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闯天涯】十年人事几番新，欲说还休，欲说还休【yyjuju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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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闯天涯】十年人事几番新，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一楼喂度娘
争取今晚码完码字之前， 先大吼三声罗迪克他妈的绝对没有炸伤
我不想一遍又一遍的陈述或者矫情地抒发竞技体育的残酷，但是事实如此。有人如是评价娱乐圈，准确点说好莱坞，他们或可能一夜暴富，获得大多数人梦寐其中的权力，名利等等，但是他们的生命往往被光怪奇离的名利圈所扭曲，其实想想也是如此。有得必有失去。体育圈也不过如是？当我们看到所谓的著名运动员只需要轻轻松松打下几场比赛，便有丰厚的奖金以及代言费用滚滚而来，试问谁又曾经想到其后的辛酸呢？不同于其他职业生涯，你或许可以从事一个行业的职业生涯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资本不过是劳力、智力。竞技体育圈说句不好听的，所依赖的资本不过是青春、身体、甚至是你的天赋。而短短的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或许让你一时间便可以获得其他人一辈子都无法获得的收入，但是其后的代价也相当残酷，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你需要一次又一次克服心理恐惧独自站在体育赛场里面对你所谓的对手，你需要一次次克服伤病的困扰，训练-受伤-训练，如此循环。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足够的热爱一项运动，如此乏味地重复同样的日子那实在十分难熬。短短的十几年里，你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伤病，最让人心寒的莫过于是体育的残酷。你需要一个人承受比赛的结果，你需要一个人承担伤病的后果，有时候，身体上的伤病是一辈子的，挥之不去。更可怕的便是当你一次次失败之后，伤病复出之后，你发现你所处于的世界已经不像是你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你之前或许是10多名，某日你便发现你身在100名之外。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动。可恨的是，当你面临着职业生涯的瓶颈，四处碰壁依旧无门。一次次摔拍甚至是咒骂也无法表达你此刻的愤怒。你从当年那个年少无知的少年一步步打滚，攀爬到生涯的巅峰，不过短短数年，便又是另外一番光景。而当你称之为老将的时候，你才不过30出头，在别人看来，正是人生的好光景，但实则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体育生涯里头，被人俗称为老将们的休伊特、纳班、罗迪克虽则只有30出头也到各自的职业生涯里头的暮年，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属于他们最光辉的时代，他们扛起那个网球时代已经早远离，而他们也无需要一次一次拷问自己，为什么我无法战胜那个所谓的费德勒，一次次在大满贯败倒在他的拍下，毕竟他们最为之强大的对手现在早已两年没有染指任何大满贯，而领导风骚的早已是一群85后的小将们。他们还在网坛挣扎打滚现在已经是知天命之年，胜利或者失利不过是为其履历刷新数据的证明罢了。多打一场，少一点伤病便是所有人的寄望。对于我这种妄想爱好者，虽则每当大满贯，都希望那群我看着他们成长，辉煌，老去的老将们重新神迹般的光彩，但每当看到他们在第一轮，第二轮，甚至是第三轮便相遇的时候，便知道这种妄想不靠谱，十分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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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1988年，我们成为第一批毕业自己找工作的大学生1988年，我们成为第一批毕业自己找工作的大学生大荣昌百家号1988年的6月初，距离毕业还有一个月，大家的情绪有彷徨有不安有期待。一天，老师忽然召集全班到化学楼的教室开会，宣布我们可以自己去找接收单位，只要有单位接收，学校就可以分过去，只能在辽宁省内，到7月中旬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就按哪来哪去的原则分回原籍。对非沈阳、大连籍的同学来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我们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学专业的首届毕业生，高考那年，这个专业的招生信息不是印在招生通讯上，而是写在学校走廊的黑板上。报到以后才明白，是辽大和辽师大都在争这个专业，直到考生们要交志愿了才定下来由辽师大承办。我就是从黑板上看到这个消息的，觉得将来去一个天天有书看的地方工作挺不错的，我们三十个学生就这样来到大连来到辽师大。开学半年，就有一个女生退学嫁人去了，从此消失在人海。那时候想成为大学生很不容易，但是大学生好像除了会读书也没啥特别的，大学教授的收入都不如街上卖茶叶蛋的多，大学生毕业工资不一定比工厂同龄工人高。开学的时候一看，只有一个叫于保业的专业课老师，其他的古代汉语、英语、中国史老师都是人在原来的系，临时给我们兼课。这个专业后来从历史系独立出来，发展成了图书情报学系再到后来的信息系到如今的管理学院，其实都是从于老师这个创始人和我们这29个学生发展演变过来的。刚入学时的我们，左一为七哥，毕业后留校，中间是我，右一为四哥，毕业后回原籍丹东，现在广东工作，已经成为图书馆学专家。不过在整个辽师大这一届毕业生里，只有我们图书馆学专业这29人可以自己找工作，这项政策怎么来的，当时我们都在紧张和兴奋中，顾不上询问原因背景，后来尘埃落定，也没人去细究原委，当时大而化之的说法就是，我们是非师范专业，不按师范生分配。师范院校学生中有很多是从乡村出来的，县乡教育部都希望本土毕业生能回家乡加强当地教育师资力量，也是为下一代考虑，所以对哪来哪去的政策执行得很严格。这样说起来，我们是赚了。当时的辽师大，给我们每人每个月补贴20多元钱，这笔钱不算少了，家境贫寒的学生省吃俭用甚至可以依靠这二十几元就能把大学读下来，非师范院校的学生享受不到这份补贴，但是我们这29人都享受到了。所以等于我们念书时享受到了师范生的待遇，但是毕业时，又不执行师范生分配政策。从入学那天起，我就一直为毕业去向而困扰。1988年的中国，还是大学毕业包分配的时代，原则上就是哪来哪去，那时候的多数大学都是这样，一届毕业生只有凤毛麟角的几个能享受留校或者选调到某些单位，再就是每届出几个考上研的，余下的大多数学生都要回到生源地，由当地人事部门再行分配。当时有个说法，就是大学期间尽量不要谈恋爱，如果不是同一个城市来的，毕业就意味着分手，想要调转工作到一起是很困难的，那种无奈的、撕心的痛，会在亲历者心头留下一辈子的阴影。班里非沈阳、非大连籍的同学，很多都希望能留在沈阳和大连工作，我也是。但是哪来哪去这项分配制度一直忽忽悠悠悬在头顶，让我心里很不爽，它用国家包分配的名义，剥夺了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国家培养了你，你就要听从国家的安排，这是当时通行的言辞。若干年后，每当听说有人抱怨大学生自主择业没有安全感时，我就想，那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计划年代的窒息。而之所以在迈向社会时内心发出恐惧感，是因为这是被抱大的一代，什么事都是家长出头、做主，现在需要自己面对社会了，毛孔里就散发出了畏缩。1988年的我，对海南充满了憧憬，就在两个月前，国家宣布海南建省，我觉得那里有机会，我这个去海南的想法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海南泡沫的破裂才作罢。而几乎是整整三十年后，我才第一次踏上海南的土地。萌生念头的时候还是初生牛犊，真正来到这里时，却是已经暮气沉沉。遗憾的是，政策规定只能在辽宁省内找单位，海南梦不用做了，不过这已经很好，我不用回抚顺了。 我最想去的城市是沈阳，其次是大连。1988年那个初夏的夜晚，好像一切都在萌芽：希望、兴奋、激动，渴望拥抱未来。那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毕业在龙年》，是描述一帮正值青春万岁年纪的大学生，毕业前为即将开始的社会人生做各种打算的故事。突如其来的找工作打断了这项写作，几个月后等我坐在人生的第一个办公室里时，一身疲惫已提不起当初的兴奋劲。班主任赵秀山老师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沈阳市委党校的一位老师，我又去拜访中文系主任戴逸老师，他很痛快地给沈阳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尽管我是历史系的，但是和很多中文系的师生很熟悉，比如邢富君老师、比如于冰老师，比如八二级的师兄刘永瑞。2009年的戴逸先生同学们都纷纷回家了，我也回到抚顺。抚顺距离沈阳只有100里地，这样我可以早晨去沈阳找工作，晚上回抚顺住。那时候抚顺到沈阳车票1.2元，每天往返2.4元，我还负担得起。那时候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四、五十元，加上每个月的师范生补助足够日常开销。如果提前花没了，都没脸也不敢跟家里要，就跟同学借，咬牙等到下个月家里寄钱来。凡是花钱大方一点的，通常是家里钱刚到，然后慢慢开始谨慎，最后变得拮据，然后又开始大方，周而复始直到大学毕业。家长们的月工资也就在一百元左右，如果有两个孩子在念书，就要拿出去一百元，很多家里还有老人要奉养，两边都过得紧紧巴巴的。但是当时我的活期存折上有400多元。其中一半是写作得来的稿费，一部分是日常节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献过一次血，老师号召大家献血，既然是献，也没想其他，结果献完了，校团委书记，后来的辽宁省委副书记曾维老师就带队来看望慰问了，然后是系团委，然后是班集体，慰问的东西加上慰问金差不多也有200元，搞得我心里很惶恐，觉得这也不是献血了，这是有偿了，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所以我有足够的经济后盾。父亲首先反对，认为我应该回抚顺，他说工作已经给你找好了，到市图书馆，房子也安排好了。其次是，他在沈阳没有任何关系，这件事上帮不上我。我很生气，我说去抚顺市图书馆工作不需要托人，整个辽宁省只有我们这么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就这29人，是省内第一届科班出身的，回抚顺正常分配各个图书馆都会抢着要，根本不需要托人。另外，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要自己做主，怎么能由家长左右呢？母亲以我意见为主，唇枪舌剑的结果是，父亲不再阻拦，也不提供支持，也包括不提供资金支持。那没事，这个我自己有。我心里很希望父亲能帮我一把，而且相信只要他出马很快就会在沈阳找到接收单位，但是他讳莫高深的表现，让我搞不清到底是他有关系不想出力还是根本就没有帮得上的关系而不好意思说。反正你不阻拦我就行了，我手里有两封推荐信呢。但是要去见的人都是年长一辈，且都是说了算的人，心里打怵又不肯放过机会，在我的央求下，母亲同意第二天陪我去沈阳。30年过去，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情形，只记得在沈阳大学的校园里见到了校长。八十年代，大多数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还没拿自己当多大的官，实际上直到90年代末期，我后来所在的学院中午吃饭时，院长书记都和职工们挤在一张桌吃饭，大家见面了亲热地打招呼，不像后来，官和民的区分，有各种明显的界限。不记得把戴逸老师的信交给校长后，他是怎么答复我的，但是一个穷学生能见到校长本人自我推荐，这个印象至今记忆深刻。除了党校和沈阳大学，那天应该还毛手毛脚地跑了几家别的单位，母亲陪同我去最大的意义就是，她的经验比我丰富，一天跑下来，她很冷静地给我分析说，没有一家是有希望的。晚上回到家，气氛很沉闷。母亲尽管由着我，但是明白我这件事是在瞎折腾，大概不忍心看到我一次次被拒绝的场面，接下来她不再陪我去沈阳了。我每天就是晚上盘算都有哪些单位是有可能接受我的，然后第二天一路打听找过去。那个年代还没人听说大学生要自己出来找工作的，大多数人对我的举动都很惊讶，然后最常见的回绝理由就是，没有编制。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绝理由，也是真的理由，这时还是计划年代，买高档烟，比如石林、红塔山，市场价是一个价，红塔山一条100元，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如果有指标，就可以买到内部价，价钱差很多。若干年后石林的牌子已经倒了，红塔山一步步被挤出了高档烟行列，我后来学会了抽烟，最喜欢抽红塔山，都是源于成长情节。没有编制，就不可能给你落户口、落人事关系、粮食关系，那你就没户口、没工资、没粮票，1988年，到饭店吃饭已经很少用粮票了，我们经常用多余的粮票和蹲在校门口的南方人换皮革箱子，四、五百斤换一个，箱子不是很禁用，可是我们拿着粮票也没用，南方人愿意用皮革箱子换，说明粮票还是有用。户口、人事关系、粮食关系是从小到大侵入到我们骨髓里的名词，是不能失去的，一旦失去就再不可能恢复，这辈子就没着落了。总不能念完了大学去做个体户吧？那时候的人都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去做个体，尽管大家都知道个体户赚钱多，但是当时是你赚钱再多也没有工人的社会地位高。那是一个不以金钱多少论英雄的时代，甚至是以金钱至上为耻的。这也是我犹犹豫豫没能去海南的原因，去了就要放弃这一切，今天有的人辞个职换个工作还要艰难选择半天，让30年前的人放弃这些是很困难的。90年代海南热泡沫破裂，很多人铩羽而归，也就意味着有的人放弃了国家保障去追求海南梦，最后梦碎海南什么都没得到，所以那以后每当看到谁有过闯海南经理，我都打心里佩服。大概在沈阳乱跑了一个星期，不记得都找过哪些单位了，自己喜欢写作，不外乎都是文化口的，都没啥结果，时间一天天过去，再三权衡，决定回大连试试运气去。也不记得在大连找过多少家单位了，对我的冒然出现，很多人都表示很惊异，因为谁都没听说过大学生自己找工作的，都反问我国家不是包分配么？经常工作没着落，反而要费半天口舌跟人家解释：我们可以自己找，找不到国家也包分配。今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是一件平常事，但是那时候整个社会环境都没有准备好，现在回过头才看懂，原来我们是第一批小白鼠。1988年的辽宁，更是只有编制没有聘任一说，我推开的每一个房门都答复我说，没有编制，我也不知道下一句应该怎么接，人家没有编制，说啥都没用了。当然如果去街头那些雨后春笋冒出来的各类公司去应聘，会有机会的，但是那样的话，国家不给你落各种关系，档案都没地方交，我也就成了社会无业人，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其实，即使在30年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们，也还是在争先恐后考公务员、想方设法进事业单位进国企，无非就是寻求安全感。还能记得的几个细节是，一天下午，我去大连市作协玩，不记得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只记得大连日报社的素素老师，推荐我到大连电视台，那边想看看人，要我现在就去。大连是一个像八爪鱼一样延伸在各个山坳里的城市，从作协到电视台，坐公交车需要转很大一个弯，但是直线距离并不很远，只是隔了几个山头，我决定直接翻山过去。一进山，我就有点后悔，山不是很大，可翻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已经没有回头路。在山里奔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到了电视台，没有休息就急忙找到了要找的人，这时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剧烈活动后一直止不住地流汗，实在有些不雅。他们要找的是能摄像的人，有位30岁上下的大哥不住地打量我说，体格不错，扛机器没问题。后来我经常会想起当年翻山的镜头，我觉得这件事反映出一个人面临突发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当时从作协到电视台有3种交通方式：公交车，打车，翻山，我选择了最辛苦的方式，其实，嫌公交车慢，完全可以打车，1988年时，打车绝对是富豪行为，我们整个大学时代，没有听到过哪个学生打过车，公交车票是1毛钱2毛钱，我工作几年后，冬天站在公交站冻得要死，眼看着1元1位的小客车过来，都要犹豫半天才下决心钻进去。但是当时我付得起打车钱，活期存折里有400元呢。我完全可以体面地、从容地到达，这样也许我的机会能更大一点。他们要我回来等消息，直到我毕业都没有等来消息。素素老师很热心，又推荐我去找大连妇女报，还记得妇女报的主编很委婉地对我说，我家的庙太小了。原来庙还有这样的意义，从她这里我体会到了中国语言的魅力。三十年后，素素老师已经成为大连市作协主席，我们在朋友圈里时常互致问候。还记得那一次推开一家办公室的门，满屋子的人都抬头看我，我觉得自己涨红了脸，站在门口说，你们这里要人不？人家没听清，问我干嘛，我知道自己因为胆怯没说清楚，于是努力再大点声说，你们这里要人不？人家还是没听清，我于是又说了第三遍。那以后的三十年来，我无数次地因为各种事情不好张嘴而又要张嘴，但是都远不如三十年前那次难张嘴，而且连说了三遍，而那次张嘴以后，也就没有什么事情是难张嘴的了。沈阳、大连连连受挫，但是我并不沮丧，而且信心满满，犹如相信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系党支部书记是一个爱说笑的胖阿姨，我很愿意和她聊天，那天我说，有没有去西藏支边的名额？我想去。她说我给你问问，过了几天找我说，去西藏的没有，去朝阳的有，你去不去？我说那算了，不去了。西藏和朝阳，毕竟是两个概念。又有一天，班主任赵秀山老师找到我，说给你争取到一个机会，大连陆军学院图书馆有一个名额，你想不想去？现在就要答复我。我想了一想说，我不想去。我不想去的原因有两点，一个是陆军学院在金州，距离大连市内有一小时车程，估计当地都没电影院，看场电影都要进城来；还一个就是，那里是部队，纪律严明，我散漫惯了，进去了万一太板人岂不是活受罪。这些理由都没敢跟老师说，眼看着走投无路了，还在挑三拣四。创始人于保业老师的话语权很大，但是他不喜欢我这个整天看闲书写闲诗的异类，他喜欢钻研专业课、研究图书情报学的学生。所以估计赵老师为了给我争取这个名额应该是费了挺大的劲，他给我们讲过中国书史和目录学。这个名额后来给了班里的老八，我总叫他八哥，八哥是大连人，喜欢足球，经常在寝室里讲马拉多纳，他姓杨，六哥就给他起外号叫羊拉多纳。八哥也喜欢摄影，到了陆军学院没几年，就转到了电教中心，又过了几年，转业回地方到了大连日报做专职摄影记者。由爱好发展成专业，八哥是个典型。左一是老疙瘩，毕业后留校，中间为八哥，去了陆军学院。右一是我。我们毕业13年后的2001年，中国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对阵阿曼，这是一场有把握的比赛，赢了就可以实现中国队首次进入世界杯。已经是报社摄影记者的八哥从大连赶来，他要记录中国队出线后的盛况。我和沈阳的同学们一起陪他吃晚饭，等到比赛结束，我陪他走在兴高采烈的青年大街上，迎面是滚滚涌动的人流，呼喊、欢呼，这一晚的青年大街只对行人开放。去年，我结识了一位在大连政府工作的朋友，闲聊时说起往事，他说他原来就在大连陆军学院工作，这个学院现在被撤销了，人也都遣散了。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还没有找到落脚单位。系里的老师们也没闲着，四处联络，向全省的图书馆推销他们的第一批产品。陆续接到了一些用人指标，有沈阳、大连的，也有其他城市的，我期待着也许还能有一个分给我。忽然有一天，母亲来了，她不放心，赶过来了解一下情况。那时候大多数人的家里都没有电话，打长途电话即使在我工作几年后，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最普遍的联系方式就是通信，从大连邮寄到抚顺需要三天，往返一周，母亲等不及了。我带着母亲去看赵老师，每年寒暑假，赵老师都会和我的父母通一次信，由我代转，所以彼此早已熟悉。母亲出现的结果是，赵老师爽快地说我推荐你去大连啤酒厂吧，第二天就领着我去了学校旁边马栏子的啤酒厂。啤酒厂党办主任是个女的，热心肠，她和赵老师是熟人，她看完了我那一摞复印的发表文章，高兴地说，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写材料的，那你就来吧。前后只有两三天时间，党办主任开出了接收证明，我可以踏踏实实地等毕业了。晚上，我请母亲吃饭，在学校门口的柏杨饭店，10元钱点了4个菜，这是辽师大周边最高档的饭店，同学们只有重要客人来了，才会到这里请客。母亲直说点太多了，不要浪费。作陪的同学说，没事，老九有钱。班里只有10个男生，我排老九。后来母亲说，那次我如果不去，你都不知道会怎么收场，我点头承认。7月份，我们毕业了，29名同学大多数分进了各地的高校馆，少部分进了公共馆，大多数都留在了沈阳大连，也有不想回原籍但终于无奈回去的。少部分是自己找的单位，一部分是用人单位联系到学校给的名额，留校了几名，余下的是国家自然分配。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劳动公园，全班29名同学在大连劳动公园合影。同学们知道我分到了啤酒厂，谁听了谁笑，因为我们是图书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他们清一色都分到了各个图书馆，只有三个人分到了工厂，不过那两位还是到厂里的资料室，唯独我到了党办，一毕业就转行了。而且我从不喝酒，偏偏去了酒厂。那时候的大连是棒棰岛啤酒的天下，新推出的黑啤酒名气也很大，大家纷纷说我们找你去喝酒。今天的毕业生们门清的机关、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完全没有概念，觉得都一样。毕业回家待了半个月，父亲很高兴，不再提我回抚顺的事。现在回想，也许当时他确实没有能力帮我，当爹的好面子，张不开嘴对儿子说做不到，所以就采用了先反对后沉默的方式。我要回大连上班时，他高兴地说，大连气候好，我退休了可以去你那里养老。7月底，我回到大连，到啤酒厂报到。然而办理手续时，意外出现了，大连人事局没有接到通知，不予办理。我和几个去办手续的同学一脸发蒙，用人单位的接收函、学校和省教委的派遣函到这里都不管用了。显然这是教委、人事局、学校几方面没有沟通好。分到大连高校的其他同学都没有问题，他们是省属关系，只有我们三个分到企业的，需要经过市人事局中转关系的遇到了阻碍。回到学校一说，老师说不要紧，等我们给你们协调。这就是大学生自主择业的启动时期，相关体系都还没配套。再回到厂里一说，党办主任说那就等等看。我就回到分给我的宿舍看书睡觉。寝室里的工友对我很好，每天下班怀里藏着几瓶啤酒，做点饭菜拉着我喝。我问他在车间也能喝么？他说拿个舀子渴了随便喝。有时去办公室转转，有天我问党办主任，楼下工人搬的那些大桶是干嘛的，主任说那是装啤酒的，我又问搬一天给多少钱，主任说5元。我一听来精神了，我说要不我没啥事我去搬桶吧。主任说，那不行，你是大学生，不能干那个活。哦，只好遗憾地打消念头。一天5元，一个月就是150，比我爸的工资都高，眼看着赚不到。又待了几天，我忽然醒过神来，现在的人事关系还没落下，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时间差去沈阳接着找工作，万一找到了，我就可以去沈阳了么。于是赶紧跑到党办，跟主任说，我这样等下去，万一人事局一直不通过就麻烦了，将来弄不好就要回抚顺了，我想到沈阳去试一试机会，如果找到了可以做一个备份。不知道主任也怕担责任还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愿意做顺水人情，她说那你赶紧去吧。当我再次出现在家里时，全家人都吓了一跳，还以为我被单位开除了，我把我的打算一说，父亲又是不同意，理由就是，他将来想去大连养老。又一番唇枪舌剑后，父亲又开始沉默。我于是开始找工作第二季。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分到了辽宁青年干部学院图书馆，我到了沈阳，想看看她上班没，就去文化路立交桥边上的青干院看她，8月份，学院还没有开学，学院不大，院里有一栋教学楼，我进去在里面溜达，想找个人打听同学的消息，路过二楼的一个房间时，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男生，我走到走廊尽头转回来时，这个男生迎出来，看看我说，你是不是辽师的？我说是，他说我也是，教育系去年毕业分来的，我在食堂打饭时见过你。辽师大有四、五千名学生，四个食堂，每到开饭时全靠人挤才能打到饭，不挤就得等，我人高马大经常一马当先挤进去，帮好几个同学买饭，一个饭盒一个饭盒从人头上面递出来，买完饭了人出不去了，外面的人再手拉手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就这样被他观察到了。他问我来干嘛，我把我的情况一说，他说咱们学校图书馆就要人呀，我带你去找副馆长去，他家就在后院住。见到了副馆长，大致一聊，他说我们本来就跟你们学校要两个毕业生，而且要求都要男的，结果只分来一个，还是女生。不明白你们学校怎么分配的，你们是不是特别紧俏呀？我说不是呀，我们都不知道青干院有两个名额呀，分女生来不要紧，不应该浪费一个名额呀，那么多同学都想来沈阳，这明明瞎了一个名额，怎么不给我们呢？这件事，成为我们毕业分配的一件疑案，不知道毕业分配时老师们是怎么样的心理，可能喜欢谁也可能不喜欢谁，但是不应该瞒着我们瞎掉一个名额，一个名额就是一个人不一样的人生路。30年来我有很多机会打听这件事的原委，但都没有去问，我怕揭开盖子以后，看到让自己心痛的东西。有时候我甚至想，这个是我们发现的，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瞎掉的名额，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的。1998年，我们毕业十年聚会，很多老师都来了。2009年，我们毕业二十一年聚会，很多老师都来了。今年是毕业三十年，已经有老师走了，同学也走了一个。人生呵。那天，副馆长说，现在好了，我们本来就想要两个，你又是男生，我带你去找院长去。1988年的8月，炎热的懒散的夏天，在青干院的院子里，我见到了王文江院长，他听完了我的情况，说你等消息吧，我们研究一下。于是我一边等消息，一边继续找工作。在沈阳市少儿图书馆，领导听完我的情况，说我们有一个分馆设在一个小学校，需要一个人，你愿不愿意去？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到小学去工作，不过一想，先来了再说，事情都是变化的，也不可能要我一辈子待在小学校里，我说我愿意去。领导说那你过几天来听信吧。这时，外籍分到沈阳的几个女生也出现了波折，这几个名额有的是老师跑来的，有的是用人单位主动来要的，清一色是高校图书馆，但是都指明了要男生，现在分来的是女生，都不大愿意接收。那时候我们都是各自奔波各自的事，尘埃落定后才大致了解情况，有一个女生最终到底没能留下，回到了原籍，还有一位女生历经周折后终于留在了沈阳。毕业分配几乎成为我们同学相见时的永久主题，去年，在沈阳的几位同学聚会，大家又说起当年，我又仔细地听了一遍那位女生当年大费周章的经历，感慨人生的偶然命运。刚工作的我我又一次去青干院见到了王院长，他很和蔼地跟我说再等几天。我再去少儿图书馆，领导说我们研究好了，同意接收你。比较起来，我更希望到青干院工作，决心再努力一次。还是在院子里，遇到了王院长，这次我破釜沉舟地跟他说，院长，你把我留下吧，我保证好好工作，将来你要是对我不满意，随时你就开除我，你看我的表现吧。他看看我，大概是被我感动了，说你跟我来吧，他直接领我到了人事处对人事处长说，给他办手续，接收他。一共和王院长见了三次，这次是我跟他最长的一次谈话，谈了五分钟。这是1988年，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不仅能见到学院院长，而且没有任何其他背景，就进了一所高校工作。后来我正式报到后，母亲给我拿了一件礼物说，这是给你们院长的，谢谢他收留了你。我义正辞严地说，我们院长不需要这些，他要我是来给他干活的，把活给他干好了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在这个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了5年图书管理员，又在学报编辑部做了8年编辑，在这个期间，王院长退休了。后来我一直为自己当初的不懂事而懊悔，送一件恰当的礼物表达谢意是人之常情，相反，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毫无反应才是没礼貌的行为。直到将近二十年后，在一个酒店大堂里我忽然看到了王院长的身影，我赶过去和他打招呼，他说在等人来喝茶，我赶紧掏了五百元给他，说这杯茶我请了。一份人情，错过以后等了二十年才还上，尽管不多，但是心里的负疚感轻了不少。回到大连，这边原来受阻的同学说已经顺利办完手续，要我也赶紧去办，我说我不办了，我要回沈阳了。又回到啤酒厂辞行，感谢党办主任的关照，收拾行装。又去看望赵老师，在我的事情上，赵老师费了很多心思。过了一年，我又来看他，老师送了我一瓶黄鹤楼酒，我一直留到2009年那次聚会，整整二十年过去，挥发后的酒还剩下一半，当年的辅导员柴老师说，你这瓶酒能值点钱。我给参加聚会的老师和同学每个人倒上一小口，共同品味当年的故事。1989年，回学校看望赵老师。那次于保业和赵秀山老师都来了。我看着于老师说，当年我们读书时，老师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将来一个皮包可以拎走一个图书馆，20年过去，U盘、硬盘出现了，真的实现了；第二句，将来的电视像一本书那么厚，可以挂在墙上，20年过去，真的实现了。我们的老师当年能有这样的预见，说明我们的老师真的是有学问的好老师，对得起大学老师这个称呼。不过只有第三句没实现，当年老师说，国外的院校之间互访，都是第一个介绍校长，第二个介绍图书馆馆长，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图书馆馆长还是排在最后一个。于老师一直看着我，当年他不那么喜欢的学生还记得他当年说的话，看得出他很高兴，当我最后说完最后一句时，他也笑了。和赵老师的友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年三十，赵老师打来电话说，我给你留了两瓶茅台，有空到大连时过来拿。全体10名男生和老师合影，后排中间为于保业老师。第二排中间为五哥，大连籍，现在大连，是我的围棋和书法启蒙老师，五哥现在依靠书法吃饭；前排中间为李绍江老师，讲授期刊著录。翻身再回沈阳，事情还没有完，因为从教委的角度来说，我这个毕业生已经分配到大连了，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要重新分配到沈阳，要走改派手续。我的人事关系大连并没有接收，已经打回到抚顺，我要去抚顺人事局拿到我的人事关系，要去教委办理重新分配的改派手续。最后才能到青干院报到。1988年的教委的毕业办，重权在握，衙门深似海，远比今天的招生办还要牛气冲天。时隔多年，已经记不清上述的手续名目，大致如此，每一道手续都要费一番心思才能过关。记得在抚顺人事局办理手续时，经手的女处长忽然正色对我说，抚顺培养了你们，你们都走了，谁来建设家乡？这句话里信息量太大，我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应对，心里也知道她并不会难为我，只是默默等她办完手续就走了。和现在的毕业生讲改派，估计全都是一脸迷惑吧？当年的人，人生是被镶嵌在格子里的。面对计划体制这张网，时刻让人感受到尘土里的卑微。总算如愿以偿到了沈阳，没有回抚顺。中学同学，有很多读的学校很不错，人也很优秀，但是因为各种缘故回到抚顺工作。最初的几年，沈阳和抚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慢慢就拉开了差距，十年后，每次回抚顺，都能从骨子里感受到整个城市的沦落和萧条。直到最近几年，抚顺的市貌才有了一点让人欣慰的变化。2005年时，我正在北京工作，一次回抚顺和一位同学吃饭，同学问我在北京住哪里，我说租房子，一个月两千，同学说，我一个月才开两千，我不敢再接话。同学的工作很体面，在当地已经算收入不错了。我时常会想起当年那位女处长说的话，是的，我的同学们回来建设家乡了，但是就因为城市的不同、平台的不同，个人的发展也受到了局限。如今，抚顺同学们的下一代，孩子们几乎集体成了南飞的鸟，甚至还有一位局级干部，在人生五十的年龄，辞去公职去了北京。当年如果我听从父亲的话，回到抚顺会怎么样呢？如果留在啤酒厂留在大连，现在会怎么样呢？人生如果可以像电脑一样重启，这个社会会不会乱套？日，我来到了沈阳，正式到青干院报到，这一年我21岁。有一天，坐在办公桌前，一个一个回忆曾经找过的单位，只要张过口推过门的都写下来，数了一遍，前后一共找过四十多个单位。青干院后来历经变迁，先变身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再变身为现在的沈阳工程学院。右一为六哥，原籍阜新，毕业分到丹东某高校；右二为大哥，毕业后留校，现在大连市政府工作；右三为二哥，原籍盘锦，毕业分到大连某高校，后排站立者为三哥，原籍锦州，毕业分到营口某高校。从6月的一个晚上听到令人惊喜的消息，至今整整折腾了三个月，扣掉这期间的各种开销，我还剩下两百多元，就在抚顺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放在家里，等哪天方便时我再骑回沈阳。一天下午，我正在借阅室值班，忽然进来一个人，是父亲，他说厂里刚好有车来沈阳，就把你的自行车给运来了。他很高兴地四处看看说，我就不坐了，你出来拿车吧。我到沈阳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两年后，母亲得了重病，我把她接到沈阳住院，又回到抚顺住院，那一段我经常往返于沈抚两地。那时候才明白，当初折腾半天从大连回沈阳，原来是在这等着呢。异地住院或者医疗的报销问题，现在都没有彻底解决，何况二十几年前，一项医疗报销制度，就让你只能老老实实住在医疗条件简陋的区医院里，母亲坚持了一年半后，也走了。我这个浮萍，老老实实地在沈阳落地生根。30年过去，我的双胞胎女儿也到了我当初的年龄，开始面临各种选择，有时她们会和我谈论将来的打算，每次我都是同样的话，自己考虑好，就去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支持，不反对。就在这个春节，我和一个朋友讲起这段往事，朋友说，这叫双向选择。我一时愣住，不记得当年是不是听过这个词了，直到现在我们所有同学对这件事的统一表述还是：自己找工作。1988年，海南建省、价格闯关，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变革故事？1988年的教育也在变革，无从考证我们是不是绝对的第一批自己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但是从整个变革时代来说，我们是第一批的。双向选择也好，自主择业也好，现在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遍事物，每当听到有青年人抱怨找工作的辛苦时，我总是说，你们是自由的一代。人生最可贵的是自由。谨以此文，纪念1988年，纪念我们这一代逝去的青春。更希望下一代人看到它，在刚起步的人生路上，也许会有所帮助。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大荣昌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每日分享荣昌新鲜事，荣昌吃喝玩乐生活通！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