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欠债不还，到底有哪些麻烦？_小额贷款_贷款攻略 - 融360
公积金政策
小额贷款欠债不还，到底有哪些麻烦？
　　当一些朋友急用钱时，就会在网上申请小额借款既方便又快捷，而且门槛也不算高。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成功贷款后，都会保持按时还款的良好习惯，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会出现逾期还款的现象。小额贷款不按时还，逾期会产生不良后果，我们都知道，但具体有哪些麻烦与后果，融360（fangdai123）来和大家一起谈一谈。
一、遭遇高额罚息及违约金
　　当您欠款不还时，一定会遭遇罚息。一些金融机构在罚息的基础上，还需要你支付一笔违约金，这些费用加起来，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而且拖欠的时间越久，额外费用越高。
二、为您的信用留下污点，影响申卡、申贷
　　逾期不还，你的就会留上污点，以后再想、申请贷款，就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小额贷款公司，没有计入征信，圈子里也有一套共享的&黑名单&体系，一家不还，别家的贷款也会很难审批。个人信用受损，危害是很大的，做很多事都会束手束脚，一定要有意识的保持良好的个人信用。
三、面对催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无论是银行还是小贷公司，都有自己的催收体系。初级的会给你发短信、打电话催缴，程度严重一些的，甚至会有催收人员2４小时贴身紧逼，严重扰乱你的工作、生活。尤其是一些不法的小贷公司，甚至有自己的打手，在拖欠不还的情况下，会采取非常手段。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空穴来风哦。
四、有被起诉的风险，严重者或入狱
　 & &欠款不还，金额比较大的，就会被起诉。法院会遵循相关的程序向欠款人发出传票，收到传票，无论多不情愿，都要按时出庭，接受宣判。一旦法院发出了强制执行的宣判，欠款人仍然拒不还款的话，就会被强制执行，以及冻结名下财产，最好不要让自己走到这一步。情节严重要坐牢一般来说，借钱不还这类事件都属于民事纠纷，不会上升上刑事层面。
& & & &融360提示：如果借款人拒不执行，坚决要当老赖，宁可跑路也不还钱，情节非常恶劣的，法院还会追究借款人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者会面临刑事责任。这是拖欠小额贷款各个阶段需要面临的麻烦和后果，不仅拖欠小额贷款，还有拖欠，以及银行贷款等，都会面临这些麻烦。
　　所以即使是进行小额贷款，也要将钱用在刀刃上，做到心中有数，按时还款，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尽早还款，对自己是有益处的。总的说下来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小额贷款按时还，逾期麻烦无穷尽。
《贷款逾期就会上黑名单？别急，这里有修复大全》，关注&融360房贷&（fangdai123）微信号，回复&黑名单&告诉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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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60积分温州信贷启示透视中小企业融资难_滚动新闻_新浪财经_新浪网
温州信贷启示透视中小企业融资难
　　温州的债务危机最终得到控制，这是政府、市场层面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在这个危机逐渐远去的时刻，我们却很难忘记它的发生。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此次民间借贷风波将会倒逼金融改革和创新。我们希望这能如愿。
　　成功的改革将为中小服企带来福音，并规范民间借贷风险。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温州服企危机之后，能够摆脱以往对贷款过分依赖的毛病。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陷阱密布，人力、采购成本的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市场的波动都在考验温州，乃至全国服企。
　　融资的畅通，只是服企健康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成本上涨趋势难以避免，企业需要更强的适应力。
　　这或许才是此次温州债务危机给全国带来的重要启示。
　　9月下旬的温州，阵阵细雨正努力将人们拉出炎热夏季，而一如转变的天气，温州的民营经济似乎也迎来了“寒意”。
　　司机小张在1年前加入法派集团，他在温州断断续续待过4年，他了解温州有2个县说的是闽南方言，也知道最近温州的热门话题。
　　“每天都有老板逃跑。”道听途说的小张乐此不疲地描述他所感悟的温州经济环境，因为这关系到他的生计。
　　小张来自贵州，在本报记者赴温州采访调查服企后危机时代的逃跑、倒闭潮现局时，他常有陪伴。
　　倒闭潮显现
　　迎来初秋，温州的9月难有“安宁”，9月26日，在本报记者抵达温州后第一天，倒闭潮、逃跑潮话题满城风雨的温州似乎正在焦虑地等待外界的救赎。
　　此前一天，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与温州市经信委、金融办和银行举行完座谈会，要求温州市委市政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组，在企业帮扶、民企融资协调、打击黑恶势力和倒闭企业善后处置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
　　而随后的一天，正得利鞋业董事长沈奎正的跳楼自杀将温州企业的危局上升到新的阶梯。
　　一位当地企业家代表向记者这样评说这两件事的相互逻辑，“政府出手还是太晚。”
　　据当地消息，截至10月初，温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其中9月份就发生26起，仅9月22日就出现9家企业主“跑路”，创下纪录。
　　一系列倒闭潮正考验温州制造业经济，作为中国鞋服产业重镇，温州服企不能幸免，艰难的处境也点燃了人们对其生存现实的担忧。
　　全民借贷危机
　　对于温州服企的担心，浮在表层的是融资难，融资成本的高企。
　　由于银根紧缩造成的银行惜贷，许多服企面临资金链紧张。一方面，在紧缩背景下，服企需要筹钱偿还原有贷款。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钱用于采购等众多综合成本的上升，或者是多元化失败投资的亏空。
　　然而，银行大门的关闭，让许多服企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求助民间，随后，经营压力的进一步增大将这些债务扩大演化成了一场温州民间借贷危局。
　　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而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
　　全民借贷的温州，正在受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考验。由于海外市场不畅，人力、采购成本的持续上升、融资成本的增高，这些后危机时代的考验日趋严峻，加上国内货币政策的紧缩，全国服企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与日俱增。
　　在温州，这种风险已经显现，超过80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带来的后果则是，全面借贷的温州陷入了全民“恐慌”的危局。
　　显然，小张也感觉到了这种恐慌，以至于他对老板的逃跑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果他们不跑，那么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
　　在小张看来，这些逃跑的老板中很多还将回来，“他们需要躲一下民间的愤怒。”
　　信贷政策鼓励企业投机?
　　大批企业可能存在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构成了眼下“温州危机”的核心，而在表层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企之下，造成温州服企陷入困局的更重要原因则是企业的抗危机能力有限，以及帮助企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的宏观政策配套不足。
　　美银美林在温州危机越发严峻之时曾发布一份报告称，温州的“灰色借贷”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或者只是“茶杯中的风暴”，对于温州和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地区来说，真正的挑战是愈来愈高的人工成本和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急切需要。
　　正是服企本身盈利能力的不足，使得企业无力应对人力、采购成本上升，海外市场的波动，以及融资成本的上升，这被企业称之为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而温州部分服企眼下所呈现的经营危机，乃至所谓的温州借贷市场危局，起始便缘于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力在后危机时代挑战面前的落败与不堪。
　　事实上，在本报记者对温州服企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优质服企游离于危机之外，这些企业从反面否定了眼下“危机”的必然性。
　　在法派集团，该公司高级副总裁胡超告诉我们，他们国内市场实现了70%以上的增长，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开工不足和资金困难，而是上游供应链无法及时配套，他判断眼下一线品牌的国内市场增长普遍在50%以上，甚至，一线品牌的供应链也正在以破纪录的产能和利润表现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
　　在奥康集团，他们似乎对于同行的处境“无法理解”，同为民营企业，他们却享受着银行信贷员主动上门贷款的服务。
　　由此，真正的危机或许不在于银行的惜贷、市场的波动，而是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经营能力，这其中，关键或许是国家层面给予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有效引导和配套的政策环境。
　　“比如，现在银行在增加利息，银行贷出去的利息，一般成本1分5到1分8，一年算起来达到20%，中国目前发展阶段中，哪个制造型的、品牌型的企业年净利润能达到20%，8%都没有。在这种环境下，实体企业已经没办法做了。”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表示，“这对制造企业意味着，国家层面逼着你转而进入高风险的投机领域，因此，从这方面讲，中小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层面更有效的政策配套。”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因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债务危机，乃至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得益于政府、市场层面的有效调控，如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20多条具体举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以及温州当地25家银行联合发布不压贷声明等，而基本得到控制。
　　然而，由温州债务危机引发的问题却仍值得深思。
　　在融资层面，温州民间资本的活跃程度向我们提出了市场监管与风险控制的课题，以及如何利用其更好地配套中小企业的升级发展。
　　在服企迎接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层面，人力成本、采购成本的上升，对于制造型企业正成为“要命”的趋势，企业能否有效控制、转移成本，他们的提升速度能否跑赢成本的增长速度?
　　此次温州债务危机所带来的种种启示，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责任编辑：傅云鹏）　　
　　剪断债务锁链
　　当人力、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民营制造业举步维艰，而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又成了压跨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记者走访基层，听一家门业老板介绍，他涉足门业多年，对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的账款从来不敢有任何拖欠，但是企业所配套的下游房地产商的回款却遥遥无期。没有流动资金，使他面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生怕完成了订单却收不到回款。
　　据了解，这种“欠债难还”导致的开工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我国中小企业中，是一个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问题。许多实力强规模大的服装企业大多涉足其它行业，如房地产、门业、矿业、药业、五金、电气机械，虽然得益不菲，但也有不少企业尝到了资金断裂的苦头。
　　特别是在债务链条相对较长的制造业中，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对债务拖欠问题的抵御能力最弱。拖欠支付的债务，有一部分是企业扩大投资所形成，还有一部分是今年银根紧缩后不良债务积累沉淀的结果。由于债务支付拖欠行为普遍存在而且拖欠程度日益加深，企业间已经形成环环拖欠的恶性债务链条。处于债务链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常运营陷入困境。为维持生存，企业被迫增加债务，加大融资需求，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资金供需矛盾和银企矛盾。
　　短缺的信贷资金和旺盛的借款需求，让中小企业的融资屡屡受挫，加之民间资金也格外活跃，因此派生出了一种依附于银行，又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间接融资模式。
　　在正常渠道融资不可行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只能求助于地下金融的“高利贷”，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手握订单，却落入债务恶性循环陷阱难以自拔。
　　还有一种险情令人担忧。据温州经信委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大量银行坏账。
　　以上这些状况如果继续恶化，且不能有效控制，必然导致一大批中小企业被债务拖垮、拖死，继而拖累产业链上的相关行业的企业，从而形成“倒闭潮”。还有，恶性债务链条也在打击着企业家和企业经营者的信心，也会导致企业间的正常协作关系发生扭曲。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因此不再愿意为大企业或龙头企业提供配套协作，从而损害产业链配套体系的形成和巩固。这些严重的后果，都会在微观层面影响中长期经济运行的质量，影响转型升级战略目标的实现。
　　如何剪断套在中小制造业企业脖子上的债务锁链?应当看到，民间借贷有客观存在的必要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民间借贷只能是疏导而不是封堵。如果把民间借贷一棍子打死，会加速剩余中小企业的死亡，应该尽快促进民间借贷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型银行和借贷公司，同时控制合理利率。当然对恶意催债应该严厉打击。此外，还得改变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的现状，尤其是让下游的中小企业获得流动资金支持，一步步传导，使整个产业链条获得活力。
　　（责任编辑：傅云鹏）　　
　　解读中小企业信贷标准
　　若追究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人们不自觉地会把矛头指向银行。各大商业银行手中掌握巨额资金，却并没有勇敢担当起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担子。
　　当然商业银行本质上也是公司，保证资产安全极为重要，同时无论贷款对象是谁，利率都是一样的，这也就造成了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时的谨慎行为。某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业务标准
　　一、什么是中小企业
　　客户定位本行小企业授信客户标准为资产总额不超过1亿元的企业和其它组织。每年9月份组织进行本行规定标准小企业客户的认定工作，根据其上一年度资产总额情况进行批量重新认定，认定结果次年1月1日生效，有效期为两年。
　　二、基本准入要求
　　(1)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要求，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且年检合格的企业，各类从事经营活动的法人组织;
　　(2)有固定经营场所，产权关系明晰，依法合规经营，内部管理健全，产品适销对路，具备履行合同、偿还债务的能力，企业成长性好，盈利能力强;
　　(3)主要经营者品行端正，有良好的个人信誉，经营管理能力较强，具备行业从业经验;
　　(4)经营性现金流充足，收入能够完全覆盖到期债务，能有效保障贷款的偿还;
　　(5)持有人民银行核发的有效贷款卡，无不良信用记录，且在本行开立结算账户并以本行为主要结算银行;
　　(6)经本行小企业客户信用评级在bb级(含)以上(低风险业务及全额足值有效抵质押业务不受此限制)。
　　三、以下客户不纳入本行小企业范畴
　　(1)以从事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企业(经营性物业贷款除外);
　　(2)广播电视台、出版社等事业法人;
　　(3)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性公司和担保机构;
　　(4)以经纪业务，股票、期货、债券投资业务以及其他高风险金融衍生业务为主业的企业;
　　(5)政府信用项目;
　　(6)“两高一资”项目(经总行可持续金融中心认定的节能减排项目除外)。
　　四、授信额度
　　小企业授信额度坚持审慎、适度。额度过大，小企业钱多了会有投资冲动;额度过小，钱少了，不能解决融资需求，会通过其他渠道融资。
　　在全面了解客户真实资金需求和偿债能力的条件下，按照授信额度与销售收入、资产规模相匹配的原则，合理确定授信额度。根据小企业自身规模小、经营不稳定的特点，小企业信用业务品种应以短期融资业务品种为主。
　　六、风险控制
　　(1)、对外投资超过企业净资产的50%，或主营业务收入低于其总收入的50%，盲目扩张，进入不熟悉行业的严禁授信;
　　(2)在本行结算量连续三年下降20%以上，或销售资金回笼率连续三年下降20%以上;
　　出现风险预警信息，财务状况恶化，连续两年主营业务净现金流为负，存在虚假注资或抽逃资本金的严禁授信;
　　(3)所有异地小企业客户(包括但不限于在分行辖内但未设立本行机构的异地小企业客户)严禁授信，就近有助于风险控制。
　　(4)贷后，正常情况下，客户经理到期钱催款，客户还贷;发生不良情况，逾期90天做不良资产处置，违约信息通报。
　　银行为保安全 小企业贷款受限
　　某商业银行北京分行信贷员解读中小企业信贷标准
　　选择怎样的企业放贷?
　　在我们的规定中，年销售额1亿元以内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范畴。但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判断，有些行业，比如钢铁、器材等，一家中小企业可以有几个亿的年销售额，但是实际毛利润很低，只有2%、3%甚至更低，因此盈利能力不强，企业规模不大，这样也划为中小企业。
　　在贷款前，银行还要考察这家企业，判断他们融资的真实性，有没有实际的资金缺口，我们坚持以真实的经营需要为主导，提供帮助。
　　一般来说，银行还是会选择一些比较稳定的行业放贷，不受政策限制，风险比较低。比如，前一段时间北京市大兴区的服装厂发生火灾，考虑到这类企业存在的风险，对于北京一些服装加工类企业的放贷，我们会慎重。
　　对于银行来说，还是以资产安全为重。利率不是我们会私自调动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风险高低，我们的收益是一样的。
　　当然受政府政策的引导，现在大兴区的服装加工厂在往廊坊迁移，他们需要在廊坊建厂房如果有一些资金缺口的话，那我们还会提供支持。
　　怎样监督资金的流向?
　　银行在制度上要求，客户必须做受托支付，只能把钱打给企业的上游厂家，而不是打给贷款企业。
　　也有特殊情况，比如他的上游厂家不是很固定，或者付款周期不是很固定，他也可以申请自主支付，这样也可以把钱打给贷款企业。但是按相关规定，在30天或90天内，企业必须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资金去向凭证，比如给上游厂家打款的凭证，包括企业确实到货的库存，银行也要有影像资料备案。从前期开始我们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就已经了解了，所以可以确定这些凭证的真实性。后期可以通过对前期经营情况的掌握进行判断。
　　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行业，中小企业本身经营上的资金缺口已经是在他经营上能承受的临界点，一般很少会有富余资金做主营业务以外的投资，基本上可以判断他们不会用多余钱做其他行业。
　　（责任编辑：傅云鹏）　　
　　民间借贷再利用反思民间借贷
　　抵不住金融业高利诱惑――白领氏集团董事长钱心禹自述“放贷史”
　　温州债务危机的一步步演进，离不开诸多元素的配合与推动。
　　企业运营成本的提升导致更多债务累积、银根的紧缩、民间借贷的失控等等。
　　但作为诱发此次危机的直接因素，资金层面的供给不足与成本高企，却总是最先遭到非议。
　　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梳理融资难乱像，就应还原现有金融秩序。
　　基于此，我们一线调查目前中小企业融资规则，从银行普通信贷员的工作标准、到民间放贷人的“乐此不疲”，进而在业界、学界展开讨论，力图求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并总结温州教训，探寻更健康利用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
　　在2006年，我成立了集团公司，从事多元化产业经营，目前我最大的项目还是房地产，有几个亿的投资额。
　　我是靠皮革服装起家的，从1994年就入行。现在我正主要做的项目是投资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我认为民间借贷将是前途大好的行业。在我看来，从做制造业起家，到投资房地产发家，最后用手中大量的资金做金融，是一条最完美的企业发展轨迹。
　　制造业太累，起起伏伏
　　仅仅只是做制造业很累的，皮革服装也好，其他制造业也好，都是在随着行业的起伏而起伏，不是企业家自己可控的，受国际环境、金融环境、消费环境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行情一不景气，企业家都必须得去承受，所以很辛苦。比如光伏行业去年还很火，今年一下子跌了下来。
　　而且还有一点，投资制造业是轻易不能改行的。今天做服装，明天做手机不现实。现在政府在提倡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想让企业家们不改行。
　　政府和社会当然希望实业家来做制造业，这样可以解决就业、上缴税收。但从企业经营角度看，要做成一家不败的企业，不能完全堵在一个行业当中，所以后来发现房地产业起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做房地产，当然这个风险很大，但实际情况是，先进入的先赚钱，后进入的后赚钱，大家都在赚。
　　2005年，我几乎拿出全部的流动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做得很顺，我做皮衣18年赚得钱远远不如做房产这几年。
　　金融业无“小年”
　　但是现在房地产业受到了宏观调控，那我该怎么转型呢?加大对皮革产业的投入不可能了，但我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今年开始搞金融，做起小额贷款。
　　去年海宁成立了青年企业家创业协会，我当会长，今年跟市里申请了一块从事金融的牌照，成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我发起了13家股东，一共拿出2亿元资金。
　　小额贷款公司的名字其实从2008年才有，是国家金融改革中的一步。中国目前的一个现状是，私人还不能开银行，地下钱庄又普遍存在，那怎么让他们浮出水面呢?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一种途径，而且政府还可以收税，民间资本也能合法放贷资金。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试验呢?因为有些人有钱又不想创业，有些人想创业又没钱，政府又不想来解决创业者的问题，那就可以调动有钱的民营资本的积极性，让他们拿出钱来放贷，也解决了民营资本的合理配置。
　　小额贷款公司除了用企业家自己的资金，同时还可以向银行借贷不超过注册资本的50%，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1亿元，那么有了这3亿元我们就可以放贷了，按照国家规定，利率不能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
　　做金融业有一个好处，我们会选择前景看好的行业投资。今年这些行业好，我把钱借给他们，过几年，其他行业景气，我再把钱借给其他行业。所有金融贷款，贷出一年后就要回收，如果下一年度这个行业前景不好，钱回收之后，我就可以投到其他行业。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大家都愿意做银行，做金融，为什么华尔街那么牛，因为他是在瓜分景气行业的利润。资本是可以跳槽的，可以灵活进退，不会像制造业那样有“大小年”，所以金融业的风险相对要小。
　　中小银行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我的判断是小额贷款公司以后会变成私人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国家肯定不会一下子放开，担心冲击现有的金融秩序。
　　小额贷款公司和银行的区别是银行可以吸收存款，而我们不能。如果现在的小额贷款公司多年之内运作良好，不出现问题，那么国家就会允许我们吸储，这样就变成银行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能解决，媒体上、社会上众说纷纭，其实原因就是，中国的银行都是大银行、全国性的银行，他们宁愿把5000万元贷给一家大企业，也不愿贷给50家小企业，贷给一家企业只需要一个人来监管，贷给50家就需要更多人力，风险也增加了，银行肯定要考虑自己的监管成本啊。
　　现在很多银行的行长们压根不愿意贷给中小企业。有一个数据，全国所有工商企业中，享受到银行贷款的，哪怕只有一次，仅仅22%而已，大部分要靠自由资金和民间借贷解决。
　　中国金融投资需求非常大，问题的症结就是太少，在美国，有两三千家银行，大、中、小型银行都有。大银行对大企业，中银行对中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十分健康地运行。小银行们就在所在地周边放贷，在社区放贷，当然小银行的利率会高一点。
　　中国现在就缺小银行。如果现在试点情况良好，今后国家放开，一夜之间全国就会有上千家小银行，那么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就能解决。
　　银根收紧 无奈求助民间资本
　　今年以来，在温州乃至浙江省发生了一连串借款人的“跑路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但这在温州知名投融资人士岳岩看来太过平常，“在温州每年都会有人‘跑’”。
　　政府难控民间融资
　　岳岩告诉本报记者，由于目前温州民间融资市场的恐慌情绪尚未消除，民间资本已经不再向信用担保贷款，目前只做抵押贷款，通常会由评估公司估值，一般按照5折的价格放贷。
　　至于今后民间融资市场是否能通过政府介入来加强规范和控制，岳岩给出了生动的比喻:“两个人在私底下打白条借钱，就像一男一女在谈恋爱一样，别人怎么管啊，没人会告诉政府。”
　　正因岳岩所给出的理由，地方政府对于民间融资的监管难以找出有效对策，风平浪静时看不出大的波动，一旦出了事故，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然而，同样是由于双方私下的行为，也造成了民间融资的不透明性，其中则暗藏了投资的高风险。“为什么放的是高利贷，因为担负风险很大，他跟你借钱，也会跟别人借钱，信用贷款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知道民间借钱是查不出来的，打个白条，你怎么查?对借款人的现在难以全部了解，对他的未来也难以准确估计，本金能不能收回都难讲，所以也就渴望高回报。”岳岩说。
　　银根收紧之祸?
　　岳岩乐观地认为发生在温州的这次“跑路事件”已经基本平息了，“‘跑路’的不少都回来了。”
　　温州市政府正在实施一系列安抚民心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稳定进行，防止抢设备、扰乱生产秩序的事件发生，同时稳定工人心态，使他们尽快投入到正常生产当中。
　　“如果这件事不解决，所有的资金链都会崩盘啊。就像股市一样，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当大家要都把钱收回去，民间融资还怎么搞啊?”岳岩认为防止资金链断裂，确保民间资本正常流通是当务之急。
　　而深究为什么在温州民间融资会如此火爆时，岳岩感慨到:“问题根源是什么，就是银根收紧了。还有，温州政府出台新规定，在做银行抵押贷款时，一亩地的抵押额度是40万元，而实际上的市场价是一亩地100多万元，甚至200多万元。现在的情况是要么银行不贷款，贷款的话还要打折，企业只好求助民间高利贷了。”
　　对于未来温州民间融资局势的判断，岳岩认为，春节之前又将是一波还贷潮，如果那时不出大问题，同时银行的银根也能松下来，民间融资的信心会基本恢复。
　　“民间融资只要信心恢复了，一切还会正常运转下去，形势好了，大家又会出来融资，资本总是在逐利的。”岳岩说。
　　民间融资如何走在阳光下
　　由企业倒闭引发的温州债务危机向国人提出了民间融资的监管命题。
　　显然，此次温州债务危机如果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信心的散失将可能使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全民借贷”的温州面临整体资金链崩盘的可能。
　　由此，“温州危机”除展现了民间资本的强大影响力外，也宣告政府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规范的迫切性。
　　该如何规范民间资本?并建立有效预警机制?
　　在本报记者的采访中，业界普遍认为在现有环境下，政府难以对民间融资展开有效监管，因为民间资本在暗处，民间借贷产生，政府往往难以发觉。同时，缺乏一定合法性的民间借贷在没有政府对利率的控制下，可能演化成高利贷，甚至引发恶性事件。
　　基于此，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不少业界和学者呼吁，首要前提是将民间借贷阳光化，给民间资本一个合法的出路。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政府应鼓励民间信贷走出灰色地带，给予更多的合法性空间，让民间金融在阳光下运行。”
　　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则认为，中国应该尽快促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小型的银行和贷款公司，同时控制合理利率。
　　而在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社会地位之后，一些学者认为，规范民间借贷，在将其纳入到银行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等同等的金融体制内的同时，对民间借贷双方资金使用途径等也要有明确的法律手段和武器来规范。
　　比如进行专门监管。政府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监测，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有关数据，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变动情况，为有关部门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并起到市场预警作用。
　　同时，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必要要求借款企业按照规定披露财务状况、资金用途、运用效益等情况，让贷款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实现民间借贷“阳光化”来进行有效监管，就意味着我国应该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疏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实现资本要素的自由配置，也就是打破现有银行的垄断体制。
　　而在体制层面的改革后，部分学者认为，政府层面也可以相应推出可供民间模仿的“典型”，起到市场层面标杆和引导作用。
　　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副主席何伟文就以美国为例子表示，“在美国，就有专门的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该部门经国会授权拨款，可以向小企业提供贷款。而小企业能否获得贷款，与其信用评级直接挂钩。贷款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贷款，二是和金融机构、发展公司等为小企业提供联合贷款，三是担保贷款，由该部门向贷款机构担保，如果该企业逾期不还，则由小企业局归还所欠部分的90%。”
　　由于民间借贷主要服务对象为中小企业，因此，政府相关作为将能建立行业典范，为民间借贷树立标准。
　　（责任编辑：傅云鹏）　　
　　外贸低迷导致服装主业缺钱
　　对于服企融资难现象，近来业界出现新见解。
　　有观点认为，就服装业务本身，大多数服企所需资金有限，无需大量借贷。理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许多服装企业已经成型，服装业务再拓展成本有限，依靠其本身积累便可实现。
　　观点认为，眼下大量服企缺钱，契合了大量服装企业转投房地产业、矿业等热门行业的趋势，由此，服企的缺钱可能来自于其多元化的需要，而非服装主业本身。
　　对此，本报记者连线协会产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国强，以期能解答外界针对服企融资难现象的疑问以及探寻眼下中小服企主业发展中的资金缺口环节。
　　本报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小服企的融资难现象?
　　陈国强:我最近走访了一些浙江的中小服装企业，他们都谈到了融资难问题，可见中小企融资难在服装行业是确实存在的。这些企业的资金很缺乏，好在现在各地政府都在帮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融资体系当中，经常性的资金是给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银行喜欢大企业，相当部分的中小企业和银行没有直接的金融关系或信贷关系，基本就是靠民间借贷加以解决。
　　本报记者:现阶段，服企主业存在资金缺口吗?
　　陈国强:在这些服装中小企业中，就他们的服装业务来说，资金的需求量并不大，但是很需要。这些钱都用到哪了呢?
　　一方面，现在外贸中国际订单需求在减少，价格竞争更加激烈，因此企业在垫付资金上，需求增大。因为之前老外是直接把钱打过来，或者企业用老外的信用证抵押去融资，现在支付供应商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钱都要自己解决。另一方面，则是这几年生产要素成本上涨过快。
　　因此，内外因素一同挤压，使得原来企业家们可以用更长时间考虑的问题，现在因为资金周转的需求而显得迫切，因此他需要钱。
　　政府救市应注意方式
　　主持人:周立珍
　　嘉 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义平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 王 永
　　蓝地集团董事长 肖文玖
　　温州民间知名投融资人士 岳 岩
　　记者:温州企业老板“跑路”事件，在实体企业层面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有人担忧这是经济形势趋恶的预示，您怎么认为?
　　王永:不太好判断未来趋势。基本的预判风向标是盯紧欧债形势，如果它能缓和，我相信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会比较乐观，但如果它继续趋恶，那么就值得警惕。但无论怎样，应该比2008年强，因为经过那一轮的洗礼，企业家都有风险防范意识，抗风险能力也增强了。
　　肖文玖:大环境对我们服装企业的压力确实很大，主要是成本居高不下的压力，所以我认为目前不是大手笔投资的时候，而需要把钱攒起来，维持企业正常发展。
　　记者:企业老板“跑路”频发，善后工作又成难题，这让我们联想到2008年政府救市。我们应该从两次经济困局中有什么样的反思?
　　王永:我反对政府出台更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来救市，这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2008年温州就曾出现过企业倒闭的类似情况，但在政府救市的帮助下，一些问题被掩盖了，根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如果这次政府又直接出钱善后，会让那些”跑路”的企业家们认为反正政府会买单，为了维稳，“挟百姓以令天子”就会不断上演。中国目前逃贷违法的成本太低，主动违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之所以温州那么多企业接连“跑路”，也是一个从众效应，看到别人跑了，跑了后也许还有政府来救，于是就一起跑吧。
　　温州的实业空心化问题，更是值得警惕，制度决定行为，为什么那么多人借贷放贷?大家觉得做实业不赚钱，就拿钱去生钱，炒来炒去利息就高了，一旦高到出现问题时，就能到让所有人倾家荡产的地步。
　　肖文玖:我赞同政府出手救市，否则会带来大量问题，那些失业工人怎么办?巨额债务怎么解决?救市有很多种方式，比如由当地运营稳健的企业联手重组那些“跑路”企业。政府应该从温州事件中真正认识到扶持传统制造品牌的重要性，不能总是口头上说，而少有实质性的扶持政策。制造企业能给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民生大事。
　　岳岩:经济形势不稳定对中小企业影响很大，很多温州现在做实业的老板辛苦了1年，还不如他们的老婆炒几套房子赚得多。现在这些做服装、鞋和其他传统行业的老板们，都不愿意再做了，工厂能转移到西部和海外的都转移了，留在温州的工厂其实就是用来做幌子的，他们就是在用这些工厂、房产、土地做抵押，好借到更多的资金。其中一部分继续做实业，但更多的是投向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比如房产、珠宝、黄金等甚至到海外投资。
　　李义平:这次温州中小企业接连出问题应当说有一定的“非正常”，与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剧烈波动有关。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实施了紧急救市的、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危机本来就是因为产能过剩而引起，因此，救市的政策虽然会增加当期的总需求，从而缓解上游的产能过剩，避免企业破产和劳动力失业，但在下一期则必然导致固定资产的增加，造成产能的进一步增加以及通货膨胀。果不其然，过于宽松的政策立即导致了通胀。面对通货膨胀，政府又开始实行从紧的政策。这样在启动内需中没有或者很少分到实惠的民营企业，却在收紧银根时受到了冲击。实际上，仅仅收紧银根根本不足以解决CPI高企的问题。CPI高企是长期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上了很多工业的项目，很少上农业项目以及片面的圈地式的城市化导致农村土地流失、劳动力流失，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板，不能提供有效供给的反映。以为核心的CPI高企，说到底是一个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收紧银根不仅不能解决CPI高企的问题，还直接冲击了中小企业的正常生存。
　　我们应当有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例如像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建议的那样，每年按CDP的增加提供一定的货币供给，其它的让市场去解决。这样人们就可以有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的企业破产了，也是正常死亡。这样的正常死亡有利于竞争、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记者:有人认为，放宽民间借贷，就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能避免中小企业倒闭潮的出现，您是否赞同?
　　王永:民间借贷应该放开，压是压不住的，应该让其合法化。而且我认为对民间银行的管理实行备案制比审批制更有利于促进民间融资渠道的畅通。在中国向来都是抵押贷款，而没有信用贷款，如果服装企业没有厂房、没有土地，基本是贷不到款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服装企业拿大把的钱去囤地。这其实对一些服装企业是不公平的，比如设计师做品牌，他能用自己优秀的创意从银行贷到款吗?显然不现实，设计师只能走制造加工企业老板走过的路，所以中国很难出优秀的设计师品牌，即使有也做不大。
　　为什么就不能实行信用贷款呢?我们不能事先就假设所有借贷的人就是坏人，穷人也是有尊严的，再说了，坐飞机也可能摔死，喝水也可能噎死，以恶本善的前提设置贷款机制，再严密也难免出意外。有人问我:信用贷款如何监督?国家建立个人诚信档案，跟随这个人一辈子，只要他曾经恶意借贷不还，他的不良记录所有人都能查到，他肯定不敢为了几百万块钱毁了终生;另外就是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
　　岳岩:政府当然应该放开民间融资渠道，银行的银根收紧，企业要借钱只能去民间借贷。但事实上我们能看到的可能性很小，制度、政策上的改革会很缓慢，现在温州出了事最好的是政府能够让银行放宽信贷，让企业可以在银行借到钱。其实民间融资在美国、印度等国家都有，包括咱们中国自古也都是有的。
　　李义平: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经济成分就应当有什么样的金融体制、金融成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金融体制、金融成分跟不上经济体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和需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部门是缺失的。在金融服务上依然是偏向国有企业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即使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也可以“债转股”，帮国有企业解脱债务。
　　在向正规金融部门融资无门的情况下，温州的民营企业不得不转向地下金融。庞大的地下金融如果不及时地正确引导，肯定会构成对正常经济秩序的巨大冲击。地下金融的出路在于疏，而不是堵，在于让它合理的正规化、阳光化。在市场经济下，没有金融服务的企业是很难发展的。公平竞争要求各种经济成分都应当得到公平的金融服务，否则就是金融管理部门的失职。
　　（责任编辑：傅云鹏）　　
　　政府多项支持 只能轻松一点
　　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就是如今中小企业的大面积“哀鸿遍野”。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东莞，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这一轮经营困境来势隐秘但不失汹涌，东莞当然不能幸免。
　　10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发布了《珠三角小企业经营与融资现状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东莞661家企业接受了网上调研。据报告调查，今年各企业海外订单平均下降了15%―20%，企业成本平均上涨超过10%，其中原材料成本比2010年上涨了20%―50%，小企业工人工资相比2010年上涨了20%―30%。除此还有融资压力，传统金融机构贷款90%以上需要抵押物，能够覆盖的中小企业年销售额都在3000万元以上，单笔金额300万元以上。对于销售额在1000万元左右的微小企业，基本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身负这重重压力，从年初开始，陆续有媒体报道温州、东莞等地出现中小企业规模倒闭，甚至是倒闭潮。几个月过去了，温州的中小企业危机愈演愈烈，而东莞的情况似乎要稍好一些。
　　在这轮的中小企业困境中，东莞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的引导和扶持政策颇为抢眼。
　　为了应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东莞市政府多方面着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东莞市经信局综合科负责人在采访中告诉记者，东莞市政府除了一些政策引导，还先后设立了科技创新、融资支持、加工贸易转型等6个10亿元专项资金。目前东莞市政府已经取消或减免了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三资企业场地使用费和“三来一补”综合服务费等多项收费，每年为企业减负10多亿元。同时，政府还出台和实施了多项引导企业创新、升级的措施。
　　在东莞，虎门是服装特色镇，虎门镇政府也想办法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补贴和奖励。虎门镇政府经贸办主任谭志强谈道:“虎门镇政府目前实施了政府的税收分成返还企业的措施，2011年预计会返给企业2000万元。同时，还有一系列的现金奖励措施，如获国家名牌奖励100万元，省名牌30万元等。
　　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保障之下，东莞市经贸局综合科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全市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基本稳定。”还给出了一系列的统计数据:2011年1月―6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05.66亿元，同比增长14.8%。
　　对于倒闭潮的相关报道，东莞市纺织服装协会秘书长潘日辉在采访中强调:“企业倒闭，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东莞的一些服装企业现在是有一些工厂倒闭，但还不是‘倒闭潮’。当然，工厂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困难也很严峻，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严峻。”
　　一面是企业所要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困难，一面是政府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但这些政策对于缓解企业困境，甚至是带领企业走出困境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在采访中，一些企业表示，有时明明知道政府的政策指引是正确的，但苦于不知如何将之与自己企业实际相结合，虽然在资金上政府有倾斜，但毕竟僧多粥少，而且这种补贴也很难盘活企业的资金链，重点是怎么让自己企业的资金“流动”起来。
　　或许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还需要一个桥梁，就是行业协会。潘日辉告诉记者，东莞市纺织服装协会不仅帮助企业了解、享受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而且目前已经着手促进中小企业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集团接洽，使企业能够更方便地享受到政府的保险费。
　　针对服装中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困难，可能只有当地的服装协会才最了解，才最知道该如何帮助企业。谭志强在采访中介绍道，虎门服装协会近两年一直坚持组织企业到外地开拓市场，之前去过郑州、沈阳，接下来成都、武汉也在计划之中。参加这些展会，协会不只承担组织工作，同时还会出资帮助企业装修展台等，每一次参展虎门政府、协会方面都会投入1000万元左右。作为一个镇，这种支持力度在国内还是少有的。“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帮助地方企业集体出击、集体开拓市场。”谭志强这样说。或许通过这样的市场开拓，来让企业获得新的生命力，才能在根本上盘活一部分面临“停摆”的中小企业。
　　几十年来，东莞中小服装企业多为外贸加工为主，目前国内外不利的经济环境使得诸多问题集中性爆发，虽然当地政府、协会以及企业自身都在竭尽所能使企业尽量处于危机漩涡的外围，谭志强也坦言:虎门的中小服装企业只是在困难的环境下比别人轻松一点而已。
　　这个“轻松一点”很可能就成为了许多企业的救命稻草，困境面前，中小企业需要的是多一些政府扶持，而且是可以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扶持。
　　（责任编辑：傅云鹏）　　
　　看好孟加拉低工资
　　人力成本
　　尽管温州债务危机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但美银美林的报告却认为对于温州和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地区来说，真正的挑战是愈来愈高的人工成本和对于提升产品附加值的急切需要。
　　事实上，人工等成本的上涨已成为服企资金链紧张的主要“元凶”。温州这场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启示，除了再一次证明温州服企对民间借贷，乃至银行信贷的高度依赖，还有企业眼下在成本上涨环境中的无力与被动。
　　那么，目前，中国服企的人力成本上涨由哪些环节构成?又有哪些现实作为可以帮助企业应对成本上涨的挑战?
　　法派集团董事长 彭星
　　这不是突发奇想，但仍没用多长时间，法派便作出了放弃四川、将生产基地直接转移孟加拉国的决定。
　　这也被定义为跳跃式的转移，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的转移战略在三年内来了个大转弯。
　　放弃四川
　　对于大多数中国服装制造企业而言，后危机时代最重要的挑战或许是人力成本的上涨，在温州，许多企业因此退掉了大量订单，最近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的温州“倒闭潮”危机与人力成本上升也成因果。
　　成本的上涨迫使企业寻求更多资金填补缺口，遗憾的是，企业的选择不多。
　　法派的转移是应对人力成本上升的企业主动作为之一。三年内，法派将转移计划推倒重建，完全放弃2007年在四川投资千亩生产基地的转移计划，进而于2010年迅速决定转移孟加拉国，这一过程或将为业界带来启示。
　　“早在2007年，我们已经在四川设立制造基地，就是想把制造这块转移到四川去，但是最近，我们改变主意了。我们决定跳过四川，直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孟加拉国去。”彭星表示，“为什么变了呢，2007年的时候，四川西部的人员数量也好，成本也好，我们还能接受，跟东部地区差三分之一的成本。然而，现在两者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以至于现在到四川设厂，意义不是很大。根据目前的情况看，我想至多不超过5年，四川跟东部地区的成本就将持平，包括人力成本、四川那边的土地价格，包括政府的招商态度眼下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政策也随之有所变化。”
　　5年后的四川就是现在的温州，法派认为生产的内地转移已缺乏合理性，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了海外。
　　“而孟加拉国，每人月工资才30美元-40美元，即便发展时间早一些的越南现在也才100美元，非洲也是很低，相比之下，国内的成本太高了，中国目前的平均工资已在2000元以上。”彭星将生产转移计划调整称之为跳跃式发展。而原来投资的四川生产基地则调整为法派的物流用地，“现在企业缺的不是工业用地，对于服企的升级提升来说，最缺的是物流用地。目前，互联网这么发达，阿里巴巴到处圈地，凡客、京都也都在圈地，这时候我们也要转型，2009年我们上线唯品会，就是做网购，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因此，把生产基地改为做唯品会的物流用地，对于我们具有战略意义。”
　　与彭星对四川生产成本的担心不同，分管法派人力资源的副总裁卢爱军对于四川的担心则是招工难，即便法派转移到人口大省四川，也可能面临招不到人的窘境。“去年我们再一次到四川考察，不得了，那边也招不到人，这动摇了我们对四川的信心。”
　　不敢下单
　　根据卢爱军介绍，眼下，国内人力成本增长幅度已普遍对企业发展造成很大压力:“现在大家都在调整薪资幅度，一年比一年高，就今年来看，法派前7个月跟去年上半年相比，平均工资增加了40%。”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人力成本等运营压力上升找合适的“出口”，显得颇为紧迫。
　　“中国大陆的成本上升已经是一个世界性挑战，可以看看全球快销巨头ZARA和H&M今年的利润对比，为什么H&M今年生意这么好，还连续三个季度亏损，就是因为它的采购成本增加了25%，增加的25%来自那里，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为什么ZARA的利润还在增长，主要原因是它的采购成本保持平稳，他的70%采购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这些国家，中国只占很小一部分。而这些区域近两年来，人力等成本基本没涨，甚至还在降，由此造成H&M的利润下滑，ZARA却能不受影响，这就是中国大陆采购成本上涨带来的全球性影响。”
　　彭星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孟加拉国，因为我们要实现全球采购，商人就是这样的，哪里有利可图，他的眼光就往哪里转，这很正常。我们也是跟我们的日本客户一起去孟加拉的，他们也在中国待不下去了，成本的上涨导致他们现在根本没办法下单了，所以我们就联合起来，一起去转移。”
　　选择转移海外，尤其是转移东盟国家似乎正成为中国服企应对成本上升的重要选择。
　　对于法派来说，实现全球采购意味着成本控制能力、抗风险能力的增强，而东盟国家与中国所签定的零关税贸易条约，使其成为承接中国转移的优先地。
　　“孟加拉国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而已，其后，我们会很快发展柬埔寨之类的地方，因为中国与东盟签定了贸易条约，东盟现在是免关税，在东盟采购成本跟国内一样，只是增加了运输成本。”彭星表示，“这也是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后危机时代挑战的办法。”
　　中国制造仅有5年优势
　　直接转移海外对于大多数服装企业来说，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产业风险。因为大多数服企缺乏海外市场运作经验，且需要面临产业链短时间无法配套的问题。
　　就法派向孟加拉的转移，其也需承担一定产业风险。
　　眼下，孟加拉只能简单生产衬衫、T恤、夹克衫之类的产品，做不了高端的貂毛、貂皮、皮衣特别是西服产品，整体缺乏产业配套能力。
　　因此，以男正装为主营产品的法派集团转移孟加拉需要有个过程，包括员工培训、产业配套等都需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和成本支出。
　　对此，彭星表示:“转移孟加拉肯定有个过程，包括员工培训、整个产业配套，包括政治稳定等，这些孟加拉都不如中国，所以现阶段，我们的制造优势还能坚持几年，如果在产业链等层面，他们跟中国一样，那中国就很被动了。”
　　“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来看，如果跟周边国家相比，目前来看，3年到5年内，保持优势没有问题，虽然会很困难，但优势还能勉强维持。”彭星表示，“但5年以后，我们就不敢保证了，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和非洲国家，他们的制造业一旦聚集起来，那我们的制造业很快就会退下去。”
　　对于中国服装制造而言，周边国家对中国价格优势的挑战，或许将成为中国服装企业面临的头等大事。在温州，因成本控制不力、产品附加值提升有限，增强了一般企业对民间借贷的依赖。宏观货币政策的稍微收紧便引发了所谓的倒闭潮。
　　作为温州实体经营者的一员，法派也面临很大成本压力，在人力成本上，同比40%的增长，在供应链成本上，每年也有10%到15%的提升。任何企业都将会被压的喘不过气来，由此，法派选择全球采购道路，这有助于企业控制风险，但对中国服企也将是新的课题。
　　（责任编辑：傅云鹏）　　
　　工人挣得比厂长多
　　“以前是工人撵都撵不走，现在是请都请不来。”这就是目前服装工厂招工难的最真实现状。
　　2008金融危机过后，伴随着“用工荒”的是人力成本的持续走高。员工的工资越长越高，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尤其对于本来就举步维艰的中小企业来说，人力成本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前，相比其他成本要素，人力成本似乎弹性最好，想压就压;而现在呢，人力成本上涨成为了刚性指标，早已溢出了企业主的掌控范围。
　　半年一涨
　　当话题指向工人工资问题时，泰安市平玲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继平的脸上掠过一丝愁容。“这两年看来是每一年都涨，差不多半年涨一次，物价在涨，公务员的工资在涨，我们就只好也跟着涨。”张继平谈道。
　　至于上涨幅度，张继平接着说:“两年前工人的月工资差不多是500元600元的样子，现在涨到元;管理层的行政人员，两年前是1000多元，现在涨到3000元上下。一年算下来，人力成本差不多占到公司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
　　服装厂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中国还是有地域限制的，张继平公司工人的工资代表的是山东地区水平。在采访中，记者还向北京周边的工厂做了调查，工厂反映，普通车工的工资去年年初是每天70元，之后就以五元为单位递增，75、80……直到现在是每天120元。服装加工企业对此苦不堪言，河北玉田一服装厂老板告诉记者:“由于工资一下子涨了这么多，我们现在接活都要很谨慎，虽然客户给的加工费也涨了，但总账算下来，一不小心，我们做一批货不但不赚钱还得赔钱。”
　　除此外，随着服装工人工资的几轮上涨，北京周边的一些服装加工厂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状况――工人的工资比厂长还高。这两年每年的生产旺季，工人干得好1个月可以挣到元，一些工厂厂长、管理层也都重返车间干起了车工，他们这样说:“挣得多，而且还不用操心，挺好的。”
　　春节是节点
　　虽然不管利润在或不在，涨工资都在这里，但企业老板最怕的还是每年的春节过后，对他们来说，别人是过节，他们是过坎儿。春节前后是服装企业人员流动最为活跃的时期。
　　张继平向记者抱怨道:“今年春节过后，公司员工都平均给涨了200元，不涨就没人干。即便是给他们涨了钱，这还很可能留不住人呢。”
　　在张继平公司所处的山东泰山地区，每一年春节过后都有大量的年轻人选择到外地打工，所以公司中就有很多年轻员工流失，新招的人中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张继平直言，现在的工人很多都是附近的家庭妇女，年龄普遍在30岁40岁左右，甚至还有50岁多的，没办法，现在懂技术的熟练工都是这么大年龄的。
　　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浮躁，而服装加工恰恰需要的是坐得住凳子，而且一坐就是一天，这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加之服装行业要应对四季变化，大多需要工人加班加点，这也是很多年轻人不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张继平提到，现在几乎不敢组织员工加班了。
　　据了解，各地的服装圈近两年都陷入了一个“缺人”的怪圈，人越少，工资被炒得越高。反过来由于互相攀比工资，就产生了企业间的恶性挖人。人力资源的恶性流动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
　　流动性变大
　　工人的工资一路往上走，管理工人的难度也随着一路往上走。工人不只要求高工资，还要求高待遇。“以前是老板指哪他们打哪，现在呢，不好管了，管得多了，他们就去别的企业了。”张继平说。
　　稍有做得不开心的地方，工人就可以选择离开，反正这个行业到处缺人，去其他的公司兴许工资还可以涨一截。
　　如何应对流动性问题，有人会提到2008年年初颁布的新劳动合同法，这也恰是中小服装企业的一个痛处。在记者的调查中，虽然新劳动法颁布已有两年，除了极少数中小服装企业按国家规定给所有员工配备了劳动保障，更多的企业是置若罔闻。在中小服装企业中，不管是工人还是板师，均还是“无保障”的身份。
　　又是一组悖论，老板们的说法是，员工的流动性太大，所以我们不会给他们上保险。工人的说法是，都不给我们上保险，我们当然选择待遇更好的企业。
　　压缩其他成本
　　人力成本的上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企业主只能顺之从之，别无他策。工资降不下来，他们就要想办法从其他方面压缩成本。
　　张继平告诉记者:“涨工资的事我们左右不了，但可以改进原材料和工艺，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工厂的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不但可以减少人力，还可以提高效率，更能逼着企业升级。”
　　就在最近，张继平脑子里琢磨的是给企业引进一套吊挂设备，让流水线真的“流动”起来。张继平的公司一共有200多名员工，规模并不大，以前都是大企业才上马吊挂系统，但这次张继平决定要率先迈出这一步，“不走出去就只有等死。”
　　张继平算着这样的一笔账，虽然设备投入不是小数目，但可以提高管理效能，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单位成本摊下来，还是有账可算的。在他看来，人力成本的上涨，并不是企业面临的最大压力，也不该是最大压力，因为最重要的是转变管理观念。
　　专家点评
　　袁钢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中国服装产业之前的发展，是以压低工人的薪酬为代价的，也就是所说的“人口红利”。现在工人工资被倒逼上涨，人口红利被摊薄，对于中国服装行业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只能说之前的盈利模式，是将工人的劳动价格不正常压低，将服装的价格不正常压低。工人的工资现在上涨一点，非但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反而是一个行业的理性回归。还会促成服装行业的分配结构更为合理，工人多挣一些，老板的利润压低一些。重要的一点是，服装行业的生命力不该体现在工人工资的升降上，服装行业可升级的空间还很大，如原材料研发、如科学管理等等。
　　（责任编辑：傅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