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这里是阡陌纵横、芦苇摇曳的农田。

　　28年前，随着开发开放一声号角，这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地标。

　　5年前，中国首个自贸区在这片热土诞生。面向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航运枢纽和科学城在这里成长……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今天的浦东，正由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一项项改革措施从这里复制推广到全国。东海之滨的改革热土，正在张开推动改革巨轮破浪前行的强劲风帆。

　　从特区到新区，树立改革开放一往无前的旗帜——在面临重大挑战、重大机遇的历史关头，党中央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一盘大棋局，那么上世纪80年代初创办经济特区可以比作开局的兵卒过河；而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改革开放在90年代初进入了一往无前的战略决战。

　　开发开放浦东，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受挫折，国内改革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面临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态势进一步显现。

　　在这样重大挑战、重大机遇、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国务院立足战略全局，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向世界表明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掀开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

　　1990年4月18日，时年33岁的汽车工程师丁磊亲眼见证了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时刻。

　　“那天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我和与会的大多数人一样，都没有想到国家领导人会选择在这个会上宣布加快浦东开发的决定。”丁磊回忆说。

　　当时讲话中有那么一段内容让在场的所有人激动不已：“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中央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作出的又一个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重大部署的前瞻性和正确性不断得到印证。

　　从“后卫”到“前锋”，浦东开发开放推动上海走向改革开放前沿——

　　上世纪80年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全国经济举足轻重的上海，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为“后卫”。

　　改革滞后，使得上海经济总量在1978年到1990年间的年均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7个百分点，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等一度成为市民痛点。

　　当时的浦东更是与乡野无异。如今位于陆家嘴金融城核心区的银城路当年叫“烂泥渡路”。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烂泥路边有个烂泥渡镇，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

　　上海的改革开放如何布局，一直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1990年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一个月后，开发开放浦东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终于抓住了20世纪最后10年的历史性机遇，从改革开放的“后卫”一跃成为“前锋”，打出了一张让世界惊叹的王牌。

　　浦东大量外资的引进，优化了上海产业布局，提升了城市综合功能；高强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了辐射周边、联通全球的网络通道，推动上海从传统工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升级。

　　上海市市长应勇说，浦东开发开放深刻改变了浦东的面貌，也有力推动了上海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开发开放浦东，推进“东西联动”，为浦西人口疏散、传统工业东迁提供了战略空间，使上海彻底摆脱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困难局面。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浦东开发开放辐射带动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的改革热潮。

　　由点及面，敢为天下先的长三角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相继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经济、“小商品、大市场”等改革模式，相继诞生小岗村、温州、义乌、苏南等改革地标。浦东开发开放，更是将全区域的改革浪潮推向纵深。

　　开发开放之初，浦东财政资金非常紧张，但大规模开发离不开大体量投入。捉襟见肘之际，改革者们创造出“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新模式，由政府土地部门先与开发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再由政府、银行、公司在支票上同时背书，最后进行验资后工商注册登记。

　　依靠这种新模式，外高桥区域以“空转”而来的2.4亿元起步，将“生地”转化为“熟地”。如今，外高桥集团股份承担保税区及周边区域综合开发10平方公里，集团控股及参股企业约100家，总资产已经达300亿元。外高桥集团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宏说，回头来看这种创新的开发模式，对外高桥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创新模式为长三角其他区域所借鉴，很快就推动各地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高速发展，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的工业园区，也成为支撑长三角实体经济最为强劲的土壤。

　　浦东的开发开放，使得改革开放的热潮逐渐从珠三角延伸至长三角。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下，不仅上海“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从江苏的苏锡常到浙江的杭嘉湖，出现了一系列高速发展的城市及区域，长三角一体化也走向实质性破题。

　　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顺利开港，借助东海大桥将这座位于浙江崎岖列岛内的小岛与浦东临港新城相连，上海从此拥有全天候的深水良港。长三角产业发展急需的物资从这里集散，日益发达工业体系的成品又从这里走向全球。

　　2017年浦东外高桥和洋山港集装箱吞吐总量达到3638万标箱，以洋山港和外高桥港为主体的上海港连续8年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世界第一。

　　好风凭借力。如今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占全国2.2%的土地面积和全国11%左右的人口，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成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城市群之一。

　　——从特区到新区，浦东开发开放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添上“点睛”之笔。

　　浦东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新区。浦东新区的成立，与1980年建立的5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一起，形成了我国沿海经济开放带，为中国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国家明确以浦东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确定要在21世纪初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1997年，我国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达到235个，二类口岸达到350个，逐步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从沿边到内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新格局。

　　以浦东为窗口，我国对外开放的领域也不断拓宽。全国第一家外资银行、外商参股中资银行、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外资保险公司、中外合资外贸公司、中外合资物流企业、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美合资电信企业等外资企业均落户浦东。全国利用外资的领域也逐渐扩大到金融、贸易、商业、交通、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

　　2000年前后，在温州服装市场已经拥有一定知名度的美特斯邦威选择将公司总部迁到上海浦东。“浦西曾是历史上全球投资强度最大的区域，浦东则是今天全球资源最为青睐的地区之一。要想让企业走向世界，就必须来浦东。”美特斯邦威创始人周成建说。

　　来到上海之后，美特斯邦威积聚起全球性的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迅速从一家区域性服装制造企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服装品牌集团。迁居浦东不到10年，便在深交所成功上市。

　　28年来，浦东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到2017年的9651亿元，年均增长15.1%；财政总收入从浦东开发之初1993年的11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938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7年已超过6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2.3万亿元。

　　28年来，浦东从一片阡陌农田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区，形成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面貌。281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云集，上交所、期交所、中金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等10多家要素市场密布，17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蓄势待发。

　　28年来，许多怀抱创业梦想的人在浦东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见证浦东开发开放历史性时刻的丁磊后来先后成为上海张江集团总经理和浦东新区副区长，如今正带领一支国际化团队攻关智能交通。更多的人则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城乡体系和布局不断优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3倍，基本形成环境优美、舒适宜居、低碳环保的生态城区雏形。

　　今天的浦东，以占上海全市1/5的面积、1/4的人口，贡献了1/3的经济总量，是上海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从一个到一群，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的开发开放实践，得益于党中央的亲自谋划，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的辉煌成果

　　“走下飞机，你可以从远郊的浦东机场搭乘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来一趟时速250英里的8分钟巅峰之旅”——2006年4月，《今日美国》报道。

　　420.5米高的金茂大厦，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632米高的上海中心。站在黄浦江畔的外滩眺望过去，浦东陆家嘴区域的三幢摩天大楼，勾勒出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比物理高度更受人关注的，是浦东开发开放28年来一直以探索者的姿态勇立潮头，把握一次又一次改革机遇，创造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美国摩根大通集团投资的摩根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就落户在陆家嘴的楼群中。人们形容，这里的每一栋摩天大楼，都是一条站立的金融街。

　　“受益于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我们在2016年落户上海自贸区，成为中国首批外商独资资产管理机构。”摩根资管副总经理周玲玲说，公司目前已获批QDLP资格，可以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基金，帮助他们进行资产的多元化配置。

　　这样的第一、首个，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还有数十个之多：

　　1990年，中国第一个保税区——浦东的外高桥保税区批准建立。

　　1995年，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在浦东开张营业。

　　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2013年，中国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浦东起航。

　　一项项“第一”，犹如一次次“破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市委要求，浦东当好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勇当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标杆。

　　“排头兵”意味着担当与责任，“先行者”意味着勇气和探索。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法宝，也是浦东开发的使命——

　　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拿出了中国第一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将外商投资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代表着政府管理方法和思维的巨大变化：限制自己的权力，让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负面清单的长度不断缩短。从最早的190条，缩短到最新的48条。

　　今年上半年，两家位于上海自贸区的外资保险经纪公司——韦莱保险经纪公司和怡和保险经纪公司，获准成为全国首批扩大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经营范围的扩大，使得韦莱从原来占比3%-5%左右的企业保险市场进入到了100%的全领域保险市场。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汇智对此既兴奋又忐忑：“就像原来在小江小河里游泳，一下子来到了大海里一样。”

　　更多外资机构正从浦东的扩大开放中嗅得商机。来自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陆家嘴管理局的信息显示，今年3月，英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保诚集团在陆家嘴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截至目前，全球39家知名资管公司在陆家嘴设立了50余家资产管理类机构；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10的资管机构中，已有贝莱德、先锋领航、富达等9家落户浦东。

　　“如果说陆家嘴是经济战场，楼宇就是我们的生产车间。”陆家嘴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何建木表示。位于陆家嘴核心地段户外大屏上跳动的数字，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国际金融的神经。

　　不要政策优惠，不搞税收洼地。制度创新，是浦东一以贯之的方向——

　　今年9月初，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国产创新药“呋喹替尼”胶囊获批上市。听到这个消息，“呋喹替尼”研发方——和记黄埔医药首席科学官苏慰国博士感慨万千。

　　11年前，从美国辉瑞回国创业的苏慰国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一间咖啡馆与同事聊天时，忽然来了灵感。因为要出差，他找来一张餐巾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化学式结构后匆匆离开。两周后，这个化合物被合成出来，这便是今日获批的“呋喹替尼”原型。

　　从科学家的灵感变成治病救人的抗癌新药，其间该有多少惊险跨越？“回头来看，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没有制度创新的助推，很多灵感可能落不了地。”苏慰国说。

　　企业初创时，买不起动辄数百万元的研发仪器，张江独创性地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让科学家“背着书包来创业”。新药研发出来了，自建生产厂房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张江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医药代工试点，帮助创新企业完成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没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充裕的土地空间。开发开放28年来，制度创新已经深深融入浦东的基因。

　　2005年浦东向国家争取成为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提出了“三不”原则：一不要政策，二不要项目，三不要资金。2013年上海自贸区在浦东挂牌运行，5年来，有三句话始终贯穿其间：“自贸区是国家的试验田，不是地方的自留地；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是种苗圃，不是栽盆景”。

　　8年的时间，浦东的城乡面貌变了很多。但不变的，是坚持制度创新的初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坚持试点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是浦东在全国改革大局中的自觉担当——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表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块大试验田，要播下良种，精心耕作，精心管护，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种的经验推广开来。

　　从最早的“一枝独秀”，到“四朵金花”，再到后来辽宁、浙江等七省市和海南岛的加入。如今，全国已经有13个自贸区。从一个到一群，浦东在中国的自贸区战略中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累计有1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在上海自贸区保税片区，一支圣诞口红的改革故事堪称典型：作为浦东“证照分离”改革的重要内容，“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管理试点”于2017年3月1日在浦东率先启动。从原来的审批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进口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从原来的2至6个月大幅缩短至5个工作日。

　　“我们的一些季节性产品比如圣诞礼盒，现在能够做到让全球同步上市。以前等上几个月的审批时间，产品就过季了。”欧莱雅公司亚太区产品安全与法规部门负责人涂春怡说，有了好的政策支持，很多化妆品的亚洲首发会考虑放在上海进行。

　　“非特化妆品审批改备案”，只是浦东“证照分离”改革的一个小片段。2016年初，浦东在全国率先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对试点涉及的116项行政许可事项，分取消审批等5种方式进行改革试验，以解决企业“办证多”“办证难”的问题。

　　9月刚刚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全国有序推开已在上海自贸区等试点的“证照分离”改革，破解“准入不准营”的难题。

　　浦东试点经验的复制推广，在改革红利的释放中发挥了“放大器”效应：

　　西部边陲的云南省，随着上海自贸区保税展示交易制度、“一站式”通关模式等试点经验的推广，对外贸易效率明显提升。2017年云南省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1578亿元，同比增长19.9%。

　　今年1月，浙江省制定实施《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将98项行政审批事项纳入改革范围。半年来，试点事项平均办理时间已从改革前的12天左右压缩到4天左右。

　　从中国到世界，精耕服务国家战略的试验田——进入新时代，站上新起点，唯有继续推进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的生活

　　“上海自贸区其实是以自贸区的形式，为中国接下来的全面再改革承担探路的使命”——2013年10月，《联合早报》报道。

　　壮阔东方潮，如今再扬帆。28载风雨砥砺，走过万水千山的浦东，仍需不断跋山涉水。在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上，浦东重任在肩。

　　铜片拼成的地图，用火山岩装饰的墙壁，盛葡萄酒的大橡木桶。走进上海自贸区内的中智中心，一股智利风情扑面而来。

　　今年4月，中智中心成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30家“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之一。中智中心负责人邬远峰说，在自贸区一系列贸易便利化措施的“保驾护航”下，万里之外的智利，已成为对中国出口水果最多的国家之一。抢抓首届进口博览会的机遇，下一步中智中心还将推动智利方面与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吃好改革饭、做好创新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新时代，浦东这扇改革之窗，使命尤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浦东考察时表示，上海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上海过去靠改革开放，未来还要靠改革开放。

　　走进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可以看到一个电子显示屏，用4条曲线实时展示浦东的网上审批综合效率指数。最上面的红色曲线代表法定平均办理天数，最下面的绿色曲线代表实际平均办理天数。这条绿色曲线总是比红色曲线低很多。

　　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得益于上海正在全力推进的“一网通办”政务服务。所谓“一网通办”，就是将面向企业和群众的所有线上线下服务事项，逐步做到“一网受理、只跑一次、一次办成”。作为这项改革的先行区域，浦东已实现327项涉企事项全覆盖，其中“全程网上办理、不见面审批”占53%，“线下窗口只跑一次”占47%。

　　营商环境是重要软实力、核心竞争力。今天的浦东，正把引领发展的“高站位”落实到服务企业群众的“低身段”上，当好“店小二”，不断提高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带来一系列综合效应，为人民群众办事创业提供了便利，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决不能有“差不多”“歇歇脚”的松懈思想。

　　在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有一个“找茬窗口”。在这里，企业在办事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和困难，或对政府服务有任何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这个窗口“找茬”。

　　和“找茬窗口”异曲同工的是，浦东的窗口单位没有“否决权”。对不属于本部门的事项，不设障碍设路标，引导企业找对路；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事项，不打回票打清单，告知企业怎么办；对法律法规不明确的事项，不给否决给路径，与企业一起研究监管新模式……这场“只说YES不说NO”的窗口无否决权改革，成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新注脚。

　　站在高起点，对标高要求，浦东的探索意义重大。面向未来，继续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才能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

　　走好开放路、打造新高地——

　　企业展展位“一位难求”、不得不“一再扩张”，城市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有序推进……作为全球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招展远超预期。

　　还有50天，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800多家企业确认参加博览会。透过这个“不一般”的博览会，开放的中国市场正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带来澎湃的“中国机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黄建忠说，进口博览会将成为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

　　迎接进口博览会，浦东已经吹响了“集结号”。目前，浦东共有13家平台和企业被认定为首届进口博览会“6天+365天”常年展示服务平台。针对智能及高端装备、汽车、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等6大类商品展区和服务贸易展区，浦东组织有采购意向的企业报名注册，报名单位已达到806家。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下，浦东大有可为。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公司获批筹建全国首个合资保险资管公司，世界知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在浦东设立独资子公司……抢抓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机遇，上海出台了“扩大开放100条”，浦东正在逐条研究对接，推动率先转化为项目落地。

　　再过半个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即将迎来5周岁生日。自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各自贸试验区深入探索、大胆尝试，此前已形成123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分批次向全国推广移植。

　　展望未来，上海自贸区将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打造政府职能转变升级版，以系统性改革提升产业竞争力。全面深化自贸试验区建设，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奏响改革最强音，挺立开放最前沿。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带动全市，联动周边，服务全国，辐射亚太，联通全球，上海将打造成全国新一轮全面开放的新高地，成为配置全球资源的亚太门户，成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支撑。

　　把好质量关、打好民生牌——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浦东明确了“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的工作导向，着力提高经济密度，牢牢把住高质量发展的脉搏。

　　从浦东国际机场附近的国产大飞机制造基地，到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浦东正在编制覆盖全区的产业地图，更好地掌握和分析企业综合效益和地块产出效益，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符合区域特质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导向。

　　今年上半年，上海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助力高质量发展。浦东则要建设上海“四大品牌”核心承载区，持续强化浦东品牌名片。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竞争力、全球资源配置竞争力、‘四大品牌’竞争力、现代产业竞争力和人才环境竞争力，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形成引领示范。”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说。

　　在浦东陆家嘴，15分钟的距离内能办不少事。通过推动教育、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服务资源下沉到村居，浦东在全市率先试点建设“家门口”服务站。

　　“家门口”，成了浦东改革为民的新尺度。未来，浦东还将打造可阅读、能漫步、有温度的高品质城区。

　　一手聚焦高质量发展，一手聚焦高品质生活，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人民为中心让浦东更有温度。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28年来，浦东开发开放以坚实的步伐，始终走在发展的前沿、时代的前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进入新时代，站上新起点，浦东将继续勇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实干家，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书写改革发展新篇章。（记者季明、何欣荣、陈炜伟）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基本内涵、面临的挑战以及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贯彻落实扬中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提速产业强市，探路城乡融合，奋力书写扬中“强起来”的崭新篇章，现编辑《握住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钥匙”》一文，供参阅。

  握住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金钥匙”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比较优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国际环境复杂深刻变化的迫切要求,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如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本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既是宏观经济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微观经济领域每个市场主体必须面对的发展环境和时代背景。
一、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学理分析
商品和要素的循环有两条具体路径。第一条循环路径,是企业将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通过产品市场交换,卖给家庭或者消费者。消费者获得商品之后,进行消费,然后通过要素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入企业参与劳动。家庭或消费者通过在企业从事生产工作,生产出产品,这些产品再通过产品市场出售给家庭或消费者,由此形成周而复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环。第二条循环路径，就是企业将商品生产出来以后,通过产品市场交换,卖给政府。政府通过购买消费品或投资品等途径,消费或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政府以税收支付这些消费品或投资品。企业拿到这些收入之后,进行再生产,从而形成周而复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环。
一个经济体内部循环的第二个循环是资金循环。资金循环的路径,是企业获得启动资金之后,从要素市场购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到开始组织生产。这个过程中,企业要将一部分资金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家庭或劳动者,劳动者就获得了工资报酬。劳动者获得这些收入之后,要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商品和劳务,而这些商品和劳务是由企业生产的。因此,当劳动者购买商品和劳务之后,这些资金又回到了企业手中。企业用这些收入再去购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再进行组织生产。这样就形成了资金的循环往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品和要素循环、资金循环这两大循环,实际上贯穿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正是通过这四个环节,实现了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大循环,从而确保了国民经济顺利运行。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经济环节看,还是从经济学中要素及产品市场的“供给—需求”经济分析框架看,经济活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国内国际双循环示意图）
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价值增值,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的国家(或经济体)边界,经济循环则存在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之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只有国内的内部经济循环,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
        一个经济体与国外部门进行经济循环,有两个步骤:国外部门从国内产品市场购买产品,支付外汇,国内企业获得外汇,这实际上就是国内出口的过程;国内企业用这些外汇,从国外部门进口国内市场所需要的商品、劳务或要素,外汇流出国内,这实际上就是国内进口的过程。
        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实际就是通过出口和进口,加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加在一起,即为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历程及面临的挑战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再回到现实中来分析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历史过程,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个经济体若只有国内大循环,就没法与全球商品、劳务以及要素市场进行交换交易,很难实现经济上的腾飞。
(一)改革开放之后加入国际大循环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我国的对外经济主要是和苏联进行经济往来,并没有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1978年,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我国才逐步融入到国际大循环中去。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并在之后答记者问时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这一构想很快引起了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并促成了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同年3月中旬,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了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
具体而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有三个要点:第一,利用中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第三,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经济运行由国内循环扩大到国际循环。
此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经济更快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达国家的资本、产能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中国解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的“双缺口”问题:外汇短缺、国民储蓄短缺。与此同时,中国也进一步从全球价值链、国际规则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等维度,深度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国际大循环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二战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国际分工不再局限于各工业部门间,也深入到部门内部。国际资本的流动从过去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变为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发达国家间的商品交换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战后跨国公司的崛起,大大加快了资本、资源、人才信息、专利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国间的传递,突破了国界,使原先属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行为,变成了跨国公司子公司之间的内部经营活动。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标志性事件,并由此助推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三)加入国际大循环面临的挑战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使中国不但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遭遇瓶颈、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问题。
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峰值一度达到64%，国际大循环处于主导地位，外向型特征十分明显，对于一个大国经济体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十分少见。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指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2011年初发布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要“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国际大循环的思路逐渐发生改变,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201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其中的两个判断指出:生产要素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同时中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这意味着国际大循环构想下的沿海发展战略不仅面临前述日益显现的弊端,而且还面临新常态下的两大挑战:其一,人口红利减退,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二,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竞争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
2015年达到峰值,到2019年一直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产能为工作重心，并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标，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产能预设目标。从2017年末、2018年初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去杠杆、防风险。到了2018年后期,经济环境出现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去杠杆领域正在不断取得重要进展,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短板、梗阻成为供给侧更为突出的问题；第二,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显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2020年之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思路对应的主要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但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给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新的挑战。  2020年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部署疫情防控,一边统筹推动复工复产，在人流、物流、资金流都受到一定程度冲击的情况下,“畅通经济社会循环”就成了一个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紧急任务。此后,疫情在全球更大范围、更长时间地蔓延，3月中下旬也开始在美国蔓延。4月之后,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的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条例(EAR),并且升级了对华为的制裁,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境外设计和制造半导体。美国工业安全局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5月,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报告,宣布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采取对华竞争的方针。6月,随着中国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推进,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同时,国际环境也在更大范围发生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外延,也从民生补短板、基建补短板、产业升级补短板三个方面,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链安全视角的补短板。
总体上来看,疫情和中美关系紧张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思路在国内、国外空间上进行区别:其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而且,由于疫情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种冲击也将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其二,由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中国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其三,中国经济面临较大压力,但是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
三、努力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需要改变激励出口的政策导向,把满足国内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另一方面,需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形成的我国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提高满足内需的能力。另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经济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的供给质量,通过挖掘消费潜力,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使得国外产业更加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加依赖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在提高经济自我循环能力的同时,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具体来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相关精神,我们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发力。
 (一)积极稳妥处理好大国关系,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面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复杂形势,我们不要轻易谈“脱钩”,而是要继续发挥好国际大循环的作用。我国要均衡发展与西方老牌及新兴大国的关系,力争发挥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重点推进金砖国家等新兴大国战略协调,善于运筹“集群博弈”,以“新兴大国集群”整体的力量应对西方大国新挑战,增强全球治理话语权。要妥善运筹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重要三角关系以及中俄美日四边关系,扩大战略自身回旋空间,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要积极稳妥处理好中美关系。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关键在于坚持不冲突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需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好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以应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所带来的大变局。
(二)经营好与周边国家的总体关系,确保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
要想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稳定的周边关系。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柏林发表演讲后回答现场听众提问时指出:“从国与国的关系讲,朋友可以选择,但邻居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我们都认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体是好的。我们主张通过协商和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解决争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稳妥处理好中印边境、钓鱼岛、南海等问题，这其中的“牛鼻子”,是要积极推动与台湾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毫无疑问,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必然选择。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依靠改革是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法宝。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定下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等专项行动,维护社会安全。同时,要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财税、金融、外贸、国企国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全力支持科技创新,助推中国高科技立于世界之巅
要想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科技创新无疑是“主心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科学技术在疫情防控和救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水平的竞争，我们要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坚持把基础前沿、共性关键、社会公益和战略高技术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壮大创新驱动的源头力量,特别是应该高度关注可能带来投资、人才、技术、产业、规则“归零”的重大突破性技术。当前,科学研究正在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尺度向纵深演进,信息技术成为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和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加快突破,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加速发展。要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维护网络安全,打赢现代信息战争,尤其是要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超前部署,力争在更多领域引领世界科研方向,使中国的高科技立于世界之巅。
(五)维护全球产业链供给稳定,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
当前,境外疫情仍在扩散蔓延,国际经贸活动严重受阻,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也濒临中断,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显著增多。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因而必须采取措施全力以赴保持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要巩固传统的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领先的地位,支持企业实施技术改造和突破瓶颈制约,大力推动补短板、强弱项,增强产业链的弹性和韧性,提升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当然,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要加强组织和协调,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尽快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推动产业运行回到正常轨道,促进经济社会系统实现动态循环、健康发展。
 (六)加快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打通国内大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