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频道内容在这里查看
爱奇艺用户将能永久保存播放记录
过滤短视频
暂无长视频（电视剧、纪录片、动漫、综艺、电影）播放记录，
按住视频可进行拖动
&正在加载...
把视频贴到Blog或BBS
当前浏览器仅支持手动复制代码
视频地址：
flash地址：
html代码：
通用代码：
通用代码可同时支持电脑和移动设备的分享播放
收藏成功，可进入查看所有收藏列表
方式1：用手机看
用爱奇艺APP或微信扫一扫，在手机上继续观看：
方式2：一键下载至手机
限爱奇艺安卓6.0以上版本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设备搜寻中...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连接失败！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部安卓（Android）设备，请点击进行选择
请您在手机端下载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爱奇艺云推送
请您在手机端登录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180秒后更新
打开爱奇艺移动APP，点击“我的-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进行登录
没有安装爱奇艺视频最新客户端？
爸爸去哪儿2游戏 立即参与
30秒后自动关闭
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
你可能还想订阅他们：
播放量数据：快去看看谁在和你一起看视频吧~
Copyright (C)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
安装爱奇艺视频客户端，
马上开始为您下载本片
5秒后自动消失
&li data-elem="tabtitle" data-seq="{{seq}}"&
&a href="javascript:void(0);"&
&span>{{start}}-{{end}}&/span&
&li data-downloadSelect-elem="item" data-downloadSelect-selected="false" data-downloadSelect-tvid="{{tvid}}"&
&a href="javascript:void(0);"&{{pd}}&/a&
选择您要下载的《》剧集：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腾讯文化】“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12年6月，《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中国经济改革”的话题做了笔谈，此为上篇。选自《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一书，中信出版社出版。马国川：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吴敬琏：我在20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看谁跑得更快的竞赛。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权力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马国川：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年（巴黎公社）&#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极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马国川：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马国川：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者。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1930年1月生于南京，江苏武进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年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年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现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等（选自《重启改革议程》，转载请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相关阅读：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每日微信 | 如果爱打牌的胡适也有朋友圈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一度痴迷打牌你信么？不信就一起围观胡适的“朋友圈”吧。
←扫我订阅腾讯文化，每天至少一篇品味文章，让你的生活更充实
热门搜索：
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第三方登录：吴敬琏：中国改革尚在半途 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作者：吴敬琏
吴敬琏资料图
原标题：：改革尚在半途中国的两种前途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未来中国的方向，是当前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市场化的正确方向，并取得了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巨大成就。但是21世纪初以来，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改革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
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一、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做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两者之间差距的主要表现是，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限制和压制了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其次，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列宁语，中文译为&命脉&)。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中国形成这样的体制，是其来有自的。在开始研究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这个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官员钟爱&东亚模式&，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向往&欧美模式&。
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得十分突出，因为即使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欧美模式的市场经济的人们也承认，在竞争性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经济的职能。而在命令经济已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
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更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乃是由全能政府包办一切经济社会事务的&国家辛迪加&(列宁)或者&党国大公司&(东欧经济学家)。因此，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较之东亚实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要强得多。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统制经济因素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这种过渡性体制建立后，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即&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权贵资本主义的畸形体制。
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前面讲了粗放经济增长的弊端。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通过外汇改革全面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即出超)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农村还有大量廉价劳动力需要就业，其他资源的短缺程度还不是那样严重，粗放增长模式就还能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用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上的重要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为什么&刻不容缓&？据我理解，是因为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无法维持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了。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在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能发挥短期的效应。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本币汇率低估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拉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它们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资源，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和大量雇用低工资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经逐渐减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拉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一个临界点。
三、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在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学家曾对转型期间日益抬头的腐败现象进行深入的讨论，提出通过市场化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防止中国上演腐败猖獗的所谓&亚洲的戏剧&或&拉美病症&。1990年初期商品价格自由化，曾经阻断了通过商品价格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使权力腐败愈演愈烈。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North)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从，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
四、要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十二五&(年)规划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中国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为那时我们与世界学术界已经隔绝了很多年，原来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一定是苏联式的体制，当事实证明这一体制是行不通的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没数的。所以当时和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情况到80年代中期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决策层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大众，都认识到改革总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不过当时不叫&顶层设计&，而叫作&目标模式&。
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四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
对此大家都很认同。后来，由于1988年经济波动和1989年的政治波动，对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分歧。1989年以后，坚持计划经济成为主流。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
在这个&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即各个领域改革方案和它们之间配合关系的研究。然后，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这一决定非常具体，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
1994年开始就按照这个总体规划进行改革。此后，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以便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改善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
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还存在很大缺陷。这一方面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正是因为如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在许多重要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政府和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也愈拉愈大。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众群情激奋地批判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与21世纪出现的腐败是无法比拟的。
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和反对。21世纪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且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作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责任编辑：PN043]
用户名&&密码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03/09 16:46
02/24 09:56
03/09 16:45
03/09 16:45
02/27 16:10
03/13 08:17
03/12 08:43
03/12 07:22
03/12 07:57
03/20 09:48
09/07 09:38
09/07 09:38
09/07 09:39
09/07 09:39
09/07 09:39
04/26 09:49
04/23 08:47
04/23 08:57
04/23 09:14
04/23 09:22
48小时点击排行
财经 · 房产
娱乐 · 时尚
汽车 · 旅游
科技 · 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