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发布的麒麟980芯片，已经早高通晓龙855一步，这标志着我们科技芯片行业也不落后与人。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研发自己的电器，例如：冰箱，那个时候一个冰箱的高达上万元。而在21世纪10年之后，家用电器的发展已经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而同样电器的价格却在每年以20%的幅度累积降低。而美国人可以把他们的芯片垄断卖给我们，我们也有很多公司在美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4年：海尔跟科龙都成立了，这两家公司的竞争从开始就没有停下来过，不过1994年-1996年之间，海尔可谓是一直在濒临破产的边缘，一度被张瑞敏所拯救，而科龙在1986年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1988年科龙研发出了我们的首台分体式空调，这对于空调行业是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因为这个产品，科龙在年的时候占据了华南区的大部分市场，那时候还有春兰在，但是春兰颓势已现。

1993年的时候，科龙开始上新空调，只用了1年时间1994年已经在香港上市，时隔5年势如破竹的在深圳上市，更是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百强企业之一，然后正式这样一个科龙，专心研发技术，在2002年、2010年两次分别打破了世界上最节能空调的记录，但是企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研发，因为在2002年-2004年之间的市场体系问题，被海信收购，收购之后的科龙，科龙的名声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1984年-2006年的事迹。

而在这期间，海尔在做什么？胆大的张瑞敏，去了美国，1999年的时候，曾经有人说张瑞敏的海尔败走美国，事实是这样吗？

1999年，张瑞敏，在美国建了一个698亩的海尔工业园，建立了一个集中了，海尔的材料采购、生产制造、以及技术研发和销售为一体的工业园。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在美国生产第一台空调，然后并不顺利，最开始海尔准备做高端冰箱的，但是因为拿自己的弱项跟美国的强项比，被美国一杂志这样报道：一年卖出去50台高端冰箱。这次的失败，让回家过年的张瑞敏很不愉快。

很快海尔在2004年转变了自己的路线，并另外增加了一个工业园区，海尔在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美国站稳了脚步，海尔还在美国买下了一座海尔大厦，是在纽约最具代表性的百老汇街，海尔依次作为自己的美国总部之后，海尔高端的空调阴错阳差开始在美国大卖了。

到了2006年以后，美国本地的冰箱品牌已经被海尔打压的很厉害了，第一次是海尔要收购美国的一家空调企业，海尔想要在美国打开空调市场，但是因为当时的我们的企业收购美国企业还是很少，不够健全的制度也让海尔这次，被美国人从中作梗而收购失败，导致了海尔在美国空调产品的失利。

第二次是美国因为对海尔销量已经威胁到了本土最好的一家家电公司，所以美国以增加进口税，增加海尔的税收，但是海尔的质量和价格已经在美国影响了几年，这次增加海尔的赋税之后，海尔提升了自己产品价格，最终结果是海尔的产品在美国卖贵了，而年销量却没有降低太多，反而美国人对此颇有意见，后来不得不暂停了对海尔的打压和抵制。

而最近一次是近来美国对我们的“贸易战”，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到海尔，海尔在2017年全年营收1189亿，连续7年增幅在20%以上，在国外营收占比42%，在美国占比有36%可以说有超过1/3的营收都在美国，每年赚走美国20亿左右，而在2018年，海尔终于被美国杂志《财富》评为世界500强，虽然是499名，但是以海尔的增幅，2019年会再上一步。

　　上市之后，新东方股东徐小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句“新东方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再次使新东方成为焦点。昨天，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CEO 俞敏洪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对此予以澄清。

　　中国民办教育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民办教育企业的发展未必就是一帆风顺。比如民办教育产业会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及中国民办教育市场的不规范竞争，都会给这一产业发展带来种种不确定因素。

新东方上市来自内部需求

　　新京报：新东方上市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民办教育的标杆，请问你们上市的动机是什么？

　　俞敏洪(以下简称“俞”)：我们在中国民办教育行业中率先上市，主要来自我们的内部需求。我们长期做教育，一直以来就在观察，发现中国民办教育行业长期困扰的问题：一是民办教育企业后劲不足，缺乏资金支持；二是做为培训学校，不能异地办学，没法扩展，所以必须公司化。

　　从我们公司内部来说，学校不改成企业，就不能吸收优异的人才。就没法为建立高级教育的理想而奋斗。加上我门的团队有一些国际人才。对国外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美国民办教育比教发达，出现一批上市公司，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

　　新京报：其实很多民办教育企业最近也有类似的想法，都想在国家有关外资并购新法规出来之前上市，为什么新东方能率先实现海外上市？

　　俞：这主要是我们有规范化的企业架构。我们早就引进了一批国际化的人才。比如我们的CFO谢东荧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和哈佛的MBA，还有一批国际人才。这为我们企业的规范化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我们和同行谈，他们就感觉我们很规范，当时就预感能很快上市。

　　所以我的感觉人才很重要。以前我的观念，新东方的人才从内部找就行，现在觉得不行，我们以前都是教书匠。还需要外部血液。

　　新东方模式具借鉴意义

　　新京报：外界对于新东方上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新东方上市是个特例，其模式不具复制性。因为它做的是民办教育中的非学历教育，而且它做的是托福、雅思考试等高端市场，容易看到业绩。你怎么看？

　　俞：如果从内容来说，当然不能复制。因为再办一个新东方一样的培训学校，花的代价要比我们大得多。但从我们把民办教育引入规范的管理机制，引进国际资本来把民办教育做大做强来看，又是值得借鉴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提高质量的教育。教育行业有些现象，比如有的学校收费很便宜，但也少有人去，也有学校收费高达十万、二十万，学生还络绎不绝。这表明关键在提高教育的质量。至于收费高的问题，我们也摸索一些好的模式，采用大班、小班。让学生花少一些的钱也能享受我们的高品质教育。

　　新京报：你怎样看民办教育前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一批有影响的民办学校纷纷倒闭的现象？

　　俞：这些学校垮掉有两个原因：一是资金链问题；一是模式的问题。比如南洋采取的储备金模式，学校收取学生高额储备金，承诺学生毕业时返还，只收取利息用来办学。这在早些年利息高达10%时以上的环境下还行。但后来国家降息。

　　低到只有3个多百分点。学校就难以为继，不得不动学生的储备金，最后出问题。

　　想用美国的钱办好中国的教育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有资质的民办教育企业也能走你们上市的道路吗？

　　俞：其他民办教育企业能不能走这条路，还得看具体的环境。一是他们的实力。比如，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民办教育企业也在筹办上市，但他们的实力和赢利能力和我们还有差距。要知道国际资本市场对上市的要求是很高的。二是有些民办教育机构的模式不容易复制。比如我知道的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很有实力，有上万的学生。但他们的前期的固定投入太大，他们要再办一个学校还不容易。但我鼓励更多的民办教育企业去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用美国的钱把中国的教育办好。

　　新京报：你们这次从美国筹的钱打算怎么投入？

　　俞：一部分是还银行的债，我们不喜欢欠钱。另一部分是用来扩大校舍，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吸收更多优秀教师，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当然我们还会做一些并购。比如一些较好的外语培训学校，他们又没有上市希望，我们可以把他们合并过来。大家共同把这一市场做好。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你们将把上市筹来的钱很大一部分用来搞在线教育？有这回事吗？

　　俞：在线教育我们是比较看好的，是我们整合的范围。

　　我们会在这一块做成真正大的品牌。这一块刚起步，还有很多的机会。总之是整合也好，合作也好，我的想法是真正把中国的民办教育做好，也做得更规范。

幽默是新东方的特点之一

　　新京报：新东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些极富个性与经历的老师，这些人才是如何挑选的？

　　俞：在当初创办新东方的时候，我就建立了一些标准来挑选人才，虽然没有能完全做到，但还是保留了一些精华。

　　主要是五点：第一，对所教内容要极其熟练，这是新东方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二，幽默是一直强调的基本素质。我们坚持培养有幽默感的老师，有的人虽然没有幽默感，不会讲笑话，而把幽默变成了搞笑，但我还是鼓励他去讲，因为这本身就会让学生有兴趣学下去，最起码不再犯困了；第三，认真、激情也是一个特点；第四，要有励志精神，很多老师都会以自己的经历与故事来激励学生，当然也有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更加感动，而去加些东西。我跟老师强调，一定要真实，如果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讲别人的，《读者》上有的是；第五个就是个性，越有个性越好。

　　新东方就是因为老师们的个性再加上统一的要求，才比别的同类企业高出来一点点。别的学校也想模仿新东方的模式，还有的就是我们新东方的人出去的，但少了新东方13年来形成的氛围，少了我这样的人。

　　新京报：有个性的人还有什么特点？新东方曾有网民们非常熟悉与喜欢的老罗，他还会回到新东方教书吗？

　　俞：有个性的人会有自由散漫、不守纪律，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但这不足为奇，新东方鼓励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观点。

　　老罗是我面试进来的，我很了解他。他在暑假以后就不在新东方教课了，他自己办的网站比较忙，没有空教了。我们是鼓励人才走出去的，因为一般的老师两三年就会进入一个疲劳期，不停重复自己，这对人才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我们鼓励人才创业发展，当然，如果留在公司内部发展更好。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网上流传新东方老师的讲课录音，这给新东方带来损失了吗？

　　俞：表面上看我们是损失了，如果单从电脑盘片的数量上说，有上亿元。但其实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传播打开了新东方的知名度，也有一些学生因为听了这些资料，就想亲身到新东方的课堂上来体验。

　　还有一些想不到的好处，一些老师会因此去做创新。因为你的讲课内容，还有笑话，别人都已经听到了，你再讲一遍，就没人笑，这最难受了。

　　中国教育不能用成败评价

　　新京报：极富个性的人也常常会说一些极富个性的话，最近新东方的股东徐小平在媒体上称，新东方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俞：中国教育是很复杂的，不能用概念性的话来概括复杂的系统。中国教育不能简简单单地用成败来评价。比如说，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只看三四年的高中平时成绩，老师推荐就可以上大学。如果这样做，中国一些差的高中出来的学生，也都会在90分以上，考试的标准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是老师推荐，那就会把所有的亲戚都推荐去上大学了。

　　复旦这次招研做了很好的尝试，但是在面试现场，装了无数的摄像头。所以在中国处于这样的转型变革时期，诚信体系正在建立。

　　当然，高考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灵活性不够，第一是，考试科目上不灵活，但在一些试点，英语美术变成了选考科目，还比如江苏，2008年只考三门。第二，给学生的机会不够，一年只考一次，像在美国的机考，一个月可以考一次，学生可以按最高的分去报大学，这样学生的压力就小了，中国现在也在改革。所以可以看到进步，现在教育的发展方向对了。

　　高等教育中，北大清华从教学的水准，学生的素质来说，都是全世界一流的。《泰晤士报》的一次排名中，北大排在15位，清华排名也很靠前。

　　新京报：那你当年从北大出走，是不是说北大也有不足的地方？

　　俞：我从北大走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初，我的一个招生项目给北大造成了损失，北大给我一个处分，所以我当时在讲台上讲课都觉得不自在，感觉学生们的目光都不对了。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再加上当时在外面讲课的收入高于在学校的收入，所以我出去不觉得是断了后路。如果没有这件事，我本来是想一直留在北大的。

　　我一直很推崇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我和徐小平都是北大出来的，北大可以说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北大的陈文生校长在与我谈话的时候说，“过去你以北大为荣，现在北大以你为荣”，所以我很感激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