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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新疆统一战线”网站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是沟通东西方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我国陆上向西对外交往的重要战略通道。新疆的地形轮廓是“三山夹两盆”。“三山”是指从北到南排列分布的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诸山系；“两盆”是指夹在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三座山脉之间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新疆境内南面、北面以及西面皆山脉环绕，唯东部无高山相阻，有坦途同中原地区相通，因此，新疆同外界的交往联系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着天然的东倾性，这对密切新疆同内地之间的关系，保障西汉以来新疆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设官置守，将西域纳入汉朝的版图，新疆从此正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新疆各族人民为祖国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一心，经过60多年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共同谱写了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光辉篇章，使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新疆灿烂辉煌的明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史前时期的新疆
（一）石器时代的新疆
人们将有文献记载之前的历史称作“史前时期”，在此之前，我们人类的发展已经历了二三百万年。这一时期主要分为石器、青铜器和早期铁器等阶段。
考古学上，将人类最初的历史称作“石器时代”，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词中所谓“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的标志，大致是指距今二三百万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它又分为旧、中、新三个时期。新疆地区已有的旧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是一批在地表采集的石器，遗址点主要有和布克赛尔县和什托洛盖骆驼石、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沟西台地、塔什库尔干河谷的吉日尕勒，以及阿尔泰山的彩绘洞窟岩画等。1994年，中外考古工作者在和什托洛盖骆驼石高台上发现一批砍砸器、薄刃斧和手镐等石器制品，其中一种在欧洲流行的名为勒瓦娄哇石片的石器尤其引人关注。这是新疆迄今发现的一处最古老的人类活动地点。从各地陆续发现的旧石器遗物的特征分析，至迟在距今约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疆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迹象，早期新疆北部人群主要从事狩猎采集活动。
新疆的新石器时代因当时人们普遍使用一种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石器，且形状细小，故称“细石器文化”，年代约在4000年以前。细石器遗存遍布天山南北，尤其以哈密的七角井和吐鲁番的阿斯塔那为代表，当时人们延续着以狩猎为主，兼采集的原始生活。细石器的加工技术与我国华北地区属于同一系统。
（二）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早期的新疆
最迟至公元前2000年，新疆步入了青铜文明时期，此间人们广泛使用青铜冶炼、铜制工具和铜制兵器，并产生了畜牧业和农业。当时的人们因地制宜，从事不同类型的经济生活，并产生多种文化，如哈密盆地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天山北路文化、罗布泊地区农牧并举的小河文化、天山以北及帕米尔高原以畜牧经济为特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等，新疆地区多种文化并存发展的雏形已经出现。
公元前700年到西汉时期，新疆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早期，分布在天山南北的察吾乎文化、焉布拉克文化、苏贝希文化和伊犁河流域文化都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代表，各相邻文化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
青铜器时代早期，具有原始欧洲人种成分的居民已定居在罗布泊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在楼兰古城以及附近地区出土数具古人干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具“楼兰美女”干尸。约在距今3000年前后，哈密地区已经出现了蒙古人种成分的居民。而在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的一尊栩栩如生的跪姿武士像，其外貌形象与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发现的古尸迥然有别。另据文献资料所记，曾同中原地区的周人有血缘关系的羌人应是塔里木盆地早期的居民之一。新疆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生态环境，使新疆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种族多源、文化各具特色的人文历史格局，它直接影响到汉代以后乃至现代新疆居民的人种特征。
（三）先秦时期的新疆
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形式的单一性，决定了它积极发展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顺应中、西方各地人们彼此交往要求而出现的“丝绸之路”，大体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它的一部分途经新疆境内。西方文献中很早就有“赛里斯”的记载，“赛里斯”是“丝”的音译，后来变成当时人们对于传输丝绸到西方的中国人的称呼，说明华夏先民的步履早已进入新疆。
新疆各地诸多考古文物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陶器大多源于东方系统，如双耳菱格纹彩陶罐就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厂类型的典型器物，陶器上流行的垂带纹、网格纹、手形纹又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陶器接近。由此可见，早在距今4000年前马厂和四坝这两种甘肃早期文化已经扎根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新疆远离大海，本地不产海菊贝，但是，从哈密天山北路、五堡、焉布拉克墓地，经吐鲁番盆地的洋海、和静的察吾乎沟口，西到罗布泊和洛浦县山甫拉墓地都普遍出土海菊贝类制作的装饰物，如珊瑚珠等，这类海菊贝源于我国东南沿海。乌鲁木齐南山矿区以及阿拉沟等地的墓葬还陆续出土了一些中原地区输入的漆器、丝绸以及铜镜等物品。
在《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等我国先秦时期的汉文古籍里，都有不少新疆地理、山川、河流的相关记载。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里，记录了周穆王于公元前1000年率部远涉流沙、会见西王母等当地部族，并互赠礼品、吟咏唱和的情节，曲折反映了远古时期中原地区同新疆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发现了随葬的玉器756件，经鉴定这些玉器所用的玉料大都是新疆的和田玉，其中有3件还是和田羊脂玉，这是远古时期新疆与中原地区进行玉石贸易的真实反映。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的是汉武帝派遣李广利远征大宛城（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李广利围城数月，久攻不下，后来才得知大宛城守军是因为得到了“秦人”的帮助，学会了打井取水，保证了城中供水。《史记&大宛列传》中的“秦人”就是指我国西北地区“秦朝”的子民。说明早在西汉之前，秦朝人就已经来到这里定居生活。先秦时期新疆各地与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后来西汉对新疆地区的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秦汉之际，新疆各地已有很多部落、部族在此游牧、聚居、繁衍生息，如在天山北部地区的塞人、羌人、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因为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所以被称为“行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和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则居住着许多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居民和部落集团，人们将其称为“城郭诸国”，《汉书&西域传》中所谓的“三十六国”主要是指这些“城郭诸国”。这些草原或城郭诸国因自然环境不同，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社会内部已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富人和平民阶层，并有各自的军政管理体系。但是，正如史书所说，它们各自分散，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地方性政权。
西汉王朝统一管辖西域之前，新疆天山南北各地仍处在分散闭塞、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中，这种分裂局面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新疆的社会进步。西汉统一管辖西域后，该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超越氏族、部族范围的区域性统一。这种统一由我国历史上的西汉王朝开始实现。
二、两汉至清朝时期的新疆
今天的新疆，在汉代被称为“西域”，意指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一名称自西汉时期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后，到清末为“新疆”这一地域名称所取代。“西域”名称的出现和使用与当时中原内地对于天山南北的认识以及西汉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管辖有着直接关系。
（一）西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新疆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西汉，它同西汉抗击匈奴、统一天山南北的政治活动有直接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蒙古高原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驰骋的家园。而西域小国林立，又与之毗邻，两地之间联系密切，往往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向外拓展势力的重要地区。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大部分区域处在匈奴统一之下。匈奴是秦汉之际活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最初弱小，曾依附于东胡，后冒顿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继承王位，势力逐渐强大，周邻各族皆归其所管辖。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统兵西征，打败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迫使大月氏人西迁到今天的伊犁河流域。原来活动在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则慑于大月氏人的军事压力，向西南迁徙到帕米尔高原地带。匈奴人占领河西诸地，随之将其控制范围向西延伸到西域。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地的统治，匈奴统治者在焉耆设置了“僮仆都尉”，专理该地事务。“僮仆”一词意为“奴隶”，匈奴奴隶主贵族视西域当地各族为奴隶，统治方式十分残酷。
这种局面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才有了根本改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西汉国力日趋强盛，政治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为了打败匈奴，汉武帝吸取其先祖的教训，认真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次，他从投降的匈奴士兵那里了解到，在当时匈奴人的西部，还驻牧着一个名叫大月氏的部族，其对匈奴人的统治十分不满。汉武帝得知这一信息后，便萌发了一个远交近攻的大胆设想。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人共同对付匈奴。张骞是西汉王朝派遣到西域执行公务活动的第一个政府官员。张骞在西域活动十余年，历尽艰难险阻，因种种客观原因虽未能达到结盟大月氏人的预期目的，但是客观上密切了两地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扩大了西汉王朝在西域诸地的政治影响，加深了中原地区对西域各地的了解。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不久，公元前121年，西汉大将军霍去病打败了驻扎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西汉政府在这里设置了武威、酒泉两郡（后改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这一举措切断了匈奴同氐、羌等部落之间的联系，使西汉与西域各族间的联系更为便利。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再次出使西域，经过努力，与活动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建立了联盟关系。汉朝先后将解忧、细君两位公主远嫁乌孙“昆莫”（王）。西汉同乌孙间的联盟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对西汉的侵扰，使匈奴在西域的处境更加孤立。公元前109年，西汉将领赵破奴等率部西征攻破楼兰、姑师（今吐鲁番）等西域重镇。公元前102年，汉军西行，又攻克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这些政治、军事活动，提高了西汉王朝在西域各族中的威望。第二年，为解决驻扎在西域的汉军和往来使者的粮食供应，西汉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今轮台县境内）等地驻兵屯田，设置“使者校尉”。“使者校尉”是西汉政府当时设在西域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员。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害怕遭遇不幸，率部众自愿归服西汉，匈奴设立的“僮仆都尉”随之撤消。至此，天山南北诸地均归西汉王朝管辖。西汉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管理，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南）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据史书记载，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使“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这标志着西域各地自此成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伟大国家的组成部分。为了行使对西域各地的管理，西汉王朝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任免、派遣西域都护、专理西域屯田事务的“戊己校尉”等高级官员。郑吉之后，西汉时期担任西域都护职位的有姓名记载的共有18位。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龟兹（今库车等地）发现了西汉王朝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的印章。都护下属官员都为西汉政府委派。
（2）册封当地首领，颁发印绶。西汉政府委封当地首领和酋长管理其地方行政事务。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当时接受封授的西域各地首领共计376人）。”1953年，塔里木盆地北缘一处汉代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的铜印，就是当时西汉王朝授给西域羌人首领的官印。
（3）屯田戍边。为了组织和统领西域各地抗击匈奴侵袭，西汉政府派遣士卒在天山南北实行屯田，以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旅的食宿问题，减轻当地各族人民的经济负担。莎车、车师（在今吐鲁番境内）和焉耆等地都是当时西汉在西域的屯田中心，“戊己校尉”专理屯田事务。
（4）修筑城堡，建立烽燧，保证军事行动的进行，维护交通要道的畅通。
西汉政府实施的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军政管理，密切了西域同中原地区的关系，拓展了“丝绸之路”，增强了边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西汉政府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这一管理形式以及所采取的相关政策，也因为有效地保证了西域各地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成为后来历代中央王朝所效仿的范例。
（二）东汉政府经营西域
西汉末年，外戚作乱，王莽篡权。王莽政权采取了错误的民族、边务政策，致使天山南北各地再次陷入分裂割据状态。东汉初年，匈奴骑兵乘机南下，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73年，东汉王朝派遣大军攻伐北匈奴，其中汉军将领窦固、耿忠等受命率部出征酒泉及以西各地。他们于天山北麓一带击败匈奴呼衍王部，占据伊吾（今哈密），在该地设“宜禾都尉”，并且屯田自养。与此同时，窦固部将、时任假司马的班超则受命带着一支小分队顺天山南道西行，在西域各地人民大力帮助下，班超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一路下鄯善、抚于阗、克疏勒，南征北战，使塔里木盆地南缘各地重归东汉王朝所属，有力地稳定了西域的政治局势。为东汉中央政府恢复对西域各地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班超后来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受封为“定远侯”。班超在任期间，还派遣甘英等人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其使团曾抵达波斯湾，使东汉与中亚、西亚之间的交往联系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加强。
班超之后，他的儿子班勇继承父亲的遗志，先后于公元125—127年间以“西域长史”官衔受命率军西行，收复为匈奴占据的车师、焉耆等地，为东汉政府再度统辖西域作出了贡献。“西域长史”系东汉政府继“西域都护”后设立的统辖该地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先设在柳中城（今鄯善）境内，后迁移至楼兰地区。班勇还根据他的实地调查和亲身经历撰写了《西域见闻录》，后来南朝人范晔修《后汉书》时据此撰写成《西域传》，成为当时人们了解汉代西域政治、军事和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封建政权分裂割据的时期，中原地区被分成若干个地方政权，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快，民族融合速度加快。这种形势变化对西域政局及其走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曹魏政权沿袭汉制，于公元221年在高昌（今吐鲁番）设立“戊己校尉”，公元227—232年在海头（今罗布泊东北）设立“西域长史”以对西域各地进行管理。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域各地每年都要向曹魏政权遣使进贡。司马炎建立西晋后，戊己校尉由凉州刺史兼任，管辖西域事务。晋朝在西域还设立“校尉”、“都尉”等官职，并给当地的部落首领册以爵位和封号，还经常向鄯善等地赏赐耕牛，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维护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治。文物工作者曾在楼兰、海头等地发现了许多写有汉字的木牍、木简和纸文书，其中有一些明确标有晋朝皇帝的年号。
西晋前后，大量中原地区的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经河西走廊迁居到高昌（吐鲁番），使该地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增多，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公元327年，河西地区的前凉政权创建者张骏进驻高昌，仿中原例，置设“高昌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郡置郡守，县设县令，乡有蔷夫，里有里正。这是西域地区推行中原地区“郡县制”的开端，它表明西域的政治管理体制与中原地区开始趋于一致。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创建北魏王朝，将势力范围延伸至西域。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北魏统治者派军西征，打败当时控制西域的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占据鄯善等地，仍按照“郡县制”管理该地事务。
公元5世纪末，高昌地区先后出现了阚爽、阚伯周、张孟明、马儒等地方政权，在此基础上兴起了“高昌王国”。公元499年，金城（今兰州）汉人麴嘉统一高昌地区，“高昌王国”进入鼎盛阶段，吐鲁番盆地的政局开始稳定下来。麴氏王朝自此子孙相沿，直到公元640年灭亡，统治高昌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高昌麴氏王朝是当时西域唯一的汉人政权。麴氏家族是从甘肃迁入高昌地区的，他们将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艺术等带入该地区。中外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麴氏王朝时期的汉文文书，有反映军政制度方面内容的，有出租土地的契约，有随葬物品的清单，有抄写的经书和家谱，涉及到当时该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汉文文书说明当时的高昌地区通行汉语文，高昌麴氏王朝奉儒家为正统，国王正殿绘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该地信仰汉传大乘佛教，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画就带有明显的汉文化艺术风格特征。
公元3—5世纪西域各地诸民族、部落的迁移流动和政治活动，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交流，推动了天山南北和塔里木盆地周围各民族的进一步分化融合，一些民族为其他民族归并，从此不见于史书记载。与此同时，又有一些新的部落、民族组合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例如突厥人。突厥人在西域各地的活动和统治，使该地区原先的民族分布以及文化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魏晋时期，西域地区几个大的自然区域因为政治背景不同而形成鄯善、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各具特色的文化圈。以发现的古代文字为例，各地区文化圈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鄯善、尼雅等地通行属于阿拉美字母系统的佉卢文，和阗地区则流行属于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的和阗塞语，龟兹、焉耆等地通行属于印欧语系、用婆罗谜字母斜体书写的龟兹—焉耆文，而在吐鲁番地区则主要通行汉语文。这一时期，西域仍然是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如佛教、祆教以及萨满教等。但是，总的来说，佛教占据主导地位。佛教僧人和寺院数目众多，以佛教经典的诠释、翻译和寺院建筑、雕塑、壁画为内容的佛教文化得到了很大发展，并对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隋唐对西域的军政管辖
公元6世纪中叶，游牧部落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公元552年，建立突厥汗国。公元583年，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东突厥经常侵犯中原北方边境。
隋朝在对突厥的征伐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就积极开展经营西域的活动。隋炀帝即位之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武威主管与西域的互市贸易，并调查了解西域区情。裴矩将所获得的有关信息撰写成《西域图记》供隋炀帝参阅。公元608年，隋军进驻伊吾，建筑城郭。后隋政府又设鄯善、且末、伊吾三郡，将罪犯遣戍西域，屯田戍边。同时，西突厥派遣使者到中原中央王朝，向隋自称臣属，两地之间交通顺畅，西域各地前往中原中央王朝朝贡者不绝于途。
公元7世纪，唐朝代隋而兴。唐太宗联合漠北铁勒诸部灭东突厥汗国。西域诸国为之震动，各地首领纷纷要求归附，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公元630年，伊吾（今哈密）城主率所属7城自愿归顺唐朝。唐朝设置西伊州（后改称伊州），西域门户洞开。高昌、焉耆、龟兹、疏勒等纷纷效仿。公元640年，唐军渡过沙漠，击败了追随突厥反唐的高昌麴氏王朝。高昌归唐朝所属。唐朝在此设置西州，并建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同年置安西都护府，府治初设西州，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
公元647年，唐朝大规模用兵西域，打败同唐朝作对的西突厥势力，攻下焉耆、龟兹诸地，收其降部，完成统一西域的宏图大业。随后，唐朝设立焉耆、龟兹、毗沙、疏勒等都督府，府下领藩州若干。次年，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城，同时设立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四个军镇，史称“安西四镇”。至此，唐朝对西域的统一管辖局面基本形成。
公元657年，唐朝将领苏定方、阿史那弥射南北合击，平定了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叛乱，西突厥全境及所属中亚领土都归属唐朝，西域诸国均归唐朝所属。在平叛过程中，唐朝将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并在原阿史那贺鲁的分地设置濛池、昆陵两个都护府，列置州县，进行管理。这两个都护府都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公元702年，武则天为加强对天山北部的管辖，在庭州（今吉木萨尔）设立北庭都护府，公元709年，改设北庭大都护府，其管辖范围以天山以北和巴尔喀什湖广大地区为主。安西大都护府管辖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年间，唐朝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立“碛西节度使”，此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
近年来，在吐鲁番等地出土了大量盖有高昌县、天山县、蒲昌县和柳中县等官印的汉文文书，有力证明了当时这几个县都隶属西州。“汜得达告身”、“张无阶告身”的出土则具体地反映了唐朝职官制度在该地实施的情况。“告身”指唐朝的干部任命书。在该地发现的专门登录户口和田亩情况的“手实”（户口）文书、实物税“庸调布”以及著名的“西州营名籍”文书则是唐朝经济、军事制度在这一带地区推广实施的有力证据。唐朝政府在非汉民生活聚居区，大致在所谓都督府、州地区，则推行“羁縻政策”，其特点是继续保留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假以唐朝官职名号，按其部落的大小以及地位、声望的高低，授予刺史以下的各级官职，并颁发印信文契，作为行使职权的依据，其职位还可以世袭。同时，允诺其以旧俗治理部众，所收贡赋不入户部。
唐朝统辖西域时期，天山南北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各地经济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程度空前加强，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疆传统的游牧地区开始出现农业。南疆的绿洲农耕、城郭地区以及天山北部的吐鲁番、吉木萨尔等地，由于唐朝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屯田、移民举措，以及新的生产工具的推广使用，西域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天山北部草原路的畅通使西域与毗邻地区的商贸交往活动更加便捷。唐朝政府在交通要道沿途设置了大量驿站、驿馆，往还行人和客商经过水、陆检查站时要有官府颁发的“过所”（护照或通行证）才能通行。这些设施和管理措施既便利了军政官员和军队的往来交通，也给过往商旅和物资流通提供了方便。唐朝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原同西域频繁而密切的贸易往来状况。诗中的“安西”指的就是唐朝所设置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今库车等地）。商品交换同样推动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当时在天山南北各地流通的货币除唐朝钱币外，还有当地人铸制的龟兹钱、突骑施小铜钱以及波斯钱币等西亚国家的金币、银币。
唐朝统辖西域时期，西域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西域乐舞对唐朝的都城长安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十部乐中，西域乐就有三部（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白明达、裴神符、尉迟青等西域演奏家的高超演技享誉中原地区，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拨头舞风靡朝野上下。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及父尉迟质那的凹凸绘画技巧影响了中原地区的画风。来自印度的佛教及其文化经过西域当地佛僧的变通，形成独特的本地风格，并且东传中原地区，给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西域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以及风俗习惯的东传也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文坛中出现的以边疆戎马生涯和颂咏西域大漠奇异风情为主要内容的“边塞诗”，则成为唐诗中的一朵奇葩。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以及内地本土的道教典籍也传入西域，推动了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史料记载显示：此时西域汉人的经学研习已纳入科举进士的轨道，像高昌等汉人聚居区都设有专门的学校。在吐鲁番出土了《毛诗》《论语郑氏注》《孝经》等儒家经典的抄本，以及道教符录、经卷遗物，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堪称文物珍品。该残卷是一位年仅12岁的义学（公办学校）学生卜天寿抄写的，年代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
（五）宋元明时期的西域
公元8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打破唐朝在中亚地区的防线，公元751年的“怛逻斯之战”迫使唐朝的势力范围收缩至帕米尔以东地区。伴随着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教传入中亚地区，使中亚地区成为伊斯兰教传入天山南部的桥头堡。在此之前，吐蕃（藏族祖先）势力已进入西域，并局部性地占领了一些地区。公元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在西域的驻军大批内调，吐蕃乘机夺取陇右、河西和安西四镇，并占领整个西域，继唐朝后统治天山南北各地。今天，人们在若羌县米兰河畔，还可以看到吐蕃人当年驻戍的城堡遗址。这里出土了大量文物和用吐蕃文书写的木简。吐蕃对西域的军政统治维持了天山南北局部的统一，阻挡了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为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公元9世纪中叶，随着北方另一批游牧民族（葛逻禄、黠戛斯、回鹘等）西迁浪潮的涌来，吐蕃势力最后退出西域。
随着吐蕃势力退出西域，在天山南部的于阗地区，还存在一个名叫“于阗李氏王朝”的地方政权。于阗地区历史悠久，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年代久远，而且在佛教东传内地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唐朝前后，统治于阗地区的是尉迟家族。公元912年，尉迟裟跋婆就任于阗王，自称为唐朝的属国，改族姓尉迟为唐朝的国姓李氏，自称“李圣天”。于阗李氏王朝十分仰慕中原文化，李圣天本人不止模仿汉人的衣着装饰，而且采用汉地年号以及汉地机构、官职建制名称，于阗李氏王朝同中原诸王朝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宋朝建立后，于阗李氏王朝曾多次遣使朝贡，其王室与宋朝河西节度使曹氏家族有联姻关系。于阗李氏王朝约在公元11世纪初为新兴的喀喇汗王朝所灭。
这一时期，漠北回鹘人的西迁及其所建立的两个地方政权对西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鹘，原称回纥，意即“联合、结合、同盟”，我国古文献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丁零、高车、铁勒等都是其渊源。公元4世纪时，回纥的活动情况出现在汉籍史册中。当时回纥只是一个比较弱小的部落，处在其他强大的部落联盟控制之下，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公元7世纪初，回纥融合吸收其他部落成员，开始强大起来。公元646年，吐迷度自称可汗，回纥部落联盟初步形成。从此以后，回纥可汗均受唐朝册封，并为唐朝平定西突厥屡建功绩。公元745年，唐玄宗册封骨力裴罗为 “怀仁可汗”， 回纥汗国建立。“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可汗磨延啜受唐玄宗之令亲率兵马奔赴中原地区参加平息叛乱，为唐朝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唐肃宗后来应回纥可汗的请求，将宁国公主嫁给磨延啜为妻。当时，回纥上下对唐朝十分尊重、景仰。他们与西北诸部族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并且专门修筑了一条从回纥地区通往中原的路，以便于两地间的政治经济往来，这条路被尊称为“参天至尊道”。公元788年，回纥可汗顿莫贺派使臣至唐朝，请求将其族名“回纥”改为“回鹘”，取“轻捷如鹘”之意，当时的唐德宗皇帝不仅允准顿莫贺的请求，还册封顿莫贺为“长寿天亲可汗”。
公元840年，由于连年自然灾害，漠北回鹘汗国的经济遭受巨大损失，政局混乱，外部强族黠戛斯乘虚而入，漠北回鹘汗国解体。漠北回鹘汗国分裂后，余部四散逃离，其中一支南迁进入中原地区，大部分融合到当地汉人中；还有一支则踏上西迁之路，后来在河西地区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包括龟兹以南，中亚河中等广大地区，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都是其遗裔后代。
公元840年庞特勤创建的安西回鹘政权应是高昌回鹘王国的开端。公元866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出兵攻克西州，建立仆固家族回鹘政权，标志着高昌回鹘王国的确立。自回鹘人唐末迁居高昌地区并创立政权始，历五代、宋朝、西辽，至元代中叶，高昌回鹘及其政权前后延续达五个世纪之久。早先居住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吐火罗人、汉人以及葛逻禄、仲云、样磨等相继融合于回鹘之中。
喀喇汗王朝是漠北回鹘西迁到葱岭以西的一支，联合当时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其他民族和部族，如样磨、葛逻禄等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一译“黑汗王朝”。据说汗国的创始者名叫“毗伽阙卡迪尔汗”。毗伽阙卡迪尔汗死后，他的后代分别以中亚地区的巴拉沙衮和今天的喀什地区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实力强盛的地方政权。公元10世纪初，萨图克&布格拉汗在位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他率领部众皈依伊斯兰教。公元11世纪初，喀喇汗王朝吞并了昆仑山南部佛国于阗李氏王朝，其实力剧增。在王公显贵的倡导下，采用武力与和平兼用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教。公元12世纪之后，天山南部的库车以西各地诸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
喀喇汗王朝与中原地区依旧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其统治者自称“桃花石汗”，意即“中国之汗”。公元1009年，喀喇汗王朝派出使臣向宋朝朝贡。公元1063年，宋朝册封喀喇汗王朝可汗为“归忠保顺垢鳞黑韩王”。喀喇汗王朝时期，所辖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诸如《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文学作品，极大地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公元1124年，女真族创建的金朝举兵灭辽，遂成为我国北方地区又一实力强悍的游牧王朝。与此相关的是，随着辽朝的覆没，辽朝皇族中一位名叫耶律大石的人带领其部众撤出中原地区，其间收复高昌回鹘，将其势力范围向西延伸到中亚。公元1131年，耶律大石占据喀喇汗王朝重镇——巴拉沙衮，创建西辽政权，一称“喀喇契丹”。“喀喇”意为“黑”，故汉文又称其“黑契丹”。西辽的统辖范围西南至阿姆河，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向东则包括今天山南北各地。西辽成为中亚霸主后，当地众多民族皆成其附庸。耶律大石仍沿用辽朝政治制度管理政事，推崇汉儒家文化，笃信佛教，但不排斥其他宗教，赋税较轻，因而，这一时期，中原汉文化在中亚一度发扬光大。“契丹”这一名称时至今日依然成为中亚、西亚及欧洲部分语言称呼中国的代名词。公元13世纪初，活动在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的乃蛮部落为新兴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所击败，乃蛮部落的王子屈出律逃往西域，在取得西辽末主直鲁古的信任后，篡夺其王权。西辽政权开始衰落。
蒙古汗国西征前夕，由于西辽派往高昌畏兀儿（元代对回鹘的汉译名称）地区的“镇守官”欺压高昌畏兀儿部众，高昌畏兀儿亦都护（首领）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顺应民意，毅然率领属众杀死西辽镇守官，遣使主动投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大喜，同意高昌畏兀儿亦都护为他的第五子，还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蒙古汗国西征，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派兵前往。蒙古汗国西征大军所向无敌，喀什噶尔、于阗等地相继脱离西辽政权而归属蒙古汗国。公元1211年，喀喇汗王朝灭亡。公元1218年，西辽灭亡，西域、中亚各地皆归蒙古汗国所属。蒙古大汗分别设立别失八里、阿姆河两个行尚书省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对西域的治理分别采用三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天山南北各地及中亚地区的绿洲地带，大体上是原来西辽政权的辖地，都归元朝中央政府直辖，元朝先后在高昌、北庭等地建立了各种军政管理机构以行使职权。天山北部以及中亚草原地区则分属于成吉思汗之子察合台、窝阔台及其后代所辖，例如，察合台的驻地设在阿力麻里（今霍城县），窝阔台的牙帐设在叶密里（今额敏县）。两者后来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后人将他们称为“西北藩王”或“西北宗王”，他们同元朝的关系是宗主与藩臣的关系，重大事宜，如首领的封任等须经蒙古大汗的批准认可。高昌地区的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因蒙古汗国西征过程中所建大功而得成吉思汗青睐，因此获准仍保持原来的管理机构和统治形式，并直隶中央政府管理。至元朝后期，由于蒙古“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代）内讧迭起，无力西顾，西北藩王实力愈增，元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减弱。最终，西域各地均为察合台汗国所控制。察合台汗国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治使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强制性地走向一体化。公元1347年，察合台汗国在激烈的内外矛盾中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广大中亚绿洲城镇地区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东部的西域诸地则以察合台汗后裔秃黑鲁帖木儿为首组成了东察合台汗国。
据各种文献记载，这一时期执掌西域各地事务的蒙古察合台后裔与中原诸王朝（明朝、清朝初期）的关系十分密切，商贸活动频繁。这些察合台后人皆自称臣属，朝贡不断，他们将西域各地与中原内地之间的商贸通道称为“黄金之路”而认真维护。明朝，中央政府只在今天的哈密地区设置了一个“哈密卫”（公元1406年建立），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宜，维持中西商贸通道的安全，而西域的其他各地事实上都为蒙古察合台汗后裔所辖。公元年，哈密卫为东察合台汗国兼并。所以，明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影响主要通过对察合台汗后代的羁縻管理加以实现。东察合台汗国与明朝的密切关系对后来清朝新疆统一格局的形成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继宋、辽时期伊斯兰教在天山南部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由于蒙古察合台汗后代及王公贵族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伊斯兰教在天山北部地区也获得广泛传播。蒙古贵族集团的伊斯兰化推进了伊斯兰教在西域诸地各民族间的传播，至公元16世纪初，包括哈密在内的天山南北各地都放弃信仰佛教，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六）清朝统一新疆及其治理
清王朝对新疆的统一和治理奠定了近代中国西北疆域的基础。清朝建立新疆省，则使新疆同内地的行政建制统一起来，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变革在历史上也是极为空前的。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之初，即派遣官员同当时控制天山南北各地军政事务的察合台汗后裔进行交往、联系，哈密、吐鲁番等地的蒙古察合台汗后裔表示臣服，并派遣使臣前往中原内地朝贡，两地关系和睦，经济交流不断。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汗后裔争权夺利，内讧频频，伊斯兰教和卓势力干预汗国政事，导致其政局更加动荡。公元1680年，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引导蒙古准噶尔首领噶尔丹部众南下，叶尔羌汗国被推翻，天山南北各地皆处在准噶尔部贵族的统治之下。
准噶尔部是西蒙古（一称厄鲁特，明朝称瓦剌）四部之一，其他三部分别是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明末清初，准噶尔已逐步成为四部之首，在兼并其他各部势力范围之后，实力逐渐强盛。随着东察合台汗国的覆没，以及对漠北、漠南各地其他蒙古部落领地的吞并，其军事实力大增。在这种情形下，噶尔丹违背国家统一趋势的大局，欲同清朝分庭抗礼，为了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多次派兵讨伐。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于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公元1755年，清军征伐达瓦奇获胜，并在新疆昭苏县格登山上立纪功碑。不久，西蒙古的阿睦尔撒纳再度起兵反叛，并占领了伊犁，清军于公元1756年攻占伊犁，平定了阿睦尔撒纳之乱。
准噶尔部17世纪中叶攻占天山南部后，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哈玛特被裹胁到伊犁。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将阿哈玛特的儿子大和卓波罗尼都派往南疆，招抚各城民众，将其小儿子霍集占仍居留伊犁，但大、小和卓辜负清政府的信任，杀死清朝官员阿敏道等百余人，发动叛乱。公元1758年，清朝出兵攻占天山南麓诸城，次年，一举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各地置官立府，公元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管理新疆的军政事务，府治驻惠远城，伊犁因此成为当时清朝统治新疆的政治中心。全疆各地军政事务则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加以管理。
清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统一，顺应了包括新疆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渴望结束分裂、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和时代发展的趋势，是自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来新疆与祖国内地统一关系的发展和必然归宿，体现了新疆历史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要求。乾隆年间发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的壮举，就充分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土尔扈特部属西蒙古四部之一，最初活动在今新疆塔城一带。公元17世纪30年代，受准噶尔部挤压，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游牧定居。不久，沙俄向外拓展势力，逐渐控制了这一地区，沙俄用尽威逼利诱等种种卑劣手段，强迫土尔扈特部归附俄国。但土尔扈特部始终怀念故乡，坚不屈从，并一直同清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1770年冬，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顺应民意，率领部众共17万人离开伏尔加河畔，踏上东归祖国的旅途。东行途中历尽千难万险，于公元1771年8月底，进入新疆境内，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祖国。此时，土尔扈特部牲畜死伤殆尽，人员幸存者只有7万多人。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欢迎。渥巴锡向当时的伊犁将军伊勒图献出他们一直保存的明朝永乐皇帝赐封其先世的玉印。乾隆皇帝亲自于承德避暑山庄召见渥巴锡，封其为卓理克图汗，意思为“英勇汗”，并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以记此事。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新疆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外国入侵、反对分裂以及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任务更加繁重。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日益衰弱，中国领土主权遭到帝国主义的践踏。位处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更是深受沙俄侵占之害。公元1851年，俄国与清朝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沙俄因此获得在新疆伊犁、塔城两地设立领事、通商免税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公元1855年，沙俄驻塔城领事塔塔林诺夫为了强占塔城地区的雅尔噶图金矿，竟率领200余名侵略军，使用极其残忍、野蛮的手段，杀害我国各族矿工200余人。以安玉贤、徐天尧为首的塔城各族矿工奋起反抗，一举焚烧了沙俄在塔城的贸易圈，沉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表现了新疆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捍卫国家主权的英雄气慨。
与此同时，与新疆毗邻的浩罕汗国利用对我国不利的国际大环境，不时策动跑出去的封建和卓势力入疆作乱。公元1847年，以卡塔条勒和倭里罕为首的“七和卓之乱”就是浩罕贵族纵容、支持的结果。公元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挟持张格尔后代布素鲁克趁新疆动乱之机侵入新疆，先后侵占了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等地。公元1867年，阿古柏悍然建立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此后，他又先后占领了天山东部的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七城）”汗国是一个真正的侵略政权，他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奴役，仅和田一战，当地各族人民就有五万多人被杀害，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阿古柏还实行宗教专制，强令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不从者被杀的多达数万人。阿古柏侵略政权对天山南北各地的血腥统治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公元1871年，沙俄借口伊犁农民起义和阿古柏势力威胁到俄国安全，打着保护侨民和代收、代守的旗号，公然出兵占领伊犁，并进而觊觎整个新疆。
新疆面临着被外国瓜分侵占的危险！
面对新疆日益恶化的局势和中国西部疆域有被瓜分的危险，清政府在经过一场所谓“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西北防务重新得到清朝统治者的关注和重视。公元1875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为了使西征之战大获全胜，左宗棠不仅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进军路线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且还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如，储备粮草、武器，整顿军风士气。公元1876年，左宗棠进驻肃州指挥作战。6月，清军7万余人在刘锦棠的直接率领下直插北疆地区，连克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等地，大败阿古柏侵略军，阿古柏走投无路，被迫服毒自杀。随后，清军乘胜追击，挥师南下，连克焉耆、库尔勒、阿克苏、乌什、喀什、和田等南疆诸地，至公元1877年底，清军已陆续收复了天山南部各地，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侵略政权覆没。期间，清朝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
阿古柏侵略政权的覆没为清军进一步收复伊犁创造了条件。为了对沙俄施加军事压力，尽快收回伊犁，阿古柏侵略政权覆没后，左宗棠不顾年老体衰，以68岁的高龄亲临哈密大营指挥，誓与沙俄决一死战，极大地鼓舞了清军士气。公元1881年，清政府派使臣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前往俄国商谈收回伊犁事宜，与沙俄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几经周折，最后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该条约议定次年沙俄军队撤出伊犁，清朝以赔偿沙俄军费900万卢布（合500多万两白银）、允许俄商在新疆贸易不纳税、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等为代价。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
19世纪中后期，新疆政治上的内忧外患明显地暴露了新疆社会的弊病和军政管理方面的漏洞，特别是“军府制”和“伯克制”已经丧失其积极作用。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除东部乌鲁木齐、巴里坤一带推行内地的军政管理制度外，全疆大多数地区一直实行“军府制”的管理制度。就其实质而言，“军府制”是管军政而不管民政，军政、民政分治，民政多由本地王公伯克管理。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伯克专权，鱼肉百姓，极不利于新疆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19世纪中叶新疆各地发生的社会动乱证明“军府制”已不适合新疆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伯克制度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因此，建立行省，推行郡县制成为新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公元1884年11月，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新疆省正式建立，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刘锦棠就任后，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并随即调整配置各地军政机构职官，伊犁将军不再总揽全疆军政事务，驻军制度也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民政方面取消伯克制度。行政建制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诸级。至公元1909年，新疆省行政建制下辖4道，道以下共隶有6府、10厅、3州、21个县或分县。
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新疆同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的能力，这对于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保证近代中国西部疆域的安全，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朝时期对新疆的经略治理，其规模和深度皆远胜于此前中原历代中央王朝，新疆经济社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1）屯田戍边，屯垦事业规模空前。清朝在新疆屯田始于清康熙、雍正年间，起初是以筹集军粮为主旨的兵屯，至新疆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成包括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等多种屯垦形式的农业开发事业，屯田范围和规模也比从前有很大拓展，不仅推动了新疆农业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还为新疆近代乃至现代农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而且巩固了清朝对天山南北各地的统治。（2）新疆的移民及人口增长。由于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及新疆统一后社会相对安定，内地居民大批入疆，这中间有派遣镇戍边疆的军人，也有由政府招募移民实边的普通百姓。大批满族、汉族、蒙古族、锡伯族、索伦（达斡尔族）伴随着清朝平叛的军事行动进入新疆，新疆的民族成分与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据统计，这一时期新疆人口的发展速度和增长率均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清朝新疆移民及人口的增长有益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3）新疆的商业贸易有一定发展。新疆统一后，天山南北官方及民间商业都很活跃。一方面表现在官营商铺的设立，进入新疆的俄罗斯族和乌孜别克族多为从事经营的商人；另一方面，体现在清政府对于商品贸易的有效管理，特别是对对外贸易所进行的严格控制。新疆的财政管理以及税收制度逐步建立，铸造局统一币制，逐渐同中原内地接轨。（4）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清朝在新疆各地兴办义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仿内地建置，建学宫，设训导，行科举。到光绪末年，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出现首批新兴学堂，一些青年甚至被选派出国留学。
综上所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区，历史上在新疆活动的各个民族都为边疆的开发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建立开始，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没有间断过；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共居生息的历史，以及中央政府统一管辖期间的社会稳定环境还营造和促进了新疆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共存发展。
我国历代中央王朝能够长期维持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治理绝非偶然，除了新疆与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历代中央王朝制定的政策和实施对新疆各族所具有的吸引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统一乃新疆各族民心所向。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的管辖和治理顺应了我国统一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国，统一的历史悠久绵长，积极追求统一、竭力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各民族的光荣传统。无论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还是唐朝平定叛乱，以及清朝统一新疆，中央政府维护新疆统一的军政活动，都能得到新疆各族民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期盼统一、追求统一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人心所向。统一的意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2000多年历史长河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民国时期的新疆
民国时期，新疆各族人民继承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分裂祖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为新疆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新疆
清朝末期日渐衰败，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了新疆的土地，他们或隐藏在军队中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或兴办如《伊犁白话报》等进步刊物，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即将爆发的伟大革命制造舆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新疆革命党人刘先俊等人计划于迪化城策动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而为巡抚袁大化镇压，刘先俊等80余人英勇就义，部分革命党人潜往伊犁。
日，以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伊犁策动起义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清朝在伊犁统治结束。不久，杨增新被袁世凯政府委任为新疆都督，他上台后，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革命党人妥协，资产阶级领导的伊犁起义以失败告终。
伊犁起义激发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和斗志。1912年6月，于田策勒村各族群众杀死沙俄侵略者，焚烧俄商色依提宅院，捣毁沙俄非法设立的商务机构，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虽然这场被称为“策勒村事件”的爱国斗争在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下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但是，新疆各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不畏强暴的精神却永载史册。
登上统治新疆宝座的杨增新是一个特殊环境锻造的历史人物，既同他的前任袁大化有别，又与其后继者金树仁、盛世才等相异。杨增新担任新疆都督后，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对下实行轻徭薄税，对上则采取“认庙不认神”的策略，努力保持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局面。他设计消灭了入境骚乱的俄国白匪，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日，杨增新在出席新疆俄文法政学堂毕业典礼的宴席上，被时任军务厅长兼外交署署长的樊耀南枪击毙命，后人称此次事件为“七&七政变”。
杨增新死后，金树仁继任新疆都督，新疆的社会动乱加剧。1933年，金树仁在外有哈密农民起义、内有反对势力围攻夹击下被迫出逃，通电下野。军阀盛世才乱世之中接任新疆都督，开始长达12年之久的政治统治。
1933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原本就动荡不安的新疆政局更加不稳。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大突厥主义分子在英帝国主义策动下，乘机作乱，鼓吹宣扬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并于同年2月纠众攻占和田，自称和田王。同年11月，穆罕默德&伊敏又伙同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喀什炮制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妄图分裂祖国，破坏国家统一。由于其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南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仅存在三个月就覆灭了。但是，以此为开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分裂祖国、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反动思潮，在后来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授意和支持下不时浮出水面，危害新疆的社会发展和安定局面。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疆
抗日战争时期，时任新疆都督的盛世才为了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于1934年宣布“八项宣言”、“九项任务”，明确提出反帝亲苏的执政方针。后来，在一部分进步青年的影响和苏联的帮助下，盛世才于1936年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六大政策”顺应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同时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相符合，进而构成了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在此前后，苏联先后派遣300余位顾问、专家到新疆帮助盛世才开展工作。后经双方协商，共产国际又派遣了一批联共党员到新疆工作。这批联共党员积极工作，如参加“新疆省民众反帝联合会”（以下简称“反帝会”）的组织领导，出版刊物，举办训练班，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对新疆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使新疆成为抗日战争的可靠的后方基地，经过艰苦努力，与盛世才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0月，盛世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迪化成立八路军办事处，滕代远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随后，党中央派遣了100多位党员来新疆工作，他们分布于盛世才政权组织的各个机构中，发动群众投入抗日运动，为发展新疆农牧业生产和巩固抗日后方，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保证国际交通线畅通，发展新疆文化教育事业等，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治影响和威望。
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新疆各地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例如“新疆省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举行各种抗日募捐和宣传活动，以支援抗日战争。新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各族民众踊跃捐款、捐物，涌现了很多感人的场面。如迪化裕丰隆商号拍卖三天货物，货款全部捐作抗日经费；温宿县妇女阿提克汗，将丈夫生前遗留下来的27个元宝全部捐出。不少普通劳动者更是将自己微薄的生活费中节省出来的钱捐出来，一位泥瓦匠在给募捐机构的信中这样写道：“爱国有心，捐款无力，仅将今天给人下苦力所得省票3500两，捐3000两，留500两买两个馕充饥。”温宿县西大庄维吾尔族农民巴海巴临终前嘱咐儿子沙海将其准备朝觐的2500银元，一半捐助前方抗日将士，一半留作家用。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艾沙，因家贫无力捐助，便将自己18岁的儿子玉素甫送往抗日前线，并称“倘不忠实抗战,宁可不见子面”。
新疆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康巴尔汗、达瓦孜（高空走绳）演员司迪克&阿西木等都自发地组织抗战义演募捐活动，充分体现了新疆各族同胞极大的爱国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民众共捐款合计322万余元（法币）。1939年8月，新疆各族民众将152万余元（法币）捐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与此同时，10万封由新疆各族人民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慰问信越过千山万水送到抗日前线。新疆各族民众对抗日前线将士的支持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前线将士战胜日寇的决心和勇气。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全民战争，尽管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远离抗战前线，但是，新疆各族人民依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力以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到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去，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奉献、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侵苏战争，国际风云变幻，盛世才公开与苏联、中共彻底决裂。他制造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捕杀中共党员，残酷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党员，抛弃“六大政策”，投向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1944年，国民党势力入疆，新疆的政治局势不断恶化。
（三）“三区革命”始末
盛世才、国民党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导致了“三区革命”的爆发。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占领了巩哈县城，由此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不久，游击队分兵数路攻占伊宁城，11月12日，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推举艾列汗&吐烈为临时政府主席。艾烈汗&吐烈是一个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分子。三区革命初期，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手中。到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进步知识分子掌握三区革命领导权后，三区革命才扭转了方向。至1945年初，三区革命军打败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攻占了伊犁地区的几个据点，伊犁地区被三区革命军占领。同年3月，三区民族军正式成立。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署。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出于本国边境安全考虑，苏联政府愿意作为调停者，促使三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另一方面，新疆国民党驻军粮食给养不足，已不是三区革命政府军事上的对手，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派遣张治中到新疆同三区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10月，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迪化举行和平谈判，经过三个月的交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双方达成协议。翌年1月，双方代表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由三区革命代表、七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在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已掌握三区革命领导权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改称为新疆伊犁专区政府，并纠正了三区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错误，抛弃了“东突厥斯坦”的旗号，团结新疆各族人民，使三区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1946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不顾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阻挠实施和平条款，迫害民主人士，向三区发动进攻，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代表于月间返回伊宁。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未能挽救其灭亡的趋势，而且还加速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
（四）新疆和平解放
新疆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和新疆各族各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949年秋，党中央派遣邓力群到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联系，邀请其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三区革命政府踊跃响应，同时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西北，取得了解放兰州、西宁的胜利，直叩新疆大门。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近10万驻军，外有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民族军的威胁，孤立无援，进退维谷，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特别是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为代表的广大爱国官兵和政府人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向往和平，希望投向人民。在解放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在新疆各族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努力下，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随后，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新疆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日，新疆和平解放。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周年之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由此掀开了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篇章。60多年来，新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一）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在党中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领导下，成立了以包尔汉、高锦纯、赛福鼎为领导的，由新疆各族各界代表组成的新疆省人民政府，从而揭开了新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新的一页。自此之后，省人民政府领导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废除封建王公制度以及改造各级旧政权的工作，新的各级城乡政权陆续建立起来。随后开展的镇反、剿匪反霸、三反、五反运动极大地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疆实行普选，推选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可以从上世纪中叶拍摄的老照片中，看到当时新疆乡村翻身农民使用包谷粒推选自己“当家人”的感人场面。随着农牧区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开始改变。
为了巩固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新疆省人民政府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工作。1952年9月，新疆省第二届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成立“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随后，在全疆范围内开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筹建准备工作。截至1954年，经过党中央批准，新疆已经建立了行署级区域自治单位1个、专署级区域自治单位4个、县级区域自治单位6个、以及17个县级以下自治单位，共计28个。后经党中央批准调整成立了5个自治州，它们分别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了6个自治县，它们分别是焉耆回族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新疆各州、县自治地方的建立，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起到了示范和推进作用。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积极慎重地进行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筹备工作。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新疆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了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报告。1955年9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议案，并决定撤消新疆省建制，以原新疆省行政区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日，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筹备工作的报告”等文件，推选出以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为主席，高锦纯（汉族）、伊敏诺夫（维吾尔族）、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为副主席的41人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即人民政府。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告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民族平等、共同繁荣发展政策的光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由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从1950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安排，新疆各级党组织根据各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步骤、分阶段地对新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新疆基本与全国同步消灭了延续数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为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为实现新疆各民族之间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疆，国民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工业十分落后，没有一寸铁路，没有成规模的工厂和矿山，一些地方粮荒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不堪。新疆解放后，为了减轻国家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保证驻疆部队的后勤供给，1950年初，驻疆部队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开展大生产的指示，11万解放军指战员按师团布点，就地驻防，屯垦戍边，在亘古荒原上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人间奇迹，为后来生产建设兵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了尽快改善人民生活，建立新疆的工业体系，1951年，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领导下，王震将军亲率驻疆人民解放军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头屯河畔建成了新疆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现代化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钢，它就是后来著名的八一钢铁厂的前身。驻疆部队还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建成了十月拖拉机厂、八一面粉厂、七一纺织厂、苇湖梁发电厂、水泥厂等，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正式开发，拉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发展的序幕。
1949年以前，新疆的现代交通基本空白，没有一条铁路，没有一公里黑色路面，仅有的3361公里公路，还多为沙砾路和土路，运输工具只有317辆破旧的汽车，人们外出的主要工具依然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畜车。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新疆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从解放初期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新疆建成公路通车里程达1.2万公里。自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开始，新疆通铁路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下，1952年，国家投资开始修筑兰新铁路，1962年12月通车至乌鲁木齐，新疆终于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新中国的建立促进了新疆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根据有关资料记录，截至解放初期，新疆社会文盲率高达90%以上，当时全疆只有1所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仅有379人；9所中学，在校学生2925人；11所中专，在校学生1975人；1335所小学，在校学生不到20万人。少数民族教育更是薄弱。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地方党委和政府依照“文化教育应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民族团结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大力发展新疆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兴办各类学校，组织力量编辑出版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文字教材。据1965年统计，全区共有高等学校10所，在校学生7740人；中等专业学校57所，在校学生14858人，其中师范学校14所；普通中学339所，在校学生121771人；小学7015所，在校学生1039027人。至1975年，自治区完成全部少数民族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工作。新疆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时，新疆的科技文化事业不断进步。新疆有了专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机构和团体，从自治区到各地州县都设立了专门的文艺团体，建立了各级图书馆和文化机构，带有浓郁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和弘扬。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出现彰显了党和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家、艺术家的亲切关怀和大力培养。
（二）改革开放后新疆的巨大变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新疆同全国其他地方一道进入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特别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新疆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辉煌成就。
新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按不变价格计算，2008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4203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86.4倍，年均递增8.3%；比1978年改革开放时增长了19.6倍，年均递增10.4%。2008年，新疆地方财政收入361.06亿元，是1978年的50.57倍，是1955年的208.71倍。近年来，新疆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均保持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三产业在新疆经济发展中作用突出。2008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6.4%、49.7%、33.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8年兵团创造的生产总值为523.3亿元，占全疆的12.45%。
交通运输取得突破性进展。2000年以来，国家对新疆的公路投资达700多亿元，先后建成多条高速公路，新疆的区域交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至2008年末，新疆已有国道主干线8条、省道66条、县级公路600多条，通车总里程达到14.7万公里。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国道干线为主骨架，环绕两大盆地、穿越两大沙漠、横贯天山、连接南北疆的干支线公路运输网络已经基本形成。2008年，新疆铁路的营运里程达到3000多公里。新疆航空事业已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结国内外近70个大中城市和区内12个地州市，拥有114条国内外航线的空运网，通航里程达到16多万公里，成为国内拥有航站最多、航线最长的省区。新疆邮电通信业快速发展，基本形成了程控交换、光纤通信、数字微波、卫星通信、移动通信等完整的现代化通讯体系，以光缆、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等现代化传输网络覆盖全疆各地。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根据新疆“绿洲生态、灌溉农业”的特点，以阿克苏克孜尔水库、和田乌鲁瓦提水利枢纽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大型水利工程和大批干支渠及其防渗工程的建成，使全区的引水量、水库库容和有效灌溉面积迅速增加，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瓶颈得到缓解。投资110多亿元的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项目结束了下游300多公里河道断流30年的历史。三北防护林、平原绿化、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全面推进，生态效益显著，新疆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强。2008年，新疆农业增加值达到691亿元， 粮食总产1022.85万吨，保持供需平衡，略有节余；棉花总产301.55万吨，新疆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商品棉基地，棉花总产、单产和人均占有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现代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27%，肉类产量达到175.49万吨。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的特色林果业发展迅速，2008年林果总面积突破1500万亩, 林果果品总产量约400多万吨，总产值超过60亿元。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了番茄、杏、石榴、红枣等特色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使新疆50％以上的种植面积实现了订单生产，辐射带动了新疆65%的农户。
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形成。通过实施优势资源转换、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和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2008年，全区工业增加值1790.7亿元，比1952年增长274倍，比1978年增长16.6倍。逐渐形成了包括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电力、建材、纺织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了天山北坡经济带、乌昌一体化、库尔勒—库车石化工业带等工业聚集区，建成了32个国家和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3%，成为推动新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经济力量。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新疆周边与８个国家接壤，是中国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新疆坚持“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开放方针，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目前，新疆有一类口岸17个，二类口岸12个，可以辐射周边十几个国家，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2008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222.17亿美元，是1955年的4360倍、1978年的947倍。截至2008年底，共有10549家区外企业落户新疆，新疆与16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经济贸易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2008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03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28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2元，比1978年增长35倍，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1955年的14元、1978年的52元，增长到2008年的11972元。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数量不断增长。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洗衣机数量从1990年的12.58台增长到2007年的36.65台，冰箱数量从1990年的0.40台增长到2007年的28.32台，移动电话数量从2000年的0.33部，增长到2008年的54部。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移动电话从2000年的4.81部增长到2008年的144.40部；电脑从2000年的5.68台增长到2007年的34.70台；家庭汽车从2000年的0.82辆增长到2008年的4.62辆。
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新疆农村居民1978年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比重)为60.8%，2008年则降为42.5%；城镇居民1980年恩格尔系数为57.3%， 2008年则降为37.3%。消费层次已从一般家庭消费向服务、文化、教育、旅游、保健、信贷、信息、小轿车和高档住房消费发展。各族人民的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村人均住宅面积从1983年的10.2平方米增长到2008年的22.79平方米；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83年的11.9平方米增长到2008年的27.30平方米。基础设备方面，目前，全疆城市、县城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为97.86%、87.18%；城镇集中供热普及率51.2%，污水处理率6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6%；城市、县城燃气普及率分别为89.33%、66.67%；城市绿化覆盖率30.49%、绿地率26.1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6.94平方米。近年来，随着新疆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的加大，南疆县市已有30多万户各族群众用上了清洁且价格优惠的天然气，并且正在以每月上千户的规模增长，使农村居民逐渐告别了“砍胡杨、烧胡杨”的历史。随着新疆城乡居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教育和科技事业快速发展。2003年，国家率先在边境县和贫困地区实施免收学杂费、免费供应课本的照顾政策。2006年，随着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机制的推行，新疆所有农村中小学生实现了免费教育。2008年，新疆贫困寄宿生全部享受生活补助，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从2000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开设新疆高中班，以使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基础教育，至2008年，已扩大到12个省（直辖市）28个城市的50所学校，每年的招生规模从最初的1000人扩大到5000人。目前累计完成9届2.4万人的招生任务，毕业生中90%以上顺利升入内地高校进行学习，其中85%的毕业生考取重点院校。从2003年开始，国家又参照内地高中班形式，在乌鲁木齐、石河子等8个城市开办区内初中班。最初每年招收1000人，2006年扩招到5000人，并保持每年5000人的招生规模。区内初中班主要招收农牧区乡（镇）、村小学或贫困县、边境县城市小学的应届毕业生，其中少数民族农牧民子女占80%以上。这项教育政策被广大农牧民称为“民心工程”、“阳光工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帮助下，经过60年的努力，新疆已建立起了专业比较配套、布局比较合理，并具有区域特征的科学研究和开发体系，培养了一支学术造诣较深的多民族科研队伍。2007年，全区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6.26万人，比1955年增长了37.6倍。科技成果显著，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解放前，新疆医疗卫生水平极其低下，设施落后，地方病、传染病频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到30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2008年，新疆拥有各类卫生机构7238个，比1949年增加了133倍，是1978年的2.8倍，其中各类医院1629所，病床位9.36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0.75万人，其中医生4.38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6张、医生21人。卫生防疫机构从无到有，形成了完善的城乡卫生防疫体系，建立了专科防治机构，防病、灭病水平和能力显著提高，天花等一些地方病绝迹，各类地方病和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新疆各族人民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人口质量显著提高，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82‰下降到2008年的4.88‰，婴儿死亡率下降到29.7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2岁。2003年，新疆开始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到2008年，已经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县（市）达89个，覆盖农牧业人口1005.90万人，实际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牧民达950.30万人（见《新疆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坚持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促进就业增长，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创业带动就业，大力扶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对未就业大学生、长期失业者等就业困难者，给予就业援助。2008年，新疆就业人数达847.58万人，比1949年增长3.28倍。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新疆每年有30万以上的人实现就业再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80年的7.5%下降到2008年的3.7%。为解决南疆等偏远农牧区农民非农业收入比重太低，脱贫致富困难的问题，2006年起，劳务输出作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通过自愿报名和3个月职业技能、汉语基础的免费培训选拔，新疆农民工可以从有需求的内地企业中选择自己的务工单位，由政府出资选派带队工作人员和新疆清真厨师陪同前往。自治区政府每年仅支付农民工外出就业培训费就达数亿元人民币。
社会保障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自治区以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大力加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新疆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渐成体系，并日趋完善。各族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2008年，新疆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64.57万人，拥有城镇各种社区服务设施799个，城镇居民中有63.80万人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从2007年7月起，新疆全面启动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确定对人均年收入低于700元的农牧民给予补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格局逐步建立。2007年，新疆有129万名特困农牧民群众享受到了低保待遇。
新中国成立前，新疆没有一个专业文艺团体，更无艺术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文化事业成绩显著，尤其是各民族文化在继承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新疆各级各类文化机构、队伍、设施建设逐步建立并形成规模。各民族文化艺术事业更是迎来了春天。至2008年末，全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20个，艺术研究机构1个，艺术创作机构2个，群众艺术馆15个，文化馆94个，乡镇文化站941个，从事专业表演创作的各族文化工作者达4600多人。全区共有公共图书馆94个，博物馆32个,拥有广播电台6座,电视台8座，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均达到93.5%，有线电视用户163.89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32.42万户。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都广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都得到充分保护和发扬光大。在国家“文化兴边”战略思想指导下，新疆先后实施了“创建文化建设先进县市区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推进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西（藏）新（疆）工程”、支持图书出版的“东风工程”、“送书下乡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丝绸之路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和“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文化建设重点工程。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新疆投入24.84亿元专项经费，以确保新疆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党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支持帮助的结果。据初步统计，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8年，国家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375202亿元。特别是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给新疆的一般性财政补助逐年增长，年均递增28.8%，2008年达698.3亿元。除此，国家还通过各种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等多种途径加大对新疆的资金投入和支持，近年来，国家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南疆地区的发展。例如抽调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8个省市和15个国有骨干企业对南疆四地州33个县(市)进行经济、科技、文化全方位对口支援，这使新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新疆解放以来的发展和进步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新疆才能获得跨越式发展和进步；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最高利益所在，是新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本保证。新疆各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走改革开放之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才会有光明灿烂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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