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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远代表:建立民间投融资监管体系防止投资公司“跑路”
　　去年投资公司&跑路&案频发，仅兰州市一年间就有50家投资公司&人去楼空&。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梁明远建议，应尽快建立民间投融资监管体系。
　　近年来，国家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促进民间投资活动，进一步取消和放宽对民间投资、融资活动的政策限制，各类投资担保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服务公司大量涌现。这些中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由于这类公司设立门槛低，缺乏监管以及违规操作，导致许多投融资公司以所谓优质投资项目为名，以高息回报为诱饵进行非法集资，在资金链断裂、无力支付到期债务后&人去楼空&，引发投资恐慌和挤兑风潮，使得一些诚信经营的投融资公司因挤兑造成无法正常经营，在无力兑付投资者投资成本及收益、陷入困境后也被迫关门。
　　&这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而且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梁明远说。
　　梁明远介绍说，目前，除了融资性担保公司被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其余各类投融资公司按照&分级登记、属地管理&的原则，由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和管理，金融监管机构对投融资公司的经营活动没有权限进行监管，致其从事的融资活动长期处于监管真空状态，经营行为游离于法律和政策的边缘地带，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其违法操作进行甄别和调查取证也较为困难。
　　梁明远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民间投融资监管体系，将投融资公司纳入金融监管，明确监督部门和职责。对其日常经营进行监管建立信息查询档案和信息披露机制，引导和监督投融资公司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投融资风险。当前，应由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牵头联合工商、公安部门建立投融资公司清理整顿机构，对违规从事金融活动，涉嫌非法集资的投融资公司进行清理整顿，清除投融资公司中的&害群之马&，净化民间投融资环境。
文章来源：甘肃经济日报
责任编辑：李牛巧（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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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FT中文网（ID：ftcweixin ）
作者：钟正生、张璐
导读：一季度经济数据走好，对于中国经济走势也形成不同看法，这是新周期的开始还是经济尚且在逐步探底过程之中？
过去十年，民间投资曾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2006年-2012年，民间投资增速保持在30%-50%的高水平，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2006年初的36%迅猛上升到2015年12月的6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2016上半年，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引起高度关注，民间投资增速十年里首次低于总投资增速，且这一状况目前为止已持续长达16个月。
2016年5月，国务院通过决议对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工作，随后发改委、银监会、财政部等部门都相继采取措施促进民间投资活力的恢复。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在这些政策背景下，2017年初民间投资增速的确出现了明显的企稳回升。
我们曾在2016年5月的文章《民间投资为何告急？》中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失速下滑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实体投资回报率下行、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及金融市场的分流作用。一年过后，上述情况发生了何种变化？民间投资的活力切实恢复了么？本文作为续篇，指出本轮经济沉浮之下“国进民退”的趋势，可能成为压制民间投资活力，削弱增长内生动能的“糖衣陷阱”，尤需引以为重！
实体投资回报率，谁主沉浮？
2015年以来，实体投资回报率随国企而“沉”，又因国企而“浮”。2012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逐年走低。按可比口径计算，年，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平均ROIC从9.9%逐步下移至7.8%，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基本同步下滑。
然而，2015年到2016年1季度，整体ROIC加速下行至6%的谷底，而这一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出现了明显分化：地方国企由7.6%下滑至5%，而同期民营企业一直保持在7%以上波动。2016年2季度以来，该组数据显示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步回升。然而分所有制来看，这一回升又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盈利的恢复：地方国企由5%回升到7.1%，民营企业依然保持在7%以上波动。
瑞银集团汪涛：明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过剩产能继续压制工业产品价格的回升；预计政府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还将继续放松货币政策。
国企盈利能力沉浮的背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才是主要推动力。2012年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不振，中国PPI定基指数持续下滑，并从2014年4季度开始加速下跌。期间，国有企业ROIC的下滑与工业品价格的下跌高度同步；2016年以来，PPI定基指数快速回升，目前已恢复至2012年中的水平。与此同步，地方国企的ROIC也明显复苏。也就是说，2015年以来，国企盈利能力的剧烈变化，并非国企本身经营效率退化或改进的结果，而更多受到工业品价格变化的外生影响。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供给侧去产能导致利润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分配不均。首先，2016年以来的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几乎完全体现为上游行业的利润改善，而这无疑源自上游工业去产能背景下的工业品价格大涨。在下游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游行业的利润持续受到挤压，下游利润改善也是滞后且不甚明显的。其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游行业以国企居多。以上市公司数据统计，目前国企在上游行业的资产占比达到83%，企业数量占比为40%，而在中、下游行业资产占比仅为60%，企业数量占比为25%左右。最后，这反映出的问题就是，“去产能”导致的工业品涨价，令上游国企受益更多，也给国企带来了更强的投资扩张冲动；而中游较多的民营企业甚至遭受了持续的利润挤压，其投资收缩的压力不言而喻。
政府投资挤出效应，为何逆转？
我们在去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与民间投资难以形成共振，因财政发力多集中在第三产业，而民间投资则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二是，政府在加速进入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高回报领域，特别是，越是在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政府投资相对民间投资的增速越高。
一年过后，上述两方面问题都得到了颇为明显的改善，但国企“与民争利”的隐忧并未消散。一方面，经过PPP模式从初创到超速发展，2016年PPP项目落地量逐步提升，到2017年1季度，进入执行阶段的项目金额达到2.87万亿（2016年1季度仅为0.51万亿）。借由PPP的逐步落地，民间投资对财政政策的参与度得到增强。另一方面，2017年以来，国企在行业选择上“与民争利”的趋势似乎出现了逆转。2016年，政府大举进驻的是那些2015年盈利状况更好的行业；2017年1季度，政府开始进驻到那些2016年盈利状况不那么好的行业。
然而，情况似乎并不是简单的国企转为“与民让利”这般乐观。
2017年1季度，政府投资从去年1季度的“隐退”，转为“进军”的行业是：通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煤炭、有色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这些行业的普遍特点是，2016年盈利状况都出现了大幅改善，这背后是挖掘机、汽车等销量大增，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相反，2017年1季度，政府投资从去年1季度的“进军”，转为“隐退”的行业是：建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娱乐、农林牧渔、有色金属矿采选、及电气制造业。其中，建筑、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娱乐业，都是政府投资长期盘踞的领域，民间投资占比只有20%-50%；政府转为淡出的有色金属矿采选及电气制造业，又都表现出投资回报率停滞不前的特点。
国企之所以在2017年1季度不再表现为“与民争利”，更真切的原因或许如下。其一，受益于上游工业价格上涨，国企在传统行业的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从而在高回报领域挤出民间投资、“与民争利”的冲动有所下降。其二，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上游行业盈利大幅好转，国企对这些发生明显边际改善的行业，事实上在从“隐退”转为“进军”，依然具有“与民争利”的冲动。但这些行业ROE的绝对值仍然较低，因而看起来国企似乎在加速进入一些低回报的领域。其三，总体来看，国企加速进入的行业，绝大多数是2016年盈利状况发生积极变化的行业；而国企减速进入的行业，盈利状况大多出现了消极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国企“与民让利”只是一个静态的表象，对国企“与民争利”的冲动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图：国企加速进入的行业，多在2016年盈利状况发生积极变化
金融去杠杆，谁将再受伤？
金融市场的分流作用，曾是加剧民间投资低迷的重要原因。民间投资本身信贷可得性就明显弱于国企，加上前两年股市、期市和债市轮番火爆，而实体投资回报率一如既往地难改颓势，令民间资本演绎出“脱实向虚”的趋势。
然而，一年后的今天，金融市场“变了天”。货币政策从实质宽松，转向了“调节好流动性闸门”和“加强金融监管”。经过货币投放的“缩短放长”、公开市场的“准加息”、MPA考核的升级，以及近期银监会监管风暴的骤然来袭，货币市场利率从持续1年多的“一条直线”，转为大幅波动上行。在资金面紧张的状况下，股市、期市和债市均“熄了火”，金融市场对民间投资的分流作用似乎不再成立。但这番轰轰烈烈的“金融去杠杆”，也许会对民间投资挫伤更重。
目前的宏观政策环境，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压制民间投资的信心恢复。
其一，相对国有企业来说，民营企业家无疑更惧怕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位学者编制并持续发布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用以反映世界各大经济体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以该指数衡量，2015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震荡飙升，2016年12月曾创下历史最高水平。2008年和2011-12年，中国EPU指数升至高位，同期民间投资都曾受到压制。目前，中国在金融去杠杆向何而去，房地产调控的滞后反应如何，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如何演绎等问题上，依然充满着未知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恢复仍需假以时日。
其二，高调推进金融去杠杆，可能会“误伤”民间投资。当前，在国内外经济环境都相对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央政府“维护金融安全”的决心，一段时间内金融监管的力度或都难言松动。我们已经看到、并将持续看到的几个变化，均可能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
第一个变化，货币市场利率震荡走高，显著推高以此为定价依据的票据利率。民营企业对票据融资更为依赖，融资成本随之走升。第二个变化，银监会针对影子银行的监管风暴下，近期信用利差迅速走阔，信用债发行利率高企（不断曝出有超过7%的发行利率），4月就有超过1400亿元的债券取消或推迟发行。债券融资受阻，进一步减少了民企的融资渠道。
第三个变化，不同于民营企业，国企债券融资受挫后，可以转而诉诸银行表内和表外信贷，这会推升银行的信贷需求。然而，面对央行对信贷投放额度的管控，银行势必更偏向于满足国有企业的信贷需求，而倾向于压缩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今年年初以来，企业中长期贷款与企业票据融资走势的背离，或许就是对银行有偏信贷投放的反映。反过来，银行压缩票据规模，又是导致票据利率高企不下的另一重要原因。
综上，当前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种种变化和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冲击并非对称；金融市场从轮番火爆转向全面熄火，民间投资所面临的却是从“不愿投”到“没钱投”的无奈转变。防止“国进民退”的趋势加剧，促进经济增长内生活力的回归，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之间更加智慧、更为审慎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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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公众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解析】关系中国经济提高！民间投资活力减弱了吗？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数据显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民间投资加快长出新回落走势，但降幅温和，总体处于正常调整幅度限制。民间投资对华夏经济提高的关键意义不言而喻，未来应更加完美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拓宽投资领域，努力为民间投资发展创建更宽泛空间。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数据显示，1月份至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加快较上一季度放缓0.8个百分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民间投资加快长出新回落走势。相关专家表示，尽管民间投资加快有所减缓，但调整幅度处于正常范围。未来，应更加刺激民间资本投资热情，拓宽投资领域，提升投资质量和效能，努力为民间投资发展创建更宽泛空间。民间投资款“事出有因”“民间投资比较加快虽然富有放缓，但降幅较为温和，调整幅度处于正常范围。与去年比，6.9%仍属较高增速。”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基本副负责人潘建成说，4月份工业品价格了了近一年来持续高涨的态势，市场壮大信号在减弱，这会给投资者信心带动一定程度的震慑，进而导致投资增速放缓。前4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增速比一季度放缓了0.3个百分点。从者意义上说，民间投资与整固定资产投资的前进姿态是着力一致的。国家前进和改造委员会经济体制与治本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负责人郭冠男觉得，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过全年6.5%左右的意料目标，实现了自2015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因此，宏观经济决策要变到控制金融风险、遏制房地产市场等投机活动上。尽管今年以来的减税降费等降成本政策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早晚的激作用，但是明显增高的金融监管及去杠杆政策在大势所趋程度上也潜移默化了中等民营企业的筹融资，进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主要经济指标的变现在独家月份面世小幅波动是事半功倍运行中的科普现象。我们决不能以4月份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就判断民间投资从未活力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为主高级研究员刘学智道，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一季度，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这至关重要受宏观经济趋稳向好的带来。4月份民间投资增速放缓，表明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还较大。“民间投资比增速小幅下滑，与我国经济布局继续调的阶段性特征有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分析说，分地域看，今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加快回落主要出于东北地区民间投资降幅扩大，这是由于东北地区仍处经济结构的纵深调整期，部分领域民间资本准入门槛过高、融资难、融资贵的题材仍比较突出，民间投资尚难以找到新的投资领域。分家产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加快比一季度分别下滑1.1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0.6个百分点，这证明当前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基本功尚不结实，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结构性过剩状况仍比较严重，对民间投资意愿形成一定制约。“值得注意的是，前4个月，尽管投资加快放缓，但基础设备投资高位运行，代表家底结构升级趋势和花升级趋势的制造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结构优化持续促进。”潘建成表示，由于民间投资大多集中在人情制造领域，传统制造业又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在去产能的下压力下，民间投资增长减缓在必然程度上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趋向优化的客体表现。补短板非“国进民退”有人当，民间投资加快的冉冉，与其投资空间受到挤压有关。特别是在补短板的长河中，大量的当局投资和国企投资进入短板领域和脆弱环节，压制了民间投资的生命力，形成了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补短板领域主要集中在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提高全面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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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20?干就完了.
现在是不是好点了！！
不带节奏好么？
啦啦啦！我画你猜！进来动动脑！岂不是美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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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跑的人”：投资移民的经济隐喻
　　移民潮总是随着经济的剧烈变动而起，又随着经济发展的稳定而逐步式微。中国的百年移民历史中，从非法劳工移民到大量留学、技术移民，再到如今投资移民潮起，亦在折射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变化轨迹。　　如今，中国“社会精英”手持绿卡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大量富人阶层的出现，也促使了投资移民数量的大幅增长。　　2009年，是世界经济充满动荡的一年，大量来自中国的富人们在异邦的召唤之下，纷纷通过投资移民进行着身份的转换与商业机会的寻觅，其数量增长之快，颇为引人注目。　　 　　“随时准备走人”与“美国欢迎你”　　 “中国目前主流的投资移民目标国还是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主要原因是这两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福利保障程度较高，对投资移民要求的门槛又较低，而欧洲如英国、保加利亚、德国等地的门槛则相对要高很多；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则属于第二梯队。”以移民业务为主的广州和中投资咨询公司总经理郭玉军对本刊记者说。　　来自美国移民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在美国投资移民中，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者选择EB-5方式。　　按照规定，外国移民申请人在美投资创设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商业性企业，并创造10个全职的美国工人就业机会，5年后即可获发两年期的条件式移民签证。两年届满前，若移民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仍存在，可申请“条件移除”，而成为永久居民。此方案的投资额为100万美元，如果投资标的是位于目标就业区，则投资额可降为50万美元。　　1993年，EB-5 移民法规中特别增设了“地区中心移民方案”，将移民投资额由100万美元降至50万美元，并将“应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放宽为“直接或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　　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EB-5项目曾中断，2005年底重新开放。除了由“创设”改为“创投”、投资金额降低之外，对投资人的门槛也比较低（无学历、年龄、商业背景要求，只需年满21周岁，只要能证明50万美元的合法取得，其中包括商业所得、股票所得、房屋买卖、房屋贷款、亲属赠予均被接受）。　　美国移民局数据显示，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中国内地EB-5申请家庭是1795户，跃居第一位；而第二位韩国是689户，中国申请人数已经接近韩国同类申请家庭3倍。美国移民局2009年发出投资移民绿卡1800多张，几乎相当于2008年全年获批数的两倍。 　　“2008年美元大幅贬值，这样对投资者的资产要求和实际投资额均已间接大幅降低，同时，次贷危机使得大量美国资产被低估，新移民登陆美国后的置业及其他生活成本已大大降低，而遭遇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社会对外来移民包容度又将进一步增加，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相对更为容易一些。”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资深移民律师陈海阳对记者说。　　加拿大是中国内地投资移民的另一主要目标国，其中尤以魁北克省的投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2009年全年，加拿大魁北克移民局共处理5108个投资移民案。收到投资移民申请数量中中国占了70%。　　“从2002年到现在，中国内地投资移民加拿大一直占了该国投资移民的60%~70%左右。”郭玉军说。除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原因在于加拿大的投资移民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其投资移民项目由于有政府信用担保，只需将40万加元存入加拿大金融机构，收益稳妥。　　在澳洲，目前全世界每年通过投资移民到澳洲的家庭大约有2000多个，其中中国成功申请登陆约1500人次左右。　　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还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美国，“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回暖，预计2010年中国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至少翻一倍。”从事投资移民业务多年的广州加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总裁林国雄对记者表示。　　 　　富人的“财务自由游戏”？　　在众多的投资移民中，包括私营企业主、企业高管、投资客和政府官员，“目前大多数还是私营企业主和企业高管。”郭玉军说。　　申请投资移民需提供合法的收入来源证明，包括房产、房屋买卖发票、完税证明、公司验资报告、公司年度报表、企业或个人所得税单、股票交割单等等。按照美国EB-5项目所要求的50万美元投资金额，加拿大所要求的40万加元投资金额，再加上3~5万美元的中间手续费，一般而言，申请办理投资移民，个人资产都在千万人民币之上。　　“珠三角地区的私营企业主从事行业是五花八门的，有像从事爆破特种行业的人，也有装修工程公司的包工头，而据我们的估计，3~5年之内，这样的私营企业主仍然将会是珠三角投资移民的主流人群。”郭玉军说。　　陈海阳则告诉记者，投资移民的群体已从原来的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扩散至江浙、珠三角和东北地区，而传统移民重地福建的投资移民人数也不少。　　显然，与早期的非法移民不同，富人们通过投资移民的目的并不在于谋取一条生路。子女上学、养老保障、旅游居住一直是多数投资移民者的目的，美国汇集着世界上最知名的学府，一年的留学费用高达25~30万元，而国际生与本地生的上学费用相差了3倍；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是令人羡慕的。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移民的目的也正在多元化，特别是东南沿海，一般来说这些地方的政治意识相对淡化，所谓的‘爱国热情’没有北方那么高。投资移民人群中，因为担心自己的资产安全和家庭进行投资移民，或者为了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人数也在增加。一些人是把家庭成员和资产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打拼。”陈海阳说。　　“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大幅增加，与国内目前的这种政经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民营企业家在国内面临着一系列税收等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非经营之外的一些因素导致企业投资成本很大，通过投资移民转换身份，以外国人的身份在国内进行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方便。”投资移民律师孙长刚对记者说。　　据郭玉军介绍，目前EB-5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商业地产、医疗设备行业、基础建设如风电能源，还有娱乐城等几个领域，其中尤以商业地产最受欢迎。　　据了解，前国内华晨汽车高管仰融所掌控的密西西比州海湾汽车基金公司亦在国内进行投资移民项目推广，仰融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曾表示，2010年底前他的造车计划将完成5000个投资移民的指标，这部分融资将达到25亿美元。　　 　　泡沫总是会破灭　　2009年投资移民申请人数的大幅增长，也引起了中国有关政府部门的重视。2010年年初，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则关于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的通报，通报指出，目前某些移民公司推广的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本质上属于私募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　　这一通报的发布引起国内移民中介公司的热烈议论。一位受访人士向记者分析，公安部的通报信息有着多层含义，“一是担心资本外流，一个投资1亿美元的EB-5项目需要的投资移民配额大概在200个，在外汇进行管制的环境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资本流失。这里面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国内资产变现，从地下钱庄出去的；二是申请投资移民的大部分是富人，也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担心大规模的投资移民会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三是政府部门本身对投资移民中间市场的利益也感兴趣，将投资移民中介业务纳入公安部和美领馆进行监控，涉及审批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问题。”　　金融风暴后银行信贷的紧缩，使美国很多商业开发项目因为得不到贷款而搁浅，也让美国人开始更集中地瞄准外国移民的钱包。吸引投资移民资金的区域经济中心（类似于中国的经济开发区）从2005年的30多个增加到2009年的90多个区域，频频与国内的移民中介合作推广项目。　　“美国银行的贷款利息大概在6%，而通过基金公司获得的投资移民资金，项目利息只有2%，所以很多投资项目都希望争取投资移民资金，这也不排除可能会导致一些私募基金的出现。”郭玉军说。　　正是由于EB-5门槛的降低，国内的移民中介数量也大量增加，以广州为例，具有公安部批准的移民中介只有47家，但现有各种办理移民的中介达到了600多家。“很多黑中介在进行项目推广时夸大项目利息，每年承诺的利息回报很高。”郭说。　　但实际上EB-5项目是2005年推出的，2010才到5年期，目前其投资收益并不明显。　　陈海阳指出，EB-5项目由于无政府担保，美国政府在EB-5项目的规定上，不允许任何项目提供回购，保证还款承诺。二是绿卡的风险。因为EB-5投资不由申请人本人操作和管理，而是由基金公司进行操作，申请人处于完全被动状态，在申请办理成功之初，申请人及全家人获得的只是“有条件绿卡”，距离“正式绿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万一投资失败，到时候不仅得不到“正式绿卡”，还可能连投资款都收不回。　　“近两年有条件绿卡在广州、深圳都有申请人拿到，但是目前尚无投资人成功转为I-829（无条件永久绿卡）申请。因此要慎重选择项目，尤其是运作该项目背后的基金公司等机构。”林国雄说。　　随着经济问题的不同，各国也会对外资引入的问题做出不同的政策和法律调整，由此也会对投资移民的风险产生影响。比如，加拿大的一些省份提出了所谓的“省政府提名计划”，实际上是加拿大移民部为了使人口平衡分布和吸引更多的投资移民者而推行的。此外，这类移民投资的都是私人性质的机构，不在联邦政府计划之内，不受保障。　　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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