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好奇心日报》，更多好文请在各大搜索“好奇心日报”。一个发展不那么迅猛的世界：。很可能也是未来几年的中国。对于习惯了 30 年增长、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萧条和停滞的中国来说，过去的经验不够用了。公司和从业者都已经预感，麻烦可能要来了——一旦速度放缓，要在哪里制造和捕捉机会？要如何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应对措施？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那些习惯了“做大”的中国公司，未来会发生改变？正承受着高额城市生活成本的从业者，有可能为他们真正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吗？我们相信欧洲可能存在着答案。 先来看一组数字。 FoodPanda，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外卖公司，在柏林的团队有 250 人，其中包含了 51 个国籍。另一家柏林初创公司 Clue，团队刚刚发展到了 35 人，却分别来自 16 个国家。 这不是巧合。即便在自成一体、且高度依赖熟人关系网的北欧，公司 Form us with love 也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团队的国别构成挺复杂。这家成立 10 年的之所以在国际上变得有了一些影响力，原因有很多，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他们聘用了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设计师。 “我们能成为 10% 瑞典，10% 巴西的公司。”的数字媒体公司 MediaMonk 甚至这样说，他们已经全球超过 8 个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在 Media Monk 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里，坐着 28 个不同国籍的人。 这些“包罗万象”的欧洲公司受惠于国人员的自由流动政策，创意人士几乎不费力气就能搬到另一个城市。 在伦敦，这个从上世纪中期就被认为是欧洲、甚至全球创意中心的城市，瑞典设计师 Grace Boicel 是数以万计移民设计师中的一个。尽管伦敦“正处在危险中”——房租成倍地上涨，一些设计师因为难以支付高额的生活费用跑去柏林、美国加州和中国北京寻找机会，而一些客户则在这几年被愈加流行的北欧设计公司挖走——这里的还是和大街一样人满为患。 人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来，随时准备取代同侪，或者成为新晋的竞争对手。因为提供创意服务的公司极多，客户也喜欢约在这里见面，Grace Boicel 刚刚约见了一位前来出差的美国客户。“总是不停有飞机从你头顶上方飞过。”Grace Boicel 说。 伦敦就像是欧洲最集中的创意中转站。可在 6 月 24 日后， Grace Boicel 开始担心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她在清晨 6 点醒来，得知 20 分钟前， 刚刚宣布：退欧已成事实。 人员、资本、产品的流动都因此可能受到限制。而这本来是欧洲维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而首要的问题是人员。在公投之前，网络通话服务
的创始人之一 Niklas Zennstrom 表示，脱离欧盟的英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创业者的流失风险，他之所以选择英国创业，就是因为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这里能够吸引到全欧洲的创业者——不过现在他们可能会因此被要求离开。公投结果公布的几小时后，一条流言很快传出，美国投行把 2000 名员工从伦敦调去了和都柏林。不过随即被否认。 对于 Grace Boicel 所在的创意产业来说，这个行业“主要的开销是人力，说白了，输出的是脑力”，人员的问题会显得格外重要。距离 Grace Boicel 第一次在伦敦定居，已经过去了 11 年，当时她作为诺基亚的一位员工被派往伦敦。这家在 2005 年正如日中天的芬兰通讯公司之所以看中伦敦，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足够的创意人才，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设立研发部门。 一旦“国”设计师被迫离开，伦敦再也不能像柏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和那样，用团队复杂的国别构成来显摆自己的国际化程度了。而更实在的是，创意也会随之受损。 不是非得在伦敦挤着。 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这天是仲夏节，一年里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高中生也在差不多在这时候完成了十多年的学业，他们手持喇叭爬上上百辆大卡车，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大肆庆祝。当他们开到新港时， Jeppesen 的一次国际会面受到了打扰。 Henrik Jeppesen 合伙创办的设计公司
Group 如今有四十多位全职设计师，规模比大部分的北欧设计工作室都更大，更接近伦敦的工作室。这些设计师来自美国、加拿大、南非、德国、瑞典和瑞士，他们服务的客户遍布欧洲和亚洲。但 Henrik Jeppesen 并不认为，现在还需要在哥本哈根之外的地方开设办公室。 这和他在 16 年前的看法截然不同。 是最早一批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欧洲设计公司。2000 年，Henrik Jeppesen 打算去亚洲市场发展新客户，他先看中了的胡志明市，随即来到了北京。 Jeppesen 准备好了为此投入一大笔人力费用，但在 2008 年左右，他意识到，这笔开销完全可以省去，只要通过电子邮件、Skype 和一定频次的航班就能让这门生意运转下去。“没必要，不是你和客户总见面才能了解他们。” 和股票市场的本地化趋势相似，互联网给欧洲小公司带来的改变是，越电子反而越本土。既然在家办公都没有问题，本地办公也一样——只需要时不时地改进和有关的基础设施。 Reform 是哥本哈根一家生产销售橱柜的初创公司，今年三月刚刚从一个美国人、两个丹麦人那儿拿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融资。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于改善会客厅的声音效果。创始人 Michael Andersen 和 Jeppe Christensen 正在开拓德国和美国市场，他们需要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工厂保持有效的联系，频繁的
会议要求与会者的语音听起来能足够清晰。在选择办公地点时，大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考量。宜家是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零售商，这家创立于瑞典南部小镇阿姆霍特的公司如今把总部分在了三处，瑞典的阿姆霍特、马尔默，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分管不同的职能。在，宜家可以在当地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而公关部门必须呆在阿姆霍特小镇，只有在那里，宜家才有足够多的空地搭建一个欧洲最大的摄影棚，制作产品目录和其他视频短片。小公司并非如此。他们选择一个城市的原因通常简单得很。Judith Fischer 今年 5 月刚刚在柏林注册了公司，准备做一个摄影导览的项目。“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柏林有一个好的名声：便宜，然后就有很多年轻人来，柏林政府只要做一点点鼓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Judith Fischer 说，她在就业中心申请到失业补贴，连续六个月，每个月 1650 欧。 就像 Reform 计划的那样，无疑是欧洲小公司初尝国际市场时的首选，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大市场。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止于此。 5 月底，加拿大的一位商学院教授 Bill Whelow 出现在柏林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 的早餐会上。 Bill Whelow 很快意识到，他是这个早餐会上唯一穿着长袖和长裤的人。他租了个工位，和创始人聊了聊，打算在这里待几天，再回到加拿大当地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夏洛特敦开一个类似的空间。Bill Whelow 认为，相比柏林，那里创业的环境还非常早期，政府建的孵化器，主要都面向学生。 SNASK 在今年的戛纳国际创意节上第一个出场。出生在韩国的瑞典创始人 Fredrik &Ost 带着他们去年组建的乐队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广告创意节上耍了酷。这家位于的广告创意设计工作室起初只有 2 个人，现在有 7 个，他们都喜欢用出彩的字体和颜色，至今拒绝使用电脑特效，手工制作图案和道具。图片来自 CoolHuntingSNASK 最多的客户来自美国，最近他们还和一家全球最大的代理公司签约了，这意味着，这类通常预算更多、周期更长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在英国和美国诞生，度过了几十年的鼎盛期之后，现在，他们意识到内部的灵感几近枯竭，更倾向于从 SNASK 这类风格强烈的小公司那里购买创意。品牌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和独立设计师（不一定非得是 Alexander Wang, Tom Dixon 这类特别大牌、自带广告效果的设计师）合作几乎成了行业的未来。他们可能得为雷同的椅子和手机负责，但品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方式才能带来真正的灵感，让品牌看起来更有活力。尽管方法可能各有不同，但如果不是如此，保守的工作方式就要被认为“old fashion”。Muuto 和 HAY 是丹麦的两个家居品牌，他们最初用借助“外脑”的办法快速地建立起了声誉，这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老牌的家具公司，比方说 Menu。他们在的当口找到了 Jonas Bjerre-Poulsen ，打算合作重塑品牌。因为有了这份大合同，Jonas Bjerre-Poulsen 才决定成立一家工作室 NORM。小公司和独立的设计师、创意者从中发现了更多机会，他们或者把大公司发展成自己的客户，或者站在大公司的肩膀上开辟一门新生意。2015 年一份关于欧洲劳动力的报告显示，从 2008 年到 2015 年，荷兰的自由职业 (这里指英文
所指的人群)人数增加了 52%。而在北欧，有超过四家公司在“改造”宜家的家具，他们为宜家的家具重新设计布艺、面板、腿和把手。其中至少有两家都从那里融到了一笔钱。 这些小公司和工作室通常规模都挺小，不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很可能是吸引大公司客户的重要特质，但同时也让本土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谁知道呢？反正一些小公司已经对外宣称，国外的生意反倒更好做。这些小公司还发现，只要把国外大市场的生意经转述给国内的客户，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受用。荷兰一家建筑事务所 ARX 因此收获了更多本土客户。 经验并非总是可用。Greentom 是荷兰的一个婴儿车品牌，成立不到三年。2015 年，这个品牌 30% 的销售额来自欧洲以外。“世界在比欧洲的速度更快，我也能看到积极的未来。”创始人说。 过去十多年，“积极的未来”被认为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依赖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大宗商品出口，这些市场实现了连续几年近 10% 的经济增长，不少工厂开始为内销而不是出口生产。但这个夏天，除了 Greentom 和一家芬兰的 OMUUS，整个欧洲几乎没有人使用“”这个词了。 新兴市场的飞速增长期似乎结束了。抛去经济增长幅度的周期不谈，跃跃欲试的欧洲公司开始评估这些新兴市场的成熟度，而不再只是感叹，那里一座城市的人口数是欧洲一个国家的近十倍。 丹麦一个风头正盛的家居品牌 HAY 在 12 年前就找到了中国的供应商，现在正加紧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店。比起美国，创始人
Hay 更看好这里，他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在美国对设计家居感兴趣的城市大概只有五个，中国至少有六七个。
Hay 同样感兴趣我们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没那么好了？”他在最繁忙的走街问道，“你觉得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经验不可用了，我们还可以在哪里找到答案？ 以上只是我们在发现的经验故事的一小部分，也只是答案的一部分。在这一系列的其余报道中，我们还将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小公司如何管理一个全球产业链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不景气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它们如何用新的方式获得和市场、技术相关的信息；它们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来“壮大”自己；它们如何从当地政府、大公司、学校、机构那里寻求支持；如何在不同的时区办公；它们怎么可以有创意？ 题图来自 Normann 本文来自《好奇心日报》，更多好文请在各大搜索“好奇心日报”。一点资讯正在帮你跳转到原文经济突围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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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突围》是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吕英胜，林汶奎。该书为企业决策人指明了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为创业者指出了成功的捷径，也让每个人能更好地从宏观经济角度去了解自己所在企业的发展，去思考个人职业生涯道路。
经济突围编辑推荐
这本书决定着5000家企业的生死转型，决定着1000000个职员的就业方向。
企业“过冬”的最好“粮食”，中国企业走出困境的秘密法宝。
全国商报联合会、《中国商报》、《新闻导报》、《汽车导报》、《中国商界》杂志社、《中国商人》杂志社、《中国收藏》杂志社等11家新闻机构联合向全国推荐。
经济突围内容简介
金融巨变下，主动适应、迎接挑战，无论对还是个人，都是胜出的上策。在金融形势日趋复杂的今天，本书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具体影响说起，让读者能够对危机中的中国经济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并对中国的经济以及企业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进行详细介绍，同时细致地企业应该怎样渡过这次危机、制定怎样的措施来使得企业能够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其次，本书深入回顾了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衰退、198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1992年的日本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全过程，从世界上几次比较成功的应对危机的案例，对经济衰退时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仔细的分析，特别指出了各个国家应该怎样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
经济突围目录
上篇：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第1章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充分预见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影响中国经济的华尔街因素
中国企业投资衍生品遭巨亏
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入侵
世界经济回调对中国的挑战
全球金融巨变中的机遇
参与救市，严防风险
第2章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生存法则
经济变化、行业周期与蓝海市场
企业的自救生存法则
经销商的生存方法
企业如何拓展生存空间
企业如何改变生存困境
如何平衡企业生存与劳工权利
金融危机下如何安全投资
外包呼叫中心，企业金融危机的生存之道
民营企业应对困境的生存法则
金融危机下的就业与创业
第3章　中小型企业应该如何自救
金融危机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完善服务体系，获得长期发展
中小型企业如何“全身而退”
中小型企业的自主创新之路
在危机中需要重视的市场原则
中小型企业的网络营销策略
中小型企业的转型机遇
中小型企业的转型策略
中小型企业的过冬策略
中小型企业怎样转“危”为“机”
中小家具企业如何过冬
金融危机下，中小网站的生存之道
第4章　企业家的过冬论：请准备好过冬的粮食
“不完全”过冬论
柳传志的“过冬论”
马云的“过冬论”
华为：“严冬”中寻找机遇
联想：探寻举措，跑赢市场大考
中小企业金融危机下的过冬之道
保险行业的过冬策略
中国纺织行业如何安然过冬
第5章　寻找危机背后的发展契机
金融危机给中国的机会
金融危机为中国品牌带来的机遇
中小企业如何抓住金融危机中的机会
全球经济危机给IT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中国汽车企业如何在金融危机中谋发展
第6章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创新战略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市场营销创新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企业应以创新应对
金融危机加速IT服务业创新步伐
企业如何在管理方式上创新
第7章　企业如何拓展生存空间
房地产企业发展之道
中国外贸公司如何生存
家装市场如何过冬
建筑房产企业将如何生存
制造业企业如何自救
如何用渠道挽救五金企业
物流企业如何生存
互联网企业的生存法则
服务业的发展之道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之道
下篇：历次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第8章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1837年的经济恐慌
1895年的黄金外流
1907年的股市危机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
1987年的华尔街股灾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措施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功应对
香港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第9章　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与教训
再看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
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积极政策
为什么新兴市场易发金融危机
新兴市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
第10章　日本如何走出十年经济困境
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诱发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潜在因素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大衰退
日本金融的重生之道
日本金融界的功勋改革人物
日本经济衰退的深层原因
日本经济迷局对中国经济的警示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11章　罗斯福新政，走出大萧条时代
中国式的罗斯福新政
剖析罗斯福新政
美国政府在两次危机中不同的救市
罗斯福是如何实施新政的
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应该怎样借鉴“新政”
第12章　穿越迷雾，读懂全球化经济本质
全球化金融危机对各个国家的影响
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化
全球化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需要全球化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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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历史记录关闭经济在衰退，小公司如何生存？| 也许欧洲有答案①_好奇心日报_传送门
经济在衰退，小公司如何生存？| 也许欧洲有答案①
过去的两个月，我们在欧洲拜访了近 40 家公司，希望从他们的经验里找到中国公司应对未来的方法。这是系列报道的第一篇。一个发展不那么迅猛的世界：欧洲。很可能也是未来几年的中国。对于习惯了 30 年增长、从来没有遇到真正的萧条和停滞的中国来说，过去的经验不够用了。公司和从业者都已经预感，麻烦可能要来了——一旦速度放缓，要在哪里制造和捕捉机会？要如何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应对措施？从更大的角度来说，那些习惯了“做大”的中国公司，未来会发生改变？正承受着高额城市生活成本的从业者，互联网有可能为他们真正带来新的工作方式吗？我们相信欧洲可能存在着答案。先来看一组数字。FoodPanda，一家总部位于柏林的外卖公司，在柏林的团队有 250 人，其中包含了 51 个国籍。另一家柏林初创公司 Clue，团队刚刚发展到了 35 人，却分别来自 16 个国家。这不是巧合。即便在自成一体、且高度依赖熟人关系网的北欧，斯德哥尔摩公司 Form us with love 也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团队的国别构成挺复杂。这家成立 10 年的设计公司之所以在国际上变得有了一些影响力，原因有很多，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他们聘用了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韩国的设计师。“我们能成为 10% 瑞典，10% 巴西的公司。”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媒体公司 MediaMonks 甚至这样说，他们已经全球超过 8 个城市设立了办公室。在 Media Monks 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里，坐着 28 个不同国籍的人。这些“包罗万象”的欧洲公司受惠于欧盟国人员的自由流动政策，创意人士几乎不费力气就能搬到另一个城市。在伦敦，这个从上世纪中期就被认为是欧洲、甚至全球创意中心的城市，瑞典设计师 Grace Boicel 是数以万计移民设计师中的一个。尽管伦敦“正处在危险中”——房租成倍地上涨，一些设计师因为难以支付高额的生活费用跑去德国柏林、美国加州和中国北京寻找机会，而一些客户则在这几年被愈加流行的北欧设计公司挖走——这里的创意产业还是和大街一样人满为患。人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来，随时准备取代同侪，或者成为新晋的竞争对手。因为提供创意服务的公司极多，客户也喜欢约在这里见面，Grace Boicel 刚刚约见了一位前来出差的美国客户。“总是不停有飞机从你头顶上方飞过。”Grace Boicel 说。伦敦就像是欧洲最集中的创意中转站。可在 6 月 24 日后， Grace Boicel 开始担心这种状况还能维持多久。她在清晨 6 点醒来，得知 20 分钟前，BBC 刚刚宣布：退欧已成事实。人员、资本、产品的流动都因此可能受到限制。而这本来是欧洲维持活力的重要因素。而首要的问题是人员。在公投之前，网络通话服务 Skype 的创始人之一 Niklas Zennstrom 表示，脱离欧盟的英国会面临像他这样的创业者的流失风险，他之所以选择英国创业，就是因为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这里能够吸引到全欧洲的创业者——不过现在他们可能会因此被要求离开。公投结果公布的几小时后，一条流言很快传出，美国投行摩根斯坦利把 2000 名员工从伦敦调去了法兰克福和都柏林。不过随即被否认。对于 Grace Boicel 所在的创意产业来说，这个行业“主要的开销是人力，说白了，输出的是脑力”，人员的问题会显得格外重要。距离 Grace Boicel 第一次在伦敦定居，已经过去了 11 年，当时她作为诺基亚的一位员工被派往伦敦。这家在 2005 年正如日中天的芬兰通讯公司之所以看中伦敦，是因为这里聚集了足够的创意人才，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设立研发部门。一旦“欧盟国”设计师被迫离开，伦敦再也不能像柏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那样，用团队复杂的国别构成来显摆自己的国际化程度了。而更实在的是，创意也会随之受损。不是非得在伦敦挤着。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这天是仲夏节，一年里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天。高中生也在差不多在这时候完成了十多年的学业，他们手持喇叭爬上上百辆大卡车，在哥本哈根的街巷里大肆庆祝。当他们开到新港时，Henrik Jeppesen 的一次国际会面受到了打扰。Henrik Jeppesen 合伙创办的设计公司 Attention Group 如今有四十多位全职设计师，规模比大部分的北欧设计工作室都更大，更接近伦敦的工作室。这些设计师来自美国、加拿大、南非、德国、瑞典和瑞士，他们服务的客户遍布欧洲和亚洲。但 Henrik Jeppesen 并不认为，现在还需要在哥本哈根之外的地方开设办公室。这和他在 16 年前的看法截然不同。Attention 是最早一批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的欧洲设计公司。2000 年，Henrik Jeppesen 打算去亚洲市场发展新客户，他先看中了越南的胡志明市，随即来到了北京。Henrik Jeppesen 准备好了为此投入一大笔人力费用，但在 2008 年左右，他意识到，这笔开销完全可以省去，只要通过电子邮件、Skype 和一定频次的航班就能让这门生意运转下去。“没必要，不是你和客户总见面才能了解他们。”和股票市场的本地化趋势相似，互联网给欧洲小公司带来的改变是，越电子反而越本土。既然在家办公都没有问题，本地办公也一样——只需要时不时地改进和互联网有关的基础设施。Reform 是哥本哈根一家生产销售橱柜的初创公司，今年三月刚刚从一个美国人、两个丹麦人那儿拿到了第一笔百万美元的融资。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于改善会客厅的声音效果。创始人 Michael Andersen 和 Jeppe Christensen 正在开拓德国和美国市场，他们需要和当地的合作伙伴、工厂保持有效的联系，频繁的 Skype 会议要求与会者的语音听起来能足够清晰。在选择办公地点时，大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考量。宜家是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零售商，这家创立于瑞典南部小镇阿姆霍特的公司如今把总部分在了三处，瑞典的阿姆霍特、马尔默，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分管不同的职能。在阿姆斯特丹，宜家可以在当地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而公关部门必须呆在阿姆霍特小镇，只有在那里，宜家才有足够多的空地搭建一个欧洲最大的摄影棚，制作产品目录和其他视频短片。小公司并非如此。他们选择一个城市的原因通常简单得很。Judith Fischer 今年 5 月刚刚在柏林注册了公司，准备做一个摄影导览的项目。“这是一个好的循环，柏林有一个好的名声：便宜，然后就有很多年轻人来，柏林政府只要做一点点鼓励，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Judith Fischer 说，她在就业中心申请到失业补贴，连续六个月，每个月 1650 欧。就像 Reform 计划的那样，德国无疑是欧洲小公司初尝国际市场时的首选，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大市场。但现在看来，显然不止于此。5 月底，加拿大的一位商学院教授 Bill Whelow 出现在柏林联合办公空间 Betahaus 的早餐会上。 Bill Whelow 很快意识到，他是这个早餐会上唯一穿着长袖衬衫和西装长裤的人。他租了个工位，和创始人聊了聊，打算在这里待几天，再回到加拿大当地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夏洛特敦开一个类似的空间。Bill Whelow 认为，相比柏林，那里创业的环境还非常早期，政府建的孵化器，主要都面向学生。SNASK 在今年的戛纳国际创意节上第一个出场。出生在韩国的瑞典创始人 Fredrik ?st 带着他们去年组建的乐队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广告创意节上耍了酷。这家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广告创意设计工作室起初只有 2 个人，现在有 7 个，他们都喜欢用出彩的字体和颜色，至今拒绝使用电脑特效，手工制作图案和道具。图片来自 CoolHuntingSNASK 最多的客户来自美国，最近他们还和纽约一家全球最大的代理公司签约了，这意味着，这类通常预算更多、周期更长的项目会越来越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家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在英国和美国诞生，度过了几十年的鼎盛期之后，现在，他们意识到内部的灵感几近枯竭，更倾向于从 SNASK 这类风格强烈的小公司那里购买创意。品牌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和独立设计师（不一定非得是 Alexander Wang, Tom Dixon 这类特别大牌、自带广告效果的设计师）合作几乎成了行业的未来。他们可能得为雷同的椅子和手机负责，但品牌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方式才能带来真正的灵感，让品牌看起来更有活力。尽管方法可能各有不同，但如果不是如此，保守的工作方式就要被认为“old fashion”。Muuto 和 HAY 是丹麦的两个家居品牌，他们最初用借助“外脑”的办法快速地建立起了声誉，这甚至影响到了一些老牌的家具公司，比方说 Menu。他们在金融危机的当口找到了 Jonas Bjerre-Poulsen ，打算合作重塑品牌。因为有了这份大合同，Jonas Bjerre-Poulsen 才决定成立一家工作室 NORM。小公司和独立的设计师、创意者从中发现了更多机会，他们或者把大公司发展成自己的客户，或者站在大公司的肩膀上开辟一门新生意。2015 年一份关于欧洲劳动力的报告显示，从 2008 年到 2015 年，荷兰的自由职业 (这里指英文 freelancer 所指的人群)人数增加了 52%。而在北欧，有超过四家公司在“改造”宜家的家具，他们为宜家的家具重新设计布艺、面板、腿和把手。其中至少有两家都从投资人那里融到了一笔钱。这些小公司和工作室通常规模都挺小，不过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很可能是吸引大公司客户的重要特质，但同时也让本土市场的竞争格外激烈。谁知道呢？反正一些小公司已经对外宣称，国外的生意反倒更好做。这些小公司还发现，只要把国外大市场的生意经转述给国内的客户，他们总是表现得那么受用。荷兰一家建筑事务所 ARX 因此收获了更多本土客户。经验并非总是可用。Greentom 是荷兰的一个婴儿车品牌，成立不到三年。2015 年，这个品牌 30% 的销售额来自欧洲以外。“世界在比欧洲的速度更快，我也能看到积极的未来。”创始人说。过去十多年，“积极的未来”被认为属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依赖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大宗商品出口，这些市场实现了连续几年近 10% 的经济增长，不少工厂开始为内销而不是出口生产。但这个夏天，除了 Greentom 和一家芬兰的设计公司 OMUUS，整个欧洲几乎没有人使用“金砖四国”这个词了。新兴市场的飞速增长期似乎结束了。抛去经济增长幅度的周期不谈，跃跃欲试的欧洲公司开始评估这些新兴市场的成熟度，而不再只是感叹，那里一座城市的人口数是欧洲一个国家的近十倍。丹麦一个风头正盛的家居品牌 HAY 在 12 年前就找到了中国的供应商，现在正加紧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开店。比起美国，创始人 Rolf Hay 更看好这里，他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口吻说，在美国对设计家居感兴趣的城市大概只有五个，中国至少有六七个。Rolf Hay 同样感兴趣我们在开头提出的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没那么好了？”他在哥本哈根最繁忙的走街问道，“你觉得为什么创意产业没有建立起来？”如果经验不可用了，我们还可以在哪里找到答案？以上只是我们在欧洲发现的经验故事的一小部分，也只是答案的一部分。在这一系列的其余报道中，我们还将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小公司如何管理一个全球产业链中自己的位置，如何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不景气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对它们有什么影响；它们如何用新的方式获得和市场、技术相关的信息；它们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来“壮大”自己；它们如何从当地政府、大公司、学校、机构那里寻求支持；如何在不同的时区办公；它们怎么可以有创意？ 题图来自 Normann Copenhagen宝洁这样的公司，怎么在小地方总打不过本土品牌？｜从一线到五线，都发生了什么（二）互联网摧毁了日化大公司：产品怎么卖？卖给谁？｜从一线到五线，都发生了什么（一）别提中国动画工业，《大鱼·海棠》引发争议的原因根本和工业无关▲- 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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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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