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4：人物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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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迪 一夜走红世界的经济学家
日 星期四 北京青年报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毕业生中心大讲堂，许多人目睹了不同寻常的一幕——数位美国经济学家汇集在那里，怀着最诚挚的心情，严肃认真地对一本厚达577页的巨著展开了讨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今年42岁的来自巴黎的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凯迪。&&&&但令人惊异的是，本来枯燥无味的学术会议居然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最后主办方不得不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在相邻的一间教室中转播了这场讨论。&&&&在中国，“皮凯迪”作为热词，在网络的传播速度一点儿不逊于“平板支撑”式的各种时髦，如果在读到本文前你还没有在你的移动终端刷到有关“皮凯迪”与《21世纪资本论》的只言片语，哼哼，显然，你得考虑改建、扩建你的微信“朋友圈”了。&&&&截止到日，《21世纪资本论》仍雄踞纽约时报排行榜和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从来没有一部学术著作有过这样惊艳的表现。或许，只有格伦沃德的有关斯诺登的新书《无处躲藏》在可预见的未来才有可能对皮凯迪构成一点挑战。&&&&皮凯迪的畅销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历时5年才卖出了1000本德语原版，20年后才出现英语译本，相比之下，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可谓是一夜成名。自今年3月发行英文译本以来，作者和他的著作已成为世界性的谈资，有人开玩笑说，至少在今天的美国和中国，想和心仪的文化青年搭讪，最高端大气的利器就是手捧一本“皮凯迪”，前提是，如果你还能买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白宫和财政部已经同这个法国人进行了交流。黄金时段的美国电视脱口秀自然也不会露怯，纷纷邀请这位学术新贵出镜，以至于《纽约》杂志直呼皮凯迪为“摇滚明星式的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承继了马克思的学术衣钵，发展了一度沉寂的政治经济学；有人指出他之于美国，如同180年前的托克维尔之于美利坚，是继《美国的民主》之后又一位教育了美国人的法国人……&&&&总之，在移动互联时代，一个本来普通的名字开始被千万次“谷歌”和“百度”，再不返回身探个究竟，都不好意思有事就上前围观了。&&&&皮凯迪如是说&&&&历史告诉我们，有数股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正在从各个方向上推动着我们——有的把我们推向更平等，有的把我们拉离平等。哪一股力量会占上风将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政策。&&&&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被认为是作为老朽的欧洲世袭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国家。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土地之丰富可以让人人都承担得起、平等公民之民主制可以在此开花结果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的程度远逊于欧洲。然而，进入20世纪后，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变得愈发尖锐，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顶层的收入是巨大的。为什么？是管理阶层的技能远远领先于其他人了吗？在一个大的组织中，要想弄清楚每一个人的工作的价值是困难的。但是，另一种假设——高层管理人员拥有给自己设定工资的权力——因为证据的存在而得到了更好的支撑。&&&&纵然工资的不平等是可控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还存在着另一种邪恶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能放大财富方面的不平等，使之达到一种极端的程度。这往往会发生在资本所有者的回报积累快于经济增长之时，它以中产和底层为代价，把更多的战利品交到资本家手中。19世纪之所以会出现不平等的恶化，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回报超过了经济增长，而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21世纪再次出现。福布斯全球财富排名显示，在从1987年-2013年间，非常富有之人的财富一直都在增长，其速度是全球经济增长的3倍还多。&&&&如今，美国不平等之尖锐和政治进程被顶层控制之紧密，已经到了必要的改革不会发生的程度，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非常相似。但是，这不应当阻碍我们去渴望改革。理想的解决方案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个人的财富净值征收累进税。通胀是另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过去，它曾经为减轻公共债务的负担出过力。但是，它也稀释了较不富裕之人的储蓄。对宽泛意义上的财富征税似乎更受青睐。&&&&全球性的财富税可能会要求国际合作。这虽然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行的。美国和欧盟各占全球产出的四分之一。如果他们能够用一个声音说话，全球性的金融资产登记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对拒绝合作的免税天堂实施制裁。&&&&总而言之，许多人可能会转而反对全球化。如果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会发出已被忘却的民族主义和经济分裂的祷文。&&&&皮凯迪都写了什么？&&&&皮凯迪说过，美国经济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范围缩小到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上。“但是，人们并不是总是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于是，他“试着写出一本让人都感兴趣的真正的书”。&&&&他不担心这本书没有文学性，因为他是在简·奥斯丁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有关社会的描写中找到灵感的。在那些小说中，获取财富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次巧妙的婚姻；而且小说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继承资本和土地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方式。&&&&那么，皮凯迪在《21世纪资本论》中都说了什么？&&&&简单地说，该书有两大发现。一是以英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财富与收入之比已经回升到高于美国的水平了。二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国家中，自1980年以来，占总人口1%的顶层的收入份额出现了大幅的提高。其中最为突出的统计数据是，“在美国，最富有的1%已把国民收入在1977年至2007年间所实现的增长的60%据为己有”。&&&&该书提出了以下三条经验教训：一、向着更大的经济平等的普遍趋势是不存在的；二、见诸于二战后的那种相对高度的平等，主要还是发生在1914年至1945年间的、以欧洲为代表的、对于世袭财富的毁灭的结果；三、我们正在缓慢地重建19世纪晚期的那种世界被世袭财富所主导的“世袭资本主义”。&&&&在克鲁德曼看来，《21世纪资本论》真正新颖的东西，在于它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神话，这种神话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干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得的，也是应得的。&&&&一战前的西方社会实际上就是由继承财富构成的寡头垄断把持的。皮凯迪的新书揭示出，我们正在大踏步地退回那种状态。&&&&换句话说，皮凯迪的矛头直指美国文化的心脏。当美国的国父们在将近200年前创建这个国家时，他们曾自豪地相信自己的人民能够通过勤奋地工作、优良的品格和不懈的竞争，变成富有之人。这就是令人羡慕的美国梦。但是，皮凯迪却告诉美国人，这个梦其实正在变得无法兑现。他指出，如今的美国不仅分配的不平等比任何国家都要严重，而且世袭财富的回报之高，正在让那里的富人变得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继承”而来，而不是通过“制造”而来。&&&&他的书是在同时挑战马克思和自由经济学，“这两种学说都指望纯粹的经济力量当成是和谐或者公平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他看来，极端的不平等“会威胁我们的民主制度”。民主不仅仅是一位公民一张选票，她更是对平等机会的一个承诺。“如果收入的不平等发展到极端，而且其极端已到了可以用政治影响力以及知识和信息产品来衡量时，民主体系是很难运作下去的，”他说，“20世纪的一大教训就是，我们不需要19世纪的不平等去生长。”但是，那正是资本家所向往的世界。&&&&谁是皮凯迪？&&&&日，皮凯迪出生于巴黎近郊克利希。&&&&他的父母都是左翼人士，都曾参加过给法国带来了翻天覆地影响的1968年游行。在那之后，他们离开巴黎，搬到了法国南部的奥德省去养羊。&&&&皮凯迪说，对他影响更直接更重要的是奠定他这一代人基础的“时代经历”，也就是在1991年发生的三件大事：苏联的解体，东欧的经济恶化和第一次海湾战争。这些事件促使他去设法理解一个经济思想已经对其产生了如此之坏的影响的世界。&&&&18岁时皮凯迪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不到20岁就拿到高师的数学学位，随后便在著名学者格斯奈里（曾经的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现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指导下撰写经济学博士论文。&&&&22岁时，他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及伦敦经济学院完成了有关财富重新分配的论文，获颁博士学位，此后，在1993年到1995年间，他以助理教授身份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皮凯迪是法国文化的保守的捍卫者，在美国授课时常常不自觉地从英文变成法文，由于“深深眷恋”自己的祖国，他放弃了麻省理工的教职回到法国。&&&&2002年，皮凯迪赢得法国最佳青年经济学者奖，在担任了巴黎高师社会科学系主任两年后，2006年，35岁的皮凯迪在其博士论文导师格斯奈里等人的协助下，整合了巴黎高师、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等机构的经济学研究力量，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2006年创办巴黎经济学院不久，他离开了几个月，参与支持罗亚尔竞选法国总统，罗亚尔这个名字在法国并不陌生。她毕业于素有法国“总统摇篮”之称的国家行政学院，踏入政坛的罗亚尔最先担任密特朗的顾问并助他当选总统。以美貌与干练著称的罗亚尔，曾三次担任法国政府部长，她与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曾同居26年，同属法国第一大左翼党派社会党。2007年，罗亚尔与奥朗德几乎是同时宣布了竞选总统的意愿。而按当时的民调显示，罗亚尔的影响远胜过奥朗德。最终，奥朗德宣布退出竞选，罗亚尔正式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而皮凯迪则作为她的经济顾问参与助选，但遗憾的是，罗亚尔最终败给萨科齐。&&&&选举失利后，皮凯迪重回巴黎经济学院并不再出任行政领导，罗亚尔也借新书《失败幕后》推出之际，宣布与奥朗德分手。&&&&卸任后，皮凯迪专心于教学和经济研究，他的主要领域就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以及再分配。在巴黎经济学院他开有两门课，一门是公共财政，一门是不平等经济学。他是近年来著名的“top&1%收入”概念的肇始者，他和伊曼纽尔·赛斯等人主要通过整理翔实的法国个税、遗产税数据，估算其长期的收入分配情况，后来这一项目又拓展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最终形成了“世界顶端收入数据库”。&&&&巴黎经济学院的校训是“经济服务社会”，皮凯迪显然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对社会现状保持着高度关注。他长期担任法国《解放报》的专栏作家，间或也为法国另一大报《世界报》撰写社论。2012年4月，皮凯迪与42位同事联名发表公开信，支持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朗德，一个月后，奥朗德击败了时任总统萨科齐赢得大选。2013年，皮凯迪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表彰“在欧洲经济研究的理论与应用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按照皮凯迪自己的说法，他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反对者，这是基于他在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早期同一位好朋友的罗马尼亚之旅。&&&&“这种旅行让我对懒散的生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言论有了免疫力。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看到那些在街上为了不存在的东西而排队的人时，”他说，“它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需要私有产权和市场制度，不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更是为了个人的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皮凯迪认同了自由经济学，相反的，他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还是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不平等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美国的尴尬与&法国的冷静&&&&皮凯迪和他的《21世纪资本论》让美国的知识界呈现出一番有趣的两难情状——既难掩被毁“三观”的惊诧，又尽量要以一方精神霸主的大度从容来尽量掩饰惊诧。&&&&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詹姆斯·派索柯吉斯就在《国民评论》上警告说，皮凯迪的著作必须予以反驳，否则它“将在知识界传播，并重塑未来所有政策论战在其上展开的政治经济基础”。&&&&针对林林总总的评论，《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卡洛斯·洛萨达做了不无俏皮的总结：&&&&众口一词奉为经典　世行前经济学家布兰克·米兰诺维奇称这本书是“经济思想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乃至当今这个10年最重要的经济类书籍”。&&&&多半要把他比之于另一个伟大的法国人托克维尔&《纽约》杂志撰文称，“180年前，托克维尔回到法国，带回的信息是‘他在美国找到了真正的平等’，180年后，托克维尔的老乡抵达了我们的口岸，却传来了完全相反的信息。”《美国瞭望》则指出，“就像托克维尔一样，皮凯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形象，区别仅在于，这次的描述恰是我们抗拒的。”&&&&认同皮凯迪的，会把他称为革命者&诺奖得主克鲁德曼认为，“他带给我们关于不平等长期趋势的认知革命，直到皮凯迪革命波及这个领域，我们才发现大多有关收入与财富不均等的知识都源自调查统计。”尼克·皮尔斯在《新政治家》撰文称，皮凯迪策动了一场“现代的法式革命”。&&&&反对皮凯迪的，会把他称为偏执狂&《华尔街日报》就认为，皮凯迪的这本书与其说是经济分析，不如说是怪异的意识形态演说。泰勒·科恩在《外交》杂志发文称，“考虑到皮凯迪的政治建议，这本书的最后章节显然不是经济分析，而是意识形态表白。”&&&&然而，在法国，身为巴黎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皮凯迪所写的这本书却没有引来如此多的注意力。当该书在去年8月份发行厚达970页的法文版时，并没有出现在2013年度排行榜的前100位，并且很少被媒体在头版头条提及皮凯迪的这部新著。据法国出版界的权威排名显示，《21世纪资本论》一书目前的排名是第192位。&&&&法国人似乎已被本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上声名鹊起这件事搞晕了头。商业性报纸《论坛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托马斯·皮凯迪，一位美国明星”；《世界报》指出，在《纽约客》的一篇报道中，皮凯迪被当作法国人而提及的次数“仅有五次”。&&&&本版文/本报记者&邵延枫<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摘要」这篇文章从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入手，引申出“机会公平”的理念，并对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了认真的实证分析，理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机理和应对政策，并重点对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进行了具体探讨。
　　「关键词」分配不公 效率与公平 机会公平 税收调控
　　在理顺利益分配关系的过程中，首先涉及到一个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伦理问题，即强调“分配平等”。这里的分配平等，就是追求人们的收入均等化，而没提及效率原则。所倡导的是结果的平等而并非机会的公平。正是这种传统的经济思想，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平均主义。然而，实践表明，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一味去求平等，必然导致普遍性贫穷。
　　市场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是商品，社会劳动力也是～种商品。根据马克思的“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商品经济观念，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应把机会公平放在首位。当然，我们不排斥这种平等的局限性，因为劳动者个人已不是只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同时，也应看到强调机会公平与效率原则是并行不停的，它们是一致的。效率的衡量标准，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公平是一种社会观念，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不断变化的，其衡量标准也是历史的、相对的。机会公平原则的贯彻必然带来效率的提高。强调机会公平，就要有提高公平机会程度的相应措施。
　　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一国谋求工业化的过程，必将伴随程度不同的收入差距，并且收入不平等会随着早期经济发展而恶化，达到最高点后，又随着后期经济发展而改善。采用国际惯行的“五分法”，1999年，我国居民低收入者（年人均收入不足4315元）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者（年人均收入43l6－6273元）占32.36％，中等收入者（年人均收入元）占19.67％，中等偏上收入者（年人均收入元）占8.95％，高收入者（年人均收入10191元以上）占7.23％，收入群体分布呈现金字塔型，低收人和中低偏下群体占总人数的64.15％，比重过大，中等收入以上群体占总人数比重为16.18％，表现出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趋向加大的趋势。根据库兹涅茨关于贫富差距变化趋势的理论，在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定中间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有可能继续扩大。这个趋势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或占有资本、技术、信息等资源和市场稀缺要素的不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处于优势，就可以从市场中获得比其他人较为丰厚的收入，并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这种收入差距正是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结果，合理且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分配作为市场分配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做的是“横向公平”，为劳动者提供“机会公平”的竞技场。的确立、税种的设置、税法的执行都必须配合市场机制，为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奠定财力基础，绝不能因为征税而扭曲高效率的市场初次分配，影响劳动者积极性。
　　而事实并非仅此为止，在市场运行中，权力、垄断、腐败等一系列非市场化完全竞争因素的介入，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设租与寻租活动，使个人收入分配的来源渠道也就不仅只有按劳分配一种，由此带来分配的复杂性。加上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法规以及市场规则尚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大量的非法的与合法的、规范的与不规范的收入交织在一起（个体私营经济的违法收人、部分党政官员的非法收入、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等），拉大了收入差距。这些非法收人和部分劳动者的超常高收入，正是我国收入分配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不合理、非法收入，应通过建立和健全惩治腐败的各种法律措施，限制、取消的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合理部分的超高收入，则可以通过税收的“二次分配”，用征税的办法加以调节。
　　一般而言，市场机制的分配旨在提高效率，使人们的收入差别化；税收二次分配则使人们收入趋于平均化，调节收人分配不公，增加公平。
　　政府通过征税而形成的“二次分配”是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的呢？这主要是实现税收分配“纵向公平”的问题。从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范围上看，主要是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收入分配。就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来说，不外是调节地区、企业、单位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调节个人分配又不外是调节公仆、工人、个体、私营业主等的分配。从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所遵循的原则看，大体上有三条：一是天赋准则，即每个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都拥有天赋的权力，并承认和允许个人之间存在能力差别；二是最大效用准则，即社会分配应为大多数人寻求最大效用或最大幸福，强调边际效益曲线，反对分配额的绝对平等；三是劳动与福利对等原则，等量的劳动应得到等量的福利。从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途径看，主要表现于四个方面：一是累进税制，是税收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悬殊问题的重要手段，增加税率档次、提高边际税率、充分体现累进税制的效用。二是税式支出，其途径首先是直接对低收入者的许多纳税项目给予税收优惠照顾，其次是对有助于间接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向慈善机构、公益事业捐款者给予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三是实行税收指数化，减轻或消除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扭曲效应，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四是负所得税制度，对那些低于一定收入水平者自动提供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实现转移支付。
　　如前已述，税收属于分配机制的一部分，作为公平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有赖于完善的配套措施和规范的制度取向。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深化税制改革，实现市场机会的公平调节，要与配套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法律体系的完善协调并进。导致收入差距是当前经济和社会体制各个环节诸多不合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对它的解决需要深化改革，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解决，税收作为宏观调控扛杆的一种手段只是事后调节，光靠税收调节的介入是困难的。比如，为增加个人收入的透明度，建立全社会个人收入核算体系（包括个人帐户、个人信用实码制和计算机联网查询系统），促进收入显性化；要逐步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把工资外实物收入和非货币化的福利性收入全部纳人工资管理；在大力推进农村费改税、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要增加农业投入，发展非农产业，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城镇化，增加农民收入，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完善法律体系，惩治权钱交易，遏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严禁以公济私、以权谋私等问题；科学合理地制定各项公用经费开支标准，由个人承担的支出不能由国家包揽；也应看到大量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反暴利工作急需推进等等。总之，公平分配只能是配套改革措施协调运作的结果，税收调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是从公平收入分配上看，税收制度要进一步完善。
　　（一）完善的问题。与其他政策手段相比，个人所得税在解决和抑制收入分配不公方面最为有效。但是，若使个人所得税的这一功能真正发挥，必须有完善的政策和制度。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1.税收总额小，调控力不够。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只在3.5％上下，远远不及世界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水平，而且其中物％以上来自薪金所得，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2.税率结构不尽合理。一般来说，累进税在两个累进点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累退性，会造成收入在边际税率临界点上下的纳税人，支付能力相当而负税不同，或有可能出现支付能力低者税负高于支付能力强者的非正常局面，强化了课税的随机性。比如，两个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分别为5100元和19900元，相差近4倍，可其适用税率却都是20％，相对讲，前者的税负要高些，一个不良后果是强化纳税人的避税动机。因此，建议采取起征点较低，累进速度较缓的税率结构，并根据社会利益分配的变化作适当调整。
　　3.扣除问题。当前税法规定月800元的扣除定额，忽略了纳税人的自然状况，如婚否、子女状况、其他支出多寡等，有修于社会公平原则。在现行的条件下，有必要考虑赡养老人及家庭劳动能力者个数问题。在今后税制改革完善中，应改定额扣除为“因素扣除”。条件成熟后，可行探索低收入阶层的负所得税制度。
　　4.对储蓄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20％的比例税率调节收入值得商榷。对于少部分人集中大多数存款的现象，实行储蓄利息所得税20％的比例税率，从理论上讲，具有累退性，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是消极的，会造成储蓄存款较少的居民同样承受较高的税负，而很难起到调节过高收入的目的。建议实行累进税率。
　　5.税收信息不对称和税务行政协调木力。由于目前尚不具备实行综合所得税的基础，个人所得税采用源泉课征，实行分类所得税的办法，这种办法只有在纳税人具有明确的收入源泉，且支付报酬单位的财务核算制度比较健全，愿意同税收机关配合时才能有效。但现实中个人收入来源日益复杂，负有源泉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由于种种原因往往站在纳税人一边，税务机关缺乏切实、有效的控管办法。建议在推行金融实名制的基础上，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逐步推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合理确定累进税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二）未开征社会保障税和的问题。税收作为再分配收入的手段，其效力不及转移支付，而社会保障税，一向被认为是给转移支付筹集必要资金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障税、遗产和赠予税及个人所得税。1996年OECD国家上述税种占税收总额的比重高达60％以上，而这三个税种，有两个我们至今尚未开征。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来源于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数额十分有限，缺口巨大，财政“补缺”的压力很大。科学的社会保障税制度，一般具有双项调节功能，一是对整个社会而言，能实现收入由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横向转移，二是对个人而言，能实现其收入的纵向转移。因此，开征社会保障税，能使税收成为全方位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工具。为此，政府应该尽快转变职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用社会保障税作为资金来源主渠道。
　　与此同时，作为对个人课征的一种直接税，遗产税与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人分配上目标一致，是对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有效补充，建议在充分论证其可操作性的情况下制定措施，尽快出台。
　　（三）农民税负过重的问题。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农村的各税种基本上是按人头分摊，实质上是一种定额税，具有累退性，加上收费种类繁多，且不规范，标准不一，造成税负不公，贫者承担高税，富者承担低税，使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总体税收负担过重，是城镇居民税收负担的9倍，造成城乡之间收入拉大。因此，建议推行“费税合一、统一计征”为主要内容的“费改税”改革，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严格农业税费的征管，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力度，从源头上控制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四）在税收征管上，要重点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我国当前收入状况的不公突出表现在非法收人的分配上，尤其是纳税人逃税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已极大地扭曲了收入分配（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逃税而损失的财政收人不低于1500亿元）。因此，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措施，重点应放在整顿税收秩序，强化税收征管，打击逃漏税行为。
　　按法理上讲，执法机关对逃税行为的查获率愈高，制裁措施愈严厉，逃税发生的可能性就愈小，也就是说，罚款比率要比检查概率更为有效，在多查的同时更应重罚。笔者认为，目前对纳税人的检查在采取普查制度的同时贯穿抽查办法，对有逃税行为的纳税人应予以重罚，最好采用比率罚款，并提高罚款比率，这样会有利于减少逃税。检查和重罚都需要有效执法来实现。针对目前我们在执法方面的漏洞，除了加强对税务工作者的税法教育、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外，还要加强宣传，增强公民税收法律意识，更重要的是杜绝以权代法以及行政干预办税人员执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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