能力的轨梁厂投产。这标志着攀钢选矿石→铁→钢→钢坯→钢材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攀钢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从出铁到成材，只用了四年时间，在深山峡谷中，这种建设速度是没有过的。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时所说，“攀钢的建设速度在全国同类钢铁企业中是最快的”。
　　――建设质量是好的。投产数十年来，从煤炭矿山到冶金矿山，没有一条井巷出现垮塌，没有一个采场、采区出现过因矿产资源不实而荒废，没有一个矿井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攀钢冶金主厂区，没有一个主体生产厂因工程质量而影响达产能力；攀钢焦化厂大容积焦炉二十年无大修，被评为“全国红旗焦炉”；电力系统三座火电厂，其十一台发电机组，没有一台因工程质量而影响生产能力的发挥。攀枝花整个工业基地处在地质灾害多发的深山峡谷，几十年来，没有一座主体厂矿出现因灾难性地地质灾害而搬迁、重建。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的“设计革命”，没有对工程质量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而且之后又都做了补救、恢复。正是由于设计、施工质量的保证，攀钢主要产品铁、钢、钢材等在1980年均达到和超过设计生产能力。
　　――建设投资是省的。以攀钢主体生产厂区为例，到1974年底，攀钢一期工程初具规模，形成150万吨钢综合生产能力，投资用了14.8亿元，吨钢投资不到1000元。以电力系统最早建成投运的501电厂为例，三台机组总装机3.6万千瓦，再加两台2000千瓦机组，总共装机4万千瓦，投资3935万元，每千瓦投资815元。
　　――投入产出的效益是显著的。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家对攀枝花投资已全部收回。按照投入与实现税利的投入产出比，攀枝花为1:0.75，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5倍。
　　――攀枝花基地作用的发挥是连续、稳定、持久的。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每年钢铁产品、煤炭产品、化工产品、钒钛产品和各类矿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攀钢已成为我国继宝钢、鞍钢、武钢、包钢、首钢之后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钢材紧缺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和发展，改变了我国钢铁产业南方少、西部地区寡的状况，为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钢材保障。同时还带来就业贡献，在当下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攀枝花吸引了大量外地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还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总之，通过开发建设，攀枝花形成了一个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攀枝花已成为大西南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上个世纪末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坚实的人才、技术、管理、资金基础，攀枝花城市及经济的辐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攀枝花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孕育出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为主要内涵的攀枝花精神。
　　可以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正是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特事特办”、“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所结的硕果，是三线建设成功的典范。
　　结束语：活态的“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
　　三线建设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今天，三线建设已不止是一场战天斗地、波澜壮阔的国防建设、工业布局调整，也不仅限于1100多个具体项目，它已经演进和抽象为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的概念，上升为人类经验和固化记忆。
　　三线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比如攀枝花，我们拥有全国最大的露天钒钛磁铁矿山――兰尖铁矿，有全国最大的独立煤矿――宝鼎煤矿，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地下火力发电厂――503地下战备电厂，有全国最大的木材水运遗址――金沙江?雅砻江水运遗址，有20世纪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还包括大田会议会址、仁和会议会址、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攀枝花建设总指挥部遗址及渡口吊桥、密地大桥、老邮电所、大渡口电影院、渡口火车站、攀钢一号高炉、兰尖平硐、兰尖铁矿矿床等系列三线建设遗存。其中，许多三线建设设施还在生产使用之中。可以说，攀枝花就是一座气势恢宏的活态的“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这些既是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走工业化道路的最大标本，也是三线建设最大的标本，又是三线建设文化遗产中最精华、最具三线时代风貌的文化遗存，是三线建设这份人类记忆的最好载体，必须倍加珍惜和保护。
　　如何保护和传承三线建设文化遗产？近年来，攀枝花集中各层面专家展开了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课题成果，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思路：第一步是建设“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步将攀枝花整体申报为“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第三步协调三线建设所涉及的13个省区联合捆绑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中国梦”希望能进入决策层视野，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使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目前，攀枝花率先倡导并大力推动的三线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果，攀枝花市与中国社科院共同发起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已于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同步召开了“纪念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座谈会”；从2010年开始策划、论证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2亿）已“落地生根”，正在紧张建设之中，力争明年3月4日攀枝花建市50周年之际开馆。此外，攀枝花参与协助、配合的10集纪录片《三线往事》在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10集文献专题片《永远的铁道兵》已于12月5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播出，参与策划支持的央视10集文献专题片《大三线》正在拍摄之中。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在建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将建成三线建设历史资料库、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三线建设精神传承地及三线建设者及其后代的“朝圣地”。总之，攀枝花要将三线建设博物馆建成广大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路线的成果”（朱F基语），攀枝花结出了三线建设最大、最辉煌的硕果，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就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一个缩影。当前，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催生了攀枝花资源的深度开发，攀枝花传统资源型城市正在转型的路上，阵痛并快乐着。我们深信，在“阳光花城，康养胜地”的天平上，将增加一个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的沉甸甸砝码。
　　（攀枝花市文物局 张鸿春 刘胜利 本文参考了王春才、宋毅军、秦万祥、钟少曦等同志的研究成果）
编辑：杨琴
| 法律顾问 |一个时代的结束：上海小三线建设口述史（下）
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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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三线建设口述史(下)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上海小三线建设日益显示出和时代发展趋势的脱节。
首先，中央认识到以备战作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小三线建设已不符合国际国内发展的客观环境，和平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其次，受制于小三线的自身局限性。上海小三线军工生产出现困境，1980年国务院财政投入上开始大幅度压缩国防费用，其中1980年比1979年下降44.5%，1981年又比1980年下降21.2%。这一政策调整使以生产单一军工产品的上海小三线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军工产品需求的减少导致军工产品原有的利润大量减少，上海小三线企业陷入订单减少、大量产品囤积的尴尬处境，使占总数59%的上海小三线企业不得不停工或半停工。
1979年后，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面对困境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积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稳定巩固、统筹安排、军民结合、整顿提高&的工作方针，果断实行&军转民&，最终后方只保留12个厂的军工厂建制，其余企业都调整为完全生产民品或军品民品相结合的生产格局。
面对生产任务不足的困难，小三线企业不得不广开门路，&找米下锅&。如1981年1月-8月，上海小三线的八五钢厂累计亏损229万元。面对严峻的局面，八五钢厂一方面派人外出四处奔走求援原燃料，另一方面实行钢材价格下浮、运费补贴和送货上门等优惠措施。至1981年末该厂的亏损额比上半年稍有减少，并且比原上海市冶金局下达的计划亏损额800万元少373万元。但即便如此，八五钢厂仍是处于亏损状态。
上海小三线由于品种多、生产不专业化、生产销售没有实行一条龙，而且缺乏规划性，因此对小三线企业只是从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进行调整，是远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1987年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和浙江省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在安徽屯溪共商有关上海小三线调整事宜。 （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提供）
选址原则拖了后腿
上海小三线企业经济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地理位置的劣势。上海小三线在选址时按照中央的规定&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小三线单位都建在偏僻的山坳中，布局分散，生产点孤立，远离原料产地和工业城市，成本大，能耗高，转产民品也无竞争能力，利少弊多。
当时后方瑞金医院可以建造在公路旁，并且可以做到隐蔽，但是根据选址原则，得把山的四分之一炸掉，最后建在绕过这座山的一个名叫蛤蟆坑的地方。军转民后，正是这种隐蔽严重影响了小三线各个企业的发展。假使说上海和皖南山区同时有两家工厂生产相同的产品，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是相同的，但是皖南小三线工厂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要远高于上海，采购方当然只会购买上海工厂的产品。倘若无法打开销路，生产的产品无人购买，那么小三线企业自然无法扭转亏损的形势。同时，地理位置的劣势也给小三线员工生活带来了较大的烦恼，他们每次回家都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同时面临交通安全隐患。
矛盾层出不穷
上海小三线企业中，每个厂员工的数量多则几千人，少则亦有数百人。军工厂的性质使得绝大部分的小三线企业与周遭环境和社会隔离，每一个厂自成社会，而这种&小社会&有其不可回避的弊端。企业的干部不但要组织军工产品的生产，而且还要承担许多城市工厂不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诸如办中小学、幼儿园、派出所、居委会、婚姻介绍所、商店、菜场、老虎灶（即热水供应站），处理和当地关系等。因为不少企业夫妻父子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势必形成干部处理各类问题时的难度。干部精力分散，穷于应付，同时企业开支增加，成本上升。如此一来，小三线建设中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是小三线员工子女教育问题日益严重。1978年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给上海市委的报告指出：&后方小三线现有中小学共48所，教职员工和学生共6000余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质量低劣，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特别是教育机构不健全，业务领导渠道不通。后方教育事业，安徽省教育部门明确不予领导。对小三线职工子女就学、升学等问题不解决好，对稳定三线职工情绪十分不利。&&学生人数不多，读一年级、读两年级没有像现在小学这样很整齐的一批人一批人这样，比较乱&，即指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混在同一个班中学习。师资力量方面，瑞金医院和后方仪电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当时均有下属学校，不过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单位里的员工，属于&业余&教师级别，教学水平甚至远远不如安徽本地的一些中小学校。
为了能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很多小三线职工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上海学习、生活。然而，从小与父母聚少离多，这些孩子缺少应有的关爱与管教，更甚者走上歧途。譬如前进机械厂一对双职工夫妇，出于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吃苦的考虑，把三个幼子留在上海独立生活，每年双方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其后果是这三个孩子中有两个因犯罪锒铛入狱，为父为母的痛不欲生。因此，在小三线广为流传&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说法，无不流露出员工们消极失落的心情。
其次是未婚青年比例失调而导致的婚姻问题。军工厂的性质促成了部分上海小三线工厂里男多女少的局面，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初期迁往小三线时，他们还是一群20岁以下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鉴于军工厂为保密单位，职工常年住在山里，与外面世界接触甚少。近十年过去了，这些年轻小伙到适婚年龄，便出现了找对象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小三线各级领导干部群策群力各显其能。八五钢厂曾在《青年报》上刊登了招收女职员的启事；在1981年的《文汇报》上，上海小三线22个企业集体刊登招收未婚女青年的广告；1980年11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24个婚姻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一年多后，整个后方小三线已有569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其中126对已调到后方基地工厂，还有833对男女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
据一位后方瑞金医院亲历者回忆，当时在后方有个有趣的现象，小三线的男员工到医院看病时，&都是活蹦乱跳地过来的，用一辆大巴士或大卡车，一车一车地运来，厂里女的很少，小伙子很多，他们把到东方红医院（后方瑞金医院的名字）来看病，当作是一种透气，一种来开眼界来玩一样的感觉，都很开心，我们里面有不少的护士都通过牵线搭桥等方式和他们结婚了。&
可是，刊登征婚广告成就婚姻的毕竟在少数，医院的护士在小三线所有员工中也只是占一小部分，所谓的杯水车薪而已。后方男多女少的局面使得众多男员工的婚姻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第三，后方生活不便，且单调乏味。从就医方面看，小三线先后建造四所医院，却远不能解决后方将近十万名员工及家属的看病难的问题。由于医院与小三线厂之间距离远，交通不便，因此很多厂的员工每周仅有一次前往后方医院看病机会。在饮食方面，由于上海与皖南相隔四百多公里，小三线用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甚至连职工吃的酱油和萝卜干，都要靠上海车轮滚滚地运去。这种畸形的工厂从开始建设就成了上海沉重的包袱。尤其到了上海小三线建设后期，大部分工厂军工任务下降，民用产品无法大规模生产，员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在封闭的环境下，员工又处于较为空闲的状态，使他们更加感到生活单调、乏味。正如一位亲历者回忆的，&小三线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不够活跃，特别是单身职工普遍感到业余生活枯燥。&
第四，户口问题和工资问题。从1972年以来，小三线职工新生小孩户口申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孩子户口，安徽不给报，理由是有些母亲户口在沪；上海又不给报，理由是父母或母亲已去小三线工作，小孩户口不能报入上海。户口问题关系到员工子女的升学问题等，影响着员工的切身利益问题。
原后方683运输车队员工谈先生从小跟随父母去后方协作机械厂生活、读书，户口也迁到了后方。虽学习成绩优异，却因为户口在当地，只能考当地高中。面对这种情况，他最终放弃了上高中就学的机会。另一位倪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被调到上海小三线后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因此他只能拿山东的53元工资，而上海的工资则在59元。他和另外一位被采访者吕先生的情况相同，两者均在小三线待了8年，两人的工资却始终没有涨过。这从一个方面滋生了后方员工的不满情绪，使得小三线矛盾日益尖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和过去一样没有高考，小三线职工子弟极有可能在其父母企业单位获得工作机会，但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不少有志青年觉得再在小三线待下去是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他们纷纷为自己的未来寻找新的路子。生活在小三线大山中的应届和历届学生的高考录取率远低于上海市区同类情况，通过高考跳出皖南山沟的，在小三线可以说不成比例。同时这些凤毛麟角的成功者大学毕业后也都不愿回小三线，而进入小三线的大学生也是屈指可数。这些情况尤其令人心灰意冷。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在后方瑞金医院搬到皖南时，要求有30名高级医师（相当于现在的主任医师）一起迁往内地，其中唐振铎和魏珂等医生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回上海之后，其医术都是赫赫有名的。但他们若一直留在安徽，没有先进的设备来做实验、没有完整的图书资料，则其精湛的医术将得不到提高，甚至退化。
1988年，按照国务院的统一指挥，在上海市委和市府的果断决策和精心安排下，上海小三线调整工作顺利完成，上海小三线绝大部分员工迁回上海，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的安置，在皖南所有固定资产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
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
上海把全部固定资产交给安徽之后，安徽当地政府对其利用成效不大。现如今，原小三线厂大多面目疮痍成为了这些企业的普遍现象。极为少见的是，安徽宁国县利用好了上海小三线企业胜利水泥厂，使其成为宁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上海在安徽宁国县先后建造了15家企事业单位，上海小三线调整改造之后，宁国从上海接收了其中的14家。接收后的1987年末，县属工业通过利用改造小三线，新增工业产值2560万元，利税367万元。也正是从这时候起，宁国从一个农业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县。自2000年以来，宁国连续多年综合实力居安徽省县（市）首位。可以说，宁国经济的腾飞，离不开上海小三线企业的基础。
另外，在东至县原小三线化工区也出现了大力发展的势头。至于安徽当地人士通过和小三线企事业各种关系和友情，在随后的日子中走出山坳融入上海，经过艰苦奋斗取得成功的大有人在。
上海小三线对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一些小三线员工回忆道，&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有些当地农民还穿着清朝的衣服！询问今夕是民国几年的大有人在。后方瑞金医院所处的蛤蟆坑，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连日本侵略军都没有进来过。&上海小三线为当地居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现代世界的窗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企业的发展正需要资本的大量投入，上海小三线企业将全部固定资产和一部分流动资金无偿转交给皖南，为当地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当地奠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不少安徽同志深情谈到，仅上海小三线给当地带来的通电通水通公路这三项，就足以使当地提前二三十年实现现代化。可以说，上海小三线企业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异常重要。
然而，这些重要性并不能掩盖最终上海小三线调整的事实。上海小三线建设的盛衰始终和那个时代紧密相连。小三线在特殊时代背景下诞生，随着斗转星移，它滞后于时代的洪流，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的。而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七万多小三线员工的命运，尤其令人掩卷而深思。
（吴静系上海大学档案馆档案管理员，徐有威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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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吕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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