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奴隶制经济/古希腊奴隶制经济
正文/古希腊奴隶制经济
　　公元前 8世纪至公元后几个世纪古代希腊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特别是在公元前 6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它成为发达的的一种典型。 　　概况&　古代包括南部（本土）、上诸岛及西岸地区。气候温和，多山多水，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尤有海上航行之便，这些为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般认为公元前11～前 9世纪的“荷马时代”（又称“英雄时代”），正处于氏族制度急剧解体的阶段。当时，青铜器工具已普遍使用，并正在向使用铁器工具过渡；犁耕农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已发生，主要是，或以金属块和牲畜充当等价物。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已出现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各地部落的首领相当富有，他们开始穷困的家族以及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女奴主要用于家务，男奴多用作放牧，直接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奴隶还不多。 　　随着社会的提高，约公元前8～前6世纪，陆续形成数以百计的城市国家──。各城邦大小不等，条件各异。中部希腊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属于中等规模，其面积大约16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公元前 5世纪）。许多城邦广泛开展对外移民，远及沿岸、小亚细亚、、东部和南部，甚至远达今和。母邦和它的移民所兴建的子邦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在子邦推行奴隶制生产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希腊世界的经济发展。有的城邦以重金建造商船及保障其海上利益的舰队。这样，希腊人终于取代了善于经商的，确立了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优势。在城邦经济中，奴隶劳动的使用日渐广泛。 　　&　公元前6～前4世纪，希腊的奴隶制经济达到了典型的发展阶段。虽然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仍占支配地位，但在近海的许多城市中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前使用奴隶限于家内和有限的经济部门，现在奴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从前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主要目的，现在则以从事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这样，奴隶制经济进入繁荣发达时期，成为希腊社会的经济基础。这时，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技术的改进（轮种和施肥），农业生产有所提高。希腊人在山坡上广造梯田，栽种良种葡萄和橄榄，以输出和换取他们所短缺的谷粮。中小土地所有者（占地十几、几十乃至上百英亩）往往亲自参加耕种或使用若干名奴隶，农忙时也兼用雇工。大土地所有者使用更多的奴隶,且多由奴隶管家代为经营,有的索性将出租而收取实物或租金。这样的大地产（占地数百英）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间有所发展，但为数可能不多。 　　手工业&　这一时期的发展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仍然存在，但城市中独立的手工作坊（工场）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类作坊有比较细密的分工,比如,纺织作坊有洗毛、梳毛、纺线、织布、染色；制陶作坊有拌料、成型、上釉、、;制靴作坊有打样、作底、作帮、缝鞋等。（工具、武器、装饰品）、木工（船、车、家具）、（硝皮、各式皮件）、面包坊等行业,亦各有分工协作的程序。匠人趋向于掌握一门手艺，力求专精和熟练。小型家庭作坊,常辅之以几名奴隶或雇工,中型作坊使用奴隶、雇工十几乃至几十名,大型有多达120名的。某些城邦常有其闻名的产品，如雅典的金属和陶器，科林斯的陶器和，米利都的品和家具等。考古学家发现的古希腊大批独特的双耳（见彩图），充分表明匠人所具有的高超技艺。
古希腊奴隶制经济&古希腊奴隶制经济&古希腊奴隶制经济　　商业&　手工业是商业发展的条件，商业又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希腊各城市多有商业区或指定的市场，大小店铺陈列各类商品。在市场上也买卖奴隶，男女奴隶被枷锁着，标明年龄、用途、价格等项以供顾主挑选，贩卖奴隶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希波战争前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希腊本土的（）、、爱琴海上的米蒂利尼（莱斯沃斯岛）、萨摩斯（岛），小亚细亚沿岸的以弗所、米利都等，都是著名的。公元前 7世纪希腊已有铸币，普遍流行银币，也有金币。铸币的广泛流通，给贸易带来便利，并出现了专门从事经营货币的行业。有的亲自或假手其奴隶开设“”，经营存款放款,抵押,地区转账，从中牟取厚利；贷款视具体情况，年由12％到30％、40％不等。 　　奴隶和奴隶劳动&　希腊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奴隶制的存在为其前提。奴隶的来源有战俘、债奴、海盗劫持的人口、奴婢所生子女及罪犯等。奴隶在法律上不被当人看待，而等同于和工具。奴隶以用于各种物质生产部门为主。奴隶数量无可靠数字，大体说来，经济发达的地区奴隶数量可能不少于自由人（城邦和）。雅典仅用于洛里恩银矿上的国有奴隶就有1～2万人，大奴隶主尼西亚斯占有奴隶逾千人（专用于出租）。奴隶价格因具体条件而有别。但总的来看是低廉的，比如一名武器作坊的奴隶价格为100～150（银币），购买奴隶的主人，一年间便可从奴隶身上收回其身价的全部或 2/3。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之权。但事实上并不轻杀，因主人不愿由此损失一份财产。有些代主人经营而获利丰厚的奴隶，还可得到赎身的机会（成为“被释奴”）。但众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奴隶常被打上或戴上，忍辱负重，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经常起来与奴隶主作斗争，由怠工、破坏工具和财物、逃亡直到举行武装起义。公元前 5世纪中，洛里恩成万名奴隶逃亡；南希腊的阿尔戈斯隶和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被征服而沦为奴隶的原有居民）曾展开大规模起义，给奴隶主以很大打击。 　　希腊在马其顿统治时期和在公元前 2世纪中期被罗马征服后,奴隶制关系仍继续存在。罗马帝国在公元395年分为东西两部后，希腊在东罗马帝国（即）的统治下，奴隶制危机不象那样严重。但至6～7世纪，在奴隶、不断起义和入侵的打击下，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就逐渐衰落，向封建制过渡。 　　参考书目 　主编：，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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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光荣榜　　城市对人类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也是世界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城市的兴起，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曾经把整个社会经济史概括为城乡对立的历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史学家古朗士写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宗教信仰为主线，向人们描述了古希腊罗马城市的社会历史。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都市化问题以及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城市的历史，对于城市的性质特征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几十年来，以芬利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城市研究及其与此相关的考古调查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85年，城市史中心在英国累斯特大学成立，把对城市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为史学家研究古代城市提供了良机。我国学者从八十年代起，对于与城市相联系的城邦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国内对于古代城市的农业基础和经济特点研究得还很不充分，对古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是极少论及。笔者试图以古希腊罗马为例，就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及其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和同行。　　一　　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城市的经济特征时，曾经把城市概括为“市场周围的居住地”，①这一结论并不能代表古代城市的特征。国内外史学界不少学者在进行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时，往往过份强调商品经济在希腊罗马城市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古代城市的一般经济规律。其实，对于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马克思早就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②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是古代城市最重要的经济特征，也是它区别于中世纪城市和近现代城市的显著标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考古文献资料来证明这一论点。　　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希腊罗马城市也不例外。在某些希腊城邦的钱币上，有小麦穗和大麦穗的图案、农业女神墨忒耳、葡萄种植业庇护神狄奥尼索斯或者他的伴侣--萨堤罗斯的头像，以及盛酒和葡萄的尖底双耳瓶的图形③，钱币的图案无疑反映了农业在希腊城市的重要地位。对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农业是这座罗马城市生活的基础，维苏威火山的坡地布满了葡萄园，庞贝以生产葡萄酒而远近闻名，④史实足以说明农业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城市的意义。　　农业在古希腊罗马城市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古希腊罗马人普遍形成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思想，农业被视为自由民的本业。罗马共和早期，元老贵族皆以躬耕田亩为荣。西塞罗、李维等古代作家都提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罗马贵族辛辛那图的故事。当元老院代表宣布他被推为狄克推多（独裁官）时，他正在其4尤格土地上辛勤耕作。第一次布匿战争时，利古路斯被任命为罗马对非洲作战的指挥官。战役胜利后，他渴望立即回到自己7尤格土地的农庄上料理农事。但事与愿违、元老院没有派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这使他十分恼火，抱怨不已⑤。罗马对外扩张特别是建立帝国之后，元老贵族早已成为拥有广阔地产的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过执政官和卑斯尼亚全权总督的小普尼林地产极多，既有一望无际的拉蒂芬丁，也有几百尤格的中等规模农庄。尽管公务繁忙，他对农庄事务不敢有丝毫懈怠。在修剪葡萄季节即将来临之际，他向图拉真皇帝请假回农庄料理农事。⑥　　商业在古代城市被视为贱业，希腊罗马城市颁布法令限制人们经商。在忒拜有条例规定：凡是曾经从商的人，必须经过十年不到市场作卖买行为，才能担任公职⑦。公元前218年，罗马元老院颁布克劳狄乌斯法，禁止元老经商。⑧雅典的商业掌握在没有完全公民权或政治权力的外邦人手中，希腊重要的商业中心德洛斯几乎所有的商人都是外邦人。人们往往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弃农经商。如担任过雅典海军统帅的安多西斯，是在被国家驱逐落到贫困艰难境地的情况下才被迫经商的。⑨商人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一有机会就从商业中退出来。　　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对当时人们重农轻商思想作了集中的概括和表达。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谋生方法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色诺芬在《经济论》中强调，靠农业为生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⑩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从事农、牧、渔、猎，由植物和动物取得财富，是顺乎自然值得称道的；而经商靠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则不合自然应该受到指责。（11）公元一世纪罗马农学家科路美拉在其著作《论农业》中，把从军、航海经商、放高利贷和包揽辞讼等看作“乌七八糟”的职业，而把从事农业看作适合于自由绅士高尚身分的行业。（12）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的作家们留给后世极为丰富的农事诗和农学著作。除了人们熟悉的希腊诗人希西阿德的《田功农时》和罗马作家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论农业的著作外，萨谢尔父子写书对罗马人进行农业教育，被老普林尼称为加图之后最杰出的古代农艺学家。维吉尔写诗赞美农业，享有“农业之父”誉称的迦太基人马戈的二十八卷著作经罗马元老院命令被译成了拉丁语。（13）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作家们重农轻商的共同认识无疑是对当时农业为城市之本经济现状的反映。　　古代城市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农民是城市居民。这与由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体的中世纪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里斯多德在分析僭政产生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古代各城邦都是土地狭小，人民散居效野，从事农耕；他们的首领都是善战的健者，这就尽有建立僭政的机会了。”（14）据说，公元前403～402年，雅典四分之三的公民是农民。（15）另一种说法估计，公元前403年，只有5，000名雅典公民不是土地持有者。（16）无论如何，农民在雅典市民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古代城市中，大土地所有者是城市的显贵。一个被苏格拉底称为“最好的骑手和最富的市民之一”的雅典人，平常除了访友和在城里办事之外，就是到田里监督栽秧、除草、播种或收获工作。（17）西塞罗和小普林尼都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大土地所有者这与富商、高利贷者、房地产主和少数富有的行东构成贵族集团的中世纪城市同样有很大区别。　　土地是古代市民财富的主要形式。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在实行改革时，按财产资格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每年收入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斗者为第一等级，称为“五百斗级”；达300斗者为第二等级，称为“骑士级”，达200斗者为第三等级，称为“双牛级”；在200斗以下者为第四等级，称为“佣工级”。（18）在这里，梭伦衡量财富的标准是根据人们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王政时代第六王塞尔维乌斯对罗马社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公民财产和提供武装的能力划分了五个财产等级。据说，第一等级公民的财产资格为10万阿司，第二、三、四等级的财产资格分别为7.5、5和2.5万阿司，第五等级的财产资格为1.1（或1.25）万阿司。低于第五等级的为等外，称为无产者。然而，铸币在罗马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出现，所以塞尔维时代不可能用阿司作为货币单位来估价公民财产等级。不少学者认为，塞尔维乌斯改革是按土地财产多少来划分公民等级的，后来古典作家改以钱币折算表示土地财产关系。当时第一等级的最低限度是20尤格土地，最低等级可能只有2尤格或2.5尤格土地。（19）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被称为罗马金融贵族的骑士阶层绝大多数是土地所有者，在他们承包公共工程和从事农业税收活动时，必须用土地米作为契约的保证。（20）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莫斯提尼第42次演说辞反映了一个名叫菲尼普斯的人的财产情况。此人的财产是在西塞卢斯的大片土地，面积超过40斯塔特。大麦、葡萄和树木构成了土地生产的核心，地产上农产品的收入是他财富的主要来源。（21）在古代希腊罗马城市中，市民靠耕种在城郊的土地或土地上的收益维持生活是一种普遍现象。　　土地不仅关系到古代市民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他们的公民权力和政治地位。在古代城市中，公民权与土地占有权是一致的。公民身份是占有土地的前提，而占有土地又是公民身份的基础。占有土地是公民的特权，不管一个外邦人多富，他也不能购买属于城市的一小块土地。农民往往由于拥有一小块土地，才有资格成为城市公社的一员。丧失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公民权。因此，古代城市的市民都视土地如同生命，以占有土地为荣耀，甚至不惜亏本借债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土地财产。根据奥斯伯尼计算，菲尼普斯的地产每年给他带来将近5000德拉克玛的收入。但他的收入不能抵消他的支出，因而欠下了许多债务：欠潘菲洛斯和菲多提里斯6000德拉克玛，欠艾安提底斯4000德拉克玛和阿里斯托梅尼斯1400德拉克玛。（22）即便如此，他还是十分热衷于土地经营。正像西塞罗所讲的那样：“这些人虽然深深地陷入债务，如果出卖他们的土地是足够支付他们的欠款的。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是‘土地的光荣’。来自他们地产的收入不能弥补他们债务的利息，但他们继续愚蠢地试图这样干。”（23）“土地的光荣”使古代市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再生产公民。　　正因为土地至关重要，土地问题就成为古希腊罗马城市政治斗争和政治改革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秘史。”（24）罗马共和时期长达二百多年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围绕着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公元前376年，李锡尼和绥克斯图担任平民保民官时，提出了占有公有地最高额不得超过500尤格的法案，限制土地过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经过十年斗争终于使法案获得通过。（25）罗马称霸地中海世界后，随着大量土地、财富和奴隶的流入，奴隶制高度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失地破产，影响了兵源。格拉古兄弟为了维护罗马城邦的社会基础，推行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企图抑制大地产的发展，恢复小土地占有制。虽然改革夭折，但仍使将近八万公民分得了份地。（26）公元前90-88年意大利人之所以发动争取公民权的“同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和罗马士兵一样得到份地。雅典梭位改革时，也颂布了“土地最大限度法”，对于当时盛行的高利贷土地经营以及土地集中现象进行了限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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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堂：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特殊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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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不受其生存环境或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愈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愈大愈直接。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规定了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方向，也规定了一个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特殊风貌。
　　历史的道路是一定时期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按照效益最大化、活动最省力的原则，普遍做出的一种自然选择。我们需要对这种自然选择加以认识和理解，以便弄清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某些基本原理和症结所在，或许对未来发展有些启示。为此，首先就要说说我们历史的大舞台——中国地理环境的长短优劣和特殊规定性。
　　地理环境永远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也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可能不受其生存环境或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种影响愈在人类社会初期，就愈大愈直接。可以说，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规定了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方向，也规定了一个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特殊风貌。
　　一、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社会
　　人类社会最初的经济形态，都是在某种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经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不同种类和特色的自然经济。因而，地理环境对自然经济——特别是对古代农业经济——的影响最大、最直接。研究古代史，不能不涉及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毕竟事物是条件的产物，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大体分为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干燥的高地，包括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地区，这些地区盛行畜牧业;二是巨大的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这些地区盛行农业;三是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地区，这些地区盛行商业和手工业。(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4页)。道理很简单，人类先民和其他动物一样，为了生存，不得不屈服于自然界，他们在各自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干农业还是干其他产业，绝不取决于先民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他们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基本差别，居住在不同环境里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各不相同。“居住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居民——例如蒙古人——过着家长制的游牧生活。……文化生活是在平原地区开始的，这些平原，由于有河流，所以肥沃丰饶”。(《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5页)“属于这种平原流域的有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些国度里都产生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国家。这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盛行着的是农业，农业成为这地方居民生存的主要依靠，而农业是适应于严整的四季进行的，因而也就适合于有条不紊的各种工作”。(同上书，第485页)“可是居住在平原地带上的农业居民惰性很大，安土重迁，闭塞成性，不善于互相联系。至于沿海居住的人民则完全没有这种缺点。海并不能使人们隔离，却把他们联结起来了。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正是在沿海的国度里，文化以及随着文化而来的人类意识的发展，达到发展的最高度。这种例子……只要指出古代的希腊就够了”。(同上书，第485—486页)这段引文说明，不同民族的历史起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那么，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道路、民族精神和社会制度，也应该首先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得到解释。
　　中国的文明史，奠基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广袤的黄土冲积平原。这里的自然条件有其独特的内涵。
　　首先是土壤。黄土不但天然就是肥沃的，而且非常松软，易垦易种。这就有可能使只有木石工具的时代的人们，能够很自然地发展农业。古书所云“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就是那种农业情况的真实反映。
　　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松软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开垦和粟、稷等耐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上古时代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
　　其次是气候和水情。中国是位于北温带的大陆国，温暖 的气候，加上丰富的河流和较浅的地下水源，非常有利于农
业。此外，高热和多雨的季节正好处于同一季节，“在农作物生育最有效的时期往往降雨”(《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6页)，从而保证丰收。拥有如此适合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不从事农业、不形成典型的农业民族和农业社会才是不可理解的。
　　即使像西北这样较为干旱的川谷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也是较好的。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从半坡村、宝鸡北首岭、华县护泉村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粟(俗称谷子、小米)的皮壳，说明这些地区在世界上很早就开始大面积种粟。粟是耐旱的作物，很适宜于干旱的黄土种植。一句话，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土壤、水分、气候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宜农业，先民何乐不为!
　　土壤、气候和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决定性条件。显然，一系列优越条件——最适宜农业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先民很早便选择了农业这条生存道路。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地理环境的特点往往给予个别民族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其特殊的方向。”(《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48页注释)。
　　经济效益的引领作用和驱使力量，比任何政府的重农、劝农政策要强大一百倍。由于自然条件最宜农，致使我国农业不仅成熟得非常早，而且很快发展得一支独大!——偌大的中国内地，劳动力和土地差不多全都投入粮食种植业，其他经济部门如渔猎、牧业和手工业等，都不如经营农业稳定可靠、简单易为和效益显著。至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务农，比放牧和渔猎养活的人口都要多。农业经济这种突出的优越性、合理性，使它以外的行业或者得不到发展，或者被历史所淘汰，或者依附于农业。由此造成了中国几乎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而不像欧洲那样，农牧并举，且牧业、工商业收益甚至皆已超过农业。
　　于是我们可以说，数千年处于几乎单一的农业社会——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一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二、地理环境导致社会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中国形成单一农业经济，与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实为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但这里重在强调分工和商业都不发达的地理原因。
　　不可否认，相对于西方海洋地理环境而言，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社会分工和商业之不发达，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固与历代王朝存心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绝大关系。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之产生和经久不衰，本身也有地理方面的原因。抑商政策之能通行数千年而不变，首先表明该社会对商业的依赖性本来就不大。相反，在古希腊那种不太适宜于农业却很有利于工商业、海运业的地理条件下，即是再强悍的政府也恐怕难以像中国那样，长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可以说，中国内地特别宜农的大陆地理环境，导致农业之外的分工和商业不发达。
　　首先，在我国以中原为中心的这片土地上，物产的地区性不甚明显，各地的物产大致相同。农业生产几乎是单一地种植粮食，而不像古希腊的农业中种类繁多的果树、油料作物和各种农产品加工业占很大比例。
　　我们知道，商业本来是不同生产者之间交换产品的媒介，但在物产差异性不大、作物种类单一、社会分工不发达、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农业生产者之间，相互贸易的必要性不大，也就基本上无需乎这种媒介。正是由于具备这种较单一的经济地理特征，专制统治者打击商人、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才能长期得以顺利实施，而对社会影响不大。
　　其次，中国三面环绕高山大漠、一面濒临茫茫大海的封闭性大陆环境，交通不便，同古希腊、古罗马人活动的地中海地区相比，显然不利于商业、海运业和渔业的发展。正像单一的农业经济产生于唯独经营农业最为有利的自然条件下一样，农牧工商并举的经济产生于亦可农、亦可牧又便于开展工商航运业的自然条件下，即欧洲的条件下。
　　欧洲陆地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主要分布在北纬45度以上，与我国东北和外蒙一带的地理位置相当。其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显然不如我国中原地区利于农业，但却同我国蒙古高原及其以北地区一样，是发展牧业的好地方。那些地区农业只占社会经济的一小部分，而畜牧业所占比重较大，不少国家粮食不能自给，但几乎都能出口羊毛、驼毛、皮革、骨制品和奶制品等畜牧产品。例如，英国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夏季低温、潮湿，是发展耕作业的障碍，但对牧草生长却十分有利，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畜牧业是英国农牧经济的主要部门，其产值占农牧经济的70%。北欧(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冰岛五国)耕地面积有限，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少，主要是发展畜牧业。荷兰、比利时也以畜牧业和园艺业为主，粮食不能自给。农业条件的不足，由牧业得到补充，形成农牧并举的经济结构。因此，恩格斯总结说：“耕作和牧畜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至于欧洲南部(这里特指北纬45度以南)亦即地中海地区，气候条件固然没有问题，但半岛狭长，土壤贫瘠，缺乏地域辽阔、土壤肥沃的大平原，种植粮食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厚。可是这里却存在另一种自然条件：土壤差异大，具有丰富的矿层;半岛和岛屿众多，又有不少伸入大陆的海湾。这便助长了各种手工业、海上贸易和航海术的发展。因此，那里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冶金、制灯、制床、裁缝、乐器、酿造和武器制造等手工业工厂;而最显著的还是其频繁的商业贸易和航运、渔业等海上经济活动，以致古希腊人曾自称，他们就像一群围着地中海的“青蛙”。(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但与中国相反的是，古希腊粮食生产的情况就特别坏，那里没有重要的平原，土壤比较贫瘠，土层也不够厚，大多数希腊地区缺乏自产的粮食，必须从外面采购。(参阅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4、9页)仅此一项，就使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商业贸易活动，而不像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几乎不与市场发生关系。因此，抛开抑商政策暂且不说，位于辽阔陆地上的中国，商业贸易不够发达，而古希腊罗马曾发展成规模宏大的“世界贸易中心”，是很自然的。
　　而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环境中，东滨太平洋，汪洋浩漫，横无际涯，海岸单直，几无彼岸，成为学习航海术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巨大障碍。至于西北、西南一带，则高山峻岭，荒漠绝域，也使中国人不易长期维持国外市场的联系和存在。
　　海洋的民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弯曲的海岸首先是一种便利的运输条件，无论过去和现在，往来交通和货物运送，走海路要便宜得多。此外，海洋还是某些生产部门如捕鱼等活动的场所，它可以在耕地和畜牧以外更容易为人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便大大减小了人们对耕地的依赖和人多地少的矛盾，也不致出现农业生产周期长和颗粒无收的灾荒。
　　如果说肥沃的陆地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居民显示出发展农业的优越性，致使他们好像对诸如畜牧业等产业“不屑一顾”，那么，大海却没有对他们提供多少积极启示。相反，欧洲陆地环境的多样性，使那里的民族既农又牧，且农业并非单纯限于粮食生产;优越的海域条件又使之发展了商业、航运业和渔业生产。这正证实了马克思的下述论断：“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至此我们看到，自然条件使一个社会农不废牧，分工和商业都很发达;而使另一个社会特别适合农业，以致成为典型的单一农业社会，缺乏分工，缺乏工商业和从事不同行业的工商阶层。“大田多稼”(《诗经·小雅·大田》)，中国至迟在殷周之际即已成为单一农业社会，这就抑制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自殷周以迄明清数千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奠基于农业而不是工商业。
　　其实，我们的沿海先民未尝没有征服大海的强烈愿望，但面对无边无际的浩瀚海洋无可奈何，只好转向内陆，靠农业为生，而不能出海经商(内陆经商贩运很不容易)，致使海上贸易不发达，商业始终不是部落、家庭和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倒是开荒种地几乎成为中国唯一的产业部门和生存方式。难怪我们发现从有巢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的历史传说，到夏商周的文字记载，车载斗量，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而有关商业的神话故事和民族史诗则未之有也。
　　于是我们可以说，单一农业之外的分工如工商牧渔业之不发达——这是中国与西方又一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三、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保守的民族性格
　　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内陆地理环境，容易形成保守的民族性格和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显然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而以中原为中心的内部，却是一片沃野千里的农耕宝地，同周边恶劣的生存环境相比，明显具有再好不过的优越性。这样一个相对封闭而优越的生存环境，向内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且风险和成本较小，收益稳定，遂使中国人只向内讨生活，而无需向外自讨苦吃;背井离乡、陆地跋涉，何如悠然耕田、居家安食的农家生活舒坦?万里商旅使人望而生畏，即使偶尔出行，也直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于是，眼睛只盯住一小块土地，就成为几千年人人信守的生存哲学，这便养成了国人安土重迁、保守中庸、含蓄内敛、消极忍耐的农耕民族性格和讲究家庭和谐、长幼有序、重男轻女、孝敬老人、尊重长辈、祭祀祖先的农业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与这种农耕民族性格和伦理规范相一致的儒家文化，就是从这种农耕文化土壤中产生提炼出来的。不是保守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而是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造就了保守的儒家文化。
　　希腊、罗马、地中海各国以及英吉利、日本等海洋民族，栖息在狭隘的岛屿或半岛上，商业、航海业较发达，相互交流频繁，容易促使人们向海外拓展，其文化心理较为外向。与此相反，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内陆地理环境，向内容易向外难，由此形成内向而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缺乏文化交流和向外开拓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走向世界的动力，主要原因还不是地理条件的阻碍，而是地理条件过于优越。西方思想家说过，过于优越的地理条件，往往使居民养成保守的习性，这是不无道理的。比如，为什么中亚、阿拉伯地区的商人可以不畏艰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而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中原人却少得可怜呢?为什么当西方人千方百计在寻找通往中国的航路时，中国的统治者却要禁止海上交通，连早已开辟的航路也不加利用呢?这些固然有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但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所处的宜农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守住一块土地，勤劳耕作，即可丰衣足食，何苦冒艰险向外谋生?这就不难理解，让国人无比自豪的“丝绸之路”，何以竟是西域人独自往返的“单边贸易”之路。
　　就地理环境而言，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由此形成的海洋文化是一种躁动的、富有开拓、冒险和充满活力的文化。而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原文明则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这种文化意味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意味着淳朴、礼仪、保守、稳定，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乡土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张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作为农耕经济之补充形式而存在的一种内敛型经济。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是礼仪、文化、礼物、友谊，体现的是保守、安抚与和平姿态，但缺少了冒险和开拓精神;而哥伦布带去的则是武力征服、财富攫取和殖民统治，处处体现了强权掠夺与开拓进取意识。
　　农业经济要求居民守土重迁，祖祖辈辈永久定居下来，因而保守、内向就成为农业经济方式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强悍的游牧民族、商业民族精神是相反的。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相对封闭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内向保守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内向保守的农耕民族性格。这种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民族性格，具有天然闭关锁国的保守倾向。或者说，闭关锁国政策与这种封闭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内向保守的生产方式和民族性格，正好是相适应的。中国封建政府之所以有可能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基本上不需要与外部发生任何联系和进行产品交换。直至十九世纪，对外贸易对中国农民和朝廷来说，并非必不可少。闭关锁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正与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相适应，也与内向保守的农业民族性格相契合，因而它才能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行得通，不致于明显阻碍自然经济发展而引起生产方式强烈反抗。
　　于是我们可以说，保守的民族性格和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三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四、地理环境使中国形成大一统专制帝国
　　单一农业经济起源于单一“宜农”的地理环境，这种“宜农”的经济地理单一性，乃是地理统一性的表现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军事地理上的统一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这种地理上的统一性，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庞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
　　中国东、南濒临浩瀚无际的大海，西北横亘崇山峻岭和漫漫戈壁，西南阻隔绵绵数千里的青藏高原，在此四面合围下的“内地”，则是一个金瓯无缺、自成一体、比较统一的地理单元。在这统一的地理单元里，基本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天然分界，敌对双方谁也无法长久画出一条人为的鸿沟，以抗拒武力统一。且中国外部阻隔而内部统一的地理环境，使得军事势力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由此形成一种自然的军事便利性和内向性，这是促使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重要条件之一。
　　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要靠大军远征。而大军远征，要有两个地理环境条件：一是地域较为平坦，易攻难守，大军纵横，便于奔袭，基本上没有崇山峻岭、河海天堑或中国江南那样遍地水网泥沼的阻隔;或者虽有一定阻隔，但都容易克服。二是大军所及，皆为粮食产区，军行千里，粮秣无忧;野战生存，水草不绝。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原地区，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便于为统一展开厮杀。因而中国老早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北方，地理上易攻难守，明显便于统一而不便于割据。且中国内地纵横数千里，均为同一文化地理单元，居民同文、同种、同风俗、同肤色，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大致一样，没有条件和理由人为地划疆列土、彼此独立为国。这就可以解释下列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大战多在北方进行;中国历代首都大多设在北方;中国三国时期、前秦时期、北魏时期、五代时期、宋金时期，北方统一的程度和面积均超过南方，每次北方统一也早于南方;五代时期北方的割据政权昙花一现，而南方的独立王国如吴越、南唐则比较长久。这说明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或者说在地理上便于统一。各地区之间地理上不大的阻隔，并不能阻断强大的军事进攻。特别是中原单一性的地理环境容易走向大一统，统一是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割据也是各以希望统一的目的去割据。
　　武力统一离不开强有力的君主专制集权这一必要手段，因而，专制主义应运而生是有其合理性的，不然诸子百家何以会普遍主张专制主义?显然，保持大一统的庞大帝国和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的鲜明特点。而专制与民主是死对头，在适合专制政治强势发展的环境中，民主思想、民主政治和人权保障没有地位，则自不待言。
　　与中国统一的地理环境不同，地中海及北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地区，岛屿或半岛交错，地理上相互阻隔，其种族、文化、语言和经济方式及政治制度呈现出多样性，易分不易合;大军不易行动，势难展开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也就不易统一为一个大国，难怪欧洲中世纪分为许多小的封建城邦。中国则很早就统一为一个大国，而且统一时间之长久、幅员之辽阔，在世界历史上无与伦比。
　　与武力统一相伴随的是君主专制主义政体。西方也有君主专制主义和《君主论》那样的专制理论，但与中国两千多年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和《韩非子》那样的专制理论相比，可谓是小儿科也!
　　于是我们可以说，大一统帝国和与之相应的极端专制主义——这是中国与西方第四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五、地理环境使中国不产生古代民主政治
　　中国宜农的地理环境导致商业不发达，进而没有形成强大的城邦市民社会;分散的农民平时缺乏便于充分表达民意和议政的公共场所，因而很难形成民主政治传统，却为强权和专制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土壤。
　　由于没有海洋和岛屿阻隔，中国内陆地理环境很难限制强权暴力扩张，不利于保护多元政治和异质文化存在下去，反而有利于武力征伐和实现统一，因而是培植政治枭雄和专制君主的肥沃土壤。比如，由于没有地理上的巨大阻隔，战国时代，秦国的战车才能长驱直入，消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极端专制帝国。显然，缺乏海洋、岛屿阻隔的中国内陆地理环境，不支持内部各国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都以武力方式解决，而不是以平等谈判协商方式解决。
　　这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由于地中海和英伦海峡的分隔，很难用武力实现长期的统一。大海的阻隔能够抗拒强权和武力入侵，能够保护和平和商业竞争，从而使诸多不同文化制度的国家得以生存下来，形成多元化而非大一统的局面，不利于那些军事巨头成长和长期延续其独裁统治。虽然欧洲出现过亚历山大、拿破仑和希特勒那样的军事强人，但往往是昙花一现。
　　我们知道，陆地平原发动进攻战争，即使是劳师远征，也比海洋岛屿环境下要容易得多。只要出动一支大军将对方打败，使之臣服、纳贡，由此实现“国家统一”，便能一劳永逸地年年坐享好处。因此，陆地平原上的民族往往战争频繁而规模大，国家幅员辽阔，常备军数量惊人。在这里，武力强权就是一切，而民主法制社会永远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古希腊和近代欧洲能够产生民主政治、中国却走向极端专制政治的地理原因。
　　农业社会与工商业社会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内涵。农业是分散和封闭经营的，人们不需要聚集在一起商讨什么，也就不需要市民社会那样的公共场所;不需要像商业贸易那样对外交往和交流，也就不需要获取什么信息、话语权和规则。由于一家一户的农业社会不需要公共场所，杰出人物就没有机会向民众发表演说或展开辩论，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从而使民众了解和争取大多数人支持;民众也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选择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这就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位于地中海半岛的古希腊，拥有十分便利的海上交通，因而那里的商业很发达，人口主要集中于城邦，形成独特的市民社会，其居民时常聚集在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交流商业信息，议论时政;城邦的管理者和国家大事，皆由公民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决定，从而走上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且商业贸易需要四处奔波，需要开放精神和平等交换原则，需要独立承担市场风险和高度的自主性、预见性，即使是老爹大爷，面对变幻莫测的商机，也无法主宰商人的判断和行动;而且商业活动不像小农经济那样完全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一切事务都可以在家庭内部决定，商人之间时常需要合作商谈和利润分成，老年人或家长的权威在这里并不管用，因而也就很难产生唯长辈之命是从的专制习性和宗法伦理关系，很难产生充满家族等级观念的纲纪礼仪。
　　而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生产者的实际经验具有决定意义。而在一家老少的共同耕作中，唯有老年人的经验最为丰富、最具权威性，因此当然处于家庭核心领导地位，成为家庭大小事务和经济生活的主宰，这就自然形成以家族血缘为基础、以专制服从为特征的“家长制”和宗法制度，讲究长幼有序、孝敬老人、重男轻女、祭祀祖先等农业社会的等级伦理规范，年轻人要绝对服从老年人，其核心是一个“孝”字，谓之“百善孝为先”。在这种社会环境里，统治者很容易把家与国相联系、把孝和忠相统一，家国合一，“移孝作忠”，以礼代法，建构出一个以“忠孝礼法”为教义、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专制主义家天下的统治机构，其实质是
“忠君”二字，臣民要绝对忠于君主。在这种家庭、家族和家国环境中，民主基因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显然，中国缺乏海洋和岛屿阻隔的内陆地理环境，不利于商业发展，也就不支持古代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存在。倒是很适合发展农业，因而形成了单一农业社会。而这种社会最容易形成“家国同构”的专制统治，其与民主理念自不相容。
　　于是我们可以说，没有市民社会和民主基因——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五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六、地理环境使中国不易与外界开展交流
　　近代以前的东西方世界相隔遥远，基本上互不来往。最后还是富于冒险、开拓精神的西方人“发现”了神秘的东方世界和通往东方的航路，由此正式开始了艰难的中西文化交流，古老的中国才接触到近代文明的曙光。
　　问题是我们这个长期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伟大民族，为什么不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更早地发现包括美洲在内的西方世界?为什么不能经常走出华夏文化圈，主动与非华夏文化的异质文化开展双向交流?就地理环境而言，中国处于相对封闭、优越和广阔的地理环境，其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机会直接间接地受到地理环境的严重影响。
　　从地理环境方面看，这种影响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中国辽阔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比自己更落后的周边“蛮邦”藩属前来进贡外，很难主动漂洋过海、翻山越岭或穿过大漠，接触较为先进的外来文化。二是中国相对封闭的大陆面积非常广阔，纵横万里而仍走不出华夏文化圈，在如此广袤的陆地上，很难走向更遥远的外部世界，与其他先进文明进行双向交流和相互影响。三是中国内地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优越的宜农地理生态条件，使古代中国人没有向外谋生的迫切必要，也就没有向外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一个社会的主要经济方式(包括生产方式)一旦具有某种对外交往的需要，那么即使再大的地理障碍，也会被跨越。可惜中国由于地理环境非常适宜发展农业生产，致使中国老早成为一个单一农业社会，且数千年一以贯之。其单一农业经济方式决定了对外交往不是该社会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因为，小农经济本身就不是依赖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其高度的自给自足性，使安土重迁的华夏农业民族，没有必要像古老的商业航海民族、游牧民族那样，把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因而农业以外的商业、航运业和对外贸易都得不到发展，也就没有动力和机会与外界开展双向交流。可见，天然的地理屏障和独特的单一农业经济方式，导致中国人没有走出高山大漠和海洋包围的华夏文明圈，和其他文明展开经常性的广泛交流，这是最致命的弱点。
　　而地中海沿岸的众多国家，特别是古希腊，生活在多岛的海洋型地理环境中，其农工牧渔并存的多样性生产方式决定了该社会丝毫离不开相互交换，因而那里很早就广泛从事海上商业贸易活动，自然容易形成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局面。正是这种广泛的外向型海洋商贸活动和文化性格，驱使西方人不断开拓，梯航东来，不惟发现了古老的东方世界!
　　于是我们可以说，缺乏与世界先进文化广泛交流——这是中国与西方第六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七、地理环境使中国长期背上文明的包袱
　　历史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最适宜于农业的缘故，中华民族早在数千年前就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化和高度的华夏文明。特别是擅长农业的周人，系统总结出影响深远的“周礼”或“周公之典”，成为后来儒家学说的直接源头，由此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中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载体的儒家文化，中国人翻来覆去，一直念了几千年!这是因为，在早先取得的较高文明面前，人们容易产生敬畏和神圣感，觉得能够学习和继承就了不起，不再有批判的胆识和创新的必要!这就是“文明的包袱”。
　　先进与落后是相对而言的。数千年间，华夏民族不曾有先进文明与之相邻，而相邻的“四夷”都是更落后的弱小民族。直至近代以前，在古代中国人已知的世界里，确实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超过中国。于是，在华夏民族看来，“天下”是由“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与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中国自然处于天下的中心，而四周那些不曾开化或半开化的部族，非我族类，披发文身，茹毛饮血，尚未受到衣冠礼乐教化和熏陶，当然就是“几与禽兽无异”的“蛮夷之邦”。相对于这些落后的四邻来说，中国无疑具有较高的文明礼仪制度，因而一直有“文明礼仪之邦”之称。千百年来，这种较高的文明不断由内向外辐射状传播，总是成功地同化和融合了落后的“四夷”部族。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但却使中国背上了先进文明的包袱，长期不知改革创新。
　　西学东渐之际，中国“先进文明的包袱”在官僚士大夫的文化态度和思想观念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不难看到，在数千年“先进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官僚士大夫以至普通百姓，自然产生出极其强烈的自我优越意识和对外来文明不屑一顾、甚至轻蔑鄙视的夜郎自大态度;他们认为，中华帝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以尊临卑”的君臣等级关系而无其他选择。“夷人”前来中国，就意味着“进贡”和表示“输诚向化”。千百年形成的这种“内夏外夷”观念，一直顽强地保持到大清灭亡前的中国人头脑中，以致任何向外国学习的主张，都被指斥为“用夷变夏、居心叵测”和“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任何外国使团到达中国，都会被理所当然地看作前来朝拜的“贡使”，不由分说地被要求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已经屡屡败在西方“蛮夷”手下，但仍然可悲地把对方视为未开化的“夷狄”、“蛮夷之邦”和单方面的文化受赐者，而把自己视为“天朝上国”、“世界中心”和先进文化的赐予者。在他们看来，中国犹如鹤立鸡群，一切皆已尽善尽美，当然也就没有改革的意识和必要。
　　梁启超先生概括说：“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故常觉有上天下地惟我独尊之概。……不宁惟是，所谓诸蛮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来破坏我文明，于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于保守我所固有。始而自信，继而自大，终而自画，至于自画，而进步之途绝矣。”(《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39页)。这就勾勒出中国背上先进的抱负而自高自大、不思改革的保守心态产生的历史根源。
　　封闭保守的地理环境产生封闭保守的文化、文化观念和思想心态。假如华夏民族处在类似于欧洲人所在的地中海地区，纵然再想封闭保守，也是不大可能的。可以说，始终宜农而封闭的地理环境，让我们民族占了大光也吃了大亏——由于地理条件限制，文明开创之初，华夏民族在与其他古代先进文明相对隔绝的条件下，独立创造出自己光辉灿烂的农耕文化，取得了长期领先于世界水平的文明成就。然而不幸的是，直到近代，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走出自己的华夏文化圈，当然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微，也就基本意识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异质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同时并存和同样发达，结果坐井观天，以为自己的华夏文化及价值规范乃是天下唯一先进的文明成果，而不认为有不断改革创新和接受其他外来文化的必要，由此背上沉重的“先进文化”包袱，以至近代中国人为之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与此相反，古代希腊、罗马和近代欧洲，由于地处海上交通极为发达的地区，彼此容易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吸收对方先进的东西，那里没有一个民族认为自己的文化制度始终是最好、最先进的，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不与其他民族展开双向文化交流;即便是岛国日本的地理环境，也使它偏重于由外向内吸收外部文化(中国恰恰只习惯于由内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而不能吸收外部文化)，千余年来不断向中国和向欧美学习。因此，“日本人容易醉心于成为外国文明的模仿者”，“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没有那种死守自己传统文化的思想包袱，反而比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国要发达。
　　于是我们可以说，死守儒家传统文化而拒斥外国先进文化、不思改革创新——这是中国与西方第七个不同的历史特点。
　　当然，中西方不同的历史特点并非仅此七个，也并非完全都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只是此处专说中国地理环境的优劣长短，暂未涉及其他问题而已。
　　事物的因果链条是传递性的，由地理环境的某种特性引起的社会历史现象，还会直接派生新的社会历史现象，这种后来派生的现象似乎越来越与地理环境无关，但地理环境却是最初的起因。不管怎么说，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越是人类社会初期，其影响作用就越明显、越直接。不过，这种作用随着人类生产力不断发展，又在逐渐递减，因而不足成为人类社会全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生产力水平越高，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就越显得微不足道，以致从前不利于发展农业或工商业的地理环境，如今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农业基地或工商业都市。只是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地理环境的影响作用微弱，就低估或无视它在古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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