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实验学校能否成深圳“巴学园”(组图)_网易新闻
明德实验学校能否成深圳“巴学园”(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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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实验学校的一堂音乐课上，孩子们席地而坐，既学外语也学音乐。音乐课上孩子们围成一圈，伴随着乐曲节奏一起玩传球游戏。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　　《窗边的小豆豆》影响了几代人。不少家长都期望孩子能够拥有书中“巴学园”一样的学校，在这里，老师们疼爱学生，没有一丝厌倦和不耐烦，坚信每个孩子都有“优良的品质”，并且帮助孩子们把这些品质发扬光大，将他们培养成有个性的人；在这里，学校重视孩子们知识的学习，但更重视他们生活习惯、心理健康、社会情理等方面的塑造……
　　2013年9月，深圳创办一所全新的学校—明德实验学校，它公立而非公办，政府为其提供基本财政拨款，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为其注资5000万元，政府配套5000万元，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教学上则实施走班制、导师制、学分制……一系列新模式引来外界诸多关注，而在一些深圳家长的眼中，这所学校或许是深圳最有可能成为“巴学园”的地方。
　　明德实验学校的课堂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否是和书中“巴学园”有着相同之处……跟着南方日报对明德实验学校的实地探访报道，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策划/统筹：刘丽 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孙颖 摄影：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懒老师才用
　　现成教材”
　　位于香蜜湖路东侧的明德实验学校，从“外表”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但进入学校后，你会发现这里的与众不同。在明德学校，楼梯台阶是五颜六色的，教室门上张贴着米老鼠、唐老鸭等各式卡通人物。教室楼下有个小别墅，里面住着小兔子。一栋楼前的空地上，还有一大片菜地。下午观察课时间，孩子们可以来这里喂养兔子、或除草、松土、播种，并在老师的引导下，观察这些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和习性。
　　“在实际观察体验中学习，孩子们会更喜欢，也会收获更多。”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告诉记者，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通过观察，发现了大兔子生小兔子时，会把身下的毛弄下来为小兔子做窝，这样也方便喂养小兔子，“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明德的教室布置十分有特点，教室的后方设有图书角，放置各种图书，供孩子们课余时间随时阅读。墙面的布置也是各班不同，让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功能室的布置也很有创意。如在音乐功能室，记者看到天花板上装饰着钢琴琴键、音符等象征着音乐的图案。
　　当然，很多课堂也会让人耳目一新。12月10日，记者随机听了该校二年级的一堂音乐课。老师从孩子们喜欢吃的巧克力讲起，教他们巧克力分别用英语、意大利语怎么读，并且将他们分组，用拍打小凳子、拍手掌、用嘴发音等方式来锻炼孩子们的节奏感等。
　　接着还有各种锻炼节奏感的小游戏，如在10人围成一圈的传球游戏中，孩子们要跟随音乐的节奏、速度传球，并且在音乐停顿时反向传球。一些古灵精怪的孩子们随着音乐的起伏，也大幅摇晃起自己的身体，表情夸张而开心。最后，孩子们表情美美的合唱了几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整节课，老师教得十分用心，和孩子们一起唱跳做游戏，很好的融入课堂。而孩子们也直呼“好玩”，整节课充满欢声笑语。
　　教授该堂课的年轻老师名叫李炜，曾在德国柏林艺术学校学习。他说，这堂课主要是教孩子们一些节奏、乐队合奏搭配协作等基础知识，让孩子们以后的学习可以更自如，“平时我们还有即兴创编、戏剧创作等模块，锻炼孩子们的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节音乐课使用的并不是传统的音乐教材，而是由李炜自己编写，在李炜看来，懒老师才会用现成的教材，而且统编的教材考虑到面，但没考虑到具体的点。他会根据不同孩子的情况准备更适合孩子们的教学内容，而且在课堂中分层教学，“有的班学生偏安静，我就要临时调整教学方式，让他们更活跃一些。”
　　来明德实验学校前，李炜曾在大学教意大利语和声乐，“如果能把小学都HOLD住的话，再去教高中、大学可能会更得心应手。我觉得教好小学生，对初中、高中、大学的教学会更有帮助。在香港、美国、德国，教小学的都是博士、最好的老师，而我们国家是反着的。”
　　课程注重
　　跨学科融合
　　记者了解到，明德实验学校设计了三种课程，分别是基础课程、拓展课程、特需课程。基础课程是国家必修课程，但会进行校本化改造，比如让小学生读《弟子规》、《三字经》等；拓展课程全部让孩子去选择。每个年级开设20多种课程，课程种类包括3D打印、航模、足球等。特需课程则针对智商特别高、学习能力特别强或是有特殊心理障碍、特殊爱好的学生量身订制。“大概3/5是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不到2/5”程红兵说。
　　值得一提的是，明德的学生用的是校本化改造后的教材，如小学一二年级正在上的红树林课程，就是由该校一线老师编写。记者发现，该教材按主题整合，包括社区、感恩等多个主题，每个月更换一个。该教材也注重跨学科整合，将语、数、英、思品学科融为一体。如在《感恩在我心》主题中《我的一天》，加入了数学，让孩子们了解时间的相关知识，并且知道一小时等于多少分、多少秒等。
　　程红兵表示，将基础课程校本化改造，他们用三个维度进行，分别是课程内容重构、学科重组、课程重建。在初中，必修课程中还开设中国文化原典阅读，由该校老师按照主题教学编写教材。对于为何要这样做，程红兵说，历史教学基本上是按大事年表进行，教学缺乏血肉，而语文教学中作品与作品之间没有一线贯穿的历史线索，所以明德把这两者融合，编写教材教学，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有了历史线索，历史教学有了文学血肉，“像我们选取的女娲补天等经典，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故事，也是塑造中国人精神的文章。”
　　在明德实验学校，上午4节课都是基础课程，但到了下午，特别是一二年级的课表上，几乎全部是选修课或者美术、音乐、体育等“副科”。养兔子、种菜等观察课也在其中。“我们就是要让孩子活跃起来，多观察、多看，不要总呆在教室里。”程红兵说。
　　只要是学生感兴趣、有利于他们跨学科学习、而且条件允许，学校都会想办法开设相关拓展课程。在红树林的一次散步中，程红兵发现那里是块教学实践“宝地”，既有候鸟、还有滩涂鱼、湿地资源等。在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下，程红兵带领理科老师为初中生开起湿地研究课程。学生们在学校学习老师自编的湿地研究的理论知识，周末时间，进入湿地公园做实践研究，“这门课既跟地理、生物有关，也跟化学、物理学科有关，开这样多学科融合的课程，可以改变目前教学过于学科化的不足。让孩子们既学习了学科知识，也能够面向社会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2016年
　　或开办高中
　　走课制、导师制、学分制，这些明德创办时提出的口号如今在学校也进入实践。初二的英语、数学两门课程实行走班，根据学生水平分层教学，此外，选修课也全部实行走班。在程红兵看来，每个人在学科、兴趣爱好上有差异，“如按统一的模子来，是害了孩子，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在明德，管理学生也不再仅仅是班主任的责任，所有任课老师都是“导师”，参与管理学生，而且负责学生在校期间生活、学习等方面的一切事务。
　　学校很快也将实践“学分制”，为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所有科目打学分，讲礼貌、观察课做得好、喜欢运动等等都可获得相应学分，以此让孩子们懂得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
　　目前明德只有小一、小二、初一、初二4个年级，共500多名学生，每班学生不超过35人，实行小班化教学。未来，学校将建成十二年一贯制学校，计划2016年高中招生。届时可能还会开设国际课程班，为学生提供多种上升渠道。最终学校学生规模为1800多人，教师规模为180人，达到1∶10的师生比。
　　如果为了第一而第一
　　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
　　明德为何要自编教材、改革中如何调动老师的积极性、改革是否又会遭遇升学压力？在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中，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解答了上述疑问，并畅谈他对一些教育热点的看法。
　　拥有最大限度办学自主权
　　南方日报：你今天（12月10日）在忙着开校董事会，这会一般多久开一次，主要讨论什么内容呢。
　　程红兵：一般一年开两次，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向董事汇报学校发展运行情况，比如财务、人事、招生等，请董事们提意见、建议。学校没办法解决的事情，董事会也会出面协调。
　　南方日报：你上次接受专访时说，之所以愿意放弃上海安逸生活和官员身份，来明德做校长，吸引您最大的因素是举办方许诺将给您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如今明德已运作1年多，您觉得这承诺做到了吗？
　　程红兵：做到了，我的很多想法都可以兑现，包括编教材、自己设置课程等。
　　南方日报：最近深圳提出中小学将全面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其中提及要健全中小学校长负责制。其实校长负责制也提了很多年。在您看来，怎样才算真正落实。
　　程红兵：所谓校长负责制，就是要用钱自主、用人自主、课程自主。如果这三方面可以落实到位，就是真正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了。这首先需要政府放权，像在明德，福田区政府就把办学权下放给了学校董事会，其次是赋权，由董事会赋权给校长为首的管理团队。再者是用权，由校长管理团队来负责学校的发展运行。此外，给了校长权力，但你不能滥用，要有约束监督机制。
　　编写教材是培训教师最好方式
　　南方日报：我们发现明德十分关注中国文化经典著作的学习，现在很多学校提国际化。你是如何理解上述两者的关系？
　　程红兵：国际化也是明德的方向。我理解的国际化是有世界眼光、能参与国际竞争，但前提是他必须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不是他长得像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而是他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的，不能把自己的根丢掉。明德之所以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学习，就是希望从小培植孩子们的文化基因。
　　南方日报：为什么想要编写自己的教材，做这件事难度大吗？
　　程红兵：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学校用的都不是统一的教材，更多的还是用自己学校老师编写的教材。老师会根据学校、学生特点，编写更加适合学生的教材。一个法国教师跟我聊天说，用教科书的老师都是很懒的老师，因为他可以不动脑筋。
　　南方日报：明德所有老师都要参与编写教材吗？
　　程红兵：是的。我觉得这是培训教师最好的方式和机会。培训不是说听听报告就完了，最重要的是参与各种各样的课程建设，从教材的建构，到实施、评价，整个过程全部走过来。编写教材得研究国家课程标准，还必须看其他各种版本以及美国的原版教材，发现人家好的地方在哪里。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很容易提高，对教学有整体概念，也会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念，从而在具体教学中游刃有余。
　　南方日报：怎样保证教材质量？
　　程红兵：我是上海高中教材的审查委员，我还用了我的资源，自己请上海的专业人员、国家教材的审查委员来帮助我们对教材把关。加上我总共有4位专家审稿。这些教材还处在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会根据学生特点做反复修订。当然专家的审稿意见必须听，但最主要的专家就是老师自己，因为他们天天跟孩子打交道，知道怎样做调整对孩子更好。
　　课改中老师的热情最重要
　　南方日报：课改对老师要求很高，我们发现每个老师的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了课堂的效果。
　　程红兵：老师的热情的确很重要。我在招聘老师时，会考察他们是否真正喜欢这个行业、是否愿跟孩子在一起、是否想在教师行业做出成绩等。有了热情后，还要有基本素质和能力，当然这些可以通过日常工作、培训、交流等不断提升，但没有热情什么都没有。
　　南方日报：在热情上，年轻老师是否比年龄大的老师会做得好？
　　程红兵：这是普遍现象，比如说一个老师，到了45岁，评上了各种称号，可能会热情、动力不足，他会觉得过去那一套都是好的，没有改进提高的空间了，这也很正常。所以我要求学校队伍构成不能完全老化，但也不能完全年轻化，正常情况下，希望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加三个年轻老师。这样有助于相互补充。我们学校目前有51名老师，平均年龄30岁，整体比较年轻。
　　南方日报：那你会怎样调动教师参与课改的积极性，让他们保持热情？
　　程红兵：这确实挺难，只能不断地给他们新鲜感、创造机会，让他们挑战自我。比如化学、生物、地理老师之前从来没有合作过，让他们合作研究一个课程，对他们来说就很新鲜。接触新鲜的环境也是一种办法，比如我在上海建平中学时，就让老师去国外学习，看看国外的老师在做些什么。因为经费等问题，在明德还没有大规模这样做，未来会争取。
　　南方日报：我们了解到，明德实行自主绩效工资体系，此前有说法称教师薪资比公办学校高出30%。现在这方面落实的怎样？
　　程红兵：理论上高出30%，实际上高出20%，因为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相对较高，是按照企业员工的交税方式交税，而且高出20%是平均数，我们会根据绩效对老师进行考核，每个老师的工资是不一样的。希望多付出的老师有更多的报酬。前一阶段，从设计的角度好像达到了，但我们刚设计出来，公办学校又加薪了。我们和董事会还在谈这件事。
　　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
　　南方日报：您是否希望未来基础教育的方向就是像明德所做的这样。让孩子们快乐学习，教育也更适应他们的成长规律？
　　程红兵：是这样的。我在浦东新区当教育局副局长时，很多校长说这样做太难了，我就想自己尝试一下，看看到底有多难。我也期望看到明德很多好的东西在其他学校实现，希望整个基础教育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把一个学校做好了就是一个范例，而且要不断去传播他。我把明德的很多实践做法写了很多文章，明年还准备出一本书。很多学校也邀请我去给校长、老师做培训、给学生讲课，我都很愉快地答应，目的是传播一种教育理念和做法。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把你的能量最大化。如果明德是普通意义上的一所学校，就不需要我来，换句话说，办这所学校的目的就在于在实践并推进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化。要发挥明德的辐射效应，通过言行、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学校去做，这样就有价值了。
　　南方日报：有一些人可能会羡慕明德所做的事情，但同时他们可能也会说，明德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在所谓的体制上与传统的公办学校还是有差别？
　　程红兵：借口总是多种多样的，这也未尝不是。但如果有进取之心、责任心的话，就会克服各种困难去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体现自己的价值，会收获骨子里的快乐。我在给校长做培训时说，改变一点点，最终实现一点点改变。关键是你要迈步、要持续。
　　不求第一但要保持在第一方阵
　　南方日报：家长在欢迎改革的同时，也很关注升学，您会有升学的压力吗？
　　程红兵：当然存在。家长没有看到实际检验效果出来，他们是不买账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教育质量搞上去，除了我们很多理想的东西必须做之外，家长关心啥，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做好，比如升学。
　　南方日报：那是否会存在冲突？
　　程红兵：首先要考虑生存问题。我们提高升学率也不是把选修课砍掉。而是把它排得更科学，更符合孩子学习规律，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我的基本认识是，永远不要追求第一名，但要保持在第一方阵。如果为了第一而第一，会牺牲大量的选修课时间、课外活动、很多项目。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南方日报：未来明德还会有什么大的计划吗？
　　程红兵：未来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把教材要进一步优化、建立品牌选修课，无论哪个老师走了，都不会有大的影响。还要沉淀一些课程资源，对从外面邀请的选修课老师做科学评价，不好的要淘汰，而且要立足培养自己的老师等。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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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自由——明德实验学校的探索》
遇见自由——明德实验学校的探索【本文系福田区教科所徐晓红博士为中国教育创新峰会（LIFE)撰写“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教育创新案例时采访我的文字记录稿，目前已经汇编成《为生活重塑教育：中国的教育创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内容稍有删改。】2013年9月，深圳市明德实验学校开办。福田区政府将学校委托给明德实验教育基金会承办。明德基金会理事会由福田区和腾讯基金会组成，秘书长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先生担任。此前，他一直代表腾讯基金会负责明德试验学校的筹办事宜，腾讯基金会和福田区政府签订的《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这个被双方称为明德改革基本法的文件就由他牵头拟定。我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明德学校改革的故事，于是邀约窦瑞刚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访谈。从春天到夏天，他终于抽出了空闲。七月一个飘雨的傍晚，我们长谈近4小时。以下内容根据当日的部分访谈整理而成。 徐晓红：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明德办学的初衷以及其中的过程？窦瑞刚：福田区政府一开始和我们沟通，提出希望能把一所学校教给我们来管，由我们来主导并探索教育改革路径的时候，首先我们感到的是震惊、不理解，以及本能的拒绝，因为腾讯和腾讯基金会没有办过学校，也不懂教育。当时刘庆生书记为代表的福田区政府领导却说，正是因为你们不懂教育，没有办过学校，才不会受现有学校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能真正推动创新办一所不一样的学校，他们还打气说，你们能把腾讯办这么好，相信你们就一定能把学校办好！腾讯基金会虽然没有办过学校，但我们从成立以来就一直关注青少年教育发展相关领域的公益项目。我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包括在西部资助帮助贫困学生缩小数字化鸿沟、享受素质教育等教育公平类公益项目；也包括在高校资助大学生群体的奖学金，以及鼓励他们创新精神和公益行为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教育重要的不是校舍，而是如何真正的推动有利于激发孩子们学习动力、探索精神、创新能力的机制和体制。所以基于上述考虑，我代表基金会给理事会汇报福田区的创新想法时，希望理事会能支持基金会进一步来探索其可行性。在理事会同意进一步深入沟通的基础上，我受命牵头组建了一个项目团队，来具体探讨该项目的可行性并和福田区探讨改革的具体路径和实施方式。目前明德这个改革方案和福田区最早的想法有比较大的差异。刘庆生书记为代表的福田区政府领导，最早是希望将这个学校交给腾讯来办，并希望办一所外向的、国际化、高端的私立学校。刘庆生书记多次给福田区教育局指示，你们就当这所学校不存在，交给腾讯去办，尽量别干预，几年以后看看办的如何！腾讯以及腾讯基金会对办一所学校并没有兴趣，一是我们没有办过学校，二是也不想办一所腾讯学校。在和福田区政府的沟通中，我们理解到政府的核心出发点是想推动教育改革，所以我们就开始思索，教育改革的痛点和难点是什么，改革的核心路径应该怎么设计？在和福田区教育局嵇成中主任交流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他曾让福田区的一位校长做了个统计，看看每年他能接到多少次上级部门的开会通知。那个校长比较认真地统计了一下，当然也有所遗漏，但粗略下来一年竟然需要参加300多次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公立学校的校长几乎每天都在开会。如果校长的精力都用在开各种会上，那谁来管学校？谁来关注学校的运营以及教育和教学过程？！在和专家学者的交流过程中，我也听说一些公立学校的校长对于一些不服从管理的教师，只能绕着走的事情。因为对于这些老师，他们既不能辞退，甚至连对他们工资薪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人事权不归校长管，工资奖金校长也基本说了不算。各地试图推动学校法人治理以及公立学校薪酬体系改革的努力基本效果并不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向公立学校的改革，落实校长的责权利这个视角上。我们想，明德学校作为一个传统的公立学校，能否通过我们的介入推动一场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探索，真正把学校的管理权力交还给校长？！ 我们和福田教育局决定重点参考和借鉴香港的公立学校的管理模式，同时参考美国公立学校的特许学校改革路径。在调研了香港的公立学校模式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去研究国家教育“十二五”规划，希望从国家队教育的总体规划中找到明德的改革路径和方向。 在教育十二五规划中，我发现了教育改革重点中提到公立学校“委托管理”——主要针对一些办得不好的公立学校，也提到了“管办评”分离，以及教育家型校长治校等改革方向。结合香港的政府资助校和美国的特许学校模式，参考南方科大之前探索的改革模式，我们最终和福田区就改革的总体路径达成共识。即通过腾讯基金会的参与，福田区和腾讯基金会共同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作为双方推动合作办学的平台，推动明德实验学校实现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综合改革，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现代学校治理体制，由董事会领导下的教育家型的校长来负责真正的办学。在双方就改革的总体路径达成共识以后，紧接着就开始就改革举措的一些细节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一部分讨论包括董事会的构成、学校教师队伍的聘任及其编制、学校办学经费的来源及其使用方式、学校招生方向和方式等等，核心目的是真正实现法人治理下的学校的自主权，即学校的人权、财权和事权，保障教育家型校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一所不一样的学校。双方最先达成共识的，也最能体现福田区改革决心和魄力的是校董会的组成以及职务上。一开始福田区希望校董会完全由腾讯基金会推荐，民间组成，后来出于保障明德改革的顺利推动，苗宁利副区长、李吉南局长同意参与到董事会，但不担任任何职务。福田区同时推荐了富有教育改革经验的原深圳高级中学创校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唐海海出任董事并参与学校的早期筹备。 传统的公立学校，学校实际上是没有用人自主权的，教师的招聘、薪酬及解聘，学校都无权处理。双方都认同学校用人自主权的重要性，因此在教师队伍的管理上，大家都认同要推进契约化管理，教师和学校签订聘任合同，落实学校的用人自主权。。但在要不要编制，是全部事业编还是部分事业编问题上，双方反复沟通和商议的时间比较久。为此，我还专门走访了国内教育界的专家和学者，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给的建议是，如果没有事业编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优秀的老师。但在教师事业编制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教师的能进能出，学校如何解聘（退回）不合格的在编教师是个难题。最后经过反复的权衡，我们选择了“去编制化和去行政化”这样一条道路，为了保证学校能够吸引到核心教师，我们提出希望对于一些有强烈入编意愿的优秀教师，能够经董事会确认并推荐后，由教育局解决编制问题，但控制编制教师不多于总教师的1/3。经过反复的协商，福田区原则上同意了这个原则，同意通过人才绿色通道等方式来处理。福田区人事局在具体操作中，第一年给明德按照公立学校核了编，并由学校董事会来申请入编，但后来随着领导的变革，政策也发生了调整，明德仅仅保留了非常少的事业编制。 真正要落实和保障学校的自主权，核心是要落实学校的财权，即学校的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方式。传统的公立学校的运营经费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教师人头费用，由财政直接发放到教师账户上；另一部分是学生的生均经费，这部分由学校支配用于学生相关的支出，第三部分为专项建设改造资金，走申报流程来申报。双方对明德学校在董事会领导下自主支配财政经费的使用方式没有异议，但如何计算政府给明德学校的拨款标准，因为没有先例，反复讨论了很久。明德学校要实现学校财权的自主，就需要把这三类经费都下拨给学校，这涉及到政府对明德的学校运营经费的计算标准和拨付形式。福田区教育局积极去找各种政策依据，最后推荐采用了一个“大生均”经费拨款的概念，就是福田区把每年给全区公立学校每个孩子身上投的钱算出来，再乘以明德当年学生数量。实际上后来学校运行的时候，财政局不同意大生均的算法，而是还是拆分成教师人头经费和学生生均经费两笔来计算。教师人数按照政府的配备标准乘以学生人数来计算。明德后来被列入深圳市事业单位综合改革的试点单位，其中以事定费是改革的一个核心。现在看来，这个费的标准比较难定。就明德来说，一是划拨经费的编制计算方式不尽合理，传统公立学校可以教师怀孕等原因申请加编制，明德不行；二是按照学生人数而不是班数来定费用标准也不合理，香港政府资助校一般是按照班数来确定划拨经费标准的。另外，明德当初确定小班化和国际化这样一个改革路径，财政拨款是没有办法完全涵盖改革成本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出了改革经费从哪里来，如何保障改革的可持续的问题。为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腾讯基金会决定捐赠一笔教改基金，同时我也提出了能否政府按照西方的惯例，提供同样金额的匹配捐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福田区政府做了很大的突破，应该也开创了国内的先河，福田区政府经过讨论，最终决定腾讯捐多少钱，政府按照一比一的原则也配多少钱，这样明德启动的时候就有1亿的改革基金，而随着碧海校区的接管，教改资金更进一步增加到2亿左右。这就为明德改革的经费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保障。另外，明德基金会的设立，除了为明德提供了改革资金的保障以外，当初在顶层设计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目的，即希望和腾讯做一个切割和分离，即不是腾讯要办学校，也不是腾讯基金会要办学校，我们把角色和定位放在政府教育改革的合作伙伴和资助者上，我们是希望尽可能去腾讯化。我以及其他腾讯在明德的角色都是志愿者，主要的想法就是，帮忙不添乱。我们主要是帮助学校争取改革的空间，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所以去和政府博弈，争夺改革的空间的过程，需要我们一直参与到和政府的沟通和博弈。这些改革细节的交流和沟通，耗时最长也最痛苦，记得许多时候我会和李吉南局长等教育局的领导因为一些问题大嗓门的争论起来。我天生的嗓门大，现在想来，那一段时间教育局的大楼里应该经常听到我的大嗓门发出的声音，不排除会有人误认为是家长来激烈的表达诉求。虽然大嗓门的争论了很久，但我和苗宁利副区长、李吉南局长、刘卫新书记等教育局参与改革交流的核心领导至今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改革是需要顶层设计的，我们现在争论的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明德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经常半开玩笑的比喻，我代表的腾讯基金会就像孩子的父亲，李局代表的福田区政府就像孩子的母亲，我们一起所有的争论都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明德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健康，并有一个良好的未来。 徐：您怎么看待明德的改革？窦：我一直有个观点，改革就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一是要让镣铐尽可能的松一点，二是要让舞姿尽可能优美一点。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一定会存在着镣铐，这里镣铐指的是种种条件限制，如环境、人的改变，改革面临的氛围也不样，镣铐的松紧也就不同，执政的人员不同，对改革的理解也就不同。 本质上，所有的改革都是政府权力的自我阉割。但是，自我阉割是很难的，政府会不自主的又会继续掌控和使用权利。和政府博弈、保证当初设计的改革目标的实现，是明德面临的长期课题。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改革当时都是失败了的，基本上随着主政者的更迭，改革的推动者要么被贬，要么被杀，改革也就失败了。但改革中总有一些东西，以另外一种形式和载体被延续下去，这就是改革的意义所在。 对于明德的教育改革，一开始和许多教育专家谈这个构想的时候，他们就不认同，认为是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现在我们和教育界把它称为基础教育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也就时非驴非马（既不是公立也不是民营），所以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个怪胎。我们也从来不认为明德是公私合作办学或者PPP模式，在腾讯基金会内，对它的定位，就是腾讯基金会资助的一个教育改革项目，即然是改革项目，就有可能失败。。而对于腾讯和政府来说，经过一年大家反复讨论并确定了学校的顶层架构，完成学校的顶层设计，确定了教育家型校长自主办学这一改革的核心，并通过《合作办学框架协议》进行了约定。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学校的日常经营管理权力交回像程红兵这样的教育家。而这里实际上很核心的一点是，推动改革的双方能不能控制住我们指手画脚的欲望？政府能不能做到把权力交出去？腾讯基金会作为改革的推动者能不能把权力交出去？ 所以我对明德教育基金会、政府和腾讯在学校日常经营管理中的的定位就是：帮忙而不添乱。简单来说，就是帮忙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的问题，尽量不要指手画脚，越俎代庖。这里要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即公立学校到底是属于谁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校属于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属于社会的。明德改革就是借鉴了香港的直资学校和津贴学校的模式。香港承担明德基金会这个角色的叫做办学团体。香港的办学团体是非常多元的，可以是公益组织，可以是宗教机构，甚至是一些有教育理想的群体都可以组织起来说，我梦想中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只要你能找到资源，拿出办学方案，去找政府申请，参与竞标，就有可能承办一所学校，并按照你的方式去办一所你仍为理想的学校。所以，这种方式能保证学校的多元化，同时也保证了家长和孩子选择的多元化。徐：相对普通公立学校，您认为明德最大的成功体现在什么方面？窦：虽然明德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明德首届初中毕业生的中考成绩也获得了福田区第一名，但我不认为明德现阶段就已经特别成功了，或者说明德的做法就都是对的。我认为明德只是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办了一所不一样的学校。有了明德这种探索，这就不至于出现千校一面的现象。什么叫“多样性”呢？就是你让不同背景的人参与其中，有不同的视角，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表达不同的看法。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教育，投身教育，教育就会越来越多元。多元就意味着更好，因为教育有了更多选择，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人才培养机制。徐：您认为互联网技术能给教育带来多大的变革？你理想的学校时什么样子？窦：我不懂互联网，不是每个从腾讯出来的人都懂技术，但我相信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会给教育带来实际性的变革。 我理想中学校的师生，有点像孔子和他的弟子——也就是那句老话，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他（她）不是知识传播者，而是引路人，陪伴孩子成长，去发现他们自己，找到自己。所以，老师终将成为心灵导师。而知识传授的这部分，可以交给技术去做。技术解决知识的传承，教育回归灵魂的导引。这是我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老师关注的不是知识层面，而是生命的成长。在探索和觉悟这条路上，他们应该是学者。只有这种人，未来才能承担得起老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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