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说的“高税负高成本”真的是中国“实体经济”的负担吗｜冷思考
秦朔朋友圈
王军平／文关于中国企业税负水平过高的观点近年来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两位企业家的言论又一次将中国的税负水平推向风口浪尖。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2017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旧事重提”，认为当前做实体经济太难、投资成本太高，再次呼吁降低企业税费。其理由是：税费过高导致实体企业利润率过低而难以生存，而“一个国家没有实体经济，国家想要富强，我想不可能”。无独有偶，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公司将按计划投资10亿美金在美国继续建厂，其理由是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并且是全球最高。曹德旺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人工和厂房建设成本，美国的其他各项生产成本都要低于中国。那么，减税是否能够为中国的“实体企业”带来福音？福耀的“美国生产计划”真的缘于中国的税负过高吗？牢骚太盛防肠断作为税率统计最为权威的机构，世界银行每年都会统计各国的税负水平，其衡量标准是“Total tax rate (% of commercial profits)”，即企业扣除各项税收减免后实际缴纳的税额和强制性支付（包含社保）与企业利润之比，姑且称之为“总税率”。无论是其他统计机构还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税负统计往往都会以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作为重要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全球经济体平均总税率为40.55%，而中国则为68%（不含港澳台）。以此计算，中国企业税负高出全球平均水平70%。|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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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年化收益率专家谈“曹德旺跑路”：别等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来源：新京报
原标题：李炜光：“死亡税率”并不夸张，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 访谈
　　37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他们，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
　　文/李炜光 .陈媛媛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很多人称“曹德旺也要跑了”。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但是，此事还是颇为值得反思――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死亡税率”并不夸张
　　新京报：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您称这么高的税费负担为“死亡税率”。昨天却有学者称，您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死亡税率”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
　　李炜光：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减税，减税是不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李炜光：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用“轻税”这个词。因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今天减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而眼下，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
　　就拿美国来说，特朗普为何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获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减税，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税收减少4.4万亿美元。这样做，实际上说到了选民的心坎里。美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来萎靡不振，也没到完全瘫痪的地步。那么，此时难道说就不应该呼吁减税吗？显然不是。
　　里根轻税政策至今影响美国
　　新京报：怎样的环境，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
　　李炜光：企业家创业、创新，都需要有一个轻税的环境。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这些年来，美国虽然也试图在医疗方面进行改革，但是，他们的道路走得也不畅快。不过，美国很快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马上进行了调整――特朗普的减税其实就是调整。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比较灵活的。
　　事实上，不同于西欧高福利国家，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
　　算税负不能玩“数字游戏”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炜光：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我们的税制与之没什么可比性。
　　现在说的中国企业税负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中包括各种税以及各种企业必须缴纳的费。用这些税费除以商业净利润，我们就可以算出，中国企业的税率到底是多少了。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一算。
　　但是，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那么，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税负高不高？要问企业家
　　新京报：您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反映的是当下一些企业家普遍的感受吗？
　　李炜光：这件事发生在大连，百分之百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作为学者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家不该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发展。
　　说到底，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这个地方上的企业却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目前，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也是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生长出一批比较成功的企业，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呢，大家就要去美国发展，这对我们这个非常有前景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说实话，我们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企业家们就开始悲观，资本就开始出走，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
　　营改增后，生产企业1/3流转税无法转嫁
　　新京报：曹德旺提出，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那么，除了增值税之外，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所得税比较重，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二是，劳务税比较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在会计记账上，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五险一金”始终被算作税，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数”，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目前，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这要是足额缴纳，企业更受不了。我们主张，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对此，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此外，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应下调。现在，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也不少。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政府扶持不出好企业
　　新京报：税负改革，现实中存在什么阻力？
　　李炜光：今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其实也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无论从政策层面来看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减税、实行轻税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早已达成共识。但是，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支持改革、降低税负，这都没有任何分歧，可是一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往往南辕北辙。
　　新京报：除了税负，您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的其他问题是什么？
　　李炜光：其实，我们也不必为民营企业家操太多的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上早就练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相当有学识、有水平、有能力。现实中，我接触过特别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们懂市场。他们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经历也很传奇，中国有这样一些企业家，特别让人感到踏实，能让人看到希望。
　　但是，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在市场，而在于不当的干预、沉重的赋税。37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他们，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很多时候，不要他们担心创新不足、结构不合理，政府越去干预企业家，往往越干预不好。我一直认为，政府的干预，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从政府角度讲，对企业就要提供“大环境”，少去干预、减轻税负，甚至少去扶持。好企业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业家。曹德旺、马云，显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
　　税费要适当，同时要偏轻，这是我主张的政策。当然，这需要研究，什么是适当征税、什么是偏轻，征百分之几算少、征百分之几算多。
　　新京报访谈员 陈媛媛
(责任编辑：肖武岗 UN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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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中国税负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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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网（）03月03日讯
全国政协委员、大王、创办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税负太高。我们赚一块钱，要缴一块一的税。（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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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重”？“费重”？税制专家再解中国制造“曹德旺现象”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虞涵棋
19:43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一段视频“火了”。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再次将中国企业税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些榜单和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提到，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可能较重。今后，减费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而针对曹德旺的言论，胡怡建表示“企业就没有说税不重的”。但是，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凸显了原本的税负分布不平均等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家发声。企业税负问题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近期也因为一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今年11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公开了他“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几个数字引发广泛关注：一是有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二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在中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大约在10%左右；三是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在、2015年连续保持在68%左右的高水平上。这次曹德旺所说的，是否传达了李炜光调研中的“87%”的普遍声音？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情况如何？为何企业家会觉得税负较重？中美税制又存在怎样的差异？福耀玻璃在中国一年缴纳多少税？澎湃新闻（)查阅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时发现，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35.7亿元，净利润为26亿元。而现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3.8亿元。但“支付的各项税费” 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审计报告显示，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为4.3亿元。而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费在内的应交税费为3.35亿。但审计报告中的所谓应交税费是指当期应交未交的税费，并非实际发生的税费，因此光从审计报告无法计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当期总税费。“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理解民营企业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但是，所谓的税负“轻重”，需要横向和纵向角度进行比较，存在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是到底怎么算这个（比美国高35%)，他直观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我们不能下结论。”目前，中国并没有单独计算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宏观税负，即税收总量占GDP或GNP的比重。胡怡建介绍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0%不到一点，在世界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而从另一个指标，即税收比重（税收总量占财政收入比重）来看，胡怡建说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收比重开始上升，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但近几年来，税收比重大概基本稳定在18%到20%之间，甚至略有下降。美国的税收占比要比中国高。胡怡建说道，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那么，为何民营企业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胡怡建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凸显了一些现行税制方面的矛盾。企业是中国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胡怡建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它的个人所得税比较高，加上遗产税、房屋居住的时候有财产税；中国没有遗产税，财产税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税的比重不高，纳税的任务主要是落在企业上。虽然总的税收比重不高，但企业的占比比较重。”“税重”还是“费重”？而胡怡建所说的第二个结构上的问题，是除了税收之外，其他收费给企业增加了许多负担。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总税率”（total tax rate），是世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一项，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总税率从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目前，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但胡怡建提到，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胡怡建介绍道，“这就涉及到税改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减税还是减税以外的收费？”但是他认为，像世行“总税率”和《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这样的榜单和指标，“是把企业可能交的税费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分配矛盾胡怡建还提到，除了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比例、税和费总和负担较重外，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如何给中国制造业减负？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介绍道，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第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但鉴于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有着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将“制造业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竞选口号，计划推出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会对中美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呢？胡怡建认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他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块，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责任编辑：虞涵棋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死亡税率”,曹德旺,税收,营改增,税率,李炜光,胡怡建,制造业,特朗普,上海财经大学,澎湃,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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