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扶贫20年未摘帽 有人家10个孩子轮穿1条裤_网易新闻
山村扶贫20年未摘帽 有人家10个孩子轮穿1条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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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七千万分之一）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编者按：这是中国南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村的故事，它在任何方面都不足为奇，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具体地点和人物——在文中，这些信息都使用了化名。全国正在面临脱贫大考，将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涉及人口7000多万。党委和政府逐级立下了“军令状”。最近，针对部分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国务院扶贫办发出通知，要求切断形式主义的思想根源，及时纠正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最近派记者来到这个村子，与干部和村民们彻夜长谈，观察村庄在此时的变化。从一项空前迫切的规划来看，还有两年时间，徐四贯就将向贫困道别。但是现在，他穷困潦倒的人生还看不出太多变化。在南中国大山深处的北沙县留凤乡小塘村，这个27岁的年轻男子带着两个不满3岁的女儿，生活在四处漏风的木质吊脚楼里——用他的话说叫做“窝棚”。所有家当不外乎一张床、一口铁锅、两张凳子，以及几件胡乱塞在编织袋里的衣服。他们以一亩多地玉米和叫不出名的野菜为食。一根小指粗的橡胶管，将几百米外的山泉一滴滴引进家中的水缸，为这个家庭提供水源，但到了冬季就将枯竭。一年前，徐四贯的妻子从这样的生活中跑掉了，音信全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有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截至2014年底，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仍有7000多万。根据顶层设计，到2020年要让这7000多万人都实现脱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在人类反贫困历史上，徐四贯所处的方位，从贫困程度和脱贫难度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他所在的小塘村，这个2700多人的村子，贫困发生率为42.8%。尽管村委会从上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在村委会里，42.8%这个数据正压得刘锦云喘不过气。他是县扶贫办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根据市里的要求，小塘村要在2018年底摘帽脱贫，也就是“把贫困发生率降到3%以下”。“中央要求2020年全面脱贫，到省里又提前到了2019年，再到市里，又要求2018年。”当了20多年扶贫干部，刘锦云坦言自己从没经历过如此紧张的工作，“前面十几年的压力加起来都不及这两年大。”尽管村委会从20世纪90年代就把扶贫当作主要工作，但他们依然无法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类贫困村，今天必须撕掉“贫困”的标签。在北沙县，几乎所有的公务员都能感受到这种压力。每个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挂点村，都要包村帮扶。“不管在哪个单位，扶贫都能称得上最重要的绩效考核指标了。”在刘锦云看来，扶贫工作从未被摆到过如此的高度，“可以说是全县名副其实的第一政治任务。”除了工作压力，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关于扶贫的会议也突然多了起来。之前县里几个月一场的扶贫专题会议，现在已经变成了“平均两个星期一次”。而每次去乡政府，刘锦云都要做好通宵开会的准备。小塘村所在的留凤乡是北沙县贫困程度最高的乡镇之一，每次会议，新来的乡党委书记都要逐个分析每个行政村的情况。往往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微亮。这位乡党委书记连夜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阐述自己的扶贫理念，从深夜12点谈到凌晨5点。随后，这位80后的书记又直接上车，从县城赶往留凤乡，去走访乡里的贫困户。留给扶贫干部的时间不是很多。在乡政府通往村子的路上，随处可见“全民致力扶贫”“打赢扶贫攻坚战”的标语，村委会的公告栏上贴满了补贴政策文件，县里派来的驻村干部也经常彻夜工作。成绩显而易见。这几年，村口的砂石路铺成了水泥路，楼房也慢慢多了起来，傍晚的村路上开始有人把成群的牛羊往家赶。一条“通屯路”修到了村里。只能供一辆车通过，上面零散地铺着一层石子。因为经常下雨，路面中部已经被车轮轧得拱起，两侧的轮印里灌满泥水。大部分时间，只有摩托车才能在这段坡度不低的路上行驶。驻村书记说，“十二五”期间，这个村扶贫投入300万元就算达标，能够完成验收，但是那条路一公里的造价就高达46万元。在小塘村，“通屯路”已经称得上“便利”的交通条件了。站在山顶俯瞰村子，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山里，十几个屯子零星地分散在各个山坳。这其中，还有7个屯子正在等待“通屯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屯子只能步行进入。同样难以入户的，还有饮水。北沙因水而兴，低海拔地区水系相对发达，可山上的小塘村却没有一条河流经过。因为山区地下水采集困难，小塘村的饮水更多需要“看天”——村里修建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柜收集雨水，这些依山而建的圆柱形建筑物成了村民们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冬季降雨偏少时，吃水就会成为很多村民的难题。而养殖和灌溉，则更像是一种奢侈。也不是每个家庭都用得起水柜，一个容积100立方米的水柜大约需要1.5万元。秋冬季山泉枯竭时，不少一样修不起水柜的村民都要向邻居借水。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刘锦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研究出了一个脱贫规划表。表格里大致列出了小塘村贫困户的脱贫顺序，按照规划，年这三年间，每年都会有一部分贫困户“摘帽”。只是，徐四贯并不在第一批规划脱贫名单中。在村委会规划里，他将是最晚脱贫的群体之一。“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村委会门口总是一大早就有村民在外等候。有人想养牛，需要小额贷款；有人正在盖房，想要申请“危房改建”补助。门打开后，他们涌进办公室，把手中的表格摊在刘锦云面前，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地握起双手，等待刘锦云的签字。他们都是那部分要优先脱贫的村民，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后，他们的申请很快都得到了批复。这些只是刘锦云工作的一小部分。办公室里，各式各样的表格堆满了整张桌子。大部分时间，刘锦云都在收集表格需要的数据，或者正在为完成表格里规定的某项指标发愁。在众多数据采集工作中，“精准识别评分”是刘锦云来到小塘村后做的第一件大事。这项数据包含“住房”“家电”“农机”“饮水”“通电”“通路”“劳动力占比”等18项指标，每项指标都有详细的评分标准。得分在57分以下的，就被列为贫困户，分数越低贫困程度就越高。这份工作让刘锦云见识了自己都从未想象过的贫穷。他几乎走完了村里所有的“窝棚”，熟悉那种人畜共处一室的味道；他也钻进过山洞，见到一对夫妇带着10个孩子生活在那里。小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因为没有衣服，他们只能轮流穿一条裤子。他也去过徐四贯的家，给所有的项目打完分后，刘锦云在表格的最后填上了“36”的分数。这个分数意味着，在全村的贫困户里，徐四贯的生存状况处在中下等水平。徐四贯并不知道，这样的低分正让自己离“脱贫”更远。那些在村委会第一批脱贫名单里、明年就可以脱贫的贫困户，大多都在50分左右。“要让最容易脱贫的家庭优先摘帽。”几个村干部一脸严肃地解释。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做法，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时间不会给他们选择的机会。每年年底，乡政府都会委托第三方来验收扶贫成果，这是村委会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扶贫资金发到村里，如果验收时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成效，资金去向就很难讲清楚，干部也逃不了问责。更重要的是，每年的脱贫计划都是从上到下一级级安排下来的，如果完不成指标，就会耽误整个区域的脱贫工作，这是村干部不敢想象的。“6月份‘危房改建’资金发下来，11月份就来验收。如果验收方看不到改建的房子，那怎么解释危改补贴花在哪了？”因为这样的担忧，刘锦云只能把“危房改造”补贴指标分给那些有能力建房的人。为了防止有人“拿了钱不盖房”，村委会还有项不成文的规定：房子必须动工后才能领取补助。“至少也得先砌出一面墙吧。”一位村干部解释说。“政策到户”时，刘锦云也在徐四贯家里讲过这些补助政策。可徐四贯没有想过这些，每次谈到房子，他都会发出一声苦笑，然后不了了之。就连他居住的地面坑坑洼洼的吊脚楼，也是他和哥哥的共同财产。父母去世后，兄弟二人共同搭起了这栋他们口中的“窝棚”，两家7口人共处一室，用帘子分割出各自的空间。“危房改建”其实离他也很近。吊脚楼的上方就矗立着一栋楼房，遮挡住了他家的大部分阳光。那是他另外一个堂哥的家，两年前拿到1.8万元的“危改”款后，再加上东拼西凑来的20万元，堂哥盖起了这栋楼房。如今，村委会的贫困户名单上已经找不到房主的名字。对于这样的处境，徐四贯已经“认命”。他清楚，自己连修地基的钱都拿不出，更不用说“砌一堵墙”。“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在这大山深处，似乎没发生过“人定胜天”的故事。大山还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荒草和不成材的树木恣意生长。两年前刘锦云第一次来到小塘村时，这个20年的“老扶贫”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这里山地高低不平，很少有连片的平地，一些小块的玉米地分散在山坡上，被荒草包围。用当地人的话说，“村里的庄稼都长在石头缝里”。几年前，乡里统一免费发放过山核桃树苗。政府期望着它们结上果实，给村民们找到出路。在小塘村，这种核桃树随处可见。它们几乎生长在每一家村民的门口，但六七年过去了，没有人尝到过核桃的味道。“坑也挖了，肥也施了，结果一个核桃也没见着。”一个村民用手指敲了敲门前的核桃树，撇着嘴说。这是村里最早推广的“产业”。因迟迟看不到成效，村民们都不再买账。规划1500亩的种植面积，还有800多亩没有完成。近两年，对村民们没什么吸引力的“产业扶贫”又突然火热起来，成了村委会除“危房改建”外，另一项重要的工作。与以往不同，现在的“产业扶贫”除了给扶贫对象提供免费的树苗、禽畜幼崽和技术培训外，还会发放5000元的扶持资金。扶持确实有了一些成效。一位村民去年领了100只鸡苗，年末时成活了95只，算是把养殖稳定了下来。明明看到了希望，今年却撂了挑子，不打算干了。除去鸡舍、饲料这些成本，一年下来，他几乎没赚到什么钱。本想着今年扩大规模，但“产业扶贫”补贴却再也申请不下来。无奈之下，他只能任凭空荡荡的鸡舍杵在原地，这成了他辛苦一年唯一的收获。这样一来，这位脱贫户因为没有拿到第二年的补贴，又变回了贫困户。同样无奈的还有刘锦云，每年的补贴指标都很有限，远远不能保证惠及每个贫困户。“如果把补贴都给一个人，其他人肯定不高兴，我们也不好做。”每遇到利益分配的问题，刘锦云和村里的干部都会变得谨慎起来。“把补贴都给同一个人，马上就会有人告我们。”刘锦云挑起眉毛，提高声调说。对这些烫手的“香饽饽”，村委会采用了最保险的平均分配做法——拿到“危房改建”指标的，一般就不能同时申请“产业扶贫”指标；前一年拿到补贴指标的，第二年一般也不能再拿。另一位村民正在被这个分配方案困扰。几年前，他用跑车挣来的钱买了几头猪崽，现在已经繁育出了19头成猪。今年他本来想要扩建猪舍，正急着用钱。可他去年申请了“危改”补贴，今年就很难再拿到“产业扶持”补贴。现在，盖房借的钱还没还清，他又要寻思着找人借钱建猪舍。“脱贫还是要靠借钱，没别的办法。”他说。徐四贯也想过养鸡。他去村委会申请“产业扶贫”补助，但是建鸡舍需要的一万多元，他一分也拿不出。最终，补贴没有申请下来，养鸡的事也不了了之。“鸡都养不了。”每当提起这件事，徐四贯总会笑着说出这句话。除了建房，养鸡又成为了他最新的自嘲。本来指望用“政策兜底”来保证这些人生活，却又卡在了政策上徐四贯眼下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两个“屎都不知道在哪拉”的女儿能快点长大，那样自己就可以出去打工，重新撑起这个家。刘锦云曾想帮他申请一个低保，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和女儿不用饿肚子。可因为两个女儿都没有出生证，落不了户口，他因此失去了低保申领资格。刘锦云也去派出所帮徐四贯协调过，哪怕派出所也清楚徐四贯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可他还是不出意外地得到了“这是国家规定，无法办理”的答复。除非他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亲子鉴定一个人要一千多（元），我上哪弄这么多钱去？”伴着苦笑，徐四贯低声说。小塘村不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贫困户都存在这种问题。对于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2000多万人口，国家计划纳入农村低保制度覆盖范围，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刘锦云本来指望用“政策兜底”来保证这些人生活，却又卡在了政策上，找不到任何回旋的余地。在他看来，这种“上面定的政策”多少有些“不近人情”，可只能被动去接受、去执行。2018年完成脱贫任务，在留凤乡、在小塘村无比艰辛。刘锦云清楚，村委会的脱贫规划表里，越靠后的贫困户越难脱贫。他还没想好，这个结果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做到。他曾去过邻省的一个贫困县考察，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县财政每年投入5000万元用于脱贫。可在北沙县，这个数据只有2000万元。“这点钱也是各个单位勒紧裤腰带硬挤出来的。”刘锦云感叹，两县投入不同，并且北沙县情况明显更差，但脱贫的限期却是统一的。“我搞了20多年扶贫工作都没让小塘村脱贫，现在却让3年就实现这个目标。”在体会到种种压力后，刘锦云感慨。有同样感受的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青年教师邢成举，在大量的田野调查中，他抵达过各种贫困程度的地区。“一些中东部省份的县市，贫困发生率都只是个位数，不管是2018年还是2020年，他们都完全没有脱贫压力。”邢成举说，“可在一些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目标确是一项极大的考验。”在北沙县，拥有全县最高建筑的是一处刚刚建成的居民小区，可容纳6000户，共3万人。那是一个移民搬迁安置工程。未来一段时间内，北沙县几个乡镇的部分贫困户会陆续搬到这里。走过小区门口时，徐四贯并不知道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可在刘锦云眼里，它也许代表了摆脱贫困的希望。一两个月前，他已经开始在小塘村动员移民搬迁。在距小塘村5公里的一个集市上，政府正在筹建一个可以供200户居住的小区。虽然不在县城，但是小区在集市旁边，小学和初中也在不远处，水电也会通到每家每户。对于小塘村那些还住在“窝棚”、出门要翻过几座山坡的贫困户来说，这几乎是他们扭转命运的最好契机。可尽管美好的生活摆在面前，仍然有不少人不愿离开。搬迁属于无土安置，“连地都没有，住得再好还不得饿死”，有人对刘锦云说。况且，尽管政府会给搬迁户每人3万元的补贴，但住户通常还要再拿出数万元的购房款，这个数额也不是每家人都能承担得起的。
“移民搬迁工程都有配套的产业，可连房子都还没见到，村民们哪会相信这个。”每次去贫困户家里动员搬迁，刘锦云都会费尽口舌，可仍有不少人满心疑惑。在他的笔记本上，村里迄今共有72户签了搬迁意向书。但究竟能搬走多少，他承认“心里也没底”。徐四贯也在搬迁意向书上签了字，他偶尔也想象过住在楼房里的生活。只是，每当谈起这个，他还是会发出熟悉的苦笑，然后习惯地自嘲：“明天的饭都不知道在哪，还想着住楼房。”他自己并不清楚，在一份更大的图纸上，他属于七千万分之一。（文中所有人名、地名皆为化名）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于晶晶_B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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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海南特区报数字报-免费为贫困户婴幼儿供奶粉
当前版： A08版
定安举行“国奶扶贫工程”奶粉发放仪式
免费为贫困户婴幼儿供奶粉
　　本报讯&4月25日，定安县卫计委联合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在定安县龙河镇举行“国奶扶贫工程”公益项目奶粉发放仪式，向龙河、龙门、岭口、翰林镇等第一批审核通过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婴幼儿及家长，免费发放国产奶粉。　　定安县卫计委、食药监局、龙河镇相关负责人、各镇计生办主任以及龙河、龙门、岭口、翰林四镇奶粉发放对象参加了发放仪式。现场，工作人员为第一批57户国奶扶贫全额资助家庭每户发放两罐奶粉。　　据介绍，“国奶扶贫工程”是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为配合国家脱贫攻坚行动联合发起的公益项目。项目将为定安县有0-3岁婴幼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免费提供国产奶粉，直至孩子年满3周岁。同时，差额资助0-3岁婴幼儿的经济困难家庭，为这些家庭的孩子提供优质的婴幼儿配方奶粉。此外，“国奶扶贫工程”还将为家长免费提供科学喂养等方面的婴幼儿健康教育。　　通讯员&黄荣海&记者&罗晓宁　　据《今日儋州》消息一罐罐奶粉，摆放在长长的桌上。兰洋镇24个贫困户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2罐奶粉，并不时迸发出一阵欢声笑语，这是4月19日，记者在由市卫计委联合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会在兰洋镇政府举办的国奶扶贫资助发放仪式上看到的热闹场景。　　&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贫困户的照顾，我的孩子可以喝上放心奶了。&兰洋镇海孔村委会大昌村贫困户苏春姑领到奶粉后高兴地说。　　像苏春姑这样受益的不只是她一家，当天，兰洋镇符合条件的首批奶粉资助对象共有24人受益，每人免费领取2罐奶粉。工作人员亲自把奶粉送到宝妈们的手中，并告知奶粉的的冲调方法及喂养知识，整个发放过程充满浓浓的爱意和温暖，贫困户脸上个个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各乡镇的工作进展，陆续完成奶粉发放工作，确保让更多的贫困家庭享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该项目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资助对象分为两类型：第一类为2016年后(含)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为全额资助对象，提供相应材料每年可领不少于12罐奶粉；第二类为对家里有0至3岁婴幼儿，因奶粉支出对家庭造成了负担的家庭，提供差额资助。申请对象可自付80元每罐申领奶粉，每名婴幼儿每月可申领限4罐。统一提供的奶粉市场价值为288元/罐，每罐900克。此外，市卫计委还将组织工作人员免费为贫困户婴幼儿家长提供科学喂养的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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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生的扶贫梦：让微笑写在孩子脸上(组图)|贫困户|扶贫|研究生_新浪教育_新浪网
研究生的扶贫梦：让微笑写在孩子脸上(组图)
（原标题：研究生的扶贫梦：让微笑写在孩子脸上(组图)）
刘松右动员陈良明扩大养殖规模
刘松的扶贫路上，车子被陷
　　“看到孩子笑了，那一刻，心想自己真没白来。”从工商银行北京总行来四川贫困山区当“第一书记”的刘松，深深为四川秦巴山区的贫穷震撼。几个 月的扶贫，摸底调查，教育帮扶，产业规划……每天在村里的摸爬滚打，让这位金融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有了前所未有的体验：能看到孩子的微笑，都是一种幸 福。
　　让人流泪的贫困
　　2015年9月，经过工行北京总行内部考察，工作两年的刘松成为工行全行第一位驻村“第一书记”，辞别独自在京的妻子，刘松来到秦巴山区的四川万源市茶垭乡李家沟村。“就希望能为西部的贫困山区做点儿事。”老家重庆垫江的刘松，从农村走出来，相信自己能吃苦。
　　“但没想到还有这么贫困的人。”一头扎进李家沟，这个离万源城区仅几里的小村子，让刘松震撼。两周走下来，全村122户贫困户，因病致贫79 户，缺技术致贫13户，交通不便、缺劳力、孩子读书等致贫30户，家家户户情况如何，刘松了然于胸。“这些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勉强度 日。”
　　“最让人难忘的是冯仁美家。”刘松说，这位60多岁的老人家里，老伴残疾，两个30多岁的儿子，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外打工时干的是打钻的 活儿，不料都患上重度矽肺病，因无钱医治只有在家等死。眼看着5个需要抚养的孙子，老人们虽不绝望，但已压得喘不过气来。走出冯仁美的家，刘松说自己鼻子 发酸，眼泪不由自主流出来。“而类似于这样的贫困在茶垭乡甚至万源，不是少数。”
　　点燃希望的黑鸡
　　旧院黑鸡全国闻名，对贫困户来说缺钱买鸡苗养，项目扶贫点对点。通过耐心的说服和算账，122户中有94户答应养黑鸡，每户400只鸡苗。刘 松说，2015年，村里这些贫困户种植的主要农作物玉米，从原来的1.1元/斤，下降到0.8元/斤，这些几乎不够本钱被贱卖的玉米，正好可以做鸡饲料。 鸡养大后农户可以自己卖，卖不掉的由企业保底回购。“鸡苗由银行出资向企业购买，包括临近村的鸡苗一起，260多万的预算已经申报，预计本月底就可以有着 落。”
　　除了帮贫困户规划，还要找村里有能力的人带动。村里曾家湾的陈良明每年买3万多斤玉米酿酒，酒糟可以喂猪喂牛。刘松前后5次找到陈良明和他妻 子，鼓励他扩大规模，并给予“农村种养殖致富带头人助业贷款”。规模扩大，可以购买贫困户的玉米，可以多养猪养牛并带动村民养殖，可以雇贫困户帮忙……陈 良明被刘松打动，决定规划圈舍和场地。当听说酿酒的水质比较硬时，刘松赶紧帮忙查资料找专家，一定想办法解决。
　　托起孩子读书梦“几次到贫困户廖清海家，没有看到孩子微笑过。”1991年，因患甲亢病无钱医治，导致廖清海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模糊，如今 70 岁的他已丧失劳力。61岁的妻子每天上山挖点草药卖。10年前，老两口在乡政府门口捡到一女婴，“当时只有巴掌大。”老两口艰难喂养，如今孩子10 岁，40余斤，身高1 米 40 左右。依靠政府每月175元的低保和农保，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孩子命苦。”老人说，当初被抛弃，如今又严重营养不良。“养了4只母鸡，下的蛋除了凑点补贴，都给女儿吃。”年前卖了两只公鸡，凑起交了生活费资料费。“好的是孩子争气，成绩班上前几名。”
　　“廖清海和冯仁美的孩子都纳入了工行的教育扶贫计划。”从第一次踏进他们的家，刘松就他们认真记下来。122户贫困户中，一共有33名学生情 况类似。一对一结对帮扶计划很快拿出来，每人每年1000元资助，直到高中毕业。“虽不能彻底解决，但可以托起他们片刻读书梦。”刘松说，工行多年的教育 扶贫，包括修建希望小学，已惠及秦巴山区大批贫困学生。
　　春播时节，工行资助每家贫困户的大米和两袋化肥，刘松和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送去。还特意将四川巴山雀舌名茶公司罗烈云等好心 人，托刘松捐给廖清海的孩子1000多元现金，变换成两套衣服和鞋袜送给孩子，同时还给两位老人也购买了衣服和肥皂等。刘松自己也拿出300元为孩子买了 书本和文具，送给孩子。“多次的交流，孩子终于不再胆怯，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
　　“扶贫重在志气和智力的帮扶。”刘松说，自己才来半年多，吃水的规划，村道的硬化，黑鸡的养殖，贫困孩子的帮扶等等，在当地政府和各部门共同努力下，都在快速改变。“贫困户们主动改变现状的信心也很强。”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李兴罡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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