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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新型农业产业化服务“三农”在路上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在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服务“三农”、服务中小

、服务社区的责任与使命,经过不断耕耘,持续扩大“三农”金融供给,创新信贷产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支持力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的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在涉农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日趋明显。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系统内首批试点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致力于打造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对涉农贷款免于信贷规模考核政策,为涉农贷款发展提供充足的额度空间和政策支持。目前,河南省分行已建立450多个信贷专营机构,18家总行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特色支行,创新家庭农场贷款、农民专业

社贷款等专属产品,与省农开担保、省农信担保等涉农担保机构联合开展新型农业主体贷款项目,全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截至5月底,河南省分行累计发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22.67亿元。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化支持力度,先后为河南省农村电网建设、河南省农村有线电视改造、县及县以下公租房和廉租房项目建设投放资金45.99亿元;通过项目贷款、股权投资等形式,支持全省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批复授信26.99亿元。针对双汇、牧原、雏鹰等省内6家农业龙头企业,授信金额30.85亿元。为众品集团提供涵盖贷款、国内信用证、债券承销、供应链金融等一揽子金融服务,累计提供各类融资近40亿元。

县周营乡久酒中梁绿色生态园,负责人韩丽不辞辛苦,顶着六月正午的日头察看大棚果蔬的生长情况。韩丽的公司在沈丘县四个乡镇一共承包了11600亩土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公司在这个占地622亩的生态园旁边,还建起了占地100亩的粮食晒场和仓储库。

今年,通过邮储银行沈丘县支行与河南省农信担保公司、中原农业保险公司、沈丘县政府合作开展了“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业务,韩丽的公司获得了该行240万元的贷款支持,这些贷款将投向生态园二期建设。按着韩丽的规划,未来这个生态园将集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成为周边民众休闲的好去处。“邮储银行帮大忙了!”韩丽对未来充满信心。

据邮储银行沈丘县支行副行长王洪侠介绍,截至今年6月8日,沈丘县支行累计发放“四位一体”贷款148笔,金额7110万元,业务覆盖到农林牧渔等多个行业,其中小额绿色通道业务139笔,5850万元;联合授信业务9笔,1260万元,为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问题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6年年底,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积极与省农信担保公司合作推出了“四位一体”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业务,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打通“最后一公里”推进普惠金融零距离

市南顿镇王坡村,房前屋后、路边沟旁,草木见缝插针,铺陈满目苍翠。75岁的村民王照荣闲适地坐在一间超市旁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超市经营者王保臣精心准备的茶水。

王保臣在经营超市的同时,还经营婚庆礼仪和邮储银行助农取款点。经常来此取款的王照荣说:“不出村就能取钱,太方便了,附近的群众很满意!”因为对王保臣的信任,附近的老人们有事没事就来超市里逛一逛,歇歇脚,聊聊天,回时顺道买些日用品。据了解,这个助农取款点每月办理存取款业务约500笔,多时超过1000笔,村里的老人不出村就能领取养老保险金。

王坡村的百岁老人王文立,行动不便,需要存取款时,王保臣都是上门服务。几年来,王保臣经营的服务点从没错过一笔账,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而王保臣也因代理邮储银行的业务,每月能增加1000多元的收入。

据项城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吴天成介绍,项城市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19万人,新农保每年代发将近两亿元。2012年以来,邮储银行项城市支行承担了全县农村新农保业务的代收和发放工作。为方便农村老年人领取养老保险,实现农村新农保业务的代缴、代收等“四不出村”,邮储银行项城市支行建立了349个助农服务点,覆盖全县所有农村,打通了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了村民取款不出村,有效缓解了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推进普惠金融服务,2015年4月29日,省总工会与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始在全省全面推行工会会员卡,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为全省第一家发行工会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截至目前,全省工会卡累计成功制卡307.1万张,累计发卡254.6万张;月均交易笔数近20万笔,月均交易金额达7.6亿元。

“工会针对困难职工在春节前发放慰问金,每年惠及项城市约1000名职工。2015年之前,慰问金通常要用一周左右才能发放到职工手中,如今,有了工会会员卡,当天就能发放完。”项城市总工会副主席李建楠对于邮储银行的合作表示满意。

“工会卡既是工会会员的身份象征,又是困难帮扶、心理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服务的凭证。”邮储银行项城市支行行长王亚楠介绍,除了各类资金发放外,为了不断拓展工会会员卡服务功能和内容,邮储银行项城市支行联合项城市总工会,先后与三批135户商家签署了合作协议,使用工会会员卡消费可以享受9元观影、1元洗车、超市购物刷卡返券等活动,给会员带来切实的实惠。

贾慧媛曾是项城市纺织公司的工会会员。2014年6月,邮储银行项城支行为下岗的她提供了5万元的贴息再就业担保贷款,帮助其开设了“宜家人”超市。随着超市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邮储银行为其提供的贷款额度增至10万元。如今,她经营的超市已经小有规模,在项城市拥有了多家连锁店面,其超市的现金结算业务也都放到了邮储银行。邮储银行与困难职工心贴心,邮储银行的服务也真正走入到了工会会员的心坎上。

推动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有路子


县三义寨乡贾堂村村民赵卫,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今年1月,邮储银行为其提供了5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如今,赵卫建起了约800平方米的养殖场,最多可以养羊100只,预计年净利润2万多元。贾堂村村支书赵志红介绍,在贾堂村,还有7户村民养羊,饲养人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为此村里成立了贾堂村同心湖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赵卫年轻,又是高中毕业,所以销售和技术指导等具体业务就由赵卫来负责。此外,赵卫还由村里推荐成为南马庄到李沟三公里林带的护林员,每月收入800元。“不仅要有脱贫的路子,还要有防止返贫的办法。”赵志红说。

2014年12月,邮储银行兰考县支行联合县扶贫办、县财政局率先在全省开办惠农易贷业务,在额度和利率上对兰考县单独授权最优政策。截至目前,已直接支持兰考县贫困户321户,投放金额1776万元。同时与兰考县人社局签署“大众创业

工程”合作协议,更好地助力“双创”,计划在未来5年内,至少扶持15万名大众创业群体,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于30亿元。同时,对不再享受贴息政策的老客户,发放“担保不贴息贷款”,持续满足客户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紧贴兰考县金融扶贫、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邮储银行已经成为支持兰考县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兰考县城东北7公里处的红庙镇夏武营村,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精准扶贫由“输血”变“造血”,以产业扶贫带动全庄430户2038人于今年年初脱贫摘帽。

邮储银行兰考县支行副行长张昂昂介绍,针对贫困户,去年该行推出了“一个关联人、一张身份证就可贷”的扶贫贷款项目,为夏武营村5户村民每户发放4万元用于蔬菜产业发展。如今,该村在邮储银行贷款的还有20多户。邮储银行与夏武营村的联系日渐紧密。

张平安,既是该村村支书,也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去年在邮储银行贷款9万元,今年计划贷5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张平安种植了200亩蔬菜,平时用工约20人,大收时节每天用工甚至达百人。“工人以家庭条件差的为主,工资每天120元至150元。”张平安介绍。“2009年我们成立了兰考县武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全村95%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中。目前,合作社已经带动兰考县西关农场、红庙东村、南彰镇肖蔡庄发展蔬菜种植基地10多个,面积3000多亩。”为了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夏武营村已经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计划下一步继续扩大流转面积,把蔬菜种植产业做大、做强。谈及未来规划,张平安兴奋地说:“我们村该考虑怎么奔小康了!”

一株“亭亭玉立”的麦苗,青绿色的麦秆上透着生命的活力,麦穗里则似孕着丰收的希望,打眼一瞧,那麦叶仿佛还在迎风轻舞……

可别小瞧了这株只“生长”了22个小时的“麦苗”——7月18日,在位于

县产业集聚区河南新科智能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王军告诉记者,作为3D打印产品,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身价”可达数千元!

“我们可不是‘漫天要价’!”王军说,3D打印作为当今的先进制造技术,被视为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广泛用于医疗行业、科学研究、产品模型、建筑设计、制造业及食品等领域,产品一般按克计价,“贵”在技术、材料、工艺和品质。

“一分价钱一分货,3D打印的‘威力’巨大,绝对物有所值!”

某知名医院的一个“订单”,要按照1∶1的比例“打印”一颗病人的心脏:“医院先把患者所有的影像资料,发给我们在北京的数据终端,经过技术处理生成模型,再把模型传到延津加工,脏体、血管、病灶一一还原,与真实的心脏误差不超过0.001mm。”

据王军介绍,“打印”出来的心脏通过物流发往医院,医学专家将会对这个“复制品”进行会诊甚至模拟手术,制订好最稳妥的手术方案再对患者实施手术:“带来的结果就是,以往这样的手术需要十几个小时,现在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不仅大幅降低了患者的痛苦和医生的劳动强度,还极大地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手术的成本也大幅‘缩水’,原来的同类手术价格动辄在百万元以上,现在已降到一般家庭也能承受的范围。”王军说,从这个角度来说,3D打印技术等于给患者的心脏进行“备份”,也等于给了患者第二次生命,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暴走团走了,暴骑团来了”。据报道,山东

暴走团占路被撞事件刚刚过去,

市又出现了马路“暴骑团”。几乎每天清晨,一些自行车爱好者便会“组团”在主路骑行,还频繁闯红灯。尽管交警曾拦下他们进行教育,但没过几天,骑行者依然在主路上我行我素。

暴走也好,暴骑也好,会有这么多人参与,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兴趣,二为健康。但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该违反交通规则,毕竟,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不遵守交通规则,无异于把生命推向悬崖边,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深渊。而且,即便清晨车辆较少,也不能认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之前的“暴走团”车祸就是前车之鉴。再说了,违反交通规则,可是要受到相应的交通处罚的。

当然,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一罚了之并非上策,更好的选择恐怕是疏堵并举、管教并重。从长远来看,应正视群众健身诉求,更科学地规划健身场所,满足群众需求。短期而言,应加强教育和管理力度,对违反交通规则的“暴走团”“骑行团”,一方面要警示,把道理讲透,引导他们尽量选择合适的线路,养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另一方面也要强化联合惩戒,比如,可以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入征信系统。疏堵并重,才能把规矩立在群众的心里。

某市积极搭建网上政务服务,但碰到一个棘手问题:由于不少部门都有国家级、省级专网,而市级平台很难实现与这些专网对接,导致相关信息无法及时共享。有时工作人员还需同时登录几个系统重复录入信息,平添了许多不便。

优质服务只落到“膝盖”,不仅没有提升工作效率,反而会造成新的梗阻。整体联动,是“互联网+政务服务”的一大特征,意味着相关职能部门不能光想着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将适应信息系统互认互享当做一种常态。不管是要求群众重复提交申报材料,还是需要工作人员反复录入信息,说到底还是没有打通信息孤岛,真正实现从管控思维到服务思维的转换。

网上政务服务是否到位,能否令群众满意,主要看各类平台的建设是否彻底,真正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一张网”。破除部门壁垒,结束“各自为政”的局面,才能实现办事流程优化和群众满意的双赢。

博物馆要逐渐地从“解释它们是谁”变成“与它们的公众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再把公众的表达整合到展示中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馆的展览更新,不仅要努力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更重要的是让展览保有持久的新鲜感和吸引力。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不能再拘泥于“我说你听”,而需要更多的开放融合之举。

科技馆的开放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不要把展示空间做得太满,有一些留白的空间,让策展人随时有机会根据科技的发展和不同的热点及时调整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要让传播主体更多元,开展各种有效的对话交流,并把这些对话在科技馆中表达出来。也就是说,要让科技馆整合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实现科学传播主体从“我”到“我们”的转变。

作为接受者的公众,其实可以成为很好的传播者。自然博物馆曾策划过一场“我的自然百宝箱”征集活动,邀请广大自然爱好者和收藏达人通过专属线上平台分享自己的自然收藏。之后,上海自然博物馆为线上展示的优秀作品专门举办了一场属于公众的展览。实践证明,博物馆要逐渐地从“解释它们是谁”变成“与它们的公众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再把公众的表达整合到展示中。这不仅能丰富博物馆自身的展示,也是对当下公众自我生产和传播的重视,用博物馆特有的方式接受公众的自我价值传达。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通过与各类机构的跨界合作,从不同角度诠释科学,也是将来科技馆发展的趋势之一。近日,上海科技馆与艺术中心共同策划了上海科普大讲坛的科学与艺术系列讲座,同时也是东方艺术中心“艺术+”的首个项目。左右脑中科学与艺术的奥妙,乐器演化中的科技史;从心理学角度讲音乐与情绪反应,从建筑设计角度讲音乐厅的设计原理……这种跨界的合作为公众带来了独特的科学认知体验,也丰富了他们对科学、艺术的理解。

引入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对于丰富、更新科技展览内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一些科技馆展品同质化现象十分明显。而放眼国外,各个科学博物馆之间、科学中心之间的展览和展品相似度却非常小。以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当代科学展为例,虽然是一个临时展览,但信息量却十分丰富。因为展览整合了非常多的资源,如国家通信公司、国家大数据中心和各类高校科研院所等,这些机构的参与不仅保证了展示内容的先进性,也为展示内容的及时更新提供了可能性。

其实,国内很多科技馆也有与各类科研机构合作的意愿,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原因很简单,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在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科学公园中,设置了很多专为科学家准备的研究空间。这种叫做“科学之窗”的教育空间,其实是科学家和高校科研人员在博物馆中的实验室,实验器材和实验经费由学校提供,而老师在这里的工作和科学传播成果也可以直接计入到工作时间和绩效考核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合理的制度能够激励科学家更好地参与到科技馆的工作中来,丰富展示的内容和教育活动的形式,有效地避免千馆一面的尴尬。

当然,实现科技馆的开放融合,单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各类机构对科学传播的重视度、相关激励制度的完善等都直接影响着融合的可持续性。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只有当更多的“我们”投入到这一过程之中,科技传播的生命力才能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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