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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风格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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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件产品，十个故事 走进斯堪的纳维亚设计
现代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产业的价值何在？在一件家具的创造过程中，创新、手工艺、建构和生产之间密切关联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随着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切，家具制造业的图景如何变迁？2015年3月举行的斯德哥尔摩家具和灯饰展上，“走进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展通过十件产品与它们背后的十个故事，对北欧家具产业背后所隐含的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格外的关注。由斯德哥尔摩家具展与TMF（瑞典木材和家具工业联盟）联合主办的“走进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展，在家具展上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由著名的设计搭档工作室Farg&Blanche承办，使用了一个类似家具框架结构的曲面网格木质围墙在会展中心划分出本次展览的空间。在展览区域使用产品原型、拆解件、微缩模型、视频等多种形式，追踪了十件产品如何从创意到实现，展现了设计、开发和制造的奇妙历程，让关注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的人们看到创造一件历久不衰的经典产品所面临的挑战。做一把校园椅如何制造一件标志性产品？一把椅子如何创造销售神话？以及一件产品的成功如何深刻影响了一家公司在海内外的发展图景？“校园椅”（The Campus Chair）创造了瑞典公司Lammhults的财务奇迹。那是1990年代初，瑞典设计刚刚开始吸引世界范围内的关注，Lammhults认为到了开拓出口业务的时机。丹麦设计师Johannes Foersom和Peter Hiort-Lore的愿景清晰而简单：制作一把用途广泛，能为众多国家消费市场接受的金属管材框架的座椅。“校园椅”由此而进入市场并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简洁的校园椅同时有着强烈的特色，无论单独放置还是大量使用都有其美感。低调的细节体现出设计师的用心，经过加固的金属管构成校园椅的骨架，呈波浪状的椅背和椅面，除去移动性略有欠缺，这是一把兼具美感和舒适的椅子。随着“校园椅”的成功，“做一把校园椅”成为瑞典每一家具有雄心壮志的公司常用的表达。而创造它的Lammhults公司迅速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企业，而这一发展中最重要的亮点就是校园椅。在许多国家这把椅子都迅速获得认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Campus（校园）”这一名称本身也成为Lammhults对外最响亮的名片。从23年前诞生以来，Lammhults总共售出了一百五十万把校园椅。到底是什么成就了“校园椅”的成功故事？Lammhults公司对外宣称，自己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发布了一件合适的产品，并且注重建立长期的合作。从1965年创立以来，Lammhults坚持让产品和合作关系缓慢成长的信念，直到这一信念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多年来，Lammhults坚持在产品开发的资源和制造工具上投入资金，即便中间遇到过多次经济困难时期。首席执行官（CEO）Lars Bulow说，你要有耐心来等待销售上的成功。从“校园椅”1992年发布以来，家具工业日渐变化无常，更短的设计更新周期，更迅速的决定，以及更多对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对于持久品质的理解和欣赏已经开始为工程师、买家和终端消费者所遗忘。”Bulow说，“如今大家追逐更短的经济周期。家具生意越来越具有娱乐性，媒体不关注家具使用和研发过程，只对某些产品进行单独报道更是加强了这一印象。”但是仍然有那些在可持续发展上考虑长远的公司与人群，他说：“我们需要更好地来宣传他们。”现代工业品与手工艺椅背纤薄并具有造型感，剪裁精致的Emma在2013年斯德歌尔摩家具和灯饰展上一亮相就成为焦点。设计师Farg和Blanche对诞生于1840年的经典Emma扶手椅进行了升级，不仅制造了一件优雅、可触碰的家具精品，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融合现代工业技术与传统手工艺的途径。“我们称之‘极缝”，设计师Emma Marga Blanche和Fredrik Farg说。他们为Garsnas首席执行官Dag Klockby展示了一系列的模型，而他马上就为其中一件在椅背上使用这一缝制工艺的作品所折服。在具有20年从业经验的Garsnas资深产品研发人员Lars-GunnarLarsson的协助下他们尝试了多种产品创意。旨在使用特殊的贯穿缝制方法加工一个纺织材质椅背替换衬垫家具一贯的硬木结构椅背。经过反复的测试，尝试多个原型，设计师们试图找到正确的组合和最有效的产品创意。最终解决了一体缝制成型难题的方案就是最终呈现新Emma椅背。Emma的制造同时包含工业加工和手工制作。手工制作的合作方EKE-Mobler，在距离Garsnas工厂一小时车程处，仅有十五名员工的这家工坊，仅有首席执行官Peter Erlandsson本人能够缝制Emma椅背，否则按照工作量每一个椅背应当由两人一起加工。这决定了Emma椅的创意是完全依赖手工而实现的，尽管有工业制造的部分。随着订单量的增长，包括来自美国谷歌、微软和Facebook等大公司的定制要求，需要培训更多的版师，因为Peter Erlandsson一天只能制作3张椅背。Garsnas的大多数产品都在瑞典生产，而几乎所有的木工都在母工厂完成。如果需要对工艺有特殊要求的第三方加工商，对于他们的工艺水准也有着极高的要求，例如定制曲木的加工商便位于丹麦。如今这些工坊以Garsnas公司为中心建成了一个网络。“此前，我们几乎在自己的工厂里完成所有的加工，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外援的支持，因为我们如今的家具涉及了太多精细的技术。”Klockby表示。在Emma发表一年后，又推出了她的姐妹版本Emily，今年则有一款脚凳将要发布。“一件产品可以衍生出一个系列，但是作为制造者，一定要注意保持核心创意的延续。创作衍生产品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而这一次，我认为Emma系列具备了这一条件。”Klockby说，“一件优秀的家具可以使用超过二十年。如果它成为了经典，则可以存在更久，并具备不朽的品质。我的直觉告诉我，Emma正是这样一件经典之作。”
这不止是一张皱巴巴的椅子“Dent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成功的销售案例，它是贝壳椅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难以被超越，我们确信这一点。”Bla Station创始人和设计主管Johan Lindau说。由o4i团队设计的Dent椅于2013年在斯德歌尔摩家具和灯饰展上发表，传统的一体成型三维椅身，拥有像一张皱巴巴的纸张折叠过后的外观，带来怀旧的情调。Dent椅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赋予传统的压缩板材椅面更为立体的形态。这一问题困扰了设计师和生产人员很长时间。起初通过拉伸和扭曲，一个3D效果的嵌板被开发出来，但这是一块预制板材，非常昂贵并且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但o4i工作室的设计师Henrik Kiellberg和Jon Lindstrom坚信有希望破解这一难题，他们联系了Bla Station家具公司，希望能够向整个家具行业展示这一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最终设计师和承包制造商Bending集团共同创造了8件实验性的工具来创造扭曲的效果，几乎没有人认为这能成功，但Bla Station公司一直没有放弃。出于对一个创意的信任而在市场的洪流中坚持像这样困难的研发过程，这其中的耗费是难以用金钱估量的。因为设计师为完成他们的设计所投入的时间是难以度量的，而家居公司和制造商也经历了重复地测试、失败、再测试。唯一可以准确计算的是购置工具的花销，总计用去了20万克朗，约合2万1千欧元，只是最终达成目标总费用中的一小部分。Lindau说：“工具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台阶，没有工具，无法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要开发像Dent这样的椅子，必须与工业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在瑞典有一个健康的制造机制，而所合作的设计师也会深入整个制造的过程，从核心创意到最后的展出，并且专业的工厂也非常接近。”Lindau对Bla Station的设计和制造运转非常满意。Bla Station继续自己对创新的投入，并有足够的耐心来完成家具背后的叙事。如果公众能够了解一件产品外观和制作的背景，“那么一把皱巴巴的椅子就不仅仅只是一把皱巴巴的椅子而已”，Lindau说，“产品的信息需要更性感，传递更为高级的知识。Dent不仅是一把椅子，它开启了一种传统材质的新可能性。”手工艺和持久性一家专注手工艺产品的公司如何在今天专注外包和降低价格的市场中竞争？由手艺人Kari Virtanen创办的Nikari品牌已经有将近50年的历史，仍在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运作：从位于赫尔辛基西部的一个小村落Fiskars的工作坊里，七位核心的匠人使用经过认证的木材创造出高品质的手工家具。坚持专注于木艺让Nikari对芬兰木材和表面处理用料如油、蜡、皂都有了深刻的认知。在2010年的股东变更之后，Nikari有了新的出口目标，如今已在20个国家拥有代表处，并进一步扩展了产品线。在赫尔辛基，Nikari举办了“12件为了自然的设计”活动。邀请12位设计师，包括Harri Koskinen，Marti Guixe和Nao Tamura，与Nikari的匠人们合作，每个月发表一件新作品。简洁而优雅的XL December“十月椅”，正是其中与设计师Jasper Morrison和Wataru Kumano合作的产品。最初的想法是制作一张能够轻易由终端消费者自行组装的折叠椅，但实践证明由生态材质例如木头加工制作的复杂部件难以在变化的气温下得到很好的保存以避免变形。这样一张椅子看上去或许很简单，却对木工活有着非常精细的要求，特别是在腿部的连接处。当它被组装起来，通过一种混合油料加以表面处理，呈现出泛白的色彩，百分百的尼龙帆布家纺椅面被安装上，由Fiskars村的一位皮革大师亲自裁剪和缝纫，这一面料仅为Nikari工作室定制了200米。这一布艺椅面在2014年为加大号的“特大十月椅XLDecember”上被替换为天然皮革椅面，定制于瑞典的Tarnsjo这一知名皮革产地。每一组产品的制作过程需要六到八周。Nikari雇佣了总共七位匠人，并且为了传承手工的知识和技能，延续了师父带学徒这一体系。七位工匠在工作中与本地的木材供应商保持密切合作，从而得以经常对来自附近森林的木料进行优选，并保持木料在他们的监督下进行锯伐、烘干和储存。一些基础的部件加工被外包给值得信赖的芬兰承包商，但最终的产品都在Nikari的工作坊里加工制作。“当然，我们始终在思考最理想的制造方案，但电脑数控设备并不是对于我们的产品最合理的选择”，Nikari的首席执行官Johanna Vuorio说。“我们选择集中精力在品质、手工和设计上，这些驱动着我们前进。”人们对手工和可持续发展日益增长的兴趣，让Nikari获得了更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外的关注，开始和国际化的杂志媒体例如Monocle合作，以及取得出口日本的许可。“我们觉得对上乘家具的需求始终存在”，CEO Vuorio说，“不需要在价格上展开竞争，我们的消费者懂得购买有品质的产品是长远来看最经济的选择。”将瑞典产品推向未来自1942年成立以来，Kinnnarps公司已从一个瑞典小型木工厂发展成为大型跨国企业，在欧洲拥有五百间展览室，有着两千五百名员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公司将目光转向为更广大的群体生产办公家具，其成功的要诀是着眼于发展大型现代化工厂，从而使得公司在瑞典有充足的经济实力来发展生产。现今，Kinnarps公司已经在欧洲有了一些最现代化、最具生产效率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设备占地十万平米”，首席运营官Anders Andersson如是说。“为了有更高的效率并且减少乏味的工作，我们很早地引入了无人操纵的机器人和搬运车，说实话，人们来我们工厂参观时，机器人通常是最具吸引力的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Kinnarps公司是当地产业的领路人，最大的工厂坐落在Vatstergotland，但是有些工作也会在Skillingaryd，Jonkoping，Vinslov以及Tranas完成。在生产一款新式家具的过程中，比如生产Libra沙发，各种环境因素包括从运输到送达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要考虑到。Libra沙发开放式的设计以及它波浪式的造型，这些灵感源于用平衡的天平来展示黄道带这种标志，使用者能够往两个方向坐，从而使交谈更融洽更自然。Kinnarps在2014年与瑞典Snowroom设计团队合作开发了多结构的Libra沙发。最近Kinnarps在周边进行改进，包括减少家具的包装，使用可回收的毛毡以及瓦楞纸板而不是一次性材料，减少溶剂挥发，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易燃废料进行处理。目的在于将原材料、元件以及化学品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Kinnarps公司关于产品运输时间运输方法，有着自营的运输体系和生产计划，其他细节也都考虑在内。Kinnarps公司认为可持续性以及独特的解决方案都会影响将来的工作。最近几年，公司注意到了消费者倾向的变化一人们不喜欢有着与别人相同的家具，而是需要独特的方案，根据自己的工作场所挑选家具的颜色和款式。公司已经在最先的Kinnarps工厂投资了六千万瑞典克朗建立了专注于个性化生产的生产线。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件产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没有经过生产线上的统一调校。“我们坚信，为了始终处在这个行业的前沿并且传播可持续理念，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规划，”Kinnarps营销传播经理Paulina Lundstrom说，“只解决当前问题，而不是优化解决方案，这就很容易造成目光短浅”。一切皆有可能“最出色的革新和发展是无形的，就像它们一直都存在着”，Offecct公司，Palma椅子的设计师Khodi Feiz说。Feiz早在2000年于米兰展览会上，就与首席执行官Kurt Tingdal以及设计部经理Anders Englund相遇了。Offecct公司脱颖而出，不仅因为她有着推动革新和创造新式耐用的产品的决心，关注环保，而且还与国际设计师合作，这在当时的瑞典是很罕见的。经过两年的发展Palma于2008年发布。它的形状像一个握成杯子状的手，安放在座位上，靠背和扶手是优美的单线条，用于会议，随意而不拘束。有着模压的桦木板框架和无缝皮套，它的设计特别优雅，但是真正的创新之处却是在于骨架。骨架被塑成杯状的同时，提供了双面的弧线来支撑后背，在模压时提供这种功能的骨架尚属首例。使用新工艺新方式既延长了流程又提高了产量。考虑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和推动产品发展向来是Offecct公司生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Tibro是Vastra Gotaland区的一个小镇，家具生产历史悠久，Offect公司在那里有五位全职产品研发人员。Englund说产品研发人员就是要让不可能变为可能。引用Ford公司创始人Henry Ford的一句话“问人们想要什么，他们会说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产品研发。Offecct一直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但是如果当地缺乏新技术，他就要将目光放长远。幸运的是本地技术困境只发生过几次。Englund说“将来我们会寄希望于瑞典的当地产品”，他还说：“在原料和生产过程上瑞典有很多优势，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很多大企业有点安于现状，失去了尝试新事物的兴趣，这是瑞典最大的衰落之处。”Offecct和Khodi Feiz合作有15年之久了，这期间新产品研发是缓慢甚至有时停滞的。“我相信长期合作会使设计者和生产商知己知彼，树立共同目标，追求更高工艺。”Feiz解释到，“意义深远经久耐用的高质量产品就是这样研发出来的，并且最终可以带来更多的效益”。细节决定一切Swedese总经理Peter Jiseborn说：“我们为消费者制作家具，消费者自己决定这个椅子是家用还是办公用。”从第一眼就知道，Monica Forster设计的名为Breeze的桌子是Swedese公司的产品-帅气、正式，有点不规则的波浪使整体让人过目不忘。“它完全忽略应有的功能反而加入更多神奇要素。”Jiseborn说，“假如你了解层压技术，就会知道在不影响其他部位的情况下，将一个小细节融入桌子中是不可能的。”因此波浪是单独制作的，然后把它雕刻在桌面上，桌用黑白相间的铜或者漆覆盖的。这个桌子迎合了公司的理念一创造无法复制的富于表现力的家具。公司的总部和最大的工厂位于Vaggeryd，专注于木头的层压和塑形以及生产Lamino椅子和Staffan Holms纺织工具。与位于Ang的另一个工厂一起，Swedese在瑞典招了大约100名工人，Jiseborn的团队有五位产品研发人员，他们与瑞典的设计师紧密合作。公司所有产品都是瑞典制造，有些产品利用当地转包商例如Libri，在距离Vaggeryd 10公里的地方进行生产，然后在Swedese进行涂漆，质量检测和装配。Jiseborn说：“很显然瑞士的产品都能创造利润，问题是你需要一个能够保证质量的品牌，因为消费者买的的就是质量和品牌，如果你制造的产品济济无名，那么就很难创造价值。”Lamino椅取得成功并且在60年后依然很畅销，这有点讽刺，除此之外，Swedese在近些年的成功在于着眼于活动办公。随着办公场地的缩小以及会议家具的流行，桌子和储藏柜之类的大型家具的需求减少了。Swedese的销售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在不断扩大，2014年是公司成立70年来销售额排名第二的年份，销售额为16.4亿瑞士克朗。公司计划未来三年将这个数字翻倍。他们最擅长制造会议家具，Jiseborn说：“不管用于传统会议室，客厅，或者作为台座式咖啡桌，我们生产的家具都把促进交流作为核心理念”。将本地优势推至全世界
“我们总是不断地尝试寻找新方法和新视角去做事，这包括寻找新材料和一些更多可持续的选择性。”一Muuto公司的CEO Kristian Byrge说道。这把纤维椅，由哥本哈根二人组合Iskos-Berlin设计，便是这种尝试的结果。经过两年的研发，它在2014年设计并制造出来。一眼看去像是传统的塑料注模式椅子，但实际上却是由含有25%的来源于瑞典的一种可持续的松林木纤维混合材料制成。这影响并造成了最终的效果，成为一种看起来很温暖而独特的材质。理论上讲，纤维椅可以在数年之后可再混合至少1%的新材料进行再铸造。在产品的外形被开发出来之后，在外形的构造上还至少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寻找和研发使得木质与塑料材质完美结合。这不只关乎于如何使用正确的方法，Muuto还要对所使用纤维的数量和规格是如何影响产品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感觉上做出调查和研究。他们找了一家世界领先的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复合技术的公司。由于铸造的手段至关重要，他们通过电脑进行模拟技术展开了无数次的尝试，这些工作在工厂以及丹麦技术学院同时进行。这一开发过程包括制版和3D制图，3D电脑制模，以及用不同材料进行3D打印制模，在一个最终最恰当的纤维混合结果出来之前，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尝试与制做模型。纤维椅大多产于斯堪的纳维亚——即这种持续纤维的诞生地。正如钢架中的钢铁产于瑞典一样，椅子的铸造和组装地则是在丹麦。所有的Muuto家具在欧洲制造，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对技术的熟练掌握以及质量的把控，而一些配饰家居则产自中国。Mutto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首家在丹麦成立的设计公司，并由Veakstfonden风投公司投资建立而成。两年内，基于“新日耳曼人”的口号，公司创始人Peter Bonnen和Kristian Byrge将公司发展成为一家“获奖企业”，其产品出口遍布15个国家。今天，9年过去了，Muuto公司有着超过60件产品在加工生产，出口欧洲、美洲以及远东地区，并且在丹麦雇佣了将近55人的员工。在上一个十年内，Muuto公司在斯堪的纳维亚设计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推动和鼓励当地的青年才俊，而这一纤维椅的创作与诞生将其带到了一个新的设计领域——即探索更多的可持续性材料。黄金座椅去年是斯堪的纳维亚家具的成功巨作以及其偶像之作——由彼得·奥布思维克设计的“Capisco座椅”的三十岁生日。有趣的是，在1984年它刚出世时其反响是相当冷淡的，直到十年前才有人真正开始注意这把椅子。而今，此款椅子已出口至全世界，且销量不断上升。“有耐心是很好的，等待一件作品的出现也是值得的——当你正坐在金子上面的时候，你自己要有直觉并且能辨别得出来。”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副总裁Christian Lodgaard，先生说道。2007年挪威公司Hag、RBM与RH公司的合并结果，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公司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思维架构并在起初就得到了业界卓越的声望。Hag公司毋庸置疑是商务办公椅的第一家制造商并被授权使用其官方的北欧（即斯堪的纳维亚）生态标签一“天鹅”的使用者。不仅百分之95的“Capisco座椅”是可回收的，百分之43的座椅也是产自于可回收材料，这些可回收材料最初来源于聚酯瓶的瓶盖，而这些瓶盖在当时的挪威是不能与瓶子一起回收的。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在瑞典的于斯塔德与RondoPlast公司进行合作，因“Capisco座椅”的生产加工每年会获得250吨的可回收材料。对于家具的生产，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公司均采取同样的途径，不管是现有商品还是正在研发的。一些工具也会被制造出来，用于测量在开发过程中环境对于单品所造成的影响，因而消费者们可以在网上对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比较。每一把椅子的设计与制造都根据同样的生命周期原理，其重量、构成元素的数量、材质以及寿命都会被考虑在内。“人们去讨论一款家具的可回收性是很容易的，而今天我们已将这一步走得更远，即用回收的材料去制造。”Lodgaard说道。“我们现在就可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这同样意味着，大量的投资将不仅被用于劳动力成本、研发和创新以及技术上面，还包括工具的开发。取决于其制作的复杂程度，一件椅子通常需要花费三到四个小时直至三万个小时研发并制造出来，其投资成本大约在3万英镑之内。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看到一项产业正在向同一个目标努力，而许多商业竞争对手则仍卷入“漂绿行为”——其小而无效的努力已慢慢地被消费者察觉。“室内装饰与建筑设计师需要比以往更加警觉、博学和见多识广。”Lodgaard说道。斯堪的纳维亚商务座椅集团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建立并拥有整个产业——其公司总部设在奥斯陆（挪威首都），工厂则设在挪威的勒罗斯和瑞典的奈合。“我们这样做的缘由不仅是为了其本身，更重要的是从整个产业和生产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会极其高效。”无形的功能不同的噪音——“咔哒咔哒”的声音、刮擦声，刺耳、反复的噪声一这些都会影响和改变空间所带给人的体验感受。令人不快的噪声会影响好的感觉、专注程度以及学习能力。Sigrid Stromgren在与萨赫尔格雷斯卡学院的噪声专家一起工作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参观了幼儿园，那里的工作人员自己开发出了一些自己动手可以解决的办法。“他们将一些材料捆在桌面上，并将网球粘在椅子腿上以减低噪声的影响。”Stromgren说道。“我意识到这是我的责任，从设计初期解决家具的噪声问题，我们应该从源头去解决问题。”在HDK的学习过程中，Stromgren专注于研究两种最常见的能够产生噪音的家具类型：模压餐桌和钢管椅。她是如何来减低它们所产生的噪音的呢？她建立了一个“无声材料图书馆”，里面搜集了各类消音材料，并采取有效措施对50种材料组合进行测量，逐渐地，得到了最终的合成物——即这一她用于“Silent Whisper无声桌”的锻压材料，而后Materia将其进行进一步研发和生产。这一桌子的设计获得了工业设计界的最高荣誉——“红点奖”，且这项材料的运用同时被申请了专利。“Silent Whisper”（“沉默低吟”，即“无声桌”）的设计直接指向其源头，它并不试图去降低已经产生的噪音，而是阻碍了正要发生的噪音。这一桌子的最大卓越之处在于它将有弹性的锻压板与这种强有力的被改良过的声学性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由于材质的混合，这种表面上的瓷材质所产生的声音被弱化减半。当你摆放这一“无声桌”的时候，噪声被降到最低。这不仅是因为桌子通常会发出的咔哒声和摩擦声被降低，还源于因此人们也不需要为此而提高说话声音的分贝。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代替传统的吸音器了，当在一个充满着由各种坚硬的、并相互发生作用的家具表面所产生的噪声环境中时，你依然需要它。“显然的，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缺乏考虑。顾客们买了一个桌子随后发现他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控制其产生的噪音程度。”曾参与研发这款桌子的Materia产品研发师Krister Jonsson说道。通常的措施无非就是在桌面底部黏贴不同的减音物而已，而在实践中这与你躺在桌子底下并无区别。Materia公司在1992年成立，两年后开始在自己的工厂里生产和制造产品。至今已有三位研发师开发新产品。“比起家具本身，使用者最终将如何利用它更令人感到有趣。”Jonsson说道。今天，“Silent Whisper”（“沉默低吟”，即“无声桌”）正在市场上庆祝它诞生的第七个年头，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制造商开始关注所制造出来产品的声效问题。噪声不再是环境中的无形隐患。“我们将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会将更多的资源运用到我们的噪声环境当中。”Stromgren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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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来自北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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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9年4月的意大利米兰国际家具设计展上，中国代理商Crossover（跨界）的贸易总监刘磊并没有发现太多新鲜的产品和设计。他说，走进展厅感觉没有以前那样目不暇接，甚至有些空荡荡，几乎没看到夸张的新东西，一些品牌的参展产品仍然维持了经典的设计，只是在颜色和细节上做了微调。
　　正如刘磊看到的那样，米兰家具设计展组委会事后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参展商展出的产品数量不及往年，观众也明显少了很多――今年6天展会的总参观人数为304702人次，比去年下降了12.55%。有些设计师表示，往年那些设计得几乎不像家具的物件儿没有再出现，经济危机让厂商们放弃了“概念牌”，务实的态度也意外地让今年的米兰展因祸得福，更像一个纯粹的家具展。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件事：做减法仍然是国际一线家具品牌设计的方向所在。
　　做减法的不仅仅是家具行业。前段时间英国某机构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近来的六个月内，中高端品牌的白衬衫销量直线上升。极简主义的设计风格不仅仅暗合了经济状况对行业制造、推广运营成本的影响，线条简洁硬朗的生活用品也能让人们时刻保持舒适却理性的心态，色彩的单纯化与剪裁的利落感便于减少抑郁与急躁的情绪化思维，这一点在今年的米兰展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而在所有包含着极简主义的家具设计中，北欧是一个特别的族群。
　　手工业者的简约传统
　　远离大陆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因偏隅在欧洲版图的北端，在新兴的工业革命中并没有很快受到机器的影响。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使北欧四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古老的手工业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一直到20世纪初期，工业技术才逐渐在这些国家立足。智慧的匠人们在新技术新理念逐渐入侵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良工具和技巧，使它们没有被工业化的流水线吞噬，也没有隐没在民间变成一份消遣，而是作为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在现代家具制造流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也赋予北欧设计一份独特的礼物――现代主义与手工业的自然融合。
　　从20世纪初期的作坊式小工厂到现在奢侈品牌的现代化操作间里，年迈的手艺人亲手为椅子表面缝制皮革的景象延续了近百年。在丹麦，国宝级奢侈家具品牌FritzHansen，仍然保留着所有布料、皮子的缝制全手工的传统。一个老工匠一周内可以缝制三把椅子，这样的速度与IKEA美国化的生产模式自然不能够抗衡，而手工创造的价值也绝非工业化产品能够抗衡的。FritzHansen的经典产品“蛋椅”（theeggchair），在中国只在北京和上海由本地Dealer代为出售，它的售价高达12万元人民币，足够买下IKEA展示区里的所有椅子。
　　然而，手工技艺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设计风格的繁琐。19世纪末期相对贫弱的环境让北欧人保留了节俭的传统，他们珍视自然赋予的一切。虽然拥有广袤的水域和森林，事实上北欧的自然能源是相对匮乏的。采用天然材料是北欧家具的传统，但用料节省也是北欧家具制造业的关键词。设计师们秉承着用最少的原料，制作出方便人们使用的物品，并在最大限度上创造出简约美感的原则，将极简主义的理念在图纸上一一呈现。
　　丹麦的设计大师阿诺?雅各布森（ArneJacobsen，以下简称AJ）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设计出了自己的第一件著名单品。那是为某家餐厅设计的蚂蚁椅 （theantchair）――极细的腰部和三条椅腿，让很多制造商望而却步。腰部设计达到了当时用料的极限，人们担心生产出来的椅子很难承受人体的重量。AJ坚持自己的设计是符合人体力学标准的，只是在制造上对材料的柔韧性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他并未听取任何意见修改设计方案，而是坚持等到有能力的制造商把三条腿的蚂蚁椅制作出来，成为整个欧洲流传的经典单品。这把椅子在1957年的米兰双年展上广受赞誉，上市后更是受到欧洲人的追捧，并使AJ成名于欧洲设计界，将简约风格发展为现代家具设计的风向标。
　　AJ的设计风格影响了一代人，蚂蚁椅的故事也解开了人们的一个误区――简约风格并不等于简单制造。相反，线条感强烈的北欧家具，对生产工艺的严苛要求常常“逼迫”着制造商寻找新的材料、淘汰不够精湛的手法，间接地促成了家具制造业的变革。
　　生活品质&设计品质
　　北欧人是讲究生活的。他们的设计与生活息息相关，连一个味精瓶子都可能是经过一个设计师长时间思考而制作出来的。设计的每一步变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依据。二战之后的北欧，生活方式的改变促成了家具设计的快速发展。战争的结束让人们紧绷的神经舒缓下来，重新回归家庭生活并重视家居环境。不久，工作日也由7天改为5天，家的概念越发的重要。
　　旅居丹麦的陈扬这样形容北欧人：他们固执地思考着一件设计，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想怎样解决一个小难题，例如一个桌脚或者一个楼梯扶手，怎样再省出一块材料，省出一点空间，怎样更节省体力，或者怎样可以更美一些。在北欧航空的飞机上，喝咖啡的一次性杯子为了让人们拿起来手感舒适、重量均衡，设计者在把手处特别用了3根细塑胶支撑，表层雾面处理，好看又方便，让搭乘飞机的旅客从微小的细节便能体会北欧设计的精髓。
　　即便是花很多时间去想一件设计，北欧人并没有像中国白领一样整天在办公室里忙碌。据调查，他们每周平均工作37个小时，比中国人要少8个小时。这8小时留给了家庭聚会、户外行走、骑车和骑马。环保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将这种可持续的“有机主义”理念带入了工作中。在FritzHansen，除了蛋椅、天鹅椅（swanchair）需要手工缝制外，还有一款由PoulKjVrholm设计的PK22，是加入藤条手工编制的，有点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藤椅。手工技师们常常带着原材料和设计图离开生产车间，回到自家的院子，或者是和家人一起去附近的海滩，晒着太阳听着音乐，仔细编织着手中的藤条。慢生活赋予了这些家具的，多是技术之外的品质。那是一种认真的态度，和自由的精神。
　　生活与设计的关联不仅仅如此。北欧人在强调一切从简的理念，也并没有因过分追求外形的简单而放弃家具所具备的功能属性，这和他们质朴的本性有关。原本人们认为北欧的设计是受到了德国包豪斯主义（BauhausStyle）的影响，强调务实与功能性。而事实上，在19世纪初，就有一个丹麦人提出了这个理论：无论是什么设计，首先要符合两个要求：一个是实用性，一个是合适性，实用性是设计的首要原则，因为如果不好用，仅仅眼睛觉得好看，精神觉得好看，这个设计其实也不是好的。
　　上个世纪 30年代，AJ的老师――丹麦设计大师凯拉?克林特（Kaareklint）将人体工程学首次运用到家具设计中。为了研究椅子的结构与人体坐姿的融合，克林特在设计之前画各种姿势的人体素描，还对人体进行广泛的抽样测量，并且把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编辑出版。这份研究的结果带给丹麦乃至北欧设计界一次大的震动，丹麦设计师们成为了最早关注人体的尺寸比例在设计中的重要性的群体。
　　时至今日，现代化的手段已经不需要设计师去画素描了，北欧的一些家具品牌与密歇根大学合作，邀请志愿者参与实验，研究腰部受力的程度和最舒适角度等项目，以期产品满足人体最大的舒适度。此外，电脑与电话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在使用桌子时加入了布线的需求，设计师们也会根据实际的状况仔细安排各种连接线的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保持简约化的外观。
　　顶级品牌在中国
　　北欧的顶级家具品牌有哪些？除了专业人士和设计发烧友，很少有人能答得出来。它们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就陆续的登陆内地市场，通过Deal－er的形式向中国高端消费群体出售。因为过于低调，十年过去了，家具行业里的奢侈品并没有像其他类型的奢侈品那样备受中国高消费阶层的追捧。
　　上海Haworth公司的江霞玲说，在她进入家具行业之前，也不知道这些牌子，例如她现在非常熟悉的FritzHansen、Vitra、GeorgJansen等等。它们低调的陈列在代理商的展厅中，没有人知道这些椅子把手上包裹的皮革是出自比LouisVuitton还要高端的欧洲著名皮货供应商SorensenLader，布料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发家于丹麦的国宝级品牌Kradvat――在欧洲，一把由SorensenLader的皮子制成的椅子是可以作为传家宝由祖辈传给儿孙的，据说经年累月的生活印记会印入皮革内，形成独特的古旧美感，并因为附着的时间含义，短短十几年价格就会翻好几倍。
　　位于三里屯酒吧街的Crossover(跨界)，是一家国外顶级家具品牌的代理店。店内陈列着上文中提到的12万元一把的蛋椅，我问过刘磊这把椅子的销售情况，他说从引入这个品牌到今天，两个月内卖出去3把，购买它的都是文化名人和演员。就在我们交谈的间隙，一位买主从英国打来越洋电话，又定制了一把蛋椅。而在上海，同样以FritzHansen为例，江霞玲称卖得最好的产品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的Space系列，原因是这款椅子的仿品还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一位杭州的设计师在Haworth挑选椅子时，看中了蛋椅与天鹅椅，但因为仿品太多，花十几万元买的东西和别人工作室里几千元甚至几百元仿制的一样，似乎有些不划算，于是他买了Space系列。
　　中国的消费市场不单单存在着仿品泛滥的现象，购买者对于家具本身的理解也需要进一步的引导。上海某工作室的设计总监买了一把PK80椅子，它需要很大的空间才能体现出美感，结果被放在了一个狭窄的办公室里。设计总监很困惑，为什么没有宣传册和店里展示得那么协调？江霞玲表示，我们的生活虽然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与具有设计传统的北欧相比，在家具与空间的搭配感上仍然是暂时落后的。这也可能是以后高端家具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对受众在观念上进行正确的引导。
　　而面对中国高消费群体对于北欧品牌的陌生，亚洲区总裁们也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像其他奢侈品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推向中国市场，还是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传统而高贵的矜持？他们仍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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