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万变定基的宇宙哲学震颤冲和规律俯瞰全球治理下的G20机制在能源金融主导世界统一货币秩序变革趋
从万变定基的宇宙哲学震颤冲和规律俯瞰
全球治理下的G20机制在能源金融主导世界统一货币
秩序变革趋势中的国家大战略选择(四)
三、G20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
G20的产生以改革国际金融秩序为突破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包含两大主要特征：一个特征就是集中掌控黄金和各国货币的基金，它为一些遭受外部财政危机的政府提供相应的清偿能力。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所建立的基金意味着原先金本位制的结束，代之以美元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储备体系，美元成为唯一可以同黄金兑换的货币。另一个特征是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它旨在将各种类型的货币动荡及竞争性交易降到最小化。当前是金融全球化时代，
金融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着国际政治的结构化特征，一个能够系统地约束国家行为，奖优罚劣的外部特征。经常存在的资本外逃顶的威胁已经对国家政策的实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压力。与资本流动假说相关的核心主张就是金融一体化已经增加了寻求不同货币目标的成本，导致出现了货币调整的结构性动机。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元在世界货币中处于支配地位。在国际经济治理中，发达国家排斥新兴国家，这是不合理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不满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通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更强烈的要求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以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突破，此做法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是为了维护其金融霸权，一方面通过增加新兴国家的份额和投票表决权来反映国际经济的变化，提升美国控制国际金融的支持率，拉拢新兴国家支持其国际金融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减少欧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表决权，削弱欧元对美元地位的威胁。美国还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其目的是：美元用于国际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美元贬值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其他国家通胀。同时，其他国家的美元债权将缩水，从而让美国减轻外债。新兴国家会受到负面效应，美元贬值导致新兴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外债减少，并造成通胀压力，新兴国家只有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被迫加息等方式来较少损失。
G20考虑各方面权益，采取了如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措施：第一，美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协议，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美国等传统大国通过这种办法行使了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第二,各国央行采取联合降息政策；第三,各主要央行都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购买政府中长期债券。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强烈呼声，G20成功地进行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G20首尔峰会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6%以上，欧洲国家让出两个席位给新兴国家。中国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国，新兴国家所持有的份额逐渐赶上发达国家，改革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新兴国家的发展现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权改革除了新兴国家自身努力之外，美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削弱欧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美国对欧洲施加了压力，迫使欧盟转移部分份额给新兴国家。世界银行（WB）改革更早，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提升至47.19%。两大国际机构的改革表明国际体系正在适应国际经济实力的发展趋势，国际体系将更公平合理。
在国际金融领域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情况下，G20不应满足现状，停滞不前。应该继续扩大成果，把改革触角深入其他国际领域。G20的作用不能局限在金融方面，它必须扩展到其他领域，扩大治理广度，提高综合功能。截至目前，已经举行六次峰会的G20取得了一定成绩，体现出世界解决全球问题的新模式，国际治理机制被注入更多的包容性观念。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已经不再是八国集团了，而是包括了“金砖国家”为代表的G20。这就表明了至少在经济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多极化。全球治理是国际秩序转变的观念建构，全球多极化发展是国际秩序转变的形式建构。
G20是推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变革国际秩序的重要平台，在国际关系中，合作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当今相互依赖使得各国越来越紧密，关于合作的研究也就有了更高的价值。关于合作思想流派的观点：一是把合作作为向另一态势过渡的渠道；二是把合作作为减轻现代社会弊端，净化人性的工具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补充。国际合作的目的在于消除国际社会现存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状况，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其含义就是通过参与国际合作，国家主权和国际社会都得到维护和发展。在国家消亡的主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主权国家自身的存在就是国家的目的。因此，通过国际合作改变国际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是确实可行的。G20在重构国际秩序的过渡时期不一定是最好的平台，但它是最佳选择。发达国家经历了从闭门讨论发展中国家问题到邀请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与议事，再到举行八国集团框架下的南北对话的过程，其议题内容既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个不平等的体系，资本积累在少数地区，这些地区的组织结构加强以保护垄断资本。能够拉新兴国家“入伙”，重要一点是西方国家认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会帮助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新兴国家是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下的崛起的，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在西方世界制定的框架下，新兴国家的发展将巩固和增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合作。
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家“自主”的理念在全球化中出现了各种问题，解决需要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将其自主权转交给国际组织。世界各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并重，当全球化带来挑战时，社会成员需要互相帮助。于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融入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说，“发达经济之间多存在近似的共动性关系；发展中经济多以领导型经济为首，存在滞后的共动反应；小经济以大经济为依载体，具有滞后的共动性；周边经济多有共动性反应”。促使南北合作共同治理全球问题的另一原因是“共同治理”理念的驱使。后金融危机时代，“共同治理”成为各国共同的国际理念，少数国家治理世界的模式将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其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广泛而紧密的利益关系，国际经济一体化，极大地加深各国相互依赖关系。迫使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共同治理国际的平台，G20由此应运而生。第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单个国家将无法应对随之而来的全球变暖、环境污染、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这就需要各国合作、共同应对。第三，“金砖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实力的相对削弱使发达国家无法忽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世界各国成员一致认为当今世界的领导权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正是创建全球治理的时机。过渡时期的表现是原有大国，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的互相协商、谈判合作，从而产生新的世界秩序。这是一种重新制定世界秩序的倾向，这不仅是地缘政治学，而且是标准化的问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与非西方的原则思想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参与者的讨论也为世界秩序提供可选择的模式。“金砖国家”同意变革世界秩序。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包括正在进行的G20峰会。英国首相布朗在伦敦会议落幕之际说道：“我相信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这次峰会也标志着一个全新、进步的国际合作时代的开始。”合作在名义上是平等的，金融危机迫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加强，共同应对困难。但西方国家仍是国际治理机制的核心，占据着主动权。G20作为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合作的平台取得显著成效：第一，确立了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身份，合法性得到增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第二，明确了解决全球化问题需要共同治理；第三，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G20提升了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中，“规范结构反映了力量结构的对比状态，一定的国际规则和秩序总是同一定的国际格局相对应，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秩序的形成受国际格局的影响和制约”。所谓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之间围绕某种目标，依据某种观念或理念，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序的运行机制或实践准则。国际秩序也是规范国家行为的一种秩序安排，当国际秩序确定后，便会稳定一段时期。但国际秩序又是发展变化的，因为各行为体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国际秩序。这种变化是通过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秩序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全球共同治理的兴起，呼唤国际新秩序观。何谓新秩序观，秩序观就是人们对国际秩序的性质、内容、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总的看法和观点，体现着人们对理想国际社会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观是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相关，是四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来自剧烈的国际体系变化，而是看不见的缓缓变化的结果，两者之间是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新兴国家为重新建构秩序带来了希望和动力。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代表国际经济重心向东方转移，更重要的是可能为当今的国际治理模式带来新的理念和动力。从国际结构上来说，新兴国家的崛起表明世界权利结构和财富结构出现向东方转移的迹象。东西方之间的权利和财富结构将朝着均衡化发展。
G20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新兴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应对危机。它是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以平等地位在一起协商的最高级政府。G20代表的扩大，G20具备了动摇国际政治秩序的潜力。G20所维护的国际体系和治理理念，是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不过，发展中国家作为G20内平等地位的成员国，改造这一机制的希望也相当大的。因为在G20会议上，十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起和设定议程、修正政策提议、批准和否决政策三项重要权利。第一项权力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关注的议题提交会议讨论，后两项权力则可阻止发达国家滥用权力。由于G20是基于成员国的共识来做出协同行动，这就从程序上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权利。“金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某种“中间位置”，具有两重作用，能够兼顾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对于国际局势的稳定有促进作用。过去，新兴国家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当前都想进入国际体系“核心”，并不断前进。新兴国家处于“边缘——中心”的过渡阶段。这就决定其作用的特殊性：一方面，曾经历被殖民的历史，具有反对干涉、强调主权平等的情感取向，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使得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联系；另一方面，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适应了经济全球化，还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就，因此没有全盘否定现有国际秩序，但其独特的发展需求又使它们要求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制度安排更加合理、均衡。“一方面，新兴国家迅速发展、对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际秩序的变革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它们的绝对实力与传统西方国家仍有差距，在许多领域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在不同程度上都制约了它们影响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
从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结构造成冲击。资本主义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结构，呈金字塔状。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存在崛起与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是对传统强国的挑衅，传统强国为维护霸权，必须对新兴国家进行遏制。但是，传统发达国家的策略选择必须与时俱进，充分考虑时代特征的因素。当今是全球化时代，拒绝新兴国家等于拒绝机遇，遏制新兴国家等于遏制自己。同样，新兴国家崛起道路的选择很重要，中国采取和平崛起的方式是一个最佳选择，为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金砖国家”是在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体系内部和平发展起来的。如此，西方大国就不得不放下遏制策略了。新兴国家将使国际秩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单极世界受到消弱，世界多极化发展增速；二是发展模式由单一变为多样化，采用和平发展方式；三是以国际金融秩序改革为突破，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美国霸权受到削弱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权力由垄断转为分散，研究国际关系不能只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点。所以，我们要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观点分析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不妨考虑规范、认同等观点解释国际秩序的变化。过去，霸权国家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希望其他国家学习它，跟随它。在历史上，大国责任论对维护国际秩序有积极的作用。曾几何时，国际秩序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最强者的利益，是所谓的强国秩序，而非所有国家平等相处的秩序。但是，霸权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终究是维护霸权利益的，表现的是霸权主义，这样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大国责任与国际主权的矛盾。国家主权是不可超越的，不需要外国的承认和干涉。可是，大国责任论却授予霸权国家更多权力来干预其他国家。且不论这些干预目的如何，它违背了国际法最基本的国家主权原则，国际主权反对大国责任下的干涉，形成了大国责任和国际主权的关系困境。大国责任的价值理念中没有考虑特殊性，致使其价值观念出现局限性。大国责任的价值观是这样建立的：世界存在普世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超越国际规则，大国责任论以此为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尽管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相互依赖程度提高，但是各国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很难存在大同的价值观。所以，西方国家宣扬的价值观实质是西方的价值观。大国责任是以国际权力为基础，是国际秩序依附于国际权力，现在的国际权力分配是不平等的。这是现实主义的说法，大国责任对权力结构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这种国际结构是霸权国家建立的，是按照国际实力为基础的利益分配体系，实力强大的国家获得较多的国际资源，而实力弱小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的资源。我们想要抛弃大国责任论就必须淡化权力的作用，注重规则与制度。权力与影响力不一定成正比，国家的地位和实力更多的是通过承担的责任表现出来。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是多元的，不能以少数大国为中心。我们要想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充分考虑所有国际成员的利益，构建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是最佳方法。通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国际秩序变化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已经不能解决金融危机问题了，而是包括了“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国家在内的G20。资本密集型竞争者增多，霸权国收益减少，无法弥补维护和经营国际体制的成本。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及传统西方大国实力的下降成了不争的事实，表明了至少在国际经济领域已经实现了多极化，美国的国际权力正统性受到打击。霸权开始衰弱的标志是：“结盟”的大国经济力量的增长；通货的不稳定性；霸权国财政危机。
美国霸权正在衰弱表现在：第一，全球化发展使科学技术广泛传播；第二，美国外债政策降低其信用等级；第三，美国总插手世界纠纷，军事干预导致其经济负担加重；第四，来自其他国家和组织的挑战。美国要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就必须与其他国家联手合作。但只有当美国的政策扎根于多边框架，美国的超强实力才更容易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并被接受。此次金融危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是机会与挑战并存。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仍处于发展阶段，出现困难政府会积极应对，这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保持目前发展状态，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这样，金融危机给国际秩序带来了难得的变革机会，发达国家的相对衰退与发展中国家的强劲发展，加速了国际秩序的改变，促进了国际体系内权力对比的变化。应该看到世界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的存在仍然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今后国际秩序的特征就是传统西方国家的相对衰退和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二者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越来越近，现在双方均处在国际秩序变动之中。世界成员一致认为世界的领导权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正是创建全球管理的时机。过度周期的表现是原有大国，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的互相协商谈判，从而产生新的世界秩序。
随着美国霸权相对下降，美考虑到在国际治理上与新兴国家有利益重合性，所以跳出传统安全领域到非传统安全领域。美国提出共治的新理念，具有创新性，该理念是将新兴强国与原有大国合作共同治理全球问题，美国这么做是为了延缓其霸权，对崛起的新兴国家采用先发制人的共治策略，引导新兴国家进入其霸权体系，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吸引来安抚挑战国。我们知道，美国行为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美国的行为方式：一切基于利益最大化。哲学上称之为实用主义，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现实主义。新兴国家也愿意进入原有霸权体系内，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新霸权国是前一个霸权国的同盟者或合作者。但我们不得不对原有的国际制度是否能发挥当初的价值，是否适应新兴国家的利益要求质疑。新兴国家经过漫长的学习和适应后积累了现代化知识，并逐渐崛起，对美国的中心地位产生了影响。国际格局的走势取决于美国的调整、新兴国家的发展态势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
新自由主义认为跨国关系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重点研究跨国关系的规律。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以实现的；突出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利用制度的约束作用防范国际危机；探索非物质性权力因素。新自由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补。强调学习和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的政治进程，而这种强调受到制度化框架和机制的鼓励。国际机制的概念借自国际法，其外延得以拓宽，将限制国家行为和特定问题领域汇聚行为体预期的规范、规则和程序等整体性范畴纳入其中。
G20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国际形势发展的作用。虽然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各行为体是之间充满了相互依赖的，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和谐，它反而常常意味着不均衡的相互依赖，G20中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依赖就是如此。依赖催促交往，国际成员抱着积极的合作态度，对外行为的动因是基于全人类利益。国际合作目的是为了共同收益。相对收益容易导致“囚徒困境”，例如，两极对收益的获得会导致激烈的冲突。如果参与者是两个以上，行为体数量适当的增加会减少相对收益对合作的阻碍。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最佳手段，在国际混乱的秩序中，要想实现国家间合作，势必要求G20完善机制化。新自由主义是“范式分析”，代表认知的转变，由“国家为中心”到“全球为中心”。国际组织正在影响着国家利益，改变原有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从区域一体化开始进而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方向发展，将成为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趋势。相互依存将导致以权力为中心的现实政治发生根本变化，是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新自由主义对国际秩序的变革充满信心。作为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国际组织，各成员不甘心浪费这绝佳平台，肯定会推进其朝着多领域发展。金融领域是最佳的突破口，进而扩散到其他领域，为实现国际秩序的全面改革打下基础。国际体系如果没有秩序将不会稳定。由于西方大国在治理全球化问题上的不足，需要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西方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认识愈发理性务实，由过去的轻视和排斥广大发展中国家，到接纳新兴国家。G20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上有极高的效率，时效性强，在这方面比其他国际组织有优势，同时，它与其他国际机构是相互合作、相互补充的关系。新兴国家的崛起对国际秩序变革起到重要作用，能兼顾不同的利益需求，平衡秩序稳定与改良的矛盾。
G20的特点就是让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治理核心，承担相应责任，协助发达国家共同治理世界，极大提高了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沟通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原有国际秩序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发达国家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调整，新兴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变革更加迫切，这就为两者提供一个合作平台，G20恰好充当了这个平台。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突破口，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金融危机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直接原因。从横向看，G20能够扩大议题范围，具备国际综合治理的能力，从多方面影响国际秩序。加强各国央行信息交流和危机管理水平国际间政策协调，从低到高可分为六个层次:信息交流、危机管理、避免共享目标的冲突、合作确定中介目标、部分协调和全面协调。信息交流是协调国际货币政策最基本的方式之一,这些信息包括货币当局对当前汇率水平的态度、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预测经济运行的结果等。尽管信息交换本身难以达到货币政策协调一致的目的,但这种沟通形式有助于各国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从而对各自看法上的分歧做出明确定位。此外,由于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预期管理”,各国央行的沟通有助于引导预期,提高国内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动态一致性,并能影响资产价格,提高金融市场预测货币政策决定的能力,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在协调内容方面,各国央行可以开展不同层次的协调合作,应采取稳步推进的步骤,可以在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汇率政策、国际银行业活动等方面率先展开协调工作,建立起一种部分协调机制。危机管理是针对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突发性、影响严重的事件,各国通过共同的政策调整来缓解并度过危机。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各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当时IMF与相关国家的应对措施没能遏制住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与恶化。此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的联手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各国央行需要加强危机管理,面对世界经济的突发性事件,应该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以共渡难关。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功救助说明了,只有国际间更广泛、更密切的政策协调才能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覆辙。
完善G20框架下的互评机制,提高其决策的有效性为提高G20决议的有效执行,在IMF的支持下,目前已经在G20框架下建立一套相互评价程序。该程序希望通过共享各国的政策框架、项目和政策宣言,由各成员国相互评估这些行动和所确定的共同目标的一致性,促使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至今为止, MAP已经实施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G20匹斯堡峰会到多伦多峰会;第二阶段是从多伦多峰会到韩国汉城峰会。每个阶段G20都要求IMF提供技术支持,分析G20成员的政策框架的相互一致性;通过建立一套前瞻分析系统,来评估G20各成员国的政策实施与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是否一致,最后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一程序就像一个各国“互律”的过程,并形成了各方之间的相互评估机制,如有不符合集体利益的地方就必须加以修正。由于“相互评估”机制缺乏明确的惩罚措施,其做出的评估结果可能对成员国不会构成“硬性约束”。在此情况下, G20可以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等成熟组织的运作机制,将这些国际机构纳入G20框架下,这样G20的决策就可以通过这些机构去落实,如关于贸易问题的决策就可以放到WTO机制下执行。在国际金融领域, G20要继续重视IMF在国际协调中的作用,
IMF凭借其专业性和经验,能够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扮演外部机构的角色,承担起“他律”的责任。另外,由于大部分国家之间合作的阻力往往来自国内政治压力,这就造成各国领导人在G20中达成的协议承诺难以付诸现实,如果能够将G20的协调成果纳入国际组织的框架中,就可以利用国际组织的执行力来减轻各国的国内压力,提高G20决策的有效性。建立G20机制下的多层次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框架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现状是在IMF进行全球协调的同时,区域性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趋势也在日益加强。例如,欧元区对非欧盟成员国家的吸纳和对前法属殖民地非洲小型货币区的整合将接近尾声,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的海湾货币区、俄罗斯与中亚的卢布区等也在不断发展,非洲有可能划分为西非五国、东非五国的统一货币区和南非14国的货币联盟,东盟国家也可能实现货币统一。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G20为基础的全球协调应对成功经验表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需要G20这种新机制。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模式应该是多层次的框架各主要大国需要建立在G20机制下的多边、区域和双边协调框架,即以G20为主导和决策中心,以IMF为执行和实施机构,以各国参与双边和区域货币政策协调为配合的体系。协调路径采取区域货币政策协调和全球多边货币政策协调并行的方式。
构建以G20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架构全球金融治理是指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通过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事务的管理,以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金融秩序的过程。传统上, IMF、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协调国际货币政策的主要机构。特别是,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国际清算银行在推动各国央行合作方面享有许多优势,并创立了颇具特色的“巴塞尔进程”,即通过BIS常设委员会和金融监管规则制定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其宗旨就是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程序和准则的框架。“巴塞尔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全球协调,即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协调。该层面上的机构包括: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以及国际金融协会(IIF)。其中,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全球金融治理的最高决策中心。FSB是金融稳定论坛的继承性机构,其职责是在国际上协调包括巴塞尔各委员会在内的各方监管标准制定机构,安排各国金融当局、国际金融组织等一起商讨国际货币与金融的合作事宜。IMFC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24位央行行长组成,该委员会是IMF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做出的决定基本等同于理事会的决定。IIF代表国际行业组织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它是由世界上主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组成的一个全球性协会,其宗旨是帮助金融行业加强风险管理,倡导有助于推动全球金融稳定的监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实施。第二层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和各国执行“巴塞尔进程”所产生的金融标准。与上一层次的全球协调不同,这一层次的合作主要是指全球金融监管准则制定机构之间的合作,各国执行的是由各国监管当局来贯彻执行巴塞尔进程中所产生的各项金融标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CPSS)、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和市场委员会(MC)等。
重大的国际战争和国际危机是引发国际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两个根本性因素。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冷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社会出现了“第二波”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中的“G7体制”的舆论浪潮。而已经运转了十年的G20由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会议,并成功召开五次首脑峰会,成为这轮制度改革舆论浪潮中最实在的成果。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在全球危机的这一关口动用G20,是一个明确的迹象,说明旧的秩序已经过时了。”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金融危机暴露了以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机制的不足,同时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合作的巨大需求,从而刺激了新制度的创建,尽管它是以对已有机制进行制度升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G20为制度平台,举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金融峰会,最积极的倡导者便是欧盟,而且欧盟在促成美国同意召开国际金融峰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认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以美元为基准货币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制,主张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并提议对现行的、美国影响力较大的国际金融治理框架进行改革。
2008年9月15日,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欧盟轮值国主席法国总统萨科奇最早倡导举办一个国际首脑峰会来应对这场危机。按照他的构想,先举办八国集团的首脑会谈,而后举办有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14国扩大会议,会议的举办地是纽约。布什勉强同意了举办国际峰会的倡议,但对萨科奇的构想进行了修改。首先,布什排除了在纽约举办首轮会谈的可能性,因为纽约作为“世界之都”,特别是联合国的驻地,不如华盛顿更能体现美国的权力。其次,他又采纳了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建议,排除了14国会议的模式,而是决定举办G20峰会,这个决定向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友好姿态。对于G20峰会倡议,中国和印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表示将正式与会,②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开始感到危机的负面影响。由此不难看出,G20峰会的建立是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之后,国际社会为应对危机而进行合作的结果。尽管以法国为代表的欧盟和美国最先发出了峰会倡议,但它们本身并不是G20峰会体制的创建者。这一峰会体制的建立印证了自由制度主义的经典逻辑:相互依赖产生了国际合作的需要,进而产生了建立国际制度的动力,而国际制度的建立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合作。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首次G20峰会拉开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序幕,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开始发生从七国集团向G20的过渡,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二届布雷顿森林会议”。至今,G20先后举行了五次峰会,出台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和改善国际金融治理的协调措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从而获得了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G20峰会作为一个新生的制度形式之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国际认可,与它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
将新兴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地位制度化。在G20峰会中,新兴国家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参与了治理金融危机的政策商讨。2009年匹兹堡峰会正式同意将G20峰会作为讨论全球经济议题的主要平台,使之对国际经济的管理进一步制度化,以替代旧的、由西方控制的七国集团,从而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治理的垄断性权力。这也标志着对国际金融治理结构的权力转移给予了制度化确认。G20峰会还达成了取消关于世界银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必须分别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意向性共识。在2010年11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最新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将从3.
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
07%,超越德、法、英,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此次份额改革完成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份额,“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前十位之列。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转移方案。同时,欧洲国家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性。而这无疑是扩大新兴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传统的治理乏力的国际机构进行了改革,加强其行为能力。首先,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拥有充足的资源,以帮助在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发展中国家,并提供贸易和基础设置的融资。伦敦峰会公报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提供1. 1万亿美元的“补充资金”,以缓解其资金困难。其中,绝大部分资金投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重建其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首要监管者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G20峰会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加总额为5 000亿美元的贷款储备金,从而将其贷款储备金规模扩大为原来的3倍。除此之外,G20还决定一次性增发2
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它将分配给其所有的185个成员。与以往不同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强它的公共属性。在向经济困难的国家发放贷款时不再附加苛刻的条件,这是IMF重建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形象的有力步骤。不仅如此,G20峰会达成加强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和金融产品信息通报的合作共识。导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过去30年多次地区性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金融领域里自由放任原则的泛滥,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导致金融泡沫的积累。因此,G20峰会为医治和防范金融危机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就是对金融机构加大监管力度,这标志着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退却。而对这一共识进行监督和执行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为此,峰会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更名为金融稳定委员会,扩大其成员代表性,吸纳所有G20成员国为其成员。该委员会将加强对银行和金融产品监管的职责,并制定高管薪酬、投资基金、评级机构、会计准则和金融产品的监管框架。此外,峰会还决定改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各国达成联手刺激经济和扭转国际经济失衡的共识。各国领导人承诺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消全球经济几十年来最剧烈的减速。在第一次峰会上,中国做出了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以刺激经济复苏的决议,而日本提出了27万亿日元的刺激政策。伦敦峰会上,各国决定总共拿出5万亿美元的“联合财政扩张计划”,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10%,如果危机恶化各国还会出台补充刺激方案。其中美国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高达8
000亿美元。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匹兹堡峰会上,实现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成为讨论的主题之一。G20匹兹堡峰会基于美国的提案一致认为要使世界经济走上平衡发展的轨道,拥有大量贸易赤字的国家如美国承诺以后减少借贷,提高储蓄率,削减财政赤字;而主要的出口国如中国、日本和德国承诺刺激各自国内的消费。各成员国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评估它们的经济政策,以确保不会产生具有危害性的经济失衡。
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相比,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金融治理显然有了明显的进步。国际社会以G20为核心制度平台,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没有爆发,贸易保护主义有限反弹但没有击垮国际贸易秩序,经济复苏提早到来。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G20顺利实现了制度升级,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平台,并初步显示了其治理成效。这主要源于它一方面适应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又具有相对较低的制度建设成本。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推动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现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变迁。G20作为一种松散的制度形式,它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参与国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的制度偏好,从而在制度升级过程中遭到较少的抵制。不过也正是由于制度化程度不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它仍然可能面临治理乏力的困境。总之,由于适应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并具有较低的制度建设成本,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G20从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非正式的部长会议机制,变成了取代G7/8的“世界经济领导委员会”,国际金融治理的核心从G7/8向G20转变的过程,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国际制度变迁。
美国高盛公司发表《BRICS的梦想：展望2050年》的报告中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金砖四国”是指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的英语首字母，加上其发音类似bricks（砖块），所以译为“金砖四国”。2010年底，南非加入该组织，成为“金砖国家”。至此，“金砖国家”包含亚、欧、非、拉等洲，成为新兴国家合作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是世界上最具增长潜力的新兴国家，其高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乐观的发展前景使之成为促进国际格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巴西的GDP位于世界前十名，有着“世界粮仓”的称号；俄罗斯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大国，被誉为“世界加油站”；印度是世界上著名的软件服务国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的计算机和软件产业获得大发展，获得“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有着“世界工厂”的美誉；把南非作为新成员，是因为其有着重要的地缘优势，是非洲区域的重要支点国家，南非还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金砖国家”是非西方发达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发展理念，都在寻求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拥有核武器，巴西拥有铀浓缩提炼中心。五个国家在金融贸易，全球气候，环境保护，国际组织等领域努力发挥作用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金砖国家”发展迅速，取得骄人的成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印度培养了众多人才，在信息等服务领域独占鳌头；巴西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发达的农牧业；俄罗斯甩掉了苏联解体的历史包袱，逐渐恢复了大国实力；南非在90年代成功的政治过渡后经济飞速发展，成为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不同于过去的挑战式崛起，当今的新兴国家崛起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平、接受、融合是新形势下崛起的特点。因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世界相互依赖增强，新兴经济体紧跟发达国家的脚步，逐步实现自身崛起并受到世界高度关注。大国崛起是指国家综合实力爆发式增长和后来居上、实现对最为强大的被赶超国家的整体超越，其中包含硬实力（主要是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主要是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出现由“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外围机制，为发展中国家在G20里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舞台。这些机制里，“金砖国家”是最优秀的组织，它已适应G20并发展成熟。这些国家不仅经济增长较快，而且在军事实力、区域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潜力。“金砖国家”的异军突起有着以下特点：
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较低等级的国家，只有通过采纳国际普遍精神才能改变较低地位的处境。所以，五国承认现行国际秩序，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一定作用。“金砖国家”是国际组织成员，并承担着相应义务。中国、俄罗斯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发挥着重要作用；印度、南非都是联合国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到2012年底；“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投票表决权。“金砖国家”具有大国基础硬实力，自然资源丰富，软件实力各异，适应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发展符合本国国情，并且都极力进行改革。“金砖国家”的崛起是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实现的，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中，“金砖国家”逐渐发展壮大，并要突破现有国际秩序的束缚。
五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保持着极高的增长率，令世人瞩目。单从经济数据上讲，中国是新兴经济体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年均GDP保持10%左右的增长；2011年俄罗斯经济持续复苏，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3%；巴西维持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8%的增长预测，2012年为5%；对印度而言，2010至2011年是较快发展的一年，2010至2011年印度经济增长8.6%，2011至2012财年这一数字将继续保持；2010年南非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南非央行预计2012年将增长3.6%。
五国都具有一定的战略威慑力，军事力量在地区影响较大。中国积极发展现代化国防，注重发展高科技军事，虽然目前的中国军事实力较弱，但是凭借中国的强大经济基础，能够为军事实力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持；俄罗斯是一个在军事，科技，能源等诸多方面有着强大优势的国家，虽然苏联解体给其军事造成巨大损失，但随着这些年俄罗斯经济持续回升，其军事力量也必将恢复到往日强国地位；印度不仅拥有强劲的科技优势，而且通过大量的进口武器来提升本国军事实力；巴西有铀浓缩提炼中心，其军事实力在南美属于一流；南非也拥有较强的地区军事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发展军事实力目的是区域防御，保障自身经济发展。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有利西方发达国家的，是不合理不公平的秩序。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秩序，“金砖国家”是新兴国家，在大多情况下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需要。“金砖国家”有着特殊地位，处于“中间位置”，在西方国家体系内借力发展，又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是联系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桥梁。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金砖国家”将具有更多发言权。对于重构国际秩序，五国不是采用强硬方式，而是积极的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有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金砖国家”使我们看到了改变目前状况的希望。
在人类的历史上新兴国家的崛起无不采用强硬的对抗方式挑战霸权国家，我们暂且不论这种方式的效果如何，就目前的国际发展趋势，硬实力的挑战已经不适应了。现在的国际秩序面临着新问题。现在比过去更加制度化，更全面的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崛起国家不同于以往的挑战国，中国或许还有俄罗斯，都没有通过军事实力对西方构成潜在威胁，高级政治被弱化。更让西方国家放心的是，“金砖国家”不是政治军事同盟，没有军事作用。虽然金砖国家不是军事同盟，但是金砖国家必须选择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改变世界格局以扩大对世界的影响力，能够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最佳战略选择就是能源金融。能源金融是传统金融体系与能源系统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的新的金融系统。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能源产业与金融产业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各国纷纷在寻找金融市场与能源市场相互合作和稳定的模式。能源金融是通过能源资源与金融资源的整合，实现能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不断优化聚合，从而促进能源产业与金融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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