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宝提现流水号是什么
网易宝提现流水号是什么
09-05-16 &匿名提问
你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要通过实名认证，要不然没法提现。先从信用卡里提现到自己的支付宝，再从自己的支付宝转到另一个的支付宝，再从那个支付宝里面提现就可以了，这样是不会被查到的其实这都算犯法的，但是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是1974年由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的，其成员包括十国集团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银行监管规定，如1983年的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又称巴塞尔协定，Basel Concordat）和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Accord）。这些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一致同意在规定时间内在十国集团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鉴于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许多非十国集团监管部门也自愿地遵守了巴塞尔协定和资本协议，特别是那些国际金融参与度高的国家。1997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问世是巴塞尔委员会历史上又一项重大事件。核心原则是由巴塞尔委员会与一些非十国集团国家联合起草，得到世界各国监管机构的普遍赞同，并已构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至此，虽然巴塞尔委员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银行监管国际组织，但事实上已成为银行监管国际标准的制定者。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修改资本协议建议的最新版，同时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从 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或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　　1 早期的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源于前联邦德国Herstatt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在惊愕之余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　　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并逐步取得了共识。他们认为，在追逐论、社会利益论及管制新论三种最有影响的管制理论当中， “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将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视为博弈中的猫与鼠，最终是管制对被管制者有利，因而主张放弃管制。这种理论显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从管制中受益的事实； “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则将管制视为管制集团与被管制集团间锱铢必较的政治程序，是被管制集团提出要求、管制集团满足这种要求并从中获利的一种商品。由于管制这一商品供求双方的数量函数难以确定，因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实践价值；只有“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最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将管制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市场破产成本根源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信息的不对称。与前两种理论明显不同的是，这种理论既找到了管制的依据，也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方向。　　有必要对银行引入管制的原因在其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尽管Benton和Gilligen等人在80年代初都论证过，银行业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但多数金融学家都否认银行的自然垄断性质。从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来看，银行业务的特性决定了银行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其外部负效应不仅体现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从而给工商企业和社会公众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这些又反过来造成银行体系的混乱，并殃及社会的稳定；信息的不对称对银行而言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掩盖银行储备不足和资产质量低下的窘迫，也可能因公信力的丧失而破产倒闭。银行困境的解脱取决于清偿能力尤其是流动性的大小。解决这一问题的传统做法一是资产变现，二是市场介入，但是这两种做法的劣势非常明显。除了要损失大量的交易费用之外，还要受到市场资金可供量的严格制约，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各国中央银行一方面充当最终贷款人，在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对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则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对受损公众进行补偿。这类亡羊补牢式的举措都是立足于银行的外围，没有对银行的经营过程提出根本性要求，因而不仅未能有效地遏止银行的倒闭，反而可能增大了银行破产的风险，故而遭到经济学家的批评。由于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最终贷款人通常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放贷）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商业银行一方面有通过增加高风险投资转嫁保险成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债务依存度的冲动和便利，破产风险因此不断累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巴塞尔委员会才逐步将银行的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并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详细的剖析。　　Herstatt银行和富兰克林银行倒闭的第二年，即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极为简单，核心内容就是针对国际性银行监管主体缺位的现实，突出强调了两点：1、任何银行的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2、母国和东道国应共同承担的职责。1983年5月，修改后的《巴塞尔协议》推出。这个协议基本上是前一个协议的具体化和明细化。比如明确了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责任和监督权力，分行、子行和合资银行的清偿能力、流动性、外汇活动及其头寸各由哪方负责等，由此体现“监督必须充分”的监管原则。两个巴塞尔协议因此也就没有实质性差异：总体思路都是“股权原则为主，市场原则为辅；母国综合监督为主，东道国个别监督为辅”。但是两者对清偿能力等监管内容都只提出了抽象的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各国对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都是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充分监管的原则也就无从体现。　　巴塞尔协议的实质性进步体现在 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报告》（简称《巴塞尔报告》）。该报告主要有四部分内容：1、资本的分类；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3、1992年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和过渡期的实施安排；4、各国监管当局自由决定的范围。体现协议核心思想的是前两项。首先是资本的分类，也就是将银行的资本划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类，对各类资本按照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明确地界定。其次是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报告根据资产类别、性质以及债务主体的不同，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内和表外项目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风险档次。风险权重划分的目的是为衡量资本标准服务。有了风险权重，报告所确定的资本对风险资产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重不低于4%）的标准目标比率才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可见，《巴塞尔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的分类。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直接就将《巴塞尔报告》称为规定资本充足率的报告。　　《巴塞尔报告》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此前的协议都注重如何为银行的稳定经营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强调政府的督促作用以及政府间的分工协作，对银行体本身尤其是对银行防范风险屏障的资本没有作出任何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标准的要求。而《巴塞尔报告》则直指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从而解脱了监管当局劳而无获或收获甚微的尴尬；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到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控。《巴塞尔报告》规定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总资本和核心资本两个比例要求，总资本和核心资本都必须按明确给定的标准计量和补充。这既是对以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报告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报告出台以前，各国虽然也对资本金规定了规模要求，但并没有对资本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规定，这使银行可以轻易地通过会计处理增加银行帐面资本金，并实际加大资产与负债的落差，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由于资本金的管理还处在原始的静态管理状态，无法形成根据资产和负债的性质及其变动相应调整的机制，因而使这种资本金管理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此前协议的监管重心只能简单地放在监管责权的分配之上。第三，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它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了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这表明报告的制定者真正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因而必须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而资产的风险程度又与资产的性质相关。报告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体现出报告的动态监管思想。针对以往银行通常以金融创新方式扩大表外业务以逃避资本监管的现象，报告认识到监管表外资产的必要，因而首次将表外资产纳入监管。由于当时表外业务的种类、规模及其破坏力有限，报告只能简单地将期限种类各异的表外资产套用表内资产的风险权数来确定其风险权重，并相应提出了资本充足性的要求。第四，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表明，报告真正认识到国际银行体系健全和稳定的重要，各国银行的监管标准必须统一。而这种安排则充分考虑到了银行的国别差异，以防止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报告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超越成员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也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各国的监管当局都愿意以报告的原则来约束本国的商业银行。　　2 协议的补充完善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国际化浪潮的涌动，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使银行业务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银行经营的国内、国际环境及经营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银行规避管制的水平和能力也大为提高。这使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报告》难以解决银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巴塞尔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长时期、大面积的修改与补充。　　第一，1991年11月，在认识到准备金对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性质差异后，重新详细定义了可计入银行资本用以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普通准备金与坏帐准备金，以确保用于弥补未来不确定损失的准备金计入附属资本，而将那些用于弥补已确认损失的准备金排除在外。　　第二，初步认识到除OECD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国别风险之外，OECD成员国之间同样也存在国别风险，因而一改《巴塞尔报告》中对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均确定零主权风险权重这一极其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于1994年6月重新规定对OECD成员国资产的风险权重，并调低了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等国家的信用等级。　　第三，作为金融快速国际化的反映，开始提升对市场风险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市场自由化速度的加快和国际银行业的迅速扩张，加上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金融形势错综复杂；随着衍生金融品种及其交易规模的迅猛增长，银行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衍生品种的交易，或是以资产证券化和控股公司的形式来逃避资本金管制，并将信用风险转化为市场风险或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市场的交互影响也越发显著。这使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尽管《巴塞尔报告》的执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信用风险，但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的市场风险却经常发生。这说明仅靠资本充足率已不足以充分防范金融风险。最典型的案例是巴林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1993年底时远远超过8%，1995年1月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2月末，这家老牌银行便宣告破产。　　鉴于这些情况，巴塞尔委员会在1995年4月对银行某些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进行了调整，并在1996年1月推出《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该规定认识到，市场风险是因市场价格波动而导致表内外头寸损失的风险，包括交易帐户中受到利率影响的各类工具及股票所涉及的风险、银行的外汇风险和商品（如贵金属等）风险，它们同样需要计提资本金来进行约束。值得注意的是，《补充规定》已经改变了《巴塞尔报告》中将表外业务比照表内资产确定风险权重并相应计提资本金的简单做法，提出了两种计量风险的办法：标准计量法和内部模型计量法。标准计量法是将市场风险分解为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的价格风险，然后对各类风险分别进行计算并加总；内部模型法也就是基于银行内部VaR（Value-at- Risk）模型的计量方法，这是将借款人分为政府、银行、公司等多个类型，分别按照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计量模型来计算市场风险，然后根据风险权重的大小确定资本金的数量要求。内部模型法的推出是一大创新，引起了银行界的广泛关注。但鉴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所提出的计算方法又不够具体和完善，因而并未得到广泛运用，以至于银行对此法的运用还需满足诸如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模型运用人员、要认真执行风险管理等等条件并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更是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巴林银行、大和银行的倒闭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的问题，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9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该文件共提出涉及到银行监管7个方面的25条核心原则。尽管这个文件主要解决监管原则问题，未能提出更具操作性的监管办法和完整的计量模型，但它为此后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新协议所重头推出并具有开创性内容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及市场约束，都在《核心原则》中形成了雏形。　　3 对旧巴塞尔协议的反思　　从发展历程来看，巴塞尔协议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法不断改进、思想不断成熟的深化过程。该协议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新旧分界点。学术界一般将1988 年的《巴塞尔报告》称为旧巴塞尔协议，将1999年6月公布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称为新巴塞尔协议。其实，1988年的旧巴塞尔协议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已将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搭建就绪，因此才有了新巴塞尔协议第一稿。而2001年推出的两个新巴塞尔协议征求意见稿更直接就是对第一稿的充实与完善。因此本报告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定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三个征求意见稿。　　尽管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历经修改与补充，但学术界和银行界还是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以及旧协议的市场适应性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首先是国家风险问题。旧巴塞尔协议只是重新确定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资产风险权重，但对非OECD成员国的风险权重歧视仍未解除。这一方面造成国与国之间巨大的风险权重差距（多为100％），这种差距不仅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存在，而且在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也存在，致使信用分析评判中的信用标准扭曲为国别标准；另一方面则容易对银行产生误导，使其对OECD成员国的不良资产放松警惕，而对非OECD成员国的优质资产畏葸不前，从而减少银行的潜在收益，相应扩大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这一规定仍然因循静态管理理念，未能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信用变化。　　其次是风险权重的灵活度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企业风险权重歧视问题，且与国家风险权重歧视交织在一起。对于非OECD成员国对银行、政府超过一年的债权，对非公共部门的企业债权，无论其信用程度如何，风险权重均为100％；而由OECD成员国对金融机构担保的债权，则一律为20％。此外是风险权重的级次过于简单且不合理，仅有 0％、20％、50％、及100％等四个档次，没有充分考虑同类资产的信用差别，也就难以准确反映银行面临的真实风险。美国经济学家俄特曼（2001）根据美国非金融机构所发债券的数据，运用蒙特卡洛模拟实证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是对金融形势的适应性问题。旧协议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也提出了对照表内项目确定表外资产风险权重的做法，但随着金融新业务的推出和银行组织形式的更新，旧协议的涵盖范围和监管效果都难以让人满意。最典型的是银行资产证券化和银行持有债券，金融控股公司的广泛建立以及银行全能化等，由此不仅引发逃避或绕开资本金管束的问题，而且引发了信用风险以外的市场风险。　　最后是全面风险管理问题。旧协议已经在1997年形成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基本框架，但并未对其内容作详尽的阐释，更未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因而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分析的全面管理还停留在理论上论证、方法上探索的阶段，至于这三类风险的计量应建立哪些模型、模型中应选择哪些参数，以及相应的资本金要求又如何设计等问题，几乎都没有涉及。此外，在旧协议中，银行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银行危机的产生主要由借款人的风险引起，银行风险的规避取决于监管当局对其资本金计提方法和计提数量的监督，并不注重当事人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也没有对银行提出如何适应市场以及如何主动接受市场约束的问题。　　4 新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委员会彻底修改资本协议的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的。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以三大支柱——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资本监管框架草案第一稿，并广泛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新协议将对国际银行监管和许多银行的经营方式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首先要指出，以三大要素(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主要特点的新协议代表了资本监管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实践证明，单靠资本充足率无法保证单个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自从1988年资本协议问世以来，一些国家的监管部门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同时使用这三项手段强化资本监管，以实现银行稳健经营的目标。然而，将三大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以监管规定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监管部门认真实施，这无疑是对成功监管经验的肯定，也是资本监管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与1988年资本协议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巴塞尔委员会希望新协议的适用范围不仅局限于十国集团国家，尽管其侧重面仍是国家的“国际活跃银行”（internationally active banks）。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新资本协议的各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所有银行，并预计非十集团国家的许多银行都将使用标准法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还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全世界所有的大银行都能遵守新协议。客观上看，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很可能会采用新协议来分析各国银行的资本状况，而有关国际组织也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的国际标准，协助巴塞尔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新协议，并检查其实施情况。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　　与1988年资本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的内容更广、更复杂。这是因为新协议力求把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力求反映银行风险管理、监管实践的最新变化，并为尽量为发展水平不同的银行业和银行监管体系提供多项选择办法。应该说，银行监管制度的复杂程度，完全是由银行体系本身的复杂程度所决定的。十国集团国家的银行将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新协议。为确保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非十国集团国家也会力争在规定时间内全面实施新协议。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实施新协议的难度不可低估。在此，还必须提出，就目前的方案来说，新协议首先是十国集团国家之间的协议，还没有充足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处理信用风险办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标准法以1988年资本协议为基础，采用外部评级机构确定风险权重，使用对象是复杂程度不高的银行。采用外部评级机构，应该说比原来以经合组织国家为界限的分类办法更客观、更能反映实际风险水平。但对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该法的客观条件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国内的评级公司数量很少，也难以达到国际认可的标准；已获得评级的银行和企业数量有限；评级的成本较高，评出的结果也不一定客观可靠。若硬套标准法的规定，绝大多数企业的评级将低于BBB，风险权重为100%，甚至是150%（BB-以下的企业）。企业不会有参加评级的积极性，因为未评级企业的风险权重也不过是100%。此外，由于风险权重的提高和引入了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采用这种方法自然会普遍提高银行的资本水平。　　将内部评级法用于资本监管是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该方法继承了1996年市场风险补充协议的创新之处，允许使用自己内部的计量数据确定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有两种形式，初级法和高级法。初级法仅要求银行计算出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其它风险要素值由监管部门确定。高级法则允许银行使用多项自己计算的风险要素值。为推广使用内部评级法，巴塞尔委员会为采用该法的银行从2004年起安排了3年的过渡期。　　5 定量影响测算　　根据新协议，银行系统资本要求的计算将与银行资产的风险密切相关，其影响的衡量必定十分复杂。单个银行所得到的结果依赖于他们的风险概况和资产组合，不同地区的不同银行会有很大差别。为考察新协议对银行资本要求的冲击，巴塞尔委员会面向全世界的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着手开展数次所谓定量影响测算（QIS）的问卷调查，请这些机构就实施新协议可能给本地区和本机构带来的影响做定量测算。参加测算的银行可以应用不同的方法——基于外部评级的简单方法（标准法）和基于银行自己评级的IRB法。在所进行的一系列测算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银行提供了数据，用于估计新协议对他们当时的资产组合所要求的最低资本。　　第一次定量影响测算（QIS1）于2000年第四季度展开，如同所预料到的，测算结果显示银行之间的差异明显，但调查中存在很多数据问题，严重限制了有效样本的数量。　　新资本协议草案第二稿（CP2）发表后，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QIS2，以了解资本协议的修改建议所带来的具体影响。25个国家137家银行参与了这次调查。测算再一次表明标准法和IRB法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结果，而应用IRB法的效果更是千差万别。如图1所示，对于QIS2考察的银行，应用 IRB法者预期最低资本最多增幅为125%左右，是现行协议下最低资本要求的两倍以上，最多减少30%以上。　　QIS2证明CP2的提议导致整体最低资本水平高于巴塞尔委员会的目标。采用标准法的银行最低资本平均增加18%，采取基础IRB法平均增加24%。少数银行（22家）能够完成高级 IRB法，自行计算LGD和EAD，但银行最低资本整体上只增加了5%，接近巴塞尔委员会的目标。　　基于QIS2的结果，为了不让基础IRB法所导致的资本要求大幅增加打消银行业的积极性，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了修正，并展开了一次附加的定量影响测算（QIS2.5）。银行需要估计新巴塞尔协议中一些可能改动的影响。这些改动包括：　　·调整IRB法中各种资产组合的风险权重函数；　　·在IRB法中，专项准备金（specific provisions）可以用于冲低违约贷款资本要求中的预期损失（EL）部分；　　·一般准备金（in excess of the amount included as Tier 2 capital）可以冲抵EL；　　·可能取消IRB法中的集中性（granularity）调整；　　·去掉处理信用风险缓解技术时的w因子；　　·承认更多的抵押品。　　由于时间有限，且焦点集中在基础IRB上，所以巴塞尔委员会将调查的对象限定为第一组银行（规模大、业务分散、一级资本超过30亿欧元的国际活跃银行）。最终的参与者为38家银行，其中35家参与了QIS2。　　在QIS2.5中，大部分银行的资本要求相对于现行方法有所降低。38家中有24家发现资本要求将降低，所估计的最大降幅为35%。　　新巴塞尔协议也在我国银行界产生了很大的回响。考虑计算信用风险标准法存在的许多问题，国内银行普遍认为，内部评级法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利于加强银行内部对风险资产的评定和管理，对于简单地划定风险权重或根据外部机构的评级结果确定风险权重的确是一大进步，所以与其花费时间等待外部评级公司发展起来，还不如现在就动手开发内部评级法。但是在我国实行内部评级法的难度较大。我国目前仍在实行“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法才刚刚试行。内部评级法对各类数据的要求很高，而我国银行尤其缺乏对信用风险进行量化的分析能力。然而，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不能跟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目前国内银行对开发内部评级法热情很高，新协议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推动很大。　　关于巴塞尔协议的最新进展，日，巴塞尔委员会开始新一轮调查（第三次定量影响测算，QIS3），评估该建议对全世界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可能影响。同时巴塞尔委员会加强了对操作风险管理和监管规程的制定，并与2003年2月再次更新了“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有效措施（Sound Practic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Operational Risk）”，对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提出具体的计算办法。巴塞尔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二季度发表最后一次征求意见稿，同年年底通过新协议，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G10）国家全面实施。票据贴现是指资金的需求者，将自己手中未到期的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或短期债券向银行或贴现公司要求变成现款，银行或贴现公司(融资公司)收进这些未到期的票据或短期债券，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日以后的利息后付给现款，到票据到期时再向出票人收款。因此，对持票人来说，贴现是将末到期的票据卖给银行获得流动性的行为，这样可提前收回垫支于商业信用的资本，而对银行或贴现公司来说，贴现是与商业信用结合的放款业务。 　　贴现市场的交易种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票据持有人向商业银行或贴现公司要求贴现换取现金的交易，这种交易占贴现市场业务的大部分；另一种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或贴现公司已贴现过的票据再次进行贴现，为银行和贴现公司融通资金。再贴现是中央银行控制金融与信用规程的一个重要手段。票据贴现的种类还可以根据票据的不同分为银行票据贴现、商业票据贴现、债券及国库券贴现三种。　　一般而言，票据贴现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　　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出卖给贴现银行，以便提前取得现款。一般工商企业向银行办理的票据贴现就属于这一种；　　转贴现是指银行以贴现购得的没有到期的票据向其他商业银行所作的票据转让，转贴现一般是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一种方式；　　再贴现是指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向人民银行的贴现，通过转让汇票取得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行为。再贴现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信用业务，是中央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而运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编辑本段]票据贴现的种类一般而言，票据贴现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　　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出卖给贴现银行，以便提前取得现款。一般工商企业向银行办理的票据贴现就属于这一种；　　转贴现是指银行以贴现购得的没有到期的票据向其他商业银行所作的票据转让，转贴现一般是商业银行间相互拆借资金的一种方式；　　再贴现是指贴现银行持未到期的已贴现汇票向人民银行的贴现，通过转让汇票取得人民银行再贷款的行为。再贴现是中央银行的一种信用业务，是中央银行为执行货币政策而运用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编辑本段]票据贴现的办理条件商业汇票的收款人或被背书人需要资金时，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并填写贴现凭证，向其开户银行申请贴现。贴现银行需要资金时，可持未到期的承兑汇票向其他银行转贴现，也可以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　　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业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二）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具有真实的商业交易关系　　（三）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前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申请票据贴现的单位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或实行独立核算、在银行开立有基本帐户并依法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单位。贴现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经营状况，具有到期还款能力，贴现申请人持有的票据必须真实，票式填写完整、盖印、压数无误，凭证在有效期内，背书连续完整。贴现申请人在提出票据贴现的同时，应出示贴现票据项下的商品交易合同原件并提供复印件或其它能够证明票据合法性的凭证，同时还应提供能够证明票据项下商品交易确已履行的凭证(如发货单、运输单、提单、增值税发票等复印件)。[编辑本段]票据贴现的办理程序中央银行办理再贴现业务的对象是在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银行。银行在对商业汇票办理贴现后需要资金时，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　　符合条件的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连同贴现凭证向银行申请贴现。贴现银行可持未到期的商业汇票向其他银行转贴现，也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时，应作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前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　　持票人持未到期的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时，应根据汇票填制贴现凭证，在第一联上按照规定签章后，连同汇票一并送交银行 。 银行信贷部门按照信贷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查，符合条件的，在贴现凭证“银行审批”栏签注“同意”字样，并由有关人员签章后送交会计部门。　　贴现银行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时，必须持已办理贴现但尚未到期的、要式完整的商业承兑汇票或者银行承兑汇票，填制再贴现凭证，并在汇票上背书，一并送交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审查后，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再贴现。　　会计部门接到作成转让背书的汇票和贴现凭证，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审查无误，贴现凭证的填写与汇票核对相符后，按照支付结算办法有关贴现期限以及贴现利息计算的规定和规定的贴现率计算出贴现利息和实付贴现金额。其计算办法是：　　贴现利息=汇票金额×贴现天数×（月贴现率÷30天）　　实付贴现金额=汇票金额-贴现利息　　然后在贴现凭证有关栏目内填上贴现率、贴现利息和实付贴现金额。　　第一联贴现凭证作贴现科目借方凭证，第二、三联分别作××科目和利息收入科目的贷方凭证，第四联贴现凭证加盖转讫章作收帐通知交给持票人，第五联贴现凭证和汇票按到期日顺序排列，专夹保管。　　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的期限从其贴现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止。实付贴现金额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日至汇票到期前一日的利息计算。承兑人在异地的，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的期限以及贴现利息的计算应另加3天的划款日期。　　贴现、转贴现、再贴现到期，贴现、转贴现、再贴现银行应向付款人（承兑人）收取票款。不获付款的，贴现、转贴现、再贴现银行应向其前手追索票款。贴现、再贴现银行追索票款时可以从申请人的存款帐户收取票款。　　贴现到期，贴现银行作为持票人，在汇票背面背书栏加盖结算专用章并由授权的经办人员签名或盖章，注明“委托收款”字样，填制委托收款凭证，在“委托收款凭据名称”栏注明“商业承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及其汇票号码连同汇票向付款人办理收款。对于付款人在异地的，应在汇票到期前，匡算至付款人的邮程，提前办理委托收款。将第五联贴现凭证作第二联委托收款凭证的附件存放。如果贴现银行收到付款人开户银行或承兑银行退回的委托收款凭证、汇票和拒绝付款理由书或付款人未付票款通知书后，贴现银行在追索票据时，对申请贴现的持票人在本行开户的，可从其帐户收取。贴现申请人帐户余额不足时，应按照逾期贷款的规定处理。贴现申请人未在本行开立帐户的，对已贴现的汇票金额的收取，应按《票据法》的规定向贴现申请人或其他前手进行追索。　　已办理再贴现的银行，应于再贴现到期日前在人民银行存款帐户内留足资金。再贴现到期日，人民银行从申请再贴现银行存款帐户内收取票款。再贴现申请人帐户余额不足时，应按逾期贷款的规定处理。[编辑本段]票据贴现和发放贷款的异同票据贴现和发放贷款，都是银行的资产业务，都是为客户融通资金，但二者之间却有许多差别。　　(1)资金流动性不同。由于票据的流通性，票据持有者可到银行或贴现公司进行贴现，换得资金。一般来说，贴现银行只有在票据到期时才能向付款人要求付款，但银行如果急需资金，它可以向中央银行再贴现。但贷款是有期限的，在到期前是不能回收的。　　(2)利息收取时间不同。贴现业务中利息的取得是在业务发生时即从票据面额中扣除，是预先扣除利息。而贷款是事后收取利息，它可以在期满时连同本金一同收回，或根据合同规定，定期收取利息。　　(3)利息率不同。票据贴现的利率要比贷款的利率低，因为持票人贴现票据目的是为了得到现在资金的融通，并非没有这笔资金。如果贴现率太高，则持票人取得融通资金的负担过重，成本过高，贴现业务就不可能发生。　　(4)资金使用范围不同。持票人在贴现了票据以后，就完全拥有了资金的使用权，他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这笔资金，而不会受到贴现银行和公司的任何限制。但借款人在使用贷款时，要受到贷款银行的审查、监督和控制，因为贷款资金的使用情况直接关系到银行能否很好地回收贷款。　　(5)债务债权的关系人不同。贴现的债务人不是申请贴现的人而是出票人即付款人，遭到拒付时才能向贴现人或背书人追索票款。而贷款的债务人就是申请贷款的人，银行直接与借款人发生债务关系。有时银行也会要求借款人寻找保证人以保证偿还款项，但与贴现业务的关系人相比还是简单的多。　　(6)资金的规模和期限不同。票据贴现的金额一般不太大，每笔贴现业务的资金规模有限，可以允许部分贴现。票据的期限较短，一般为2—4个月。然而贷款的形式多种多样，期限长短不一，规模一般较大，贷款到期的时候，经银行同意，借款人还可继续贷款。　　票据贴现可以使一部分闲散资金拥有者互相利用，共获利益。故贴现在货币市场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票据贴现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较，有许多特殊的优点。对银行来说，贴现银行可获得如下利益：利息收益较多；资金收回较快；资金收回较安全等。对于贴现企业，通过贴现可取得短期融通资金。　　银行在贴现票据时，贴现付款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银行贴现付款额＝票据面额×(1一年贴现率×贴现后至到期天数 \365天)[编辑本段]票据贴现的银行表述对于票据贴现的概念，国内各商业银行的表述比较接近。　　中国建设银行在其《商业汇票承兑与贴现业务内部管理规程》中规定，商业汇票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将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转让于银行，银行将票面金额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额付给持票人的一种资金融通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在其《票据贴现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贴现是票据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前为获得资金而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银行的行为。　　中国银行的网站上将票据贴现表述为“收款人或持票人将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或商业承兑汇票向银行申请贴现，银行按票面金额扣除贴现利息后将余款支付给收款人的一项银行授信业务。票据一经贴现便归贴现人所有，贴现人到期可凭票直接向承兑人收取票款”。　　中国民生银行的网站上显示，“商业汇票贴现是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之前，为取得一定的资金，贴付一定的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网站上列明的票据贴现的定义为“持票人在商业汇票未到期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银行的票据行为，是银行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　　交通银行的网站上表述为，“商业汇票贴现是指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的合法持有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而将票据转让给交通银行的票据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6月颁布、日开始施行的《贷款通则》第9条将“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和票据贴现”并列，同时明确“票据贴现，系指贷款人以购买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方式发放的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颁布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贴现系指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在汇票到期日前，为了取得资金贴付一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金融机构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　　综上可知，各商业银行对票据贴现的定义主要是依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暂行办法》而定的。《贷款通则》对票据贴现的定义主要表述为两层意思：1、票据贴现是贷款人买入借款人未到期商业票据的行为，是一种买卖关系；2、票据贴现是一种贷款。《暂行办法》所定义的票据贴现的核心意思是将票据贴现界定为原持票人转移票据权利的行为。但是不管是《贷款通则》还是《暂行办法》对票据贴现的定义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票据贴现的性质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包括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及追索等，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并未对票据贴现作出明确规定，这使得票据贴现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　　（一）按照《贷款通则》的定义，票据贴现是一种票据买卖行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的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票据贴现从形式上看，确实是贴现申请人向贴现人申请，贴现人审查合格后扣除相应的利息及费用后向贴现申请人支付贴现款，买入票据，符合买卖合同的特征。但是，票据贴现涉及的标的物为票据，票据作为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具有流通性、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等特点，因此，票据贴现并非简单的票据买卖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转让原则上应以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关系。在通常情形下，除赠与以外，一方向另一方转让票据，目的是为了从对方获得商品或服务、技术等，接受票据的一方是为了获得相应的价款，不允许在没有具体的商品交易或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情形下直接向对方卖出票据，或支付一定的价款而买入票据。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可以用票据作为基础交易关系的工具使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允许当事人之间对票据本身进行买卖。票据贴现则正是对票据本身的买卖关系，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法律规定在特定范围内、特定主体间可以从事票据贴现这样一种特殊的买卖关系。在我国，这个特定主体仅仅包括经过批准、有权开展票据贴现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入票据进行贴现的。　　（二）依照上述《贷款通则》中的定义，票据贴现是属于贷款的一个种类。笔者认为，将票据贴现界定为贷款的一种形式是不妥当的。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合同法表述为借款合同而非贷款合同，相对于贷款合同而言，借款合同是一个更规范的用语。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最核心的义务就是“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在票据贴现中，贴现申请人在取得贴现人扣除利息和相关费用的票据款项后，就不再负有“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票据归贴现人所有，贴现人可以将票据进行转贴现或再贴现或在票据到期后请求承兑银行付款而不是向贴现申请人追要款项。如果遭到拒绝付款的情形，贴现人可以向贴现申请人进行追索，但该追索行为是基于相关法律的规定而非依据票据贴现合同。因此票据贴现行为不符合借款合同行为的本质特征，贴现申请人与贴现人之间不存在借款合同法律关系。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条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其中第（二）项为“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第（四）项为“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很明显，该法是将贷款与票据贴现区分开来的。如果票据贴现属于贷款的一个种类 ，则该法在第（二）项规定贷款后，在第（四）项又规定票据贴现，就属于重复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票据贴现业务是银行经营业务中与贷款业务相并列的一项业务，票据贴现与贷款是不同的，《贷款通则》将票据贴现界定为一种贷款形式是不妥当的。　　（三）《暂行办法》回避了票据贴现是一种贷款的提法，将票据贴现模糊表述为“金融机构向持票人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同时明确规定票据贴现为一种“票据权利转让”行为，相比较于《贷款通则》的规定，更趋合理。　　事实上，票据贴现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票据转让关系。贴现人将扣除利息和相关费用后的票据款项支付给贴现申请人，从而成为票据的持票人，相关票据权利便从贴现申请人转移至贴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并未对票据贴现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93条的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必须做成转让背书。也就是说，《支付结算办法》将票据贴现理解为票据背书转让行为的一种。实务中各银行在从事票据贴现业务时，往往要求持票人在申请贴现转让票据时，在汇票背面背书人签章处签章，同时注明贴现人的名称。就票据关系的角度而言，持票人以背书转让的方式贴现票据，其效力与其他场合下的背书转让效力相同，背书行为的有效与无效、贴现银行取得票据权利的效力，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与抗辩，都适用于票据法有关转让票据权利的规定。但是，票据贴现中的背书转让又与一般的票据权利的转让不同，贴现转移的是票据权利，取得的对价是一定的价款，贴现人并不是以直接获得票据金额为目的，而是以提供一定款项为对价，取得票据权利，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贴现日至到期日这一期间内的利息和相关手续费。票据贴现后，贴现人除了可以转贴现、再贴现以外，一般是等票据到期后，向付款人收取票款。票据贴现包括两个基本环节，转让票据和支付款项。转让票据是通过背书行为实现的，也就是贴现申请人履行义务是以背书转让这一票据行为作为基本内容。而贴现人的义务主要是支付贴现款项。因此，不能将票据贴现与背书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暂行办法》将票据贴现称为一种票据权利的转让行为也是不全面的。　　票据贴现是一种特殊的票据转让行为，它有别于票据的买卖，也有别于票据的背书转让，更不是一种贷款行为。　　正是由于票据贴现的特殊性，银行在票据贴现实务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编辑本段]票据的部分贴现问题在票据贴现实务中，存在着部分贴现的情形。出现部分贴现有以下原因：一是持票人不需要承兑汇票的全部资金，为减少利息支出而申请部分贴现；二是银行作为贴现人审查承兑汇票，从资金安全性考虑，同意给予部分资金融通。我国《票据法》不允许部分转让票据权利，即汇票金额一部分转让的背书无效。这就为在法律上如何确认和处理部分贴现的情形带来了许多问题。　　笔者认为，部分贴现中贴现人向贴现申请人提供部分票面金额的款项是法律允许的，贴现申请人依背书转让票据后，贴现人取得完整的票据权利，成为唯一的票据权利人，此时虽然贴现人支付的贴现金额与票据金额全部贴现时不相符，对价不相称，基于双方的约定，贴现人在票据到期前没有义务支付未贴现部分的贴现金额，但这并不影响贴现申请人在票据到期时有权要求贴现人返还剩余部分的票据金额，以使对价最终相称。因此，双方约定持票人背书转让票据，贴现人予以部分贴现的法律后果是：（1）票据到期时，贴现人有权行使票据权利，并将所得票款在扣除已支付的贴现金额及相应利息后，返还给贴现申请人。（2）当票据到期，贴现人请求承兑人付款被拒绝时，贴现人可向包括贴现申请人在内的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当法院最终确认贴现人享有票据权利时，票据债务人应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贴现人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追索权获得的票据金额及相关利息，在扣除已支付的贴现金额和贴现利息后，应返还给贴现申请人。（3）当票据到期被拒付且法院确认贴现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时，若贴现申请人为合法权利人，只是因为贴现人不具备贴现资格，而不享有票据权利，贴现人有权要求贴现申请人偿还已支付的贴现金额及相应利息，同时贴现人应当将票据返还给贴现申请人。若贴现人具备贴现主体资格，但贴现申请人不是合法权利人，贴现人基于重大过失不能取得票据权利，贴现人有权要求贴现申请人偿还已支付的贴现金额及相应的利息，与此同时，贴现人有义务将所持票据返还给原合法持票人。[编辑本段]银行的自承自贴票据业务银行自承自贴票据业务是指银行为自己承兑的商业汇票办理贴现业务，常见的情形是银行一家分支机构承兑商业汇票后，持票人又持该汇票在该分支办理贴现业务，或者是银行的一家分支机构承兑了商业汇票后，持票人持该汇票到该银行系统内的另一家分支机构办理贴现。　　银行自承自贴的现象并不少见，主要原因在于办理自承自贴票据有一定的吸引力：对银行而言，为自己承兑的票据办理贴现，可以更便捷地落实并确保该票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简化查询和验票手续，还可以避免和减少接受伪造、变造票据的风险，也容易吸引和维护客户；对客户而言，在同一家银行申请承兑和贴现，可以大大简化手续，特别是当持票人已是承兑银行信用客户的情况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接受重复的信用审查手续。此外，如果持票人已在承兑银行处开立银行账户，则可以避免重复开户的手续。根据人民银行制定的《支付结算办法》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求持票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因此，通常持票人只能向其开户银行申请贴现，银行通常也是将贴现款划入持票人开在本银行的账户中。　　自承自贴票据业务在实务中引起争议较多的核心问题是：银行为自己承兑的票据办理贴现后，既是付款人，又是持票人，票据权利人与票据债务人合为一人，此时票据权利与票据债务是否因混同而消灭，是否意味着承兑人提前付款？　　依据民法理论，债的关系必须有两个主体，即债权人和债务人，任何人不得对自己享有债权，当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若再认为其既为债权人又为债务人，则有悖于债的概念。因此，在一般债权让与中，若发生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情况，则债的关系将因混同而消灭。《合同法》第91条亦规定当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因此，对于一般民事债权人与债务人混同是债消灭的原因并无异议。但是，对于票据债务人与债权人为同一人时票据权利和票据义务是否混同则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认为，票据转让与一般债的转让存在明显的不同。依《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转让中，对受让人无限制，票据再转让到以前的债务人（出票人、承兑人或其他票据债务人）手中也可以，当票据权利和票据债务同集一身时，票据债权债务并不因混同而消灭，持票人仍可以转让票据，仍可以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追索，票据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消失，仍然保留。　　票据贴现是一种特殊的票据转让行为，其有别于一般的债的转让，也有别于票据的背书转让，因此对于票据贴现的性质，对于特殊的票据贴现如部分贴现、自承自贴等，应更多地从票据的特殊性来考虑，从维护交易安全和提高交易效率的角度分析票据贴现中的相关问题。[编辑本段]票据贴现须防哪些风险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以其流动性强、周转灵活、收益稳定等特点而成为各金融机构看好的“黄金业务”。然而，票据贴现作为一项信贷业务，也必然存在一定风险。因此，农信社在拓展、营销票据贴现业务的同时，须注意对票据贴现风险的防控，以确保这项业务稳健发展。　　票据贴现风险具有短期性、易暴露性、有限性、可控性等特点，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应严密手续、规范操作，这是防范票据贴现风险的前提。具体来说应坚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贴现条件。业务人员在受理票据贴现业务时，必须认真审查贴现条件，符合规定才能受理，不能有半点疏忽。其次，要规范操作行为。业务人员在受理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流程依次进入各个环节，切忌疏漏。同时，要层层把关，细致地审核票据要素和票据防伪标记，弄清票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避免对已被承兑地挂失并经公示催告的票据进行贴现，防止假票、有瑕疵票据贴现。此外，还要认真审查增值税发票、合同与贴现票据的相关性和真实性，确保贴现申请人与前手具有真实、合法的商品或劳务关系等。　　完善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使票据贴现业务流程和操作达到规范化要求并落实到位，这是防范票据贴现风险的屏障。首先要完善制度建设。根据票据贴现业务风险状况、阶段性特征及上级部门有关贴现管理规定，制定相应的票据贴现管理办法，确定贴现的手续、条件、业务程序和操作要点，同时明确岗位职责，加强业务部门对业务程序的约束和控制，从制度上保障票据贴现业务的规范、安全、有效运作。其次是落实岗位职责。基层社要对票据初审、票据查询、贴现核算、票据保管、贴现资金流向等事项负责；县级联社的审查审批手续，由会计、信贷、内审部门共同承担，各相关部门确定专人，分别对票据真实性、贸易背景真实性、贴现利率执行情况等环节负责。此外，还要规范管理。一是规范基础管理。认真做好贴现业务相关资料收集保存工作，建立贴现业务台账，保证贴现资金按期收回。二是规范责任管理。贴现业务从受理、审批到账核算的各个环节，必须实行严格的责任管理，凡职责不到位，形成贴现风险隐患的，要追究当事人应负的责任。三是规范跟踪管理。开展企业贴现资金流向的后续管理，监测企业合法合规使用贴现资金。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
　　新巴塞尔协议关于银行风险管理的新发展　　从1999年开始，为了适应银行业务发展不断变化的要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开始对原协议进行修改，至今已发布了三次征求意见稿。虽然业界对于新协议仍然存在不同争议，但是总体而言，新的巴塞尔协议提供了相对比较完整的银行内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形成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三大支柱，与包括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框架。　　巴塞尔委员会将其新资本协议的宗旨描述为：完善的资本充足率框架，旨在促进鼓励银行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风险评估水平。委员会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将资本规定与当今的现代化风险管理做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监管实践中通过有关风险和资本的信息披露，确保对风险的重视。现代风险管理理论认为，银行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其他风险（比如策略风险）。新资本协议涵盖上述风险范畴三大组成部分，即信用风险、与信用风险紧密联系的市场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与其宗旨相应，新协议针对信贷风险提出了内部评级法，并且将内部评级法分为初级法与高级法。风险管理水平不同的银行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选用标准法、初级或高级法，使得整体框架更加灵活、完整与科学，有助于构建更加灵活、科学的金融监管框架，对于全球银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新协议最主要的创新之一，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简称IRB）与标准法的根本不同表现在把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该法以银行自己的内部评级为基础，以内部评级的结果作为计提拔备的依据，有可能大幅度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内部评级法鼓励银行自主研究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方法，既强化了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和建立内控机制的责任，又增加了银行风险管理手段的灵活性。内部评级法作为新协议的核心技术，正在成为世界先进银行进行信贷风险管理的主流模式。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在年间，已采用内部评级系统的50家大银行，其综合竞争实力平均增长率高达6.1%，而未建立内部评级体系的同类型银行，其综合竞争实力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3%。由此可见，如果运用好内部评级法这个工具，将有可能显著增长银行精确管理信贷风险的能力，进而提高银行的业务实力，内部评级法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开展集约化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　　新的巴塞尔协议主要是针对“十国集团”成员国的“国际活跃银行”。因此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银行业本身基础比较薄弱，风险管理能力距离世界领先银行还有相当的差距，无法在短期内具备实施新协议的条件。 然而，继续执行老协议并不代表对新协议采取被动的态度。事实上许多国内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或正在准备实施新资本协议。这是因为，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世界银行业监管发展的主流方向，反映了当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和指引，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有助于国内商业银行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的商业银行同时面临来自国内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尽早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有助于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将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巴塞尔协议在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中的应用与启示　　从本质上看，新巴塞尔协议不仅是风险管理模型的变革，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也是风险管理流程的重组，实施过程通常需要对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组织结构，内部授权等制度环境进行大的变革。新协议的实施不仅是金融风险技术和模型的问题，还有风险管理架构的重组问题。后者的难度更大。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银行风险管理依然存在较大缺陷，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监管当局监督检查是成功实施新协议的关键，因此他们坚持完全或基本遵守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1988年协议作为资本充足率标准）应该作为向新协议过渡的基础。而接受其评估的发展中国家中大约有一半不符合核心原则，2/3以上的国家不符合关于市场和其它风险管理的核心原则；1/2上的国家不符合关于贷款评估和准备金计提的核心原则，以及关于会计和信息规定的核心原则。　　就中国银行业现状而言，一方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可以有助于培育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银行业也面临着各种的现实问题，其中很多来自于历史缺陷与不足，例如：（1）公司治理的缺陷，即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由于经营者不是产权所有者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这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经营方式的缺陷，经营方式相对落后，经营手段缺乏多样性；（3）资产质量的缺陷，由于企业客户的经营状况不佳，导致历史资产质量低下，潜在的不良贷款包袱沉重；（4）贷款自主性的缺陷，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受到各级政府干涉较多，使得银行有时不得不牺牲贷款质量和经济效益。（5）信息技术的缺陷，缺乏有效的信息技术手段，无法对客户信息在全行范围内进行实时动态跟踪和管理。 由于上述诸多历史缺陷，目前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总体现状并不完善，更缺乏整合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根据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一个完整的信贷风险管理应该包括信贷风险战略和政策、信贷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管理工具、组织架构以及配套信息系统。然而国内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体系缺乏一些必要的组件，同时各个组件之间亦缺乏有效的整合，主要表现在：（1）没有明确和具有操作性的控制风险战略和政策，并且难以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2）缺少科学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监控风险时只能采取多设部门和人员的方式，导致效率的降低而并不能真正有效增强风险控制的力度；（3）风险监控部门与业务部门没有相互独立和制衡；（4）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处理技术的落后，无法支持流程和工具的要求。　　新巴塞尔协议为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赶上发达国家标准提供了可能性和发展的方向，可谓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良机。但面对中国银行业的历史缺陷所带来的先天风险和管理落后带来的后天风险，国内银行业在跟进新巴塞尔协议进行全面风险管理时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先进性原则，应以新资本协议为契机，通过跟进该协议来学习和领会国际先进银行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宝贵经验；二是操作性原则，新巴塞尔协议对于信用、市场与操作风险的度量和管理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国内的商业银行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循序渐进，从管理信贷风险的内部评级法入手实行具体的操作。　　在以上两个原则之下，笔者认为实施内部评级法(IRB)将是中国银行业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比较可行的突破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不具备采用外部评级法的条件，由于其外部评级所覆盖的企业范围比较小，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根本无法获取标准法要求的外部评级报告。相反，如果实施内部评级法，由于银行需要获得的都是客户方面的基本资料，因此在信息获取方面不存在阻碍。　　具体而言，在设计跟进新巴塞尔协议的总体实施框架时要考虑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实施的内部条件是否成熟，包括内部的人员素质、数据基础、信息系统支持等是否支持实施工作；二是实施的外部条件是否具备，包括外部的金融环境、金融产品和工具是否具备；三是在国际上是否已经存在可以借鉴的实施经验；四是在实施后是否可以迅速见效，显著改善银行在这方面的风险管理状况。　　综合考虑以上要点，建议国内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在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从内部评级法入手建设对公信贷风险管理体系；随后进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并进一步构建对私信贷风险管理体系；最后则应全面建设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信贷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管理体系之间的衔接，并应保证与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整体规划相符。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