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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格斯曼: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摘要]威廉 · 格斯曼,著名文学理论家,杜塞尔多夫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德国文化简史》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看,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文化极其繁荣的时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则打破了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氛围。复辟与民主追求一种新的政治意识统治着形成于解放战争的德国。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追求公民自由的意志与既存于王室贵族等大大小小领地的统治秩序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可以感知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主要以贵族和教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是追求公民自由和国家主权的自由派势力。这就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了一种政治党派的前期形式,两个不同的党派分别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对立而命名。即使是在19世纪仍益发显得重要的历史科学,也被拉过来为政治目标所用。曾在普鲁士国家主张解放农民阶级、职业自由和地区自我管辖的社会改革家和政治家男爵冯·施泰因,成了历史资料集大成的《日耳曼历史文献》的创建者。历史应当为政治和国家法律的思想指明方向,人们可以在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著作中清楚地辨认出这一点。作为一种对民族意识的认可而在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德意志邦联议会,成为各种政治希望和期待的纽结点。甚至可以这么说,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影响着一切政治潮流。正因为当时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社会上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奥地利作为一个由四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自然从民族主义思潮中看到了对自己生存的威胁,迫使它坚守古老帝国理念中的超越民族的原则。如此便导致普鲁士必然地承担起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德国官方称考古学家在 2015 年 9 月 17 日于该国西部法兰克福一建筑工地施工期间发现了 200 具拿破仑一世时期士兵遗骸。但人们绝不能就此认为,当时德意志民族的所有阶层都参与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在平息拿破仑给德国带来的动乱之后,人们更多的是为国家终于回归安宁、秩序而感到高兴。这时,民众更关心的是全家团聚的家庭生活、聊以谋生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以及与自己家乡有关的乡村和城市建设。针对这样一种封闭在生活小圈子里的生活情感,后人称之为“毕德迈耶尔”,以表现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感。《德国文化简史》,威廉·格斯曼著,王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与市民生活情感有着明显不同的是大学里的青年,他们不愿就此轻易放弃解放战争的自由理想。许多学生结成了以争取民族统一和个人自由为宗旨的学生社团,聚集在“荣誉—自由—祖国”的口号下。在1817年的瓦特堡(Wartburg)的庆祝大会上,他们公开(在此之前,通常只是秘密集会)打出自己的口号,并焚烧了禁止他们公开活动的邦联法案,以表达追求祖国统一和个人自由的理想。德意志各国政府(或各个诸侯政府),尤其是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以极度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类所谓“蛊惑人心的煽动”,并担忧自己将会遭受革命的冲击。因此便在1819年做出了卡尔斯巴德(Karlsbad,今在捷克境内)决议,对大学和在当时已有极大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做了严格的限制,并将一切倾向于改革的官员赶出政府机构。法国资产阶级通过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所获得的政治承诺,为德国早期的民主力量注入了新的能量。德国南部和西部的部分诸侯国顺势满足了人民制定国家宪法的要求。但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新生的资产阶级仍在徒劳地等待选举的权利,以便通过选举议会参与政府和国家的管理。1832年召开的汉姆巴赫(Hambach)会议上的文件,记录了人们对国家和国家宪法的进一步理解。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通过揭露新兴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危险性,尖锐指出了汉姆巴赫会议与瓦特堡学生庆祝大会的区别:特别是如果与另一次会议,即那次也是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的荣耀而召开的瓦特堡会议相比较,汉姆巴赫会议表现出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两次圣山庆祝活动的特点:两者在外观和偶然性上非常相似,但绝不是较为深层的本质相似。汉姆巴赫所召唤的精神,与瓦特堡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盘旋在瓦特堡会议上的幽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汉姆巴赫,人们以歌颂太阳升起的歌曲欢呼进入现代,以举杯畅饮庆祝与全人类结成的兄弟情谊;而在瓦特堡,却以令人厌恶的乌鸦嘴嘶哑地叫喊着过去,在火炬的焰光下说着蠢话,做着一些只有在中世纪才会出现的最愚蠢最荒唐的事!法国自由主义在汉姆巴赫做了令人心醉的圣山宝训,人们虽然也说了许多不理智的话,但理智自身仍在那里享有最高的权威,具有凝聚和排遣的力量,是立法的准绳;而瓦特堡则相反,狭隘的条顿主义在哭丧地叫喊着爱和信仰,但它的爱只是对外来者的仇恨,它的信仰基于非理性,因为无知而不懂得可以做些其他更好的事,只能以焚书来表现自己的歇斯底里。—— 海涅《伯尔纳书简》德意志精神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波及德国,成为三月革命。在一个短时期内,民众似乎又被允许拥有扩大公民自由以及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希望。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图片。在柏林和维也纳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街垒战之后,君主政府被迫做出最初的让步。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议会上,人们力图建立一个以民族主权和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德意志帝国。参与大会的成员,包括德意志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些领袖,大家共同商讨了未来的帝国宪法。他们提出的基本法,核心的条款为: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一切等级特权。另外涉及的重点有:人身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人们有表达意见、信仰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后来的魏玛共和国以及今天的联邦德国的宪法,采纳了当时那份宪法草案的大部分内容。会议期间,与会者就如何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两派政治集团。其中一派要求排除奥地利,单独建立一个所谓小的德意志国家;另一派则要求把奥地利包括在内,按照老的帝国边界建立一个所谓大德意志帝国。就在国民议会于法兰克福召开期间,德意志的一些统治家族利用站在他们一边的军队,采取了抵制措施,阻挡革命前进的步伐。这就导致德意志宪法停留在草拟阶段。会议预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国王,但却遭到他的拒绝,这就使得德国的三月革命实质上只剩下了对德意志邦联的坚持,其他方面毫无成果可言。这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大部分的民众仍然非常虔诚,俯首听命于他们的诸侯。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政体,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国的1848年革命,导致大多数的市民阶层与工人阶层出现了尖锐的对立。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与法国不同,在德国,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承担的一场民族运动。德国的市民阶层在革命之后越发远离政治,转而投身经济活动。这就使得因工业化进程而变得激进的部分工人力量,一开始并未显示出自己的激进倾向。但是1848年,也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完成《共产党宣言》的年份,他们在书里提出了一个鼓动性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俾斯麦时代19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历史中,铸刻着一个伟大的德国政治家——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如同他概括自己的政治成就时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不相信有一种神圣的秩序,使德意志民族具有善意和伟大的秉性……如果我没有神奇的宗教基本信仰,也许我早就放弃我的外交官生涯,或者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差使。勋章和头衔打动不了我。”普鲁士能够按保罗会议上“小德意志”的理念建立帝国,这一历史功勋应归于俾斯麦。经济是政治统一的先导。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倡导,并得到普鲁士竭力支持的德国关税同盟,已经注定了“小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解决方案:奥地利并不在关税同盟之内。解除关税壁垒、扩建铁路网络,推进了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地处德国南部,原先在经济上更多倾向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诸侯国,受此影响纷纷转向北方,加入了关税同盟。俾斯麦早就认识到这个发展趋势,并且有意识地推进它。普鲁士故意违背与丹麦的既定协议——地处北部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应当继续留在丹麦的协议,开始与丹麦争夺;俾斯麦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冲突,以此为德国的统一做准备。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在德国唤起了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Holstein)最终由普鲁士和奥地利共管。因为共管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导致普鲁士在1866年动用军队占领这两个小公国,由此引发了对奥地利的战争。普鲁士军队在武器装备和战略方面的优势,无疑要归功于当时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 von Moltke);这种优势帮助普鲁士在科尼斯格拉茨(Kniggrtz)战役之后,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俾斯麦劝说普鲁士国王不要以战胜者的身份进入维也纳,而是尽可能地维护与奥地利的关系,因为俾斯麦在当时已经看到:奥地利是普鲁士未来的盟国。奥地利由于战败而威望大损,匈牙利借此机会向奥地利提出更多的民族自治要求,并要求制定新的宪法;新宪法使原先这个奥地利的附属国,成为与奥地利并驾齐驱的多瑙河君主国。自此,这两个国家统称为奥匈帝国。在这个时刻,对于唯一拥有霸主地位的普鲁士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是继续扩大疆土。在普鲁士这一建国策略的推动下,原先一直与英国王室缔结联盟的汉诺威王国,首先落入普鲁士国王的手中。1866年的战争宣告了德意志邦联的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俾斯麦倡导的北德意志联盟;南德地区各个独立邦国则结成了一个共同防御和进攻的联盟,并承担着援助普鲁士的义务。一旦爆发战争,普鲁士遭受外敌或外族侵略,联盟必须出兵援助。这一局势后来出现在1870年-1871年的反法战争中。在俾斯麦对法宣战后,除了奥地利,其余的德意志公国或王国都参与了普鲁士的反法战争。德法这两个几百年来一直互相竞争的欧洲强国,因为这场战争而结为死敌,这股仇恨直到今天才得以超越和解除。法国在色当(Sedan)的失败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都被定为德国的国庆日。这场由普鲁士领导的战争,最终在日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签署的皇帝公告而宣告结束。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镜厅加冕图(局部)。普鲁士赢得第一次战争的胜利后,在北德的联盟以及南德的各个邦国都出现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呼声。但是要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德意志邦国联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国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还需要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协商过程,直到最后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联邦的形式。新的帝国宪法主要依据北德联盟的宪法修订而成。外交政策和海陆军的指挥大权把握在皇帝手中。除了个别限制,经济、交通的立法由联盟主管,这就使整个德国开始实施统一的刑法和民法,以及货币和度量衡。与此同时,各个邦国保留了内政管理、司法、教会和学校教育的权利。由此可见,新制定的帝国宪法明确体现了传统的联邦主义理念。然而正如历史发展所显示的那样,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没有留下多大的历史影响,更没有德意志皇帝在中世纪所享有的神圣尊严;虽然人民下意识地把有关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古老记忆,转化为对新帝国的期望。这个俾斯麦用军队建立起来的帝国,其威望主要建立在与日益繁荣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军事力量上。尽管普鲁士精神后来成为掌控和管理国家的主要模式,但关于国家的其他理念和思想仍得以发展和盛行,并主导着一些重大的政治决定。俾斯麦的目标是:在通过德法战争收回阿尔萨斯-洛林(Elsa-Lothringen)地区后,不再向外扩张,而是在政治层面进一步稳固德意志帝国。因此,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便从军事扩张转化为确保与邻国的外交关系;而且不久就在极其微妙和错综复杂的欧洲国家联盟中,与奥地利结成了最重要的联盟。图为德国统一三大功臣俾斯麦、罗恩、毛奇。在西欧其他国家随着美洲的发现而不断扩张殖民势力时,德国最初还是把着眼点放在欧洲大陆上,试图先解决欧洲大陆的问题,再到非洲进行殖民扩张,并且随后在西南非、东非、喀麦隆和多哥建立了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地区又落入战胜国之手。俾斯麦后期的对内政策,有着所谓“文化斗争”和因工业化而要求社会立法的特征。“文化斗争”指的是新建立的帝国与天主教会关于世界观的论争,因为教会不愿被迫处入一种完全屈服于国家的地位。天主教徒在1870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中央党,他们的思想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 Windthorst)希望面对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国王,为天主教少数派争取权益,由此引发了俾斯麦政权对教会事务的强硬干预。俾斯麦的干预政策甚至还得到民族自由党人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德国天主教对俾斯麦宗教干预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抵抗,还是引起了人们对此事的关注。最后在关注社会问题的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的外交调解下,双方平息了这场斗争。但是“文化斗争”中那些具有合理性的内容,如要求国家监督学校和监控婚姻合法性等呼吁,最终得以实现。俾斯麦的第二个斗争主要是针对工会组织的工人起义。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由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和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改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该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旨的建党思想和政治要求中,俾斯麦看到了对国家的必然威胁,因此他在1878年下令禁止“危害公共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有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团体和党派因此而遭到压制,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却在与日俱增。俾斯麦通过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如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残疾和老年保险等,他想以这些法律有效地证明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开放性。俾斯麦的社会立法中具有榜样力量的基本条款,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俾斯麦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不再仅单纯地希望改善物质生活,而且也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因而,当时的德国并没有出现俾斯麦所期望的社会民主党的衰落。德皇威廉二世。1888年,威廉二世(Wilhelm II.)登基,他与俾斯麦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因而放弃了对俾斯麦的继续任用。帝国步入了自建立以来最为和平安宁的时期,但这个时代却有着以武器维护和平的冷战特征。德国在此期间经济开始起飞,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最大竞争对手;欧洲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得到再次平衡。从文化史的角度看,19世纪到20世纪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文化极其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得以在一种安全生存的意识中享受生活,并为可以和平地拥有财富而感到高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打破了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氛围。(完)(本文节选于《德国文化简史》,威廉·格斯曼著,王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经出版社允许刊发,编辑:豆姑娘,文章标题及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作者介绍威廉·格斯曼(Wilhelm G&;ssmann) ,著名文学理论家,海因里希-海涅协会的主席,杜塞尔多夫大学德国文学教授,曾任教于东京大学。 早年因战争和服兵役而被迫中断学业,1946年&#年在明斯特和慕尼黑学习日耳曼语言学、哲学和神学,并于1955年获博士学位。 威廉·格斯曼著述丰富,作品包括《神圣的语言》(1965)、《句子,而不是散文——初级写作》(1979)《海涅与德罗斯特人,一种文学的同时代性》(1996)、《文学作为生命线》(1999)等。此外,他还出版了一些诗集和以神学为研究主题的著作。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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