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一
在帝都买房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可是一位在菜市场卖菜的阿姨就成功逆袭，
想想每天坐在空调屋里码字的我，就汗颜呀！
在北京著名的三源里菜市场，隐藏着一个千万富翁。一女摊主打拼十年，在北京买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别怀疑，150平米在北京就是豪宅！
女主人公来自福建的一个小山村，刚开始来北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蚁族，整天入不敷出，全家挤不足5平米出租房。 改变从三源里菜市场一个摊位开始。最初生意并不起色，直到一位泰国顾客送给她一份当地食材，用来做冬阴功汤，从此，她放弃原先的调味料，开始经营东南亚新鲜食材……
三源里菜市场那是哪啊！北京人民都认证的权贵菜市场，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不管是全套法餐还是精致日料或者风味十足的东南亚料理，你都能在三源里菜市场找到那些小众又昂贵的食材和调料。
就这样在三源里菜市场扎根之后，2012年她就贷款在北京买了一套150平方米房子，去年她更是在泰国买了一个农场！陈小春、谢霆锋、林依轮等一众明星也到她这里买食材。
小编看到这条新闻的瞬间心塞了…想去卖菜！
接着小编看了下网友的评论：
“我们邻居一个四川人就是卖凉皮的 还卖早点 经常去她那吃 就是这样买的房 海淀四季青这边 七百多万呢 现在还在卖凉皮 还把小区的一个废弃酒楼收购了现在弄了个超市 挺佩服的。”
“所有自力更生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无论曾经是什么职业，大学学的什么专业，文凭是什么级别，大众都应该看到他的努力和奋斗精神！！！”
“小人物也可以有**的梦想，只要不懈的为之努力，总有实现的一天。每一位辛苦劳动的人都值得尊敬，不管是什么岗位”
这样勤劳致富的人在北京真不少，
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农村的老陈夫妇，15年前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活，从当年的小菜贩开始做起，到如今有了自己的店铺，也在北京买了一套小房子，两个孩子都在附近上学，一家人生活幸福。
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早点铺，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干到上午10点，每天六个小时，有对夫妻，供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还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买了车子，厉害了！
别小看了摆地摊，他们有的可都是开着豪车去的呢，城管来了收拾起来方便，一晚上至少也能挣个1000+。
不要小看收废品的，虽然脏兮兮，但很多也都买了房子呢。
所以，你经常买早点的那位大叔，买菜的那个阿姨，甚至夜市卖拖鞋的小姑娘，可能都是身价千万的隐形富豪呢！还等什么，赶紧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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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二
前段时间，北京的一个煎饼摊大妈火了。一名顾客拿到煎饼之后，坚持认为大妈少给自己打了一个鸡蛋。大妈辩解不过，脱口而出：“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消息一出，网上热议，许多网友表示深受刺激，评论区里同时涌现出不少类似这个煎饼大妈的路边摊隐形富豪。
现在，新的刺激又来了！
月入3万元的煎饼大妈不是传说。
在浙江金华市区卖了8年烧饼的杨师傅和记者谈起这个话题时，
坦言他靠一个个烧饼攒起家业、
最多的时候手头上有7套房子，
早餐行业是个富矿并不是秘密，作为每个人每天的第一顿饭，有专业机构预测中国人的早餐食品总消费4年后将达到
来源：本文首发于总第822期《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席志刚
在租售并举的调控理念下，房地产向居住属性转向。北京、上海、南京、杭州、佛山等地均出现了开发商100％自持地块用于出租的现象。
企业市场化竞价拿地自持出租物业，资金从何而来，运营模式如何获利，是否可持续？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华远集团原董事长任志强。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在中国住房市场中，商品房、租赁房、保障房的合理比例应该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际上成熟的大都市、发达城市的租赁市场，占比大致在40％~50％之间，但它绝不是一个国家标准住房政策，因为一些小的城市根本不需要租赁市场。
相比于美、英、法等国家，中国租房占比小。平均来看，中国租房人口户数比大概在21％左右，美国和英国都在35％左右，法国则达到39％。纽约的租赁市场占到50％，北京的租赁市场目前大约占20％，还大有潜力。
所以，在租赁住房政策问题上，不应该一刀切，而要根据城市人口容量和发展特征来决定。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中国的租赁人口占比大约三分之一左右，就是城市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户数通过租房解决居住问题，三分之二通过自有住房解决居住问题。
但每个城市的租赁市场占比不一样。一线城市大约40％~50％，二线城市大约20％~30％就够了，三线城市有5％~10％就够了，再到下面几乎就不需要了。
租赁房的量化比例，全国并不需要统一。各地可根据城市化进程制定精准政策投放和管理，政策可以留有适当冗余调整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除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住房外，还有企业通过市场招拍挂方式竞得土地，建房自持出租，你对此怎么看？
任志强：无论是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竞拍城市国有土地建房只租不售，也只是目前住房政策的一个补充，只能在大城市或人口净流入特殊城市解决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而不是问题的全部。
企业通过竞拍方式获得城市国有土地建房仅用于出租的做法不可持续。若不引入金融和税收支持，从长远看，有可能执行不下去。
按照现行政策，这种做法有不合理的地方。
第一，企业竞地价是价高者得，竞地价的结果是租金一定很高，房租是不是也得价高者得？
国际惯例是，房地产建筑投资，财团最高20年，一般情况下，本息收回的期限最长14年，中国是含建设期7~8年收回本息，这是比较好的投资。
所以租金价格要满足企业资金回报需求，不然像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也扛不住。不可能在土地价高者得的情况下降低房租，只有国有单位才可以，等于是给租房补贴。
第二，租金高了谁会租，租给谁？
现在建设租赁住房，各试点城市出台的政策是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如果不是这样，房子租给谁？以北京为例，一方面限制人口，外迁低端产业，低端产业就业人口就减少了，房子租给谁？另一方面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人才，这是矛盾的。
目前示范性较强的上海张江地块，张江获得的土地成本远远低于市场价，万科则是通过市场招拍挂竞地价竞得土地，成本不一样。万科在北京的永丰地块目前尚未有动作，一旦借助银行贷款动作起来，未来万科的财务报表会很难看。
4月12日，工作人员在北京燕保·马泉营家园公租房项目登记处对市民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北京燕保·马泉营家园、燕保·高米店家园两个公租房项目提供公租房房源400 套，其中30%面向具有稳定工作的非京籍无房家庭。图/新华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企业自持只租不售的政策如何才能持续？
任志强：这项政策若一定要持续下去，只能用（不动产或），也就是用金融和税收实现不动产证券化的方式。REITs可以解决房地产和收益问题，企业自持物业仅用于出租若采用银行贷款，那是走不通的。
REITs最早出现在2003年的18号文件，当时我参与文件讨论时提出引入建立REITs，很多人反对，最终没写入18号文件正文，但提出酝酿后发展的意见附在文后。
2008年，**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房，并选择了三个城市试点，最终确定两个城市做了把转换为房地产投资的尝试，此后至今再无动静。
建立房地产投资信，不是中央**没想法，不作决定，2008年**工作报告说得很清楚，只是没细则，所以就没有执行下去。
直到去年6月份，国务院发文把REITs这个英文写到了文件中，要稳步推进试点。
REITs用于持有收租物业，是把承租人的租金按一定期限向进行分配，按期、上市流通、免税优惠、限制开发。这种有价证券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可以帮助持有收租物业企业，但并非直接作为融资渠道。
若没有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项政策基本执行不下去，没有哪个房地产开发企业能扛得住银行。
类似上海张江地块，与集团客户定向合作，将50年租赁权转换给国有单位。即便是国有企业，数量少还扛得住，若大规模铺开这种方式，国有企业也肯定不行。
万科竞得永丰地块，也想走与大企业合作这条路，比如找小米公司整租，但这种变相买房合作方式没被批准。未来万科有可能做升级服务，配好家具家电，升级成酒店式人才公寓出租，由**指定租户。
中国新闻周刊：从国际经验来看，你认为中国该借鉴哪些国家的经验？
任志强：我个人更推崇德国的方式。德国房价合理，房价收入比偏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房价，在全球“独善其身”，德国国家标准租赁市场的政策经验值得借鉴。
德国是按照住房合作社的方式建立租赁住房市场，其居民私人持有住房大约40％，大部分居住需求，采用税收调控租赁住房供应量和租金涨幅，国家保障住房合作社的收益高于一般投资，比如国债、。有不到20％的租赁住房由REITs持有，均是以长期稳定的租金收益为主，我们将其称为社会化租赁，既不是单位的，也不是**的，因此德国没有炒房的概念和空间。
此外，欧洲的意大利、法国，美洲的美国、亚洲的新加坡的一些经验都可以借鉴，尽管这些外国经验不能解决中国租赁市场的全部问题。
今天力哥家里有事，本来不想推送的，但看了昨天开始在网上出现的8月任志强出现活动时的讲话实录，觉得很多话针针见血，特地转过来。
虽然这篇文章很长，里面的逻辑力哥也不是全部认可，但还是有许多能给我们启迪和思考的地方，大炮给出的数据也很扎实。
希望所有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感兴趣并且眼下还对买房还是卖房各种纠结的小伙伴，花点时间看一下，别拿自己的钱不当钱。
看不懂的，力哥和你在留言墙上交流。
力哥总结一下大炮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的产物，不能拿欧美日本经验套在中国身上，我们是全世界独此一家的大奇葩。
明年开发商的资金链会非常紧张，一些之前太过激进的小开发商会死掉，一批涉及房地产的信托和会违约。这个道理很简单，投资要低买高卖，但那些之前疯狂高价拿地，最后撑不过去只能低价卖房的，就是高买低卖，体量大的还撑得住，体量小的冬天里就挂了。
现在是**限价，房价被人为抑制，存在很大的，所以买房子像抢的一样，力哥之前说成都的房子要抢，今天力哥在宁波也听说宁波郊区的新盘也像抢的一样，都是日光盘，还要找人托关系塞好处费。所以还是上海比较好，学北京车牌摇号，大家一律碰运气，最公平。
但明年，很多开发商可能是真的现金流不行了，只能降价卖房，那才是真降价，能降到什么水平，力哥不知道，但按大炮的意思，可能会降到去年10月暴涨前的水平。
正巧今天统计局公布了8月最新的房价数据，全国15个重点监控的热点城市房价全面降温，但这是因为不给你们买卖了，没的降价，从来不是真正的拐点。
还有，今天央行给出明确意见，对北京商业银行普遍把首套到)是一家综平台，背景硬、严、团队强。自2014年5月上线以来，累计成交额超165亿元，活跃投资人数超50万； 50元起投，高达12%，发展稳健，声誉良好，获得了投资人、资本市场与监管方的高度认可。通过本微信“阅读原文”注册送10000，邀请好友注册再送180000理财基金。
《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六
揣着悬而未决的命运和三百多万的债务，王燕回到了成都。
4月1日之前，她有一个令很多城市人羡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栈老板。她在院子里种花，打开窗望出去便是变幻的云彩和苍茫的洱海，空气洁净、阳光灿烂，水鸟落在海面，鱼儿划过湖底，她迎来送往，听很多路上的故事。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对客栈老板的想象——尽管为了维持这样的状态，她每年需要承受30万元的亏损。
王燕在洱海东北岸的双廊有18间海景客房。去年9月，双廊开始修路，客流减少，王燕经常枯等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她认为暂时的困难都是对未来的投资，她确信自己最终能扭亏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这一天的来临。
当天，《大理市人民**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产保护区核心餐饮客栈服务业的通告》发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内，洱海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
如当头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双廊旅游业最火爆的时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开客栈的外地人一样，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简单：这里气候适宜、文化丰富、旅游业兴盛、有发展空间。她当时45岁，已经开始考虑在此养老的问题。虽未涉足过民宿行业，但她相信“开一家客栈不会比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更难”。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装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三四十万，衣食无忧。
考察多家民宿之后，王燕谈妥了一家占地一亩的客栈，租约18年，每年租金60万，前9年的租金须在签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钱，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现在的。为了支付540万租金，合伙人卖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厂，王燕卖掉了原本经营的服装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和银行分别借贷一百多万，终于成了海边客栈占股55%的股东。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后，王燕试图将旧客栈推倒重建，于是花费四十多万请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画了图纸。可就在开始拆旧屋的第一天，风声就传了过来。有人告诉她：“**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这海边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来了。”
王燕忌惮这样的传言，只好一边经营旧客栈一边等消息。合伙人认为，在客栈设施陈旧的情况下铺陈过多的网络宣传，带来的差评会对客栈之后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王燕接受了这个看法，放弃了客栈网络预订渠道之后，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栈不温不火的状况。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原本准备去英国留学，现在只能暂时搁置；有亲戚朋友上门讨债，王燕拆东墙补西墙，终日惶惶；她很难再安稳入睡，有时半夜惊醒，感觉心脏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去了双廊。”王燕犹豫、叹气，最终否定了那段诗意生活的全部意义。
4月28日，“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我来到双廊。双廊正在建设环湖排污管网，汽车被迫停在离古镇三公里以外的临时停车场，游客只能依靠当地人的电瓶车前往。街道如被割开的血管，飞扬的尘土让整个小镇蒙上了一层灰。随处可见类似于“洱海清，大理兴”的环保标语，每家客栈、餐馆门口都贴着告示：保护洱海，从我做起，主动歇业，敬请谅解。下方是手写的客栈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几家当地人开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很多衣服店、饰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红纸黑字地写着打折信息：清仓处理，一件不留。
我没有见到王燕。4月26日我到达大理时，环洱海客栈、餐馆已正式半个月，近年蜂拥而至的很多客栈老板已如候鸟般飞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开始考察新的客栈选址，打算从大理迁居别处；更多的人对重新开业抱有谨慎的信心，但对“往何处去”这个命题产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儿跑啊？这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42岁的火刚说。2010年到双廊开客栈之前，他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他单身，有车有房，过着“每个月都能来大理度假”的生活。后来想让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辞职了，到双廊开了一家海景客栈。周围做金融的朋友们设了一个20万的赌局，押他不出半年就会回北京。
当时的双廊还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白族渔村，整个镇子只有十几家旅馆，交通不便，设施落后。火刚在洱海边做了四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生意不错，很快就回了本。到了2015年，大理环洱海游日益火爆，火刚觉得周围环境越来越嘈杂，便转让了海边客栈，与人合伙在山上做一家规模更大的民宿。为了这项1100万的投资，火刚卖掉了自己在北京西直门的房子。他没有等到北京房价一轮又一轮的暴涨，因而在此后谈论起这一话题时，语气中都带着隐隐的戏谑、无奈与不甘：“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经历什么。”
就在我到达大理的第二天，曾经发起过“逃离北上广”活动的新世相公布了最新的网剧计划。他们将联合亭东文化，以流行IP“逃离北上广”为主题拍摄电影，初期投资3000万。发布会上，亭东文化首席内容官李海鹏强调：“‘逃离北上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IP。”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有19000人参与了线下活动，这个数字已经和当年超女线下报名的人数旗鼓相当。如果当年超女算一个IP，那么逃离北上广当然也应该算。”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说。
在他看来，无论是逃去大理还是留在北上广，都是大城市居民对生活方式的思考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采访中，汪再兴引用了英国作家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话：“从古至今，惟一能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离。”他说这是大城市的浪漫母题，符合城市话题和城市故事制造者的定位。
“浪漫是想象。一个画画的、做设计的人，每一笔下去都不会是浪漫的。只有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浪漫这个词。”2012年来到双廊开客栈的银翘说，“浪漫是用来形容某种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体事情的。”
银翘是资深驴友，曾为《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著名旅游指南）撰写四川卷，2007年之前在深圳从事广告工作。2008年去拉萨开客栈之后，她就走上了“再也无法回去上班”的路。
一边是“逃离北上广”的微小实验，一边是“逃离到大理”的具体实践。从大城市迁徙回流，到底是一个口号、一门生意，还是一种生活？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丽江，南靠普洱、临沧，西及苍山，面朝洱海，以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为主，温和，干湿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将《天龙八部》三分之一场景放在大理的金庸这样说。
“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歌手许巍在歌词里这样写。
2014年，导演宁浩则直接将镜头对准了大理。电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机后，是洱海治愈了他。电影票房高达11.67亿，其中出现的酒吧和客栈一跃成为网红，插曲《去大理》成为很多人奔赴而来的助推器：“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严重雾霾或者‘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被提起，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在大理过得怎么样。”去年举家从北京搬到大理的宽宽坐在古城叶榆路一家有机餐厅里说。她穿着一身蓝色棉布长裙，提一个小竹篮，戴着太阳帽，走到二楼露台时颇有经验地提醒我：“这里紫外线太强烈，过一会儿就晒黑了。”
宽宽出生于1983年，早年供职于媒体，后来创业做广告公司，现在打理着一个拥有30万粉丝的公众号。对于大城市人频繁的叨扰，她有点抱怨：“以前从北京到上海，换一换工作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来到大理后，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从北京来到大理就变成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问题？197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就跑到乡下去，可见所谓的逃离，不是这个时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没有惊天动地。我在这边追求不到的东西，到那边去追求，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时代还是穷人思维，就是我怕缺什么，而不是我要追求什么。”
2015年年底，北京的雾霾让宽宽感到崩溃：女儿基本无法出门，老人身体越来越糟糕……她赶紧带他们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栈，北京天气依然不见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宽宽曾考虑40岁之后离开北京，为此还考察过珠海、杭州等地，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会加速来临。
宽宽被贴上了“逃离者”的标签，成了北京和大理的连结点：不断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断有朋友表达移居大理的愿望，结果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房价如何”；不断有朋友以观望者的姿态问她：“逃离北上广之后，你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客栈被关停之后，火刚暂时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戏称自己从中产阶级掉回了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叹：“跻身为一二线城市的所谓中产，其代价恐怕冷暖自知，恐惧、迷茫，怕掉队，怕变故，大学同学聚会，永恒的两个话题：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挟着奔跑于未知和虚空，累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列黑白的地铁，强光透过玻璃，打在几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见到的是26岁的刘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云。大理傍晚风大，云层溜得飞快，玫瑰色的太阳还没掉下山头，月亮的轮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刘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务工作，月薪一万。7月辞职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个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时她依然确信自己会留在大城市，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修改了自己的命运——她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
回到大理古城，刘雪菲租了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阳台上放着高脚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着新做的木制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众号、接法务咨询，同时利用自己的绘图特长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菲心里，法律始终是她认识世界的切口。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从事最想从事的工作，不久前刘雪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学历、工作经验都没问题，对方只提出了一个担忧：你如何保证自己会在这里长居？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场所。
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经担心：到大理生活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却气定神闲地告诉她：“不会，好多人来了也会走。”
在古城，拐角的墙壁上都层层叠叠地贴着客栈转让、店铺转租的信息。“最热闹的人民路上隔几天就会换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
四年半前，23岁的牛牛刚到大理时，那些已经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们打了个赌：她不会呆在这里超过三年。
“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长性，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牛牛曾在双廊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到卫生所打点滴，医生扎好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挂水。”牛牛挪到外头，满眼都是和医院不相符的生活画卷：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间她觉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后，牛牛决意离开北京，这里成为首选之地。
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与北上广旗鼓相当的就业环境。对很多在大城市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从事民宿、餐饮行业是门槛较低的选择。2011年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线贯通以后，大理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随之上涨，一位2012年去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说：“那两年海边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涨幅，从两三万到二三十万。”
一心想到大理开客栈的牛牛已经去不起海边了。“如果背负太多债务，我会觉得和留在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了：要和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要在应酬上阿谀奉承，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妆、戴好面具出现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点钱，以每年两万的租金在距离红龙井城门四百米的苍山脚下找了一块一亩三分的地。院子刚刚建好时，周围的村子还是一片荒芜。牛牛没有在马路边设客栈路牌，因为自卑。“我觉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手笔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刚开业的两个月，牛牛没有迎来一个客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证明给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从北京来云南是个正确的决定，可当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时，她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时她太怕孤独了，给每一个在大理的朋友发信息：“今天你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为可以读一些在北京时没空读的书，却发现根本没心思，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还没有客人？
状态跌入低谷，她开始质疑自己做客栈的意义，同时开始追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大理**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大理，逗留两日后从大丽路搭车到双廊。当时的双廊还是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费80元，屋子旁边就是杨丽萍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样跳进水里游泳。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最为火爆时，我再次来到这里。与我当时居住的香港相比，这里气候干燥、天地开阔，午后阳光直剌剌刺在皮肤上，有种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坦荡。从大理下关开出的中巴车上，挤满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挂着单反相机的男生。从海西拐到海东，人们拉着扶手随汽车摇摆，如地铁开动时人们对身体那种整齐划一的失控。当时的双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图找到五年前住过的那家民宿，终告失败。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20万。随着游客增多，双廊镇客栈的数量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证照不齐。
“大理是张网，自投罗网的外地人，如蜘蛛网一样缔结着外面的世界，创作、修身、经商、吃睡。”出生于双廊的赵一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的认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来会有机会，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没那么争强好胜，因而不太适合大城市的那种竞争。”
2015年，赵一海回到双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做客栈，毗邻杨丽萍的太阳宫。他说双廊就像一个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却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喜爱：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园风光。
在银翘眼中，双廊则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从我们到这里开始，双廊就是一年一个样子，拆迁、盖楼、变城市……中国用三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两百年走的路，双廊用五年时间走了其他景区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职于新华社的陈阵在天涯上发表了题为
《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经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气还是尾气，经常不知道喝哪种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场看见个头越来越大的蔬菜，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转基因的画面……他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北京越来越不再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厦门、桂林、三亚等地，直到来到大理，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
“我正好赶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时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阵。他姗姗来迟，说话语速偏快，喜欢用手拢住半白的长发，声称自己有一种“敏感的不安全感”。回忆起2010年刚来大理时的场景，他流露了了采访中少见的温柔：“现在的大理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理是两个大理。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这场小酒喝完马上就是下一场。别人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栈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现在很多小业主就是来挣钱的……通常都会通过你的职业去区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陈阵就在这家咖啡馆送别了一个在洱海边投资2000万、但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朋友。根据大理**专项整治通告中提出的“总量控制，只减不增”原则，餐饮、客栈等经营性场所将暂停审批——这意味着这笔投资短期内将不可能回收。
朋友一边哭一边埋怨他：“不都是你吗？说大理好，我们才来的。结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这里变得一无所有。”
陈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安慰道：“谁也没办法拒绝坎坷，总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我问陈阵：“你相信吗？”他捋了捋耳后的头发，笑道：“不相信。”
“千万不要把大理太乌托邦化。我最怕这一点了。过去几年大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搞得个个都要来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怀。”赵一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剑影，好的生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被问及“你看到的报道与记忆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
“政策风险、、社区风险。”一位2012年到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这样总结自己身负的压力，“政策风险是指行政力量对旅游行业、民宿行业的管理，市场风险是指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社区风险主要指房东随时可能毁约。”
五年前他筹建客栈时，曾因为不断追加投资而被迫求助于，所幸之后生意不错，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将自己称为“夹缝中的人”：“需要自己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有时候为了经营，你得要美化大理。”
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雪菲说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房东毁约闹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触的数十位客栈老板中，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各种形式的“被涨租”。
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银翘特地找了一个在当地**担任职务的房东。签约前房东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会乱涨房租。可到第二年，房东就找上门了。
“合同在这儿就是一纸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赢了也没用，他还会来捣乱。”银翘说。有一回她房东喝了酒来客栈里撒泼，踢了她的狗还砸坏了玻璃，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时候房东也会带着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绍说：“看，这是我们家院子。”
“可笑吗？他租给你了，但这房子永远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而已。”银翘有点哭笑不得。房东以各种手段要求涨房租之后，双廊的一些客栈老板甚至考虑过请保安公司，后来觉得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才暂时搁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见过世面，赵一海成为了两边共同认可的公约数。但他觉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帮本地人说点话，外地人就觉得你终归是本地人；帮外地人说话，本地人觉得你已经向外地人投诚。”
他说，外来人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自然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时，赵一海的一个朋友去苍山上的取水点取水，看见一个开着北京牌照越野车的人拿了五六个大桶在拼命接水，每个都是饮用机桶装水的容量。一个本地的老人拿了两升的瓶子凑过去问：“你能给我先接一下吗？”对方答：“没看到我正在接着吗？”
大多数外地移民都认为自己为大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也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以赵一海的说法，现在反应激烈的双廊客栈老板们都有一种功臣的心态：我曾经为此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你们现在却这样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安。“政策确实不确定，他们害怕后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个客栈老板把恐慌的另一来源归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约一天天减少，却无能为力。”
银翘也因为这次的停业风波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银翘曾在北京、深圳长期生活，却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结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拒绝被世俗力量规训，现在却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她说：“做生意一定要考虑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边的客栈恢复营业就将它转让出去，自己去贵州山区。但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栈了。“一定得是自己买的，至少得有40年产权、有房产证保障的。”
房子如金钟罩，来到大理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又被裹挟进一场安全感捍卫行动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价涨幅很大，尤其是这两年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变多了，房价自然就涨了，这是市场规律。”一位姓刘的房产中介称附近楼盘都很抢手，“有些好的、可能会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几个买家排队等着。”
2016年年初，宽宽以五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号预约过户、等待卖方申请贷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时，那套房子已经涨了两百多万。可当她算总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亏：她以每平方米9000块钱的价格在大理山水间小区买了一套不到两百平的房子，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是2万；她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现在那套房子也已经涨了150万。
“我在大理的这个房子，不断有人问我要不要卖。北京的朋友也经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说现在都没房子了……”宽宽说，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动都停滞在“我买到房子就过来”这个点上。“其实没房子，你也随时能过来，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变，而是要先买房子、有个寄托……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标签和目录上。”
对于已经实现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宽宽而言，房子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想长留大理的刘雪菲而言，这却是为数不多可以表达忠诚的机会。
5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得到了大理下关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面对能否久居的质疑，她最终这样回复了对方：我打算在这里买房。
大理生活会打碎原有的社会坐标，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种失序。
牛牛在大理开客栈的这几年，那种“我选择错了”的想法时不时会冒出来。
开业两个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儿网上收到了第一个订单。她非常紧张，反复祈祷千万不要取消。对方实际入住后，她甚至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都不想收他们房费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马桶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却翻涌了起来：我名牌大学毕业，原来想开客栈是以为可以穿得很文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接待客人，可现在却在刷马桶……
牛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开始的理想是做战地记者，职业起点在凤凰卫视。后来跳槽到腾讯，不到两三年就成为旅游频道副主编。回头来看，她觉得自己23岁就跑到云南开客栈，条件其实非常不成熟，“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很多学弟学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会说：“我毕业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开个客栈或者咖啡厅。”牛牛每次都会严肃制止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年龄、阅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是一个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人再来干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不会有这些思想变化和困扰。刚开始跑开客栈时，家里人、朋友都在说：你想好了吗？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现在回到那个年纪，我肯定不这样选择。绝对。”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栈终于走上轨道，全年入住率达到80%，可她却觉得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空落落。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她陷入到一种新的恐慌：我的新闻抱负还没有实现；我做了一个不挣钱的院子，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战；专业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开客栈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应聘的公司只会看到空缺了几年工作经验，不会看到我这几年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长。牛牛说，那段时间，她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一天会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断逃避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一个单位中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大理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个咖啡馆、客栈，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赚钱的工具，但这样子就会成为空心人。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标准来填补，大家都追求那个价值观，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会发现这一块空了。所以有时就会越来越印证，原来以前那套主流价值观才是对的。”宽宽说。
宽宽的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今年春节过后才辞掉工作。为了自己做事业，他们准备了一笔“赔光了也无所谓”的启动资金。在宽宽看来，这是一个人走出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
刚搬到大理时，北京的朋友曾这样提醒她：你可能错过了最后一轮的阶层上升机会。宽宽突然意识到，很多人把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到了个人生活里，“人生设定是靠这些词来进行的。”
“这很荒谬，你是一个人，却拿很多冷冰冰的标签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学要结婚、30岁要生孩子等等。我觉得人的痛苦是因为离自己的自然属性太远了。”在大理，她逐渐卸下了大城市里的伪装，也不再为人情所累——刚开始装修房子，她跑到别人家参观，对方知无不言地告诉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客套。后来宽宽才发现，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这个层面不认可，别的都不行。”
大理压平了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人们撕掉身份标签、与人赤诚相见。正因此，宽宽说她见到了更多流离失所的人。她认识一个已经相当富有的科学家，在北京时的朋友都是和他谈专利、谈合作的生意人。科学家很厌倦，就想来大理过清风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于是就开始给当地中学捐钱。校领导争相请他吃饭，他又迅速落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被人夸、被人捧、被人团团包围。
后来宽宽在一篇文章中写：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戴了回来。
“‘逃离北上广’不是鼓励大家离开中国大城市、离开北上广。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参与者在逃离过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离这一行为的意义。”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在给我的回复中说。
汪再兴说：“某种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给职业人更高的成长天花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体验过小城市资源贫瘠、人际关系复杂带来的职业成长障碍，“正因此，才不会离开北上广。”
长居大理或即将搬来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说自己曾经“逃离”。
宽宽说：“真的能逃离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逃离。”见证了无数“逃离”的赵一海说：“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给自己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忠于生活。”现在的牛牛以此为信条。从去年起，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她开始重新接触原来的工作。利用之前在腾讯旅游频道积累的资源，她帮一些景区做兼职策划、写宣传稿件，“我实在不愿意每天只过打扫房间卫生、打理院子、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我不希望自己在专业上落后。”
牛牛拒绝被圈定于客栈老板的身份中，也对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着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栈联盟，她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发现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联络圈子，然后相互介绍客人。“在这种活动里，人们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状态，先去找大家有没有利益共同点，然后再去交流。我离开北京就是因为不喜欢这种状态，所以会保持距离。”
“在大理，你还是能够和不喜欢的东西保持距离。”银翘珍惜这种“能够拒绝”的权利。即便她会去其他地方做客栈，她也愿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苍山半腰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楼可以看到移动的白云和蓝色的洱海。她说这是中国惟一一座嬉皮小镇，有诗人、有画家、有衣衫褴褛站在街上卖碟片的人，她热爱这种气氛，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不久之前，牛牛见到了她大学时喜欢的男生。印象中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穿白衬衫、牛仔裤，清爽帅气。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妆，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幻灭了。他变成了一个微胖的奶爸，背双肩包、穿冲锋衣，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毕业之后，男生留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银行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为方便以后孩子上学，他靠父母的买了一套学区房。这次跟单位到大理，他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坐在牛牛种满绿色植物的院子里，他反反复复只剩下一句感叹：你过的才叫生活。
“可谁会把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呢？你们只看见我每次晒风花雪月，你们看见我刷马桶时候的样子了吗？看见我除草的样子了吗？”刚开始做客栈老板时，牛牛会因为别人一句“好羡慕你”而开心很久，对于还在城市牢笼中的人甚至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后来逐渐觉得这不过是成年人对生活状态的不同选择。“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他们说到大理时，就像我现在说北京，怎么那么吵，有雾霾又堵车。”半个月前，宽宽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腾冲。那里毗邻缅甸，拥有同样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开阔葱茏的田园风光。有些曾经居住在大理的人，因为大理越来越嘈杂而退守至此。“我站在这个状态观察北京，原来又有人站在他的状态来观察着我现在的生活。”宽宽说，“但我只体验过这个时代的大理，所以对我来说只有横向比较。对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了。”
陈阵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后离开了大理，去伦敦、东南亚，或者云南怒江的山里。那时微信尚未如现在普及，他说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2016年秋天，为寻找下一个移居目的地，陈阵来到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他躲进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他们曾经是某国有企业在委内瑞拉的员工，已在当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内瑞拉经济大崩溃，他们被迫回国，却发现自己早已无力承担北京的房价。他们回到基多，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气势恢宏的故宫、天坛，有景色秀丽的颐和园。陈阵在那里吃了一碗面，味道一般。他说，他们仓皇出逃，满面是不知去往何处的怅惘。
陈阵后来没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岚山脚下，春天时有樱花，秋天时有红枫。他还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叫北京故事。
《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七
一、曾经他们供求平衡，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某村，有种菜卖菜的、有养猪卖肉的、有种粮卖大米的、有种果树卖果子的、有开厂生产家电的、村长修房卖房。以前结构合理，这个村一直能保持平衡发展，大家都能各司其职的做自己的事，自己的产品也能平衡的互相卖出去，发展很合理。大家都有肉、有饭、有果子吃、有家电用、有房子住。
种菜卖菜的种2万斤，能卖2万元；养猪卖肉的能养2千斤，能卖2万元；种粮卖大米的能种1万斤，卖2万元；种果树卖果子的能种果子5千斤，卖2万元；开厂生产家电的，能产5万元。村上的铺子价格也合理，一年百元，不管是卖菜的，还是卖肉的都能接受，都有自己合理的利润。大家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起来了，余钱也存了一些。
二、房价的暴涨，很多人不得不节衣缩食，终身为村长打工。
但是突然有一天村长想把这些人的余钱骗过来，并且最好把后面好多年的钱都骗过来，村长修了很多房子，第一年村长卖10万一套，卖肉的买了，欠了8万；第二年村长卖20万一套，卖米的急了，看着卖肉的赚了，也买了，欠了15万；第三年卖50万一套，卖果子的也买了，欠了40万，钱不够的，可以到村长的钱行去借。
就这样村里有能力的人都买了村长的高价房，村长是赚大发了啊，不但把他们以前的积蓄赚了，还让他们后半辈子赚的钱都源源不断的流给自己。于是卖肉的卖了钱，不敢像以前一样买家电、买水果，赚了后就还村长钱去了。其他的也是这样，卖了一点钱后还村长钱去了。就这样，渐渐的卖肉的卖不出去了，卖菜的也卖不出去了，卖家电的也卖不出去了。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啊，买不了啊，即使有赚了点钱又还村长了啊。更可恶的是村上的铺子租金一年比一年贵。卖了的菜钱还不够铺子租金。所以一边是种果子的卖不了钱，一边是村上的果子一年比一年贵，并且还不好卖。
现在的情况是村上各行个业都产能正常，但卖不出去。卖肉的肉很多，但卖不出去，但也没钱买米；卖家电的家电很多，但卖不出去，也没钱买菜啊，即使卖出去一点，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其他也不敢买啊，因为欠着村长钱行的钱啊。
怎么破啊，怎么破啊，现在这情况，怎么破啊？
村上生产家电的工人也只能回家了,因为家电卖不出去,发不了工资。工人回村后地也没了，因为前几年被村长便宜的征去修房子了。工人怎么办啊，米都没钱买了啊，要么跳楼，要么偷抢乱杀人啊。
村上卖果子的，只能把果子倒河里了啊，因为大家没钱消费，加上村上的铺子和运费太贵，果子的价格一低再低，原先批发出去1元1斤的果子，现在批发出去1毛钱1斤，但加上运费5毛1斤，铺面费2元1斤。村上其他人买到手也要2.6元1斤啊。
一方面是种果子的被逼得把果子倒河里，一方面是其他村民没钱消费，价格太贵，怎么办啊啊？果农果子卖不了，只能自己饿了吃自己的果子，没钱买其他的了，没钱买肉了，没钱买米了，更可悲的是，造成目前的局面，村上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为什么啊？为什么出现现在这局面？
事情如果这么简单，就很好解决，杀掉村长。
三、想反抗村长的剥削，几乎是不可能的。
村长有枪啊，有强大的村卫队啊，还有核蛋啊，你让米都买不起的村民怎么去杀村长啊。并且这个村的村民都有一个特点，只要还有一口饭吃，就能忍，实在没饭吃的忍不了的自己疯了去乱杀其它村民，也没胆量杀村长啊。
还有一个正村长下面本来就一个副村长，后来村长把他的兄弟和小舅子都提拔为副村长，副村长又提拔他们的兄弟姐妹，七大姨八大妈的，村上公路开始收费，建收费站，油价又上涨，没办法，要养的人太多，村民本来收入就不多，挣的钱要，看病，教育，啥的又都被村长们垄断......
不管是卖肉的最先花10万买村长房子的，还是卖菜的花30万买村长房子的，还是最后卖果子的花50万买村长房子的，他们都是可悲的，因为村长房子只有2万的成本。村长才是最大的得利者。其他的都是被剥削的。更可悲哀的是被剥削的村民不去反思，不去反抗村长，而是在从被剥削得比自己更凶的人的那里找心理安慰和快感。比如卖肉的10万买的成本2万的村长房，欠了8万，他的优越感在于他看到卖果子的花了50万买了成本2万的村长房子，他觉得他看到比他更悲哀的他高兴，看到被剥削得更凶的他感觉自己赚了，其实赚的是村长，大家都是受害者。何必受害轻的看到有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而高兴呢？
四、反腐、印钞票都改变不了流动性枯竭。
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啊，村长剥削得太凶了啊，剥削的钱肯定很多又流到他的亲戚手中了。这剥削制度快维持不下去了，一边是村长亲戚钱多的吃进口米肉，一边是村民穷得连转基因米都买不起了啊。
比如村长前几年的钱行，钱多了，村长说修条路，把剥削村民的钱拿了1亿出来修路，村长的小舅子承包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又层层承包，最后修了一条偷工减料的路只花了2000万，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吃了8000万，肯定这些人就有钱了啊，但是他们每天也只吃得了那么多点米、肉，即使买其他村的高价米肉，钱也出不来啊。
现在新上任的村长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把上上任的老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杀掉很大部分，把自己的亲戚安排上去，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反腐，其实对村民一点好出都没有，反腐的上千上万亿又没分村民一毛钱，反而还抑制了老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的消费欲望。
那为什么各个行业产能都过剩呢？真的过剩嘛？其实不是，想买车的很多吧，为什么不买呢，因为还欠着钱行的几十上百万钱呢，挣了点要先还这个啊。这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大家不需要，而是村长剥削的太厉害了，他们已经没能力要求其他的需求了。
时不时地村民吆喝要围攻村长了，村长就喊句：邻村的人要来啦！！
实在村内矛盾严重了了，即使邻村的不来，村长也可以领着村民主动去惹一下人家，然后哎，还真是呢，矛盾转移了！！！
但村长也很怕和其他村的干起来，只能喊喊口号，其他村来真的，村长马上就怂了，因为村长知道自己的那邦亲戚七大姑八大姨舅子小姨子等是靠不住的，这些玩意只知道捞钱，真让他们上去和别村人干架，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忽悠村民们上，但万一村民们没忽悠住，那就自己麻烦大了，所以村长一般只是喊喊口号,即使是个小村来真的,村长也怂了。
是啊，村长是会印钞票啊，并且还印得不少，导致你不买村长房的也通过贬值让你的钱留到村长口袋了啊。
现在的关键是流动性枯竭了啊，村长印钱也没用啊，村长印钱再继续修路，印1个亿去修路，村长的小舅子承包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又层层承包，最后修了一条偷工减料的路只花了2000万，村长的小舅子七大姑八大姨吃了8000万。2000万中有500万村民的工钱，村民拿到后又还村长钱行的钱去了，其他消费一样的没有，只能节衣缩食。市场一样没流动性，一样的循环不了，并且钱印太多的其他后果太多了..........
五、唯一能做的是，让我们的钱跑赢通胀。
这不是一个故事，这正是我们的现状，居高临下的村长挥挥手，经济的大旗就一边倒。10年房地产时期，房价一路飙升，那么10年后呢，刺激GDP的重复建设什么时候可以缓一缓呢？伴随着发展而来的是，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朝五晚九挣来的钱不管是存银行还是买理财，最好的结果也许就是不慢于通胀的速度吧！可是生活还要继续，日子还得经营......
所以新博君告诉你，经济危机并不可怕，至少通胀缓了；
通货紧缩意味着经济萧条，萧条下的我们更要学会赚钱；
让手中的才是最理智的选择，可是怎么让钱生钱呢，莫急，房地产淡了，火了，经济风向标已初见端倪，不要犹豫了，历史会重演，这就像不同时期买房，成本有很大差距这个例子一样，降低本身就是赚了。
因此新博君告诉你，选择安全收益高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比如平台，上市公司控股，十下经验，9.9%-13.5%，经济萧条下的我们还是得买米买肉买水果，信新博君，准没错！
《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八
导读房主目前的心态都是宁可不卖也不降价，但买房人也都不急着买。最近天气比较冷，有时打半天电话都约不来看房人。
“930”新政后，北京楼市明显降温，下滑，成交价停涨。从人气上看，不仅看房人、买房人少了，卖房人也少了。“房主习惯了涨价卖，他500万没卖，450万让他卖，他能卖吗？”有中介介绍，最近，因为市场不好，不少房主撤回了房源。
吴女士一家五口住在西二旗的一个小区里，虽然，小区的绿化和物业都不太让她满意，但一层带花园150多平方米的大三居，他们住着还是挺舒服的。
“之前我没太注意学校问题，明年女儿该上幼儿园了，我才发现，在我们小区周边没什么好学校。”这让吴女士有了换房的想法。
“我父母也同意换，他们看北京房价这两年涨得这么疯，可我们只有一套房，涨多少都只是数字上的，没什么意义。不如趁着为孩子上学换房，把这套大房子换成两套小的。一来孩子上幼儿园了，他们年纪也大了，想回老家养老，面积小一点儿我们三口也够住；二来，第二套房可以跟着房价行情随时变现，也算一种投资。”
吴女士觉得父母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从9月份开始看房。“我们看了一个月，初步把目标定在了百旺茉莉园和百旺新城。这两个小区是中关村二小百旺校区的学区房，对口的中学有八一学校、人大附中西山分校、农大附中、一零一中温泉校区等，还都不错。另外，这两个小区和我们小区的房价差不多，都在8万元左右。我卖了这套150多平方米的，换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和60多平方米的一居，添的钱不多。”
吴女士的账算好了，就找中介把房源挂上了，售价1200万元。但没想到，刚挂上，就赶上了“930”新政。“挂出后，陆陆续续有几波儿看房的，但都没有真想买的意思。”
挂了一个月，也没卖出去，后来中介建议吴女士降100万元，说之前涨的有点儿虚高。但吴女士一打听，百旺茉莉园和百旺新城的房子价格没降。“中介的解释是，那边是学区房，面积小，总价也低，不愁卖，现在降的都是大户型。”
如果这样，吴女士换房就需要自己多掏100万元，她不愿意接受中介的这个建议。“我直接就和中介说了，算了，我不卖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房源少了很多。一是现在对中介监管严了，有一部分房源下架了；还有一部分房主觉得不好卖，就不卖了，撤回了房源。之前，房主都习惯了涨价卖，他500万没卖，现在，让他450万卖，他能卖吗？”马甸桥附近一家中介的经纪人小秦告诉记者。
据小秦介绍，因为这里是育翔小学的学区房，对口中学有市重点三帆中学，所以房价飙升得比较快，现在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3万元，总价低的小户型有报15万元的，那也很多人抢，很多房主报价480万元，能500万元成交。“但10月份以后，涨不动了，买房人少了，如果真想卖，房主还要降三五十万。”
“除非换房的，之前已经买了房子，急需卖掉变现的，否则多数房主都不愿意降，一部分还扛着卖，一部分就把房源撤了。所以，现在我们店里能卖的房源比以前少很多，一居室就3套能卖。”小秦认为，房源的减少会让买房人选择余地减少，更不愿买了。
“房主目前的心态都是宁可不卖也不降价，但买房人也都不急着买。最近天气比较冷，我有时打半天电话都约不来看房人。”东四环外慈云寺附近一家中介门店的经纪人小田无奈地说。
上周六上午，小田拿出自己的客户联系本，逐一打电话。“真是把压箱底的客户都翻出来了。有的客户我明知道购房意愿不强，半年没联系了，也打电话试试。”即使这样，小田也没有约到周末来看房的人。“现在客户都在观望，约客户看房真的很难，要有客户能看房，我恨不得去家里接他。”(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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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九
又一个卖菜小伙上了微博热门！
在安徽合肥十里庙菜市场
他是整个菜市场年纪最小的菜贩子
靠卖菜买了两套房一辆车
据《合肥晚报》报道，28岁的刘鹏是岗集人。2012年，他从安徽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毕业，回到合肥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2013年过完暑假，他毅然从小学辞职。在安徽合肥十里庙菜场承包了个摊位，开始卖菜。
刘鹏卖菜很“任性”。他卖菜一般比别人便宜，还总是喜欢去零。三角，五角，八角的，他说不要就不要。最初，在一旁帮忙的妈妈，看他这样做生意，总是心惊肉跳。
面对母亲的质疑，刘鹏回道：“菜是家家户户都要吃的。你还能每天都赚人家钱啊。你那个方式老了，我有我的方式。”
眼看着客流量越来越多，挣的钱也没有少。刘鹏的妈妈这才服气。
他在自己的小生意上越做越火。最初，他一天只卖三四十斤菜，如今每天能卖两大车3000多斤菜。
当被询问具体收入时，刘鹏伸出了两个指头，缓缓说道，“两万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现在月入2万元以上，买了一辆车，还贷款买了2套房。
卖菜的活儿比不上当老师体面。正当年纪的刘鹏，在相亲时，也遭受了不少冷遇。“好多姑娘一听说我是个卖菜的，扭头就走。”
如今，刘鹏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她是个医生，体贴、善良，不嫌弃我是个卖菜的，更不计较我没时间陪伴她。”
两个月前，刘鹏在菜市场干起了一件不走寻常路的事情，再次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和驻足。
他先是找人在菜市场上空拉了根网线。随后，又在窄小的摊位上摆起了三支三脚架。每个架子上都放着手机。身后还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我开通了不少直播平台。”每天一大早，他就打开手机和电脑平台，开始直播自己卖菜。
“主播主播，现在西红柿多少钱一斤？”
“主播，刚才那一单，你挣了多少钱？”
“主播，刚刚买菜的美眉你认识吗？干嘛不留号码？”
网友总是有着千奇古怪的疑问。
“我当主播不是为了挣钱，就是让更多的人认识我。”忙碌的间隙，刘鹏认真地说，“我就是想通过网络，给自己多做做宣传。十个人知道我，说不定会有一个人来买我的菜。一百个人知道我，说不定会有十个人来买我的菜。来光顾我的人越多，我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多。”
月入2万击败不少白领，网友炸锅
刘鹏卖菜的收入超过了很多白领，有人质疑，这是真的吗？不少网友告诉了真相，的确是能赚这么多，但也不是随口说说那么容易的：
还有网友质疑，认为如果大学毕业都去卖菜那还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培养大学生干嘛？
也有不少人提到了多年前曾红遍网络的北大才子陆步轩卖猪肉的故事。
陆文轩迷茫过，消沉过，在他34岁的年纪，他操起了杀猪刀，开始了杀猪剁肉的买卖，开始转型从一位地地道道的北大才子到了农贸市场的小贩。
当然，后来的故事是，50岁的陆步轩，已经从“抹了黑”的羞愧，变成“不丢人”的激情；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今天的“屠户大王”，这样的人生，也确实充满了成长的正能量。
这不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时代？
有评论分析指出，当年比尔·盖茨也是在众议之下，不走寻常路，退学创办了微软公司，马云更是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创办了阿里巴巴集团，一跃成为了中国的首富。而今天的刘鹏，可能取得不了那么大的成就，但他的这种勇于突破常规的创新精神，却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
如今，能上大学并不稀奇，大学生也早已不再是众星捧月的天之骄子，可是大学毕业应该等于失业吗？对于大学生放弃专业去卖菜卖肉你有什么看法呢？
来源：人民日报、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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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菜十年在北京买150平大房子，你身边这些人可能都是隐形富豪！》 精选十
原标题：小米刘德万字演讲：在既有优势上，准确地判断明天
2017年9月1日，小米科技联合创始人、小米生态链掌门人刘德分享了小米和小米生态链一路走来的经验。演讲持续两小时，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将其中的精华整理发布，共约16000字，阅读约需40分钟。
其实在中国做公司非常容易，因为中国是个大市场，大人口。尤其是做一家小公司，兄弟们努力打拼总是可以的。我以前做过小设计公司，其实很舒服。做到中等规模，就不舒服了，较大的规模会好一点。小公司可以合理避避税，所以活得很舒服。我们看了很多小公司，财务数字非常漂亮，结果进一步看，利润都是避税那一部分。
但是做一家大公司很难，我要把这件事情说透。这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因为跟你个人没什么关系。大公司都是时代造就的，你踩在时代的风口上，而且很幸运没有做什么错误决策，就可能成为大公司。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不管你多努力都是人力所不及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去寻找机会逻辑就完全不一样。
什么行当能赚到大钱？在过去若干年，如果你没有从事房地产，非常难赚大钱——这个大钱指上百亿；如果白电企业高速增长那几年你没有做白电也挣不到；再往后，如果你没有做互联网也挣不到；中间没有做煤炭能源也挣不到。
有时候挣大钱跟个人好像没关系，很多煤老板不知道自己怎么忽然间就有钱了。那个时代来了，一下子就有钱了，手上很多现金，他觉得这才是事业，然后又借了几亿买五个大煤矿。忽然间就破产了，都不知道怎么没钱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时代，要挣大钱也好，要做大公司也好，如果你不看清时代大规律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成了，也不知道怎么就垮了。
我们内部经常反思，当年我们怎么会做成小米呢？说到底就两个字，运气。赶上了一个巨大的时代机会，我们时间点判断准确，恰好那两年也很幸运，没有其他人看到。不但有风口，风口上还只有你，所以不是我们这些人有多么聪明。
有了这样一次从零开始做1000亿的经验，我们愿意分享出来，因为这个经验我们没有权利私藏。我们还是运气好嘛，既然是运气因素，就应该分享出来，所以我们到各地去讲课，我们是不收费的。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第一，当一家公司作大，公司本身不属于任何人了，它属于时代和社会。前两天，我们三个人刚到上海，找了个小店吃饭，我们三个人吃了31块。我们很感慨，其实挣钱是没啥用的，因为你花得掉的，尤其还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就那么多。一家公司做大了，它是社会的财富，有这个观念以后，你发现公司反而好挣钱了。因为你认为公司是你家的，当你看着巨大财富，会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动作变形；当你觉得公司是全社会的，你无非是个打工者，还挺高尚，这个过程里动作不变形。我这么讲大家可能不一定都赞成，但是这是真实的。
第二，大公司还承担着另外一个作用，一个精神财富。我们做小米成功，鼓励了一代年轻人出来创业。早年很多投资人问创业的兄弟，你凭什么能干成，他们说小米都能成，我也能。这个逻辑就是小米是一个精神财富，鼓励年轻人做创业。我们更要守好这个摊子，不能失败，如果我们失败，会打击很多人。
我们刚干生态链是2014年，那时不像现在这么忙，正赶上手机业务也非常好，各界的大佬儿都来小米交流，我又很闲，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
有一次，我们见到一个企业家，他有两次操盘过千亿大公司的经验。然后我就问他，我们知道时代机遇是成就一家大公司的最大外因，那最大的内因是什么？他非常简单地说了两个字：吃亏。如果一家公司，懂得怎么样吃亏，而不是占社会的便宜，就有可能成为大公司。
听他讲完，我想起以前读过一个文章，有人问李嘉诚，做这么大的买卖到底有什么秘诀。李嘉诚说，就是能挣十块的时候只挣八块，留两块给别人。这跟做人差不多，知道怎么吃亏，才有可能成为一家大公司。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在做生态链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本着吃亏原则。吃一点亏，会换来巨大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我们三年里投了100家公司非常优秀的硬件公司。
我还见过碧桂园的杨**。我们发现碧桂园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它的思路和理念跟我们做小米的逻辑是一样的。我们双方分享后，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互联网公司使用互联网产品圈用户，圈到用户以后提供各种服务。我们是在一个虚拟空间里来圈，而碧桂园就更实际一点。去看过碧桂园小区就知道，所有的生活所需，从学校到银行，通通在里面。
我们就让他分享一下，做大公司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杨**说，首先要干最大的市场。那时候我背对着窗，他正对着窗台说，你看城市是由什么组成的？城市是由房子组成的，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房地产是最大的市场，于是我要干这个最大的市场。小米做生态链期间对此有真实的感受，如果这个市场足够大，那么切下一小块也很大，所以要做最大的市场。
第二个，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好多公司不专注，什么都想做。碧桂园不进一线城市，当时在上海还有个汤臣，后来所有业务差不多都是在三四线城市里了。他注意取舍，有些地方要取，有些地方要舍。在三四线城市里，碧桂园是性价比最高的。从民族性上讲，世界各个民族都很重视性价比。不单是中国人，我们在印度发现了印度人也是，其实美国人也是。世界各民族，性价比都是大杀器，这是从民族性上说。消费者习惯上讲，这是竞争的终极阶段。任何一个产业急速发展充沛竞争后，最后都落到性价比逻辑上去。
我们很幸运地在做手机，手机产业的竞争是走在所有产业前面的。我们经常说手机是明天的生意，因为跟其他产业竞争比太激烈了，体现出任何一个行业进入到终极竞争时是什么样子。不信过几年你看，很多产业都会进入到性价比竞争。
性价比竞争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寡头出现。今天手机就是寡头，全中国就五个牌子。然后是性价比竞争。最后一点很重要，老板是产品家，老板自己非常懂产品。过去公司是以管理先行，一个好的管理者带着一堆人，在一个框架里进行市场竞争。今天是一个产品家在第一线跑，带着一堆人投入市场竞争，今天的竞争是产品为王的时代。杨**说，我是个泥瓦匠出身，我看到一个建筑，它的成本是多少我都知道。所以他是非常懂的。今天的竞争越来越精妙，一把手如果不是产品行家，你根本竞争达不到那么精妙的状态。今天我们打手机这场仗，它是个精密的设备，老板不懂产品，整个企业效率都会低。
既要准确判断明天，也要有既有优势
当年做生态链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2013年，我们觉得IoT时代可能悄悄来了。我们认为整个互联网分成传统互联网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互联网就是PC时代，成全了像联想这样的公司。当手机有电脑属性就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成全了小米这样的公司。互联网有可能出现第三个阶段就是Iot时代，万物互联。在这个阶段，所有设备都可能是联网的、智能化的，联网设备的数量可能几何数级地增加，这个过程有机会成全一个大公司。
2013年下半年我们看到这个机会，但是当时手机战场打得正激烈，所以我们没有队伍也没有精力来做这件事情。怎么办？我们通过投资的方式，去投那些创业者和生力军，我们一起打赢和捕捉IoT这个巨大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生态链。
那时，我们要想的一件事，是我们自身有哪些优势。我觉得任何人干事情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要判断明天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比别人早知道一点明天是什么样的，无疑有巨大的竞争优势。我们小的时候都幻想过，先知先觉有多好，那时我们判断明天是个IoT时代。
第二是要剖析自己今天的优势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不能干平地起高楼的事情，一定要在既有优势上做事情，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当你发现既有优势跟明天有交集的时候，你是非常幸运的，你放大这个交集就没问题了。当你发现既有优势跟明天没交集的时候，你要改变自己，因为明天不是你的。那时小米干了四年，我们盘点了一下手上有什么什么优势呢？我们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些优势。
第一个是团队。四年时间，我们每天都是6x12小时工作，体会别的公司数年时间的成长和经验，我们锻炼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第二个是有品牌的热度。世界上牌子多了，但是有热度更重要。热度就是别人关注你，夸你骂你都不重要。2013年我挖一个诺基亚的设计师，刚开始说什么他都不在意，但是吃完饭我去结账，跟小哥说发票开小米科技，小哥边结账边问小米手机2代什么时候出？然后我跟诺基亚的设计师说，你做了那么多年手机，有人关心下一代什么时候出来吗？一句话说服了他加入。所以牌子要在市场上保持热度，跟车一样，撂着老不开就坏掉了。
第三是用户群。我们有一套整齐的用户群，2.8亿人，17到35岁理工男，现在年纪偏大，开始往上走了。有了整齐的用户群有什么好处？这些用户特征很明显，懂技术，懂互联网，接受新事物。用户群整齐会使得商业效率高，教育成本很低。
第四是电商平台。世界上所有电商平台都烧钱烧出来的，流量的电商平台，得烧大量的钱才能起来。但当年小米平台没有烧钱，我们用一笔钱干了一件事情，叫小米手机，然后这款产品极为稀缺，我们只用自己的平台卖，于是乎顺带做起了电商。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用了一笔钱干了两件事，小米手机和电商。我们这一批人没有做电商的，都是工程师。早年做小米手机，我们期许着做好了凡客能帮我们卖。2011年年初，凡客说小米手机的毛利太低了，那时候凡客要上市，觉得会影响业绩。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没人帮我们卖，那我们只能自己干。再做传统渠道是不可以的，因为费用太高，只能做互联网手机。我们现找人给我们讲怎么做电商，8月份准备发手机，那年春天开始找人讲什么叫电商。我们完全从零开始干，自己编程，然后在公司里开始卖可乐，五毛钱一罐儿，这么干电商的。到2014年我们电商的动员力有多大呢？当年米粉节有2600万人同时在线买东西。电商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求人。做产品遇到最大痛苦就是卖不出去，一个产品做的很好，卖的时候还要求人。渠道是一个霸权，过去100年里都是霸权，我觉得未来20年里至少也是。再往后我不知道，但是未来10年我们要有自己的电商通道。
第五是资本。我们的融资能力很强，总忧患意识也强，先找钱给我们。
第六是信誉。我们向银行、向用户、向投资人，承诺的都做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面对投资人什么最重要？信誉最重要。每一个承诺节点都做到了，大家就相信你。
最后就是方法论。过去几年我们做了无数产品和手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痛若，所有这些我们总结出了一套非常合适的，在互联网逻辑下做产品的方法论。
那个时候我们拥有这些优势，我们要把这些优势用来做平台、做生态链公司。
小米发展速度是很快的。2012年第一个完整财年100多人，总收入是126亿，像做梦一样，因为我们上一年还是0元，结果2012年相当于全国电影票房的总和。然后是314亿，743亿，2016年近800亿，今年估计1000亿，这一路是非常快的。但我们遇到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这个问题，任何一家公司成长速度过快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互联网时代我们不能用传统时代的公司来理解。传统公司一般是按着30年50年的生命周期长大的，长得很慢。传统公司更像一个松树，一点一点长成，但倒掉的时候，也非常像一棵松树倒架。一棵松树倒下前，里面是空心的，外面枝繁叶茂，然后轰然倒塌，一点征兆都没有。
为什么我们对这些没感觉？因为中国经济还处在上行阶段，还没有经历过大公司的轰然倒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程：明代史——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要到美国去选明史。但是老美会用他的视角看中国历史，他们讲明朝灭亡之前都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经济文化都非常好，像一棵巨大的松树，但是它的心空掉了，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点征兆都没有。我觉得，现在尤其在互联网环境里的公司像竹子，一夜春雨就能长起来。我们回忆下，早年的大公司是IBM，20年以后是微软，10年以后是Google，4年以后是Facebook。环境的变化让所有公司的速度增长起来，传统公司要几十年才能起来，在互联网Facebook四年就起来了。
竹子的痛苦是什么？竹子的痛苦是单棵竹子是不能活的。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有的是主观地，有的是被动的，成为一片竹林。因为竹子逻辑的公司是形成竹林，根系蔓延，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做生态链投资的时候，就像一个竹林的逻辑，我们寻找自己的竹笋，把小米业务、小米公司变成竹林一样稳定。过去三年，我们投了100家生态链公司，小米之家里你看到的产品，可能除了手机、电视，都是生态链公司做的。
过程很重要，成绩也不错。截止去年底，移动电源做了6000万只，空气净化器去年200万台，今年应该奔着400万台去。不要小看200万台，这个数量在空气净化器这个行当一定是全球第一名，大概占中国市场的30%。我当初去创维做交流，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做净化器，去年做了多少台呢？他们说去年做了1万台。
插线板是和北京突破电气合作的，我记得开始卖的时候，我说你能不能够备货100万支，他是传统行业的，他说你疯了吗？那年双11，他私下只备了30万支，因为他觉得不可能。但是我们一天就卖了29万支，后来我们修正为一年卖1000万，实际上没有达到，大概600万支。
我们现在有100家生态链公司，30家有自己的产品，4家估值过10亿美金。难在哪儿呢？2013年底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公司，但到了2016年可以做4家，这是难点。在我们这个体系里，一家小公司一年做一个亿是很容易的。比如华米手环，当年我去他们开发区争取政策，我承诺第一年希望能干3亿的收入，第二年干5亿，三年五年后干10亿。结果第一年做了10亿，第三年差不多20亿。现在我们流水过亿的公司有16家，所谓过亿是1~20亿之间；过10亿有3家，过10亿基本是25亿以上。
我们用什么逻辑来投资这些公司呢？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小米生态链的边界在哪儿呢？每次有人这么问我，我都觉得好有趣，我天天干这个都不关心边界在哪儿，你为啥比我还关心？
我说，今天你不能用一个产品来想公司，应该从用户来想。小米公司通过手机圈的用户在中间，我们第一年投资布局是围绕着手机周边，比如耳机，移动电源，这些领域叫做小米手机销售的红利。很简单，我一年如果能卖6000万台手机，我就一定能卖1000万只耳机，一定能卖2000万只移动电源。互联网销售就是流量生意，这是手机销售的红利。
我们再往外布局了一圈，智能产品。因为IoT有巨大的机会，我们向智能白电、智能交通、厨房电器、智能玩具，做了一圈智能化的布局。其实原本这两圈就够看了，我都不想再往外做了，但是内外因素共同起作用要往外做。外因是整个巨大的消费升级时代来临，时代变了；内因就是我们组了队，只做了两圈就没事儿干了。所以我们往外又布了一圈，这一圈是大量的生活用品和消费品。我们做了床垫、毛巾、牙刷等生活耗材。我们把这定义成小米的用户群红利，或者说渠道红利。但是很多人不理解，比如为什么要做床垫？我们第一次尝试在网上卖床垫，一星期卖了1万张，第一次尝试卖牙刷的一天卖了24万支。因为这是个红利生意。
用大众产品的思路做小众产品
我讲讲手环这个例子，这一仗能打赢是非常综合的一个局面。
2013年的时候，我们尝试是不是做智能手表，因为手机团队做智能手表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团队研究下来说，不能做。为什么？因为苹果没有做，我们没有能力定义好这款产品。这个结论我完全同意，第一，苹果的产品能力要比我们强，苹果没有做的产品，我们没有能力定义好；第二，苹果没有做，其它人没有能力打通整个工业体系，后来三星也都做智能表，也都没理清；第三，苹果没有做，我们没有能力卖好，没有能力告诉消费者他需要一个智能手表。这不是企业行为问题，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在国家这个平台上的，国家有其**、文化的影响力。当美国人做了一个智能表，你会说：我也许真的需要一个智能表；当一家中国企业说我做了智能表，世界各国人民就会问：我为什么需要？
基于这三点，苹果没做，我们也做不成。当然也有人会问，好像小米很聪明，但为什么三星做了？难道这些人笨？你要知道，当公司大了，就开始出现局部利益。公司里的有的部门，闲着也是闲着，把新产品做起来，是一种公司内部的**博弈。有很多部门，可能面临被裁撤，他们得抓住一棵救命草。
本质上，还是美国人在智能可穿戴领域上，已经深耕了十年，把市场教育得非常好。遥远的中国受到影响已经是2013年了，那时国产手环大概是500到800元，进口手环大概800到1500元。美国深耕十年，开始波及到中国市场。我们只是在市场爆发的前夜迅速入场，这是美国人市场教育的成果，不是我们强。
那时手环对年轻人来说，确实是个很酷的东西，但是一问价钱1000块，干我屁事？它长期徘徊在一个小众市场。我印象里，当时周围带手环的人都是投资人，很高大上的人群。如果小米不入场的话，这个市场可能用10年或者5年，从小众市场一点一点扩大市场。
我们觉得手表没到时候，但是可以先看手环。我们想干到什么境界呢，做到出租车司机都带着。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要找对的路径，我们找了一个大逻辑就是，要用做大众产品的思路做小众产品，把零售价从1000元拉到100元以内。
我们第一次卖售价是79元。把1000元的手环做到79元，这是貌似不能完成的任务，你顶着这么一个任务去融资会被骂死。我们是怎么入手这件事情的呢？任何一个产品的成败都在于产品定义，我们以80%人的80%的需求来筛选功能。这个产品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太高，为什么呢？功能太多了嘛。那些功能十个里面八个都没用，至少对80%的人来说都是没用的，所以我把这些功能都拿掉，只留最有用的功能：睡眠，卡路里，来电提醒。
我们最痛苦的事就是要不要屏幕来显示各种信息，我说不用手机的用户也不用手环，所有都可以在手机上看，这个问题想透定义产品就不纠结了。更主要的是，屏幕耗电。过去手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充电。首先充电太复杂，七天充一次，你很快就不用了。当初我们说一定要把耗电量控制在30天。还有，这关系到粘性，过去手环没有粘性，你带几天，充电的时候忘了戴，忘戴就忘戴，就不戴了。
我们怎么解决粘度问题？我们默认当你戴着手环时，打开手机不需要输入密码，手环就是物理钥匙。这个功能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功能有粘性。我们每天一般来讲要开机200次，当一个产品把这200次开机给替换掉，你会觉得超级方便。我们把产品定义好到这个境界，有黏性，70元。华米的团队原来一直在创业，做过笔记本什么的，第一年我问他期许一年卖多少只？他说能卖20万只，上帝也没猜到买了1400万只。我们一下子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智能可穿戴设备公司，今年第一季度我们超过了Fitbit成为全球第一。
移动电源这个故事挺有趣。做小米一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移动电源，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手机耗电。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做，4000毫安的成本158块，卖250块。那是2012年，一年也卖不了几万只，后来这个生意就停掉了。算了，不要做了，这不是我们的生意。2013年，深圳的一个兄弟拿一个移动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