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沿海办副主任谈开发三载：成中国东部新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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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四港起步码头上，乔德正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
中国网6月1日讯（记者 傅阳）“绘好一张图”、“养好一个味儿”、“成就一幅景”的“三个一”总结，是担任江苏省沿海地区发展办公室副主任近一年时间的乔德正，高度概括的江苏沿海开发三周年的成果，也是他对江苏沿海开发远景的展望。
55岁的乔德正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当过兵、下过基层、曾经在县市挂职、又从基层来到沿海办,丰富的经历中,他对自己的最后一份工作情有独钟。“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一路走过来，我坚信老百姓能够在沿海开发中受益”。乔德正坚定地告诉中国网记者。
那天午餐后不久，在吕四港起步码头上，乔德正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采访。码头上的风很大，人也被刮的有点站立不稳，为了让记者清晰地听到他的谈话，乔德正用力、用心地回答着记者的一个个提问，详细地解读着他的“三个一”。
“绘好一张图”
江苏省沿海地区历史上曾是一块经济发展的“洼地”，经济发展既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也低于江苏平均水平。
先要“绘好一张图。”在乔德正看来，作为是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在发展的途径上，江苏已经走过了乡村办企业的这种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处于转型升级发展进程中的江苏省沿海开发，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更高标准、更高要求、走出新路、闯出新路的轨迹来发展。“历史的使命赋予江苏，一张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绘制的。”
在江苏实现“两个率先”的进程中，“制订江苏沿海地区开发的总体规划，引领江苏沿海地区科学开发，促进江苏沿海地区高水平建设，进而推动江苏沿海地区高水平发展。”乔德正做出逻辑性表述。
“养好一个味儿”
站在吕四港起步码头上，烟波浩渺，港口码头上停泊着巨型货轮。
吕四港工作人员指着海面远处告诉记者，沿海开发三周年，大唐吕四港电厂5万吨级散货码头正式投运。吕四港10万吨级挖入式港池完成前期论证，即将开工建设。“你们记者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但海港建设正在进行着。”
与吕四港一样，在连云港、在盐城、在南通，完善港口体系在沿海三地纷纷展开。
“养好一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海味儿’。”乔德正用带着南京乡音的普通话告诉记者，要“以港口、港城和临港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记者了解到，根据《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中完善港口体系的要求，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中的连云港港作为国家沿海主要港口及区域性中心港口，将加快深水航道建设，开辟新港区，拓展服务领域，提升为中西部地区服务的能力。
国家沿海主要港口之一的南通港，要发挥沟通江海区位优势，推进江海联运，加强与长江中上游港口的合作，建设能源、原材料综合性物流加工基地是南通港建设的基本任务。
作为区域性重要港口，盐城港按照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要求，将进一步明确各港区的功能定位，以临港产业项目为依托，加快港区建设，增强对腹地经济发展的服务带动作用。
江苏沿海三个城市，功能不同、定位不同、错位发展，要“做出‘海味儿’，做好海的文章。以港口的建设带动沿海的开发。”乔德正说。
“成就一幅景”
“成就一幅景，这个景儿是江苏沿海发展的美景。”解读沿海开发战略实施远景，乔德正用三层递进的四句话，将沿海开发美景勾勒的明明白白。
从目前看，江苏沿海地区提前一年完成国家规划确定的第一阶段发展目标，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其二，江苏沿海地区将成为江苏生态环境优良的区域。以滩涂围垦为例，江苏省将拿出围垦新增土地的20%作为生态用地，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和谐共融、协调推进。
“富裕百姓成为美景，而不再是愿景。” 乔德正告诉记者，江苏沿海开发已成为江苏发展的新引擎，我国东部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江苏沿海开发正在成为富裕沿海百姓的一幅图景。
随着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江苏沿海地区渔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将得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保障也将今非昔比。沿海岸线的渔民部分将逐步转化为市民，生活方式在转变，生活质量会提高。乔德正概括为四个字，“洗脚上岸”。
对于江苏沿海的未来开发，乔德正认为沿海办的当务之急就是抓好两件事情：根据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沿海开发五年推进计划》，全力打造好沿海发展经济带，“十二五”期间投资总额将达到1.6万亿元。同时，以环境保护为优先，以富裕百姓为优先推动沿海的发展始终走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将江苏沿海发展列为国家战略，要求到2020年，这个地区人均GDP超过东部地区平均水平，成为重要经济增长极、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战略实施三年来，江苏省举全省之力支持沿海开发的重大决策部署，抢抓沿海地区发展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叠加机遇，相继展开陆海联动、江海联动、南北联动、东西联动布局，推动沿海地区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
乔德正给记者描绘了一幅江苏沿海的发展远景，生动而美好！
文章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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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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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极及其应用一个案例分析-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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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经济增长极及其应用：一个案例分析
区域经济或中观经济的基本理论之一就是以不平衡发展理论为导向的梯度推进理论和经
济增长极理论。后者源于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 ）的“发展极”（Poles
Development ）理论，英美学者大多使用增长极 （Poles of Growth ）或增长点 （Points of Growth ）
术语，迭因所在经济区域的大小形状各异，又冠之以增长带、增长轴、增长圈，不一而足。
本文系统阐述经济增长极理论的演变、特征和基本内容，并应用这一理论具体考察湖北省经
济发展问题。
一、增长极理论发展史（20 世纪中后期）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 40
年代末 5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
长大论战的产物。以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纳克斯（R.Nurkse ）和斯特里顿
（P.Streeten ）为代表的平衡增长论者强调，经济发展应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 （尤其是工
业部门）同时全面的大规模投资，以及许多相互依赖的企业的同步平衡增长来实现。这一派
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萨伊（Say）定律，以及对这一定律进行重新阐释和修正的穆勒（J.S.Mill ）
和纽曼 （J.V.Neuman ）的理论。不平衡增长论 （其中包括产业、部门和地区不平衡增长论）者
则强调，鉴于一些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现有物质资源（尤其是资本）的稀缺和人力资源（尤
其是企业家）的匮乏，经济平衡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的实践也未能提供这方面
的经验验证和成功案例。
佩鲁在 《经济空间：理论的应用》（1950 年）和 《略论发展极的概念》（1955 年）等著述
中，最早提出以“发展极”为标志并以“不平等动力学”或“支配学”为基础的不平衡增长
理论。洛施（August
Losch ）虽然在1939 年最早提出关于区域经济活动具有向发展极集中的
趋势的思想，但未得到系统的阐述。佩鲁从抽象的经济空间出发，认为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
中心、力场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从而产生相互联合的一定
范围的“场”，并总是处于非平衡状况的极化过程之中。在他看来，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
空间”构成，它或者是 “计划内容”或政策运用的经济空间形式，统计学意义的均质的经济
空间形式，或者是作为 “势力范围”、“力场”和“增长中心”的经济空间形式。佩鲁着重分
析了最后一种经济空间形式。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是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
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在于：其些“推进型产业”（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
的创新是发展进程的主要动因——在一些地区或城市的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
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发展极。它不仅促进自身发展，产生“城市化趋向”，
并且以其吸引和扩散作用进一步推动其它地区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区域和经济网络。佩鲁
把这种吸引和扩散效应归结为技术的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和集聚
经济效益（城市化趋势）。并对发展极的形成条件作了概括：必须要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
和企业家，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环境。
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虽然涉及产业和企业的不平衡发展，但最终归结为城市和区域的不平
衡发展。并且强调聚集和吸引效应，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他的理论打上了
克里斯塔勒 （W.Christnller ）的“中心地理论”的烙印。后者指出了关于城市区位的抽象理论
和城市布局的具体模式，并根据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研究在均质平原区域内如
何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由相应的多级市场区组成的网络体系，强调城市趋向于设置在六边形
市场范围的中心，由此能有效地组织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和流通。这是增长中心理论的雏形。
因而佩鲁的发展极理论未免失之偏颇，故被称为“地理性发展极”和 “增长中心”理论（N.
汉森语）。与佩鲁有所不同，作为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批评者的赫尔希曼 （A.Hirschman ）则强
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
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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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2：00
增长极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摘要：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环首都经济圈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增长极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外围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因此，增长极的形成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国论文网 /2/view-4543065.htm　　关键词：空间计量模型；增长极溢出效应；环首都经济圈 　　中图分类号：F4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04 　　一、引言 　　区域问题主要是指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如何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统筹发展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全球和区域视野中，京津冀区域同国内外同类地区相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典型表现在：在北京周边的河北省，存在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地区与城市，与北京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会形成经济合作区之间的边缘地区？与周边发达城市的发展有无关系？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urdal.Gunnar，1957）使用“回波”的概念，描述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溢出效应。北京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多为理论探讨和宽泛的定性分析，缺乏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突破了传统增长极溢出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典型增长极城市——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经济合作区之间的互动影响为例，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方向和拉动作用，并结合实证测度与计量经济学检验给出了相应的佐证，最后针对北京市与河北省周边边缘城市如何加强区域合作得出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森都市圈模型假设 　　森（Tomoya Mori，1997）基于城市层级体系演化过程的都市圈模型假设：（1）一个经济体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农产品是同质的，而工业品是异质的，因此用户对工业品价格差的敏感度小于对农产品价格差的敏感度；（2）工人数量既定，而且工人人均消费一定数量农产品以及工业品；（3）工业品生产仅使用劳动力作为唯一的投入要素，并按照规模报酬递增原理生产；农产品则需要使用劳动力以及土地作为其投入要素，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原理生产；（4）工业品运输成本较高，企业市场局限在企业周边；（5）企业有追求集聚经济的动机，聚集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是一种向心力；（6）离城市越远，劳动力成本越低[1]。因此一些企业将搬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区域，形成第三个城市，形成新的聚集，这样该地区就出现了以产业带为连接的城市连绵带。以上假设可得出都市圈演变过程，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该模型从城市演进的角度阐述都市圈的形成，实证量化有一定困难。但该模型通过经济活动空间模式的变化，揭示了区域经济是如何增长的问题，指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会对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产生影响。后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Adams对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递减，溢出效应的最大距离约为200英里[2]。 　　三、确定实证研究对象与基本假设 　　如上所述，理论假设和一些实证研究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受空间距离的制约，距增长极越远的地区，增长极空间溢出效应越不明显[3][4]。北京市作为环首都经济圈的增长极点城市对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影响强度如何，目前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并非所有学者都得出了肯定性结论[5][6]。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接下来将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北京市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区溢出效应，并给出具体量化指标。首先采用学术界通用的圈层式结构，以北京市为中心，以周边河北省市、县为基本单元来定义研究对象，将环首都经济圈分为外围层和辐射层两个圈层，同时将北京市作为这一区域发展的核心层，如表1。 　　研究对象中，各地区均在以北京为圆心、以150公里为半径的空间地理圈内。其中，隶属于环首都经济圈的14个县市构成外围层，为下文叙述的便利性，命名为区域甲；其他37个县市及保定市、廊坊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共同构成辐射层，命名为区域乙。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生产总值（AVGDP）：作为该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衡量城市经济增长水平。 　　（2）人均收入（AVincome）：用来衡量该地区的收入水平。 　　（3）人均年耗电量（AVelectric）：本文中用来衡量该区域的消费水平。 　　（4）城市化率（urban）：用来衡量该地区的城市化度，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5）邮电业务（post）：邮电通讯业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畅通的邮电通讯业务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使用邮电业务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 　　（6）在校学生所占比例（student）：衡量该地区知识水平以及设立企业的水平，用该地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表示。 　　数据取自2010年《河北省经济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 　　以上仅从定性的角度和模型假设对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关系进行分析，并没有从实证角度严格证明北京作为增长极对周边经济边缘区发展的影响。因此，以下将通过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此进行分析。 　　四、空间计量模型的建立与模型检验 　　（一）模型的建立及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以经济增长（AV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 　　检验2009年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结果显示：区域甲的经济增长（AVGDP）的 Moran I为0.086 2，北京及区域甲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9 6；区域乙的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02 6，北京及区域乙经济增长（AVGDP）的MoranI为0.276 1。
　　对各个I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结果表明，区域甲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甲之间的经济增长、区域乙的经济增长、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空间依赖性）。所不同的是，北京在内与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有着很大的影响，包括北京在内的经济增长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有必要使用纳入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北京与区域甲、北京与区域乙之间的经济增长进行估计。 　　（二）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和估计 　　空间计量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Model，SEM）两种。根据Anselin等（2004）提出的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或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准则，需要检验空间依赖性，即空间滞后依赖或空间误差依赖。若LMLAG显著而LMERR不显著，则用空间滞后模型；若LMLAG不显著而LMERR显著，则用空间误差模型；若LMLAG和LMERR在统计上都显著，就由R-LMLAG和R-LMERR的显著性决定空间依赖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甲的检验结果如表2显示，LMLAG和LMERROR都显著，但R-LMLAG显著，而R-LMERROR却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对北京及区域乙的检验结果如表3显示，LMLAG显著，而LMERROR不显著，因此选用空间滞后模型。 　　以上分析可知，在分别研究北京和区域甲、区域乙之间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均适合选用空间滞后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因变量在相邻地区间是否存在扩散现象（溢出效应）。本文中，采用空间滞后模型，目的是探讨经济增长（人均GDP）在相邻地区间是否有溢出效应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 　　空间滞后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籽为空间回归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 Matrix），为空间滞后因变量，？着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首先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北京及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为观察北京对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区域甲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包括北京及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 　　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对除区域乙的经济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 　　（三）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表4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98%。表5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甲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13%。通过两次回归结果对比表明，北京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 　　表6的ML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北京及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42%。表7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区域乙而言，周围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提高1%，使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平均提高0.035%。两次估计结果对比显示，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乙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对比以上回归结果，可以清晰看出，北京的加入，对区域甲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要远高于对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即：北京的加入，使得区域甲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653.85%；使得区域乙各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了21.48%。以上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其在地理位置上较接近地区（外围层）比较明显，而对于较远地区（辐射层）则不太明显，即北京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显著区位差异性。 　　五、结论 　　本文从森（Tomoya Mori，1997）建立的都市圈模型着手，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ML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加入，使得环首都经济圈外围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13上升到了0.098，提高了653.85%；使得环首都经济圈辐射层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0.035上升到了0.042，提高了21.48%。这一结论非常有意义，对目前尚有争议的北京作为增长极点城市对周边经济边缘城市是否产生溢出效应，产生何种溢出效应以及强弱程度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本结论的政策含义为：增长极的形成以及溢出效应的利用应该在跨区域的范围内统筹兼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北京周边处于中心辐射外围层的河北省相对不发达的低谷城市与县市而言，这种溢出效应的共享性为这些地区提供了“搭便车”的机遇，立足实际、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应该是这些地区用相对低廉的发展成本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对于北京而言，要解决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及生态恶化等“城市病”所带来的压力，必须分散其首都功能，把人才、技术、信息、高端服务业等大量显性和隐性高级要素主动溢出给周边经济边缘地区，特别是要加强与河北省的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Tomoya Mori，A Modeling of Megalopolis Formation： The Maturing of City System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7，（42），133-157. 　　[2]Adams JD. Comparative Localization of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Spillovers[J].Economic Geography，2002，（2）：253-278. 　　[3]王立平，任志安.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综述[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25-28. 　　[4]姚德龙.中国省域工业集聚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8，（3）：123-125. 　　[5]吴良镛.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二期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6]于刃刚，等.京津冀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基于河北视角的研究[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责任编辑、校对：张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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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增长极理论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摘要】 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增长极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对政府决策和区域发展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增长极在我国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以期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 增长理论；区域；发展一、增长极理论研究综述（一）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F.Perroux（1955）提出。Perroux在研究经济非均衡增长时，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类似于“磁极”的中心，这个中心会吸收周围的资源维持自身增长，而后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Perroux将这种中心抽象为“增长极”。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增长发展存在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具有创新优势，又存在规模经济，会不断吸收周围的资源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此时区域差距不断加大；第二个阶段是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增长极的优势会不断扩散到外围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此时区域差距不断缩小。Boudeville（1966）将主导产业和地理空间引入增长级理论，提出主导产业所在城市即为增长极，增长极的等级由城市规模决定。Myrdal（1957）利用循环积累因果论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他认为，市场一般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即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发展较慢的地区则会不断处于劣势。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对不发达的边缘地区同时存在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Hirschman利用“联系效应”来解释产业间互动关系，并提出，政府可以利用“联系效应”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从而在短期内发挥较大的极化效应。J.Friedmann（1966）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会通过与外围地区的不平等交换来维持中心区域的经济增长。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过渡区域，过渡区域兼有两者特征，又会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演变。总结关于增长极的理论研究，可以看出，增长极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1）区域内主导产业；（2）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3）地理空间；（4）政府政策。（二）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国内关于增长极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有所设计。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京津冀地区发展以北京市为中心，建设当中政府政策起了很大的主导作用，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发展过程中市场作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何奕（2005）以上海地区为例，收集了上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从历史沿革、产业链、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了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徐溯，郁俊莉（2013）以深圳特区为例，利用最小二乘法，结合参数检验，分析了深圳的增长极效应。龙茂乾，孟晓晨（2014）从交通成本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京津冀城镇群中北京地区的极化—扩散效应。龙茂乾和孟晓晨结合Friedmann的中心外围理论，选取就业规模、交通成本、行政因素等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出结论认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中心—外围结构正在接近拐点。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展区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带动了一大批城市群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由于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存在部分问题。（一）尚未建立成熟的区域互动机制在我国区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如何互动、外围地区之间如何互动、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如何互动，尚未形成成熟的机制，这就导致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扩散到经济不发达地区。如果要大范围地进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往往需要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协调，而各地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较强，主导产业同质化比较严重，这又给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带来了挑战。以钢铁行业为例，众多钢铁企业所在地区以钢铁产业为主导产业，这在短期内固然可以维持当地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但长期内却有可能形成囚徒困境，造成生产过剩、债务危机、经济发展转型困难等问题。（二）发展阶段难以衡量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但是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增长极理论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增长极确定之后，会面临诸多问题：（1）极化效应要持续多久；（2）擴散效应何时出现；（3）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靠自发进行还是靠外部干预（4）政府如何干预才能有效发挥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功能，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给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决策带来了挑战。（三）极化效应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在现实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通常会有更多好的投资和就业环境，这会吸引周边地区资金、劳动力、技术向中心城市大量转移。中心城市吸收了周边的大量资源，会进一步增强极化效应。周边地区由于缺少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中心地区，这又会导致周边地区的资源进一步流向中心城市。如此循环往复，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会进一步加剧。（四）扩散效应尚未占据主导作用根据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效应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在现实中，很多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并且极化效应没有减弱的迹象。以我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为例，城市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效应发挥作用的渠道十分单一。虽然我国在道路设施、政策环境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城乡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村地区长期处于产业链底端，农民增收大多靠进城务工，而城镇企业向农村地区转移的数量极其有限。
三、增长极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根据增长极理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未来关于区域经济增长，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一）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增长极发挥扩散效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行为，而企业决策则依赖于收益和成本。增长极之所以会出现极化效应，是因为中心地区收益较高、交易成本较低，而外围地区由于制度不完善、设施不健全，导致交易成本较高，企业收益较低。制度方面，要营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交易费用，引导企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基础设施方面，要不断完善区域内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缩小区域内的中心地区和外围区域之间的硬件设施差距。金融方面，要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行业开发新产品，使企业能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方面，外围地区要制定优惠措施，吸引中心区域的人才流出。（二）因地制宜地制定产业政策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情况，因地制宜地选择能快速带动本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选择主导产业时，要充分进行行业分析，实行差异化的策略，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在确认主导产业之后，充分利用主导产业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集聚，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三）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不会出现跳跃式的剧变，而是通过一定的中间过渡地带来传导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过渡地带既有中心地区扩散的资源，也有外围地区流向中心地区的资源，对区域均衡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过渡地带的作用，发挥过渡地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四）及时调整區域发展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统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指标数据，保持对经济数据的敏感性。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时确定经济发展中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程度，根据分析结果，适当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如果区域内极化效应非常严重，极少部分地区和行业吸收了区域内较多的资源，就会出现部分行业发展过热的现象。而区域经济增长如果过于依赖于某个中心或单一行业，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会给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很大的风险。此时就应该通过稳健的政策，适当调整区域内的产业政策，培养新兴产业，降低区域经济风险，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参考文献：[1] Perroux F.Anote on the Notion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y，1&2：307-320[2]Boudeville.Problems of Regional Econom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66[3]Myrdal，G.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M].London：Duckworth，1957[4]Hirschman，A.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5]Friedman，J.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6[6]何奕.上海经济发展的区域效应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7]徐溯，郁俊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区域增长极效应研究——以深圳特区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114[8]龙茂乾，孟晓晨.基于京津冀城镇群交通成本的北京极化—扩散效应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76-81作者简介：李茂生（1993-），男，汉族，硕士，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2017年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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