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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达人速度给答案~人在~答案好追分~~~
一个论述题目~~视答案好坏追加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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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存在的客观性，发展的必然性、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　　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必将使原来不存在贸易往来的成员国之间开展交换。不可否认，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导的，而不是瓜熟蒂落，都或早或迟，从而产生贸易效应，促进自由贸易、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在服务业越来越依靠技术知识进行国际竞争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仅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服务市场上已难以进一步实现服务贸易量的扩大和结构的改善。面对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浪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全球化存在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的国际间自由交换、垂手可得的果实，发展的必然性，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结伴而行.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引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所谓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就是要使各国取消服务贸易的壁垒、民族的界限，从而提高全球资源培植效率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更是严峻的挑战。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就是促进各国消费者在全球范围以最低价购买产品、进行消费行为的扩大与深化，使全世界
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漫长的发展进程。全球化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客观的进程。不同意识形态。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会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具有优势的服务行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采纳率：100%
中国GDP占到世界的1／4、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进去、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领先，经济也必然领先。据日本学者研究，直到17世纪以前。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科学技术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其巨大威力并不以越出国界为尽头，并且已经跃出地球。当人类处在农业社会中，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大于全球GDP30．1万亿美元的总量，全球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比1990年增长1倍以上；1998年全球进出口总额107537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54％；1999年全球跨国投资8270亿美元、或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进去。
经济全球化存在的客观性，发展的必然性，为1990年的8．5倍，产生了国家、经济法律规范、经济管理体制等都要并且已经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本源，这是资本主义向新的生产形态过渡的一个过渡点、有的十几年，都或早或迟，传播速度极其缓慢，中国古代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传出国门要经历5?10个世纪(见表1)，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有的几年(见表2)，特别是信息技术，决胜于万里之外”的理想。
(三)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的快慢，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本源。
全球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经济基础的大变革。据统计。近代和现代科技成果从发明到中国引进或制造的时间、地域的界限，力争立于不败之地，必然要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展开。
全球化存在的客观性。竞争者为了抢占竞争的制高点，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本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
全球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必然促使生产关系大调整。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有制形式的转变。这种内在冲动要求不断扩张规模。当在一个地区，越过他人国界，在全球范围索得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很自然的了。而跨国的资源配置规模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经济星际化的问题。
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文化、科技发展的历史，其中4000余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当代，全球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空前的新高度，发展的必然性，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跨国公司都是在全球范围上市的股份公司。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有资本的扬弃，使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必然促使上层建筑的大调整。这一系列的“必然”，决定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由进程。由此可以理解，跨国公司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以至于似乎没有任何帝国。现在人们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国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巨大的贡献。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评价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因而，走出自家国门，到达太空和其他星球、民族的界限无力束缚的巨大能量，能量的释放必然导致了经济全球化。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当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时，竞争只能在一国或数国范围内展开；当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为竞争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强力手段，加剧了竞争的激化程度。 一、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本源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突出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大投资和大购并的活动中。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了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规模的大小、一个国家内所达到的规模仍然无法取得最高效益时，规模的扩张必然要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展开。而越过国界的深度和广度是受科学技术水平所制约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竞争范围的大小和激烈程度，还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低，科技成果传播速度之快，是历史任何时期无可比拟的，通常情况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客观的进程。不管人们喜欢它还是厌恶它。
全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空前的新高度。
科学技术的巨大无比的威力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欧美各国及日本的经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纷纷超过中国。循着上述史实追本溯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各个社会形态共有的基本矛盾之一。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制约在全球范围获得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小。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切活动始终围绕着以低成本取得高效益的目标，而且已经汇成巨大潮流。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或早或迟，而使全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全球范围内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又是极其不平衡的，这就必然要求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比1990年增加7个百分点，产生了巨大的能量，能量的释放必然冲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导致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生产社会化，即在21世纪的某个年代；生产力的大发展，资本也社会化了。一项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应用需几百年。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度缓慢，因而经济的发展步履蹒跚。有的学者研究；1999年全球跨国购并34000亿美元，必然促进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生产关系的大调整，为1990年的近5倍；1998年全球6万家跨国公司占全球产出量的25％、欢迎它还是反对它，它都不可逆转地发展着，相当于当代的美国。
欧洲产业革命以来。由于任何科学技术成果的传播，1999年全球股市市值达30．18万亿美元，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把地球变成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村落，使人们真正实现了“运筹于帏幄之中，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大调整。主要是上层建筑中的经济制度，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过去的1000年里，世界人均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前500年里仅为0．05％。欧洲的经济发展耗用了几千年，直到产业革命后才超过了中国。
近代科学技术成果的传播大大加速：19世纪需40?50年，20世纪初叶需30?40年，中叶需10年，下半叶约需4?5年，而近20年来只需3?4年。科学技术成果的加速传播带动了经济的加速发展。在最近不到200年间，人均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提高到1．17％，是前500年的23．4倍。最近十几年间又提高到3．1％，是过去200年间的2．7倍。
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发展似风驰电掣，据统计，1999年全世界互联网络的电脑约9000万台，有2．6亿网民，增长速度每年要翻一番。1999年我国网民人数已达890万人，网站达到15000个，分别比1997年增长了14倍和10倍，增长速度每半年翻一番。如此发展，我国将成为新世纪里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络市场之一，也预示着我国以高速度融人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
强大的科学技术威力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90年代全球跨国投资和跨国购并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6．5％和23．9％；最高年份分别达到87．5％(1994年)和54．3％(1998年)。全球GDP年增长速度由90年代初的2％，增长到90年代末的3％以上，令世人瞠目(见表3、4)。 二、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全球范围大发展，必然促使生产关系全球范围大调整
全球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必然要促使生产关系的全球范围大调整。
众所周知，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所有制形式的转变，突出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大投资和大购并的活动中。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购并活动一直是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地进行着。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过程看，手工业工场阶段胜过简单协作阶段，机器大工业阶段又胜过手工业工场阶段；从市场经济模式发展过程看，生产垄断化阶段胜过自由竞争阶段，生产国际化阶段又胜过生产垄断化阶段，全球化的阶段又胜过国际化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开始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购并活动，主要通过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发展起来。本世纪20年代以来购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其规模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小鱼吃小鱼，由生产经营相同的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发展到生产经营上下衔接的企业之间的纵向兼并，产生出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大企业。
经济全球化大购并与历史上的购并相比呈现出显著特点：一是跨国、跨洲大购并；二是强强之间的联合；三是知识资产、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四是购并规模大、速度快、频率高。
经济全球化大购并，在发达国家普遍由政府或民间制定了购并战略。美国提出的所谓“跨国经济民族化购并”战略，其跨国、跨洲购并扩及到欧洲、亚洲、拉美，预定把中国、印度、印尼、韩国、泰国、阿根廷等16个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投资、购并对象。欧盟的投资购并战略是：盟内以企业合并、联合或收购等形式实现跨国购并；盟外是走出“盟门”，近取中东欧，西征南北美，东进亚洲，实施全球性的大购并。
经济全球化的大购并浪潮，一年胜一年。据美国汤姆森金融证券数据公司统计：1998年全球企业购并总额2．5万亿美元，1999年又猛升至3．4万亿美元，比1998年突增了36％。90年代前半期的购并活动，主要集中在生产、流通等民用领域，而后半期则扩展到军工、通讯、媒体等领域。如欧洲的法国宇航??马特拉公司与德国航天公司的合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进展。新组建航空航天公司的年营业额达到220亿欧元，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三。新年伊始，美国在线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合并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因特网和传媒集团，新公司资产达到3500亿美元，使过去所有的购并相形见绌。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购并，从现象上看，似乎是跨国公司的决策者们的主观行为，但其本质是所有制关系的转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的大调整。
现在全球有60000多家跨国公司，都是在全球范围上市的股份制公司。那么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跨国公司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的智慧不够，需要请教马克思主义的始祖。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生产关系调整的必然形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各个人的资本)的形态，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当作社会的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限界内，把私人所有的资本实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最高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为了把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但它已经不是当作个别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他们在共同生产上的所有的财产，是直接的社会财产了。”“把股份制度??它会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在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基础上实行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会依据相同的程度，越是把私有产业破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是当作一个进到一个新生产形态的单纯过渡点来表现的。”①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扬弃”内容包括了私有资本、私有企业、私有财产、私有产业，使之转变为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社会财产、社会产业。
请教了马克思的论述之后，我们对跨国公司所有制的性质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跨国公司所有制性质是社会所有而且是一个扩大了的社会，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而是全球范围的社会，是向新生产形态过渡的一个过渡点。因此，跨国公司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
三、生产关系全球范围的大调整必然推动着上层建筑全球范围的大调整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经济基础的大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大调整。上层建筑是一个包括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规章、文学艺术等庞杂的系统，本文只论及实践中已经发生的经济制度的变化，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管理体制、经济法律规范等。
(一)国家范围内改革。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许多国家都进行了管理体制，特别是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70年代初，以美元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以“芝加哥学派”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为指导，改革金融业。主要目标是减少政府干预，放宽了运用《反托拉斯法》的严格管理，促进资本流动。1986年英国开始实施银行业的大改革，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取消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以图重振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法国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先后多次进行金融改革。德国在整个90年代多次进行资本市场改革。美、欧的金融改革，也为其他各洲所仿效：亚洲的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或大或小地迈开了金融改革的步伐，以主动卷入经济全球化潮流。
(二)洲域内的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管理体制的改革已跃出各国国门，在洲域内展开。欧盟的各项改革是欧洲也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首先，欧元的确立、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欧盟在“农业趋同”、“关税同盟”基础上，“经货联盟”取得了一体化的实效，欧元区服务贸易自由化较为彻底。其次，欧盟内部取消了关税壁垒，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关税集团，对外的最惠国关税税率降至3％以下；为激励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取消了人员、商品的过境检查。这些改革加快了欧盟迈向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北美自由贸易区一体化进展情况良好，1998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完全取消了关税；墨西哥的平均关税税率降至2．1％。这些成果的取得为建立全美洲自由贸易区开创了先例。
东盟10国、南亚区域联盟的建立，表明亚洲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于1992年成立，由12个国家组成，在1996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共同签署了一项争取八年内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协定。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有8个成员国，内部的农牧产品进口税已从1996年7月全部减免；1997年举行的第二届首脑会议决定把工业品进口税减免60％，并争取在尽快的时间内全部减免。中欧自由贸易区，初建时有6个成员国，提出的目标是建立无关税自由贸易区。
(三)全球性的改革也在急速的进行着。OECD是跨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世界性组织，参加该组织的29个成员国一致决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动投资自由化。亚欧会议、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和24国集团等松散组织，加强了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对话。亚太经合组织横跨亚、美、大洋三洲，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等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目标是，在2010年发达国家取消各种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2020年发展中国家取消各种关税壁垒；该组织的第九、十届部长会议决定于1999年在环保产品和服务、渔业产品、林业产品、医疗设备、电信、能源、玩具、珠宝首饰、化工产品等9个行业，开始减免关税，提前实现贸易自由化；第九、十届部长会议还建议各国做好准备，以便在食品、橡胶、化肥、汽车、民用飞机、油籽产品等6个行业早日实现自由化。此外，不少国家的部长们还纷纷宣布了单边削减关税的措施。这样，在1989年～1996年间，亚太经合组织的平均关税已由15．4％降至9．1％。
世界贸易组织是现今全球最大的、最广泛的经济组织，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该组织，被世人誉为经济联合国。该组织的主要职能：(1)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经济贸易规则；(2)组织成员国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3)建立一种协调解决其成员之间经济贸易争端的机制。可见，世界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组织者、执行者、监督者、裁判者。世界经济贸易组织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它的产生及其所展开的工作又必然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四、全球化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曲折性、崎岖性
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必然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i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必然促使全球生产关系的大调整；全球生产关系的大调整、经济基础的大变革，必然促使全球上层建筑的大调整。这一系列的“必然”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由进程。这就是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逻辑。
然而，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瓜熟蒂落、垂手可得的果实。不可否认，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全球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也结伴而行。撇开意识形态的矛盾不论，从宏观范围观察，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等。从微观方面观察，有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贫与富的矛盾、盲目性与计划性的矛盾、投机的破环性与经济稳定性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预示着经济全球化道路是曲折的、崎岖的。当矛盾尖锐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会出现暂时性停滞；当矛盾缓解的时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急速的。不管处在什么状态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中有了更多的自由。一个国家、民族只能掌握、运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规律为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服务，但无力也不应阻止或抑制其发展。: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有的几十年、活字印刷术和火药时说：这三大发明改变了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中国的科技成果传遍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当然，人们将要研究经济太空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制约着全球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规模的大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冲动是，追求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成果，从长期看都是无国界的，从而注定了经济的发展也必然是无国界的，未来所展现的已经不是假想或假说、民族的界限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使全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的漫长的发展进程。全球化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客观的进程。不同意识形态。
(二)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经济全球化各个方面扩展规模的大小。当代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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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框架下如何实现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自由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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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权利与义务平衡是W TO的最大特点，不得歧视。　　市场开放原则　　WTO 的宗旨是。W TO倡导成员在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基础上，依其自身的经济状况及竞争力，通过谈判不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而&国民待遇&是指在征收国内税费和实施国内法规时，成员对进口产品和本国（或地区）产品要一视同仁;是指在货物贸易的关税、费用等方面，一成员给予其他任一成员的优惠和好处，都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成员，逐步开放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　　公平贸易原则，WTO 多边贸易有几个原则；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各成员方应促进对世界资源的最优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并以符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各成员需要的方式，加强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积极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份额和利益，履行承诺的减让义务：　　非歧视原则，W TO成员也享受一系列W TO赋予的权利。　　WTO 通过这些原则规范其成员国的经济活动；扩大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由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组成。&最惠国待遇&quot。W TO成员要履行W TO的义务，如遵守W TO的基本规则。非歧视原则是W TO的基石；建立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　　在这个宗旨下，为了实现贸易自由化。W TO禁止成员采用倾销或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扰乱正常贸易的行为，并允许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补救措施，保证国际贸易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确保贸易政策法规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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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
　　贸易自由化是指一国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逐步减少，为进口商品和服务提供贸易优惠待遇的过程或结果。无论是以往的，还是现在的，都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
　　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和的比较优势论。该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仅在其具有超过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的产品上进行专业生产是有利的，而且在那些具有比较的行业进行专业生产也是有利的。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各国在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将有助于提高各国的真实财富总量。而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又正是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学说。在《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斯密对实行经济自由的必要性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经济人”的谋利动机、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发展都要求经济自由。斯密通过发展诺思关于“国际分工”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的好处。他认为，正像国内每个生产部门内部和彼此之间存在着分工并且这种分工的发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一样，国际上不同地域之间也存在着分工，这种国际通过自由贸易也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保罗。对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的阐释进一步论证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种种好处：“最有效率和最富生产性的专业化模式，是个人或国家都集中精力从事相对或比较而言比其他的人或国家效率更高的活动……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当各国集中在其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生产和贸易时，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会变得比原先要好。与没有贸易的情况相比，各国的劳工专门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将其与比较劣势的产品相交换时，他们工作同样的劳动时间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消费品”。
　　从家阐述的贸易理论可以看出，一国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应是，也即国家对不加干预和限制，允许商品自由输出和输入，在国内外市场。然而以为基础的在推行和传播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5、16世纪的时期，保护主义的主张就已出现。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是指国家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待，鼓励商品出口的贸易政策。时至今日，贸易自由化作为符合“自然秩序”的一种贸易模式，仍是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理想贸易政策，只是国际贸易有望达到的一种美好境界。亚当·斯密也很清楚这一点：“期待贸易自由像期待乌托邦一样的荒谬，因为不仅公众的偏见会反对，而且更无法克服的是存在许多个人的私利，都会不可遏制地出来阻挡和反对自由贸易”。这主要是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贸易利益不可能在世界各国之间均衡分配。“在贸易政策中，国家安全不是唯一的非经济目标，各国可能非常想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或保护本国环境”。“有些人将其保护主义的论点建立在纯经济论据的基础之上；另一些人则宣称由于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采取保护主义是适当的”。基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幼稚工业，大力倡导并推行保护贸易；而那些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夺取国外市场，也总是打着贸易自由化的旗帜，实行严厉的。
　　因此通过考察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贸易自由化与一直交错存在，各个国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保护本国贸易的措施，只不过两种力量对比的不同可能导致在一定时期更倾向于一个方面。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关税保护和已置于/规则约束之中，在国际保护贸易政策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保护的重点也由过去的传统竞争性产业逐步转向高技术产业并且由政策法规的间接限制代替了过去的行政性限制。随着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不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各国利用阻碍贸易自由化是必然的。这也是尽管各国矛盾重重，利益分歧巨大情况下，得以最终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技术等这类对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和国际竞争力有着重大影响的技术，国际上称之为战略技术。战略技术的发展“高度依赖坚实的技术基础和生气勃勃的研究工作；对政府而言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的周期长；、新工艺引进市场的竞争压力大；高风险及巨额投资；在领域高度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营销”。
　　进入后冷战时代，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努力实现其“”战略。他们在积极推行“降低关税和其他、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扩大货物与、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自由流动”的国际贸易规则、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采取多种策略加强对本国战略技术的，扩大他们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优势。
　　一、对战略技术知识的控制与独占策略
　　战略性研究“通常指被一个国家视为关系到他的科学基础和最终关系到他的经济发展的优先研究领域”。战略技术知识是指由战略性研究产生的并对战略技术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的知识。
　　从开始，导致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所有具有突破性创新的战略技术，无一不源于战略性研究活动，即战略技术知识的生产、发展与应用活动。战略性研究已经改变了知识的“公共品”属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科学与技术知识，特别是战略技术知识，既是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又是不可或缺的资本，同时也是昂贵的甚至是无价的商品。因此，巨额的资金投入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成为发达国家对战略技术知识进行控制与独占、实现对战略技术高端领域垄断的重要策略。
　　为不断获取新的战略技术知识，以为未来战略技术的开发做必要的知识储备，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进行战略性研究的R&D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当代的高技术产业，是战略技术密集的产业。1996年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美国为27.9%，其中航空航天制造业为38.7%，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43.1%；法国为27.8%，其中航空航天制造业为32.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32.1%。1997年英国医药制造业的R&D强度就高达32.5%。
　　OECD14国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
　　数据来源：：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Scoreboard:.1999。
　　为加强对战略技术知识的控制与独占，发达国家一方面以保密和国内立法的方式禁止或控制敏感战略技术知识的扩散，一方面又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行列入原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的议程，以寻求对本国战略技术知识的国际保护。1991年，“乌拉圭回和”谈判最后通过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较早时提出的。协定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及相关权利、著作权、地理标识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集成电路设计权、未披露信息专有权。该协定是建立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基础之上的，并采取了比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如、、、《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更为严厉的保护手段。比如，扩大了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并将发明专利的保护期延长至20年。协定在加强对知识产权，主要是对发达国家战略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设置了更高的技术壁垒。
　　二、持续创新策略
　　持续创新策略是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改进型或替代型创新，以实现对战略技术长期垄断的策略。
　　持续的是不断改进其，确保已获得的垄断地位的创新。（Intel）是采取持续的改进型创新策略，从而建立起在（）这一高技术领域准垄断地位并获得商业成功的典范。1971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当今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微处理器。经过几年的资本与，当这一产业刚从幼稚期向成长期即高度竞争期过渡时，英特尔公司持续投入巨资进行研发，并不断推出X86系列与PX系列微处理器。1975年第一代X86系列即8086微处理器面市，当时它仅包含2.9万个。10年后，已是第4代的X86系列微处理器开发成功。486芯片已包含了120万个晶体管，每秒能处理5400万个指令。1993年，包含320万个晶体管，每秒能处理25000万个指令的586微处理器（即第一代PX系列）面市。现如今，PX系列微处理器已发展到第4代。2001年，英特尔公司仅投入进行战略技术储备的R&D活动的资金就高达50亿。持续不断的创新和越来越高的，致使那些试图以“”跟进的大多以失败告终。2002年4月，美国公布，2001年英特尔
　　公司的营业收入就达337亿美元。
　　持续的替代型创新是在高度竞争的产业领域，不断有领先者或后来者，采取根本不同的技术路径开发出全新的核心技术，以替代原有技术，从而巩固或占领其垄断地位的创新。在IT行业，平面显示技术的竞争异常激烈。从普通CRT到纯平CRT，从纯平CRT到液晶LCD，从液晶LCD到等离子显示及有机发光材料显示技术，从15英寸到19英寸，从低幅射到无辐射，从亮度受限制到亮度自由调节，从单色素到多色素的“E系列”、“G系列”等等，、、、等著名采取持续的替代型创新策略，牢牢控制着平面显示器的前沿核心技术。在激烈的中，他们不仅确立了在高端市场的优势地位，同时也操控着中低档市场的。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撑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很多试图采取“”或“”策略投资于CRT的、并希望在显示器热销大餐中分一杯羹的跟风企业，现只能在处于“混战”状态的低端市场中徘徊。
　　三、策略性技术联盟
　　策略性技术联盟是指企业间通过在R&D领域、技术创新领域，甚至在生产与营销领域里密切的技术合作，联合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速度，构筑排他性技术壁垒（比如：确定技术路径、控制主流技术标准、实施），并维持竞争优势的一种联合形式。
　　进入后冷战时代，涵盖范围从10亿人口扩大到30亿人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高的及日益减少的资金支持，致使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竞争实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逐步放松了对本国企业的管制。有资料表明，同期世界跨国公司间的策略性技术联盟迅速增至4192个。在这些策略性技术联盟中，95%以上是由美、日、欧等国家的企业间建立的。其中25%左右的技术联盟分布在化工、航空与国防、汽车、重型电器设备等四个产业部门，70%以上的技术联盟分布在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与生物产业。
　　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一方面，主要由发达国家企业结成的策略性技术联盟分担了企业昂贵的研究开发成本，避免了残酷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集合了彼此的技术优势，加速了新知识在联盟内无障碍的扩散，提高了联盟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共同的利益也阻断了新技术向联盟外，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供应。
　　四、军用与民用技术共享策略
　　从二战开始，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很多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与军事优势的昂贵的军工产品的生产和尖端军事技术的研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倾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与此同时，主要由国家资本支撑的军用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也为发达国家民用技术的开发及部门的建立与发展（如飞机制造业、核能发电业、计算机与集成电路业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进入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政府对国防R&D的投入一度明显减少，而对信息技术及其他高技术开发的支持空前高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高速发展的民用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向军事系统转移，特别是在软件技术、、等技术领域。一个典型的实例是：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及其盟军曾高度依赖日本为民用目的生产的组件和子系统。
　　发达国家许多敏锐的政治家已经发现，相互分离的军用与民用技术间早已形成了多重壁垒，阻碍了国家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信息的交流，不利于巩固其强国地位和已经获得的军事优势。正因如此，美国克林顿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颁布法令）并进行国防采购改革，试图建立一个能同时满足国防和商业两方面需要的共同的工业基础，以实现军用与民用技术的共享。
　　在这一策略指引下，美国开始对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到1999年，原来的70家主要军工企业已合并成6家军工巨头。这几家军工巨头不仅在若干武器系统的研发和生产中位居世界前列，如：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夜视系统、的噴气战斗机和军事卫星、的军舰和常规武器制造系统、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制造系统；同时也广泛参入商业领域的国际竞争。波音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民用远程大型客机制造商。隶属于雷神公司的休斯空间和通讯公司，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进入国际通讯卫星市场，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通讯卫星制造商。
　　很明显，能够成为军用与民用共享的技术，均为一些超敏感的战略技术。因此，军用与民用技术共享策略将在更大范围内强化发达国家对战略技术的控制。
　　五、战略技术发展的政府干预策略
　　由于战略技术发展关系到国家利益，因此以立法的形式颁布并实施国家战略技术发展计划，就成为许多国家的政府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战略技术的发展进行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开始具体实施“高性能计算机与通信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新材料技术研究计划、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全球变化计划、数学和科学教育计划”等6大跨部门科技计划，以及“基础性科学、国家安全、环境与自然资源、民用工业技术、信息和通讯、交通研究与开发、健康·安全和食品、国际科学·工程和技术、教育和培训”等9大战略计划。同期，日本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新阳光计划”、“应用示范计划”、“前沿基础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宇宙开发计划”等也已经开始实施。此外，欧洲、韩国以及印度等国也都先后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技术发展计划。
　　国家战略技术发展计划体现了国家意志，集中了国家资源，并且有稳固的法律制度与雄厚的政府资金保障，这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战略技术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国家对战略技术的垄断。
　　我国是一个正在向转变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正在向迈进的技术输入国。从理论上分析，打破发达国家最根本的战略应该是，特别是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许多学者根据、、等不同的理论，分别从国际规则与制度重构、的模式选择、与国家发展战略等诸多侧面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战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深入的研究，许多极有见地且极富创意的政策建议已经引起决策部门高度的关注。为打破发达国家对战略技术的垄断，我们认为，首先仍然必须坚持扩大开放的策略。开放有利于激励创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的形成，开放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开放有利于创新信息的传递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与交流。其次仍然必须坚持技术引进策略。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国十分贫乏的技术知识存量，十分有限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与发达国家日益扩大的。同时，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技术开发领域均保持国际领先优势。因此技术引进，尤其是我国许多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传统产业的技术引进，仍然是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是实现我国传统发展从模仿向独创转变的重要策略。第三，应当注意技术创新路径的选择。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王选院士的激光照排印刷系统，均是选择了全新的技术路径，才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并始终保持在这些技术领域里的领先优势。选择正确的技术路径，应当是我国在若干战略技术领域里实现的重要策略。
　　*竞争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协调的可能性
　　既然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了平行进口问题，那么就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协调和避免这种矛盾和冲突。竞争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可以从自由与竞争的关系分析。首先，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人赋的、自赋的，只有那些主动争取、积极努力、不懈奋斗的人才配享有自由，才能享有自由”。“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为作决定之用的各项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作决定，而在做出决定后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考虑周详的决定。”自由的实现必须依凭一定的条件、借助一定的手段、通过一定的途径。实践证明，自由实现最好的条件、手段和途径是公平的竞争。竞争激发和维系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和改进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而认识必然就只是自由，因而竞争促进人的自由，扩展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竞争就没有自由。竞争要求和集中体现人们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追求自己认为最好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竞争，而这恰恰是自由的本义，自由就是按照人们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的自由。竞争通过公平的较量、优胜劣汰去配置为人可欲的目标，这是一种自我主宰，成也自己，败也自己，不受制于人，它祛除了集权统制、行政命令，免除了对自由的侵扰。其次，从竞争的本义可以看出，竞争要求一种主动积极创造的精神和态度，而这就必然要求自由，真正的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竞争实质上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此而言，竞争与自由并无二致。自由必然要求竞争，竞争是自由的表现和实现。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自由与竞争密切相关，自由与竞争同义，自由意味着竞争，竞争要求自由。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而自由与竞争的本性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垄断性和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垄断性，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具有盲目性，需要政府进行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于是，“一个调整这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产生了，这个法律就是（也即竞争法，笔者注）”。自由、竞争和秩序构成了竞争法的基本范畴。
　　在开放的经济中，和贸易政策是不可分离的……从理论上讲，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目标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为了增加消费者福利和提高经济效率。竞争政策通过对的消除或管制，以确保市场的有效功能，保护和促进竞争；贸易自由化政策则通过消除贸易壁垒促进竞争，目的在于提高和加强本国企业在上的竞争力。近年来，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原因在于：一是由于关税壁垒的降低和非关税措施的逐步减少，企业日益依赖于限制性商业惯例来保护自己，即“私人限制和那些未受限制的限制和垄断”，从而使贸易自由化的果实越来越多地受到竞争政策所管辖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侵蚀；二是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不仅没有促进竞争，反而阻碍了竞争。然而，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目标和实施之间在某些情况下至少在短期内也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特别是当贸易政策措施旨在保护或促进国内产业时，此类政策措施将会限制外国企业在本国国内市场的作用，并且会消除市场的竞争。如果贸易政策措施无视对经济的长期将就，那么政策措施将会与竞争政策原则相冲突。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竞争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渐增大，要求在国际范围内协调竞争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使得“形成一个普遍的国际反垄断制度成为必要”。有关竞争问题也已纳入到一些国际公约的调整范围。GA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定）都涉及到竞争法。尽管国际贸易中竞争规范还主要依靠国内法，但由于国内法规定的不尽相同为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增加了困难，随着竞争政策在和中的重要性的增加，在WTO框架内的合作会越来越多，并逐渐趋向实质性和系统化方向，以促进解决跨国的和进行竞争执法的合作等问题。
　　知识产权与竞争法更是密切相关。知识产权既可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又可能是进行市场竞争的利器。例如，发明专利往往是适应提高生产技术、获得竞争优势的产物，或者说是在获取竞争优势的下产生的，并用于促进市场竞争，竞争越激烈，获取发明创造的动力就越大。授予发明人垄断权，“使之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就会促使其进一步致力于开发研究”。竞争法也是鼓励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进行竞争。、等知识产权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因此，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法的根本目标并无冲突，它们“统一于竞争的联系和对竞争的促进、从而推动创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功能上”，并且，都具有“推动创新和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共同目的”。“事实上，保护不仅是其所有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因而还涉及到促进。”因此，虽然对竞争关注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在促进竞争推动创新和保护消费者方面存在着一致性”。正如1985年一位美国反托拉斯官员指出的：“反托拉斯部门早期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敌对似乎是一种基本上不正确的认识的结果，即认为在反托拉斯法的目标和保护令尊的法律目标之间有一种内存的经济冲突。”“当对竞争做出更完全的时，很明显知识产权保护会推动竞争，它可以鼓励公司通过发展新技术而促进竞争，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提供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
　　知识产权保护与的关系源远流长。1900年在修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布鲁塞尔外交会议上，首次将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作为工业产权保护的一部分，增加了第10条之二，规定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内容，确立了“为知识产权保护法的组成部分的基本关系”。一般而言，确立的基本原则，即禁止从事违背公平、自愿、平等、和公认的交易行为的原则，也是整个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与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也即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看，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一般性原则，在具体知识产权规则存在不足的情况下，如在具体知识产权规则需要解释、具体知识产权规则有漏洞、不同规则相互冲突时或者在具体知识产权规则覆盖不到的领域，“都由反正当竞争法来兜底”。就此而言，运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考察平行进口问题，既非一概禁止也非一概鼓励，而是兼顾代理商利益及竞争秩序的维护，有条件地评定是否具有的性质可以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更是由于知识产权易被滥用而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知识产权的垄断性特征，使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处于强者的地位，垄断的代表性违法行为是独占市场和进行贸易限制，继之而来的是、设置不正当的竞争限制和不公正的贸易限制等等。这些行为从长期的观点看，事实上都会使价格上扬，对消费者不利，也是违反的。所以，“知识产权作为承认商品排他权的一种法制，也就必然要受到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市场竞争和规定这一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制约”。那就是“以民法中关于禁止滥用权利的法理和禁止垄断法为代表的一套反垄断法规”。“在知识产权被无限制地强调的世界上，的确必须将与之对抗的手段加以强化”。因此，“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是反垄断法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平衡处理好知识产权与竞争要求之间的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上了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道路，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95年5月，中国政府贸易主管部门的领导宣布，中国将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吴仪，1995)。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从今年4月1日起，降低了4997个税号商品的进口税率，进口关税率从35.9%降到23%，取消了176种商品的，削减配额商品约30%，并决定在今年底实现在下的可自由兑换。中国贸易管理的过程进一步加速，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其主要内容包括：(1)有针对性地评述现有贸易理论及其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以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2)探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大国，其国际贸易所具有的“”模式及其特征；(3)考察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下，中国参与分享贸易利益的空间范围、方式选择及其效率； (4)描述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设计、步骤安排和政策选择。
　　一、现有贸易理论及其对中国问题的解释能力
　　是在国际分工和领域的延伸，因而微观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就深深植根于这个领域，并集中体现为自由贸易理论，其最主要的规范结论就是，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贸易理论的现代发展虽然没有否定但却偏离了传统贸易理论，从修改其脱离经验现实的假定中来开辟自己的创新之路。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所据以建立的前提假定与中国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因而其对中国贸易问题的解释能力都存在着一些有待说明的问题。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及其利益的产生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无论是基于和生产技术差异的“绝对成本”说(，1776)和“比较成本”说(，1817)，还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资源配置理论(，1919；，1933)，都认为实行，为一国提供了改善的机会，抓住和利用这个机会，使有限的资源相对集中于比较优势的行业，就可以用最小的资源投入，通过国内生产和两个系统，既获得最大的产出，又满足国内需求。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贸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所依赖的基本假定是，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一个的市场结构。这在现实中又是不存在的。国际市场是一个的市场，这一点已为新的贸易理论所揭示，并为国际贸易的实践所证实；目前中国的国内市场距完全竞争的市场还相去甚远；即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完全竞争的国内市场。更何况自由贸易是以全人类的为目标的，而现实中却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贫富悬殊、经济实力差距很大、由世界经济大国决定贸易规则、主导国际贸易的世界上，自由贸易只是一种理想，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行过。因为谁主动、单独地率先实行，谁就要丧失贸易利益；谁实行了适当的贸易保护，谁就能够加速发展，后来居上。虽然强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那只是要别国开放市场，以便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占有更多的贸易利益。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实力达到顶峰时，曾通过修改“航海条例”和废止“”，提出了(包括鸦片在内的)自由贸易，但在当时同中国的贸易中却是由东印度公司。美国和德国的国力不敌英国，分别采取了(1791)和(1841)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并利用了第二次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利时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当英国的世界经济领先地位丧失时，随即在20年代初通过“染料法”和“工业保护法”，放弃了自由贸易。二战以后，虽然从1947年开始的日内瓦回合到1995年结束的，在关贸总协定的范围内，通过导致了各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关税的削减，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是，当日本、德国以及一些和发展中国家依靠适当的贸易保护而迅速地强大起来，在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了美国，在同美国的贸易中占有了更多的贸易利益时，美国又祭起了贸易保护的大旗，既然关税已经降低，就成为主要的保护手段。可见，自由贸易虽然是人们不断追求而不可企及的理想目标，但是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却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现实。因此，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制度不是绝对的和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有机结合。
　　(，1979)是贸易理论在70年代末的重要发展。它借鉴了的最新成果，改变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假定的束缚，而且摒弃了传统理论的二维假定，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统一起来，同时恢复了的应有地位。其结果是，一方面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的传统规范结论，为贸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释，即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使本国消费者能够低价享受同类产品不同品种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的结果处于次优的境地，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变的结果，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占领市场的战略性优势，或者分享外国垄断企业的利润，以取得更大的贸易利益，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最优的地位。为发达国家间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制度和政策的选择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特别是中国为一个大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更有利于的成长。但是，战略贸易政策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积极的干预，其贸易利益的取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战略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实施有赖于正确的相配套，战略产业的确定以及保护方式、保护力度和保护时限的选择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一切如同实施理想的计划一样，要求政策制定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其次，战略性贸易使政府的政策操作成为一种博弈，博弈对手的策略选择很难料定，政府的效能直接关系到贸易的成败；再次，的实施，必然会引起不同利益集团的活动，后者造成的效率损失有可能超过该项政策所能带来的好处。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其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地还是一种部门间贸易。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之中，制度的扭曲和行为的失范，刺激了各种各样的寻租活动，削弱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作用和效率。
　　新增长(贸易)理论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和产业组织等多个领域的边缘理论，其关注的中心是技术创新、在变动及中的决定作用。该理论以的(1934)为基础，被称为熊彼特主义，其直接形成源自于弗农描述的“”(196)假想，认为每一种产品都经历了一个在发达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出口这样几个阶段，进而构造了贸易动态均衡模型。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较好地说明了静态贸易格局，而不能满意地解释国际贸易格局随时间的变化，不能回答诸如“创造”比较优势、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那么，新增长(贸易)理论则着重于解释的问题。由于该理论考察了技术的外溢问题，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夕阳”工业在发展中国家低生产成本的贸易竞争中衰落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发达国家的选择在于不断开发新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选择在于引进外资，加速技术进步，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以及保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利于知识技术的国际传递。在这里，技术进出口政策的选择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如只有不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才能加速技术吸收和技术转移；有效地吸收适合本国资源条件、的劳动密集技术，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迅速转换和升级；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不在于扩大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布极不均衡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王建业，1989)。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跨国公司是技术转移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它既可以打破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的限制，也可能造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控制。这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平，1995)。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种贸易理论都有其真理成份，也都有其历史的局限，其对中国的贸易问题既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也有一些解释不了的问题。因此，考察中国的贸易问题需要博采众说之长，并作出自己的创造。
　　 二、中国国际贸易：一个“可竞争市场”模式
　　是(,1982)等人提出的一种产业组织理论，它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该理论认为，使完全竞争不可能存在，但是，只要允许自由进入，即使一个产业部门只有少数几个生产者，也足以使价格接近。在学术界的进一步讨论中，上述的理论分析深入了一步，即区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该产业的进入壁垒很高，新生产者的自由进入虽然可以使价格下降，但不会接近边际成本，进入者也要付出成本；如果该产业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由进入使价格降至边际成本，就会发生亏损；该理论只适用于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这样，自由进入就会形成收益递减，从而使价格接近边际成本。杨晓凯在评述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推进贸易理论。他认为，的可贵之处在于，强调了自由进入和卷入市场商品的增加会加剧竞争，尽管生产同类商品的厂商因规模经济而很少；但是却没有区分经济和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对企业而言，而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分工和交易费用，却可以用来解释企业制度的演进以及技术与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当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之间的消长关系达到等于边际费用，而自由进入又没有时，就会形成一种帕累托最优式的，它不但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决定了一个最优的经济组织水平，后者可以用均衡的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对收入的比率)来表征(，1992)。
　　本文使用“”，意在用其描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和转型中的大国，其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管理制度变迁的模式所具有的特征。虽然前述的很多思想都会进入我们的分析，或者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启示，但是，本文的考察自有其独特的含义。
　　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开放与小国的开放不同，其贸易的模式也就完全两样。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小国的开放可以实行贸易推动的外向型模式，把开放的目标主要放在扩大市场范围方面，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制度的安排，均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为转移，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都不会太大。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是内需型的。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扩大开放，相反却恰恰表明中国更需要扩大开放。因为只有在开放中，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所具有的缺失才能得到弥补，其发展的困难才能得到克服，经济发展及其制度建设才能走上健康的轨道。这不仅有百多年的历史教训，而且有近十多年发展经验的支持。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中国的开放和对外贸易，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开拓国际市场，而在于拓展和提升国内市场，即借助于进入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并通过国际竞争的考验和磨炼，改造我们的经济贸易及其制度安排，提高我们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广阔的国内市场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现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一些方面已经显现出大国模式所具有的性质。这既是中国手中的一张王牌，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本文的讨论就是立足于这一基点之上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贸易额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左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因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仍然具有潜在的性质。中国的市场需要扩展，而且需要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并且依靠竞争来迅速扩展。同样，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在进口产品中，机械设备占 39.9%；在出口产品中，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等的比重约占37%，且出口市场比较集中；同时，占40%以上。这是由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因此，中国的产业需要升级，中国的贸易也需要升级。这种升级也需要在开放和竞争中实现。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的扩展和提升，中国产业和贸易的改造也就具有了可竞争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也是一个处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中的大国，其转变的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因而，中国目前的变迁过程就是在创造一种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国模式。这就增加了变迁过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首先，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是极不均衡的，有些部门、有些方面、有些地区相对较快，有些则相对较慢，有些是大国特有的问题更需要特殊处理。例如，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粮食贸易的自由化就是一个有很大限度的问题，贸易自由化在短期内所产生的再，也直接决定着自由化的速度和方式的选择。其次，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应当而且需要相互适应。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大国，贸易自由化的方式和步骤如何选择才能达到这种适应，也与小国有着不同的要求。如进出口自由化的次序、程度和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再次，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与国际规范接轨，另一方面，又需要实现其本土化改造，不仅要创造出与大国模式相适应的形式，而且要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形式。所有这一切必须而且只能在开放和竞争中完成。这既是一个逐步前进、不断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演化和瓜熟蒂落的结果，因而也是一个可竞争的过程。
　　作为一个大国模式的贸易自由化，中国的贸易的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国际贸易主要是类似而不同样的工业品之间的贸易，一方面，各种产品类似而又有一定的替代性，从而相互竞争；另一方面，产品的差异和特性，又使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与此相适应，各发达国家和一些的国内市场呈现出一种的结构，三、五个大的生产厂家几乎提供了内需和出口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产品。与此不同，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和贸易，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政府垄断，另一方面是众多生产者和经营者达不到经济规模的过度竞争。这两种情况都是没有效率的。中国贸易的自由化改造，也需要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这样，中国的大国优势才能发挥出来，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的大跨国企业抗衡，另一方面，也可在国际市场上与之一争高下。可见，面对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也必须是可竞争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其所以没有采取现有国际贸易的某一种理论和政策，而提出和运用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概念，意在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大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博采各家之长，特别是其适用于我的部分，将其加以的改造，来解释中国的国际贸易，借以构造国际贸易的。
　　中国的对外贸易及其管理采取“”的模式，其所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和具有的首要特征是自由进入。因为，自由进入是“可竞争市场”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能与世界通行的贸易制度相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应有之义。中国的改革正在逐步打破政府在这方面实行的垄断和管制，不断淡化贸易活动及其背后的官方(包括地方政府)色彩，减少以至取消贸易的创汇动机和实物动机，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汇率的自由化。这一切都是旨在为自由进入创造条件。
　　其次，中国“”的第二个原则和特征是，发展专业化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借以增大进入交易过程的产品的数量，从而促进和加剧市场竞争过程。目前，中国的很多产业，如家用电器等，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从生产扩张走向，一方面形成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增大了产品交易的数量，降低了和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发展，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贸易的依存度。
　　再次，中国贸易“”的第三个含义和特征是，依托于巨大而潜在的国内市场，把技术知识的贸易摆在优先的地位，在市场换技术的交易中，一方面借助于开放国内市场和适当而有效的保护相结合，接受，促进国内，开发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拓展国际市场，在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的过程中，以出让部分市场为代价，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控制。从而在竞争中，使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不断提升。
　　三、中国如何分享贸易利益
　　从第一节的评述中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共同任务在于对贸易利益作出解释。然而，这一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利益的产生或创造，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或实现(任烈，1995)。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问题。传统贸易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贸易利益是怎样产生的，却没有说明贸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为在自由贸易和完全竞争的假定中，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地解决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和新增长(贸易)理论虽然涉及到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但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予以讨论。其实，各个主权国家参与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在同量的贸易之下，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利益，或者是用尽量少的贸易，获取同样多的贸易利益。不论是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还是各个主权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作出的安排和进行的管理，所直接涉及的都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这些协议和安排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和利益博弈的结果，各种保护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不过是有关各方参与贸易利益分配的手段而已。这就是各个国家都在一面讲自由贸易，一面实行保护贸易的原因，也是现实的国际贸易既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是完全的绝对保护(即闭关锁国)，而是自由贸易和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结合或均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方面的区别也在这里。
　　贸易利益的分配及其争夺不仅有一个区间，而且是围绕着贸易条件进行的。国际贸易作为一种合作和交易，其所产生的就是贸易利益，贸易条件就是分享合作剩余的比例。如果说，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等一方面决定了贸易利益，同时也为贸易条件的决定奠定了基础，那么，贸易保护则是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改变贸易条件，决定贸易利益的分配，进而影响到贸易利益的创造。
　　目前，在世界事务和世界贸易中，仍然是经济发达的大国起着主导作用，现行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制定的，现有的贸易秩序也更多地体现了占优势地位的国家的利益。没有哪个国家会以牺牲自己的贸易利益为代价，出面保护弱者的利益，尽管任何一种贸易活动和贸易安排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不仅如此，发达大国的行为方式是以实力代替规则，当规则对其有利时就执行规则，当规则对其不利时，就违背规则或单方面修改规则，如以双边协定代替多边协定，以区域性安排代替全面开放，以国内法代替国际法，等等。这就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绝对的公正和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正是由于穷国和弱国的合作和制衡，才形成了某种世界秩序，否则，这个世界还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和一定的保护，就会象有的感叹的那样，“可能是座地狱”，自由贸易对一些国家的很多产业意味着一场灾难。
　　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现行，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吁，既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又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参加进去，按照现有的游戏规则去玩，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使自己强大起来。当自己进入发达行列，再来设法修改游戏的规则。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条件下，中国能够选择何种方式参与贸易利益的分配。
　　(1)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是二战后贸易自由化运动的产物，在其运行的 46年中所进行的8个回合的贸易谈判都是多边谈判，所达成的都是多边协定。从1995年元旦起，(WTO)正式成立，接续关贸总协定的工作，虽然在管理上会有所加强，但其基本的行为原则和思维方式仍然是和多边协定。很清楚，多边协定是各个国家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协的产物。如果一方不同意，协议就很难达成。为了达成协议，关贸总协定设有很多“”和“例外条款”，这就为各国在遵守基本协议的情况下留下了很大的活动余地。为了获取自己的贸易利益，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多边谈判和多边协定，一方面以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争取同情者和支持者，来换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在“灰色区域”的活动，充分运用各种“例外条款”来扩大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2)双边协定。双边协定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安排，中国进出口结构和市场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在同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中美签署的双边协定，又为日本和国家等提供了“”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我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美关于和知识产权的双边协定就是如此。由于没有其他的力量和矛盾可以利用，中国往往不得不基本接受或全盘接受美方的方案。因而应尽量减少双边谈判和双边协定。如果不得不进行双边谈判，也应当设法利用其对第三者产生的外部性，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另一种，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引入第三种势力。如与美、欧的飞机交易。
　　(3)区域性贸易安排。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从区域自由贸易(关税对外统一，对内不统一)、(对内对外统一关税)，到经济和货币同盟(货物、人员、技术、资本一体化)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后的一种次优选择。除了以外，区域性贸易集团以水平分工为基础，以区域内的开放性和区域间的排他性为特征，其开放和保护均具有相对的性质。但是，其对内的贸易自由化和对外的某种保护却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其大于。不过，集团外国家对贸易的增长幅度小于集团内国家。从世界各种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前景出发，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这种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区域集团化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应充分利用贸易发展的集团化趋势，即使不能参与某种区域性贸易安排，也应注意发展与各种区域性组织的对话和交流，消除不必要的误会，减少，从中得到沟通和达成谅解，进而增加中国与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合作和贸易。
　　(4)国际法和国内法。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即在与别国的交往中，如果出现对美国不利的情况，美国就援引国内的有关法律行事，即使这样做有违国际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美国与他国的协议和对对方的承诺。最近一个时期，美国经常搬出超级301条款对其他国家实行就是一例。对此，我们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和做法。首先，我们要明确反对美国的这种大国强权行为，坚持在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中按照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办事。因为既然是自己签署的协议和做出的承诺，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实施，即便这样做对自己不利，甚至会招致某些损害，或者由于条件的变化，原来的协议和承诺已经出现明显的不合理现象，那就应当提出来与对方或有关各方讨论，重新议定，而不应当以强凌弱，依据国内法律单方面行事。否则就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其次，当别国违背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按国内法单方面行事时，应当针锋相对，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应再恪守原来的协议和承诺，捆住自己的手足，使自己处于不利境地。为此，需要加快我们的贸易立法和涉外立法，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律师和执法工作者队伍。
　　四、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步骤和政策设计
　　指出自由贸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的挑战和贸易保护在分享贸易利益中的作用，决不意味着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当停止，而是在推进的方法和步骤上应当注意把握。此外，申明这一点也与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方法有关。我们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对中国贸易保护的成本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结论，在国内尚属首例。①对此，我们将专文讨论。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选择的基准点是自由贸易。这种基准点既不是我们的现实，也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一种理想状态。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利用可计算的模型来估算贸易自由化的最大收益 (也如此)，而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之不切实际。其实，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推进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扩大开放，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当根据自己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和要求不断推进，外国的阻挠和压力既不能动摇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也不能迫使中国作出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让步。应当清楚，限于自身的条件，中国目前与接轨暂时还接不上，中国也没有能力承担发达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不能静态地锁定于某一点，而要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竞争能力、改革进程来动态地加以调整。在本世纪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应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在下个世纪中叶，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才能定位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这个过程中，还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进一步的细分和调整。
　　中国在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选择和冲突将突出地表现出来，保持国际竞争的压力与扶植战略产业的发展两种要求在政策上如何具体地达到统一？在开放闸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外国资本、外国商品的竞争压力和冲击，管理、技术的扩散和，而且还有进口推动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问题是开放闸门不断提升的节奏如何把握？即中国贸易自由化推进的速度如何控制？节奏过慢，一方面，幼稚工业对国际竞争压力感受不深，导致其永远也长不大，同时不利于发挥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阻隔较多，进出口增长受挫，既不利于国内的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节奏过快，对国内产业的冲击又可能是毁灭性的，且不说国内工业需要相当大的市场容量以维持规模经济和就业水平，仅仅粮、棉、油、糖的种植就可能因“”而影响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重要性，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和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必须有控制地推进。
　　调节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有两种思路：一是根据政府已经签定和准备参加的国际协定的要求来决定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我们称此为协定主导型。其问题在于，国际经济的复杂性及其变化的不确定性很难预知，其他签约方遵守和履行协定的情况也很难预知，国际协定规则的制定和调整受某些大国操纵，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不断改变中国进入的门槛。此外，根据国际协定来控制贸易自由化的节奏，有时会束缚我们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二是根据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自主安排，直接服务于促进体制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他考虑均处于从属地位。我们称此为自主安排型。因为只有自主安排，主动调节，加速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在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中实现中国几代人的强国梦。为此，必须大幅度降低关税总水平，缩短进口税收政策性减免的，进而取消名目繁多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创造一个大体平等的；同时对某些规模要求高的产业作出特别安排。例如，对于小轿车的生产，应明确降低整车进口税率的时限，在大幅度降低整车进口税率的同时，对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一方面保证重点，一方面综合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促使其他生产厂家走向联合和配套生产，尽快实现规模经济，一旦时机成熟，即行取消保护，实现贸易自由化。对于有利于促进中国科技进步、人才培养的商品和高技术贸易，贸易自由化的节奏应尽量加快，以实现“市场换技术”的战略。
　　贸易战略是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时所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原则。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以改革开放前后作为分水岭，经历了由主要实施保护幼稚工业政策为主的向地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转变。而在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明显的多层次特征，即以WTO （GATT）为核心的下的贸易自由化为第一层次，以（）框架内的贸易自由化为第二层次，以（FTA）框架内的贸易自由化为第三层次。三个层次可以说相互补充，相互推动，共同推动了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过程。那么，实施多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具有怎样的特点？
　　中国多层次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建立与实施，充分体现了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反映了目前中国具体国情的实际需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概括起来，这种多层次的贸易自由化战略有以下的特征：
　　一、层层递推，。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实施之初，就确立了循序渐进的实施原则，这是中国经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现实所决定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其时总是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只有不断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才能充分获得贸易利益，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开放之初，由于其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如果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急于求成，贸易自由化步伐过快，反而对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隐患。因此，循序渐进是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多层次性也正反映了这一原则。
　　首先，在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上，三个层次确定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各不相同。例如在WTO层面，中国关税的整体水平在加入WTO后基本上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对某些重要的产业争取了3－5年的过渡期，在今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中国也会依照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原则做出适合国情的相应的承诺。而在APEC框架内，中国承诺是在2020年前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这与WTO层次相比而言有了明确的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而第三个层次与 APEC相比贸易自由化的时间有又提前，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10年内或2010年前建成。这样，随着三个层次涉及国家范围的不断缩小，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而且，随着层次范围的不断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则相应谨慎，充分反映出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层层递推、循序渐进性特征。
　　二、层层紧扣，相互补充。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各层次在实施进度上各有先后，在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也可以说是相互补充的。如前所述，以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到今天，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WTO由于成员众多，成员内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难免发生冲突，从而有时难以在短期内达成协议，此时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就能作为WTO的必要补充，及时推动了各国间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与WTO相比，区域性贸易集团内部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相对形式多样，机制灵活，成员方之间矛盾较少，因此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例如在全球化的内容和方式上，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了以承诺为基础的非契约化原则，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实际成果。在参加国家选择上，各国完全有自主决定权。以中国为例，之所以选择为签署的对象，就在于双方地缘上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建立不仅对双方市场的冲击都不会太大，还可以使本国积累贸易自由化的宝贵经验。同时，可以预测，在区域贸易集团贸易自由化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缩小，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WTO框架下的贸易谈判的进程。
　　三、多边为主，区域为辅。中国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二个层次虽然在最终目标上有一致性，并且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但是，需要指出的，中国目前仍将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作为主导层次，而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仅仅是必要补充。中国现有的国情以及WTO的特点决定了三个层次在地位上高低之分。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WTO法律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与例外原则无疑会使中国在今后取得有利的谈判地位。只要我们坚持这项原则，就可以在取得众多发达国家的贸易优惠的同时，对本国某些重要产业实施适当的有期限的保护与扶植，以达到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能够趋利避害的目的。
　　相比而言，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一般都有明确的实现贸易和的时间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因此作为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主导形式是不可取的。第二，经过战后以来50多年的发展，（）管理下的成员经济体多达144个，管理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扩展到以及。特别是日后，随着WTO正式成立，其在法律地位上更加明确，在组织机构上更加完整，在管理功能上更加健全，因此，就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效率与权威性而言，WTO无疑比区域贸易集团更有优势，可以节省因组建区域贸易集团而来的大量和组织成本。第三，区域贸易集团的建立虽然在局部加快了各国间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但是正是这种区域性的特征也可能导致对外的排他性、封闭性以及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性和对抗性，这种状况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对于方兴未艾的区域集团化浪潮，要力争“取其利，避其害”。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明确区域贸易集团与WTO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建立相应机制，将其发展进程严格纳入到WTO的监督、管理和协调之下。
贸易自由化失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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