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李慧青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下称《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会议》上提到的"三次分配"的说法并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现。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第三次分配将作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一、我国三次分配的内涵与意义

在我国，初次分配是指市场根据要素效率进行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再分配，体现了国家意志强制性；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各个主体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募集、捐赠、志愿等慈善公益方式自愿进行的收入分配。如果说初次和二次分配分别是由"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推动的，三次分配则可理解为不同于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的"社会之手"所推动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我国的三次分配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在西方的传统中, 社会福利历来是社会集体本身的功能, 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慈善事业，例如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捐款用于宗教组织。以现代欧洲福利国家为例，有许多社会问题单靠政府是无法解决，福利工作成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西方国家的政府致力于以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缓解分配不公等财富伦理危机，然而它将贫困的原因完全归于贫困者自身，却有意忽视由于资源配置不公，地域差异、代际差异等导致的贫困。在这种思路下，即使绝对贫困可以消除，相对贫困也永远难以消除。在西方社会大批产生富人的同时，也总是每时每刻在造就相对贫困者，永远不可能达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我国的三次分配是为了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及具有转移支付的功能，这对于缩小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sector）这一概念由列维特等人（Levitt，1973）首先提出，即非公非私的、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企业的第三类组织。西方的第三部门是要克服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具体地讲，就是"民主制福利国家失灵"与"规范竞争的市场失灵"。而我国的三次分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一方面，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财富积累，为三次分配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全社会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之间形成的供求缺口，为三次分配提供了现实需要。

有人担心三次分配是劫富济贫，是重回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三次分配是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的产物，其目标是和市场经济和公共政策一起推进共同富裕。在8月17日的会议里，已经明确了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模式，"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历史经验已经证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会降低全社会的效率；但如果一切"效率优先"，就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不断积累，一旦出现阶级固化，私营部门活力就会下降，进而导致全社会效率反而下降。因此，三次分配应该成为推动私营部门活力的改革的一部分。不同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我国的三次分配不仅要帮助解决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社会不平等，还需要协助纠正长期性机会的不平等，也必须帮助纠正慢性不平等的机会。

二、我国三次分配的发展现状

公益慈善是三次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个层面，公益慈善的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正在积极探索和推进中。在中央层面，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从体制和政策上大力推进公益慈善发展。酝酿多年的慈善事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地方也陆续出台了促进公益慈善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根据《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 年底，全国共有经常性社会捐赠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1.5万个（其中：慈善超市4655个）。全年共有2401.4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供了5741.1 万小时志愿服务。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中汇集的注册志愿者1.9亿人。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1059.1亿元，比上年增长21.3%。全国备案慈善信托482单，慈善信托合同规模24.7亿元。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比上年增长3.2％；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061.9万人，比上年增长5.2％。社会组织具体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类，分别拥有374771个、8432个和510959个。从2016年到2020年，基金会年增长率分别为16.2%、13.5%、11.5%、7.8%和11.2%。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慈善的重要支持力量，不仅表现为企业捐赠，更体现为企业对于劳工福利、环境保护、社区回馈等方面的综合公益贡献。近年来，我国各类企业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从无到有、成倍增长。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社科院、责任云研究院连续五年发布《中央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表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创造社会价值、防范社会环境风险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三、促进我国三次分配发展的对策建议

首先，三次分配体系的构建应该明确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在我国，三次分配应成为社会组织对公共服务的补充和完善。不同于西方福利社会是为了弥补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我国的三次分配是将市场、政府和社会同步发展且相互融合，整个社会的公共物品和资源总量因此得到显著提升。首先，社会组织可以成为三次分配体系的主体。在坚持党对三次分配的全面领导的同时，政府的功能应该定位在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管理监督。比如，政府通过制定促进公益性捐赠的税收政策，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财力投入我国的慈善事业。在质量监控比较困难、结果难以量化衡量的服务领域，政府可以将公共服务外包给非营利组织。其次，三次分配体系应当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平衡政府、市场投资者、社会组织等多方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的三次分配。比如，社会金融（Social Finance，又称公益金融）就是使用金融工具来助力传统的慈善活动。这些金融工具通过融合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管理和运作上的合作与互动，使得双方整体的社会影响力得到提升。社会金融在直接资助社会项目方面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将干预失败的风险转移给了第三方，而第三方更有动力监控服务提供者，因为其收益取决于目标的实现。此外，社会金融具有内置的评估流程，可以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透明度。

第二，推动三次分配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健全法律和制度体系。在我国，目前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等与三次分配相关的法律。各种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在法律上都有规定，包括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与税前扣除资格的取得，慈善组织自身活动的税收优惠，企业、个人等捐赠者的税收优惠，和受益人的税收优惠等，但单靠法律解决不了三次分配发展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领域立法整体滞后的格局下，涉及公益捐赠、公益认定、税收优惠、志愿服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应与事业单位改革、人民团体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出现立法方面不相协调的现象。此外，在我国目前有关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只有特定的捐赠项目、范围和途径才可以得到税收优惠，并且需取得相关凭证。而在实践操作中，我国公益性捐赠单位的资格认定范围过窄，慈善捐赠个人所获得的税收减免程序复杂，一定程度弱化了税收对慈善捐赠的激励作用。政府应适当放宽捐赠税前扣除的限制，简化税收减免程序，允许对超出捐赠进行结转抵扣，尽快推进捐赠"倒逼机制"，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在三次分配中的激励作用。

第三，三次分配可以成为社会财富新的增长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金融与慈善之间会产生一批带着更强社会使命的金融创新业态，如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Impact Bonds）、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慈善超市和公益银行等。这些兼具公益性和市场性双重属性的金融创新业态，使得公益慈善超越了营利或非营利的局限，同时以产业化的形式在市场和慈善之间激发出巨大的社会共同利益。例如，社会影响力投资旨在产生财政收益之外同时获取社会及环境效益。此类投资对于政府部门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政府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来调动更多的私有资本用于解决现存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努力运用影响力投资推动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即全球各国政府及许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2016年初承诺将历时15年实现的全球目标。英国2014年颁布了《社会投资税收减免》。美国财政部和劳工部在2015年宣布了关于将社会影响力纳入投资决策考虑的有利决定和指导。同年，美国参议院颁布了《社会影响合作法案》。

最后，我国的三次分配尚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多方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家族、家庭和个人的积极参与。以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为例，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款物捐赠1701.44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17%，而该比率在2006年仅为0.05%。其中，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同比增长4.88%，为历年最高。但我国慈善事业的总体规模与发达国家及地区相比还有显著的差距。对比公益慈善繁盛的美国，其慈善捐款从1990年的133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超过4496亿美元，年捐赠总量约占全年GDP的2%。在欧洲，慈善部门在捐赠总额方面比美国小，但在基金会数量方面却比美国大。根据欧洲捐助者和基金会网络 (Donors and Foundations Networks in Europe，一个覆盖 23个国家并包括大约7500个基金会和资助者的网络组织)的数据，在欧洲运营的基金会约有141000个，而在我国运营的基金会仅为8432个。再如，目前我国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尚不足10个，而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为：德国133.3，美国67.8，英国40，差距还很明显。

2021年，我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绝对贫困消除而走向小康之后，分配不公便成为我国人民幸福的最大制约因素。实际上，分配不公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难题，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幸福指数普遍低于某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便是证明。财富的生产以效率为原则，而财富的分配以公平为原则。这两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分配不公问题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缓和，甚至反而更加凸显。历史证明，过度的平均将导致全体贫困，而过度的不均将导致社会动荡与政权交替。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需要依靠三次分配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摸索寻找一个二者兼顾的平衡尺度，在做到追求公平的同时，仍然保持效率最大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三次分配将越来越具有公共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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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人依附于自然、人自立于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个逻辑递进的层次论述人类与自然间关系的演化规律，并总结了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所出现的人们协同共享的端倪。第二部分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包括基于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纳入生态价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全国统一的政策制度体系的全域发展，各个产业、城市乡村和中国世界的融合发展，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公平和效率的耦合发展。第三部分讨论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的关系，包括理论上维护均衡和打破均衡的关系、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关系、需求和欲望的关系，制度上科学研究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政策上产权界定与产权流动的关系、优化发展环境和改善分配状况的关系、法律和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全域发展；协同共享；产业融合；产权耦合；共同富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成立至今的70多年里，先后完成了建设初步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消除绝对贫困和建成小康社会三大任务，今后30年的主要任务是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本文研究中国共同富裕战略的背景和依据。富裕生活一直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目标，但迄今为止，人们尚不清楚如何由家庭富裕走向社区富裕、地区富裕、国家富裕，如何由熟人互助共同体走向陌生人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演化进程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课题。对今后30年如何走向共同富裕的研究，必须把这一问题放在人类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化过程中去认识和思考，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实施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以及对需要处理好的主要关系的基本策略。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规律

人与自然的关系会经历依附、自立、和谐3个时代。其中，依附时代极为漫长，要以百万年计；自立时代则较为短暂，大致以万年计；和谐时代目前只能看到一点端倪，但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清晰。共同富裕战略的实质是向和谐时代迈进。

人依附于自然的时代具有3个特征：一是人的需求依赖于自然，二是群体集种植、饲养与采集、狩猎于一体，三是个人集各种生产技能于一身。

(6)中国农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初期，再次出现了换工、帮工行为。由于不能让熟人干得太累、吃得太差、约束太严，劳动效率并不高，实际费用却不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这些活动被外部陌生人承接了。由于商业性劳务外包的劳动效率和作业质量高，实际费用并不高，所以，农民与熟人换工或请熟人帮工普遍转变为进行商业性劳务外包。

(7)公共物品改进具有乘数效应，私有品改进没有乘数效应。例如，缩短从A城到B城的时间可以从改善机场到城区的交通网络、消除进出城的拥堵入手，也可以从改进飞机性能、提高飞行速度入手。前者使所有坐飞机的人都缩短了时间，具有乘数效应；后者使坐上改进飞机的人缩短了时间，没有乘数效应。

(8)这些活动也能够实现共赢。例如，为了鼓励市民成为减碳志愿者，一些企业根据市民的积分提供奖品，例如剩余的电影票、戏票等，既消除了冗余度，又靠对影院、戏院的消费带动获得收益。

(9)参与普查的城乡居民需要接受一些简单的培训，他们通过手机APP把调查结果传送到国家平台。基于居民调查可以得到同一天的生态服务变化，而基于专业队伍调查只能得到若干年内的生态服务变化。

(10)美国通用电力公司经过DNA重组培养出一种可高速清除海面石油污染的基因工程菌，解决了消除石油污染的难题。

(11)笔者在乡村调查中发现，以买地等方式在集镇范围或路边新建房屋、购买在这些地方所新建的房屋（几乎都是质量较好的楼房）的农户越来越多。在部分位于集镇的村庄，外来户数已占村庄总户数的50%。

(12)西南地区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每年流出境外的水资源达6000亿平方米，是黄河年径流量的10倍多。

(13)其他经济体的设施农业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4)围栏是消除草地产权纠纷的特殊措施，而不是界定草地产权的一般措施。把这种特殊措施当作一般措施来运用，必然造成过度围栏问题。

(15)“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产率发展很快，……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1）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2）特别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资料来源：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16页。

(16)迈过温饱和小康两个台阶后，以固化产权的方式保护弱势群体的必要性基本消失了。今后应该依靠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产权流动的公平性，依靠完善的产权保障制度维护产权流动的安全性，尽量不要以固化产权的办法来保护产权。

(17)以农地产权安排为例，改革之初是以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替代单一共有的产权制度；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推进，出现了公（法律上的永久所有权）私（法律上的永久经营权）私（法律上的短期经营权）耦合的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